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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今年六月三十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两周年。两年来，全国各地广大晚解放区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东北大行政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农业地区都因解放较早，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前就已完成土地改革。华北区除绥远省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二十万农业人口地区外，也已全部完成土地改革。西北区已在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中南区已在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西南区已在约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华东区已在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所有这些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已经彻底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而解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力，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根本条件。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生产热情空前提高，他们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为自己的幸福和国家的建设而劳动着。整个农村面貌已经焕然一新。那些还没有进行和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地区，以及新疆省全部农业区的六十二个县和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一小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除畜牧地区外，将在慎重稳进方针下，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各区土地改革的成绩和情况如下：
华北区：全区绝大部分地区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前就已完成土地改革，绥远省是全区最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该省去年冬季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春耕以前即已基本完成。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全省有一百三十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获得了一千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多亩土地，六万五千多头耕畜，六千一百八十六万余斤粮食和二十七万七千多件农具。至此，全省二百六十万农业人口中，已有二百四十万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其余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二十万农业人口的地区主要在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在今年七、八月间即可全部完成。
西北区：除新疆省外，截至本年五月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安等四省一市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些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农业人口，共达二千四百六十多万，约占西北区全农业人口二千九百多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一百一十四个县、市，农业人口一千五百多万；计有七百五十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一千六百多万亩；如连分得的其他财物者在内，便有一千一百万农民从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地区，共有八百多万人口。至于陕甘宁老解放区的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以及陕西省的半老区二十万人口，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现在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新疆省全部农业区的六十二个县约四百万人口，青海亹源、贵德、化隆、循化四县农业区的二十万人，甘肃定西区、平凉区的二十一万人，共计四百六十多万人。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今后在慎重稳进方针下有步骤地加以完成。
