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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陈劭先
在十五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七七”抗战，经过了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打垮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饮水思源，应该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都是不可想像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蒋介石匪帮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乘隙步步进迫，蒋匪帮便节节退让，接二连三地订下了很多像“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条约。在这个严重的阶段，我们看见蒋匪帮祸国殃民的措施，更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同时，也更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发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我们看来，这真是一个挽救民族危机的福音。而蒋匪帮还不觉悟，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主张，更进一步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向红军进攻。张、杨不服，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才将蒋匪释放。当蒋介石被扣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杀蒋匪的一人，蒋匪被释了，我颇引以为憾。后来才认识到这是我的错误想法。由于国内和平实现，到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一起，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从此就发动了。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长驱直入，一些人对战争前途认识不清，产生了“速胜论”、“唯武器论”“亡国论”等错误思想。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一书，指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这本书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思想领导起了极大的作用，鼓舞了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勇气和信心。
蒋匪帮参加抗战既然是被迫的，他看到群众起来抗日，恐怕要危及他的统治，便害怕群众，竟至取消救亡团体。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蒋匪帮对抗战更加消极，逃到重庆去坐观成败，阴谋假手日本军队去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然而真正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发展了。而蒋匪帮执行反动政策的结果，他的军队日益腐化了削弱了，湘桂战役不战而溃，连抗战的后方——华南也沦陷于敌手。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口号和主张成为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基础和奋斗目标。它领导着全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斗，共产党员更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成为群众的模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投降的阴谋，最后在伟大的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共产党不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并且领导中国人民保住了胜利的果实。抗战胜利以后，躲在重庆的蒋介石匪帮飞出来了，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要吞食人民胜利的果实。美帝国主义也就乘机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不但中国人民胜利的果实要失去，中国还要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现在美帝国主义还妄图利用台湾一小撮的蒋介石残匪来和中国人民为敌，同时更疯狂地重新武装日本，并指使蒋介石残余匪帮勾结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阀、政客，共同来反对中国人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早已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打垮过美、蒋反动派，何况今天的情形和从前绝不相同，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了，中苏两国已经结成了钢铁一般的同盟，日本人民也已经空前地觉悟了，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为民族独立进行英勇的斗争；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保卫和平。现在已经不是强盗们横行霸道的时代了。我们今天纪念“七七”抗战的十五周年，更加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热烈地参加增产节约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并加强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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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作毛主席的一个忠实战士
程悦长
