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后备军——民兵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资料组
民兵和人民自卫队，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群众的武装组织，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特殊产物，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现形式之一。它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早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就建立了赤卫队等组织。这些群众武装对于配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对于扩大红军和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多次围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战胜日本侵略者和消灭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军的斗争中，民兵、自卫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的后备力量，作了重大的贡献。这支武装力量由抗日战争时期的二百二十万人，发展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五百五十万人，现在更成为遍布全国大陆的××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的助手。
抗日战争时期中的民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民兵建设当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作建军计划的重要部分，把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作为三位一体的军事组织。各级党委、各个军区抽调了许多优秀干部参加民兵建设工作；人民政府用各种方法提高民兵的政治地位，奖励民兵英雄，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军队则抽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发给民兵，并帮助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因之，在解放区，民兵和自卫队的组织，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减租减息、民主建政等群众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这些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了自己的小队长、分队长和中队长等，并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关——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领导之下，村设中队、区设大队、县设总队，统一指挥，统一调遣，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体系。
民兵的武器，在开始只有土枪、土炮和红缨枪，少数人使用着由军队所拨给的一些手榴弹和步枪。当他们运用这些武器取得胜利之后，就积极创造和添置各种武器。有的捐款购置，有的设厂自造。因此，手榴弹、地雷、石雷、磁雷、一响毛瑟、废弹壳改装的步枪子弹等，在许多地区大量增加。他们就用这些很坏的武器和有着近代化装备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用以夺取敌人的新式武器，武装自己。因之，在抗日战争的中期，他们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武器：日造的三八式步枪、驳壳枪和轻机关枪。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兵和自卫队：
“每一村的进口处有便衣民兵守卫着，他们带着各种各式的缴获的日本武器，从汤姆枪到手榴弹，各种各样的当地武器，从前膛炮发射的地雷到红缨枪。当任何人走近时，村人、常常是妇女或儿童，或在放羊或在纺线，挡住了路，要看路条。
“如有任何延迟，游击队马上从邻近的茅草房子或是树丛后面出现了。路条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个个人都得拿出路条来，无论是穿军衣或不穿的。”这位美国记者写道：
“如果敌人移动，最近村子里的人们马上就得到驻在日本驻屯的大门口的骑马侦探的报告。警钟响了，人民把粮食收藏起来，躲避到山里去，民兵去敷设地雷，和布置好圈套。消息以简单的方法，如烽火、或打下山顶上的旗杆之类传到别的村子去。”又写道：
“军队和民兵允许日本人进入到某种距离，然后敬以一连串的埋伏和临时性的包围。”（见“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第二一○——二一二页。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华北新华书店版）应当提到，民兵最使敌人害怕的东西，还是广泛巧妙地使用着的地雷。敌人一踏入解放区，就如陷入雷阵一样，进退两难，坐卧不安，随处都有死亡的危险。