华东区：现全区只有福建、浙江沿海的个别岛屿共三十个乡和皖北淮河沿岸三十四个乡（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山东、苏南、苏北、浙江、皖南等省区全部，福建和皖北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徐州、青岛、福州等二十八个城市的郊区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改革，而且大部已颁发了土地证。这些地区共有四万多个乡（村），达全区总乡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现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结束工作和颁发土地证的尚有福建省的二千七百五十三个乡（村）和皖北区的三百二十五个乡（村），预计在六、七两月份即可在全区范围内基本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在去年春耕以前，华东地区就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过去一年，华东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渔区、盐区和部分山区，皖北、山东和苏北过去的水灾区。这些地区在去年夏季开始，就陆续分别进行了多次的典型调查研究工作，然后进行实验，创造经验；各省、区人民政府又先后颁发了关于山林、渔区、盐区等不同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办法。因此，虽然这些地区情况比较复杂，过去工作基础薄弱，但由于各省、区领导机关抓得较紧，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有准备，因而运动进展顺利，政策的贯彻和群众的发动也较正常，到今年五月底止，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上完成了。至此，华东全区已有一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在这个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区共没收和征收耕地一亿一千万亩，分给了六千万以上的无地少地的农民。
中南区：中南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九四九年冬季起，就在解放较早的河南省开始发动，而全面的展开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以后。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六省所辖的五百一十三个县和武汉、广州及其他城市郊区的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农业人口地区中，已有一亿一千八百七十五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已基本上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东、广西两省已分别在本省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以上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区无地少地的农民已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亿三千多万亩土地。目前除广东、广西正乘农忙间隙（这两省农作季节不同），在一千多万人口地区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外，中南全区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以人口计算，占全区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已完成复查工作的地区，则还只占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的百分之四十强。预计在明年春耕以前，即可全部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
西南区：自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两年以来，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四川地区和云南、贵州、西康等省二百六十个县以及十个市的郊区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个乡，人口共达七千三百五十九万左右，约占西南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一。至此，除少数民族区域和云南、贵州一部分地区外，西南区已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这些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计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已从地主阶级手中，转为贫农、雇农以及一部分土地较少的中农所有。至于现在尚未完成改革的云南、贵州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准备在今冬明春进行。
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面貌正在迅速改变。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普遍的情况是：今年的春耕动手早、施肥多，掏渠打井防旱抗旱的劲头大；农民纷纷添置新式农具，采用优良品种并改进耕作技术。受到旱灾、虫灾威胁的地区的农民，普遍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抗旱捕虫运动，绥远集宁东区的七个县的农民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新修了一千多道水渠，另外又打很多水井，增加灌溉面积四十多万亩。西南区在今年春旱期中，就有一千二百万农民组织起来，在短期内战胜了旱灾的威胁。各地农民纷纷参加劳动互助组，并热烈地参加爱国增产运动。中南全区已有包括五百多万户农民参加的一百多万个互助组。该区江西省已有一万五千个互助组和八万四千多个个体农民参加了每亩千斤的水稻丰产竞赛，湖南省也已有二十多万户农民参加水稻千斤丰产竞赛。西南全区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现在已经发展到五十万个。西北新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甘肃定西、天水等专区以及青海的民和、乐都等县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组织起来。土地改革后，西北区农村中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也在蓬勃发展。许多农民提出口号：“努力生产，报答毛主席！”
