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少先近卫队
——朝鲜“少先近卫队”队长朴金素的故事
编者按：这篇译文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二年六月号，它描写朝鲜女孩子朴金素怎样被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匪帮逼害得家破人亡，以及她怎样在朝鲜游击队的帮助下和其他少年同志共同组织了“少先近卫队”，在暂时被侵略军占领的城市里进行英勇的地下斗争，直到朝鲜人民军解放了这个城市。这是朝鲜儿童控诉美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有力文件，也是朝鲜少年勇士们反侵略斗争的真实纪录。以这个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朝鲜影片，不久将在我国放映。
我今年十四岁。我从朝鲜咸镜南道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少先队员们请我讲讲，当美国侵略者侵略到我们家乡以后，我们是怎样生活，以及我们是怎样和他们进行斗争的。我现在就来讲讲“少先近卫队”的故事。
（一）只剩下了我们三个
我忘不了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这一天，人民军的部队奉了总部的命令暂时撤离了我们的城市。我的父亲就和他们一道去了。他不能平静地看着美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所做的事情。因此，虽然我的三个哥哥已经在前线作战，父亲仍然决定去参加人民军。
……妈妈为父亲准备着行装。我们——孩子们——就盘着腿围绕着父亲坐下来。在这最后一个晚上，他和我们讲了最重要的一些话。他对我们讲了生活在遥远的矿工城市克拉斯诺顿的男女青年们的故事。我们听着他的动人的故事，那过去不久的事情就像一幅图画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看，刘巴·薛夫左娃和谢尔盖·邱列宁沿着夜晚的空旷的克拉斯诺顿的街道悄悄地走着。他们要去放火烧德国人的介绍所。一个青年又迅速、又敏捷地爬到高高的屋顶上，竖起了红旗。……
有人在敲窗子了。
“该走了，”父亲说，一面站了起来。“剩下的故事等胜利以后再给你们讲吧。”
我们送父亲一直送到郊外很远的地方，后来就和其他的许多妇女们一同回到城里。
“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他们对母亲说，“你不是民主妇女同盟的会员吗？假使美国人占领了城市，他们可能会找你的麻烦。”
妈妈听了他们善意的劝告，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搬到一个小村子里去了。
美国人占领了城市。村里开进了李承晚的部队。有一天，隐藏着我们的妇人从外面跑来，满脸流着眼泪。
“在广场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她哭着说，“上面说无论什么人隐藏了劳动党党员或是民主妇女同盟的会员都要枪毙。”
我们没有作声。妈妈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就这样吧，孩子们，”她说，“不要使无辜的人为了我们而受害，准备好东西，我们只有回家去吧。”
我们又回到了城里。我们家里的门大开着，房子里黑黑的，只剩下空空的墙壁，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连一根线也没剩下。
“这是谁弄的？”妈妈发呆地问房东。
他耸耸肩头：
“这里曾经来过美国人，我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房东跑到我们这里来。
“你们要另外找房子了，”他劝说着，“我不能把房子租给人民军的家属，我不能冒这个险，我还有自己的一家大小。”
妈妈打算说服他，仍旧让我们安静地住在这里，但房东怎么也说不通。他预先通知我们，假如到晚上，我们还没把房子让出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被李承晚的警察赶出去。当然，天晚以前我们是找不着地方的。早上，警察来了。不由分说，警察就把我们推到街上去了。
“赶快离开城里走吧，”有一个警察劝我们说，“不然将会更糟糕！”
可是，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我们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在城外，妈妈找到了一个空的半破烂了的小茅屋。屋顶上露着灰蓝的天空，隔着破墙可以看到附近的旷野。从早到晚我们到处走着寻找着可吃的东西。这正是十一月的时候——经常的刮着寒冷的风，下着秋天的倾盆大雨。
没有谁到我们这个小茅屋里来找过我们。但是有一天下晚，我们已经睡了，大家蜷缩在地上。有人敲门了，警察喊着妈妈的名字。
“好容易才找到你啊，”他说。“喂，写一个收到了传票的收条。明天早上到警察局去，不要想躲起来吧，就是躲到地底下去，我们也会把你找到的。”警察在门边弯着腰从小茅屋里走出去了。
