第3版()
专栏：
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
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优秀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
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 张秀山
自从党的二中全会以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坚决地贯彻了二中全会的精神，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中央和东北局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三年来东北的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今年将超过一九四三年伪满最高工业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农业生产总值今年将超过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国营贸易和合作社的零售额今年将占社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四。这些成绩的获得，和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积极地培养提拔和调配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是分不开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八九页）所以，当东北全境解放，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指出了挑选和调配干部的严重意义，并且预见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干部问题将是个最大的困难。为了坚决贯彻二中全会决议，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东北党的组织有计划地调配和培养了大批经济干部。据现在不完全的统计，三年来东北经济部门的干部增加了将及六倍，这就是保证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估计到当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干部不足的困难将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接受过去的经验，更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优秀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这将是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尚未总结出完整的经验，这里仅提出个人的几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从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老的领导骨干派到经济部门去当经理、厂长，这是对搞好生产和培养干部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由于被原封不动接收过来的旧企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好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以改变企业的面貌；就必须派遣政治上坚强的能掌握党的政策的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九年初，紧接着抽调了一万八千干部随大军进关南下之后，虽然老干部已很缺乏，而新干部又未大批生长起来，但经过高岗同志亲自动员和布置，东北局仍然坚决地从各种工作岗位抽调了大批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前的省、县级老干部派到经济部门去担任经理、厂长等领导工作。曾经有人认为：老干部不懂得技术，不能当厂长，必须依靠旧的人员来领导工厂。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批老干部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做过经济工作，尤其是不懂技术；但是他们认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并且又具备相当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经验，因此经过努力学习，便逐渐学会了管理企业。目前他们已成为党的经济战线上的优秀的领导骨干。虽然也有个别计较个人利益的，在分配工作时愿到工厂不愿到矿山，愿在大城市不愿到偏僻地区，愿在南满不愿到北满，愿搞行政管理工作不愿搞党的工作或群众工作；在到达工作岗位后，有的又闹地位、待遇；还有的中途要求改行，遇难而退；但这些现象，由于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特别是高岗同志针对当时干部思想做了“荣誉是属于谁的”报告之后，大体上被克服了。目前这部分老干部由于已学会了企业管理，进一步积极要求学习技术，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今后应有计划地送他们入大学和专科学校，从技术理论方面来提高他们；另外也要注意克服个别人由于有了管理企业的经验而滋长着的自满情绪。
二、大量提拔德才兼备的新干部，特别是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三年来我们除了给经济部门调配了大批干部而外，还要求各经济部门本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方针，大量提拔新干部，特别是提拔工人干部。三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人干部就培养和提拔了八万四千余名。他们都是在各种运动和生产当中的积极分子，政治进步，工作热情，并且懂得生产技术，有实际操作经验，能联系群众；缺点是文化和技术理论水平低。现在这批干部大部分都已成为企业的中下层领导干部，这是一批很大的力量。