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各地农民协会组织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华北区绥远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已从土地改革前的七十多万发展到现在的一百零四万九千多人。西北全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中南全区农民协会的会员已有四千多万人。西南全区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在上述各地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广大农村中，新中国青年的先进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并有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被选拔到农村中各级人民政府内，直接参加国家政权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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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呈桂互助组的情况和问题
本报记者 鲁生
（一）
全国著名的水稻丰产模范李呈桂（前误为“李承桂”），家住湖南省醴陵县保丰乡夏坊村。五月下旬，我去保丰乡访问时，看到这里的稻苗已长到二尺多高了。李呈桂互助组的早稻长得更高，叶宽杆粗，已经开始抽穗。我见到李呈桂时，他和组员们正在紧张地插晚稻。随后，他就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稻田。走到村边时，我看到有一片稻田和别的稻田截然不同。稻子的株行距十分齐整；随便站在稻田的任何一处看，稻株都能成行。深绿色的稻叶，圆粗的茎杆，看了令人喜欢。李呈桂抚摸着他亲手培养起的茁壮的稻苗告诉我说：“这就是我去年生产一千三百多斤谷子的丰产田。今年稻苗比去年长得更好，每蔸秧分蘖后就有五十到六十多棵。我们保证能完成今年的丰产计划。”
在醴陵县，李呈桂已成了农业生产上的一面鲜明的旗帜。醴陵县的农民们，甚至十几岁的儿童，都知道李呈桂是水稻丰产模范，都认识到要提高稻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学习李呈桂的经验。从醴陵县城到保丰乡的五十多里路上，我看到路两旁的稻秧，许多都是采用李呈桂培育出来的“红脚”稻种，而且都长得很茁壮。我曾沿途访问正在稻田中工作的农民，他们都说：“今年因为学习了李呈桂的丰产经验，所以稻苗比去年都长得好。”
（二）
李呈桂互助组的稻苗为什么长得特别好呢？我分别访问了当地干部和李呈桂互助组的组员，从他们的谈话来看，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发展和巩固了互助组，克服了保守思想，展开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过去、县、区干部和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严重的保守思想，不相信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李呈桂去年冬天参加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以后，懂得了组织起来能够增加生产的道理，就着手整顿互助组和克服保守思想。他原来领导的互助组是以井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临时变工组。这个组在去年防旱时曾起了很大作用；但组员成分复杂
（有当过伪保长的富农和专以迷信为职业的懒汉），而且很多人怕增产以后多负担。李呈桂一面以自己的实例宣传政府奖励丰产的政策，一面又动员大家自愿结合，组织常年互助组。组员认识了组织起来能够克服困难、多打粮食，初步打消了保守思想，给全面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打开了道路。李呈玖去年每亩稻田也曾生产一千二百多斤，但因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只说生产了七百多斤，而且不打算再提高产量了。经过李呈桂宣传动员，他参加了互助组，不但把去年实产量公开谈出来，而且下决心在今年争取每亩生产一千四百斤。他们打破了保守思想之后，订出了一九五二年的丰产目标，要求全组水稻田每亩平均产稻谷一千二百五十斤，五亩丰产田创造每亩产稻谷一千五百斤以上的新纪录。后来，他们经过仔细研究，又提高了丰产目标，要求全组水稻田每亩平均产稻谷一千四百斤（内晚稻三亩，每亩产八百斤），五亩丰产田创造每亩产稻谷一千六百斤的新纪录。在李呈桂互助组的宣传和影响下，保丰乡许多保守思想很严重的农民也转变了。如夏普田，去年曾有二亩稻田估计至少生产了三千斤稻谷；但因不了解政府奖励丰产的政策，没敢实报。他听到李呈桂的宣传，非常后悔，决心争取今年再丰产。姚国庆也埋怨自己不该不实报产量。他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要和李呈桂互助组展开爱国增产竞赛。
第二，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改进了耕作技术。他们管理秧田的方法，比去年有很大改进。因为他们种的是早晚两季稻，播种期比单季稻要早得多，所以防止水冷烂秧最为重要。为了使秧田内保持一定的温度，他们在秧田的上一块空田里先放进水，等水在阳光曝晒下提高温度以后，再放到秧田里。为了保证秧苗不烂，他们白天黑夜都不离开秧田；发现天气有变化，随时采用各种护秧办法来管理。这样，他们的秧苗不但没烂一棵，而且生长得很快。在耕作方面，今年虽然还是二耕三耙一荡平，但比去年深耕了五分（去年三寸半，今年四寸），施肥量也比去年增多了。去年每亩上各种肥料三十多担，今年上六十多担，而且增加了含磷含钾较多的肥料。同时，还买了一些化学肥料，准备给组里缺肥的稻田随时补用。在插秧方面，由于组织起来，妇女参加了田间劳动，今年插得又好又快。去年变工时男女劳动没有很好配合，插秧时只管插秧，插秧后才施“安蔸灰”（“安蔸灰”是用头年堆积的牛粪灰及其他灰类做成的，施用时用手一摄一摄地点放在秧苗的旁边，利用牛粪灰的热力，保持秧蔸的温度，使秧苗能生长得快），这样就不能使秧苗很快得到肥力和热力。今年是“男人插秧前面走，妇女撒灰后面跟”，使秧苗很快就得到了肥力和热力，所以秧苗长得格外好。同时他们还废除了过去插秧时“五酒三饭八朝烟”的旧习惯，把节约的钱买了两千多斤肥料。在除虫方面，他们执行了“防重于治”的方针，使稻苗没有受到一点损害。这里稻苗最怕螟、蝗两大虫害。为了防止这两种虫害，李呈桂互助组全组妇女在李呈桂的妻子刘碧云领导下，拔掉了禾蔸，把隐藏在禾蔸里的螟虫全部烧死了。今春天气刚暖，大家就注意了捕捉螟蛾。插秧时，男女组员每人身边都带上一个火柴盒或玻璃瓶捉螟蛾。插秧以后，他们又在每块秧田里放了许多油菜干枝或干稻草，引诱螟蛾到上面去下卵，以后就把这些干稻草烧掉。这样经常换经常烧，就能减少螟虫的繁殖。在中耕和施肥、追肥方面，灌溉方面，他们也有许多新的改进。此外，他们组在去冬今春还修好一口大塘，挖深一个水井（这里的水井为了适合龙骨水车用，都像一个小水塘），现在全组有两部牛力水车，三部人力水车，还有一部“解放式”水车，并配备了两条好水牛（全组公有的）专拉水车。他们说：“如遇天旱，我们保证八十天不下雨也没关系。”
