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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坚苦奋斗二十年的共产党员朱志为
江清
人民解放军某师后勤处处长、共产党员朱志为，二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党的坚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为人民和祖国的利益愉快地积极工作着。
他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从当班长直到当后勤处处长，长期的坚苦斗争把他锻炼成一个立场坚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优秀战士。
坚定不移的立场
在二十年坚苦的革命斗争中，朱志为经过了无数次的严重考验。每一次的考验都表明他有明确而坚定的阶级立场。
他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一个叫毛场的地方，国民党匪军偷偷包围了他们的部队。当时的情势是危急的。他奉命带一个班坚守一个险要的山头，掩护部队转移。敌人集中火力想拿下这个山头，但是一次跟一次的冲锋都被打垮。朱志为班的战士们在激战中相继负伤、牺牲了。最后，全班只剩下了他自己。子弹和手榴弹也都打光了。这时，敌人胆怯地在山坡下喊：“你们部队走了，交枪吧！”朱志为想：“我是党员，宁死也不交枪！”他握紧刺刀等着。一会儿，敌人蜂拥而上，一个从侧面摸上来的敌人，一手抓走了他的军帽。这时朱志为照准面前一个敌人的胸膛，一刀插进去，然后迅捷地提着枪纵身跳下了山崖。
他没有牺牲。苏醒以后，他忍着痛在山沟里走了一天，又回到了红军队伍里。
一九三五年在万分艰苦的长征途中，他的膝盖在战斗中负了伤，行动很困难。上级把他安置到老乡家休养。他只呆了半天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我也不能离开党！”想着这，他感到全身都来了劲。他拄着棍子，一步一拐地跟着部队，跟着毛主席坚决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时，他的伤口痛得扎心。但是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强烈信念和无限忠心，使他战胜了一切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
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的事迹，像这样的事迹是很多的。
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发展，部队由乡村进驻大城市。环境改变了，但朱志为并未因此而松懈了斗志，相反的，他更加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警惕，因为党曾多次地教导他：进入城市，要当心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一九五○年部队驻防南宁。朱志为当时是师的供给部长。有十几家汽车行的老板想从他身上捞一些油水，就想法向他进攻。他们知道朱志为爱抽烟，因此，一见面就把上等香烟送过来，但他还是抽自己的次等烟。一九五一年元旦，这些汽车行老板曾联合给他送猪送饼，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当时他告诫下级说：“不能忘了党的教导，要提高警惕。奸商无孔不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无孔可钻！”
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
兢兢业业、忘我地埋头工作，是朱志为二十年来工作中的一贯特点。
一九三六年，正是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的时候，朱志为担任了司务长。当时每人每天只二分钱，吃不到什么菜。他想：“部队不能吃好饭，作战就会受影响；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能向困难低头？”他多次向老乡请教，打听到三十里外的蔬菜比较贱，于是不顾山高路远，太阳火热，自己担上小挑去买菜。回来后衣服湿得贴在背上，脑瓜都晒晕了；但是，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晚上他还忙着磨米粉。司务长这份工作，大家都知道是相当辛苦的，但是朱志为做得极其愉快。尤其当他看到战士们有菜吃有汤喝的时候，他觉得再没有比这工作更光荣、更快乐的了。因而越做越有劲。他们单位的伙食，长期都是全团较好的。他受到了战士们的敬爱。
朱志为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搞经济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十六年了。十六年来，哪儿工作最繁重，他就
一定在哪儿。
一九五○年，广西的剿匪部队都分散在南宁三百里外的丛山峻岭里活动，运输给养是个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他设法解决了这个困难。他奔走交涉车辆，到现场督促装车，并布置武装护车等工作。有几天，工作紧张得使他没有时间吃饭，他就一边嚼大饼，一边工作。有的干部劝他要注意健康，他笑呵呵地说：“这算得了什么！我们累一点不就保证了战士们的健康吗？”日里夜里，他只想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部队的供给搞得更好。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带着机关干部到剿匪部队中去，深入了解供给工作的具体情况。他背着一条毯子，一天步行几十里，到连队里找战士们谈话，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就地召集供给干部研究和解决所存在的问题。
