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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
高玉宝
编者按:高玉宝在这篇文章里,真切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用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成功经验,具体证明了在有阶级觉悟的工农子弟面前是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的。高玉宝的学习经验,给广大工农学习文化树立了一个榜样,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学习文化的热情和信心。亲爱的同志们:
谢谢大家对我写书的鼓励。我的书是正在第二次修改中,计划明年把上半部改出来。大家说要早点看见我这本书,好吧,我要用更大的努力,在党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同志们的帮助下,早点把书改好来回答同志们对我的盼望和关心。
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们:您们来信说“高玉宝怎样怎样光荣”。是的,是光荣,可是这个光荣是属于党和毛主席的,因为他培养了我和教育了我。想想,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培养和教育我,像我这样给人家放过猪、要过饭的穷孩子,还能有今天吗?
大家来信又说“向我学习”。我想,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过去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我能学习文化写出这本书,这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力量。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要是没有人民解放军到东北,怕我早就死在矿山了。我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我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救命的恩情。
大家来信问我,文化是怎样学的,书是怎样写的?亲爱的同志们,提起学文化,就会引起我痛恨旧社会来。我先讲讲我以前的经过吧:
我是东北辽东省复县平山区太平村孙家屯人,我家很穷。从我能记事起,就过着伤心的牛马生活,受着敌伪汉奸、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那时家中没有什么吃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恶霸们还天天来要款、要税,我父亲因为拿不出那样重的税,挨过打,受过罚,家中更没有钱给我念书了。我小时见人家的孩子们在念书,非常眼红,常常跑回家去求母亲说:“我要念书!”因为家中没有钱,她没有答复我的要求。一个小孩子,不知父母的心情,母亲不叫我去,有一回,我气的向学校跑,母亲就在后面追,一直追出半里多路,在一个河沿上才追上我,她抱着我坐在河沿上整整哭了半天。她为什么这样哭呢,就因为在旧社会,家里穷,孩子不能去读书。她为我不能读书,不只难过这一回。我想不叫母亲替我难过,就再也没向母亲要求去念书,看见学生们,自己着急难过,也不叫父母知道。
有一天我和十几个小朋友上山去拾草,看见学校的周先生带着一帮学生去旅行。那些小学生排着队伍,喊着“一二一”,走得非常整齐,我心中又着急又难过。为了学人家的步法,我把十几个拾草的小朋友集合起来,跑在小学生们的后面,我也喊“一二一”。那位周先生很奇怪的看着我,他见我聪明,就到我家问我父母,叫我去读书。父母因为家中没有钱,不敢叫我去,周先生说不要我的学费,书他也有,只叫人去就行了,父母才答应了我去读书。谁想我在学校才读了一个多月书,汉奸保长周长安到学校看见我了,他就到我家去要税钱,我父亲没有钱给他,他说:“有钱供大学堂,没有钱纳税?这是公事,今天不给钱可不行,要是真没有钱,就叫玉宝给我放猪去,那税钱我替你缴上。”父母没有办法,就叫我给阎王保长去放猪,我就这样失学了。有一天我给阎王保长放猪,放到我原来读书的那个学校门口,听见同学们读书的声音,又想起了好心的周老师来,就决定到学校里去看看他。不想我才进了学校,阎王保长来了,他用文明棍狠狠地打着我,又骂着我说:“你端我的碗,就得受我管,猪仔子要是叫狼吃了几个,你能赔得起吗?我再看你到这里来玩,把你腿给打断!这地方是你们穷小子来的吗?”从那时起,我没敢到学校去。我九岁那年,家中再也不能维持生活了,我跟父亲到大连,在那里又读过七天书,以后就做零工、当工人、出劳工、学木匠……,再也没念过书。
我这人从小喜欢听故事,那里要有讲故事和说古书的,要是讲的骑马打仗、行侠仗义的故事,听得连饭都不想吃了;晚上我们那里有唱驴皮影戏的,我常常背着父母和小朋友们偷偷地跑去听。在大连那五六年,晚上我叔叔家门前有一个说书的,说的是隋唐五代和大宋的故事,晚上我就去听,站着听他半夜也不觉得累。