为了对付日本强盗的“三光政策”，民兵领导着村民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柴草和一切不常用的东西都转移出去或埋藏起来。老百姓只准备一付挑篮，一头是捆好的简单的行李，一头是锅、碗、盆、杓和少许食粮。一有敌情，人们便挑起担子转移；民兵就配合军队在村庄附近和敌人进行战斗，阻止敌人前进，掩护大家安全转移。每当春耕秋收、敌人四出掠夺时，民兵就配合军队日夜袭击敌人，掩护群众进行春耕和秋收，使敌人准备抢粮用的大车、驮骡，常常只能载着自己的死尸和伤兵回去。
民兵还经常学习军队所用的办法，对敌人进行政治战，从精神上打击和瓦解敌伪人员，镇压敌探奸细活动，摧毁伪政权。对于敌伪人员，有的进行劝说，有的暗地监视，有的公开惩办，使其脱离伪政权或在实际上为我工作。
敌后的交通战，主要是民兵和群众来担任的。一九四○年秋，在我军发动的有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一个地区就有三十五万群众参加了破路斗争。一九四二年，仅晋西北的民兵就收割了敌人一万多斤电线，毁围墙四十多座，烧桥梁二十多座。一九四三年一月，山东滨海区的民兵武装和人民群众，为了策应沂蒙区的反“扫荡”战，曾在北起九曲店、南迄重兴、西自沙墩、东至郭家湾，绵延二百里的临（沂）诸（城）公路上展开连续四天的万人大破击。在民兵的掩护下，男女老幼拿起铁锹、铲子、锄头，破路、烧桥、毁岗楼、平围墙、割电线。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各地民兵、自卫队和人民群众还改造了地形。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八尺、深约丈许的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在这里不能行进，但“道沟”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群众称之为“抗日道沟”。一九四三年，冀南各地进一步把地形加以改造。虽然很熟悉当地地形的人也常为新的地形所迷惑。苏北盐阜一带开展了挖沟打坝运动，使平原地带村村相连，沟沟相通。水网地带则层层封锁，使敌人的汽艇不能行驶。冀中、冀南等地更开展了地道斗争，在地下挖成约高四尺、宽三尺的地道，村和村通，乡和乡通，甚至县和县通，几百里的幅员可以不出地面，自由转移，形成一种地下交通网。地道中有许多隐蔽的出入口，有大小不同的掩体，有许多曲折部，有许多岔路、通气口和简单的防毒设备。在出入口又置有巧妙的掩蔽物，并设陷坑，出入口的左右上下埋设地雷，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太行等山区，民兵也率领群众在山沟里开辟了山连山的地道式的窑洞。这些巨大的工程，都是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的创造。
民兵采取了高度分散的作战方法，来消耗敌人。他们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漫山漫野，出没无定，随时随地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打击敌人，使敌人陷于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境地。遇见强大的敌人，他们就暂时分散和隐蔽起来，机动灵活地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大家称这种战斗方式为“麻雀战”。杀伤敌人的更重要的手段是地雷，是步枪和地雷的结合：敌人不踏上地雷就用步枪打，使敌人慌乱，或被逼到雷阵和雷群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等民兵英雄李勇和他的小组，曾以枪雷结合的战术，在一次反“扫荡”战中毙伤敌、伪军三百六十四名，炸毁敌人汽车二十五辆。
一九四三年以后，民兵组织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而更加扩大，并因进一步受到了战争的锻炼而更加坚强。民兵从日寇手中缴获了更多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以更多的战斗经验丰富了自己。他们不但能够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扫荡”，而且能够主动地攻击敌人，围困敌人，拔除敌人的据点，扩大根据地。他们不仅能够配合军队打击敌人，而且能够在暂时无主力部队的情况下独当一面地坚持战斗。这样就使得军队作战更加机动，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更加增多。
这一时期，各地民兵实行的联防作战，比较前一时期的高度分散的“麻雀战”和各自保卫村庄的斗争形式更加提高了。所谓联防作战，就是根据自然地形和战斗的需要，由数村民兵共同订立联防公约，一村有事，数村增援，合力围击敌人。晋绥根据地岚县的民兵英雄翟白小，联合了许多村的民兵，建立起一条长达八十华里的联防警戒线，密布哨兵，情报灵通。敌伪来犯，便会受到无数民兵四面八方的攻击。一九四四年六月，五百多个敌伪军订出七天的“扫荡”计划，大举进犯，被这联合作战的民兵打得昏头昏脑，刚刚“扫荡”两天，便狼狈回窜。像这样的或者比这更坚强的联防组织，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里是很多的。
