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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检查报告
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组长 史良
自政务院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发布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指示后，中央检查组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司法部、内务部、公安部、文化部、教育部、法制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民主妇联、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新华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民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十九个单位派人组成。该组共四十一人，分为四个分组。于同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分别自北京启程，分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四大行政区，结合各大行政区以下各级人民政府派出的小组或干部共同进行工作，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先后返回，历时近两个月。华东分组分为浙江、皖北、皖南、苏南、苏北、山东等小组；中南分组分为河南、湖北、广东小组；西北分组分为陕北、甘肃、关中、西安市小组；华北分组分为山西武乡、河津小组。我们到达各地后，一般均请当地党政负责人主持，召开了研究如何贯彻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的专门会议，借以层层推动各地的检查工作。我们各检查组（多结合地方检查组）并以调查、研究、帮助处理婚姻问题及案件（包括召开公审大会）等方式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有的检查小组并做了发动群众贯彻婚姻法的典型试验。如华东浙江小组曾在浦江县黄宅区张官乡采用座谈会、家庭访问、诉苦会以及修订爱国公约等方式并结合着解决婚姻问题。向干部和群众宣传了婚姻法，收效颇好。现在综合四个分组所得情况报告如后：
（一）各地执行婚姻法的概况
从我们直接得到的各地执行婚姻法的情况看，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较好的地区。如在抗战初期即已建立民主政权的山西武乡县及山东文登县的一些乡村中，包办买卖婚姻已绝迹；又如解放四年的河南鲁山县的一等乡，包办买卖婚姻也已绝迹，妇女离婚和再嫁都有自由，早经父母包办订婚的青年男女也互相见了面，由自己决定是否同意订婚。在这种地区，人们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是：生产勤劳，思想进步，结婚仪式也很朴素，克服了过去的浪费现象；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到处都有，已明显看出新的婚姻关系对于生产的推动作用。这种类型的地区，在目前全国来说虽是少数，但却正在兴起，成为人民群众建立新夫妻关系和新的幸福家庭的先导。这种地区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组织是一向重视贯彻婚姻法工作的。另一种是中等的地区。如在河南商邱县的一些一等乡中，在一部分群众中已实现了婚姻自由，买卖婚姻也已绝迹，但包办婚姻和早婚的现象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寡妇自由改嫁的还不很多。在这种地区，过去对婚姻法多未作过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到一九五一年秋，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发布指示后，一般都已重视了这一工作。中南和华东的许多地区都属此类。再一种是贯彻婚姻法很不够的地区。如山西河津、西北大部地区、广东兴宁、浙江及山东新区等地，包办婚姻和早婚的现象严重地存在着。陕西华县高塘区县立中学共有学生三百四十五人，其中已订婚者一百三十五人，已结婚者一百一十八人，而在已婚的一百一十八人中仅有一人是达婚龄后才结婚的。童养媳制度多原封未动，在广东有些地方甚至仍有蓄婢纳妾的恶习。这种地区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组织对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直至此次中央及大行政区发布指示后才有改变。