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筹备经过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 李幻山 戴正启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是苏联红十字会在我国设立的。一九五一年春，苏联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愿在我国设立一个医院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对这个建议，我国方面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决定将医院设在北京。一九五一年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路经莫斯科时，初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谈。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七日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来北京访问时，对医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准备，随即由沙莫夫副院长负责筹备工作。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医院终于开幕了。
这是一个八十张床位的小型医院（新建医院是二百张床位），兼设门诊部。医院的全部设备由苏联负担，医疗设备都是现代化的，有可做一切手术的完备外科器械和X光间接摄影机（一天可检查三百个患者），X光深部治疗机和血管缝合器等最新式器械。除此之外，还把专用救护车，甚至沙发和病人的厨房用具也带来了。
派到这个医院工作的苏联同志有三十七人，其中各科的主任医师，都是苏联科学院候补院士以上的专科医学家。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卓越的教学能力。这个医院分设内、外、神经、眼、牙、五官、皮肤花柳、妇、X光、理疗、肺结核等科，化验室、药房等设备俱全。
医院最主要的任务是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中国人民服务和示范苏联医学方面的先进经验，培养新型医务人员。在研究中国医学上的新成就及加强和巩固中苏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联系方面，医院也将要进行一定的工作。
这个医院的成立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一）表示了苏联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兄弟般的援助与合作，而且代表着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关怀，代表着苏联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二）这个医院将成为一个传播苏联新的医学思想和技术的中心，对中国医学革新运动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三）苏联红十字会这种真诚的友谊与帮助的方式与过去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救济团体的援助方式适成一种明显的对比。“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基金会”于一九四八年运来价值十万美元（四十万卢布）的物资，在八百箱物资中就有三百箱是擦手纸。运到后还要坚持掌握仓库管理权，企图破坏我国家主权。工作人员并要求高额的生活费。而我们医院的苏联同志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设备也交由我们处理，薪金完全由自己负担。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爱护国家财物，甚至连一个钉子、一堆废纸、一个破箱子都注意到。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给与我们很大的影响和教育。
医院在十九日开幕了。回顾这三个多月的筹备过程，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完成了临时医院院址的改建工作；完成了新医院院址的设计图样，并已开始动工；完成了专家宿舍修缮工程，以及制成一千五百余件家具，安装了较大的电力电气设备。这一切，首先应该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真诚援助，感谢苏联红十字会的全体工作同志们，他们为医院的人员和设备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尤其是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同志，他曾亲自来北京为医院筹备一切。感谢沙莫夫副院长和医院的其他苏联同志，他们在筹备过程中，细致地全面地考虑临时院址改建工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尽量的照顾到节约和适用。沙莫夫副院长更是直接领导医院筹备工作。他不仅注意到大的计划方面，并且具体地注意到一些小事情，因此，医院完全按照预期的目标完成了工作。其次是北京建筑公司、北京木材厂、光华木材厂、北京电业局、外交印刷厂、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市政府人事局、卫生局的各位负责同志、工程师们、监工人员们、以及广大的工人同志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工人同志们晚间加班，昼夜不休地按期完成了任务。我们在进行工作中，只要一提到“这个医院是苏联办的，她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便立刻会得到格外积极的支持，便立刻产生了不可想像的力量。这说明了我国人民所具有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最后应该说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及其他领导机关的首长们，在医院筹备期间，在处理某些原则问题及较大困难方面，均给予很大的指示与帮助，使医院的筹备工作顺利完成，谨致谢意。
第3版()
专栏：
介绍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红十字运动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皮洛格夫外科专家为首的俄国护士克里米大队是俄国红十字会的雏形，远较瑞士公民亨利·杜南发起伤病战士的救济运动为早。但帝俄时代的红十字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最多不过三万余名会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红十字会首先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创立。一九一八年根据列宁签署的法令，在苏维埃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举行了俄罗斯红十字大会，制定了新红十字会的章程。嗣后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在一般国家内称为红十字会，在信奉回教的国家内称为红新月会。一九三二年召开第一次苏联红十字大会，成立了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苏联红十字会在社会主义领导下，发展非常迅速。一九二六年会员仅七万五千人，一九三四年已达五百万人，卫国战争中会员多至一千二百万人；今天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拥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万人，分支会二十三万余个，仅莫斯科一市即有七十万名会员。
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是建立于志愿基础上的群众卫生救护团体，它是协助政府卫生部门发动与组织群众做好自己的卫生工作的得力助手。它以广大的红十字会会员组成各种各类的卫生、救护和医防小组，配合卫生机关，普及卫生运动，成为苏联人民有组织地运用自己力量，改善和提高卫生水平的有力工具。但另一方面它与卫生部又有明确的分工，一切医疗卫生事业，均由卫生部主办，红十字会则起辅助与贯彻作用。另外它也接受卫生部门委托的特定工作。