我十七岁那年(一九四三年),敌伪在东北统治的更加残酷。我祖父、母亲、叔父和一个弟弟都死在大连。我们父子再没法住在大连了,又两手空空回到乡下。生活更苦了,家中一点吃的也没有,没办法只得再当劳工,换了几斗粮养家。我在灵山打石头的时候,腿被石头砸坏了,动弹不得,想起家中父亲弟弟不知死活,很是苦闷。这时我见工友们在那里看小说,我就向他们借来看,那书中的故事我全听过,书中的字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三、四,看不懂的字我就问问工友,从那时起才开始引起我读小说的兴趣。后来我不管在那里工作,能借到书,我总是借来看。回家以后,父亲病在炕上,我除了白天作工,晚上照顾父亲的病外,空下的时间就在油灯下看书。我父亲常骂我晚上看书费油,我就用一张破票遮住灯光,偷偷的看。这时候,一句话要有二十九个字,只要能看懂十来个字,我就半想半猜的知道那句话的意思了。可是,我还是不会写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号,我们复县解放了。
解放后,我们家中分了土地,为了保家保田,替屈死的爷爷、母亲、叔叔和弟弟报仇,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了前方,我参加了共产党。我在部队内当过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和收发员。刚参军那两年多的时间,还是经常看旧小说,一发了津贴费,我就要买几本看,看了以后,还能把它讲出来。行军时,为了减少疲劳,大家叫我讲书给他们听。团宣教股长迟志远同志,为了教育我们,他就和我订出了交换条件:他叫我讲一段旧书,他就给我们讲一段新书,他讲的全是社会发展史。他讲那些东西,对我们教育可真大,以后,我决心要努力学习。因为行军打仗,工作又很忙,我只学会写一百多个字,大部分还不会写。
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解放不久,部队住在长沙北面,那时我又当了军邮员。天天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一天写的那几个字,七弯八弓的真难看,斗大的字,几个就写了一本子,心中很苦闷。见外面小孩子们看连环图画,我借了米谷同志画的“少年毛泽东”的连环图画来看,毛主席幼年学习的故事,使我很受感动,特别是读到这几句话:“毛主席少年的时候很好看旧小说。有一天他忽然发生了一个疑问:他所读的小说中,主人翁为什么总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永远看不见一个耕田汉?”是呀,我也看了好多旧书,听了好多故事,为什么穷人没出一本书呢?我为这事整整想了好几天。我心想:看那些文臣武将,飞檐走壁的故事有什么用呢?越想越不是味。我又想起领导上过去经常教育我看新书是有道理的,就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不看旧书了。我身边还有小八义等旧书,叫我全把它烧掉了。从此以后决心多看文件。正好,第二天,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的“战士生活”丛书发下来了,我一看见它,心中高兴的想:啊?这不是穷人出书了吗?我看见了书中的主人公,受的那些压迫,联想起自己和他是一样,心想:“我受了那么多的苦,不好好写一本书叫穷哥们看看吗?”想起日本鬼子和那些汉奸地主的凶恶面孔,我非常痛恨;想起了屈死的爷爷、母亲、叔叔、弟弟和那些受难的人,心中非常难过。于是我就下决心写一本书。八月二十七日那天,我订了一个本子,就开始写书了。
可是,文化水平低把我难住了。写了两天,实在太困难,十分之七、八的字都不会写。“斗大”的字在纸上只写了几行,字不像字,歪歪扭扭的真难看。最“窝火”的是心里的话写不出来,心里想的多,笔尖下写出来的少,有时写出的句子也不是个味道。我把笔向桌子上一放,心想:高玉宝,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还想写书,这不是作梦吗?正在这时,我们团二营的通讯员送来一封稿子,他一定要收条。我写了“今收到”三个字,再写不出稿子那个“稿”字。最后我没有办法了,就给他盖了个宣教股的图章,当个收到条。那个通讯员同志很不高兴,我心里好像刀子刺的一样。我吃那没文化的苦不是一回了,想起过去为什么不能读书,真好像火上加油,就痛恨起旧社会来。我又想起列宁同志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于是我心里想:光学文化也是写字,写书也写字,何不两全其美呢?我把它写出来,叫全国的穷哥们看一看,叫他们记住万恶的敌人,枪杆子握的更紧,解放了全中国,将来好建设一个美满的新中国。要是写不好,就作为自己的回忆日记,拿它作为我前进的目标,记我们工农在旧社会受的苦,看了它,就会有了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决心,时时刻刻的警惕着,再不会像李闯王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心握紧枪杆子,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它抄一份,邮家去给父亲和弟弟看看,叫他们好好记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恩人,免得他们忘本。