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首都细菌学工作者对于寇兰和杜波斯二氏否认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言论的声明
我们代表北京细菌学工作者，本着爱护人类和平的天职，要指出寇兰和杜波斯这两位美国科学家最近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不合科学的地方。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已经完全证实了美国军用机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境内投下了许多种虫子及其他毒物。各地细菌学家在各不同化验室中，已经由这些虫子及其他毒物分离出了各种致病的细菌。假如没有经过新中国卫生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这些细菌就能引起各种不同疫病的流行。
现在让我们简略叙述一下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科学事实的证据。首先，我们的昆虫学专家已经证实，在我国东北沿交通线各地所发现的大量的各种虫子，不可能是各该地的季节中自然滋生的。再进一步，我们又已经从虫子体中发现了各种致病微生物，例如从大家蝇体中分离出了伤寒杆菌；从粪蝇，黑蝇中分离出了许多株副伤寒杆菌；从狼蛛和蝇子中分离出了志贺氏痢疾杆菌和副痢疾杆菌；又从另一些狼蛛体中分离出了巴氏杆菌；又从狼蛛、黑蝇和羽毛分离出了炭疽杆菌。所有上列各种病菌，不但是曾用培养和形态来鉴定，而且是用各种细菌学和免疫学方法所完全鉴定，并作了动物实验，证实它们对化验室动物和家畜有强大致病力。我们在朝鲜也完全证实，美国军用机曾屡次投下老鼠，而从鼠体中分离出了鼠疫杆菌。如所周知，朝鲜多年来没有鼠疫，而现在突然发现了鼠疫患者。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朝鲜就未曾发生过霍乱，但本年三月初，美国军用机在平壤散布蝇子后两天内，在零度下的寒冷季节突然发现了霍乱病例。这显然是人为的，是美机所撒布的。所以，从上述事实可以总结说明美国侵略者不满足于一般屠杀人民的武器，而且已经采用并且继续采用着违反国际公法和人类正义的细菌战。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寇兰博士和杜波斯博士的言论的错误。据美国新闻处纽约三月三十一日电：寇兰博士在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竟说：“黑死病（即鼠疫）和伤寒的细菌一经暴露在明亮的阳光下和寒冷的空气中就会很快地死去。”寇兰博士写道：“它们不能在冰点以下的温度下生存。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不可能在冬季散播它们。”
但是每个细菌工作者都知道，寒冷是保存大多数细菌的最良好的办法；而且杜波斯氏所著“人类的细菌和真菌感染”一书中第三百八十一页和四百九十一页中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细菌能抵抗寒冷，甚至在冰冻状态中能活存许多天。在该书鼠疫一章中，更具体地指出“可以活到十年”（四百一十九页）。阳光的直射固然对细菌有害，但是寇兰故意不提及美国军用机利用夜间及阴天来撒布细菌；他也故意不提美国侵略者所采用的各种细菌武器是包括利用许多经过特别培养耐寒的昆虫及其他动物甚至老鼠来做携带这些病菌的工具。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阳光对附带于昆虫和老鼠体内外的病菌是不能或不易起作用的。这样，寇兰所持为否认从事细菌战的主要论点就完全站不住了。
寇兰博士在他发表在纽约时报四月三日的谈话中，对北京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所刊载的照片评论说：“对于这些照片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图上的昆虫，没有一种是能够带病菌的。”在同日纽约时报中，另有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杜波斯博士也为那些向朝中两国人民进行细菌战的罪犯们作辩护。他武断地并且恶毒地下结论说：“在制造科学的赝品上，这几乎是一个完全外行人的尝试。这些细菌的名称没有一个是说对了的。这些细菌没有一种可以被昆虫携带。”但是任何细菌工作者都知道昆虫传播细菌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吮血的昆虫将细菌吸入体内，经过繁殖而再传播于人。另一种方式是昆虫可以机械地带上细菌而撒布的，特别是传染那些侵袭人类和动物肠胃道及直接接触传染的疾病病原菌。在这样情形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蝇子可以携带炭疽杆菌、伤寒杆菌或痢疾杆菌，或狼蛛可以携带巴氏杆菌。我们很可惜在科学上有过成就的寇兰博士和杜波斯博士竟也盲目地替那些连美国空军俘虏都已供认的灭绝人性地进行细菌战的战犯们作诡辩。