朱志为忘我地为党工作的精神，给下级极大的教育，使下级受到很深的感动。和他一同工作了七年的军需科科长说：“是机器也疲倦了，但他永远不会疲倦。七年来我见他头痛、眼痛几十次，但我从没见过他中止过工作。”
爱护公共财产
朱志为对一切公物都十分爱护。他常说：“同志们，不容易哪，我们用的一针一线都是人民的血汗啊！”
一九四五年，有一次，部队通过同蒲路封锁线，当时情况很紧。他带着四个骡子，驮着全团的“家务”，一天赶了一百八十多里。很多同志都掉队了，他仍紧紧地跟着队伍前进。过铁道前后，部队跑步前进，他就亲自拉着骡子跑。这时候突然有一头骡子翻了驮子。怎么办呢？情况很紧急，人又少，朱志为想：“这是公家的财物！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他独自留下来，迅速沉着地把东西一件件卸下来，重新驮好，又赶上了队伍。
在南宁，朱志为唯恐南方气候潮湿，仓库里的物资会受到损失。他每天都到仓库两三次，检查包装和拆洗工作。在修建某地弹药仓库时，他从很远的地方去检查仓库设备。他常常耐心地教导仓库管理人员：“要特别小心，一颗炮弹就等于中农一年的费用！”
朱志为跟浪费现象是不相容的。他负责地掌握着经济开支。他教育某些爱好铺张的人说：“一个革命干部应该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个人物质享受上斤斤计较是非常可耻的！”
生活俭朴，学习勤苦
朱志为的私人生活，二十年来都是很朴素的。
他今天住的屋子，是一间窄小的旧房。他用的衣物也十分简单。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忙完了，有啥就吃啥，毫不计较。前年，按待遇他已经可以吃小灶了，但他不让同志们提这个事。他说：“中灶很好了，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后来上级正式通知他，要他吃小灶；但直到今天，他还是和科长们一道吃中灶。朱志为喜欢抽烟、喝茶；但他抽的烟是一万一千元一条的次等烟，喝的是粗茶叶。
对朱志为这种一贯坚苦朴素的作风，同志们十分敬佩；但也曾有个别干部对此认识不足。有一次在南宁检查身体，朱志为脱了呢子制服，里面却穿着
一件旧背心，胸前胸后缝补过四道线。有的干部就觉得这样未免太“寒酸”了。他立即批判了这种思想。他说：“我们是光荣的人民战士，坚苦朴素是我们的高贵品质。我们省吃俭用为的是人民，这有什么寒酸？处处感到寒酸，实在就是阶级意识模糊的一种表现！”他告诫同志们说：“要时时刻刻记住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办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艰苦道路还很长，必须和广大人民共甘苦，永远发扬坚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朱志为除工作外，学习非常积极。参军之初，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了。他有空就看报和写字，并常年地练习着记日记。他有着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此，炊事员、饲养员和通讯员都是他的老师。今年一月，他和运输科的一个科员订了“包教保学”的合同，决心要迅速提高文化水平。他说：“形势发展得快，很多新鲜事物正等我们学习。党交给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大国防军的伟大任务，只有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才能很好地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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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兽医微生物学界的成就
胡祥璧
苏联的兽医微生物学，和其他的科学一样，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三十多年来，不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在实践方面，兽医微生物学都有了辉煌的成就，保障了畜牧事业的发展，繁荣了国民经济，促进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特别是最近几年，苏联兽医微生物学更突飞猛进，在学术理论上有了卓越的新发现，大大地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准，其发展前途，简直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学者”们所能想像的。
苏联的兽医微生物学不仅承继了而且发扬了俄国微生物学的伟大传统。俄国的伟大科学家、卓越的微生物学者墨契尼科夫（一八四五—一九一六年）在微生物学方面做了许多古典式的研究，对于许多种微生物的形态学和生理学，以及肠道菌类的作用都有很重要的贡献。钱科夫斯基（一八二二—一八八七年）发明了著名的对抗炭疽病的疫苗，使我们对这个危害人畜的传染病有了有效的防止办法（这个疫苗至今仍然被广泛地应用着）。伊万诺夫斯基
