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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林枫
（一）
几年来，我党在东北农村作了很多工作，而且是有成绩的。我们不仅在解放战争最紧张的年代，领导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使之从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的生产资料，而且在土地改革之后，又积极地领导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历年均有发展和提高，目前组织起来的户数约占农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常年互助组大大增加，我们并从今年开始有重点地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
在改进农业技术方面，我们也进行了许多工作。东北农民从来使用着落后的粗笨农具进行生产，这种落后农具决定了落后的耕作方法，而落后的耕作方法是很难提高产量并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党充分地注意了这一重大问题，从一九五○年起，就开始稳步地进行改革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的工作。今后五六年内，东北农村即将大部使用新式马拉农具，这就会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并为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准备条件。在防洪治水方面，党在一九五○年即决定了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就是除了一般地进行筑堤堵口工作之外，将着重于从积极方面重点地开发水利资源，准备进行治水和发电、灌溉、航运及工业用水相结合的近代化的水利建设。为了从根本上改造自然条件，杜绝风沙水患，党在一九五○年又决定进行巨大规模的西部防护林带的营造计划，一九五一年业已开始营造。
组织起来，改进和提高农业技术，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党在东北农村中的主要任务。几年来东北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多数土地改革前的贫雇农已上升为中农，目前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大多数，北部老区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南部解放较晚的地区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上升户中，约有百分之二十已成为富裕中农，少数已发展成为新富农。由于各种原因经济下降、生活困难的户数，仅占百分之五左右。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论联合政府”）从东北农民经济上升的情况看，我们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方针的。
（二）
在东北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改进农业技术，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是具备着有利条件的。但这不是说在农村工作中没有问题了，实际上问题还是很多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摆在农民面前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在小生产的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这条道路是农民们所熟悉的；另一条道路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合作化，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农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但是这是农民们所不熟悉的。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是保证实现这一基本政策的决定因素。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深刻地指出：“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形一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三八页，解放社版。）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以及如何对待今天农村所发生的实际问题上，是否所有的同志思想上都很明确，而不是徘徊在十字路口呢？不是的。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之后，既然农村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就让它自由发展好了，用不着加强对互助合作的领导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恩格斯说：“如果我们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极限，让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大资本主义生产底牺牲品时，才来进行这个改造（按：即由小农走向合作制的改造），那是没有益处的。”（恩格斯：“农民问题”）当然，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可能发生“让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大资本主义生产底牺牲品”这样的事，但也绝不能认为我们可以放任自流，不必进行艰苦的工作，社会主义就会自然地到来。