但也还有部分地区部分干部直到检查组下去时，对于贯彻婚姻法的工作仍未好好进行，或者以敷衍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如广东兴宁县的负责干部不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讨论贯彻婚姻法的问题即是一例。至于有些干部不重视贯彻婚姻法的基本原因则是由于他们仍然保有封建思想和不了解实行婚姻法的伟大政治意义。他们“怕离婚多了会造成天下大乱”，说什么“贯彻婚姻法就会影响中心工作”；而不了解实行婚姻法乃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一个极其必要的反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任务；更不了解正是由于婚姻法的贯彻，将使新中国的男女、特别是深受压迫的妇女群众，在得到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之后，更能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从而推动祖国建设的迅速发展。
在上述的后两种地区，妇女被虐待的事实仍大量存在，并还严重地存在着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现象。关于妇女被杀和自杀的原因，根据河南省人民法院和商邱专区人民法院对五十二件妇女因婚姻问题而死的案件的分析，计纯粹受虐待而死者二十人，因被奸、被诬通奸而死者十六人，因被干涉婚姻自由而死者九人，因参加社会活动受虐待而死者七人。这说明妇女的被害，主要因为有残存的封建恶习。
（二）在执行婚姻法过程中发生的主要问题
1、许多地区迄今未能切实贯彻婚姻法的原因，除各地区忙于各项紧迫的中心工作，特别是新解放地区，领导方面尚未能大力组织开展此项运动外，就是不少地方并未有计划地将这一工作结合其他的社会改革运动进行。特别是由于有些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不够负责，缺乏宣传教育；因此，不少干部，尤其是一部分区、乡干部残存的封建思想未能肃清，他们不了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以致“婚姻法没有下乡”，或婚姻法不能全面和正确地在群众中贯彻。如河南商邱县杨老家村是经过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复查的地区。据我们调查，该村的九个媳妇中有六个不知有婚姻法，八个老婆中只有两个知道包办婚姻的害处，八个男农民中只有五个知道包办婚姻不好。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不普遍不深入，这是很多地区的情况。有些地区的个别区村干部则错误地说婚姻法是什么“妇女法”、“离婚法”。更严重的是有些区村干部竟有干涉婚姻自由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湖南八十八件干部违反婚姻法的刑事案研究，其中违法的区干部二十人，乡干部五十七人，民兵中队长、班长等八十三人，乡妇联女干部二十八人。有些区村干部干涉婚姻的行为有：（1）不给介绍信，不让妇女到县里要求离婚（实则起诉根本不需要区村介绍信，这点妇女们还不清楚），或违反婚姻法自行规定一定条件，才准结婚登记。（2）为怕妇女带地或其他财产出村而干涉婚姻自由。（3）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下，干涉恋爱自由；有的假借“通奸”罪名，实行“捉奸”斗争，甚至吊打，致逼人自杀。此外，也有些干部虽然没有干涉群众的婚姻自由，但不愿积极负责解决问题，遇事逐级往上推，致问题辗转拖延，解决不了。这种对执行婚姻法怠工的态度，是革命工作者不应该有的。
克服和肃清上述现象的关键，是县以上的领导者、特别是专区、县的领导者对贯彻婚姻法所采取的态度。如果领导重视，对贯彻婚姻法和克服干部中残存的封建思想采取积极的态度，抓紧教育干部并布置和检查这一工作，以上所说的一些严重现象是可以逐渐肃清的。反之，如果县、专区的领导方面不重视这一工作，则上述现象很难克服。某些县以上的领导者常把婚姻法不能贯彻的责任诿诸区村干部和群众中有封建思想，其实关键尚不在这里。根据我们这次检查，只要县以上的领导人员重视，把婚姻法基本精神讲解清楚，区村干部的思想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如浙江浦江县横溪区区长夏福寿一听说检查组去了，曾两次向县政府提意见说：“他们宣传婚姻法来了，打乱了中心工作，怎办？”但经当地组织和检查组的教育，并听了群众对封建婚姻制度诉苦之后，他便自动向群众检讨道：“过去我只看到封建的土地制度吃人，却没有看到封建的婚姻制度也同样吃人；过去我不关心贯彻婚姻法的工作，我只能算当了‘半个区长’。”