（一八六四—一九二○年）在一八九二年首次发现烟草花叶病的病原体，证实了滤过性病毒的存在；这个发现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并且使关于生命境界的辩论迈入崭新的领域中。作为俄国兽医微生物学的重要贡献之一的，还有鼻疽菌素（即“马来因”）的发明。这是马鼻疽（系马类的重要传染病，迄今仍为不治之症，而且能危害人类）的一种特效的诊断液，是在一八九一年由葛利曼和卡利宁格所发明的。他们二人因为进行这项研究而感染了鼻疽，终于先后为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政府立即根据列宁的指示，与当时流行猖獗、为患剧烈的几种兽疫进行顽强的斗争。兽医微生物学者热烈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发挥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不断地研究出新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来，使牛瘟、鼻疽和牛传染性胸膜肺炎这三大兽疫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完全灭迹，创造了兽疫防治史上的奇迹。在旧中国对于牛瘟几乎是束手无策的，可是今天苏联在这方面不但给我们以丰富的经验，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扑灭牛瘟以至其他兽疫，虽然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完全可以成功的。苏联兽医微生物学界在扑灭上述三种兽疫的斗争中创造出牛瘟脏器苗和抗牛瘟血清，改良了“马来因”的效力与特异性，发现了预防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的疫苗和诊断此病的有效方法，其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近年来，经过苏联学者们的刻苦钻研，创造了对抗下列家畜传染病的有效而优良的生物药品：炭疽
（斯奇疫苗）、气肿疽、狂犬病、破伤风、绵羊恶性水肿、羔羊痢疾、猪瘟、猪丹毒、鸡瘟、小牛副伤寒、小猪副伤寒、猪的伪狂犬病、口蹄疫、螺旋体病、幼畜双球菌症、出血性败血病、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等等的血清和疫苗，马腺疫的反病毒，猪副伤寒和牛、猪大肠杆菌症的嗜菌体。在诊断液方面，除了结核菌素、鼻疽菌素、流产菌素之外，尚有对羊、猪布氏杆菌病特别有效的布氏杆菌水解产物，马流行性淋巴管炎的变态反应原。苏联政府曾经利用了，并且正在利用着这些正确的科学方法来扑灭各种兽疫。
为了奖励他们在兽医微生物学中的卓越发明和贡献，表扬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苏联政府以斯大林奖金颁发给下列的兽医微生物学家：维舍列斯基院士（苏联最先进的兽医微生物学家之一）、穆龙捷夫院士（猪丹毒半固体福马林疫苗的发明者和免疫学方面的权威）、金斯堡教授（斯奇疫苗的发明者）、李哈切夫教授（羊痘氢氧化铝福马林疫苗的发明者）、刘巴森科教授（螺旋体病疫苗的发明者）、伊万诺夫教授（小猪副伤寒疫苗的发明者）、古列斯柯（猪瘟结晶紫疫苗的发明者）、伏尔科娃（绵羊恶性水肿半固体福马林疫苗的发明者。由于她的卓越功绩和对人民的贡献，伏氏已被推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是泊什扬教授关于病毒与细菌的本质的新发现，它为世界微生学界开辟了新纪元。泊什扬是全苏兽医科学实验院生物化学系主任，他在从事马传染性贫血症的研究时，发现了马类传染病的病毒能够用特殊的方法使它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成为显微镜下能够看得见的细菌形态。根据试验和观察的结果，他断定了在病毒发展的基本过程中有一个形成结晶体形态的阶段。这种结晶体对于理化作用的影响极为稳定，其抵抗力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例如，马传染性贫血症的病毒经过四十分钟的煮沸，再经两次摄氏一百二十度以下连续的高压灭菌器作用以后，仍然保存着毒性。蒲氏杆菌的培养物经过三十分钟的高压蒸气灭菌，以后又在高压蒸气灭菌器中再次消毒之后，仍然能够抵抗硫酸的水解作用。泊氏发现了：百分之二的福马林溶液并不能杀死病毒和细菌。他认为消毒剂并不能杀死细菌，只能促成细菌转变为滤过性形态而已。结晶体而且是活的蛋白质，在适当的外界条件的影响之下，又可以转变为原始的病毒或细菌。
泊氏认为，下列三条基本规律是病毒和细菌发育的一般生物学规律：（一）滤过性病毒能够转变为细菌形态，而细菌形态后来又能够重新转变为滤过性病毒。（二）细菌能够转变为滤过性形态（病毒），这些滤过性形态能够重新转变为细菌形态。
（三）滤过性病毒和细菌形态能够转变为结晶体形态，这些结晶体形态能够重新转变为滤过性病毒和细菌形态。这样，关于生命境界的旧论调，即认为“生命只能起源于细胞”的说法，便彻底地破产了。
泊什扬的发现，证实了辩证唯物论的见解，全部地解释了细菌和病毒的本质。依照这种见解，微生有机体是以具有一定的特异的特性的各种形态，同时也以易于变异的形态而存在的。这种变异性在微生物界中表现得最为生动，因而一种种类的微生物可以转变到另一种种类去。总而言之，微生有机体的本质是由它所栖息的条件而决定的，视外界的条件和对于这些条件的适应性而定，或者是微生有机体的相对的不变，或者是形态的迅速改变。
关于细菌有滤过性形态的说法，固然在泊什扬以前的四十年中也曾有人提出过。但是在泊氏以前，就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确实肯定地说过：细菌的滤过性形态就是病毒；也没有人证明过病毒转变为细菌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规律，而不是一种偶然性。关于致病性的细菌和动物病病毒的结晶化，在全世界的文献中，也找不出这样的报告。