须知要使农村的经济顺利地由今天的互助合作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避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乃是党对广大农民长期的、艰苦的实际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过程。我们看到在农村中有些农民放高利贷，甚至有的供销合作社主任和村干部放高利贷，或者利用合作社资金，个人开小铺，发展他个人的“资本主义”。我们宣布合理借贷政策（不得超三分利）以后，高利贷又转变为隐蔽的形式，如春借苞米秋还同数小麦，春借一斤谷草秋还一斤大豆；甚至有的带劳金加入互助组，多买地带入互助组按地分粮等。这就说明，农村资本主义趋势是一个很大的自发力量，它不仅每日每时地吸引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也侵蚀到农村党员和干部身上，并带到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组织里边去了。过去在农村中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敢宣传社会主义，据说是怕增加群众思想顾虑，影响生产情绪，显然这是放松了党在农村中的思想领导。
党的政策和决定是正确的，但在农村具体执行中，却时常走样子。譬如今春购粮，规定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而在具体执行中，有些地方不很好地向农民进行说服教育而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方法；有些地方不很好地调查研究，不管余粮多少，采取了平均摊派的办法。这自然就引起群众不满，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工作，使干部们懂得正确地对待和执行党的政策，懂得向党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以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某些农村党员滋长着剥削思想。有的干部开始走向腐化堕落，有的甚至为了追逐个人私欲，滥用职权，横行霸道。所有这些，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正如斯大林所说：“共产党内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了我们党底总路线，而走到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偏向，固然是尚未正式形成的，也许是还没有觉悟到的，但毕竟是这样的一种偏向。”（“列宁主义问题”，二九○页）这是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因此，在农村中进行严肃的整党工作，坚决克服某些党员中腐化堕落、脱离群众的现象，清除那些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出党，是十分必要的。
（三）
去年冬季各地所进行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远景教育，对提高农村党员和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对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年进行互助合作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部分地区却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不顾群众互助合作的经验如何，政治觉悟程度如何，领导骨干的条件如何，采取了急躁的态度，盲目地组织了过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有的违反了自愿两利的原则，有的规定了过多的公积金。这种违背党的重点试办、逐步发展方针的做法以及其他各种不适当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显然是不利的。
在目前，参加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一般都存有保守的和自私的心理。如某地有一个两口之家，丈夫要加入集体农庄，老婆反对，最后还是丈夫说了算，加入了农庄，但老婆思想仍然搞不通。不久他们加入到农庄的马下了驹。老婆抱着马驹哭起来，埋怨丈夫说：“不叫你加入，你一定要加入；如果不加入农庄，这个马驹就是咱们的，现在这个马驹就成人家的了。”又如有个集体农庄分组两个农业生产队，第一队头一天晚间准备好了犁杖，第二天一早发现犁杖上的“千斤”丢了，后来发现这个“千斤”是被第二队为了竞赛给藏起来了。由此可见，教育农民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并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列宁也说过：“改造小农，改造小农底全部心理和习惯，是需要有几代工夫的事情。”（列宁：“论物品税”）
（四）
必须长期反复地教育农民：经过合作化逐渐过渡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是使广大农民永远摆脱贫困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组织起来”）
必须教育农村干部：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方针，既要反对强迫命令，又要反对放任自流。必须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办法，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渐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只有如此，互助合作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才能不断地提高，群众才会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党的合作化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一概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尚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将此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论联合政府”）