编者按：王玉胡同志所作“坚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一文发表后，广大读者都为程悦长师长的坚苦朴素作风所感动。西安群众日报特约程悦长师长写了一篇文章，以说明他的坚苦朴素作风是如何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形成和保持下来的。现在把它转载在这里。程悦长师长已于本年三月升任某军军长。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得来的，是千千万万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们，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克服人间罕见的重重困难，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所以，坚苦朴素的作风，应该是每个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高贵品质。
王玉胡同志写我的坚苦朴素作风，我实在不敢当。自己越思考，越觉得还很不够。我受了党和人民二十三年的耐心培养教育，祖国人民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我那一点成绩实在算不了什么。坚苦朴素是革命军人应该具有的品质，不值得表扬。再说全国胜利后，严格地检讨起来，我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这些影响没有作坚决的斗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高贵品质来衡量，尤其是作为一个负责的党员和军人，我是感到很惭愧的。有些同志从关内回来说，关内组织上对干部照顾得如何好，每天一盒烟，有时还发零用钱。另外有一个干部从某军回来说：“我们一个师级干部还不如人家一个团级干部。人家真像个首长，你们太不像了。”这些说法，当时我是反对的；但是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由反对变为同情，有时竟利用职权来满足这些人的错误的要求。同时，我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疆两年以来，在生产中，由于我缺乏调查研究，没有很好地深入部队督促检查，对军区建设意图领会很差，去年机械地执行了生产八小时制，造成了生产建设上不应有的损失。又如自己所领导的机关，有一些人员有贪污行为，自己从前未发觉，这充分地表现了责任心不强。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共有九口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我大哥（共产党员）、二哥均被国民党杀了，家里的房子被烧毁，我母亲被迫逃到外甥家里。那时，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母亲常教导我说：“你记住你哥哥和村里几个叔叔怎样死的，你要报仇！”一九二九年游击队和红军会合了，并正式改编为红军。从此，我正式成了一个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战士。一九三七年，因“双十
二”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红军改为
“八路军”，打的旗子，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袖章，都改换了。当时，我把这事写信告诉母亲。因信上没有写得十分清楚，母亲来信质问我：“你们原来是红军，为什么打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并再三嘱咐着：“要记住，你们的心是红的！”母亲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增强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和战斗意志。
二十三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由战士被提升到现职。我自己亲身体会到：革命战士的品质，是伟大的、可爱的。他们生活最艰苦，最朴素，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忠心耿耿，冲锋陷阵，出死入生。他们进入新疆后，放下背包，就开始了伟大的祖国边疆建设。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上，没有木材，用苇子搭起房子解决了自己的住宿问题；没有鞋子，用牛皮做成窝子代替，打着赤脚拿起砍土工具便开荒；没有烧的柴火，就换油页岩来烧；吃不上菜，就喝盐水。在剿匪过程中，部队通过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三昼夜全无饮水，战士们昏倒了爬起来再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士喝马血、马尿解渴。终于战胜了这样艰苦的环境，渡过了戈壁，歼灭了敌人。战士们的这种英雄气概，和他们所创造的英雄奇迹，不断地教育着我。
更其重要的，是在多年的工作中，许多党中央负责同志坚苦朴素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给我非常深刻的教育。记得一九四○年我回延安学习时，徐立清政委叫我同他去看朱总司令。我们三个人一同到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坪去时，我在路上想，朱总司令的房子一定好一些；可是我走进去一看，他住的是普通窑洞，屋里只摆着四个小凳子，自己穿的是粗布棉衣，戴的是毡子做的帽子。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指挥着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同时直接指挥我们消灭进犯的胡宗南匪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当我们把胡匪一二三旅消灭以后，毛主席亲自骑着马来到前线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坚决消灭敌人。记得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太行区，一次刘伯承司令员来我团检查工作。当时我们炒了三个菜招待他。刘伯承司令员教导我们说：“这些菜都是战士们的菜金买的，战士们天天起来练兵打仗，最辛苦；我们不应该吃得这样好。以后我来时，不要另外准备菜，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新疆军区王震司令员，他的生活也是非常朴素的，他穿的和普通战士一样。他除了领取国家供给标准所规定的东西外，从来不多向公家领取一点东西。王震司令员亲自到各部队检查工作，他总是耐心地从各方面说服教育我们。党的培养教育，伟大人民领袖和各级首长的感召，英雄战士的坚苦朴素的高贵品德，都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经常想：他们这样坚苦奋斗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人民吗？因此，我认为要求享受，那就是对不起毛主席和我们的首长及全体指战员。尤其每当我遇到某些问题想不通时，我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本书上，刘少奇同志教导我们：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与别人计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