泊什扬的发现对于免疫学的发展，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现时所公认的免疫原理是所谓“无菌免疫性”，亦即是说，在已经具有免疫力的动物体中没有活的病毒或细菌存在；即使没有活的微生物的时候，动物体也具有抵抗再次感染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死的”疫苗的预防注射在医学和兽医学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泊什扬的工作证明了：死的细菌或病毒是不能产生免疫力的，要想产生免疫力，就必得要用活的疫苗。每一种以前被认为是“死的”疫苗，和每一种免疫血清、毒素、类毒素、变应原、噬菌体、抗生素等等，都不是“死的”东西，而都是可以用特殊方法从其中分离出活的原始的细菌或病毒来。对抗任何传染的任何免疫性都不是“无菌的”，而是有传染性的免疫性；在免疫的和高度免疫的动物体中，细菌并未消失，而是变为该菌的无活动力的、不能致病的滤过性形态或噬菌体形态；所有这些变化了的形态都很好地和血液蛋白结合，这就是免疫性的本质。
泊氏的这个工作，根本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传染病的免疫观念，和确定了研究防止传染病的生物药剂的最高效能的新路线。早在一九四九年，泊什扬就已证明了马传染性贫血症的细菌性的疫苗对抗这个病毒性的传染病的效力。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泊什扬的微生物学成为全苏兽医科学实验院的基本工作之一。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病毒与细菌的本质”引起了全苏联以及整个民主世界的科学家的密切注意。泊氏的工作，超越了微生物学的界限，它对于整个生物学都有重大的影响。这个新发现，是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和李森科生物科学的继续发展，是从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成果，它把许多在微生物学里已经根深柢固的资产阶级的传统科学观念，彻底地予以粉碎了。
泊氏的微生物学理论一经发表之后，立即得到极广泛的实践。在过去两年中，泊氏关于病毒在细胞内发展和关于病毒结晶化的资料，又经许多的医学微生物学界和兽医微生物学界的学者们的研究予以证实。泊氏最初宣布曾把四十种以上的细菌变成结晶体的形态，所得到的细菌的滤过性形态也超过了四十种以上。除了马传染性贫血症以外，其他的滤过性病毒已经证明能够变为细菌形态的计有：猪瘟、鸡瘟、口蹄疫、狂犬病、马流行性脑脊髓炎、斑疹伤寒、人的秋季脑炎、人的流行性感冒、猪的流行性感冒、人的天花等。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苏联农业部和全苏兽医科学实验院合并举行的专门会议中，许多研究者又都证实了关于微生物的结晶化以及它对灭菌作用和消毒剂的抵抗力的资料。从所谓“死的”疫苗中分离出活的原始的病原体，已不再是什么奇迹了。
就是这样，苏联兽医微生物学界在孜孜不倦地和自然作顽强的斗争，扑灭了和正在扑灭着家畜的传染病；他们推翻了旧的形而上学的科学观念，创立了新的兽医微生物学。
苏联兽医微生物学界以“为农业服务”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每一种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消除家畜传染病，给畜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不仅如此，苏联兽医微生物学界正在根据米丘林、李森科生物科学进行改造有害的微生物，使它们获得新的性格，变成对人类有利和有用的新微生物品种。他们这种努力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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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我用母亲的名义感谢你
杨宝华
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一路上我无法抑制我的高兴、激动。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正在到北京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去，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更接近我们祖国的心脏——北京，接近我们的毛主席，我那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我走到天安门前，朝着毛主席慈爱的像，深深的鞠了一躬。我好像真的看见毛主席站在上面，像国庆节日向游行群众招手一样的向我招手，是的，毛主席，您永远是向着我们的，天安门前走路的人们，都对我看，好像都在跟我说：“对呀！我们也是像你一样的，我们也像你一样地衷心感谢我们的父亲——毛泽东。”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三十年前，我和一个医生结了婚。起初的日子，好像一切都很好，可是后来就不行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使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我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下降。