宣教股迟股长,看我用心学习,他更鼓励我和帮助我,他亲自给我订学习本,给我铅笔,他还叫宣教干事单奇同志,教我学文化。从这时起,迟股长和单奇干事就成了我的老师了。我想:首长们那样关心教我,我要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党、首长们了。我为了回答党和首长对我的教育,为了写好书,我就下了决心:这书一年写不成,我写它两年,两年我写不成,我写它五年,在五年内书要是写出来,那文化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就这样开始写书了。
写五年的决心是下了,可是困难还很多,写书不像学文化。学文化一天学上几个字就行了,写书什么字都要问。股长干事不在家,真就没有法向下写。我有时发急,想:算了,咱老粗那能写书呢?这不是笑话吗?想起没有文化的困难,自己伤心。这时我想起了“战士生活”上的民间故事:“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又想起了首长和战友们讲给我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和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艰苦,再想想自己参军以来还没受过那些艰苦呢。我又想:在千军万马的敌人面前都没低过头,能在文化困难的面前低头吗?不,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是在文化面前低了头,以后怎样再去完成党给我的艰巨任务呢?自己检讨了一下,再来了个自我批评,然后再查查决心实现了没有,一看五年计划还早呢,就忙坐在凳子上又写下去。
股长、干事常常不在家。我为了早点把书写出来,就想了一个办法,订它一个大本子,一个小本子。首长们在家的时候,就在大本子上写,首长们不在家的时候,就在小本子上写,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些符号来代替。比方说: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我就画一个鬼脸;蒋介石那个“蒋”字不会写,我就画一个漫画上的蒋光头;一群东西那个“群”字不会写,我就画一些小圆圈;杀人的“杀” 字不会写,我就画一个小人脖子上按一把刀……。除这些以外,我还有很多困难,有时,有些事情想不起来,把脑袋都想疼了,这样写也不行,那样写也不好,急得满头大汗,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一下子想起来了,也不管是白天是晚上,是半夜,起来就写。
部队出发解放广西,那时我正当军邮员,为了部队当天能看报纸和文件,为了战友们早点收到家信,我每天都是骑着马提前走一个钟头,到师部拿了报纸文件和家信,就在路上等部队,部队过一个连,我就发一个连,一直得发到部队后尾,剩下的时间我就写书。因为我提前出发,回来的又晚,那马就得自己喂,早晚喂马的时间也同样写书。在广西追击白崇禧的时候,过大山马卡死了,我背着背包也是同样完成了任务,也同样的写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广西解放后,部队进行剿匪,那时我的书已经写了好几回了。写的是大鼓书,有唱有白。迟股长和单奇同志只知道我学文化,不知我写书。有一天他二人很奇怪的问我:你天天写什么?我才告诉了他们是写书,他拿去看了半天,高兴的对我鼓励着说:“很好,写吧,学习学习苏联小说中的保尔·柯察金。”我不知道那本小说的作者是谁,我就问他,迟股长就给我讲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故事来了。他又说那个作家是个瞎子,他怎样努力写书。我听了真感动的不得了,我想:人家是个瞎子都能写出书,我们一个睁眼的,虽然没有文化,慢慢学着写,总是比瞎子好的多吧。我更下定决心,非把书写出来不可。迟股长看完我的稿子以后,又指示我,叫我怎么写,有什么就写什么,单奇同志也同意他的意见。他二人劝我,最好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事情可以说的更清楚。迟股长为了鼓励我写下去,就在我的本子上题了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的写下去,把它写成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我听了首长的话,开始改写成章回小说了。迟股长和单奇同志天天教给我文化,指示我写稿,不几天,全司政机关的首长和同志都知道了,连我们团长都知道了,大家全鼓励我好好写,又给我稿纸,又给我笔。迟股长还把我的书驮在他的马上。
