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努力学好经济工作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会书记 李先念
编者按:此文是李先念同志为党的三十一周年而作,曾在七月一日的“新武汉”报上发表。现在略作修改,摘要发表在这里。
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学会作经济工作。这一问题,在我们党来说,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多少年以前,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就号召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随着革命的胜利,根据发展经济的客观条件,又随时提出了学习经济工作的具体要求,制定了发展我国经济的政策和方针,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方法。关于经济工作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三年来,我们许多同志遵循着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学习了许多经济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使自己成为或即将成为经济工作的“内行”;但也有些同志,没有这样做,或做得不够好,使自己在新的事物面前,不能不居于“外行”的地位,听任别人摆布。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有些同志看到我们党用坚决的态度反对“三害”、清除“五毒”,就错误地以为我们不重视经济工作。他们看到或受到群众对一些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和行为、一些懒于学习经济工作的作风的批评,就产生了一种退却思想,产生了不愿作经济工作或怕作经济工作的错误的消极思想。他们认为“作经济工作必然会贪污”;以为“和资产阶级打交道,迟早会被拉下水去”;说什么“做任何工作都是革命,何必作经济工作,伤此脑筋”等等。所以产生这些错误思想,固然因为有个人的打算,个人的得失,眼光短小等;但细究起来,主要是由于对革命的根本任务认识不清,对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认识不足,也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作怪。
分析一下,所谓“不愿作经济工作”的大约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愿作经济工作的思想,大体由于:一、清高思想。以为“经济工作易于失掉立场”,因而不屑于从事经济工作。二、经验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作怪。他们不习惯于今天复杂的斗争环境,因而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学习经济工作,没有为了学会经济工作白几根头发的勇气和信心。三、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割裂开来看待。以为自己是专搞政治的(在某些方面也熟悉一些),经济工作则是一些技术人员来作的。没有认识到“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分裂开来,这样,他们就只能空谈“政治”和“领导”了。这些同志不懂得斯大林所说的一条真理:“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就应精通生产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二五页)因而放弃了对于经济工作的学习和领导。四、把经济工作看成琐细、繁难、麻烦和不可学得的工作。当然,上述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先烈,以热血换来的今天的胜利,正需要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去巩固它,发展它。而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一伟大胜利,最重要的办法是学会经济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另一种人便是新干部。他们所以产生这一思想,大体上是由于:一、眼光短小,看不见我们伟大祖国经济建设的远景,以为自己的一些工作(例如采购、保管、会计、总务等等)不是什么经济工作,是些琐细的事务工作,没有“出息”(?)、“个人发展不大”(?)。二、雇佣观点作怪。以为作经济工作是革命,可以拿薪金,作别的也是革命也可以拿薪金,何必作经济工作,“迟早会被拉下水去”,落个伤脑筋呢?因而不安心于或怯于做经济工作。这些同志不懂得:固然只要对人民有利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而今天对中国人民更为迫切的便是发展经济的工作。他们也不懂得:今天有资产阶级存在,作财经工作固然会和他们打交道,而作别的革命工作也会和他们有直接间接的来往。问题不在于和资产阶级有无来往,而在于你是否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立场上去对人处事。俗语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是很对的;而那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则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各种财经工作岗位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工作人员,在和资产阶级打交道吗?由于他们兢兢业业,不是都能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优良作风和品质吗?
上述两种人所以不愿作财经工作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忽视经济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不懂得或者忽视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提高生产力;而为了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就要搞好经济工作,学好经济工作,不然,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的。
因此,我们应当批判上述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努力学会经济工作。在这里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毛主席历年来给我们的一些指示吧!