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使我们的日子难过。后来，抗战的炮声响了，它曾使我们兴奋过，我们把所有外币、所有的银器，甚至我小女孩吃饭用的心爱的小银匙，都捐了出来，可是不久，这些都进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蒋介石使我们作了一次傻瓜，也打击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抗战后，日子更艰难了。我们在银行还有一笔不小的存款，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着的教育费、结婚费，我的丈夫凭着他的民族的自尊心和正直的良心，不愿用这些钱去投机囤货，也不愿意把它去换伪币，一直放在银行里不动，他那时还幻想，等抗战胜利后，国家是不会使他吃亏的。但是到抗战胜利后，这一笔钱，只成了我们一个月的手纸费。
日子是难过了，假使我现在去回想这些日子，真是不堪得很。我们对于生活的担忧倒还是次要的事，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对孩子们前途的关心。孩子们慢慢长大了，但在美帝国主义腐朽思想所笼罩的上海，我们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多么困苦。每一个母亲都会了解我的心的，我们对孩子们的心，对孩子们的关切都是一样的，我们真是呕心断肠，望眼欲穿的期望着孩子们成长，做一个有用的人，可是，在那环境里，一切事情多么使我们痛心呀！
孩子们在学校里，好像没人管的。我们那时错误的认为教会学校是最好的学校，所以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请他们教育，可是，孩子们变了，在学校里，他们学会了享乐。为了裤子补过，我的大孩子就哭着不肯穿着去上学；为了没新皮鞋，我的二孩子几天不肯说话；为了要做大衣，我的大女孩不肯吃饭。孩子们为了要吃好点心，常常的闹。孩子们还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欺骗。我总不能忘记，有一次我的二孩子，在学校里用一种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一次额外的假期，当我们发觉后，问他，他说是从外国神甫的故事里学来的，效法它的人，在同学中便认为是英雄，他因为要做一个英雄，所以才学会了欺骗。当时，我丈夫难过得饭也吃不下，晚上对我说：“我第一次丧失信心，在孩子身上丧失信心，我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但坏的还在后面呢！
在抗战的末期，我们的生活真是不行了，一个医生的收入，无法养活家中那末多人，我们吃山芋、吃杂粮，把车夫辞退了，娘姨从三个降到两个，又降到一个，终于一个没有了。八个孩子和我丈夫所有的家务，都由我负担，我从那时起，就整整几年没有空看报、看书，整日忙着家务。而忙家务，还仅仅疲劳我的身体，孩子们的堕落，却痛苦着我的心灵。更大的伤心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的二孩子忽然不愿去上学了，他说：他要去学做买卖，赚钱，你看，他是完全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了呀！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事的时候，正在缝衣服的我，惊讶得把针刺进了手指里也不知痛。他父亲手里拿着报在颤抖，我们劝他，骂他，甚至打他。每
一个母亲都体验过，打孩子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但没有用，他举出无数的例子，说明他是对的。他说：我们周围好多有学问、有品德的人，都在挨穷饿肚，而好多不学无术为人很坏的人，却因做买卖而发了财。我们拿什么话去回答他呢？
抗战胜利了，我们满想我们的日子从此会变好些，但不久我们明白，现实是更坏了。孩子们是愈变愈坏了，我的大孩子，也是个聪明的孩子，胜利时，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我真也闹不明白，怎样在学校里的学生，在美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腐蚀下，竟会一面上学，一面做起生意来了。他赚了钱，就乱花乱用。我们对他规劝，他只当耳边风，一点不听。一个母亲所特有的对孩子的敏感；我发觉他瘦了。他讲话也不像以前那样纯朴、坦白了，他变得虚伪庸俗了，作一个母亲的我，真难过呀！
后来，我的二孩子倒有了一些转变，原来他认识了一个共产党员，聪明、果敢的他，立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给予他的教育，他开始变好了。我永远要怀着感谢的心情，来回忆这个谦逊而诚实的共产党员。不久，我的二孩子不再做生意，重新又回到大学里去学习。到一九四七年年初，他终于到解放区去了。他投向了我们的太阳，我们的恩人毛主席的地方去了。