在这一时期内，解放区腹心地区的民兵为了支持边沿地区民兵的斗争，组成了临时脱离生产的“轮战队”、“武工队”等，轮番不断地开赴接敌边沿地区，配合当地民兵主动地向敌人展开军事的或政治的攻势，围困敌人据点，使敌人不敢走出据点一步；或是配合正规军拔除敌人据点，扩大根据地。据一九四三年不完全的统计，民兵配合军队或单独围困的敌人据点，在晋绥军区八分区有芝兰、岔口等据点；在太行山区有武乡县蟠龙镇等据点；太岳山区有沁源、阎寨等据点；在北岳区有西南升等据点；在淮北有徐州东南的叶坊、长圩子等据点；在鲁中南有白山、垛庄等据点。
民兵的地雷战，也由爆炸防御转到爆炸进攻。民兵们说：“我们的地雷要会走路，跑到敌人据点附近去爆炸。”
一九四四年，太岳区民兵围困沁源城的斗争中，曾以五千颗地雷布置了许多雷阵、雷群、雷网，使敌人不敢出城一步，使敌人九百四十条性命丧失在地雷爆炸声中，最后弃城而逃。
民兵采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的结果，创造了可观的战绩。仅以一九四三年的材料统计，山东军区的民兵一年中作战八千八百五十二次，毙伤俘敌伪六千八百○九名；北岳区的某一个分区的民兵，一年中作战三百九十六次，毙伤俘敌伪三百八十名，其中炸死敌酋井手大佐一名；太行区民兵一年内作战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次，毙伤俘敌伪一千一百三十二名；晋西北民兵在一九四三年半年中（四月至九月）作战一千二百○八次，毙伤俘敌伪六百六十五名。此外，冀中、冀鲁豫、冀南、太岳、华中、华南等地区的民兵也获得巨大战果。大体估计，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各解放区民兵毙伤俘日伪当不下五万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出兵东北，迅速消灭了日本侵华精锐关东军一百万，日本当局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勾结日伪，唆使日伪军拒绝向我解放区军民缴械，因此，民兵又大规模参军参战，随同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反攻作战中去。民兵一方面配合正规军收复失地，一方面还要还击来自背后的国民党匪军的攻击。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和久经锻炼的民兵，终于打败了敌人，获得了胜利。
在反攻作战中，民兵在“轮战队”、“武工队”的基础上，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涌上反攻的战场。他们担负救护伤员，看押俘虏，封锁要隘，构筑工事，战场警戒，佯攻，牵制，围困等战斗任务，配合正规军收复敌人的外围据点，直逼交通要道和各大城市。
太行山区的民兵，在几个月的反攻作战中，参战人数达四十五万之众（包括自卫队）。他们除配合军队收复了临城、襄垣、峰峰、观台等城镇以外，还单独作战六百六十六次，毙伤俘日伪军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太岳山区的民兵，在两个月的反攻作战中，整营整团参战的民兵远征队即达一万五千人以上（自卫队及零散参战的民兵不在内）。除配合正规军收复了平陆、夏县等许多城镇外，并单独获得很大战绩。仅十个县的统计，即毙伤俘敌伪正、副师长以下官兵约两千人。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民兵和人民自卫队自始至终和军队一起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对于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大作用。毛主席说：“这个军队（按指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与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一切青年，壮年，甚至老年的男人与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与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及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之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论联合政府”）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民兵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兵创造了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加光辉的史迹。