大量提拔干部的关键在于打破保守思想，并要十分重视各种运动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有人认为：工人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不能当干部；有人片面强调新干部资历浅、能力差、经验少、年纪轻，提拔后怕影响别人的情绪，因而不敢大胆提拔；还有人藉口“太突出”、“不习惯”，虽然工作需要，干部也能胜任，但不敢打破惯例越级提拔，因而提拔一个科长非要经过三等科员、二等科员、一等科员、代理副科长、副科长、代理科长、科长六个阶段，所有这些保守思想必须坚决予以批判。
提拔干部要大胆，同时又要细致，防止草率马虎和赶任务、滥竽充数的现象。提拔干部必须坚决掌握德才兼备的标准。毛主席说过：“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八九、四九○页）毛主席的这段话，严格地批判了片面强调干部的技术和文化条件而不重视政治条件，不从阶级本质去了解和考察干部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曾经有人认为：“商业工作离开商人就不行。”因而在国营商店里面引用了一些资本家和旧商人，并且认为其中一些人是“模范干部”，结果这些人里勾外连，盗窃国家资财，借国营商店扩大自己的买卖。这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挑选干部的恶果。还有的单位录用人员时实行铺保制，甚至对党组织所派去的党员干部，也非要铺保不可。由于这种铺保制度，结果“保”进来不少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坐探和反革命分子。这种资产阶级的制度，必须坚决取缔。还有的人竟曲解党的干部政策，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是没有的”，因此主张：“有才无德搞行政，有德无才搞党群。”这显然也是错误的。还有的人在提拔干部时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只要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加审查随便任用，因而给了坏分子以可钻之隙。“三反”运动中揭发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些错误做法，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今后挑选和提拔干部一定要分清敌我和好坏的界限，对所要提拔的对象要用阶级观点加以分析。特别由于经济部门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敌人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时刻伺隙钻入，以便进行破坏；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也在设法派进坐探盗窃国家资财，因此我们必须严加警惕，注意经济部门的纯洁。今后用人必须经过一定部门的审查批准，禁止不经审查而任用私人和不经过组织介绍而滥行招聘的错误做法。
挑选和提拔干部，还必须注意：要在实际工作中对提拔对象进行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考察，并有计划地加以培养。最好是建立积极分子名单和干部后备名单制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上下结合地了解和考察干部，即先由领导考察并制订提拔的名单，再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根据上下所了解的材料进一步做全面的审查。但要防止错误地采用群众评选和保送的办法，以免使领导被动，难于处理。新提拔的干部要经过短时期的训练，组织他们学习党的经济政策，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并批判“三反”后某些干部不愿管钱管物、不愿做经济工作、怕“沾包”和不敢负责等错误思想。在工作中要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们学会做工作。
此外，要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技术和文化的教育。办好具有正规学制的业余的政治训练班、夜党校、技术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使每一个经济干部都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并且在若干年内都提高到专门学校毕业的程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工人干部，由于他们受技术理论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被提拔后除少数的可以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外，大部分只能在行政管理方面担任普通工作或者股长和车间主任等。在技术工作方面，一般的只能担任初级技术职务，如进一步担负更重要的领导工作，便有困难。因此，除了必须加强他们业余的技术理论和文化政治教育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送他们到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和速成中学去提高技术理论和文化水平，然后再送入大学和专科学校去深造，以培养工人阶级的生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我们并不是需要随便一种工业指挥人材和工程技术人材。我们所需要的是能了解我国工人阶级底政策，能领会这个政策，并决意诚恳把它实现起来的那种人材。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走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工人阶级应当造就它自己的生产技术智识界，即能维护它这个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的生产技术智识界。”（“列宁主义问题”第四五九页）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更多地投资创办培养工人干部的文化和技术学校，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训练网的组织，并鼓励各厂矿派更多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去学习，解除其怕增加成本的顾虑。