（三）
李呈桂互助组在去年冬天进行整顿，把临时变工组发展为常年互助组，克服了保守思想，改进了耕作技术，这是他们今年在爱国增产运动中能够作出优良成绩的基本原因。李呈桂和他领导的互助组组员们虽然认识到了组织起来能够克服困难，增加生产，但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是农民摆脱剥削与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例如他们看到富农夏发坚有较多的农具，就曾经允许他参加了互助组，在组内进行非法剥削。夏发坚参加互助组的动机是，（一）想借李呈桂互助组名义提高他在农村里的政治地位；（二）他劳力少，想利用互助组进行非法剥削；（三）他有余粮和闲钱，想利用互助组员暂时没粮食吃的困难，变相地放高利贷。那时，李呈桂互助组的全体组员，没有认识到他的阴谋，在他参加互助组以后，还把记账的工作交给他，甚至选他当副组长。夏发坚在记工账时，就用“工顶工不记账，长了工记账”的办法剥削别人。这个办法表面上看似乎也公平，其实是骗了大家。到结账时，谁也记不得谁长谁的工，他就按地亩来平分，使劳力多的户吃了亏，他地多劳力少，占了便宜。直到今年四月九日，在组内贫农的推动和干部的指导下，才让夏发坚退出了互助组。
李呈桂互助组对待有困难的贫农也曾发生过错误。组员李先趾，在土地改革以前一分田也没有，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二亩五分水稻田。他心里十分高兴，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互助生产。但他的底子太空，农具粮食都很缺乏，一面要把田种好，一面还得搞副业生产赚米吃。李呈桂互助组不但没有帮助李先趾解决这个困难，而且常常给他一些不合实际的批评和指责。有一次李先趾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推脚（推小车运货）回来又很累，没有去组里开会，组里就批评他“不遵守纪律”。李先趾没有吃的，又借不到谷，就把积的肥料卖了两千多斤；李呈桂知道了，光批评他不该卖肥料，却不研究他为什么卖肥料。因此，李先趾在前些天曾要退组。
（四）
李呈桂互助组的这些缺点没有及早克服，在这个乡工作的干部是应当负责的。帮助保丰乡（这个乡是醴陵县丰产重点乡之一）和李呈桂互助组工作的干部，在技术方面帮助较多，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帮助不够；一般的号召和开会布置较多，而很少真正从每个农民的思想实际出发，抓住每一件具体事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今年春天，当地上级领导机关曾给在这乡工作的干部一个任务：李呈桂互助组“只准办好，不准办坏”。他们为了把李呈桂互助组办好，不是想法对李呈桂互助组组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逐步提高和巩固这个组，却想把今年春天刚刚自愿结合起来的刘起逵互助组合并到李呈桂互助组（刘起逵互助组是保丰乡当前较好的一个互助组）。他们认为：只要在组织形式和组织成员上起了变化，互助组就会办好。因为两组都不愿意，同时中共醴陵县委也认为在目前还不应该这么作，才没有实行合并。
在让夏发坚退出互助组时，领导干部本应抓住这一具体事实，发动全体组员深入展开讨论，让大家彻底认识夏发坚进行非法剥削的本质；同时通过这一具体事实告诉农民：只有真正地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逐渐克服困难走向富裕；让夏发坚这样的人加入互助组，不但不能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反而会受他的剥削。可是，当地干部却没有这样作。
当地干部对于培养李呈桂互助组，缺乏计划性。有时包办代替，有时放任自流。例如：互助组的评工记工会，还是干部出面召集的多。另一方面，富农夏发坚钻在互助组里公开地进行非法剥削，当地干部很早就知道，但却一直没有提过意见。直到今年四月，各报记者访问李呈桂互助组时，对这件事提出意见以后，他们才注意了这个问题。
在这里工作的干部们的热情是高的。负责技术指导的王倜同志，不论雨天和晴天，经常和农民们在稻田里细心地研究每一个时期的技术管理问题。张伸副县长及在这乡工作的男女同志们，仍保持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坚苦朴素作风，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种田、捉虫，并经常共同研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但是，只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做为一个领导者，还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们除了应当继续发扬这种坚苦朴素的作风之外，还应加强政策学习，深入了解李呈桂互助组每个组员的思想，抓住每一件具体事实，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给他们指出前进的正确方向；启发每一个互助组员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有组织有计划地（而不是自流地）经常地（而不是一时地）总结和推广他们的丰产经验。只要能这样做，李呈桂互助组就会逐渐地巩固和健全起来，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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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工作述评
在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肃清官僚主义作风
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一般地说都呈现了一片新气象。互助合作组织发展了，技术指导加强了，水利和肥料都增加了，耕作水平提高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生产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有些地区在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发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和防止。