总之，我们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坚决沿着合作化的道路向将来的集体化的方向前进。随着工业的发展，我们将在五六年之内，供应农村以大批新式农具和部分拖拉机，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村经济将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组织工作，做好教育工作，做好技术训练工作，帮助互助合作中的农民作好经营管理工作。新的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学习，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善于及时地领导运动和进行具体指导，必须克服一切保守思想和经验主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对于这一点，一切农村工作者都应有明确的自觉。我们共产党人总是向前看的，总是站在前面领导群众前进的。为了加速我们事业的发展，我党农村支部必须成为领导生产、领导合作运动、领导政治文化教育的坚强堡垒，必须在党内清除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剥削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必须对一切农村干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广大农民经常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远景教育。 （原载七月九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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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乡记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士 华晨
陇海路的西去列车急风般地奔驰着，前边不远就是民权车站。一别八年多的故乡——河南睢县飞速地迎了上来。车窗外一片泥金色的麦海，麦海中飘荡着红色小旗。黑鸦鸦的人群在红旗近处忙着收割，歌声笑声不断从人群中飞来。听了解情况的同车旅客谈：“红旗是互助组的旗子。农民们正在竞赛收割。”真想不到，“红旗”、“互助组”、“竞赛”等等这些代表幸福生活的名词，现在竟然也和我这多灾多难的故乡连在一起了！
提起灾难，记忆把我拉回到八年以前。那时自己因为参加革命，第一次离开故乡，从民权车站乘车东去。不也正是这个地区吗？不也是车窗外这些田野和村庄吗？那时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可是田野上、村庄里却难看到一个人影。村里十门九闭，树皮野菜都吃光了，没饿死的人多逃荒到解放区。那时，东去的列车车顶上都爬满了逃荒的和做小生意的人。那一个不向日本鬼子、汉奸塞钱，那一个就会遭到毒打，甚至被推下火车。也正是在这一带，一个背豆饼的老大爷被日本鬼子从飞跑的火车上推下去，摔得血肉模糊……
一声气笛长吼，车停了下来。“民权车站”到了。整齐的红色站房是新盖的，过去站旁散乱的矮茅屋地区已经变成马路宽广、人声喧闹的市街了。过去挤在车站附近的扒手、乞丐一个也看不见了，站北的马路上走着两三群背书包的孩子。
从车站南去到我家——鲁楼村还有二十里。正好有一队南去的马车。赶车工人看是解放军军人要搭车，不肯说价钱就让上车了。赶车工人鞭子一扬，马车跑了起来。每辆车都套着高大健壮的骡马。我问同车的赶车工人：“这车马都是自己的吗？”他笑了起来，说：“怎么，你同志还以为我是替别人赶车吗？现在不是解放以前啦，赶马车的谁还能没车马！”我也笑着说：“解放前你就是有马，恐怕也不敢在这里跑吧！”他说：“那还用说！庄里连条小毛驴还喂不住，这样的马要在路上跑，还不是给‘中央军’（指蒋匪军）送上门！”
车到了赵洪坡，下车走上小道。过了吴老家，一别八年多的家园——鲁楼村的背影展现在眼前：绿树丛中露出一长排新屋的白墙，残墙、烂屋看不到了。庄子伸长了，两头增加了不少打麦场。这是我的故乡吗？仔细看还能认得，那枣树林后不正是和哥家的高岗子吗？我加快了脚步，转过西头，到了村前。村前才真的变了呢。鲁楼村本来是个拐子尺形的村子，二十多家人家的茅草屋，散乱地挤在大坑北沿。大坑南除了翟家大地主的大院子以外，没有什么房子。可是，现在拐子尺的尺凹填满了，村子变成了正方形的，坑北住得满满的，坑南也盖起了成片的新屋，并且正在向外扩展。村子外围都变成了打麦场，新收上场的麦子堆得到处都是。
听说我回来了，大家都跑来看我。屋里院里挤满了人。孩子们多半穿着学生装，一个也不认得。二十岁以上的还能认得，但他们的脸比从前红润多了。记得八年前，许多伯、叔、哥、弟们都是干巴巴的脸，像害着痨病。现在一张那样的脸也没有了。他们发觉我在呆望，有人就笑着说：“你看俺们都老了吧？”我说：“不是老了，是胖了。”一下就轰的笑起来了。大家说：“是呀，解放以后不挨饿啦！”接着，人们很自然地谈起翻身的经过来。从漫谈中我知道：翟家大地主在我村附近占有的田地全归我村了，还有两三家本村的小地主的地也在土地改革时分了出来。全村每人都有了二、三亩土地。过去那些讨饭的、推“大粪车子”的（拾野粪卖，跟讨饭差不多）、打闲的（给人作零工）伯、叔、哥、弟们都过起了中农生活。许多长年逃荒在外的也都回来了。人口迅速增加了，房屋增加得更多。正谈着，大家忽然站了起来，这时我发觉八十多岁的祥爷扶着拐杖走了进来。在扶他老人家坐下的同时，我想起了八年前的祥爷。那时，他和三个儿子都靠推粪车、拾庄稼糊口，揭不开锅的时候就出外讨饭。有钱的人说他们家是“贼窝”，说他是“老贼头”。地主狗腿子常把他们绑起来，不是打得头破血流，就是送乡公所饿几天。现在他和儿子都分到了房子和土地，几个儿子争着养活他。全族都尊称他“老族长”（一族长者之称）。
接着又从外面进来一个黑胡子的人。别人都喊他“村长”，我却一点不认得。这时他自我介绍了：“老弟，你不认得我吧！从你出生以前我就在外逃荒要饭，一直混到土地改革以后才回来。回来分了土地，还被选上村长。不行，干不好，对您家照顾得很差！”村里对我家照顾得是很好的，我在回家以前就知道了。至于他干村长干得怎么样，后来也就知道了：村里的工作是全乡数得着的。
