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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新中国人民的体育运动已日益普及。察哈尔省怀安县尖台寨村的青年农民们，每天清早都不约而同地到一起来做体育活动。这十几个青年农民正在长堤上练习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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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关于一九五二年防汛工作的指示
现在中南、华东、西南等地，业已进入汛期，华北、西北、东北、内蒙等地大汛亦将到来。为了保护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及一部分城市、工矿和交通的安全不受洪水威胁，防汛工作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任务。凡是已经成立防汛机构的地区，要继续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尚未成立机构的地区，也要根据过去经验和实际需要，迅速成立防汛机构，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战胜今年的洪水而奋斗。
关于今年的防汛工作，除去继续执行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防汛工作的指示”以外，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一、充分进行动员、组织和准备工作，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
由于两三年来各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全国水灾逐年减轻，今年可能有部分干部和群众，认为我们对防止水灾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或疏忽大意的思想。这种思想对防汛工作是极为有害的，必须切实加以克服。要知道这几年全国河道的治理，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可是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就已经开始根本治理的河流来说，沂河、沭河已经可以基本上解除水患，可是在山东境内还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水灾，需要继续加以治理。淮河已经开始摆脱常年水灾的威胁，在严重洪水的情况下，也可保障主要地区不受泛滥；但全部工程尚未完成，洪水蓄泄还未能完全控制，因此还未能完全解除水灾威胁。永定河的水库，明年汛期才能发生蓄洪的效能。潮白河只完成下游整理工程，已可防御一定流量的洪水，还不能完全免除水患。其他巨大的河流：黄河经过这几年的整修，下游三省堤防一般高出一九三三年最高水位一·五至二·五公尺，去年又修了北金堤滞洪工程，已经可以防御一九三三年最大的洪水。不发生重大灾害，但要完全免除水患，还须待中游和一些重要支流的水库修成以后。长江在今年修了荆江分洪工程，可使遭受洪水威胁最大一段，得到有力的保障；但就全河来说，还不能防御一九三一年最大的洪水。至于多数中小河流，堤防工程虽已普遍加强，可是大抵只能防御一定年份的洪水，还不能防御可能发生的最大洪水。并且新修的工程，多数没有经过严重洪水的考验，旧有的工程也可能存在没有检查出来的缺点。至于山洪、内涝的灾害，更是一时尚难完全免除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自满自足，而必须提高警惕，周密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早进行动员、组织工作，准备对洪水进行坚强的战斗。关于群众的组织，料物的准备，各地虽有成规可循，仍应注意检查，以免流于形式。关于上下游、左右岸对防洪排水有利害冲突的地方，更要事前对人民进行说服动员工作，以免临时发生意外。
二、在汛前和汛期，随时检查堤防、闸坝和一切有关防洪排水的工程，并建立管理运用的制度。
去年黄河进行堤防检查，经过用钢锥钻探，共钻出洞穴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处，其中最大的洞穴可容四十余人，沟通了堤内和堤外。今年长江进行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发见沙市一带堤防，有的只有上面一层好土，下面都是碎砖乱瓦，甚至堤身有房屋古墓未曾拆除。珠江新修的石角围遥堤工程、头溪围上下摸鱼湾工程和陈鸭塘围工程，都因为地基不固，在修成以后，有一百多公尺的堤防发生沉陷。这些隐患，若遭受洪水浸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因此今年检查堤工工作，应当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结合“三反”、“五反”中所发见的问题，在汛前和汛期随时进行。对于新修的较大的工程，更要由负责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亲自检查。凡是做有蓄洪、分洪、滞洪工程的河流，或设有排泄内水的涵闸的河流，都应切实掌握水情变化，对各种控制工程的启闭，订出统一的管理运用的制度，详报本部备查。对分洪、滞洪区域以内的人民，并须事前做好动员工作和安置救济的计划。在抗旱运动中农民因浇地掘开的堤防，尤其要切实检查，加以堵复。掘开过的地方应视为防守的重点。
三、防汛工作要与防旱工作密切结合。
我国气候在进入汛期以后，随时有发生暴雨的可能，同时在这一时期各种农作物需水较多，一时雨量稍缺，又会发生旱象。所以就水利为农业服务来说，防汛和抗旱是一个工作的两面。过去有些地区这两种工作结合不够，在大雨未来的时候，农民要求抗旱，领导上却机械地布置防汛；结果是抗旱工作既未做好，防汛组织也流于形式，一旦发生暴雨，造成先旱后涝的双重灾害。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经发布“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今年的防汛工作，必须和防旱、抗旱的运动紧密结合，由地方负责首长统一领导，做好雨量、水情的报告和分析研究工作，并广泛试行洪水预报，以求掌握时机，争取防汛工作的主动。干旱不雨的时候，应尽量利用水源，帮助农民减轻旱灾；到大雨来临，则集中全力进行各河防汛和防山洪、排内涝等等的工作。
四、切实掌握防汛经费和器材的管理使用，以避免浪费。
防汛期间经费和器材的使用，因为任务紧迫，地点分散，支用和保管的制度不够健全，很容易发生贪污浪费的行为。去年华东和河北防汛总指挥部都发过加强防汛期间财务管理工作的指示；两个指示都曾由中央水利部通报各地仿照实行，可是各地执行仍不严格。有的地区并且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如支用报销，缺少具体的制度；事前准备不足，临时搜购器材，造成极大的浪费；汛后剩余的器材，不妥善保管或及时处理，听其损失霉烂等。今年，各地必须纠正这些缺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严格执行。过去剩余的器材，今年各地应切实清理，尽量使用；汛期结束以后即刻清理报销，剩余的器材要妥善保管，留待来年使用，或依照财务上的规定，及时做适当的处理。
五、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必须完成并争取超过各地保证的防汛任务。
两三年来，各地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其发展的规模是迅速而巨大的。人民在水利事业上已经投下了巨大的力量，就应当要求每个工程都发挥应有的效益。现在洪水季节已经到来，这对于一切防洪排水的工程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今年各地所保证的防汛任务，因为对情况的了解比前深入，所以都比前更为慎重和具体。这对于我们估计情况，发见问题，布置力量，都是有益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充分估计人民力量在防汛工作中的伟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虽然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破坏各种防御工程尚未完全修复的情况下，因为各地人民政府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勇敢和智慧，我们曾大大地减轻了水灾。现在经过两年的水利建设，积累两年的经验，我们也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各地不但要胜利完成保证的任务，同时要充分发挥对人民负责的无限忠诚，动员组织人民的伟大力量，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争取战胜我们所保证战胜的更大的洪水。
今年防汛工作的胜利，是保障今年农产丰收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增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一个重要关键。全国有关地区，应该把这一工作看做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动员广大群众，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而斗争！
主任 董必武 副主任 傅作义 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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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在全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指示
华北全区县以上的“三反”运动和各大中城市的“五反”运动业已胜利结束。伟大的“三反”、
“五反”运动为国家行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清了道路，并在各方面准备了充分的有利条件。目前摆在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广泛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以加强经济建设工作。