一九五○年二月,部队到广东生产,我除了参加生产外,有了时间我就写书。六月,我调到司令部当收发员。正是六月天气,暑气熏人,我住在一家老乡的小房里,房外就是老乡的厨房。小房里热的像蒸笼一样,文件又多,又怕丢失了,也不敢出去乘凉,又听说部队要开始学文化,我高兴的想:“快写,把它写出来好去学三年文化”,心中着急,就日夜赶写。本来天热头就痛,再加上白天黑夜赶写,就连着迷昏过好几次。团长、股长和司政机关的首长们常常来看我,鼓励我,安慰我,叫我好好写,我更有勇气了。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是在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我为了加强警惕,怕自己私人写书的事影响了工作,心想:快点写出来,好再迎接新的任务。我就白天晚上赶写,每天晚上都写到两三点钟。又请文书尚振范同志代我抄,我想抄好一份邮回家去,底稿我还带着,没有情况我就改写,有了情况我就把它烧掉。我就这样天天写天天学,文化也天天提高了,以前我全是画画顶字,现在再也不用画了。我开始学文化和写书时非常苦闷,但写了两个月以后,就感觉着非常有兴趣,越写越爱写了。我连作梦都是写书和学文化,我在党和首长同志们的培养教育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算把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写成了。
大家还来信问我写书和学习文化有什么经验,我是一个才学习文化、才学习写作的人,真想不出有什么经验来。我想了想,大概有这几方面:
一、用心钻进去。我记得老百姓有句俗语“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一个人没有生下来什么都会的,一切本领都靠着学习。“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要是不能用心钻进去,不能克服困难,那是什么也作不出来的。
二、要能钻进去,就得有决心,有恒心,要用坚强的毅力来学习。我写书就是凭着决心写的,我想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有天大的困难也难以挡住有决心的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是这样:遇到了困难,不想写了,不想学了,我就查查决心,看看计划实现了没有,来个自我批评。
亲爱的同志们,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是个好宝贝呀,可是,用它也得要有决心,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呀。我用自我批评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高玉宝学文化又嫌麻烦了,不想学了,另一个高玉宝就站出来了,他是个党员,就站在党员的立场上把无决心的高玉宝放在旁边,当着受批评的人,批评检讨一顿:“不学文化对不对?”然后,无决心的高玉宝再站在党员的立场上来自我批评。高玉宝接受批评以后,他写书和学文化的决心又来了。如果不接受批评,再自我检讨一下:“自己是个党员,不应当不学习,从前在旧社会受苦不能读书,今天有这样机会,不好好学习,能对得起党吗?能对得起人民?”这样一检讨,劲头又来了。我写书和学文化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亲爱的同志们,每个同志不是党员、团员,就是决心争取作个党员、团员的好同志,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那么我们就要会用新机器和现代化的武器,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现在全国和全军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化学习,又有祁建华同志创造的“速成识字法”,那东西可真好用,一天能学好几百字。我们在旧社会是不能读书的人,今天有这个好机会,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吧,如果学习松了劲,我想都应该用党员和团员的标准来检查督促自己,这样就能学习好文化的。
我写出这本书,我提高了文化,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上级首长对我的培养,感谢我们团孙凤章团长和全体机关首长们对我写稿的鼓励,感谢迟股长和单奇干事对我写书的指导,教我学文化,感谢尚振范文书给我抄稿;感谢荒草同志日夜忙着给我改稿和指导,感谢亲爱的同志们对我鼓励………。
我写书和学习文化的经验就是这些。不过,要作一个光荣的国防军战士,我的文化还是很不够的,我的各方面知识还很差,我写的书也还有很多缺点,我在写书和学习文化上还是一个小学生,我还需要很好的学习,提高文化,提高各种知识,我希望同志们给我更多的帮助和教育。
亲爱的同志们,正像你们来信所说的:我们要努力学好文化,练好本领,掌握新机器和现代化的武器,建设好新中国和强大的国防军!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更好地、更努力地来学习。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热烈响应上级的号召,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和伟大的祖国,在文化学习上,让我们共同努力,勇敢前进吧!