这样，就使得我更加增强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信心。
伟大的“三反”运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有力的整军整党运动，并成为建设强大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重要关键。“三反”斗争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领会和认识了祖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长期的、艰苦的。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今天的胜利“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今后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粉碎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坚苦奋斗、英勇善战、顽强钻研业务的作风，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和个人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滋长。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很低，今后决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领导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钻研业务，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总之，我要继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愿意永远作毛主席的一个忠实战士。 （原载七月一日西安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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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
苏联真理报社论
去年年底“真理报”发表过一篇通讯，报道关于联共（布）党唐波夫省委员会机关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的事实。通讯里特别说到这一点：那些批评蓬达尔区党工作中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的来信，在省委会里边搁置了很长一个时间以后，又被存进档案库里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唐波夫省委会通知“真理报”编辑部说，他们在审核所有寄给省委或是市委、区委的来信和申诉书时，已采取了消除缺点的必要办法。
看起来，仿佛批评已起了作用，而情况也将根本好转似的；但就在不久以前，编辑部曾接到一封信。来信者——党员狄比金同志，唐波夫省蓬达尔区葛什村七年制学校的教师—写道：
“当时我曾在‘真理报’上读过关于我省省委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员来信的那篇通讯，也读过关于他们已采取消除这种缺点的办法的那段消息。如今我必须声明，省委的答复只是为了形式上敷衍敷衍而已。省委工作人员一向就难得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区委改进各初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我们这里的党员是相当多的，然而我们就是极少碰头，有时党也开开会，但在这些仅有的会议上所提出讨论的，也仅仅是些经济上的问题。至于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党的教育方面，都被略而不谈。关于这一切，党区委都知道得很清楚。各位区委书记，党、工会及共青团组织部主任，他们来过我们村里何止一次，可就是没有一位曾经做些什么来改进党的工作，也没有一位曾经在集体农民们面前作过一次政治报告。在我们这里以及在省委方面的党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缺点，我全知道。关于这一方面的信号，目前仍向那边源源不绝而去。但澄清局面的工作，却至今犹付阙如。而这就叫做——省委‘已采取消除缺点的必要办法……’！”
“真理报”访员就地检查过蓬达尔区的事实情况，证实了来信者批评意见的正确。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
首先说明，唐波夫省委是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的，说明他们在承认批评的正确之后，并没有接着采取具体的办法来消除缺点。舍此，就没有话可以解释下面的事实了：蓬达尔区的党工作，至今仍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之下，而向省委那边源源不绝地发去的关于这方面的信号，却又一去无音讯，全达不到目的。
共产党教养干部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务使人人乐意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斯大林同志教导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的发展规律，是克服一切种种阻碍我们胜利前进的抱残守缺思想、衰老垂死现象的决定性手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广泛开展，辉煌地体现着苏维埃制度的民主精神，体现着苏维埃人民——自己国家的全权主人翁和新生活创造者高度的政治觉悟。