三、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和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三年来中央陆续派来的大学毕业生及东北的各个大学、专科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所毕业的学生，在东北各经济部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批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作热情，有朝气，积极钻研技术，经过了实际锻炼和向工人学习，已成为企业的中下级技术干部。但他们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许多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较浓厚，尚须从加强政治学习中进一步改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现有的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是非常不足的。据初步估计，东北区五年内仅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技术人员需要比现有的人数增加一倍半。这不仅在数量上是相当巨大的，而且今后厂矿是在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技术干部也必须是完全掌握了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因此，除了对现有的技术干部要求加强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对于个别少数学用不一致的加以调整，合理地使用，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外，还要切实办好东北的各大学、专科学校和技术学校，大量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
根据目前东北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状况来看，必须注意提高教学质量，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改变学校技术教育和厂矿实际技术需要不相一致的现象，以适应今后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加强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决做好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加强学校中党和团的工作。为此，必须切实合理地调整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院系，以集中力量，搞好教学；要适当地加强和充实学校的干部；为了保证学生的来源，还必须加强中等学校的教育，改变目前中学生不足的状况。
四、团结改造和适当地使用旧的技术人员和职员。这部分人有的是接收企业时留用的，有的是从各地招聘来的，一般表现都是好的；但成分上良莠不齐，而且有一部分人的思想问题也较复杂，有着浓厚的崇美思想和不问政治倾向，搞宗派，闹待遇，轻视劳动，个别的甚至公开宣称是“为人民币服务”，“按酬付劳”。但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央和东北局历次发布的关于教育改造旧的技术人员和职员的指示，再加以经过民主改革、创造新纪录运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以及此次“三反”运动，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改造好思想，才能发挥技术的作用。现在大部分人积极要求学习政治和努力从事工作。还有一小部分人需要继续加强思想改造。对于这批旧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团结和改造工作，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教育，不能只是消极地从生活上照顾和无原则的迁就。东北工业部采取开办政治训练班的办法，轮训了一千多人，收效很好。另外要在实际工作中展开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他们深入现场，接近广大工人群众，使技术理论和工人劳动经验相结合，教育他们重视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造其旧的落后的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认真贯彻执行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责条例，教育工人尊重他们的技术指导，使他们有职有权，以提高其责任心和积极性。事实证明，这批旧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只要团结好改造好，是能发挥其一定作用的。
五、为了适应长期的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必须实行干部专业化的方针。高岗同志一九五零年三月在东北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实行全党干部‘专业化’”的方针以来，我们首先对经济部门的干部采取了“有进无出”的原则，除个别的不适于作经济工作的外，一般的不使改行。这对干部和工作的提高上都有很大好处。因为“建设工作乃是长期的永远的，因之每个干部必须钻研一种专长，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一点，过去不可能，今天已有充分的条件，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了。”（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要批判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对实行“专业化”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实行专业化，就没有发展前途了”。这显然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们不了解：实行专业化就是要“全党干部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同前）只有学好一种专门本领才能为党多做些工作，才能在事业上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另外一种思想是：“既实行专业化，我这部门的干部就不能向外调了。”