中共察哈尔省雁北地委工作组曾到应县的一个“丰产村”——南柳会村作了一次检查，发现这个“丰产村”原来是这样一个村子：
（一）全村共有六十三户人家。劳动模范高正和村干部把四十八户编制成十三个“互助组”，每组都是五个人。大部分“互助组”从来没有拨过工，少部分只是人畜换工。最好的一个组（高正的组），今春只拨了三十八个工。
（二）劳动模范包办一切，假报成绩，脱离群众。高正不是在村干部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全村生产工作，而是发号施令，站在村干部之上，指挥村干部。他对政府作假报告。全村打了一眼井，他却报告说打了二十四眼。去年政府奖了他一辆水车，群众想和他组织起来打井，伙用水车，他不愿意，宁肯把水车放在家里也不使用。这样的“劳动模范”，群众早已对他不满了。但应县的领导干部，对这些情况却没有深入了解，还认为高正是群众中的旗帜。
（三）党的支部不健全，党员在生产中不能起带头和保证作用。群众很少受到政治思想教育，对爱国增产运动的认识很模糊，保守思想很严重，怕提高了生产以后增加负担。
（四）村的丰产计划，只是几个干部和高正商量着订出来的。他们根本没有算细帐，也没有发动群众讨论。他们对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没有什么具体办法。他们订的生产计划，原产量加上增产部分，还达不到常年实产量（这个村每亩平均常年实产量为四大斗，而增产计划每亩平均只三斗八升）。
这个“丰产村”既没有真正的领导骨干，又没有群众基础，但是做了个脱离实际情况的“计划”。应县的领导干部没有去村里了解具体情况，只是听了一套夸大成绩的假报告，就把这个村确定为“丰产村”，还想拿这个村来“吸取经验，推动全面”。该县还确定由县长张成汉负责领导这个“丰产村”；可是张成汉今年春天只去过一次，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自然也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
这一情况说明，若干地区在农业爱国增产运动中，还有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自流现象。应县南柳会村是已经被发现的一个例子，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
历年来生产运动的经验证明，掀起竞赛和由点到面地展开运动，常常只要有几个会议就可以做到，而且一般地可以开展得“轰轰烈烈”；但这决不等于运动真正有了成绩。要使运动有丰富的收获，必须使运动真正深入下去。要想做到这样，就要看领导方面有没有做艰苦的深入的工作的决心，要看组织起来是不是达到了应有的程度，群众是不是真正从思想上发动起来了，增产计划是不是切合于实际，有多少真正切实有效的增产办法，以及党的基层组织是不是能起带头和保证作用，等等。这些就是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真正深入的关键。应县领导方面对于南柳会村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当然做不出好的结果。其他地方如果对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解决得不及时，增产运动也同样会有落空的危险。因此，南柳会村的教训，应该引起各地领导干部的严重的注意。
经过“三反”运动，官僚主义现象一般是比过去减少了。各地不少负责同志曾亲自深入农村，直接检查和组织增产竞赛运动。这是今年农业增产竞赛运动能够广阔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决不能说官僚主义现象已经被肃清了。恰恰相反，官僚主义作风还是不少的。应县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只听汇报而不问实情，只订计划而不作检查，只知发动而不管深入，只提任务而不加具体帮助；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生产上一切形式主义倾向和自流现象的主要根源。它阻碍着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的开展，使运动必不可免地要遭受严重损失。官僚主义不铲除，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就很难前进，就不会有切实的成效。因此，各地在推进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应该进一步结合夏季生产的各项任务和群众性的评比，把运动的各个主要环节加以检查。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地及时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肃清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切官僚主义作风，以保证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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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第二年度治淮中的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包括横贯苏北平原的总渠渠道和洪泽湖东岸的渠首高良涧进水闸，都已按预定计划胜利完工并已放水。苏北灌溉总渠是新中国最大的一个灌溉工程，全长三百四十华里，这一工程的完成将使苏北区成为无涝无旱的农业丰产地区。
▲天津市国营公营工厂和金融贸易单位自七月份起普遍展开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竞赛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生产改革，打下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初步基础，争取全年增产节约五万亿元。
▲西安市职工从六月十一日开始的迎接“七一”的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已胜利结束，参加竞赛的七十四个公私营工厂、企业及商店，都超额完成了竞赛条件。
▲山西曲耀离互助组注意长期同旱灾进行斗争，全组农民勤浇培植，五十亩棉花已经开花。