地方党组织所担负任务的顺利完成，必不可缺地有赖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帮助消除缺点，可以帮助改进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工作。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在竭力提高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水平时，都是广泛地运用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于自己的实践活动上的，都是细心地倾听着群众的声音、倾听着他们正确的批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并把这些建议付诸实施的。
可是，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的事实，今天却仍然还有。
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是带原则性的和切合实际的批评，它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简单的确认或承认缺点，而是揭露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并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消除它。口头上承认批评的正确，而实际上并不采取办法来消除或此或彼的恶劣现象，这种工作人员是在走错误的邪路。因之，他们实行迷惑舆论，使那些遭受批评的缺点有机会滋长起来。单是口头上承认批评的正确，而并不用消除缺点的斗争来确证这种承认，那实际上还是一种变相的压制批评。正确地、布尔什维克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地对待批评——这意思就是不仅仅要承认缺点，而且——这一点是主要的——还要从实践上消除缺点，不再重复缺点。言行合一，决议和执行一致，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作风的杰出特色。
每一点正确的批评意见，不管是来自会上或是报上，受批评的组织和领导人都必须持以极郑重关心的态度，并须采取纠正的具体办法。党教导我们，对待缺点必须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必须迅速实行纠正，并且以后绝不再重复。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义务不是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是规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像我们常有的现象似的；而是以诚恳磊落的态度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以诚恳磊落的态度拟定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是以诚恳磊落的态度实行纠正这些错误。”
任何一种批评言论，只有当联系这种批评而采取的决定，像任何其他决定一样，由具体的行动、由合理组织的执行程度的检查来确证它的时候，才能达到目的并产生最大的效果。背离这个原则会有怎样的结果，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曾经严厉批评党、工会及共青团组织部工作中的缺点，但批评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会议过后，情况也就毫无改变。只有等到报上发表了有关上述及其他缺点的通讯以后，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这才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列举了一系列改进机关工作的办法。然而，决议并没有得到组织工作的确证。这从“真理报”前几天才接到的、党彼特罗查沃德斯克市委书记拉左夫同志的来信中，可以明白看出来：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进。他们照旧很少关心党市委和区委的活动内容，照旧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帮助，他们的工作只局限于搜集各种情况资料。
布尔什维克的实事求是精神，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这意思就是善于把既经开头的事情贯彻到底，就是善于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确证既经采取的决定。好的决议——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头。要使它产生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把它的执行组织起来。
没有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心，就不可能有对工作成就的真正关心。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可以迅速消除缺点和错误，而且还可以防止工作人员自满自傲情绪的危险性。斯大林同志再三警告说，不是盛气凌人，而是虚怀若谷才是布尔什维克的美德；任何一位领导人，不管他是在哪一个职位上，都无非是人民的公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传统，不是别的，就是领导者同群众经常的联系，就是乐意向群众学习并乐意纠正由劳动人民所指出的缺点。
要贯彻执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就必须克服对它所取的形式主义态度，并和所有妨碍它开展的人们作坚决斗争，保护一切积极提出健康批评的人们免受迫害，务使正确的批评者感觉到自己后面是有集体的组织力量在支持着的。党教导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他坚持真理，如果他的言行符合党的理想、符合党的号召、符合党的决议、符合党的指示，那么，任便哪一个人和任便哪一件事，也休想把他推开正途。
地方党组织的任务，也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养我们的干部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去全心全意严格遵守国家的利益，全心全意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待缺点，对待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落后的旧事物。
（王济庚译自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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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毛泽东选集”哈萨克文单行本出版后，受到天山白杨沟游牧区哈萨克牧民的热烈欢迎。哈萨克文的“毛泽东选集”单行本，包括毛主席早期作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四篇文章。