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工业建设，因此，在目前组织一个全区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可能的，这是发展工业生产从而带动全面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根据国家计划的任务，今年华北全区国营和公营工矿企业，将在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节约流动资金和加强基本建设等四个主要方面，为完成并超过增产节约四万亿元的总任务而奋斗。“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成果，工人阶级的高度爱国生产热情，农业生产竞赛运动的有力配合和支援，以及过去组织工业生产竞赛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完成并争取超过今年增产节约任务的有利条件；目前也有若干困难，比如某些经济呆滞、产品积压、供销不畅等等，但这些都是胜利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并且一定能够逐步克服的。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各方面的条件，将竞赛运动按照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组织，制定各部门、车间、小组、机台、各种产品及数量、质量和成本等计划指标，争取超额完成计划。
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是组织竞赛中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为此，必须重视学习苏联各项有关的先进经验，普遍发动广大职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并及时地组织推广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力支持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在生产管理上实行新的改革，进行查定工作和成本管理工作，建立与健全各项科学制度，加强生产管理中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时刻注意保安工作、奖励工作和职工福利。在领导方面，组织并加强各级的增产节约竞赛委员会，在高度统一的真正有效率的领导下，发挥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各种组织的作用，实行充分的群众路线，同时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对一切落后的障碍运动前进的保守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及一切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各种敌视人民利益的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以保卫竞赛运动的安全进行。
各省委、市委应即把具体组织竞赛运动放到当前工作的重要地位；号召各工矿企业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劳动模范、青年团员、工会会员以及全体职工同志们，为胜利地完成并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四万亿元的财富，为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为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并进一步改善职工生活而斗争。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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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彻底处理赶车工人张顺有事件
将继续在全区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本报讯】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遇重重阻难的事件，暴露了在许多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存在的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彻底处理这一事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使大家深刻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六月十四日召集所有和这一事件有关的党员干部及各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绥远、察哈尔、山西三省二十七个机关的党员干部三十四人，以及华北各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华北局各直属机关和华北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等共一百八十多人。张顺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张顺有事件被揭露以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即责成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查对事实。根据这一指示，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经和归绥市公安局、市法院，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山西省忻县专署公安处数次用电话联系，和归绥市公安局来人交换意见，并派人到有关省、市、县各部门实地查对情况。查对结果，证明了张顺有的口述材料合于事实，并发现了不少新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有关省、市、县各机关团体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张顺有所揭发的更为严重。因此，华北局决定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彻底处理张顺有事件。
会议首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从吾同志作报告（报告摘要见今日本报第三版）。他详细地分析了各有关机关和团体在处理张顺有的问题中的各种不同表现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得到的教训，并提出了今后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和对犯错误的人员的处理意见。继由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归绥市劳动局局长马正科、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归绥市法院院长黎旭辉、绥远省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孙寒光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检讨说：“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经两次到我们公安机关。我局工作人员都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为藉口，采取了一推了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解送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时，又错误地给张顺有带上了手铐。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人民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不但没有表扬和支持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张顺有，反而给他的正确行动以阻挠，甚至给他以打击，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就没有像华北局一样抓住这一事件教育干部。这就说明我们领导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一错误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使这样密切关系着人民利益的重大事件长期未得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平日缺乏对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是像这样的官僚主义事件，在归绥市公安局中绝不只一件。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在全局工作人员中间彻底检查和清除一切官僚主义作风。”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说：“我局工作人员错误地扣押张顺有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认为已经向他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便未继续追问。我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是因为我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这就说明了我的阶级立场不够明确；同时也暴露了我成天在口头上喊为人民服务，但是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作到。我决心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全局人员积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一切旧警察作风的斗争，使大家明确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其他在会上检讨的同志，也一致认为华北局重视并认真处理张顺有事件是完全正确的，自己和所属工作人员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打击了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大家都表示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纠正错误，并结合“三反”运动后期的民主补课运动，督促所属人员认真检查并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作风，改进和健全工作制度，使之更便利于人民群众。