一切有人类良知的人都知道：现代科学是人类劳动的结晶，科学应该是造福于人类的。至于现代医学，那就更是为着保护人类免于疾病和痛苦而兴起的。因此，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科学家，对于那些盗窃科学研究的成果，把科学变为大规模杀人的工具的侵略者，没有不表示无比的仇恨的。我们是中国的细菌工作者，我们在亲自参加了对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的实地调查和检验工作，并亲自证实了美国侵略者这种罪行之后，我们抑制不住我们自己的正义的愤怒。我们斥责那些在细菌杀人工厂工作、出卖了科学和人类良知的科学界的败类。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朝中方面已经公布的各种证明材料，已经足以充分证明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我们希望全世界正直的科学家，包括美国的正直的科学家在内，正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给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荣誉所带来的威胁和污辱，正视我们自己所应该负担的维护人类正义和科学荣誉的庄严责任，从而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制止细菌战的继续进行。签名：
方 纲 中央卫生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用楫 中央生物制品所副技师
王凤连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宋 干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任广宏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助理技师
吴安然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孟昭赫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周明先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副技师
俞用川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郝士海 中央卫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陆秀芳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陶善敏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教授
陈华粹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马誉征 中央生物制品所技师
唐冀雪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讲师
汤飞凡 中央生物制品所所长
张维西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张乃初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副教授
张宽厚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副教授
曹守理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副研究员
赵树萱 中央生物制品所技师
刘 璞 中央生物制品所副技师
黎希干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教授
钱宇平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卢玉韵 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钟 昆 中央生物制品所副技师
谢少文 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
阎泰东 中央生物制品所副技师
龙振洲 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助教
第3版()
专栏：
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内蒙古人民胜利前进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五年来的辉煌成就
白植品
内蒙古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已经五年了。五年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还处在紧张、艰苦的阶段，许多地方的人民还在蒋介石匪帮的黑暗统治下生活的时候，内蒙古人民就已经获得了解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诞生了。内蒙古的劳动人民，开始把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创造自己的富裕生活。五年的时间，内蒙古人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生产的状况正在改变
内蒙古的二百四十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正在迅速改变着。土地改革前，由于长期遭受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农民大都无心改进生产，不耕地，不铲趟，不施肥，也不选种，只是撒上种籽，等待收获。土地改革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大力领导下，自一九四八年起，农民年年开展丰产运动，实行精耕细作，现在全区施肥面积已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科右后旗察哈尔森努图克（区）的农民，一九四九年上的粪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十八倍。三十多年来堆积如山的老粪堆，都送到了地里。