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蒋管区的暗无天日的惨象以及蒋匪军向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形成尖锐的对比，这激发了广大人民和民兵对敌的高度仇恨和战斗精神。广大的民兵在参战中显示了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由于蒋匪军的疯狂进攻和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执行运动歼灭战的方针，民兵和自卫队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仍是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解放区。但是，这时他们已经不但可以分散作战，消耗敌人，而且可以比较集中地作战、成批地歼灭敌人。在太岳山区一个不大的地区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年中，民兵即毙伤俘匪军达一万一千人以上。
民兵对于固守据点的蒋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爆炸攻势和更加有力的封锁围困。太行山区和太岳山区的民兵，在战术上创造了“爆炸联防”、“飞行爆炸”、“封锁围困”、“雷阵”、“雷网”、“陷马坑”等，使蒋匪军处于草木皆兵、乱石皆雷的困境。
民兵对付由据点内出扰我方村庄的敌人的方法，是让他们“好进难出”。联防战斗更加坚强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驻安阳（今平原省属）城的匪军四个营，分六路向我腹地进攻。进至岗西一带，即陷入我当地民兵的雷阵之中。匪军顿时大乱，狼狈回窜。而预先布置好的民兵，这时又从四面八方打来。匪军虽然退了出去，但伤亡达五十一人。
民兵在无主力军队配合的时候，歼灭小股的敌人，拔除据点，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不是少见的事情了。太行山区修武县（今平原省属）刘怀松所领导的民兵，曾化装匪军深入敌区，一枪未发即全部俘掳了在匪军一排掩护下的卫生队人员四十四名。汤阴民兵在少数游击队配合之下，一个半小时歼灭了上庄据点的匪军一个小队，毙敌五名，俘敌十一名。太岳山区平陆民兵于黄河水面击沉敌船，歼灭伪县政府武装七十余人。山西介休县民兵英雄张锡满战斗队在仙台战斗中，一次歼敌一个连
（一百一十人），俘获全部人枪。
以上是几种主要的战斗方法。此外，民兵还以
“掏心战”、“鹰抓兔”、“恐吓战”等战术，到处捕捉敌伪零散人员或重要官员，造成敌人的极端恐怖状态。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在反攻中，民兵更大规模地投入了战斗。
参战的民兵，已经不是分散的小型组织，而是有了和军队组织大体相同的编制，从连到团都有指挥机构。这种民兵队伍有的叫作“子弟兵团”，有的叫作“基干团”或“野战民兵团”。像这样的民兵团，山东曾有五十个，太岳山区有三十六个，太行山、吕梁山以及各个解放区，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团。他们轮番出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参加各个较大的战役。
自卫队的参战组织更为庞大，往往是几万或几十万人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也有着小队、分队、中队甚至大队、总队的编制及指挥机关。在统一指挥之下，他们担负转运弹药粮食，抢救、抬运伤员以及帮助战士构筑工事等各种战争勤务。他们往往是自报奋勇，争相参加战勤，因此在完成各项任务时，都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与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一支人民群众大军，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作战的每一个战场和各个较大的战役中，如东北的辽沈战役、锦州战役，华东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战役中，都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参加本区范围内的许多大小战役，而且作数千里的远距离参战，时间有的长达一年。如山东民兵所组成的子弟兵团曾随军参战到达福建；山西民兵所组成的“野战团”或“基干团”，曾经西至甘肃凉州，北至绥远、内蒙，南至黄河以南伏牛山区；河北民兵的远征部队曾北至察北地区，南至黄河南岸；陕西陇东的民兵曾配合人民解放军远征宁夏、甘肃、四川各地。其参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距离之远，为空前未有。他们不仅担负着运送粮弹、抢修铁路、掩护交通、抢救伤员等战争勤务，而且也担负着解送战俘、捕捉散匪、战场警戒等战斗任务，积极帮助部队歼灭敌人。
在反攻作战中，民兵除了大批远征参战之外，由于主力部队开赴反攻前线，后方主力部队较少，留在后方的民兵和自卫队，还担负了包围、封锁敌人的孤立据点，镇压残匪和特务等巩固后方的重大任务。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兵自卫队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大批地参加人民解放军。很多地区的民兵，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之下，常常和他们的指挥员一起，大批集体入伍。民兵入伍后，只需经过短期的训练，就可以开赴前线作战，并在战斗中，在老战士的积极帮助之下，迅速地提高了战斗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民兵制度已规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制度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这就给民兵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发展方向。