▲济南铁路管理局蚌埠分局九龙岗机务段厶?5型二七一号机车于洲包车组、二七四号机车董志高包车组，先后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连创厶?5型机车超轴、五百日车公里的全国新纪录，作为“七一”献礼。
▲全国机车旗帜毛泽东号包车组为纪念“七一”，一天之内牵引三百万吨公里，日车公里达六百七十五公里。全日安全运行未出任何事故。创全国多拉快跑最新纪录，为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提供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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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经济工作？
编者按：本栏今天所发表的“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经济工作”的读者来信说明：经济工作人员只要能站稳立场和忠于革命事业，就可以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不被奸商拉下水；而做好一切总务和技术工作都是对革命有益的，都会受到群众的崇敬和组织的表扬。
我们将于下周发表一些读者来信中有关对经济工作人员培养和教育的意见。我们希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们从切身的体验中提出积极性的建议和要求，同时也希望各级党委和行政负责同志提出系统的意见。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即将来到，对经济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应该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的讨论，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把全部会计工作担负起来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青年团员。我在机关里做会计工作已经两年多了。一九五○年四月，我刚被调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不久，原来的两个会计同志一个去养病，一个调离机关，全部会计工作由我一个人来负担。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是害怕担不起这个繁重的任务，因为我过去学的是旧式会计，对新式簿记不熟习；另方面我又想起了党和团的教育，革命青年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于是我安下心来了，在领导干部和同志们帮助下，很快学会了新式会计，负担起总务科的全部会计工作。
后来，机关精简工作人员，要求在职干部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任务。我除了做会计工作以外，还要负担机关经费、事业费、采买、保管及审计等工作。在人少工作多的情况下，我知道只有改进工作方法，才能完成任务。于是我开动脑筋研究工作，比如：过去我们机关里发津贴费的手续非常繁杂，各种津贴费用分次领取，发一次津贴费需要八小时，因而使会计工作人员很忙乱，又容易出错误，领津贴的同志也不方便。经过研究，我制成了一种补发津贴明细表，把每个人所领的各种津贴完全填入到一个表格里，算清每人净领款数，一次领取，这样，只需三小时就可以全部发完，比以前节省了五个小时。
接着，我又制出了机关经费收支情况比较表，把每月的经费收支情况统计在一个表格内，从每月的累计数字，可以看出机关全部的经费收支情况，每当呈报预算收支情况时，就不必临时统计了。此外，我还制出了固定财产家具统计表、房屋统计表等，对简化工作手续，节省工作时间，消灭错误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两年来，我从切身的体验中懂得了一个真理；不论任何工作，只要能深入，都可以找到“道理”和“学问”，都可以有创造和改进，但关键在于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是否开动了脑筋。虽然我为人民所作的事还很少很少，但领导方面却不断地给我以鼓励，一九五○年我被评为本机关“甲等考绩工作者”，今年五月又被评选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优秀团员。为了不辜负领导方面对我的培养和同志们对我的希望，今后我要更努力地做好会计工作，以迎接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杨厚吉
努力工作弥补以往的过错
编辑同志：我想来谈谈我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是一个做了五个多月采购工作的青年。当时由于自己政治学习差，没能划清思想界限，阶级立场站得不稳，以致在这短短的工作期间内，就被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了，我贪污了人民币六十多万元。“三反”运动开始以后，自己思想顾虑很多，没敢正视自己的错误。经过领导同志苦口婆心地教育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我才彻底交代了问题。虽然党和人民对我的处理是宽大的，可是我却和马竞武一样，产生了对经济工作的错误的认识。我总认为：“这回我可是完了，领导方面和群众再也不会相信我了。”甚至我想到，我的未婚妻也不会爱我了。当时自己的思想很混乱，曾经打算回原部门做排字工作，不再当采购员了。自己也很怕接近群众，更不愿接近领导干部，一见到过去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就面红耳赤，抬不起头来。
事实怎样呢？我的想法完全错了。领导方面对于真正认识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是原谅的，信任的。现在我由总务科调到基本建设工作岗位上，担负更繁重的任务了，同志们对我同样亲热。我的爱人对我比以前更关心，她经常来信鼓励我，叫我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以弥补我过去给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我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深深认识到党对革命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思想界限，我一定要站稳立场，决不重犯错误。我要老老实实地，忠心耿耿地做好经济工作。祖国的各种建设事业正在飞速发展，为了祖国，也就是为了自己，我应该勇敢地接受祖国人民交给我的一切光荣任务。 史德奎