张顺有也在大会上发言，衷心感谢华北局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十分钦佩华北局这种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说：“这个大会使我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了解，看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我有勇气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因为我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处，我痛恨国民党和反革命分子。我上次到全国总工会和华北局来谈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我心里非常痛快。像我这样一个人，过去在旧社会连个县长也不能见，那能说得上到北京来告状！过去我父亲对我坚持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和官僚主义分子积极斗争的行动非常不满，他对我说：‘你还敢和人家那些大干部闹？’但是现在我父亲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他很高兴，开始积极地参加村里召集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民兵和互助组。我回家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劳动，带头搞好生产。”
会议最后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同志讲话（讲话摘要见今日本报第三版）。他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重视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必须认真负责地考虑和解决人民的一切问题，并且告诫大家为了真正作到这一点：第一必须注意人民的“小事情”；第二要认识对人民负责和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第三要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干涉；第四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坚持真理。
会议经过两天的报告和发言已圆满结束。与会人员都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特别是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讲话给自己的教育很大，回去以后一定要向本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传达，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正准备根据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指示草拟具体办法，以便继续全面地深入地在全区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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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正式开幕
定六月二十三日开始门诊、二十六日开始收住院病人
【新华社十九日讯】所有医疗工作人员和医疗设备完全来自苏联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于十九日在北京正式开幕。这是中苏文化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参加开幕典礼的有彭真、李德全、彭泽民、陈其瑗、贺诚、傅连暲、吴晗、胡兰生及首都各人民团体、医院代表约二百人。苏联罗申大使及使馆人员也到会致贺。会上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院长甫罗哈洛夫表示一定要完成苏联人民的委托，通过这个医院来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医学经验。李德全、贺诚、吴晗都在会上致词，热烈庆贺该院的成立，并对苏联红十字会和苏联人民的热诚援助表示谢意。大会在彭真市长、罗申大使剪彩后，于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宣告礼成。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是由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亲自来京筹备成立的。院长为苏联专家甫罗哈洛夫，全院共有苏联工作人员数十人，现分内、外、神经、眼、牙、五官、皮肤、妇、X光、理疗、肺结核等科。医院全部设备是由苏联运来，内有可以进行任何种手术的设备及X光深部治疗机、X光间接摄影机、血管缝合器等最新式的医学器械。该院将在本月二十三日开始门诊，二十六日开始收容住院病人，治疗对象以市民为主。苏联医生除负责治疗工作外，并将协助培养中国医药卫生人材，及向医学界人士和北京市民作有关医学方面的专题报告。（编者按：该院对于需要长期疗养的慢性病患者和传染病患者、产妇和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暂不收容。门诊和住院病人均须携带指定的机关介绍信，市民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指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中央卫生部机关卫生处负责，军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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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开幕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李德全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在我国伟大的首都——北京开幕了。这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上，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它是中国红十字会与苏联红十字会，根据共同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实践。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有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医院的事例。随着祖国解放，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那些假“慈善”、“救助”之名干着侵略之实的阴谋都被彻底揭穿，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都被赶走了。当他们披着的“慈善”、“救助”的外衣被剥去以后，他们本来的狰狞面目就赤裸裸地显露了出来。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轰炸，最近并将细菌战扩大到我国东北地区，就是最好的说明。与此相反，伟大的兄弟国家苏联，却是赤诚无私地帮助我们进行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苏联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成立“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正就是苏联在医药卫生方面无私地援助我国的表现。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撒布传播疫疠的细菌，企图大规模杀害我们；一方面是苏联怀着无比恳切的热情，帮助我们消灭疾病灾难，保卫我们的健康。在这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对照之下，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只有我们真正的友人——苏联人民，才是赤诚无私地帮助我们的。
通过“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将会把苏联人民先进的医学思想、医学成果、医学管理方法与制度，以及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新的医疗作风介绍给我们中国的医药界，并帮助我们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医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提高我们的医疗知识和技术的水平，改善我们某些不良的医疗作风。无疑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成立，将会给我国医药卫生界以极其良好的帮助。
我衷心地祝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开幕，并对苏联人民及苏联红十字会工作者这种合作与帮助的伟大友情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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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纪念“六·二五”两周年的通知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工会组织劳动男女发出关于纪念六月二十五日国际积极声援朝鲜人民和保卫和平日的号召，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特通知如下：
一、各地工会组织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不妨碍生产和职工自愿的原则下，以工厂、矿山、大商店（小的工厂、商店可适当地联合起来）为单位，举行小规模的群众性纪念会，并可在会上通过向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和慰问的信件。