三年以来，民兵已在全国日益普遍地建立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统一的组织，统一的制度，并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爱国丰产等群众运动中，飞速发展成为××万的大军了（自卫队未统计在内）。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协同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公安部队，担负起剿灭残匪、保卫海防、边防、保卫土地改革的进行、保卫生产建设、镇压反革命活动等光荣的任务，成为维护革命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力量之一。
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以来，不断侵犯我祖国的领海、领空，全国人民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所激愤，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东北民兵，一方面志愿组织抗美援朝担架队、运输队等开赴朝鲜前线，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另一方面又加强戒备，日夜守卫着江防及祖国的边疆，准备打击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祖国边境的侵略者。其他各地的民兵，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成千成万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在后方的民兵也加倍地巩固了后方的治安。
现在，民兵组织正在继续发展，在实现普遍民兵制度之后，民兵将有更大的发展。同时他们正严密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积极加强训练，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
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群众武装，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将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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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题材、真实的形象
——电影“苏沃洛夫大元帅”观后
王朝闻
苏沃洛夫是俄国十八世纪伟大的统帅，天才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他个人的生活和军事生涯分不开，七十岁的悠长岁月，除了儿童时期以外，就一直和士兵生活在一起，“爱护祖国，为了祖国的光荣而战……”，给祖国建立了许多战功。苏里柯夫的名画“苏沃洛夫横越阿尔卑斯山”，就是描写他如何把军队从毁灭的边沿带出来，插入敌军的背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战绩的。他的不朽的遗教，以经典性的军事著作“致胜科学”为代表，直到今天，仍然是永远不可战胜的苏联人民的宝贵遗产。
自称为“士兵”的这一英明的指挥员，他待下级如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或兄长，士兵们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爱他。当过十长，一直生活在士兵之中的这一位最高统帅，非常熟悉士兵的品质、特长和志愿，而且自己也具备着他的士兵那种热爱祖国、自信、骁勇、敏捷、心地纯洁以及无羁的特点。他多次受伤，鄙弃舒适和温存的生活，看不惯朝廷的俗气，只有军队是他所爱慕的环境。然而苏沃洛夫究竟是一个受过优异教养（包括文艺的教养）的将军，因而他又不同于当时一般士兵。照“兵士兼统帅”（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作者皮加列夫）所介绍，他受他所尊敬的彼得大帝以及古罗马的凯撒大将等等名将的影响，他综合了前辈和导师的优点，特别是战场的实践，发展了前辈的军事学原理，发展了军事领导和指挥的艺术，形成比士兵更高的预见、果断、坚韧……诸特征。
苏沃洛夫的高贵品质和性格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在给保罗一世的信上。这封信是他所规定的“英雄的典范”，也是概括地说明了他自己的特点。为了便于了解这样一位英雄，请读者容许我抄录该信的一段译文。