记者在六月十四日傍晚访问白杨沟时，正碰见二十多个哈萨克族男女围坐在草地上。他们正在静听读报组组长、小学教员穆海矣朗读毛主席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所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们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和他的深刻生动的论述，表示衷心的崇敬和爱戴。牧民们说，三十多年来，毛主席一直为人民想办法，为人民操心。当读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后，牧民们就进行讨论。他们一致赞扬人民政府的干部，大家说，毛主席的干部随时都关心人民的利益；并举出中国共产党迪化南山区委会书记郭震的例子。他常常到牧民的帐篷里，亲切地询问牧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商量发展牧畜的办法。乡妇女代表苞露克亚引证毛主席“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的话说：“这一带的哈萨克族妇女，过去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可是在毛主席的教育下，今年全部参加了修渠工程。互助组的运输有困难，妇女就参加背粪施肥等工作。由于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胜利。”
第二天，记者又访问了六个牧民帐篷的牧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们还读过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所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所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他们谈到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英明领导，同时想到解放后他们的幸福生活时，就十分激动。他们过去都是贫苦的牧民。一九五零年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畜牧外开始兼种了一些土地；一九五一年又组织了生产互助组，互助牧放牛羊，以便腾出人力，扩大耕地面积。这一年，他们基本上解决了全年的食粮问题。解放后牧区的土产价格较解放前也提高了三倍至五倍；滞销的羊毛、羊肠已经打开了销路。他们在解放后不到三年间，牧畜增加了三四倍。其中增加最突出的是迪化县畜牧生产模范、互助组组长哈森，他在一九四九年还只有一匹马和十二只羊，现在他已有五十八只羊，两头牛和两匹马了。哈森在回忆他过去的痛苦生活时说：“整整两年，全家人没有喝过茶，因为买一块砖茶要换去一只羊。”现在，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大大地变了样。今年，他们几乎家家男女都缝了一身新衣服。六十八岁的老牧民斯哈可江说：“解放前用一个羊换来的布，还不够做一身衣服。今年只卖了一只羊，全家大小六口人都穿上一套新衣服了。”哈色木拜说：“解放前，我住的房子是三根木棍一片破毡，今年制了一顶‘哈萨克围’了。”
牧民们说，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幸福的生活。他们都要求读报组能多读毛主席的著作。读报组根据牧民们的要求，决定在一个月内在其他一百三十六顶帐篷中普遍读讲一次“毛泽东选集”。实施民族政策的光辉范例——介绍苏联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石云子苏联吉洪·塞摩希金著杨立平译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里泰到山里去”是一部很好的苏联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苏联少数民族（朱基族，聚居在苏联东北角朱可兹克半岛上），怎样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作者以丰富的情感告诉读者：十月革命后，朱基族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帮助下，怎样驱逐了美帝国主义势力，清除了民族内部的公敌；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朱基族人民又是怎样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从而获得了整个民族的彻底解放。
从这部小说里读者能够深刻地、具体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教育意义。这部小说生动地告诉了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掌握什么样的政治原则才能做好工作？工作中遇到困难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才能解决？少数民族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这本小说不是搬弄什么教条来教训读者，它是拿生动的事实来说话的。作者运用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和事实，细腻地说明了民族问题，说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它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也是常常遇到或者是可能遇到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谁都会首先感到棘手的，是不懂当地的文字和语言。到苏联朱可兹克半岛去开辟工作的苏联政府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第一个到达半岛的朱可夫，在出发以前就做了准备。他苦心地钻研了朱基语，初步学习了日常会话，以后，他又虚心地向每一个朱基族的猎民和牧民学习。结果，朱可夫终于成为能够自由运用朱基语的工作人员，获得当地人民的爱戴。后到的罗斯，更是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向朱可夫学习，向群众学习，“罗斯辛勤地研究朱基语言，整天地，有时是通宵地研究着。……罗斯按照自己的、新的分类方法，把生字和成语重新排列起来，为了这个目的，把整个笔记本重写一次。现在，他有两本：一本，他按照字母的次序把生字写下来；另一本，他用特别的标题，录下会话用的成语，譬如：‘一般会话’、‘商业会话’、‘谈狗的会话’，和许多在另外各种场合下要用的大量成语。”这样，罗斯编写了六套“生字和成语抄本”，来帮助工作。后来他又把这些抄本送给新来的工作同志，帮助他们学习。罗斯把学好民族语言看成最紧要的工作之一，他曾命令指导员要在两个月内专心学会朱基话。经过如此艰苦的学习，语言的隔阂逐渐消除了，他们借此密切地联系群众，展开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活动。