这就是我对革命的贡献
编辑同志：我在一个机关的招待所里负责总务工作。因为我能以主动负责的精神做工作，处处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招待所的总务工作有了改进，并为国家节省了许多开支。在今年五月间，我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优秀团员。
当我起初被调到招待所工作时，我发现每当采买员把煤买回来时，有些公务员宁可闲着也不愿去抬煤，反而要公家化钱雇人卸煤。对这种不爱劳动和浪费公家财产的现象我实在看不惯。我一面动员公务员同志，一面用实际行动来带头，终于带动了同志们踊跃参加抬煤的工作。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招待所里就不用雇人抬煤了。抬煤并不影响公务员的工作和休息。我向领导方面建议，我们机关的其他招待所也应该自己卸煤。领导方面采纳了我的建议，普遍停止了雇人抬煤的现象。一年来至少节约抬煤费三百八十七万多元。更主要的收获，是教育了公务员们热爱劳动和积极工作。
过去招待所里的水管、电灯常坏，找工人来修理，每次都要化很多钱。我就想：“我一定要学会修理水管和电灯。如果我自己能修理，可以给公家节省很多开支。”于是当工人来修理时，我就留心学习，不久，果然学会了一般的修理技术。当我调到另一个招待所工作时，发现这个招待所的实际用水量并不比别处多，可是每月的水费却比别处多三倍。我为了找出费水的原因，到处细心地检查，结果发现在澡房、厕所及地下水表附近的水管有漏水的洞口，堵塞后，每月节省了九十多吨水的开支。
我所以能愉快地努力做好总务工作，是由于党和团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认识到我的责任就在于解决同志们的食宿问题，使同志们身体健康，能够精力充沛地去做工作，这就是我对革命的贡献。因而在工作中，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我懂得：只要革命有了发展，我也就有了前途。
陈永祥
上海金家巷棚户区托儿站给劳动人民解决了困难
编辑同志：上海金家巷棚户区的居民，大半是蹬三轮车、拾垃圾和做小生意的。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常常在马路上乱跑。有孩子的父母因此不能安心工作。上海家庭妇女联合会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在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在金家巷棚户区建立了一个托儿站。
托儿站刚建立时，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到群众家里去访问，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把托儿站看作自己家庭的一部分。
金家巷棚户区托儿站在工作中曾经遇到不少困难。起初，托儿站的孩子整天哭哭啼啼，工作人员耐心地照顾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听，画图画给他们看。这样，孩子们便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活了。但是家长们的顾虑仍然是很多的。她们担心工作人员给孩子们洗脸，会擦坏孩子的眼睛。工作人员让孩子们午睡，家长们又怕孩子着凉。工作人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又不断到孩子的家中访问，终于取得了家长的信任。
托儿站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她们往往要到下午五、六点钟，孩子完全被家长接回以后，才能离开托儿站。她们住的地方离托儿站很远，常常要徒步往来。她们的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虽然这样，她们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她们不但爱护孩子，同时还担负起教育家长的工作，在每月两次的妈妈会上，在妈妈们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她们常常劝告家长，不要打骂孩子，注意清洁卫生。
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下，都懂得许多事情了。六岁的孩子杨鸿禧听了关于共产党的故事以后，就说：“这书桌、这椅子，都是毛主席送给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爱惜公家的财产了，他们常说：“这东西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不能弄坏呀！”
上海民主妇联儿童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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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改进乡邮做好报刊邮递工作
编辑同志：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了王玉琢同志的来信，对察哈尔省某些邮递员不按时送报的现象提出批评，这是十分正确的。经过调查了解，在本省不但阳原、涿县、赤城、应县四个邮局有积压报纸、托人捎报等现象，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我们已经通知各县邮局进行检查。阳原等四县邮局则已作了检讨，并对某些乡邮员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批评教育。
为什么会产生积压报纸、托人捎报等现象呢？这是因为地区辽阔，地形特殊，不少山区受交通工具和人力不足的限制；或某些邮递员对工作不负责任，县邮局工作制度不健全。而本局成立不久，对全省乡邮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没有能够及时地、主动地解决乡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则是主要原因。为了彻底纠正以往的错误，我们准备在今年下半年把改进乡邮工作做为中心任务之一，决心搞好报刊的邮递工作。
邮电部察哈尔邮电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