苏联红十字会的总任务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人民，发展人民的卫生和互济运动，而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则根据实际需要之不同规定其特定的具体任务。例如一九一八年代表大会通过的会章规定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有五：①建立群众组织；②遣送俘虏；③消毒防疫；④救济难民；⑤国际联络。一九二五年后国际局势恶化，苏联面对军事侵略的威胁，它就担负起发展基层组织，开展急救和公共卫生训练，加强国家卫生防护的重要任务。特别显著的是苏联红十字会在卫国战争期间作了重大贡献：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共训练了二千三百万名卫生预防队员，对红军战士和遭受空袭人民的救护，以及传染病的预防，都有很大作用。它从会员方面募集了二千五百万卢布给苏联红军建设空军，又为伤兵医院募集了一百多万件日常必需品和几十万本书籍，约有一万七千名红十字输血者获得了“苏联荣誉输血者”的奖励。一九五一年苏联红十字会又规定了新的基本任务：鼓励全国劳动人民为提高健康水平而努力，救助战争和天灾的受难人员，与各国红十字会合作建立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总的说来，苏联红十字会在平时尽量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每个人学习与担任一定的卫生工作，在战时就成为国防卫生工作的无限后备力量。
苏联红十字会的组织以会员为细胞，在各企业、农庄、机关、学校和街道建立基层组织，在州和区，各加盟共和国以至苏联中央各级设立各级委员会。凡是苏联公民，普通由十六岁起，学生由十二岁起，可以志愿申请加入红十字会为会员。
苏联红十字会的基本工作是组织群众，目前它的主要业务可归纳为下列各项：
第一、宣传工作：主要任务在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并教育会员们具有苏联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利用壁报宣传画、专家讲话等方式，宣传卫生国防。全苏现有数千个宣传组，讲演人一万五千。
第二、卫生训练工作：苏联红十字会设有两种基本卫生训练课程，一种由各基层组织创办，一种在学校里实施。其主要内容为：红十字会任务、人体生理构造、急救、家庭护理、防毒。受过卫生训练的人可参加卫生站和卫生队两种组织，担任一定的卫生工作。据统计，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共有二千二百五十万成年人、六百万学校儿童参加训练，有组织的救护队仅在莫斯科市就有二百五十队。
第三、卫生服务工作：一般进行不脱离生产的急救、护理、清洁、安全、防疫等服务工作；并展开居民卫生和家庭护理工作。主要方式在于组织卫生站，检查住宅、公共宿舍、工厂学校、理发所及浴堂，宣传卫生常识，减低病患和工业性外伤，协助医务人员从事积极预防工作。据一九四五年统计，此类卫生站共有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个。战后并计划在每一个集体农场内设立一个医务“中心”，据一九四六年统计，共有一万二千个。此外苏联红十字会又致力于组织输血，协助医疗工作，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接受卫生部门所委托的特定地区的特定任务：如防癌、防疫、防治地方病等。
第四、救济工作：苏联红十字会在战时对遭受战灾的人民进行救济工作；在平时则对老幼孤独等进行救济工作。如救济战争残废者，烈、军家属和孤儿，办理自然灾难救济等。例如乌克兰红十字会一九四九年办有孤儿院四百十八处，育婴院七十五处，卫国战争残废院六十八处，协助各共和国社会部使百分之八十的残废人员恢复了有用的劳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主办的孤儿院亦增加数倍，苏联红十字会通过其基层组织，在每个孤儿院成立监察委员会，执行监督和指导的责任。在自然灾难的救济方面，苏联红十字会也大力协助进行，如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旱灾，在伏尔加河区每日救济三十万人；此外在灾区医疗救护方面，也有很多贡献。
第五、青少年工作：旨在教育青少年具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并培养青少年卫生文化的习惯。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中设立“学校工作委员会”，包括政府教育、卫生部门，青年团和学校的代表，教员及医生等，以指导学校红十字会工作。目前全苏联百分之八十的四年级以上学校都有红十字会组织，百分之五十五的学生是红十字会会员，总数达五百余万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推动工作的方法，在于培养积极分子业余参加红十字会的各项组织与活动，并发动社会主义竞赛。
根据上面轮廓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苏联红十字会的事业和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博爱主义完全不同；它以广大群众为基础，面对广大人民的需要，贯彻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崇高原则，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创造出无比的卓越贡献和光辉成就。
我们确信苏联红十字会今天的辉煌成就正预示着新中国红十字会胜利的明天！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第3版()
专栏：
太湖边上的文化村
闵海林 周铁珊
厚和村是苏南宜兴城东区的一个小村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个村子只有一所单级小学，二十六七个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地主阶级的子弟）。村上文盲与半文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后，村里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人民政府提出“战胜灾荒，就是战胜敌人”的口号，发动群众克服了困难，度过了灾荒。人民政府又进一步发动群众，用革命办法创办了农民业余学校。没有桌凳，大家砌石礅来代替；没有经费买灯油，大家便自动拿出油来。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展开了学习文化的热潮。
现在，村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它已成了一个文化村。你一踏进村里，就会感觉到一种新鲜的空气。农会会址的墙上，到处贴着墙头诗，宣传漫画。在大路口、河埠头，分布着一百三十块流动识字牌和四块流动小黑板，上面写着有关生产运动的字；大树上、菜蔬旁、房子上，都给写上字，标明了物件名称，使人一看就晓得那是什么字。
学习文化已成为全村人民的普遍要求，他们说：“没有文化，就当不好家。”村长周孝来说：“过去，地主迫得我一家六口没吃没穿，冬天钻在稻草里过夜，现在我光荣地当上了村长，不学文化，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全村已有二百七十六人（青壮年占百分之九十八）参加学习，其中有五十六对夫妻同学。全村一百五十五户中，就有七十一户全家入学。原来不识字的农民，现在都能认识八百多字。沈天根原先一字不识，现在已经能认识二千五百个字了。
学习已成为大家的共同习惯了。他们都说：“上课好比吃饭，一天不上课，一天不得过。”一到晚上，村内四处洋溢着嘹亮的歌声。民校的学员们，唱着歌，成群结队地到业余学校去。他们把从民校学得的文化，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家家黑板报，处处识字牌”，他们在墙上用青煤水胶刷成小黑板，经常在上面练习写字。学员朱凤娥说：“粉上小黑板，真便当，字写错了，不用橡皮擦。”
全县民校举行政治测验时，厚和村民校全校总平均分数列在甲等，妇女班的成绩在九十分以上。过去他们常说：“种田人学文化比驴子学狮吼还要困难。”现在种田人身上也挂起了钢笔，平日掮着锄头下田，放下锄头就学文化，好像小学生一样。村里又利用庙宇开辟了阅览室，用木板做成了三十二块温习字的木牌，并添了几块黑板报。最使大家喜欢的是收音机，每到节日，厚和村农民围在一起听取广播报告。他们说：“我们还能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哩！”阅览室里经常的读物，有“文化学习”、“工农画报”、“华东农民”、“苏南大众”和“苏南日报”等报刊。连环画有四百多册。每当雨天或农闲时节，阅览室里经常挤满了观众。