这是错误的本位主义思想。目前的干部数量不足，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党的决定下，统一调配干部是必需的。如此次“三反”后干部的统一调整以及又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到经济部门去就是很好的例证。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贯彻执行干部专业化的方针，鼓励干部安于一门，学会一种专长，为党的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干部的统一管理和集中地以及有重点地使用，解决了干部不足的困难，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土地改革时的一万二千干部下乡，一九四九年初的一万八千干部随大军进关南下以及二中全会后大批干部的转入经济建设，都说明了：为了保证党在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就必须实行干部的统一管理和集中使用，特别是由于干部缺乏，而到处由于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干部，因此就更需要统一调配干部和有重点地使用干部。
为了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三年来东北党的组织把干部的配备重点放在经济部门。为了恢复工业生产，其中主要又是把大量的优秀干部派到工业部门去，尤其是派到重工业部门去，派到管理生产的部门去。现在东北工农业的生产已完全恢复，并开始了有重点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因此，今后干部的配备重点，也必须转移到基本建设部门，这是无庸置疑的。由于干部的集中使用和有重点地使用，在干部不足的情况下，会影响到有些部门的干部配备不齐，发生叫苦的现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解决的。相反的，当有的部门的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以致影响提高其工作效率时，还必须加以调整，把多余的干部调到最需要干部的部门去。如东北区银行，除所属的工厂、学校和保险公司外，共有二万七千多人，经过整编清洗了一部分坏分子和不起作用的冗员，集中训练了三千余人做为后备力量，又调出八千人派到工矿、贸易等企业部门及教育部门，这不仅增强了这些部门的干部力量，而且也提高了银行的工作效率。最近东北党的组织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给基本建设部门、工矿、贸易部门调配了一万一千余名干部。这都说明：只有严格地实行干部的统一管理，才能保证有计划地把干部调配到重点部门去，也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发展。
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了，东北目前已经开始了有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必须有大量的干部和技工。预计今后五年间工业生产职工要增加百分之八十，基本建设职工增加百分之九十，运输职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林业职工增加百分之五十点六，农业部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须增加十二点六倍，此外贸易、合作、金融人员需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其中技术人员需增加一点五倍。这就是严重的困难所在。斯大林同志说过：“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现时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将有人数众多的优良干部，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不会有这种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列宁主义问题”第六五一、六五二页）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积极地克服困难，为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优秀的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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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行小学五年一贯制时学校行政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北京市六个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的经验
屠忠顺
一九五二年秋季将开始推行小学五年一贯制，这里我想仅就北京市六个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的经验，举出学校行政上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以供各地小学实施五年一贯制时的参考。
第一、必须注意思想领导。