大部分地区进行了选种和种籽消毒。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十六个采种圃和三个农场培育优良品种，供给农民使用。内蒙全区出现了六万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今年，有的组已扩大改组为土地、劳力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区百分之三十的耕地作到三铲三趟；一铲一趟的粗耕面积逐年减少。此外，先后推行了五千多台改良农具。其中不只有铲趟机之类的改良农具，而且有新式的马拉机械农具。纳文农场更使用了拖拉机和收割机。因此，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呼纳盟土地改革前每垧地平均产量是一千二百斤，现在已经提高到一千六百斤至一千七百斤。全区粮食产量已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
土地改革以前，内蒙古的民间艺人毛亦罕这样唱着：
“北大荒，春风凉，
披上破羊皮去开荒。
镐头吃了手上的肉，
为的是秋后一颗粮。
老热天，太阳毒，
下蒸上晒把草锄。
汗水好像暴雨点，
是汗是泪任它流。
到秋天，粮食熟，
催租的骑马上地头，
吃血的鞭子呜呜叫，
磕破脑袋粮难留。
地主家粮食堆成山，
咱们饿得像瘦猴。
阔老爷吃香又吃甜，
咱们的碗里水拌土。”
今天，同样是在“北大荒”，农民的景况却完全两样了。科右前旗发福屯嘎查（农业区行政村）三百五十户中，从前有二百八十户（即百分之八十）人家是贫雇农。土地改革后，经过几年来的大生产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家上升为中农。土地改革前全嘎查仅有一百三十匹马，到去年已增加到二百八十匹，又新买了二百四十四头牛。羊由一百零八只增加到现在的八百多只。胶轮车及铁车已由五十台增到一百五十六台。有个名叫李玉廷的农民说，他家从前只有“四条腿带毛的耗子”，现在牲口圈里拴着一匹肥壮的大马、两头骡子，羊圈里还有四十只洁白的大绵羊。过年时，一家人吃了两口二百多斤的肥猪。全嘎查盖了八十间新房，一百二十间贮放粮食的仓库。由于房屋增多，发福屯新添了一道街。据一九五○年东部区四个盟的调查，每个农民除丰衣足食之外，剩余约可交换二十尺至七十尺布的粮食。
美丽富足的大草原
牧业生产，是内蒙古民族的一种重要生产。内蒙古自治区面积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有一半以上是牧业区。其中包括全国闻名的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两大天然牧场。整个牧场像一片绿的海。风吹嫩草，就像汪洋的碧波荡漾。在这绿色的海里，蒙古包像起伏的海岛，成百成千的牛羊围绕在它的四周悠闲地吃草。人们可以设想，内蒙古这个辽阔而平坦的大草原是多么美丽呵！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牲畜既壮且肥。特别是牛，一向闻名全国。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所产的马，骠悍健壮，乘骑、拉车、耕地都很适宜。但是在解放前，内蒙古的牧场遭受着反动统治者的残酷蹂躏，牲畜大量被掠夺，一年年在减少。新巴尔虎右翼旗二十年前有六十多万头牲畜，到解放前夕只剩下十六万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贯彻了增畜保畜的方针。在半农半牧区，坚决执行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并采取了防疫、打狼、打井、打草储草、防火、修盖棚圈、调剂饲料等一系列的措施。为了改良牲畜品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一九五○年拨出了三十亿元蒙币给牧民购买种畜。去年，中央人民政府又拨发了二十亿元牧业贷款，作为内蒙古广大牧民加速发展畜牧业之用。这样，牧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牲畜的繁殖率普遍而迅速地上升。一九五一年牧业区牲畜繁殖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点六九，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呼纳盟的四个牧业旗，牲畜成活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个别地区有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的。锡林郭勒盟牧业劳动模范散都布的牲畜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一九五一年内蒙古牧业区牲畜的纯增率，比一九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零五，比一九四七年增加将近一半。现有的牲畜如和一九四五年比较，有的地区已增加了一倍至三倍。新巴尔虎右翼旗现在每人平均拥有八十三头牲口。呼纳盟四个牧业旗，每人平均有大小牲畜五十二头半。广大牧民的生活空前提高。一九五一年，呼纳盟四个牧业旗的牛、羊、马及皮毛出售总值，达一九四九年出售总值的五十八倍多，辽阔的草原上，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目前，牧业区正在重点推广打草机，建立水车井，并准备重点播种牧草，逐渐使牧民转为定居，进一步发展牧业生产。
人民政府的贸易政策给内蒙古人民带来了幸福