苏联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帮助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它从各方面去帮助朱基族人民改革落后的生活。苏联政府给朱可兹克半岛派去了政治工作人员、医药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贸易工作人员、无线电技术员和地质学专家。帮助猎民和牧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建立起贸易场，开办了学校、医院、文化服务站，送去了机器捕鲸船，送去了大批房屋建筑材料。这些，使一个长期处在原始渔猎社会的落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科学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苏联政府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地帮助朱基族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干部。他们从猎民和牧民中选拔了阿艾，把他送往省里和莫斯科去学习文化和技术，把他造成为一个能够掌握马达的船长。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下，贫苦牧人瓦姆科等，变成了部落中有威望的领导者。同时，他们还培养了妇女干部：把玛丽训练成助产士，使薇凯参加革命工作，把泰格莲娜从恶霸手里抢救出来，学习看护工作。很多这样的男女猎民和牧民，摆脱了被压迫被侮辱的卑贱命运，成为新社会的领导人物，有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员唯一的依靠是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如果谁不善于贯彻群众路线，谁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谁不了解和尊重当地群众的思想感情与风俗习惯，就很容易在许多事情上碰得头破血流，结果脱离了群众。在朱可兹克半岛上的苏联政府工作人员是处处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的。他们——罗斯、朱可夫等，是十分关怀每一个朱基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看到雅拉克的爱人要生育小孩了，就把她送进医院去，领导者并且亲自去探望她。他们发现这对夫妇屋子里缺乏用具，就从贸易场仓库里把衣橱、椅子和食用器具送过去。就是这样，政府的工作人员关心着每一个朱基人的吃饭、穿衣、住屋和婚姻问题。他们关心人民，比关心自己的生活还显得重要。就是这样，群众跑过来了，紧密地靠拢苏维埃了。
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具体地描写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群众工作的宝贵经验。一个是对待当地人民风俗习惯的态度问题。在清除死狗的时候，教师德窝金主张把死狗丢到海边的冰隙里去，牧民瓦姆科说：“不，我们万万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不好的。我们也许会触怒了恶毒的精灵，海兽就不到我们岸边来了。”他主张把死狗拖到苔藓地区去。教师就同意了。当猎民打到了一条大鲸鱼，无线电员莫洛得左夫要给鲸鱼摄影，老猎人莱鄂克阻止他，说：“不能这样做！”“有一次我打到一条鲸鱼，有一个美国人像这样做过，后来我就三年看不到一条鲸鱼。”半岛的领导者罗斯就支持这老人，不让照相。这些事情使猎民异常满意。另一个问题，是根据当地群众的实际要求和觉悟水平去进行工作，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问题。妇女干部娜塔莎，作了一次关于宣传“男女平等”的演讲，事后，朱可夫给她批评，认为她的演说虽然在俄罗斯可能是很出色的，但是在这半岛上却“只是说了很多话，没有考虑到当地的生活和习惯。”在这一点上，罗斯便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的每一次讲话，事先总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从不夸夸其谈，他把要说的内容重点放在当地人民所关心的生产——“打海象”一类主要的问题上，因为这些事情才是符合朱基人的要求和认识能力的。罗斯在巡视贸易场的时候，看到场里贴着“死的价目单”，没有一个猎人看得懂，因此贸易工作长久不能开展。罗斯就创造了“活的价目单”：拿八十块砖茶（每块值
一个卢布）放在两张白狐皮上面（每张白狐皮值四十卢布）；或在一枝猎枪上也放上两张白狐皮。这样，不识字的猎民也都明白交换的价目了。大批的猎人得到了合理的交换，生活大大改善了。
在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罗斯和其他的同志们是不采取轻率的方式的。朱基人有一个特殊的风俗：患病的老人可以请求自己的子弟把他绞死，以便
“早登天国”。有一次老人安卡他甘也要进“天国”，罗斯赶来了，用富于人情味的态度把老人从绞索下抢救出来，然后顺应当地人“逃避精灵眼睛”的要求，给这老人改个名字。这样，在不违反当地风俗的情形下，巧妙地救活了一个被迷信几乎扼死的老猎民。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起来的时候，朱可夫曾提出“马上动手组织民族苏维埃”，罗斯坚持“看好了再跳”。他说，主要的得和人民熟悉，让群众有机会谈谈这件事，并且懂得这件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稳步地前进是对的。在这类问题上如果想用急躁办法“突击成功”，是会失败的。
当群众觉悟到“俄罗斯白人不是坏人”，对祖国有了初步的认识以后，他们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被发扬起来了。这个时候，领导者必须很好地加以鼓励与支持。看管毛皮仓库的猎人雅拉克和贸易场经理左霍夫意见不合。左霍夫倚老卖老，要把没有刮尽油脂的毛皮打包储藏；雅拉克知道这样做会使洁白的毛皮在长途航行中发霉变色，他坚决反对。罗斯支持了雅拉克正确的意见，把不称职的左霍夫撤换下来。没有比这样的领导更能获得人民的拥护了。