“我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英雄，是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浮；服从上司而不卑躬屈节，身为长官而不刚愎自用；胜而不骄；喜功而不自炫；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刚强而不执拗；谦虚而不装假；认真而不迂腐；活泼而不轻浮；学识完备而无糟粕成分；对人客气而不口蜜腹剑；明达而不狡黠；直爽而不幼稚；待人和霭而不隐讳；为人效劳而不贪图私利；作事坚决而毫不犹豫；谨慎思索而不卖弄机智；反对嫉妒心理，反对私仇观念，宽仁待敌而使敌慑服，忠信待友而使友爱戴；为锻炼身体而劬劳不倦；知耻而自制；以宗教为道德法典，以伟人德行为立身模范；诚恳为怀，鄙弃虚伪；存心直爽，反对阴险；只和正人君子来往；名誉廉耻是其个人财产；深获皇上和士卒爱护，备受信任；无论会战时或行军时，万事再三权衡，深思熟虑，而全听上帝支配；决不为一时机会所惑，而力求支配环境，始终均按其洞瞩无遗规则动作。”（摘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兵士兼统帅”）作为一个统帅、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要在放映近两小时的电影里，形象地表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工作。然而电影“苏沃洛夫大元帅”，从他成熟的老年开始，扼要地同时又是异常鲜明而真实可信地刻画了这一伟大的人物。特别可贵的是：如同苏沃洛夫的军事原理具体表现在作战中一样，电影是从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行动及其影响的描写，具体地表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及其他，而不是依靠他本人的演说以及任何抽象的说明。这不是说，它是有了主题，从而寻求一些可有可无的枝节，妄加粉饰的所谓“形象化”；而是编剧、导演、演员认真研究苏沃洛夫的传记及有关的材料，透彻地了解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从而创造了个性鲜明的形象，因而其军事思想之类能够通过具有个性特征的行动表现出来。
看过这一影片的人，不会忘记他和沙皇保罗正面冲突这一场十分动人的事件。他应召进宫，为了保卫祖国安全，愿意接受艰巨的统帅任务。然而，由于保罗盲目抄袭普鲁士军事制度，用军棍代替启发士兵们的自信心和自豪心的教育原理，用无生命的机械、弹簧来看待士兵，而且把苏沃洛夫的荣誉和机械、弹簧联系在一起，要他指挥他们作战，因而引起他的严正抗议：
“是机械……是弹簧，也就是木偶了！木偶手里不论拿着战刀，或枪刺，反正还是个木偶。率领这样的军队，不用说是我，就是比我强的，也打不了胜仗。……我能指挥活人，而不是弹簧。”
当那一位神经质的皇上暴怒地斥责他“胡说”，而且强辩地认为“普鲁士腓特力的军队有着无限光荣”时，苏沃洛夫毫不退却地嘲笑道：
“启奏陛下，我是俄国人，我无需乎赶腓特力的尾巴。若是在战场上交锋打垮了他，才赶呢！”〔注〕
仅仅从这点摘引的谈话里，也可以体会到苏沃洛夫那种自豪、从容、镇静、无畏、机敏、严峻、幽默的性格特征。就语言本身而论，它新颖、简练、明了而富于暗示性，充满不可抵抗的力量，也显示着不被宫庭习气所拘束，具有士兵语言那种放荡不羁的特色。如果可以认为这一场谈话也相同于一场战斗，那么，这一些性格化的语言，不仅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果敢地向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军事制度进攻，显示着他和保罗意见的分歧，也表现了他抓住敌人要害，在敌人最少防备时给予突然袭击的制胜敌人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把苏沃洛夫的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和真实，他的特殊的见解才能够更显得分明。
形象真实的这一部片子，几乎可以说，从头到尾都能够把观众带进电影里去，很少使人意识着自己在欣赏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故事。比如说：苏沃洛夫对待立功的军官和士兵的奖励，对待失职者的斥责和惩罚；对信使健康的关心（赠衣）；对法国俘虏的宽大（退剑）；敏锐地感到奥国已经叛变；警惕奥国叛变后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公爵巴格拉奇昂规定艰巨的战斗任务，不作妨碍创造性的战术部署；在阿尔卑斯山上被包围的紧急情况中，断然决定冲出险境；不顾无谓的仪表，用军官皮带束木架桥；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带头冲锋；……这许多情节，不仅都体现着他的“致胜科学”的原理和“英雄典范”的主张，而且这些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情节，都是很动人的。
这一部电影里，苏沃洛夫的性格是描写得很鲜明的。当他在士兵群众期待中出场，第一次与电影观众见面，这个头发全白然而精力充沛的将军，就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当他在不同情况下处理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其语言、行动，都可以作为“英雄典范”中所提到的那些优点的具体解释。而“英雄典范”中没有提倡的幽默和讽刺，却是很突出地被表现为他的性格之一面。而这些幽默和讽刺的描写，确切，恰到好处。