结果该区的群众经过了诉苦会及各种形式的教育后，也纷纷将保证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诺言补订在爱国公约上，并见诸行动。又如中共河南鲁山县委对贯彻婚姻法就认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早在一九四九年冬土地改革时就提出“男女一齐发动，男女平等，反对打骂，婚姻自由”等口号。他们在布置每一个中心工作时，都密切地结合着发动妇女和贯彻婚姻法。在一九五○年当地党代表大会上，又批判了干部思想中所存在的不正确的婚姻观点，号召党员学习和宣传婚姻法，并向当地干部说明：群众出了事，就要干部负责。这对于促使区、乡干部重视贯彻执行婚姻法起了重大作用。鲁山各区中共区委在县委的号召和认真布置下，对于区、乡干部除给予一般的关于婚姻法的教育外，并根据青年团员、民兵、民政干部、财粮干部、妇联干部等不同工作岗位，分别给予具体教育；又在党、政、人民团体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对于群众的宣传和解决婚姻问题采取了分片包干制，以期做到家喻户晓，并及时掌握情况。在处理问题时，规定乡须向区请示，遇有可能发生事故的问题，区的领导方面必须及时布置，防患未然。遇有好坏典型事件都交群众广泛讨论。鲁山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优异成绩，就是在领导重视、结合中心工作、教育干部、通力合作、防患未然、及时处理问题的方针和措施下获得的。
2、在婚姻登记和调解工作上一般是不够重视的。有的在登记时强调要介绍信或照片；有的过多地收取结婚证费；有的只问登记人是否已到结婚年龄，不问是否自愿，也有替登记人隐瞒不合婚龄年龄的；更普遍的是把婚姻登记看成为一种技术工作，不向登记人宣传婚姻法。在婚姻调解工作中，有强制调解或“和稀泥”的现象。（注：“和稀泥”是北方俗语，指无原则的、不解决问题的调和态度。）有些区、乡随意积压婚姻案件。在中央颁布指示后，有些区怕负责任，把有关婚姻案件都往县法院推，致使县法院负担太重。这样一来，婚姻登记和调解工作就没有起其积极作用，甚至有某些区村干部反借此为难妇女和干涉妇女婚姻自由。要做好婚姻登记和调解工作，必须像鲁山县各区那样具体地教育干部，同时也必须密切法院和区民政部门的联系。广东兴宁、丰顺县法院定期召开区民政助理员座谈会的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3、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贯彻婚姻法中，曾取得
一些经验。如以巡回审判、公审等便利人民的方式，为群众正确而及时地处理了许多婚姻案件，并教育了群众。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曾有计划地组织巡回审判，一次就处理了七十二案，给一百八十二个当事人解决了婚姻问题，替群众节省了相当于生产十五担谷的二百七十二个人工。群众都称赞法院：“上门办案，给群众省工。”可是，也有不少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推拖敷延。对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正义斗争，不积极支持，致离婚妇女在封建的环境下无法安身。故反映离婚妇女“娘家不能存身，婆家不能安身，结果还得卖身”。其次，对于虐杀妇女的罪犯，采取了完全不应有的放任态度，对农村发生的虐杀事件，不闻不问，“不告不理”，甚至告了也不认真地“理”。不少区村发生了妇女命案，多不报县处理。在处理案件中，又普遍地存在着轻刑的偏向。如华东分组在浙江浦江县查出的七件妇女被杀案中，除了一件勒毙妇女案处主犯徒刑十年外，其余多判徒刑六个月，最高不过判处徒刑二年，且都是“还乡执行”（实际等于释放回乡）。因此，凡区村发生妇女被杀害案件，除应严责区村必须据实报县外，县的人民司法机关必须结合有关部门主动负责追查，并依法认真处理。这是贯彻执行婚姻法、制止虐杀妇女行为的必要措施之一。
（三）贯彻婚姻法的几个重要环节
1、根据上述情况，今后为了认真贯彻婚姻法，就必须促请各级人民政府及中共各级党委、尤其是专区、县领导者应予足够重视并切实负责，经常有意识、有计划地结合中心工作，将这一工作视为一个较长期的政治任务。河南鲁山的工作之所以有成绩，其原因就在此。有些地区，纵令像陕北那样的老区，也因为有些领导者把贯彻婚姻法和推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不布置这一工作，虽然那里经过了土地改革及其他群众运动，那里的封建婚姻制度却依然变化很少。因此各级领导者应定期对贯彻婚姻法的情况，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并将此列为政府（特别是县、区政府）的经常工作之一。