在复杂的斗争与工作中，苏维埃工作人员表现了优越的工作作风。朱可兹克半岛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在任何一件事情、一个岗位上，都表现了不是到半岛上来做游客的，而是来做工作的，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很大。罗斯自己常常想，他要是不把那地方的“生活面貌，完全改变一新，决不离开”。这几乎是每一个工作员的思想和决心。另一贸易场经理卢萨科夫，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商人，当他用货物交换毛皮的时候，他总是考虑着在山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方式和方法。小学教师德窝舍，在工作之余就去帮助当地部落的妇女们打海象，做了许多繁重的工作，却不要任何一点报酬。他帮助妇女们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渔猎劳动组，教会她们“设阱捕兽”，引导她们和男子一样参加了劳动生产。
改造一个落后民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可能设想一纸命令可以使半岛整个面貌焕然一新。这里有团结，有斗争，有宣传和组织工作，有一系列的陌生问题等待逐一解决。朱可兹克半岛的工作同志研究了半岛的每一人物，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问题上，小说里叙述了一个极为动人的故事。安马凯部落的莱鄂克，是朱基民族内渔猎海兽最有经验的老猎人。然而他很顽固，拒绝接受新鲜事物。他不肯参加劳动组，他和恶霸阿里泰保持着联系。对于这样的老头，有些同志表示没有办法，可是领导者罗斯说：别着急，“用事实去影响他们”，“你要赢得他，就得拿出真货色来给他看。”事实证明罗斯是对的。莱鄂克曾经用不会燃烧的“俄罗斯火柴”来讥讽苏维埃政权，固执地认定“美国火柴好”。可是，后来苏维埃帮助劳动组的猎人们使用了马达捕鲸船，捕获了大批海象，连妇女劳动组也一次捕获了二十五只海象；而莱鄂克却捕不到这么多。他依靠人力划桨的皮船，只能捕得极少数的海象。他被“事实”说服了，终于觉醒过来，他向罗斯坦白了他觉悟的过程说：“马达——这才真是一件重要的东西！你自己总不能够做出一部马达。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后来我决定参加劳动组。我这样一个出色的猎人被普通的猎人丢在后面，被安马凯的女人们丢在后面！马达打败了我，噢，它把我打败得多惨！我不愿意继续被人嘲弄，所以，我参加了劳动组。”这个老猎人一经被争取过来，他的潜在力就贡献给了群众：他提出了新的渔猎方法，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带领群众，打获了一条大鲸鱼。最后，他和恶霸阿里泰断绝了关系，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在与恶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工作者是特别慎重与坚决的。罗斯和他的同志懂得群众觉悟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决不轻易动手。阿里泰是朱基族内的败类，是人民的盗贼，苏维埃成立之后，他曾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国人破坏新政权，暗害革命工作人员。他的父亲苛劳吉，是一个恶毒的黄教徒，也是欺诈人民的罪犯。这样的民族罪人，已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朱基族人民没有完全了解他们的罪恶，还是用容忍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苏维埃工作者就等待着。对阿里泰采取孤立的政策。等到政权巩固了，群众的政治认识提高了，在一次公审大会上，让群众自己来审判阿里泰，通过了驱逐这个民族公敌的决议。
朱可兹克半岛的经验，说明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必须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内部人民公敌的阶段，同时还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朱基族的苏维埃政权铲除了美国商人和特务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影响，同时用适当的方法斗倒了民族罪人阿里泰，这两件事都是组织群众起来进行的。苏维埃领导者处理这些问题，并不单纯依赖行政命令，而是经过了一段“事实的竞争”过程。例如苏维埃贸易场用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海产和皮毛，就暴露了美国商人残酷的掠夺面目，使得人民不再信任美国商人，侵略者只好滚出半岛去。在落后地区的“白人”，很容易暴露“民族优越感”。罗伦部落苏维埃贸易场经理左霍夫（一个商人出身的一知半解的“专家”）曾向猎人们宣传说：“你们没有学校和医院也可以过下去”，可是没有他和他的货物就不行。他认定朱基族猎人都是些“蒙昧的人”，“他们应该听话，向我们俄罗斯人学习”。这个大民族主义者，后来也只有“怀才不遇”地被调回内地去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朱基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有一种“不信任任何一个白人”的民族偏见。对于这个偏见，苏维埃工作者不强求立即加以消除，而是认为慢慢用事实进行教育，一定可以达到团结友爱的目的。在这方面，他们做了很多令人不注意的工作：他们忠心地为朱基人的新生活而服务，像上述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状况。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终于不再在肤色的不同、相貌的差异上找怀疑，终于认识了“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白人不是都是坏人”，终于不分种族，融洽地团结在苏维埃制度的周围了。
就是这样，通过复杂而艰苦的工作，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朱可兹克半岛的面貌改变了。朱基族人民称颂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他们向罗斯说出心眼里的话：“罗斯，你是第一个被我们大家称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白人。在你到我们这里来的第一个冬天，买卖就完全变了样。我们这里的人现在喝茶放糖了，好多人有了他们以前没有的来福枪，有了他们以前出去没带过的捕兽网。到处人们都说：那个‘有大把胡子的’爱惜我们的狐狸，规定它们值很多货物。大家说，你好像一个好黄教徒，一个大慈大悲的黄教徒，你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这都是沿海岸人民说的话。”
这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实践。苏联朱可兹克半岛实施民族政策的胜利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