解放前，内蒙古广大农、牧民受着奸商的骇人听闻的高利盘剥：一头牛只换一个香烟嘴，一只羊只换二块砖茶，一张羊皮只换三两酒。农、牧民因此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就着手组织国营贸易机构、合作社及运输事业。现在，国营贸易，已经壮大到占全区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了。一九五一年，内蒙古虽然遭到严重旱灾，但国营贸易在本区内的推销总额仍较一九五○年扩大了百分之七十八，供应灾区粮食达二万二千吨，贷给农民种籽五千吨，并为滞销土特产如药材、天然碱、芒硝等打开销路。去年在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上，就推销了一百二十五亿元的货物。这些贸易，帮助灾民解决了生活困难。合作社事业也在国家经济领导下突飞猛进。一九四八年重点成立合作社后，一九四九年社员即达到二十七万人，一九五○年增到六十万，一九五一年更增到近八十万人，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一。东苏尼特旗合作社社员达到全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资金，一九五○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七点六六，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为了大力发展合作社，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去年直接委派各旗旗长担任合作社的主任。
通过合作社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私商的中间剥削，商人对牧民大量的高利盘剥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仅在草地里就减少了十万只羊的中间剥削。人民政府的贸易政策，缩小了工农（牧）产品的剪刀差，使农牧民的实际收入增加，提高了农牧民的购买能力。农业区一九四七年一吨高粱只能换三十六尺布，一九五○年提高到二百二十六尺八寸，去年上半年更提高到三百五十九尺五寸。牧业区一匹中等马，一九四九年换一百七十一尺斜纹布，今年可换到九百多尺。前年呼纳盟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大会是游牧区群众一年一度的联欢集会，在大会期间进行交易和文化娱乐活动）上，牧民买的布大多是粗布。去年，他们要的是质好色美的绸缎。五天大会期间，呼纳盟的贸易部门共卖出六千多匹绸缎。前年大会上畅销的小米、稷子米，去年多为白面代替了。前年白面共卖了二千五百袋，去年卖了四千六百袋，还没有满足牧民的需要。有个名叫特布登的牧民，一次就买了十袋白面，六件绸缎袍料子，稷子米、小米各二百斤，砖茶五块，白酒二十斤，共用四百八十万元。五天的大会，交易总额达四十三亿五千八百多万元。牧民的购买能力的提高简直是惊人的。
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内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解放前，在内外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内蒙古人民是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的。全区文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学校为工人、农民、牧民的子弟开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子弟进了学校。一九四七年小学只有八百四十三所，一九五一年已增到三千七百七十四所。入学儿童达三十多万。中等学校，一九四七年仅有九所，现在增至十二所。另外还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技术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近万工人参加了正规的业余文化学校学习。入冬学学习的农民和牧民，去年达三十多万。全区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包括儿童、青年、工人、农民、牧民、妇女等，在受着不同程度的教育。为了解决牧民子弟入学的困难，特别设置了公费生。部分牧业区牧民子弟入学，国家还发给津贴。锡林郭勒和察哈尔两盟，有两千多学生受到了这种待遇。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人民政府特地为他们设立了学校。为数仅八百多人的鄂伦春民族（指居住在内蒙古境内的），原来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现在已有七十八名学生在学习。学校及学生的全部开支，都由人民政府供给。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还帮助喇嘛成立了文化学校，让他们学习民族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注意发展民族的语言文字。小学的课本，都规定用本民族的文字，仅在高年级才根据实际情况酌授一定时间的汉文。初中也有部分教材规定用蒙文教学。重要公文也都用蒙汉文两种文字。五年来，翻译成蒙文的教科书已有六十九种，出版了一百二十四万九千册。用蒙文翻译的毛主席的著作和科学常识、生产知识、通俗读物共二百二十五种，四十四万多册。出版了蒙文报纸，建立了广播电台，成立了文艺工作团。内蒙古人民的文化生活已大大提高。驱除疾病，人口增加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卫生事业，给予极大的重视。乌兰夫主席曾提出“人畜两旺”的政策，号召人民为增加内蒙古民族的人口而奋斗。过去，内蒙古人民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健康状况极坏。普遍的梅毒病，促使蒙古民族的人口逐年下降。