每年春节，农民剧团都通过演出，向群众进行宣传。全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员参加了这个剧团，许多从不出门的妇女，经过学习，不但有了文化，也能演剧了。有的说：“到底要念书，不念书什么道理都不懂，连讲几句话也要面红耳赤呢！”通过剧团的宣传教育，使全村人民打破了迷信，现在村里已没有一家烧锡箔的了；婚姻法的宣传也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懂得了新婚姻的好处。受到旧婚姻压迫的吴芬娣、孙裕根都得到了解放，五个青年男女也找了心爱的对象。
厚和村农民的文化学习，是和生产任务密切结合着的。一进村子，就看见沿河的墙上，写着一百多首墙头诗，还有十三幅宣传漫画，这些诗和画对于动员大家生产。起了不小的作用。大路上、河埠头，到处插着活动的识字牌和小黑板，上面写的都和生产有关。文化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密切结合，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一千七百五十一土方工程在三天半内便完成了，创造了全区开河工作效率的最高纪录。
“生产不忘学习，学习为了生产”，这是全村居民的共同口号，他们做到了学习生产两不误。在学习治螟方法以后，全村有三百多人下田捕螟，形成群众性的治螟运动，捕螟达十二万多，占全乡捕螟总数的一半。冬季则开展挖稻根运动，由于大家懂得了挖稻根的好处，一天半就挖完了九百九十三亩田；并组织起来帮助邻村方家圩挖了六十多亩。因此，厚和村得到了常州专区治螟模范村的光荣称号。沈天根生产不忘学习，他经常在草堆边、田埂上用树枝练习写字；周孝和在车水时把小黑板插在田里，下车听读报。五十几岁的祁彩凤，学习文化真像发了狂，屋里墙上全都写满了字。
由于不断地学习，全村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普遍提高了。农民业余学校校长周法华被群众选为副乡长。有的农民被派到常州文教干部学校去学习，学习回来以后有的当了民校辅导员，有的参加了县简易师范学习，有二十人光荣地当上了群众教师，十五人进了农民业余中学学习。这更大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学习热情。每个人都下定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当个好学生，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
第3版()
专栏：
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扣押张顺有
察哈尔省阳高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由于我们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发生了把赶车工人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宋郁德一同押入监所的错误。对宋犯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也没有给予认真的解决。事实经过是：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拿着我县四区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到法院控诉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法院院长郑广把介绍信批到公安局。张顺有到公安局执行股口诉了宋犯的罪恶，要求开介绍信到绥远去逮捕宋犯。当时执行股股员王廷仕答复张顺有说：你不用去了，我们可以给你往归绥写信扣捕宋犯。但张顺有走后，我们根本没有给归绥去过信。
十一月十日，归绥市公安局派人把宋犯和张顺有一并送回阳高县公安局。当时看守所干事武祥不问青红皂白，就叫看守员把工人张顺有和宋犯一同送到法院看守所押了两个钟头，后来发觉扣押张顺有是错误的，才把他放出来。
我们非法扣押张顺有，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严重的失职行为。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张顺有第一次来公安局控诉时，领导方面根本不知道；张顺有被看守所干事武祥扣押时，领导方面仍不知道；后来局长发觉了这件事，但仍未认真处理。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不能容忍。第二，平时对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政策教育很差，干部中有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扣押张顺有时，干事武祥并没有和股长研究。宋犯结案后，股长也没有向局长报告，而局长也没有检查。当山西省来信追问扣押张顺有的情形时，才发现问题是严重了。但局长仍没有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汇报。这也是这次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三，工作制度不严密，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这也助长了干部中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受到阻难的事件，对我们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今后，第一，我们除在报纸上作公开检讨外，并要在公安局全体人员中展开讨论，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保证今后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第二，建立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并严格遵守。股员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和股长研究；股长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向局长或秘书汇报。秘书要把每日情况向局长汇报。同时，要加强各股间的工作联系。
第三，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要使每一个干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另外，对宋犯郁德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我们已派调查股长张志英协同法院院长王尚志到归绥市调查，保证追还；对张顺有检举宋犯所花去的路费，我们一定负责补偿。最后，我们向工人张顺有道歉，并诚恳地接受上级给我们的处分。
第3版()
专栏：
刘澜涛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的党对人民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十分关心的。我们的党不论进行任何工作，只有一个出发点，一个目的，就是人民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这一件事情以外，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再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之所以伟大和永远不可被战胜的唯一的原因。我们的党现在成了当政的党，很多党员参加了国家的领导工作，有了更负责的地位和更高的威信。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我们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比其他民主党派和普通人民更加重大。我们的党所领导的是一个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绝不是仅仅靠共产党员就能管理好的；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但必须团结和依靠全国人民共同来管理国家，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坏，所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决定着人民的苦乐、祸福，甚至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小心谨慎，紧密团结人民，并且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把工作做好，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要迅速加以批判和纠正。