最后,祝同志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附图片)
高玉宝


第3版()
专栏: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舒芜
编者按:本文原载五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一九四五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的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这篇伟大的文件发表已经十年,十年来中国人民文艺胜利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胜利的道路。可是,上述的现象居然还会发生,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然而,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其他一切方面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像吕荧那样的知识分子,则是难以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于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复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温习一下毛主席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是很必要的。“‘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找这根‘矢’,不是为了别的,是专门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否则这‘矢’就不过是一个徒供玩好的古董,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这些话,完全适用于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一切著作,当然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那些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正是纯粹的古董鉴赏家们。他们学文艺学,不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文艺战线上的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搬弄一套好看的、神秘的把戏,来炫耀自己;一看这个文件,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当然就觉得索然寡味了。
凡是根本不打算参加人民革命的实际斗争,根本不了解斗争中有些什么需待用文艺来解决的问题,以及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直接经验的人们,对于这个文件的伟大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当然是体会不到的。从来不想去“射”什么东西,根本没有见过
“的”是什么样子,更没有关于射箭的任何经验的人们,对于无论怎样好的箭,也是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里面,比什么都强调的,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在群众的火热斗争当中,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然后才能真正用文艺来为工农兵服务。十年前,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认为这是很容易解决、也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实在他们根本不懂立场是什么东西,自己就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只是空谈这个立场,而自以为这个问题已经真的解决。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实际斗争中,我才初步体会到,究竟什么是立场;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对于一切革命工作,包括革命的文艺工作,具有多么深刻的决定意义;而这个立场之能够站得稳,又需要多么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我体会到,立场并不是标榜在高谈阔论之中,而是贯彻在对于一切具体问题的具体的观察方法和处理方针之内。一个具体问题摆到面前来了,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照顾着谁的利益去处理它,这时就最尖锐的考验着立场。考验出来的结果,对于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通常是和他在高谈阔论中所标榜的正好相反的。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作家在艺术的加工之中,对于现实生活进行具体的观察和处理的结果。如果他的“工人阶级立场”仅仅存在于高谈阔论之中,那是带不进作品里面来的。当他进行具体的观察和处理的时候,就会忘记那一切高谈阔论;即使记得,他的真正的非工人阶级立场,就会把它挤到一旁,用不上;即使还有意拿来应用,也不知怎样用法,用不来;即使勉强用上来,也不过把他那些出发于非工人阶级立场的观察方法和处理方针,披上一件“工人阶级立场”的外衣,增加一些欺骗作用,同时歪曲了工人阶级立场,增加一些毒害作用而已。
我自己就曾经这样做过。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于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根据”了。于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并且尽量?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上去。那些文章,就曾经欺骗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投合并助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帮助他们找到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立场的方法。