2、应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普遍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加强对区、乡干部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在群众中直接执行婚姻法的骨干，其地位确实重要。只要我们把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伟大政治意义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是可以成为婚姻政策的良好宣传者和执行者的。对干部进行关于婚姻法的教育时，必须指出实行婚姻法是我们继土地改革之后的一件反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任务，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应积极为贯彻婚姻法、保障妇女权益而斗争。至于一般群众，他们虽有某些封建思想，只要干部善于启发，是可以成为婚姻法的坚决拥护者的。区、乡干部必须结合中心工作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正确而全面地向群众宣传婚姻法。这种宣传，应力求做到普遍深入，家喻户晓。
3、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必须依靠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这种通力合作，不仅是指共同做一工作或在统一计划下分工进行，也还包括着在完成共同的中心任务下完成各部门对贯彻婚姻法应有的任务。这种合作，不仅包括着妇联和法院的合作，也还包括着检察、监察、民政、青年、公安、文教等部门的合作。这次在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时已建立起来的合作机构，如中南大行政区及河南、湖北、广东所建立的各级贯彻婚姻法的机构，山西省十六个有关单位所组成的“贯彻婚姻法协进委员会”和浙江、上海、山东等地所组织的类似机构，是在统一领导下实行通力合作的好办法，这经验应继续推广。
4、正确而及时地惩处虐杀妇女的凶手，是制止此类事件发生的重要方法之一。鲁山县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一个月内及时地召开过两次公审大会，惩处了凶手，教育了群众。结果在婚姻法颁布以来的十七个月中，鲁山县被虐杀和自杀的妇女只有七人；可见及时惩处凶手的重要性。为了教育群众，对于未报县的虐杀妇女及妇女被迫自杀的案件必须严加追究，依法制裁凶犯，并处分有关干部。如干部中有因干涉妇女婚姻自由或推诿责任不以积极态度解决妇女问题、以致酿成惨死情事者，并应给有关干部以应得的惩处。对一切有可能被害的妇女，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办法，以防患于未然。同时，更重要的，还必须积极地、有意识地培养和表扬美满家庭和模范家庭的典型，以引导群众走婚姻法的道路，从而树立新婚姻制度的新风气。
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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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一个老革命据点村——苎园坪
曾毓秋
六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访问了一个老革命据点村——福建周宁县苎园坪村。这里的人民正在胜利地建设着自己的新生活。
穿过许多密林和山道，走到谷底。带路的一个青年农民向对山一声长长的呼啸，招呼对面放过木排来，让我们渡过那滚滚奔流的大溪。在大溪对面的白云山脚下，就是这个英雄的村庄——苎园坪。
一
苎园坪村是个十八户的小村，十六户是苗族人民，只有两户是汉族人民。在许多年代以前，先辈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火成岩山地上的乱石缝里，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他们日日夜夜同山猪、山羊和成群的野兽搏斗，逐渐立定脚跟，在这里生活下去。
但是，反动的统治者也随着把血手伸进这深山里来，霸占了这一带人民的田地，把高租重利苛捐杂税加到他们的头上。解放前除了一户中农保有两亩地外，其他十七户贫农没有一分田地。
十多年来，全村除了到周宁买点盐以外，没有买过一尺布或其他工业品。全年极少时间能吃上大米。有六个月时间都是吃红薯干。从春天到夏天，五个月都闹粮荒，家家户户只得在荒山野地里挖野草吃。冬天雪满山的时候，各家都是围火度夜，有的盖着蓑衣，或抱着火笼睡觉。
在大溪边挖茹蓝的时候，在高山顶采摘春茶的时候，人们时常唱起一首一首的山歌，诉说这生活的苦难：
“周宁有三宝，红薯当粮草，蓑衣当棉袄，虱子满身跑！”“昨天吃的苦麻叶，今天吃的苦麻杆；走到半路要打你，要想抬手没气力！”
二
一九三三年，当共产党人来到这个村子以后，汉人和苗人曾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农会、儿童团，掩护着红军游击队让红军游击队有效地打击敌人。