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这一事件中，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学习到些什么主要的教训呢？
第一、要注意人民的“小事情”。人民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并不大，譬如张顺有只是为了捉一个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捉一千个、一万个。我们为了张顺有的这件事召开这个会议是不是小题大作呢？决不是的。人民的最细小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大事情的基础。国家大事就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小事情集中起来的。人民群众有镇压反革命的要求，有抗美援朝的要求，有土地改革的要求，有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等项要求。我们把千百万人民的要求集中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就规定出我们的政策和具体任务。所以，我们绝不允许也绝不能漠视人民的细小的事情。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应该考虑的是国家的施政方针、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这些问题的考虑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就因此而轻视人民群众的具体事情。张顺有要捉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国家的要求、党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反对那些不支持甚至阻难他的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我想这样做是应该的，公道的。在旧社会里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是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来管的；在人民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必须认真、严肃、负责地来管这件事情，决不能采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二、要懂得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有些同志这样想：国家的任务、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党中央、华北局的决定等应该重视；但是，人民的事情，一些无名英雄、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的事情，似乎就可以负责也可以不负责。他们觉得：对上级不负责，上级要批评我，检查我，甚至于要撤职（懂得这一条自然是需要的）；但对人民不负责则是不要紧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把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分裂开来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他们不了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同志应该明白：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真理的标准，正义的标准；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是对国家和对党不负责任。因此，群众有什么疾苦，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有责任去详细了解并加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这样：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人民的快乐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人民翻身了，解放了，生产事业发展了，新的工厂开办了，中朝人民打胜仗了，我们就高兴；美帝国主义在巨济岛屠杀我们的被俘人员，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工厂，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欺压农民，我们就难过，我们就愤恨。我们仇恨什么，喜爱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唯一的标准是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别的标准。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要看这件事情正确或不正确，不要看当事人是张三或李四，因人废事是错误的。
第三、必须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加以干涉。如果老百姓认为某件事情不公平，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这种权利是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法令所规定了的。侵犯了这种权利，就是重大的原则错误，就是犯法的行为。人民对我们的批评，那怕是不完全正确的，不完全成熟的，我们也应该欢迎。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因此绝不可拒绝人民的批评和指责。而应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人。人民有意见要求我们接见，我们就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接见他们。有的同志说：我的工作很忙，那有时间接见一个普通老百姓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接见人民或人民的代表，解决人民的问题，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重要的工作。群众来信和群众的意见，我们一定要答复，而且应该及时地正确地答复。去年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毛主席到华北各地访问，人民提了几千条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转给各省市领导机关，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人民的事情必须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
我们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但我们不能容许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的民主来进行破坏。绝不准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他们不得有任何自由。只有在他们经过改造、人民给予他们民主权利时，他们才能有自由。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四、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把真理坚持到底。张顺有在捉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情上是光荣的。他不怕困难，行程一万五千里，走了那样多的机关，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打击，坐了两小时的监狱，还带过手铐，这一股顽强劲和仇恨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是应该表扬的。但我们有些同志却是有意见也不敢提，怕受到报复，不敢坚持斗争，这是由于不相信党，不相信国家属于人民，不相信真理最后一定胜利，这种现象应该克服。