二、请当地负责同志作关于目前世界和平运动与朝鲜战场的情况以及如何努力增产节约，加强经济建设，巩固国防，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世界和平的报告。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与青年团、民主妇联等有关团体取得联系与配合，并把纪念会的情况、出席人数以及经验等报告我们。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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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于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
胡绳
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已两年。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但天才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新的极其杰出的贡献。斯大林同志的论文的发表，对于中国的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发挥了关于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根本肃清了在这些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各种错误观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错误观点原来也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
我们的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经以为只要去收集一些关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生产技术的材料，就可以表示自己是历史唯物论者，就可以随便判断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他们企图用生产去直接说明上层建筑。斯大林同志使我们看出，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基础并不是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是与生产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当然要比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问题更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排斥那种只满足于收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材料，而不去充分地研究经济基础的办法。这种办法，表示了研究者的偷懒。
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工作者以为只要说明了基础，就可以不去具体地研究上层建筑的问题。这就把上层建筑看做只是消极地中立地反映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因此，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既须切实地研究经济基础，又必须切实地研究上层建筑，即研究“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研究它们是怎样反映了基础，又怎样起积极作用于基础的。斯大林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的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学术研究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学术研究工作是属于上层建筑之内的。由于新社会条件使我们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追求真理的劳作，我们工作的成果就应该能够对于新制度的生长和旧基础的消灭起重大的作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人民推动自己国家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目前纵然还不至于“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却也和我们所应负的任务距离很远。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又使我们知道，各种社会现象，并不都是或属于基础或属于上层建筑的。有的研究工作者并没有具体地研究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特点，就任意地把它们配置到基础或上层建筑的框子里去。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扫除了这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虽然有其共同性，但“问题是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东西之外，还有着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斯大林同志的话使我们想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因为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重视具体研究，而拒绝只靠抽象的公式来讨论问题，所以他们就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彻底地战败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中，提出了使教条主义者惊诧的若干论点。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例如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的发展历史，例如语言的发展历史，是不需要经过爆发〔注〕的。斯大林同志区别了人民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的时期和革命人民已经取得政权可以由上而下地进行革命的时期。在后一时期中社会改革的实现，就可以不经过爆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斯大林同志在论文中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观点的来源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中国。
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而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的错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读了很少的或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选择了自以为看懂了的句子和自己发生兴趣的句子，拿来做根据，就以为有权利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如果不坚决克服这种情形，就不可能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事情底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条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证，结果必然陷入走头无路的状态。”
在我们这里，还有些人用一种可以说是在外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分析。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为要进行各种社会现象的阶级分析，既需要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有足够的认识；又需要对于个别的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工作的准备，只是就各种社会现象的外部关系想当然地贴上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标志，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人们必须知道，在一个演讲或文章中充满了阶级的字眼，并不表示这个讲演或文章就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论文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许多公式主义者，也给了重大的教训。
在我们这里的某些部门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所说的“军阀式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养成固步自封的习惯，不负责任的风气和各种专横的行为。我们的学术工作者中有许多是谦逊的、认真的，对自己工作采取严肃的态度；但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自以为是，拒绝批评。在我们学术工作中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极端缺乏的，这种情形对于学术工作的发展是严重的妨碍。
斯大林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见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的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定义使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理论工作的无限发展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们的国家将经过工业化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的学术工作必须跟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的论文和其他著作给了我们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论文发表后的两年来，我们还没有足够地咀嚼在这论文中的丰富内容，拿它来武装我们并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注〕“爆发”，原来中译本译为“突变”，是译得不对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