索伦旗的人口图表，变成了中间大、两头尖的形状，即中年人多，老年、少年少。直到解放初期，牧业区人民还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患有梅毒。一九五○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呼纳盟设立了梅毒防治站，开始大规模的“驱梅”工作。到一九五一年止，已把呼纳盟四个牧业旗的梅毒患者普治一遍。同时开始把治疗工作向锡林郭勒盟推进。一共检查了三万四千八百十三人，治疗了一万四千零六十八人。据呼纳盟陈巴尔虎旗疗后复查统计，痊愈的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六，有好转的占百分之十二点六。医治梅毒的初步胜利，使部分地区的人口停止了下降的趋势，并开始上升。陈巴尔虎旗一九五○年生二百零一人，死一百五十一人，增加了五十人；而在刚解放时，当年只出生五十人，就死去一百零九人。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该旗去年一月至五月，又增加了九十六个婴儿。过去很多渴望子女的母亲，现在都抱上了胖娃娃。为了迅速根除梅毒，呼纳盟梅毒防治站今年扩大为性病防治所。目前已开始举行普遍的复治和疗后调查。
在农业区，由于大力推行新接生法，改造旧产婆，若干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兴安盟突泉县的婴儿死亡率，已由百分之三十七点一降低到百分之三点二。内蒙古开始“人旺”了。兄弟民族大团结
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不但给内蒙古人民带来新生和幸福，而且使内蒙古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起来，根本消除了过去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建立起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
察哈尔盟牧业区商都厢黄联合旗去年遭受旱灾，草没有长好。旗政府向邻近农业区化德县交涉，请化德县农民答应商都厢黄联合旗的牧民来放牧。牧民因过去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最初还有些怀疑。但是，他们刚一到化德县，就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化德县农民早就腾出房子，并准备了家具以及畜圈、暖棚和烧柴，热情地招待他们。牧民们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有时牧民的牛跑掉了，当地农民立刻冒着大风雪帮助他们把牛找回来。陈家沟村的农民怕牧民的乳牛冻坏了，就把乳牛圈在自己的暖棚里一块喂草。这些事实，感动了蒙民。他们也以同样的情谊对待汉民：帮助汉民打井，积肥。蒙民妇女斯林玛在张二林村还给汉族老乡做了两个绣花的烟袋和一对枕头套。在回去的前夕，又连夜给妇女代表韩玉梅绣了一对枕头。在这样融洽无间、团结友爱的气氛里，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六个月。今年春天他们分别时，汉族农民说：“到秋天，我们这里的五谷都有了，想吃什么都有。那时候你们再赶着牛羊来吧！”蒙民说：“夏天，我们的草原绿了。牛羊成群奶食多，你们来吧！来尝尝我们的奶食吧！”
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王再天去年在喇嘛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向喇嘛做报告时，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民族关系的改变。他说：“从前我们不敢在汉人地区承认自己是蒙古人。一承认，跟着来的就是令人心酸的‘老蒙古’的称呼；今天，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一提是蒙古人，就会受到热情的招待。这是为什么呢？”王再天同志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最后说道：
“这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因为有了毛泽东！”
内蒙古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志愿军
内蒙古各族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同样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当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时，内蒙古人民跟全国各兄弟民族一样，立即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城镇、农村、草地、林区，到处都高涨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喇嘛也热烈地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捐献武器为例：内蒙古去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可是他们仍然表现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热情：工厂和林区工人，实行星期献工；农民捐献出自己的肥猪、烟草和粮食。他们这样说：“让我们的志愿军和他们的枪炮吃得好些，好多打几个美国鬼子。”科左中旗四区十村有个名叫海山的农民，全家六口人。他自己捐献一头大犍牛，他的老婆捐一口猪，他的大姑娘捐一只羊，抱在怀里还吃奶的孩子除外，两个小姑娘，每人也各捐了三万元。