苎园坪地形很适于防守。村前是王溪河的急流。这溪流切断了和周宁的通道，没有木排敌人就过不来。后面是气势雄伟的白云山，红军游击队可以随时进入深山密林。每当红军游击队在村里落脚的时候，苎园坪村的人总是日夜守望着。溪边像一头雄狮似的山峰名叫狮珑，红军游击队曾经在这里不断地打击敌人。有一次曾以一排人打退国民党匪军一营人。
现任福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陈挺，当时在这里打游击。有一次他被敌人追到一个岩石洞里，腿上中了两颗子弹，鲜血不住地流。但和他一道的几个汉人和苗人英勇地掩护了他，打退了敌人，使他从敌人的包围圈里安全地撤了出来。
敌人十分仇视苎园坪村的群众。一九三六年八月，国民党匪徒把苎园坪村的许多人抓去，把他们关了七八天，每天拷问红军的下落。苎园坪的苗族和汉族的人民，虽然明明知道红军就在白云山深处的某一处所，但不肯吐露半句实情。老“交通”郑步满说：“他们打得硬，我们的心更硬！”他的弟弟郑步真被抓进去四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成人样，但国民党匪帮不能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一九三七年春天又抓去十一个人，郑步满的老母亲也在里面。他老人家被打得走都走不动了，但坚决不告诉国民党匪帮任何消息。
苗族妇女蓝石妃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清早，大家正忙着割稻子。柿洋反动地主陈为经和陈守万带了一百多匪兵从后门山上下来，龙亭反动地主萧志何带了一路匪兵七八十人从对面陈家山方向过来，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整个村子。把留在家里的十一个人捆起来毒打了一阵，带走了；又抢劫了许多东西；然后架起柴火，把全村都烧得光光的，只有村尾还留下一间房子，还是躲在屋后的人把火灭掉的。匪兵退走以后，从山上回来的人，都集中在这间房子里。男女老幼望着这一片废墟，心里是说不尽的仇恨和愤怒。留在地方上活动的共产党人，鼓励他们：“不要紧，烧了重来。”大家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山上砍伐树木，到岭上割野草，自己动手打土墙。不到一个月，又在废墟上重建起一排排的茅屋。反动派一看，气坏了。十月十八日，陈家山反动地主陈开健带领了更多的人来放火。这场火更大，把半边山都烧红了。全村连一根本头都没有留下。从山里归来的人们打扫了火场，拿出过去“打土豪”分来的两床棉被给妇女小孩盖，大伙集体睡在露天里，各乡农民兄弟又远道派人送东西来。地方党的同志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没关系，再来。”苎园坪人民于是又在废墟上搭起草棚，架起茅楼，以同样的热忱招待自己的亲人——红军游击队。
反革命分子陈开健在溪对面看见苎园坪的人又把新居建立起来了，他切齿地说：“好，你们修多少次，我就烧多少次。”十二月十六日，人们正准备过年的时候，这一群匪徒从福安、周宁、寿宁几路打来，又举火烧了这些新建的家园，连后门山上的林木都烧完了。
在红军走后的灾难岁月里，苎园坪的人民牢记着叶飞同志临行时曾对他们说过的话：“要集中，要团结，不要分散。革命是有失败的，但一定会成功！”这些话成为这里人民坚持斗争的力量。反动派用血腥的手移民并村，不许他们在原地居住。他们有的到深山里去了，有的流浪到建瓯、崇安，有的躲在岩石底下。但是，苎园坪村人对共产党的信赖，以及从这种信赖所产生的力量，却像流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蓝石妃回忆说：“那时候，国民党白匪说我们是土匪，不准我们在苎园坪居住，我们被赶到岩石底下，全村人睡、住、吃，都在一起。下雪了，烧起一堆火；没有锅，把冷饭放在瓦片上用火笼来烤热，一口一口喂给孩子吃。生活是这样的困苦，但是全村十来年没有一个叛徒，一直坚持着斗争。直到解放前夕，国民党匪帮如果没有武装保护，总不敢轻易到这个山乡里来。”
苎园坪人一直在等待共产党回来，等待红军回来。妇女们在繁重的劳动中唱着：
“我拿起锄头开了路，我们等了又等；青草生起来遮满了路，还看不到回来的人影！”
三
一九四九年，周宁解放了。苎园坪的人民日夜盼望着的共产党人终于回来了，他们终于解放了。近两年间，这个荒凉的山村变成了欢乐的新农村。新建立的两幢漂亮坚实的大房子，放射着新生的光彩。上下两层，五十六个房间，全村人都可以住下了。新的杉木散发着清香，许多新的家门上贴着鲜红的对联，挂着绿色的菖蒲。那个声言“修多少烧多少”的恶霸地主陈开健，受到了人民正义的惩罚，在一九五二年初春被判处了死刑。
苗族妇女蓝石妃对我们说：“去年真是双喜临门：土地回老家，房屋也修起来了，我们到底争了一口气回来了。”雷大旺家一连五六年都是住的破茅草架，每逢下雨，屋里就成了一滩稀泥浆。他搬进新居的时候，叫村里识字的人给写了一副鲜红的对联张贴起来：“大厦落成，恩感英明毛主席；国家胜利，功归勇敢解放军。”郑步满和我们在新居的楼上谈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烧房子的陈开健给我们办了！我们的新房子又修起来了。”