苏联罗沙里在“历史传记片”（刊在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论苏联电影”）一文中简略地提到：电影“苏沃洛夫大元帅”的排演过程中曾经遇到若干重大的困难。人们对苏沃洛夫的特殊的怪癖发生很大的兴趣——他的传记家们甚至当代的人们还常常杜撰着这种怪癖，因而很容易使这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形象流于怪诞。而电影中所创造的这一位伟大人物的形象，却没有使其个性的伟大之点被这些怪癖所冲淡和蒙蔽。
这当然不是说，只能用庄严甚至呆板的形象来描写这一具有特殊性格的巨人，不是说可以任意舍弃他那幽默感和惯于讽刺的才能。而是说，任何幽默和讽刺的描写，必须是这样：不损害苏沃洛夫的伟大，而是为了有利于描写他的伟大。
在电影里，事实是这样：不论是和他的青年战士说笑话逗嘴，不论是讽刺升官很快的朝中奸党，不论是在皇帝保罗面前装肚子疼，甚至于向老狗说话，都和他那伟大的人格有关。即令是说自己要去做和尚，也不是为引起观众发笑而卖弄廉价的趣味。正相反，这是为了刻画英雄的痛苦，象征其才能不被重视和无从发挥。
很容易引人发笑的一个细节，是他向御侍深深行一个鞠躬礼的不庄重的行动。当别人告诉他这不过是一个御侍时，他对自己的行动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
“知道，亲爱的，知道。所以才给他行礼。今天是御侍下人，明天就是男爵！”
这就正好表现了这一位对国家有功而被皇帝嫉视的英雄，对宫庭中那些“脚下的红皮鞋底，往往胜过头上的脑筋”（苏沃洛夫语，录自“兵士兼统帅”）、骗取地位的显官们的鄙视和憎恨的具体表现。这不是轻松的嘲笑，而是对丑角们所使用的一种尖锐的方式。电影艺术家在描写苏沃洛夫施用讽刺的时候，即使运用着想像、夸张，也不忽视他本人的本质特征——是非分明，抓住应该讽刺的主要对象。
苏沃洛夫的讽刺才能，在电影中主要是用语言来表现的。举例来说，当他用急行军穿过森林，迅速解决了华沙外围的战斗之后，友军却还缓慢地在中途行军。对于这支不把战场当战场，而把战场当做卡秦练兵场的机械遵守行军规程的友军，苏沃洛夫向该友军的信使公开嘲笑。
“嘿！可是到底跟谁交战呢？是啊，波兰阵地已经没有了……你自己看，有么？那有哇？
“难道是我们的错误？没等你们，我们把敌人打垮了。
“这可怎么办呢，上帝啊！我们是不是该退却，再和你们的将军，重新攻打这阵地呢？……”
这些用正经态度说出来的意味深长的讽刺话，同时也就是苏沃洛夫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解决具体问题的性格的间接描写。
苏沃洛夫的性格特征，当然不只表现在讽刺和幽默的谈话上；他的外形——姿态及一切细节，都具有显示性格的重要作用。为了完整地而不是破碎地刻画这一人物，一切场面、动作、语言都是互相连贯着，不容割裂的。但是与他的外形互相连贯的语言形式，不论是语气、节奏、声调、音色和字句结构，都和性格描写有关。这部片子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握得住苏沃洛夫本人那种急风、奔流一样有力的语言结构。这些语言结构，都有跳动的特色。举例来说，当他和保罗冲突，被逐出宫，向爱他的士兵们从容地激动地叫的口号：“伊兹美尔，光荣！华沙，光荣！波尔塔瓦，光荣！光荣呵！”这一些跳动的短句，给人一种枪弹迸发的印象。正如“兵士兼统帅”一书所介绍，苏沃洛夫多采的语言，没有松懈散漫的缺点；这和他那生龙活虎一样的性格有关（即令某些文句不合文法，不过由于他的笔跟不上迅速前进的思绪）。”
苏沃洛夫的性格，不仅是直接从他的谈话和行动描写来表现。其他，敌人如何恨他怕他，群众如何爱戴他，就其客观影响看来，那些情节也就具有他的性格描写的意义。例如老兵布拉唐向农民讲述如何攻克伊兹美尔要塞的故事，也就是对苏沃洛夫的间接描写。虽然布拉唐把苏沃洛夫神化了，这些包括着部分神话的讲述中，却揭示着伟大的元帅的本质。
“就连城墙也看得透”，“他只一瞪眼，敌人就倒了，吓死了”。
这些说法似乎是很无稽的，但它和苏沃洛夫的特征吻合。认真了解具体情况，深思熟虑，因而培养起来的洞察力和预见，不怕任何困难与危险，因而形成慑服敌人的威力，正是苏沃洛夫特征的一个方面。
不论是苏沃洛夫的性格，不论是他的军事思想、战斗艺术、军事教育方针，在这一部片子中都得到了具体的真实可信的描写和申述。电影艺术家虽然没有板着面孔说教，观众在欣赏苏沃洛夫和其他人物的形象时，获得了应该如何与不应该如何战斗、为人、学习的教益。由于形象的真实和生动，由于感动重于知道，这种教益也就更深刻。假如说，电影艺术家不是独创地描写苏沃洛夫被迫退休时他的士兵那种特殊的依恋（这是十分动人的一场），那就不能真实地表现苏沃洛夫部队的上下级关系，不能使观众与剧中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也不会比苏沃洛夫“慈爱要超过严格……”等等领导理论更有说服力。
从四十年烽火考验中积累了超越前辈的战斗知识因而写成了不朽的“致胜科学”的苏沃洛夫，他必然在各种行动中流露出作为一个兵士兼统帅的品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并非面对苏沃洛夫本人，而是在看电影。要能够使观众在看电影时不感觉演员在演戏，不是在听化装的军事学讲演，而是让我们似乎看到活的苏沃洛夫，那就只有依靠艺术家认真的辛勤的劳动。
为了真实地刻画这一伟大人物的性格，电影艺术家不仅熟悉材料，而且充分研究过材料。也充分研究了他的语言和姿态、外形的关系。这部片子的导演普多夫金，在他的论文“电影中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电影艺术参考资料”第三号）中，提到这一电影的创作问题，并作了独创性的论述。他不仅研究了苏沃洛夫语言本身的特征，而且通过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了他的性格，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充分运用想像，从而创造了有灵魂的表情丰富的外形。他认为，苏沃洛夫本人的语言，例如“给自己选择一个英雄模范吧！跟随着他！追上他！赶过他！光荣是属于你的！”和他生动有力的姿式分不开，可以明显地感到，他的思想、感情与行为间的距离很短。……由此可见：这部片子的成功，和有才能而且认真的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分不开。事实是：只有形象首先活在艺术家的想像里，然后才能够活在电影观众的眼里和心里。如同“夏伯阳”等等优秀的电影，这部“苏沃洛夫大元帅”让观众看到活的历史人物，因而观众感谢辛勤劳动的电影艺术家。