北京市在实验小学五年一贯制时，大多数的教师都感觉这个任务是光荣的，都乐于接受这一任务。但一般对这一任务认识不足，没有把它和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小学五年一贯制的实施，是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体现，因而把它看成是实验班几个教师的工作，看成是少数几个人的光荣。加上有些学校行政方面，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摸清教师思想，从而抓紧思想领导，致使有些学校，就没有把它变成学校所有成员集体的任务，没有发动集体的力量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次北京市的实验工作，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学校行政注意了思想领导的，工作就顺利些，反之，困难就多些。比如北京市第六区第一中心小学，自开办实验班后一个长时间内，学校行政上没有对实验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教师虽然努力，但也只是个别的努力，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其他的教师虽想对实验班予以帮助，也感觉无从下手。而实验班教师钻研所得到的教学和生活指导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引起其它各班的注意，并对各班发生应有的影响。可是北京市第三区第二中心小学，因为开始时校长和教导主任就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接受这一任务后，他们就在全体教师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动员，再三说明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课程改革的重要。校长陈君平同志并把他在老解放区所看到的农民子女普遍获得顺利升学机会的事实告诉大家，给全体教师很大的鼓舞，使每个教师对这一工作都有一种光荣的责任感。以后又经过启发、酝酿，党和青年团小组的讨论，通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民主方法，慎重地选择了有教学才干和教学经验的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公布这些教师的名单的时候，又举行了全体教师大会，当选的教师在大会上提出了保证，通过许多人的发言，对全体教师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使大家都感到这一工作的光荣，同时也巩固了当选教师的热情和责任感。这样，全校个个教师都不会对实验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参加实验工作的教师也不会感到孤单，缺乏勇气。
当实验工作开始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组织了包括北京市文教局、六个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的实验工作委员会及语文、算术教材编选委员会。又曾召集关于低年级儿童生活指导问题的座谈会，并聘请苏联专家举行两周一次的小学教育讲座。到了第二学期，又发动六校联合组织各科教学研究组，把实验班教师广泛地组织起来，推动他们有组织地相互学习，有组织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做，对研究、解决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教师们建立了对这一工作的信心。
小学五年一贯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时，因为各级行政领导缺乏经验，教师思想准备不够，教学大纲还未颁发，教学方法、生活指导等方面也都还有许多问题须待研究，这就可能影响教师们的信心。但北京市六个小学的实验经验，可以证明上述的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北京市六个小学开始实验时，困难也是很多的，但经过努力，所有的困难基本上都克服了，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建立高度的信心，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坚决依靠群众，利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注意思想领导，那末，任何的困难都能克服，任何问题都能解决的。
第二、应当注意选择、培养教师，并尽可能实行班主任跟班走的制度。
根据北京市六个小学实验班的经验，选择教师，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政治水平。除去应注意政治条件外，还应当分别选取具有低、中、高年级的教学经验的教师，使之根据已有经验，相互帮助。但最初的一班，最好选择各方面都比较优良的教师，以之作为某一地某一校的重点，为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培养、提高教师，领导教师学习，必须政治、业务、文化三者同时并重，而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主要关键，并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而且必须随时批判教师中的单纯重视业务而不问政治的观点。因为教师中如果存在有这样的观点，就容易造成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脱离群众、互相不团结的现象；不仅不能提高业务，不能很好地尽到人民教师应尽的责任，并将使这些旧思想、坏作风对同事对儿童都留下不良的影响。
班主任跟班走问题，目前可能有些人还表示犹疑，或者感觉有困难。实际上它不仅是一个行得通的制度，而且是一个完全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优良的教学制度。它使教师真正能做到对儿童全面负责，使儿童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北京市六个小学实验班的经验，对这一点给了有力的证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的教导主任汪琪同志说：
“实验班的教师，对他们班上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点都摸得很熟，因此能够认真地设法帮助孩子们克服缺点，并培养孩子们优良的性格，这都是实行班主任跟班走的制度的好处。”我们肯定地说，班主任跟班走的制度，是我们将来的小学教学制度的方向，是一定要实行的。因此，教师们应当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不要把自己限于只能教某一年级或某两个年级的功课，使业务水平老提不高。班主任跟班走的制度，还可以避免教师们对学生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以为自己只能教孩子们一两年，以后他们的发展如何，可以不闻不问。