“听说俺兄弟回来了，我急忙往这跑……”一个剪了头发的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边说，一边挤上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嫂。没等我问，大家就争着介绍了：“她是咱乡的副乡长，又兼咱庄的妇联主任。”听了别人的介绍，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个傻子，没文化，又不会讲话，啥也做不好。”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她处理一桩婆媳纠纷，道理谈得头头是道，简直像连队里的一个指导员。纠纷处理完了，婆媳都满意。解放以前人们都说三嫂傻，膀宽腿粗能劳动，可是不会奉承婆婆、丈夫，因此常常挨打受气。但是，解放仅仅三四年，她竟然担负了一个乡的领导重责。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的劳动人民，进步得多快啊！
到底是农忙的季节，谈了一阵以后，大家便都分头忙活去了。临走一再嘱咐我：“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谈。”可是我坐也坐不住，就跟着跑到打麦场上。有的场上正弥漫着扬麦的沙尘，几个收麦较快的互助组正在堆麦秸垛。经哥（村农会主任）的一组正在忙着挑水浇红薯秧。当地已久不落雨，经哥那一组下决心不叫红薯秧缺水。听人讲，他那组是全村的骨干组，他们还准备争取全乡的模范组。为了防旱，大家对打井的事讨论得更积极了。我在三四个打麦场上都碰到他们漫谈“解放式”水车。我笑着对经哥说：“咱村祖辈也没见买过水车，没见在地里打过井呵！”他说：“还不是日子过好了吗？咱村从前不是祖辈也没锄过麦子吗？从去年也开头锄啦。大家正准备到白岗（鲁楼村东十里路的一个大村）参观七寸步犁，还准备研究曲耀离的种棉法哩。”正在碾麦的合哥也插上嘴：“咱村比你走时好多啦！那时一抱抱起的小毛驴全村不足十五条。眼前呢，肥壮的牲口添了六七十头，大车多了十多辆。上学的孩子也多了。从前顶多的时候，全村也只有五个孩子念了几天私塾，后来谁也念不起了；眼前孩子们差不多都进了学校，合起来三十多个，有的麦后还准备进城考中学哩……”刚谈到这里，他的话被别人要我讲讲拖拉机的声音插断了。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听着嘻嘻哈哈地进来一群人。我以为又是三嫂叫我到民校给妇女会员们谈婚姻法哩。问起来，却是经哥来打听台风的消息。我记得在那天的报上看到过关于台风的消息，可是很快就忘了。现在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台风”二字，却使我惊奇得反问起他们来：“你们怎么知道有台风呢？”“乡公所半夜里来人通知说：‘压好麦秸垛防台风。’也不知台风会不会来？”听了这话，我把两个政府作了强烈的对比：解放前，如果“乡公所半夜里来人”，那是最可怕的事，因为除了抓人再没有别的了。现在人民的乡政府却是半夜到村里通知“防台风”。我感动地说：“现在政府和人民真结合在一块啦！”他们纷纷说：“人民政府才真是咱们的政府。现在政府叫咱干啥，没二话。前几天政府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咱村就开会，打扫卫生。早些日子，捐献飞机大炮、镇压反革命，咱们那一样都干得很来劲。去年缴公粮，咱村还得了奖哩！”
院里人一少，就听到外面的喧嚷声。我出去一看，大路上正围着一群男女，原来是乡合作社的货车来了。挤出来的妇女们边走边比着刚买到的花布和袜子，孩子们叫着、笑着。我迎上去问了一下妹妹买的那块红洋布的价钱，和我一周前在南京国营百货公司看到的价格不相上下。我看了一会，不觉说了句：“想不到咱村也能买这些东西啦！”几个人一齐插嘴说：“今年春旱，咱这里麦收不够好；要不，买的更多。日子好过了，谁还不穿点？说来说去都得谢谢咱毛主席！”是的，毛主席给鲁楼村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好日子，所以大家时时刻刻不忘毛主席。鲁楼村家家都把毛主席的像挂在屋子正中过去的神台上。正像那天晚上大家说的：“供了多年神，咱们还是挨饿；毛主席来了，日子过好啦，不供毛主席供谁！”是的，多少年来受苦受难的故乡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尝到幸福的滋味了；而且他们知道，更幸福的生活还在后面。
但就在回味这幸福生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出被美机炸成灰堆的朝鲜村庄，爬在母亲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嚎哭的朝鲜孩子和黑鸦鸦的毒虫……。我坐卧不安了。我本来打算在家停留三天的，这一下我停留不下去了。午饭后我就整理行装，心急如火，我恨不得一步踏到自己的国防岗位上去，握紧武器，对准那贪婪的野狼——美帝国主义。我决不容许美国鬼子把像我故乡一样幸福的千万个祖国的乡村变成灰堆，更不允许敌人夺去那些跳着笑着的孩子们的母亲！我不容许侵略者触动祖国的一根毫毛！
第三天清早，我又坐上了陇海路东去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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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下水道的新生
新华社记者 沈容
城市污水和雨水的处理，是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多少年来，绝大多数的北京人民几乎每天都要为此而苦恼。现在这种苦恼基本上消除了。
据人民政府调查，三年前北京刚解放的时候，全市七百五十五公里的街道中，只有二百四十公里有下水道，住户中有下水道设备的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此外，还有少量的渗井可以容纳极少数住户的污水。其余绝大多数的人，从洗碗、洗菜到洗衣、洗脸，所有的污水都只好往街上泼。这自然是很不卫生的，夏天尤其使人苦恼。下雨的时候，街上到处泥泞，有的地方甚至一片“汪洋”。这种严重积水的地方全市有一百六十多处，其中最严重的地方，居民们不仅要忙着抢救东西，而且要担心房屋倒塌。