不但如此,写了这些文章以后,为了坚持错误,为了抗拒批评,索性进一步欺骗了自己。直到解放之前的好多年中,我简直已经相信自己那些“理论”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解放以后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无数次的从别人和自己看到,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当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些恶劣的作风。任何个人,要在革命事业中起一分作用,决不是靠什么“充分发扬自己的主观作用”,而是要靠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是要把自己无保留的融入这个伟大的力量里面去。
特别是在参加“五反”工作当中,我更其鲜明的看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回顾自己过去那些思想,无论如何,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边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充分发扬”,归根到底,正好反映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发展”。而发动工人的过程,我所体会到的,乃是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也就是阶级整体利益的观念日益明确,和党的政策、即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高度集中起来的阶级的自觉性日益坚持下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个别工人所染有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决不是被发扬起来,而是在本人自觉的基础之上,加以群众的帮助,逐步的坚决的被克服下去。我常常想,如果按照我过去那一套“理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恰好是应该发扬的。领导上曾经指出,这种作风在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当中,特别应该坚决克服,因为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容许它存在于工人队伍之中。记得当时听了,特别引起了我的警惕。
我看到,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和领袖人物,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各级负责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作风:那就是朴实,谦虚,谨慎,把稳,虑而后动,谋而后行,不突出个人,不张扬自己,崇高的热情纳入清明的理智,伟大的理想凝为钢铁的决心,总之就是所谓“平凡的伟大”。而自己和其他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则是虚矫,浮夸,疯狂,偏激,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事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亚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的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亚的温情,结果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在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十年来,他写了不少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类的歇斯底里亚的典型;至于他的笔下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更是恰如上面所说的那种虚矫、浮夸、疯狂、偏激的形象。他一向自以为很能“认识人民”;我在解放以前好多年中,也一直对他这种“才能”非常崇拜,并为他进行“理论”上的注释和呼应。只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受到教训,才逐渐看清我们先前那样的鼓吹,实在是从多么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由于有了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再来体会毛主席的指示,这才开始摸到一点门。许多本来看得很熟的字句,仅仅是字句而已;现在和实际经验刚一结合起来,立刻有了生命,成为活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它们本来没有生命,现在才有;而是说,它们的生命本来在我是看不见的,仅仅当我开始有一些战斗的生命的时候,才能够与它们的生命相通。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于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中一切自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
但是,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中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第3版()
专栏:

面向农民的九台县有线广播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吉林九台县有线广播站是在去年十二月建立起来的。开始,中共九台县委就重视这个工作,提出广播站的广播范围,应从城市扩大到区、村广大农民中去;广播宣传应当面向农民,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在今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始广播。