从一九三六年红军北上后，他们就没有买过一尺布；但去年一下子就买了十七匹。全村都做了新衣裳，多的每人有两三件，少的也有一件。解放前全村找不到一条棉被，去年全村有了二十一条棉被。全村还有了三十只羊。郑步满笑着告诉我们：“羊群都是解放后才买的。大小羊一起算，自己有十二只了。”解放前全村只有二十多只鸡，现在已经有七十三只了。解放前没有猪、兔、鸭，现在有了六只鸭，七口猪，二十只兔。他们计划今年再增加四口猪、二十只鸡、十只鸭。
生活的改善，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扶助的结果。解放前全村只有一户中农有两亩田，现在经过土地改革，共分到一百四十亩水稻田。他们开始以旺盛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我们到村的时候正是早晨，除了到溪边来热情地迎接我们几个人以外，成年男子全下地了。只有几个苗族妇女在清亮的溪水边洗衣服，深山密林里传来丁丁的伐木声。半山悬崖上几个苗族妇女正快手快脚地采摘二春茶。在屋后的崖石上，一些小孩子正在晒茶叶。郑步满解放前种着人家四亩田，好年成一秋只收七百来斤谷，交租就要交四百五十斤。但去年一下就收入八百八十多斤。今年呢，他说：“增产一成不成问题。”全村今年的要求是水稻增产一成，红薯增产一成半。他们组织了两个初级互助组，全村劳动力差不多全部参加了。三月底以前就挖了一百三十多亩稻根。往年只翻一次土，今年翻了两次，而且翻得深。以前插秧到夏至还完不了，今年到芒种就基本完成了。解放前用肥料很少很少，今年积了一百零五担人粪，两百担草木灰。
副业生产也大大发展了。解放前，全村只能收干毛茶三四百斤，茶山都荒芜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发了一批茶贷，又给茶叶找到了销路，农民开始积极地整理茶山。去年就采制了毛茶二十三担，使全村人民得到了八百多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今年呢，单是首春茶就收了十八担，二春茶预计还可以收十一二担。全村今年新种植了三千多株茶树。茶粮比价：解放前大约是一和三之比，如今一般是一和六之比了。苗家妇女唱道：
“对山有茶树，春来叶青青；今年茶叶价钱好，毛主席恩情似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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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怎样进行工作
——介绍石景山发电厂党组织的工作经验
新华社记者 王定坤
不向困难低头，在新事物面前顽强学习，——石景山发电厂的党组织就是由于发扬了党的这种优良传统而坚强起来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号发电机遭受严重破坏，这是石景山发电厂的党组织所碰到的第一个严重考验。群众的反映是：“我们塌了半个天”，耽心机器无法修复时失业；工程师们的议论是：“这不是我们的技术所能解决的，需要换新机器。”党的组织采取了与前面见解不同的态度，把坚决修复的任务勇敢地承当下来，积极建议行政号召职工加强了原有机炉的运转，并专门以修复×号电机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党的小组，以加强修复期间的党的工作。这个小组进行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和那些故意强调困难、散布失败情绪的人作斗争；一方面以全部力量深入到修复工作中去，不只动手，而且勤于用脑钻研问题，他们和技术人员、工人们商量，尽量支持和鼓励有创造性的人们，总结和运用他们的丰富经验，克服了许多困难。党组织并号召党员，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这个为保证京、津、唐电力网充分发电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经过四个半月的日夜努力，终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修复了×号机，恢复发电。这一次的考验教育了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决不能随波逐流，而是顽强地逆着困难前进。
一九五○年三月间，当石景山发电厂接受建立全厂大检修制度并进行一次恢复性的检修任务时，党组织对于克服困难的信心就更坚定了。开始时，那种惯于向困难低头的情绪仍然占着上风。一些人在讲：“老少三代的电厂，修理一下会有什么结果？”“机器用不坏也叫你们拆坏了！”……党的领导方面即积极推动工会与行政签订×号炉保证检修质量的出力合同，并选择了党的基础较好的汽机车间，培养了刘德珍模范小组，创造了检修中无返工活与消灭漏水、漏油、漏气的新纪录。党组织总结了刘德珍小组的经验，提出了“消灭七漏”（漏汽、漏油、漏水、漏煤、漏风等）的口号，并建议工会和行政方面把这个经验推广，直接保证了检修质量。这一次检修的成功，党的领导方面又学到了一条经验——在困难面前要善于突破典型，推动一般。