龙须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原来市内这样的明沟共有八条之多。臭沟水泛着绿色，有的成了黑色的泥浆，这里面有死猫死狗死耗子。一到下大雨，沟水夹杂着垃圾漫进屋子，长着大尾巴的蛆爬到炕上，爬到墙上。遭受这种灾害的全部是劳动人民。同时，这种臭沟和积水必然滋生各种传染病菌，这对于全市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现在这个问题已解决了。
首先，人民政府充分利用了历史的遗产。
远在十五世纪初期明朝永乐年间，我们的祖先就在北京修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下水道系统。但是年久失修，大部分沟道都淤塞了，平均每一公尺的沟道里就有零点五立方公尺的淤泥。有的并且塌掉了。因此，曾经有人以为它不堪继续使用，非全部修建新的不可。但是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苏联专家亲自进入沟道检查之后，认为这个下水道系统还很坚固；只要加以掏挖和整修还可以利用相当长的时候。如果全部重新修建，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
因此人民政府决定把所有旧沟道加以掏挖和整修，同时有重点地进行新的修建。三年来，包括今年的工程在内，人民政府掏挖和整修的旧沟道共有二百一十公里，使它们恢复了宣泄的作用；新建的工程共八十公里，约相当于原有沟道的三分之一。
在整顿旧沟道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弄不清这些沟道的线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街道和房屋都翻开来看一看。明朝只留下少数文字记载，而街道变化很大，难于考察。比如前门外以烤鸭著名的“全聚德”本来面临前门大街。但是现在它门前已建起了一排店铺。本来在大街下面的下水道因此就藏到这些店铺的屋下了。全北京类似的情况很不少。
清朝和国民党在下水道方面所留下的，只是一些贪污的丑史。据说清朝每年要掏挖一次沟道，掏挖后，要叫一个工人从沟管的这一头钻进去，从另一头钻出来，表示这里面真正挖通了。可是常常钻进去的是一个人，钻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国民党时代怎样呢？他们常常把道路挖开来，接着又填平了，根本没有把管子放进去。有的时候，他们只在某一条街的两头安下管子，当中却是不通的。
有关线路方面，人民政府所接收的档案，只是一张日寇在占领北京时期画的臆想图，这当然完全不可靠。这个地下秘密现在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人民政府依靠群众，深入居民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修建新下水道方面，人民政府首先注意到的是八条又脏又臭的大明沟和其他严重积水的地方。龙须沟已在一九五○年改为暗沟。原来的臭沟成了宽阔的马路。其他的明沟有的也已经同样修好，有的正在修建。今年十一月底以前全部可以完成。积水问题已基本上解决。
新兴建的下水道，规模是十分巨大的。在铜法寺新建的沟道，直径有二米六，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处。我和卫生工程局的几位同志在沟管里走了一趟，觉得简直有点像一条大隧道。
目前还没有下水道的地方，人民政府号召并协助居民修建渗井，暂时容纳污水和雨水，让水渗透到地底下去。这种渗井可以用两年到十年不等。这虽然是权宜的办法，但可以解决当前迫切的问题。现在渗井已十分普遍。有的街道的居民拆掉了废旧的建筑物来进行修建。人民群众这种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热忱，是和他们对日益美好的新生活的热爱分不开的。
今后人民政府还将继续大量兴建新的工程，逐渐建设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那时这些渗井就完全用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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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哈尔省各地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锺英
目前，察哈尔全省各地正通过张顺有事件，深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反对漠视群众意见。张顺有事件的公布，引起了察哈尔省领导机关的重视。省级各领导机关除已分别发出检查官僚主义的号召外，中共察哈尔省委、省人民政府并接连召开了多次汇报会议和各单位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一再督促认真检查官僚主义。六月十四日省委召集的各直属机关党组负责人汇报会上，省委副书记杨士杰号召各部门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以便在今后工作中把领导作风、党和群众的关系、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求得改善。同时要求各部门订出具体计划，以便从制度上来巩固反官僚主义的成果。全省各县也展开了反官僚主义的检查运动。截至目前为止，阳高、阳原、万全、左云、怀来、怀安、浑源、大同、宣化、蔚县、沽源、崇礼、尚义、平鲁、山阴等县及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和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机关，均已开始了此项检查工作，并都由负责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或组织干部进行了学习。这一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从运动开始以来，仅察哈尔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就收到读者检举官僚主义的信件一百五十件。为了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六月二十日又召集了省级机关、张家口市机关干部大会，由杨士杰主任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张顺有案件会议的精神作了动员报告，并对几种错误态度进行了批判。