海山说：“爱国人人有份，美国强盗人人要打。”牧民则献出成群的马、牛、羊和皮货。东部联合旗去年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三千牧民，就捐了近四千头牲畜，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一块银元，五十个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以及黄金、肉干等。许多妇女把自己多年来舍不得用的金银首饰都捐献出来了。东部联合旗哈拉嘎庙巴格希活佛一次就献出八千块银洋。内蒙古全区，共捐献了四百二十八亿元，可以购买二十六架战斗机、四门大炮，超过原捐献计划十四架飞机、三门大炮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五。此外还捐献了肉干、肉松三万多斤。
去年，赴朝慰问团第六分团到内蒙古各地作传达报告时，库伦旗人民一听说这些人是从朝鲜志愿军那里归来的，都兴奋得不得了。路远的加紧干完活，在赴朝慰问团到达的前一个礼拜就动身赶赴作报告的地点。有的背着干粮，套上马车，老婆孩子全家出动。在交通十分不便，一共只有八万多人口的库伦旗，居然有三万多群众赶来听传达报告。最远的来自一百八十里路以外。在科右前旗哈拉黑，一个仅住着二百多户的村庄，也奇迹似地，当天就集聚了上万人听传达报告。远在十里路以外，人们刚一看见慰问团的汽车扬起来的黄沙，就高呼“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许多群众都被志愿军艰苦作战的英勇事迹感动得流泪。科右后旗年已六十的农民王恩说：“那怕拚掉老命，也要支援志愿军到底。”前些日子，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来内蒙古作报告，更使草原上的人民沸腾起来。他们争先向志愿军代表和朝鲜人民代表献哈达，献狐皮、奶食以及象牙筷子等。在中部联合旗第一佐第二巴嘎（牧业区行政村），一位年已六十五岁的老大娘德吉德，紧紧地把志愿军一等女功臣解秀梅抱住，不停地吻着吻着，竟大哭起来。她一面哭一面诉说自己过去的苦难和对美国鬼子的仇恨。她说：“我没有想到活了六十五岁，还有福气看到你们一眼。你们是咱毛主席的好儿女。”她特地煮饺子给代表们吃，并且一口一口地喂到解秀梅的嘴里。三位志愿军代表和一位朝鲜人民代表，都被这个纯朴而诚挚的老大娘感动得掉下眼泪。
第3版()
专栏：
我国荣获斯大林奖金的三部文艺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的赞扬
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的我国作家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等的作品：“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是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新中国文艺界的重大收获。它们不但受到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赞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已有俄文、乌克兰文、立陶宛文、拉脱维亚文、罗马尼亚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日文、德文、蒙古文等十二种外文译本。俄文译本，曾印了五十万册普及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有了俄文和日文节译本，还有匈牙利和捷克文的译文。电影“白毛女”和我国青年文艺工作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也在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捷克摩拉维亚州俄斯特拉发城在去年一月间演出了这个歌剧，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捷克军人剧院又在布拉格连续上演。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一九四八年在苏联“旗”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谢蒙诺夫在“当太阳升起了的时候”一文（见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苏联消息报）中说：“作者技巧地把主要的任务实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说明数万万中国劳动人民怎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影响下醒悟过来，参加了争取新生活的斗争。‘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本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此。”切察诺夫斯基也在十月三十一日“文化与生活报”上，介绍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他说：“女作家丁玲曾亲身参加了中国北方一个县里的土地改革，所以能够使人信服地描写出中国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增长的复杂过程……。虽然事情的发展仅在一个村庄，时间仅有一个月，但是时时都有新的人积极地参加了政治生活，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扩大着，建立了使农民直接接近政权的组织，并使受屈辱的农民成了农村的主人。