毛主席说:
“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又说: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们。”
又说: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作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些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同志们,我们领袖的这些告诫,真是对我们敲起的警钟!再看,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即我们战胜日寇的前夕,毛主席更具体地要求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我们的领袖根据他的伟大远见,很早就给我们作了这样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毛主席再一次提醒我们: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联共是胜利了。”
我们今天来重新温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该是多么有益呵!还是毛主席的话:“重要的问题在于善于学习。”有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国内外的各种条件对我们这样的有利,我们又有苏联的无私的援助,只要我们学习,我们就会把经济工作办好,就会协同全国人民一齐把我国的生产力大大向前推进。因此,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抛去个人打算,丢掉一切不正确的思想,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让我们用一切努力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吧!让我们努力完成全国人民所赋与我们的光荣伟大的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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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阶级党的巩固是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胜利的保证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吉奥罗什
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无论在地下阶段——在残暴的地主政权统治的时期——或是在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和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都获得了许多成就和胜利;这一切成就和胜利的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理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党的战略和策略、党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为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得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的。
在这个斗争的烈火中,锻炼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革命联盟,涌现出成千成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他们无限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他们像珍重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卫党的队伍的团结和铁的纪律,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反对歪曲党的路线,争取党的路线的彻底执行。
党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群众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党的政策,就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党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不仅努力教育群众,也努力向群众学习。
我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推翻拉德士古反动政府、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以及把工业、银行和运输机构收归国有的斗争。党发动和指导了群众的创造力,目前正在胜利地执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以期奠定有效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在执行巩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限制并消灭农村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在执行农业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党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断地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政策,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伟大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维持紧密联盟与友好的政策。数十万的劳动人民参加了管理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广泛展开、工业中出现了斯达哈诺夫运动、以及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成就,这一切都清楚地确实地证明了这个政策的优越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首先是制造生产工具的工业,正在迅速地扩大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农民群众正在从事集体耕作。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正在提高。
这一切成就都是人民和党在克服了由于国内阶级敌人的日益顽强的抵抗而产生的种种困难以后,在全世界各国亿万人民为维护并巩固和平、反对战争挑拨者美英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取得的。

乌·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屡次着重地指出:认为不必进行阶级斗争就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梦想而已。他们曾经提出警告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以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将更趋尖锐,并且将采取新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斯大林同志在解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个过渡阶段的阶级斗争所以更趋尖锐的理由时指出:
“社会主义胜利地展开对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些,资本主义分子底比重因此降落下去,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底比重降落下去,所以资本主义分子就感觉有灭亡危险,而加紧实行反抗。而他们暂时还有加强实行反抗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有世界资本主义帮助他们,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是降落着,他们的相对增长与社会主义底增长比较起来虽然是减低着,但资本主义分子底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也就使他们有相当的可能来积聚力量,以反抗社会主义增长过程。”资本主义分子在过渡期间的反抗是采取极其不同的形式的,其中包括阴谋破坏、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下混进党内进行暗杀和间谍活动并破坏党的团结等方法。