察哈尔省各地在检查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严重现象。在省级各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不够重视。省人民政府没有按照政务院的规定设立人民问事处和接待室，主办这一工作的办公厅只指定了一个新干部捎带办理这一工作。登记和催办制度也不健全，有的部门更有丢失人民来信的现象。省协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接到的群众来信多半是原文照转有关部门或各厅处理，而又很少提出处理意见。转到各厅的信件，各厅又照例再转“有关部门”。如民政厅对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的来信、来访，大部都推到专署、县去解决，到现在还有五十五件不知处理结果。这样就形成层层转、层层推的现象，以致不能切实解决问题。有些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对来访的人民群众的态度也很恶劣。宣化县革命残废军人张英到民政厅请求介绍工作时，打算在民政厅吃顿饭，管理员很不高兴，训斥说：“早饭已过，午饭没到，你想吃什么！”这样就把张英“打发”出去了。有的灾民来省级机关解决问题，正逢星期日，工作人员就以“星期日不办公”为藉口，一推了事。更坏的是前优抚局局长许温如竟公然对他的下级干部说：“凡是没有带介绍信来我们这里的人，一概不管。”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曾使许多革命残废军人的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大同市一个复员军人来优抚局请求介绍工作，因为没带介绍信，就连大门也进不去。省人民法院则没有贯彻便利人民的方针。他们仍沿用旧的诉讼手续，原告必须文字起诉才行受理。他们对口头起诉很不耐烦，甚至干脆拒绝。天镇县一妇女专门跑到省人民法院起诉，因为没有起诉书，只好又返回原籍。
目前，省级机关已把反官僚主义的重点转向检查在日常工作中漠视群众利益方面。在这方面也已初步发现了不少问题。省交通局漠视群众利益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在修建公路时，经常在施工后仍不及时付给群众工资，甚至有欺骗群众、克扣工资的行为。此外，该局因某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计划不周，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也不断发生。农业厅也检查了在造林方面因官僚主义而使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错误。
察哈尔省各县在检查官僚主义运动中，发现某些县在处理人民意见、人民来信方面，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如蔚县人民政府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十多件提案，拖延很长时间没有处理；对中共蔚县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转去批评干部作风的材料九件和察哈尔日报读者来信组转去读者来信九件，也都没有答复。尚义县在镇压反革命期间，为了群众检举方便，曾设立了意见箱，并收到不少检举材料。但他们对这些材料，没有处理，没有向群众交代，把检举信捆在一起，放在一边不管了。群众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十分不满。在接见群众来访方面，各县极不重视。在今年四月间曾有一个农民四次到察北公安办事处揭发村干部的坏作风，都被推到张北县公安局去。张北县公安局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群众把这种情况又反映到专署公安办事处，该处仍不设法处理。直到报纸上公布了张顺有事件以后，该处才协同张北县公安局到控告人住地进行调查。各县人民法院和公安局也检查了在处理案件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干部的犯法行为。如万全县法院书记员卢朝忠在下乡调查一个案子时，趁机私自跑回家去，把和此案有关的其他村的群众调到他自己家里处理。
全省各地经过初步检查，已发现了许多严重的官僚主义事实，各级干部也已开始认识到官僚主义为害革命事业的严重性。但这一运动开展得还不够广泛，对官僚主义的检查还不够深刻，而且还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一）某些机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缺乏带头检查的精神，他们错误地把检查重点放在下级干部身上，有的县甚至提出把重点放在区、街，这完全违背了省委指示的精神。（二）工矿企业部门和个别县份藉口“工作忙”、“没时间”而不进行这一工作，甚至对这一工作抱抵抗态度。（三）有些干部思想上还有顾虑，怕检查出错误来受处分，上级不再信任，于是躲躲闪闪，企图混过去。对于这些错误思想和不正确态度，在六月二十日召开的省级机关、张家口市机关干部大会上，杨士杰同志已作了严肃的批判。现在，上述情况正在扭转。
第3版()
专栏：
被美国细菌战破坏了的一个幸福家庭
江荧 画
十六、富金华立刻手脚全凉了。她晕倒了！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头，可是丈夫死了！
十七、还不十分懂事的孩子小丽君问：“爸爸死了还回不回来呢？”当她知道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时，她想起以前爸爸下班回来，妈妈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来；星期日爸爸抱着她和妈妈一起到商店去买玩具、糖果、逛公园……。她哭了！
十八、严宗尧的尸体被抬到中国医科大学之后，经病理学系李佩琳教授解剖检查，证明是染急性传染性脑炎。这种脑炎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今天，李教授还接连解剖检查过好些患这种脑炎死的人。这显然是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一个幸福的家庭便这样被破坏了！这个消息传到工厂以后，一个规模宏大的反细菌战运动和生产运动，同时展开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