这部小说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大小封建主的土地改革。”苏联的地方报纸也推荐了这本小说。在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的“乌德摩尔梯真理报”发表的利诺夫的一篇评介中，作者指出：“这部作品说明了中国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并说：“苏联的读者是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的。我们从这本书里知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们的斗争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信赖。”哥里涅维奇在十月十五日“加里宁格勒真理报”上写道：“丁玲真实地、毫无粉饰地写出了这个村庄的复杂情况。”彼特罗夫在今年四月一日“苏联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本书内容的深刻和人物形象的巧妙表现，说明了小说的成功。小说的语言是简单而富于表现性的。人物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丰富。”
鲁得曼是“暴风骤雨”的俄文翻译者，他在这部小说的俄文版序言里说：“‘暴风骤雨’的中心思想——农民对政治活动的觉悟和共产党把受压迫的人们教育成勇敢的、有觉悟的、争取彻底重建社会的战士——使这部作品成为克服中国农村劳动人民意识中封建残余的一部现实作品。”同时，他又指出：“‘暴风骤雨’小说不同于其他关于土地改革的中国作品，内容涉及的范围是广阔的，而且是丰富的。”“暴风骤雨”的日文翻译者鹿地亘在“译者前言”中说：“日本人对于满洲，一定是完全了解的。确实是了解吧，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展的全部历史中，满洲在日本人眼中占了很大的地位，在这里，多少年来不断进行着殖民地的经营。但是，那是一种帝国主义者的认识方法，因而是致命错误的盲目了解。这在‘满洲国’崩溃时，已经完全无遗地暴露了……它和日本长期的旧的联系，连痕迹也不留地被抹掉了，奇迹一样的新世界诞生了。……我们今天必须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薄弱的。读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我首先感到的是这一点，驱使我把这本书介绍给日本读者的，也是这一点。”
“苏维埃艺术报”对歌剧“白毛女”也有过评论。萨维尔迦因在“中国人民生活的灿烂的一页”一文里说：“‘白毛女’这一剧本是以伟大的对人民的爱和对他们生活的深入了解而写成的。在被技巧地描写成的农民的形象中，可以觉察到作者善于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本领。”他又指出：“‘白毛女’的作者们曾广泛地把民间音乐的创作编入该剧中，这种和民间艺术作创造性的联系的作法是新中国戏剧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第3版()
专栏：
人民电影在沂蒙山区
山东省文教厅电影巡回放映队 汲甫
编者按：山东省文教厅电影巡回放映队于一九五一年成立，该队在省文教厅的直接领导下，由南京放映训练班学习归来的四十六人组成了十一个放映小队，每四人编成一个小队，每小队配备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各一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广大农村进行放映电影、幻灯、贴广告、口头讲演等宣传工作。一年多以来，该队走遍了全山东，据四个月四十余县的放映统计，就有三百七十余万农民看到了电影，受到了教育。最近，他们准备使电影放映队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到二十二个小队。这篇通讯报道了放映队在沂蒙山区的活动情形。
“电影下乡”，这是农民的迫切要求，特别是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根据地人民。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经济上翻了身，生活富裕起来了，对文化要求也就随之提高了。他们热烈盼望着电影下乡，他们要看看人民的新电影。
山东省文教厅电影巡回放映队成立了，它深入农村，面向农民。放映队去年首次出发，先到山东最老的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去放映。这个消息，飞快地传遍了沂蒙山区每一个角落，人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早日看到人民的电影，看看自己的领袖毛主席。电影队不断收到各地要求去放映电影的信件或电话。
电影队到达莒南县人民政府驻地十字路时，全县人民沸腾起来了。从十字路往东的那一段崎岖小路，俗话称为“九岭十八坡”，马车也不能通行。农民说：“我们有办法。马车不能走，我们不能去抬电影机吗？”第二天他们自动来了十六个小伙子，他们找到了电影队，一开口就说：“俺盼你们盼了两个多月了。”他们轮班抬着三百多斤重的发电机，飞快地走着。电影放映队同志说：“同志们累了歇歇吧！”他们兴致勃勃地回答：“不累，听说看电影，劲头就来了。”走了三十里路，他们真的一点也不累。
费县是个山区，山又高又多。这里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小毛驴，很少有路可以推小车，马车更不能通行。柱子山、莲山、梁山、蒙山、真是山峰罗列，悬崖陡峭，沟深水急，形势险要。电影队在放映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在农民支持下被克服了。笨重的发电机和大小机器零件都是农民亲自来抬的。有些山路，咱们空身走，都有些困难，农民们抬着机器，却走的比我们都快。在莲花庄、大邵庄，呵乐庄、石井等地放映时，我们把他们搬运机器的行列，摄了几个镜头，他们说不出的高兴。