“苏沃洛夫大元帅”是一部有趣而有益的中译电影片，如果没有看这部电影，是一种学习上的损失。
〔注〕据格黎高里也夫的叙述（见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亚力山大·苏沃洛夫”），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王腓特力大败于俄军。苏沃洛夫担任主攻部队的参谋长。如同剧本“苏沃洛夫元帅”（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序幕中所描写，他和俄军曾经直捣柏林。电影中这一句讽刺性的台词，包含着鄙视腓特力的事实根据。
第3版()
专栏：
荣获冠军的华北军区棒球队
谢丁
在“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上屡战屡胜、荣获冠军的华北军区棒球队，除了其中有一个排长和一个副排长之外，都是连队的班长和战士。他们原来是分散在某团各个连队里的。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领导上号召开展棒球体育运动。因为棒球对锻炼体力、视力，培养正规军人勇敢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迅速果决的判断力和配合协同等方面有特殊的作用，而且这是一种可以同时吸收几十个人参加的很有意义的集体游戏，可以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当时青年战士们热烈地响应了上级的号召，在自己的连队里组织起棒球队，每天游戏时间到操场上去练习。
这些青年战士大都是刚扔下锄头参军的农民，完全没有见过棒球。而棒球有严格的规则，需要精确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一种球艺。他们刚学打棒球时不熟练，往往被球打得鼻青眼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撞肿了手或跌破了腿。当时部队经费还困难，打球的用具也很少。但这一切困难都没有阻挡住青年战士们前进。没有球，他们就用线来缠成球；或者里面用棉花外面缝上猪皮当球打；棒子是用木棍削成的；手套、胸衣、面罩和护膝是用旧炮衣改做的。他们整天地练，球很快地打烂了。有的战士就牺牲睡眠时间来缝补。棒球队队长陈春兰在当初练球时，手指总是肿得粗粗的。现在已经成为最优秀球员之一的姜梦喜，已经记不清练滑垒时大腿和臂肘被擦破过几次了。青年战士们以战斗的精神来练习，许多人都很快地成了优秀的棒球队员。
一九四九年年底，团的领导上为了提高广大战士的兴趣，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更广泛地推动这个有益的运动，举行了全团棒球队观摩比赛大会。会后在各连选出十五名优秀的球手，组成团的棒球队。团里请了专家来训练他们，规定他们在每天游戏时间集合起来练球，后来并专门把他们调集到一个连里，并分配他们到各个连队去指导教练。这十五个人当中，有七位共产党员，五位青年团员，其中四个是在战斗中立过功劳的。他们如同接受了作战任务一样，都订了公约，并向党、团提出保证进行勤学苦练。一年之后，他们练成了一个优秀的棒球队，培养了自己百发百中的投球手邹国忠、龚廷清，和出色的接球手姜梦喜和张舒悫。一九五○年十月，这个年青的棒球队首次参加了北京市举行的体育大会，和军人组的五个棒球队比赛时得到了优胜。为了推动全军开展棒球运动，他们又在去年“五四”全军篮排球比赛大会上，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表演。今年，他们以一个团的棒球队光荣地代表华北军区参加全军“八一”体育运动大会，并荣获冠军。
这个光荣的棒球队，由于他们的示范作用和亲自到各个部队去推广教练的结果，对华北部队普遍开展棒球运动有很大贡献。在一九四九年和他们同时成立的棒球队，全华北军区只有三个，而现在每个团都有棒球队了。而在他们团里，每个连队甚至有两个棒球队，而且一般说都打得很好。棒球已经成为广大战士最爱好的一种体育活动了。
开展棒球体育运动对于正规军人来说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使战士们锻炼坚强的体格和敏捷的动作。这个棒球班，战士们都喊他们为“大力士班”。有一次修礼堂，沉重的大石条四个人搬不动，他们两个队员就能抬起来飞跑。这“大力士班”还能以最迅速的动作来拆装武器。在学文化方面，由于他们精力充沛，成绩都是优良的。今年，这个棒球队里就产生了四个学习模范。正如棒球队长陈春兰在全军比赛荣获冠军之后所说：“我们不是单纯好玩，也不是为了争夺锦标，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在我们的肩上担负着光荣的使命。我们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无敌的勇士，保卫我们最可爱的祖国，保卫我们人民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