我们党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明智的理论的正确性。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由于卢加所进行的反党反国家活动,财政金融系统和合作社机构中都充满了大量的异己分子,他们聚集在卢加的周围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并破坏我国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工作。混进我们的财政金融系统和合作社系统的原来的厂商、地主和银行老板,集中他们的破坏力量,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阴谋以这种方法破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
人民的敌人使用了极其不同的方法和形式去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人民的敌人反对党限制并消灭农村和城市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而执行了他们鼓励并默许资本主义分子的反革命政策。例如,他们把大批的富农划为“中农”,帮助他们逃避缴纳公粮的义务,帮助他们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的赋税政策。他们在收购和预订农业产品的时候,非法地抬高价格,这样就使富农和投机商人有了牟取暴利的可能,因为所规定的某些种制成品在农村的售价,是低于生产费用的。他们反对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他们扣压了国营农场在银行中的存款。他们在收税、贷款、预订农业产品和规定价格等方面所执行的异己政策,阻碍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化。
异己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有意地扣压投资资金,特别是对于重工业的投资(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关键),并扣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拨款(例如多瑙河—黑海运河工程、“火花报社”大厦工程和其他工程的拨款)。
在筹备和实行币制改革的期间,这些反革命分子企图散布不满情绪,企图破坏劳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币制改革的前夕,主要工业企业中有许多工人在领取工资的时候收了旧列伊,这应该由这些反革命分子负责。在币制改革以前很久的时候,散布各种挑拨性谣言的,也是他们;他们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帮助资本主义分子和投机分子逃避币制改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迷惑群众。
由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党和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人民的敌人的罪恶活动被揭露和击败了。

由于卢加所进行的反党、反国家活动,由于卢加的直接支持,混进财政金融系统和合作社系统的异己分子,就得以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了。卢加丧失了阶级意识,自绝于党和工人阶级,和一帮异己分子勾结在一起,背弃党的总的路线,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卢加成了脱离党的路线的右倾偏向的主要代表,成了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传播者。
卢加自己几年以来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加以辩解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予以实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使得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化工作拖延了下来,妨碍了城乡的物资交流,助长了投机生意,破坏了缴纳公粮的计划和收购谷物及其他食品的计划,他这种路线使供应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工作,受到了重大的损害。
卢加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内,阶级斗争不是更加尖锐,而是减弱了;资本主义分子可以和平地转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在于富农的获得暴利。
实际上,这种明显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下列这些方面:阻碍制造生产工具的工业的发展、破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反对成立并发展农民协会以进行集体耕作、在收购并预订农业产品的时候以市场上的价格为基础而规定价格、在币制改革以前破坏旧列伊的购买力、降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这种路线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不能提高到党和政府所预期的程度。
党关于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联盟的路线,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已经由乔治乌—德治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理论的原则确定下来了,他当时着重地说:“我们对于农民的政策必须明白地确定下来,就是:我们依靠贫农,加强与中农的联盟而对富农进行不断的斗争。”在党内和国家机构中占据重要职位的卢加,违背党的这些指示,以种种的方法帮助并鼓励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用这种方法打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打击人民民主政权。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乔治乌—德治同志就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着重地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合作社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们把数以百万计的贫农和中农的私人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先决条件,使劳动农民更容易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卢加在农民问题上所实行的违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利益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在消费合作社问题上也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认为消费合作社这种组织的唯一目的在于将制成品从城市转运到农村。
身为财政部长的卢加,为了支持反革命分子,他把旧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政金融系统的机构完整地保留下来;把异己分子、前“西格兰萨”的特务和法西斯分子、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提拔到领导职位上来;这种政策是符合他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党路线的。与我党根据德才选择干部的列宁—斯大林的方针相反,卢加拿专家做幌子将异己分子安插在国家机构内。同时,他还压制批评,打击党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行腐蚀和歧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政策。