可是，其他的孩子，在万恶不赦的社会环境下，都变得更坏了。三孩子整天哼着难听的轻浮的歌曲，还穿着小裤脚管的裤子，带着美军的银牌，也学会了抽烟、跳舞。唉，他还不到二十岁呢！我的大女孩，在一个教会女中上学，整天闹着要买这、要买那，闹得我真痛苦，她也跟同学学会了跑跳舞场，皮鞋没穿几次，就嫌式样过时，要重买，衣服也要常常变花样。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美国杂志和美国电影里去学来的。据说，她在同学中还算是较老实的一个呢！那时我常常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孩子们的影子，他们在逐渐堕落下去的影子，就显现在我眼前。他们的前途会怎样呢？我愈想愈痛苦，我的丈夫常常对我说，“不赌钱，不跳舞，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我们的孩子却那样……！”我们都愈来愈苍老了。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这句话，我也要大声的喊：“救救我的孩子呀！”
幸亏，好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太阳升起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的生活起了变化——一个无法形容的巨变呀！我的二孩子穿了灰军装，精神健壮的回来了，和毛主席的队伍一起胜利的回来了。他给我带来了无数的书，无数的真理，无数的毛主席的话；他把三孩子和大女孩带到了北京去，到毛主席的地方去学习。一九五○年初，三孩子、大女孩都参加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认识了真理，服从了真理，为真理而奋斗了。他们把我寄去的钱，退回来，他们说在外面生活很好，不要钱用；把我寄去的东西，退回来，他们说革命的军队要有坚苦朴实的作风，不需要寄东西去；他们把我寄去的不适合的温情，也退了回来。他们和过去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解放后，生活也一天好一天，我再不要愁物价的波动了。大孩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毅然的离开上海，到最需要他的东北去了。他寄来的照片，人也一天比一天胖，来信上的话也愈来愈纯朴、亲切，他又变成我的亲爱的大孩子了。
我的五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响应了学校号召，到东北邮电学校去学习了。我当时还有一种自私的心，我舍不得他离开我，我打电报、写信去要他回来，他回信来了，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说：“祖国需要，人民需要，组织需要，妈妈你明白吗？”看了这几个字，我的自私心打消了，我喜欢得眼泪也掉了下来，我重复的一再的读这几个字，我多高兴呀！我想：他才十四岁呀，除了共产党，除了毛主席，谁还能使他变成这样坚强呢？
我的二女孩，三女孩都在上小学，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教导下，她们都变成了光荣的少年儿童队员。看见了她们的红领巾，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我放心了，她们的前途，我用不着再去担忧了！
毛主席给我家带来了阳光和春天，我的家庭现在很有生气，晚上，我们有说有笑，无忧无虑，晚上睡下去就睡着了。一切用不着我再担忧了，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共产党。我又年轻起来，脸上有了血色，白头发也减少了。我的小女孩晚上常常摸我的脸说：“妈妈，你现在常常笑了，我好久好久没有看见你不高兴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幸福生活，我总感激着毛主席。我一心想着，为所有的孩子，为所有的母亲，我应该怎样来感激他呢？孩子们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淘气的五孩子给我想了一个好办法，他说：“你们到北京去，到毛主席的地方去吧，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像吧。”于是在今年年初，我和我丈夫就来了、到北京，到毛主席住着的地方来了。
现在在天安门前，毛主席，我望着你站过的地方，望着你的像，我深深的一鞠躬。我要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救星，我们的父亲，我用母亲名义，向你感谢，我衷心的感谢你，毛主席，无穷量的感谢你！”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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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愿写在大地上（木刻画）
彦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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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细菌战破坏了的一个幸福家庭
江荧 画
七、在沈阳市铁西区的某些街道、工厂、宿舍、窗户上都发现了许多奇怪的昆虫。工人郭立永在厂房顶上不大一块地方，竟看到两千多个苍蝇。
八、三月初的一个上午，严宗尧刚刚上班，就觉得身上不舒服。他到厂里的医务所请张裕增医师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什么病。张医生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铁西工人医院去检查。九、他拿了介绍信，但并没有到工人医院去，他又到现场工作去了。到工人医院去需要请假，请假就要误工。现在正是迎接“五一”生产竞赛期间，他要争取当个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