这里看过电影的人很少很少。一听说放电影，有的人爬过几道高山，渡过几道大河，走出三十多里路来看。有的头几天就搬亲戚，叫闺女，好像过春节一样热闹。每场电影的观众都在万人以上，真是人山人海。晚上看完电影，群众都点灯回家，南山上便出现了许多闪烁的灯光。这个地方去年到今年共放映过两次电影，看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放映队在这里放映过“陕北牧歌”、“抗美援朝”、“赵一曼”，农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陕北牧歌”影片的歌子，在各村里都唱开了。
五莲山区的山比费县更多，费县有四个区还没有用人抬机器，五莲县演了十七场，机器全是用人抬过去的。放映队的同志不仅要走路爬山放电影，还要帮助民工们搬机器。我们到处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欢送。在潮河村放映后，群众依依不舍，不愿我们走开。少年儿童队打着锣鼓，喊着口号，送我们到庄头上，对我们说：“同志！您以后多到俺山里来放电影呀！”
第3版()
专栏：
少数民族广播事业两年来有很大发展
全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近两年来有很大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设有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的有中央、西南、内蒙、延边、新疆等五个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一九五零年起先后增设了蒙古语、朝鲜语和西藏语广播节目。这三种节目分别用三个以上波长播送；每天各播音一次，每次为半小时。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是专门建立的民族广播电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的主要广播对象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蒙、汉民族。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主要广播对象是延边专区的朝鲜民族。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除每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西藏语节目外，并自一九五一年起举办了每星期日一次，每次半小时的藏语节目。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三小时维吾尔语节目，占该台全天播音时间的三分之一强。此外，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已在积极训练能以苗、彝，倮倮、民家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的干部，并开始在少数民族的赶集日期，试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站，向赶集的少数民族人民广播。
两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收音网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如内蒙古自治区，除察哈尔盟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外，其他农业区、牧业区及铁路沿线的各旗、县、市已发展了专职或兼职的收音员六十三名；乌兰浩特市的机关、工厂中发展了收音员四十四名；部分旗、县并已发展到区。延边地区，绥远省各盟、旗，西北区甘肃、宁夏等省少数民族居住的县、旗，已全部建立了收音站。藏族人民占人口很大比重的青海省已建立了专区、县收音站二十处。新疆省已经建立了九个专区收音站、三十七个县收音站。西南区苗族人民占人口很大比重的贵州省，全省的八个专区、七十九个县建立了九十七个收音站。少数民族人民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云南省已建立收音站一百零六处。
凡已建立广播收音站的地区，都利用广播材料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扩大宣传（如出刊油印报、黑板报），收到良好效果。
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一开始就受到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热爱。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哲里木盟奈曼旗街上装了一个扩音机，每天收听广播的听众有一、二百人；常有牧民骑马跑一、二十里赶去收听广播。西部察哈尔盟太左旗有一次收音机下乡，组织了两千多牧民收听。云南省很多少数民族在听到广播后都反映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唱歌的调子，都被人认为是土话、土调子，是下贱的。今天不同了，我们的话和调子也能广播了。这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们的好处。”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