卢加的反党路线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地下活动时期,他就是反党的宗派斗争头子之一。现在不过是他过去的偏向和宗派活动的继续而已。
党的领导方面曾一再地驳斥卢加的机会主义。但是,卢加采取偏向分子所特有的两面手法,欺骗党,表面上接受党的路线和决定,实际上却坚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卢加路线反党反国的性质在准备和实行币制改革的工作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他不仅采取直接的公开的行动来反对币制改革,而且千方百计地来破坏币制改革。
中央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把卢加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出去;并向党的监察委员会对他提出控诉。
我党向右倾偏向和容忍这种偏向的调和态度发动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右倾偏向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它反映出垂死阶级的顽固分子的抵抗。“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的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力量,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的压力所产生的力量。”(斯大林)
革命警惕性,党的原则性和在反对右倾倾向、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动摇性的斗争中的阶级不可调和性,是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条件。

卢加之所以能够展开他的反党活动,是因为他得到乔治斯库同志和波克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他们采取了调和态度,支持脱离党的路线的右倾偏向。
乔治斯库同志对卢加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掩盖了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自己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缺乏战斗性,在工作中失去了革命警惕性。这样,就使得异己分子可以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特别重要的是:乔治斯库同志没有对掠夺产业工人和劳动农民的投机分子采取坚决的措施。
波克同志对卢加所采取的调和态度也掩盖了她自己的错误。她自己曾经在农业问题与公粮问题上脱离党的路线。她的这种偏向表现在她不重视建立新的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表现在她容忍富农钻进了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表现在她不关心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而使异己分子得以钻进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来。波克同志还犯了脱离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劳动农民参加集体农庄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而波克同志竟容忍人们破坏这个原则。
波克在党的领导机构内培养无原则的关系。卢加、波克和乔治斯库三人曾经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事先商量好了一套。他们瞒着党,暗地里这样做了很长一个时期。这是严重的违反党纪的行为,是企图建立宗派,是违反铁一般的党内团结和党的领导的原则的行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内,这是完全不许可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
“问题在于:在对右倾偏向宣战后,右倾偏向分子时常伪装为调和分子,使党陷于为难的地位。为了防止右倾偏向分子的这种诡计,我们必须坚持反对调和态度的坚决斗争。
这种调和主义倾向肯定地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为了要完全粉碎机会主义,就必须清算对待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根据这点,中央委员会正在动员全党对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进行斗争。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乔治斯库同志所作的自我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一致决定撤销他在政治局、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务,并予以降级处分。
全体委员会在严厉批评波克同志的错误以后,一致同意给她以警告的处分,并且没有把她选入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由于批评的结果,波克同志承认了她所犯的某些错误,并且向全体会议保证为党的路线和它的决议而斗争。

中央委员会三月和五月(一九五二年)全体会议的决议证明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力量和坚定性。这些决议证明了:党内铁一般的团结和纪律,不是靠掩饰分歧,而是靠揭露和消灭这些分歧,靠对危害党的团结的偏向和调和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得来的。作为党的基础的铁一般的布尔什维克纪律,是一切党员和党的领袖必须同样遵守的,包括那些“过去有过贡献”的人和那些在变成“统治者”以后不把执行党的决议当作他们的职责的人。
大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强有力的表现,而不是脆弱的表现。斯大林同志教导说:“一个党如果不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他不掩饰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从党内工作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用以教育它的干部,如果它懂得如何及时纠正错误,这个党就是不可战胜的党。”
揭露并消灭我们党内的右倾偏向,对于国内外敌人是个严重的打击,这意味着妨害我国经济繁荣、妨害劳动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准进一步提高的巨大障碍已经排除了。
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教导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及其战斗总参谋部的党,不能容忍它的队伍中有动摇分子、机会主义分子、投降分子或叛徒存在。如果一个党的队伍里有机会主义分子、投降分子或叛徒,它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进行生死的斗争。要赢得胜利,工人阶级政党首先就必须清洗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清洗机会主义分子可以使党更加强大。
动员全党对机会主义和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态度进行斗争,有助于提高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的全部工作的水平,可以使党的意志与行动更加一致,增加党员的责任感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的忠诚。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因为人民看到党把劳动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它毫不迟疑地对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人采取坚决措施,不论他们在党内或国内的地位怎样。