对于施行报复的人，打击别人的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过去功劳有多大，一定要给以处分，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对付那些违法失职、对人民事业毫不负责而又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僚主义分子；如果经过教育而仍不改正者，应坚决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而代之以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最近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把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非法扣押了几天，原因是这位青年批评了他的官僚主义，并和他争吵过。怀仁县长的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绝不能容忍的。什么人给了这位县长这样的权利呢？假使一个老百姓把县长关起来，大家会怎样呢？我想，不少人会叫起来：“这还得了！一定要严办。”现在中共察哈尔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着手检查这一事件，这是完全应当的。对于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任何分子，必须给以应得的惩处。
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人民政府，像张顺有这一件事情，察哈尔那位县长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登报、广播来加以揭发和批评，以教育大家，而且还应该在各有关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确实地赋予人民以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才能使人民进一步确认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和职责。这会比单纯自上而下地来处理是有更大的教育意义的。这一点同志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清楚，以便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3版()
专栏：
王从吾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在去年六月至十月往返奔跑了山西、察哈尔、绥远三个省的好些机关。以后为了追偿工资、补偿路费，控诉阻难检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破坏分子，又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来往奔跑了许多机关。前后共奔跑了二十七个机关，行程一万五千里，花费二百四十万元。在张顺有前后所到过的二十七个机关中，有一个机关他跑过二十次。直接或间接处理此问题的干部共四十二人，上至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公安厅处长，下至见习工作员。上述机关和工作人员，除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察哈尔阳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山西省崞县人民政府、县工会及第二区人民政府等对此问题采取了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外，其余有的是虽曾负责解决，但未坚持到底；有的机关，如阳高县公安局、大同县人民政府和归绥市第二区人民政府等机关，则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或“镇压反革命是公安局的事”、“工资问题是民事纠纷”等等为藉口而拒不受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同志则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制度规定”而一推了事；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工作员赵振芳甚至暗示法警给检举者带手铐；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检举者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扣押两个钟头；归绥市人民法院实习工作员王申午则以“材料错了你得负责任”为口实，威吓检举者。其对人民群众态度之蛮横，实已令人不能容忍。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它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这一事件首先说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许多共产党员）中间都严重地存在着。这些同志不是遵照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做“民众的朋友”，而是以民众的“上司”和“老爷”自居，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们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来推去，不予解决。甚至像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事情，也不予支持，反而横加阻难和打击。他们的阶级立场非常模糊，对反革命的仇恨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群众。有些机关和干部在受理群众控诉案件时，存在着对人不对事的错误态度。比如有些人强调“张顺有历史不好”、“张顺有检举反命革分子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动机不纯”，就得出“双方都坏”的结论。张顺有历史上确曾有过错误，张顺有所以和宋郁德斗争，也确实和他本人的利害有关；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张顺有不是在检举反革命分子呢？是否因此就改变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呢？是否只有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才有资格检举反革命分子，而张顺有就没有资格呢？恰恰相反，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不这样做，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次“三反”运动，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进行得最为深入、彻底；和贪污、浪费有联系的官僚主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于像张顺有控诉案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直接破坏着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直接阻碍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则还没有被彻底地揭发出来。有的虽已被揭发，但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或根本未予解决。因此，各机关、团体都应毫无例外地抓紧目前民主补课的时机，普遍地认真地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以巩固和扩大“三反”运动的成果。