一九五○年九月，厂的领导部门提出保证安全供电任务时，又遇到和以前一样的阻碍。有很多人认为：“电厂不生事故，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但是党的领导方面心里有底，站稳了自己的岗位，一方面指定专人进行事故分析，在工人中进行教育，说明事故是可以预先防止的，并在全厂掀起开展消灭事故的运动；另一方面，深入事故最多的电气车间，研究情况。这个运动发动的结果，全厂工人从各方面寻找出二一一九件事故发生的原因，党抓紧这件事推动工会行政，开展了一个“消灭二一一九”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取得全胜，创造一百八十三天无事故的新纪录。党组织就这样从克服困难中学习了不少好的经验。此后，在一九五一年降低煤耗，在一九五二年增产节约运动中试烧低含热量煤（劣质煤），试行快速检修等等许多厂内的重大技术改革中，都由于党组织能坚定不移地认真组织力量，依靠群众，因而保证了任务完成。
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他们不懂技术，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总支书记王自勉说：“过去没有打过仗，打了几年就会了。干工厂和打仗不一样，但也不是学不会的。”他还说：“道路是一天天走过来的，思想也是一天一天逐渐明确起来的。开始对于电厂工作中的两个环节——安全供电和降低成本，领导方面完全是被动的。煤耗高，我们就提：‘上不冒黑烟，下不推黑煤’；变压器烧坏了，查明了原因，就提出：‘刮风下雨关窗子’，但是，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我们学会主动找困难、解决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反而不困难了。”
在最近总支委员会上，回顾了一下三年来所走的道路，大家一致感觉到：在每一次全厂性改革运动中，都会碰到两种不同议论：一种是来自一部分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中间的，强调困难，强调设备条件；一种是来自工人积极分子中间的，他们往往能从国家利益着想，从如何改善目前的操作方法、发挥劳动的智慧着想，要求革新。而在每一次新的改革开始，保守思想总是占上风的。党组织要拿出正确的主张，就不能不学习。总支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在每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新问题时，除了向技术人员、工人学习研究外，还找苏联专家，阅读有关苏联先进经验的书籍，学习东北的先进经验，这些作法开始是不自觉的，但到现在就已经成为习惯了。去年七月开始，他们实行了党组织在车间委派检查员的作法，就是从苏联的经验中学来的。实行的结果，效果极好，党组织能及时了解到车间生产的问题，协助车间支部和行政方面较迅速地解决问题。因为有了这些条件，党组织就在每个运动中，做出比较正确的决议；在决议执行过程中再加上不断的检查和修订，就能一步步地冲破困难，使不完善的经验完善起来，因而发挥了党组织在生产上的保证作用。
但是，企业中的党组织仅仅有了正确的决议，还只能说是做了事情的一半。从石景山发电厂的经验看，如果不能逐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理解到自己的劳动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和整个人类社会前进中的意义，那么，工人阶级的巨大的潜在能力是不能发挥的。石景山发电厂的党组织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年三月，在半年的时间内，党组织除了坚决支持行政计划，输送了一百个优秀工人到中共北京市委学习外（当时有许多人反对，怕影响生产），在总支直接领导下还分期开办了业余工人训练班，讲授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等，全厂八百余工人职员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为了巩固教育成果，以后曾建立了每周一次的党课制度，邀请非党员听课，除讲解党章外，结合工厂所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例，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进行教育。从一九五○年五月以后，党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宣传员，在车间加强了对工人的鼓动工作。