有些地区小学教师的质量比较低，在实行班主任跟班走的教学制度时，可能有些困难。但只要学校行政上抓紧时间，有计划地领导教师进行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教师的质量是可以提高的。至于认为几年不换教师，一个教师的缺点可能影响儿童，这种顾虑，只要加强政治学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问题也是完全有可能解决的。自然，在教师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班主任跟班走的教学制度可以暂缓施行；但必须肯定这是一种优良的制度，一定要向这方面努力。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集中全国的优秀教师和专家们在编制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也保证要在两年内完成语文、算术两种课本。其余各科教材亦在组织力量设法解决。加上全国各大城市在实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工作方面，对新的教学方法提供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种准备，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有利于推行这一新学制的条件。全国小学教师同志们，我们应该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来迎接小学学制的改革，并以百倍的信心促其顺利地实现。我们深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办法创造出更多的更宝贵的经验，战胜困难，完成祖国付托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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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合县人民法院院长何斌及南京市人民法院审判员晏嗣平
包庇反革命罪犯应受严厉惩处
革命烈士家属张在祥、韩秀英写信提出控诉
编者按：革命烈士家属张在祥、韩秀英写给苏北日报和南京新华日报的信，充分地暴露出某些在人民法院中窃据要职的坏分子利用职权地位打击革命人民，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这些司法人员完全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人民的敌人！在司法改革运动中，这类坏分子必须得到应得的惩罚和处理，以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张在祥给苏北日报的信编辑同志：
听说人民法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我非常高兴。现在我要控诉六合县人民法院院长何斌包庇反革命的罪行。苏北日报是人民的报纸，要求你们给我撑腰。
我是六合县马集区马鞍乡人。父亲张寿安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就做村农贷委员。因为他工作积极，本村封建恶霸任学潮非常仇恨他。那年六月，六合县城刚被国民党匪军占领，“还乡团”（反动地主武装）还没有“还乡”的时候，任学潮就跑到六合城去，要求匪乡长葛祥惠回乡逮捕我父亲。果然，十天后葛祥惠还乡时，就把我父亲抓去了。父亲所受的苦刑是一言难尽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敌人面前不屈服，夜里乘敌人不备，夺过枪来打伤看押他的匪保长陈秉全、胡家骅等三人，逃跑出来。任学潮贼心不死，立即到处打听我父亲的下落。第二天，我父亲又被捉回去。任学潮跑到六合城和葛祥惠商量好，便把我父亲绑在马鞍山的电话杆上，活活地给火热的太阳晒了两天，再用枪打死。打死以后，还不允许我家去收尸。结果，尸首给狗拖吃了，连一根骨头都没有收到。打死我父亲不算，他们又把我家抢得光光的。我的哥哥张在刚也被抓去关了一百多天，我也被抓去吊打了几天。
一九五○年春天，经我们要求，乡政府把任学潮逮捕送区法办。可是，县人民法院院长何斌听信任学潮女人一面之词，反批评我说：“无故抓人，实属妨害人权，违犯法纪。”并把我传到县里审问。幸得区、乡干部多次给我证明，才没有办我的罪。但何斌只判任学潮六个月徒刑，又提早四个月释放。我问何斌为什么不重办任学潮，他说：“任学潮没当国民党大官，怎好杀你父亲呢？人家坚决不承认有什么办法？必须葛祥惠到堂对质才行。”编辑同志，葛祥惠在当时还没落网，也不知他跑到那里去了，怎能找葛祥惠来对质呢？何斌不是故意埋没我的冤仇吗？
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给我们人民惩办了很多反革命罪犯。葛祥惠在这时被人民公安机关逮捕了。我又到人民法院告状。区、乡干部也多次要求惩办凶手。六合县人民法院才把任学潮传去，判处他十五年徒刑，判处葛祥惠死刑。
编辑同志，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何斌判处任学潮十五年徒刑就是改正错误了。从第二次的判决书上，我看出何斌根本就不是和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上。他说任学潮和我家有“宿仇”，就是说，有很多的私仇。杀害我父亲是“挟嫌报复”。似乎说，我父亲过去得罪过任学潮，任学潮杀害我父亲并没有政治问题。你看何斌还有一点人民司法干部的味道吗？他竟能把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说成民事纠纷。他并说过：“任学潮当时之意图，虽非将张寿安陷害致死……”这不就等于闭起眼睛说胡话吗？任学潮从告密直到杀死我的父亲，是全部参加的，而且是个主谋犯。怎能说没有陷害致死的意图呢？难道一定要亲手杀死我父亲，才算有意图的吗？何斌更无耻地对我说：“要不是你父亲打伤人家三个人，人家是不会杀他的。”编辑同志，当时我真要气死了。根据何斌的说法，我们的干部被捕后，和敌人斗争是错误的！是自己找死的！应该闭起眼睛等死或者是跪地求饶！敌人杀死我们英勇斗争的干部也是合情合理的！怪不得何斌对我们这样大的血仇，不关痛痒，毫不在乎。而人民刚逮捕了凶手，他就大惊大怒，坐卧不安。这样的人，究竟是为人民办事的呢？还是在帮助敌人呢？
我要告诉你们，何斌包庇反革命是有来由的。他过去就是顽伪分子，早就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做过蒋匪团长。后被我们争取过来，又叛变了。一九四四年左右又被争取过来，在工作中假装进步，暗地却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他的贪污腐化、颠倒是非的罪行真是太多了。单包庇反革命分子就有二十多次。希你们迅速派人来调查。
最后，我认为，何斌是不配当我们人民法院的院长的。必须把他赶出人民法院的大门。并要求人民政府依法办他的罪。
六合县马集区马鞍乡农民 张在祥
韩秀英给南京新华日报的信编辑同志：