反对机会主义和对它抱调和的态度的斗争,与加强党的队伍、在政治上与思想上锻炼党员、在党的工作中应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按照党纪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要日益深入地实行党内民主、保证动员全体党员参加执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党严厉斥责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党的领导机构必须有计划地检查执行决议的情形,并且向选举他们的党员报告他们的工作。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讨论这些报告。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不断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不可战胜性的保证。
如果不勤勉地、坚定不移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想完成党的实际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切地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才能使党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并能使他们不致犯错误和产生偏向。
中央委员会要求党特别注意新的、日渐增多的干部,要求它以高度阶级觉悟的精神,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对于脱离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偏向采取不调和态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来教育他们。这样,将使我们能够实行“一个以不断对资本主义进行进攻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政策。”(乔治乌—德治)
最近,吸收新党员入党的工作已经恢复了。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农业合作社社员、人民军的指战员、知识分子、优秀的劳动青年联盟盟员请求加入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便更好地为和平与社会主义工作。坚持个别地吸收入党的列宁—斯大林原则和确保党有健全的社会成分,将使党进一步地、更加迅速地强大起来。
巩固我们的祖国,就是巩固和平阵营,同时也就是削弱帝国主义阵营。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美英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右翼社会党分子与铁托分子走狗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妨害他们实现侵略阴谋的重大障碍之一,他们企图利用一切可能削弱党的团结和战斗性的偏向。粉碎右倾偏向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也是争取和平斗争的一大胜利。
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乔治乌—德治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不断地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学习,不断地加强团结和纪律以及与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在将来也必然继续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光荣地完成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任务而不断地进行斗争。
(原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四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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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干部热烈学习理论
天津市各机关的党与非党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宣传部和天津市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自六月份起,普遍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按照市委宣传部一九五二年干部理论教育计划的规定:自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进行
“认清资产阶级,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的学习。七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五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九月十五日以后到年底,全市干部分两部分学习:财经企业系统干部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一般政府机关、党委、群众团体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为了加强领导,培养学习中的骨干,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所成立的干部业余政治学校已开办了“党史班”,吸收了六百余干部提前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共党史。此外,并将全市各机关负责干部组成了“理论教员研究班”,以便指导各机关的学习、传达报告及解答疑难问题等。目前全市干部学习正按计划进行,学习情绪非常饱满,参加“认清资产阶级、正确对待资产阶级”这一学习的干部,有各企业、机关的党委、各区委、天津县委等二十六个系统,共二万五千余人。在学习以前,广大干部都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许多干部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对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缺乏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以致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又由于他们只看见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一面,一时产生了“左”倾情绪。经过学习之后,他们对资产阶级一般的都有了比较正确的全面认识。各单位原有的学习组织,因“三反”“五反”运动大部暂时停顿,通过这次学习,都已开始恢复,并加强了领导。有些系统并打算在五十人以上的单位设置专职的理论学习干部。学习的领导,一般都由党的负责同志和行政领导干部来担任。所有这些,都为今后干部理论学习逐步走向正规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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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介绍苏联影片“为了生命”
叶遥
苏联影片“为了生命”是描写苏联医科大学的三个研究生,为研究神经组织的再生作用,医治神经麻痹症,寻找延长人类寿命方法所经历的艰苦路程。因为这部影片描写了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的革命精神,所以它不仅对科学工作者有特别重大的教育意义,而且对一般革命工作者也同样有它普遍的教育作用。
在科学发明的道路上,虽然苏联国家为科学工作者准备了一切可能的条件——他们有斯大林:“科学应该是万能的”光辉名言的鼓舞,有苏联政府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并有先辈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可作参考,但研究和试验过程的本身,却决不是一条平坦大道。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中是没有平坦大路的,只有不怕劳苦,不畏险阻向上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资本论”卷一第一三页,三联书店版)要完成一件科学发明还需要科学家以极大的毅力,和对革命事业永不衰退的热情,才能获得成功。