一九五一年的爱国公约运动和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使工人阶级的觉悟飞速地提高了。过去工人所受的教育一般多是理性的，这两次运动却使工人从实践中把个人和国家结合起来了。爱国公约运动的深入先从诉苦对比新旧社会的工人经历开始，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意义，又用爱国公约的形式，把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生产结合起来。开始很多人对于这种作法是有抵抗的。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车间是在直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完成计划就是爱国，不必另来一套。”党的领导方面批判了这种思想，认为爱国公约能启发工人的爱国热忱、能发动工人的潜在能力，以保证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爱国公约可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后来在实际中证明党组织的主张是正确的。工人们在这次行动中用改进技术、节约材料等办法共为国家创造和节约财富十五亿元，这些都是原来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的。直到现在，工人们仍然每月修订和检查爱国公约。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特别是反浪费、算细账运动中，工人进一步认识到不仅把自己生产做好是爱国，更重要是有“当家作主”的态度。党的总支委员会在总结这一段运动时，明确地给工人指出“当家作主”这件事不简单，第一要自己有正确的劳动态度，事事能为国家的财富着想；第二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和一切破坏国家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红五月试烧低含热量煤成功，就是由于工人中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因而产生了共同克服困难的毅力。党组织在领导这几次政治运动中思想上亮起来了，总支委员会的一个同志说：“现在才懂得了要把工人们的思想逐渐提高到共产主义觉悟水平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就是推动和改进国家企业的动力，也是发挥工人阶级的巨大创造才能的思想基础。”由于明确认识了这一点，党组织最近在讨论迎接“七一”全区大竞赛中作出这样的计划：领导全厂开展一个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运动，对三年来苏联专家对于本厂的建议和改进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总结运动，举行图表展览，使全体工人懂得：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的结果，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这就使大家了解技术上的“一面倒”和反对保守思想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美好将来所必须走的道路。
石景山发电厂党组织的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的，总支委员会在检讨时认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克服在学习技术上的困难，好好总结工人的先进经验。过去不是没有做过先进经验的总结，但一般从政治鼓动方面做的多，真正能说明先进经验的科学性的总结很少。例如，汽机场生咸明班三年来没有一次事故，但谁也没有总结过他们的经验。已总结了的也没有在工人中间开展教育和学习，这就不能使技术改革运动成为全厂性的群众运动。他们认为，过去注意了从政治上发动工人积极性，依靠觉悟起来的工人阶级克服一切困难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如此做；但是如果因此就忽视了总结和推广工人中的先进经验，工厂中潜在能力的发掘必然会受到限制，党的领导也就会落在工人的后面。总支书记王自勉说：“学习推广先进经验的障碍是自满和保守思想，我们还必须在行将到来的大竞赛运动中开展一个打破保守思想、学习先进经验的运动，我们自己也必须顽强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在工厂中体现党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