广播站设在城关区,广播路线全长约计二千一百多华里。据不完全统计,共设了三百三十个小喇叭,其中有二百五十个喇叭分布在各区、村,装设在区、村人民政府、互助组、合作社、学校、文化站;城区的喇叭装设在工厂、机关、学校、百货公司和十字路口。城区广播喇叭设有专线,各区、村广播喇叭是借用通到各区、村的电话线。每天共分两次广播,每次广播时间为一小时半到两小时。现在午间一次是对城区的广播,以转播吉林、长春电台的节目为主,并介绍工厂生产经验和机关干部的学习情况。晚间一次是对农村的广播(在广播时间内,各区、村电话暂时停用),以广播本县材料为主,如各区、村农业生产进行情况、各互助组的丰产竞赛挑战应战条件、农业生产经验、批评、表扬、通知和指示等。另外有读报、讲演,如请首长和劳动模范来广播站报告和讲话。通过广播向群众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号召,用当地的具体事例,启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推动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并以适当的文艺节目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广播的材料都是区、村供给的,都是当地的真人实事,农民都很熟悉,所以收效比较大。今年五月初,县里组织了广播委员会,具体领导广播站的工作。区成立了收听站,村有收听小组,负责组织群众按时收听和反映群众收听情况,并随时组织稿件供给广播站。它和党的宣传网密切地结合起来。收音网是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也是宣传网建设的重要部分,它每天可以直接地向群众讲话,也及时地向党的宣传员供给了讲话材料。县里并有计划地组织县级报告员报告,供给区级报告员以传授材料。宣传员掌握了这一有力的工具以后,可以随时收到宣传材料,向群众进行反复宣传。所以广播委员会要求每一个喇叭要有一个宣传员负责掌握,并由他担任收听组长。
广播站向农民群众进行了时事政策教育,推动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如召开“抗议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罪行大会”时,把大会的实况转播给全县各区、村,收听者约有十二、三万人。它激发了群众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展开了防疫卫生运动。群众生产情况的广播,大大地刺激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双庙子村群众听到了外村的生产情况时,他们向在该村工作的区干部问:“怎么没有咱们村的经验呢?购粮工作咱们也完成得挺好哇。”这就刺激了下乡工作干部的写稿积极性。朝阳区和尚窝堡村黑秀文互助组是今年才组织起来的,春耕开始时,某些组员有“不着忙”的思想。后来在广播里听到别的村某互助组已种完了高粱,他们才知道自己落后了;于是全组六付犁杖连人带马一齐下地,两天工夫,就把七垧多地的高粱全种完了;并且订了计划,在一星期内保证种完大田,争取“先上广播”。组长黑秀文说:“广播真好,不知别村的情况以前,咱们还觉得自己种的挺快呢,谁知道拉到人家后边了。”从此以后,黑秀文互助组的每一个人天天都要听广播,如果多数人没工夫听,就推选一个代表听完了回去传达。再如朝阳区兴隆村孙德恒互助组,在黑秀文互助组的丰产计划播出以后,互助组的妇女组长孙喜芬等,积极地领导全组在当天晚上订出了丰产计划,第二天早晨就派人把计划送到县委副书记那里去,希望能给广播。这个互助组在未订计划时,妇女没有准备参加春耕。但是在订出计划后,妇女都下地了,其中有两名赶耲耙,两名扶拉子,省出四个男劳动力来滤粪,并增加一付耲耙(犁地用的农具);耲楂地比别的组提早两天完工;另外还把今年所积的粪都送到地里去了,多上了一次粪。爱国丰产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全县各互助组之间,就通过广播提出了挑战应战。广播站每天收到三、四份来自各区、村互助组的丰产计划和挑战应战条件。互助组的组员们,都互相勉励着:“话可说出去啦,全县都听见了,人家看着咱们,咱们可得说到做到啊!”
广播也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四月里,九台县某灾区缺乏喂牲畜的谷草,上级指定朝阳区联社去购买。但该社干部对这一工作缺乏认识,没有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竟自以为“不好买”;十五天内连一斤也没买上,以致灾区牲畜遭到了损失(该地的谷草被水淹过,牛吃了不能消化,死了两头)。通讯员发现了这些情况,写了一篇批评稿,交广播站广播出去。朝阳区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指出区联社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他们说:“咱们有谷草哇,前几天卖八十块钱一斤,这回给一百一十块一斤,咱们干啥不卖呢!”第二天,区联社的干部下去,仅在一个村,五、六天工夫就买了三万斤。接着通讯员又写了一篇表扬的稿件,群众听到本区受到了表扬,劲头更大了,他们都说:“这广播真好,有缺点就批评,有成绩就表扬,今后事事别落后,争取多上广播,多受表扬。”
广播深入区、村以后,不但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生产,而且改变了农村缺少文化生活的现象。农民们不仅组织读报组读报,上农民学校学习,每天晚上还可以收听广播了。每天晚饭后,男女老幼都互相呼唤着,拥向喇叭跟前听音乐、歌唱和各地的生产情况;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窗户台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个别的户要求安一个喇叭。至于安喇叭的经费,群众都说:“这个不成问题!”自愿负担。一个小女孩跟她妈妈说:“妈妈,今年我也薅地,赚了钱,咱们也买个喇叭安上。”和尚窝堡村秋老太太和她的儿媳妇每天吃完饭便抱着小孩去等着。老太太说:“我活了五、六十岁啦,哪也没去过,这回坐在家里什么都知道啦。”双庙子区陶家村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王老太太,在村上安喇叭的那天晚上,她兴奋地端着灯足足站了两个钟头,一直到广播完了。别人问她累不累,她回答说:“还累?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这个呀,小盒子也会说话、唱歌,天天晚上听几段,心里多敞亮!”
这些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九台县的做法是好的,它给各县有线广播站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各县有线广播应该从城镇伸展到农村,面向广大农民。县委宣传部要加强广播站的政治领导,发挥广播委员会的作用,充实广播内容,加强广播的思想性。自播的稿件要注意地方性,结合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解决群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思想顾虑。同时要加强组织群众的收听工作。最初有的区、村广播喇叭设立后,只号召大家收听,而无专人负责组织经常的收听工作,形成自流现象,广播的效果就小了。又如二道沟区山咀子村,把喇叭安在僻远的地方,群众因不方便,不愿去听,因此广播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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