在报纸上看到人民法院要开展反对旧法观点及旧司法作风的学习运动，我非常拥护。我从亲身的体验中，感到某些司法人员由于存在着极浓厚的旧法观点，在处理案件时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现在我来揭发本市人民法院司法人员晏嗣平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的罪恶行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曾向人民法院控告反革命分子李松山杀害我的丈夫、共产党员邓定海的事实。李松山是蒋匪下关区党部宣传委员，任职时，指使十三个区分部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又是红帮哥老会头子，在他手下的徒众有千余人，在下关一带横行霸道，罪恶滔天。自一九一三年起，即长期在和记洋行当工头，依仗英帝国主义势力，百般欺压工人。后来，他又担任伪卫戍司令部侦探队长，伙同四十多个爪牙，打入工人内部，破坏工会组织，并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工人的正义行动。经他陷害而被逮捕和牺牲的共产党员及爱国工人，有十七人。其中任爕涛、宋如海、赵子华等八个共产党员就义于雨花台，我的丈夫邓定海也是其中的一个。邓定海于一九二九年在和记洋行做工，他领导和团结着工人兄弟组织了工会，和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李松山为着讨好他的外国主子，就百般设法陷害他。一九三○年四月三日和记洋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未成，全体工人举行大罢工，李松山即伙同徒众千余人，手持大刀、铁棍等凶器，迫使工人复工。当时打伤工人二十余人，并声言要把邓定海打死推下江去。邓定海被迫逃到汉口。以后李松山又伙同他的结拜兄弟余锡昆（伪卫戍司令部的侦探长）在上海、汉口布置侦察工作。不久邓定海就在汉口被捕，解到南京。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亲爱的丈夫、优秀的共产党员邓定海便在敌人的屠刀下就义于雨花台。临就义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革命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成功后你给我报仇，我没有白死，你不要伤心。”家里人得到这一噩耗，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公公出家当了和尚，婆婆悲愤上吊而死。剩下我和一个月的孤儿，藏身庙中，吃尽苦头。二十年来，我将仇恨埋在心里，盼望着解放，盼望着和反革命分子李松山清算血债。谁知解放后，我向人民法院控告血债累累的李松山时，李松山却在审判员晏嗣平的包庇下被释放了。事实经过是这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由江北来南京，叫我的哥哥韩向荣写了一个状子给公安六分局，控告李松山的罪行。不久公安六分局即将李松山逮捕，转交法院处理。到了法院以后，好久未得回音。我们跑去问了好几次，好容易才开庭讯问。审判员晏嗣平见到我开头就说：“这事已经二十年了，时间太久，和记洋行是否还有呢？”我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的新华日报给他看，那上面登有和记洋行职工在解放前的英勇斗争事迹与和记洋行工会成立的消息。他看了后也不说什么，随即讯问李松山。讯问时，对待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竟和颜悦色，毫无仇恨的表情。李松山则百般狡赖，对过去的罪行一概不承认，把自己说成是“老实商人”，说我们诬告他。第一庭的审问毫无结果，我心里感到真不是味道。这以后，晏嗣平曾下去调查过一次，可是他不在下关群众中去调查，却去和李松山的结拜兄弟俞永法交谈。第二次讯问时，晏嗣平对我说：“你说的不对头，邓定海是在汉口被捕的。”我又将李松山的罪行详细的说了一遍，他说：“你找证明人，证明人要多才行。”我心想，这不是故意为难吗？二十年了，人都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那能找那么多证明人呢？而况李松山的罪行在下关一带是谁都知道的，只要法院认真地调查一下就好弄明白的。后来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找到在一九三○年参加罢工的和记洋行工人徐云路和亲眼看见李松山行凶的孙清山二人来作证。可是审判员晏嗣平一见到这两个证人，就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捏造。如果胡说乱道，就要判七年以上的徒刑。”证人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才来作证。”我看到这种情况，又把李松山的罪行叙述了一些。晏嗣平不耐烦地说：“你不要说下去了，再说把你关起来。”我看到他这样态度，听到这样的话，伤心透了，眼泪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我是个烈属，我控告杀害我丈夫的反革命分子还犯法吗？此案一共讯问了六、七次，一直分不清是非。晏嗣平对待我们声色俱厉，对待反革命分子李松山却心平气和，简直就没有一点人民审判员的气味。他的身子虽然坐在人民法庭里，他的行动却是在为反动统治者服务。有一次我去问他案子为何不迅速处理时，他竟问我：“你和他有什么私仇？你诬告他吧？”我听到这话气得哭起来，他蛮横地说：“滚出去，不要在这里哭。”这种行为和反动统治者还有什么两样？一九五○年一月里有一天，审判员晏嗣平突然将我哥哥韩向荣叫了去，告诉我哥哥说：“李松山年纪大了，现在他又有病，我们无法处理，已经把他开释了，你们的事到地方上去找个和解人吧，你们向他要个适当条件。”并再三叮嘱说：“你们要的条件也不能太高。”这是什么话？对待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工人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晏嗣平为什么这样体贴入微呢？我当时听到这样的消息，气愤极了，但没有任何办法。直到去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李松山才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于六月十七日执行枪决。
目前，人民法院正进行改革工作，我把这件事揭露出来，让大家公断。我认为审判员晏嗣平完全不配做人民的审判员。让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司法工作，人民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烈属 韩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