这一事件还暴露出我们许多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在处理群众来信、对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受理群众的检举控告等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了人民意见箱、监察通讯员、读者来信小组、宣传员、问事处等等专门听取人民意见、解决人民问题的机构和组织以及专设的人员，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和检查制度，致使这些组织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譬如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把张顺有的控告书扣押起来，既未发表，也未转有关部门处理；绥远省检察署秘书王树德把张顺有的控告书从意见箱中取出后，也擅自扣押不转。他们所以敢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根本没有或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检查制度，没有工作纪律和政策教育。如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于该局干事错押张顺有和将张顺有检举宋郁德的专门调查材料扣押不转等情形，事前毫无所闻，事后知道了，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检查处理。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三上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但该处审讯股员张绪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处理，竟擅自一推了事。这就使得工作陷于混乱，国家法律陷于松弛，群众的政治热情受到打击。
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呢？
第一、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应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认真地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批评、建议和要求的态度和处理情况；并联系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进办法，以求改进工作，教育干部。
第二、要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检查；严格按照民主原则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立和健全接见和联系群众的组织（如人民问事处等），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各级各部门领导机关，都应把检查和克服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党、团组织更应发动和组织党、团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各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都应采取各种方法加强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反映，并向领导方面作确切的报告。为此，各机关、各团体都应规定严格的工作制度，明确规定每个人的职责权限，克服混乱现象。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所提的一切建议、要求、控诉、检举，自己能够处理的，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自己不能处理的，应迅速及时地向上级请示。必须作到有问必答，件件有结果。主要负责同志并应亲自负责，定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总结，向人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向领导机关作切实的报告。
第四、严明党和人民政府的纪律，及时批评和惩处那些渎职失职的干部；鼓励和表扬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并充分利用报纸、党刊，揭发官僚主义的错误事实，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发动党员、群众向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
第五、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必须及时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抓住生动的典型事例，经常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不断地提高干部的觉悟，加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为了严肃政纪党纪，并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华北局完全同意并批准有关省委对此案的措施及对有关干部的处理意见。（一）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所属干部拒绝受理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及错扣张顺有的严重错误，事前既无所闻，事后又不予适当处理和报告上级，这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二）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押进监所，这是玩忽职守、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三）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执行股员王廷仕，接受了张顺有的控诉，并答应给归绥市公安局写信请其处理；但在张顺有走后，即搁置起来，并将张顺有专门调查来的材料压了下来，既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也没有处理，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意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四）察哈尔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政治保卫科审讯股员张绪，藉口张顺有没有介绍信，便将张顺有推到别的机关去，使张顺有三次徒劳往返。他自己既不检查处理结果，也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表现了严重的缺乏工作责任心和无组织无纪律。同意党内予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五）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干部赵振芳，暗示法警给张顺有带手铐，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六）归绥市小西街派出所所长于维昆，拒不受理张顺有的检举，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七）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当其他同志向他报告了张顺有的来意和要求，并向他请示处理办法后，自己没有弄清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情况，即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乎制度规定”而推走了事；当报告人向他说明“如果不给解决，人家就要到中央找毛主席去解决”时，卫说：“这无法解决，由他去吧！”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和对待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在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过程中，也有少数机关和干部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如绥远省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山西省崞县县工会、县人民政府及第二区人民政府，察哈尔省阳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阳高县第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等，都积极设法予张顺有以支持和鼓励，并在张顺有困难时帮助解决路费问题。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把反革命分子宋郁德逮捕法办，对以上机关和个人，应予以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