苏联医科大学的三个研究生别特洛夫、果列索夫和罗杰特文斯基在研究神经再生作用的道路上,向前探索着,攀登着,在将要达到顶峰,而还没有明确地看到那顶峰时,罗杰特文斯基和果列索夫动摇了。罗杰特文斯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半途退却下来,作为一个科学的参观者和游览者去到美国,想从美国科学家那里找到“捷径”,得些“启发”,但他终于一事无成。果列索夫在科学的困难面前表现了退缩,丧失了前进的勇气,躲到个人狭小的所谓“幸福生活”的小窝里,消沉下去。只有别特洛夫坚持下来,继续向科学的“光辉顶峰”探寻,最后得到了胜利,为人类的幸福,为延长人类寿命的医学研究,作了巨大的贡献。影片描写了这三个人的思想和性格,刻划出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
别特洛夫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把科学研究工作作为集体事业来看待,而不是把它当作个人获取名利的手段。所以他认为无论成功和失败,在不同的意义上全对科学工作作了贡献。他认为,即使失败,也并不是白费时间和精力,因为别人可以接受教训,不再重复他的错误,所以他具有坚贞不渝的毅力。而另外两个人却不同。罗杰特文斯基认为自己白费了时间,果列索夫认为牺牲了个人幸福。他们两个人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但却并不完全相同。罗杰特文斯基的主要错误,是他在科学工作上还残存着反动的世界主义思想,对美国的科学存有幻想,想从那里解决他们暂时还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他说:“科学,谁先发明出来都是一样。”果列索夫反对他这种非爱国主义的错误论调,说:
“我们的工作,最好能由苏联科学工作者来完成。”这是爱人民、爱祖国的科学工作者都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罗杰特文斯基缺乏这种正确态度,他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科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只有把科学掌握在人民手里,它才能为人类造福。否则,它可能变为杀人的凶器。最近,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果列索夫是个爱国的科学家,但因为他留恋个人狭小的所谓“幸福生活”,对于人民的事业缺乏高度的信心,他最后也失败了。
一切爱国的,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可以从这影片中的生动情节接受教训,只有彻底肃清反动的非爱国主义的思想,抛弃掉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影片成功地表现了别特洛夫这个人物,不仅描写了他的工作毅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集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以及爱国主义思想与反动的世界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同时我们还看到了革命精神与传统的因循守旧、抵抗新生力量斗争的胜利。影片描写了在苏维埃科学会议上,过去曾反对过巴甫洛夫的人,现在又起来反对别特洛夫,主张把实验成功了的科学新发现,仍关进试验室里“研究”,而旧的却可以照样保存下来。苏联政府全力支持和扶助新生的东西,阻碍科学进步的守旧思想遭到了严厉批判。会议批准别特洛夫可以继续作手术。
影片描写了老排字工人那札尔根,曾经以多么热切的心情期待别特洛夫的试验成功,给自己的女儿医好在战争中神经受伤的两腿。但当别特洛夫的第一个患者在施手术后因突发的心脏病而死亡时,老工人被吓住了,他不了解手术本身并没有错误。他害怕失掉自己唯一的女儿,便激烈地反对别特洛夫,甚至逼迫别特洛夫去亲自对他的女儿承认不能治她的病。别特洛夫拒绝说出那样不符事实的话。最后,老工人被别特洛夫的爱人列娜,用真诚动人的话说服了,他的女儿的残废的双腿被治愈了。
从这里我们想起了在革命队伍里有这么一种人,他们经得住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但却经不起朋友,尤其是自己人暂时的误会和反对。他们常常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屹立不动,但遇到自己人的暂时的误会和反对时,就灰心,气馁,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丧失了前进的勇气。这种人,同样不能算是具备了完整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切革命者都必须深刻地了解,要想使新的东西立定脚跟,你不但要经得起敌对的、反动势力的袭击,而且也要经得起传统的旧势力的抵抗。如果你无论在那一种斗争中退缩下来,便很难达到预想的结果。影片中的别特洛夫以正确的革命的态度对待了他所遇到的一切,便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真实的描写,对观众的教育作用是大的。
影片在描写别特洛夫和列娜,果列索夫和微拉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恋爱应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个人幸福和集体利益应该统一起来的问题。这些对青年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别特洛夫和列娜虽则由于各自工作的紧张,经常不在一起,但却并不妨碍他们的爱情,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朝向一个目标——为人类和平事业而努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都无限忠诚和热爱,他们把爱情联系在对广大人民的贡献上。他们互相鼓励,爱情变成了鼓舞的力量,使他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终于他们对人民作了优异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爱情也是幸福的。
但是果列索夫和微拉呢?微拉对自己的技术翻译工作不感兴趣,爱慕虚荣,企图个人享受。当果列索夫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发生动摇时,微拉不但不鼓励他,反去扯他的后腿,把他从工作岗位上拉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认为这样可以得到“快乐”。但她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果列索夫的消沉,苦闷。一个脱离工作,脱离集体的人,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可言的。微拉最后的悔悟,果列索夫最后的惭愧,都是很自然的。这是个人主义的树上所结的苦果。
这部影片虽然是描写科学发明活动的影片,但它并不使人感到单调和枯燥无味。在创制这类题材的影片方面,苏联于战后数年间,曾有辉煌的成就。他们曾拍制了像“巴甫洛夫”、“米丘林”、“俄罗斯航空之父”、“天才发明家”(又名“波波夫”)、“外科医生”等描写苏联伟大科学家的传记片。“为了生命”虽不是传记片,但它所根据的材料在苏联科学界也是有真实性的。这部电影也和其他苏联杰出的科学艺术片一样,不但表现了苏联科学家在为追求科学的新发明上所作的艰苦努力,也表现了他们多方面的丰富的日常生活。一般人认为枯燥的科学的研究过程,在影片制作者手里变成了富有诗意的素材。科学家的专门研究材料并未妨碍影片的生动情节的发展;科学工作本身,是被作为科学家生活中主要的、最动人的成分放进影片里去的。这更加深了观众对科学家的了解。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科学家,不是所谓除去试验室里的兔子、猴子之外,便与其他方面的生活绝缘的、“冰冷”的人。他们热爱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有爱情,有诗歌,有常人所有的生活乐趣。这一切,都被协调地统一起来,变成了活的图画,像生活本身那么丰富多样。
影片告诉我们,当美帝国主义正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不但残酷地用汽油弹屠杀朝鲜人民,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拿细菌战来威胁人类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的科学家们,却在艰苦地研究着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问题,如何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匪徒的枪炮打坏了神经的人恢复健康,让他们重新工作,去拥抱他们的亲人,过人类应有的幸福生活。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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