姐姐——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要妈妈立刻躲起来，无论怎样都不要到警察局去，但是要说服妈妈是太难了。
“假使我躲起来，你们会怎么样呢？”她问，“不，我必须去警察局，我不会有危险的。我实在一辈子没有作过一点坏事情。”
妈妈就没有从警察局回来。我们等她一直等到晚上。我们很久都不能睡着。妈妈没有回来。
第二天妈妈仍旧没有回来。于是我就和姐姐一道到警察局里去了。我们被带到一个最高级的美国军官面前。
“我们的妈妈为什么被逮捕了？”姐姐问他。翻译把她的问题翻译给美国军官。
“你的妈妈是个共产党员，”美国人回答说。“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员，明白吗？”
但我们什么也不明白。姐姐又重复问了一遍。这时已经不是美国人说话了，而是翻译自己来回答问题了：
“你的妈妈养育了三个当人民军的儿子，你们最好不要等她回去了。”
“假如你们为了这个要杀她，”姐姐喊叫着，“等人民军来的时候，看那时把你们怎么办吧！”
翻译把姐姐的话完全翻给那个美国人了，于是那个美国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用手枪柄打姐姐的脸。这时又跑来了另外几个美国人，把姐姐拖到隔壁的房间里去。我听到她的叫声，急忙跑去救她，但是警察拦住了我的路。
“跑呀，傻瓜，赶快跑吧！不然要把你也打死的。”这个警察用朝鲜话偷偷的对我说，把我推出门口去。
过了两天，在晚上，几个不认识的人把姐姐放在席子上抬回来了。她已经呼吸困难起来，完全不认识我们了。我们坐着守护着她，直到第二天早晨，一面用湿的破布轻轻地揩着她的流血的嘴唇。到了早晨，姐姐就死了。
我自己给她挖了一个坟墓，把姐姐埋葬在我们小茅屋旁边的荒地里。我，妹妹和弟弟，孤独的，哭泣着回到了家里。
就这样，只剩下了我们三个。
（二）最坏的学生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困难了。我到垃圾堆里去拾空的美国罐头，尽量把里面剩的东西洗出来，把草搁进水里。这样就得到了一点稀薄的汤水，水面上浮着少数的油珠子。我们就吃这个维持生活。我还必须照管着弟弟和妹妹。就是我一个人，又做妈妈，又做姐姐。
但是他们连我也不放过，又有一个陌生人到我们的小茅屋里来了。
“你好啊，朴金素！”他说，“我是你的学校里的新来的老师，明天我们要恢复上课了。注意啊，不要耽误了上课。”
我回答他，我不能到学校去上课，因为没有人照管我的弟弟、妹妹。
“你就是在新政权下不想去学习，”忽然他叫起来，“但我们一定要强迫你去学习！”他举起手杖就打我。……
……我到学校里去了，一切都好像和从前一样：这是教室，那是课桌，仍旧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是那些孩子们——我的同学们。但在开始上课时，老师一走进教室就看到了我，他很奇怪。
“你为什么坐在第一个位子上？”他问，“难道这是你的地方吗？”
有个男孩子站起来了，对老师说我是最好的学生，经常总是坐在第一个位子上的。
“胡说，”老师反驳说，“去，换一个位子！”于是他叫我坐到最后一个位子上去。
我拿起了自己的书，不作声地坐到最后面的位子上去。
开始讲课了。老师顺着教室走着讲着。他对我们说，朝鲜人民政权是坏的政权，而美国军队是朝鲜人民的最伟大的朋友。连最小的学生也知道这个老师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真话。我马上就不去听他胡说了。
我坐在最后面的位子上，回想起在战争以前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啊，我回想起我们的少先队，我们那极有趣味的集会、远足，我们的小组学习……
老师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朴金素，你重说一遍，我刚才说的什么。”
我没有去听他刚才说的什么，而即使我听到了，同样地，我也不会去重复他那使人憎恨的虚伪的谎话。我低着头没有作声。
“你不知道吗？”老师叫起来，“你呀，我看是这班里最坏的学生。”
就这样，从第一堂课起我就变成最坏的学生了。
“随它去吧，”我想，“也许他们会把我赶出学校去。”
下课以后，老师把我留下来。
“跟我一道到校长那里去，他要见你。”他说。
校长不高兴的接见了我。他也是新到学校来的，他穿着李承晚军队的军官制服。
“学校里的新秩序不合你的意，是吗？”他问。
我没有作声。
“我们要把你揍得服服帖帖，听见没有？！”校长喊叫着，于是把我的手臂牢牢地捆起来，把我放在墙角里跪着。“罚你跪到明天早上。”
我没有作声。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也许是两个钟头，也许更多一些。我感到悲哀和侮辱，但我咬紧了嘴唇，不使自己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我在墙角里一直跪到晚上，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从窗子里跳了出去，跑回家里。我把弟弟、妹妹安置好，让他们睡了。这时我才尽情地哭起来。
我躺着，望着屋顶上露着的黑黑的天空，一边想着。自然，关于学校的事我必须忘掉它。但是作什么呢？作什么呢？就这样我什么也没有想的睡着了。而在早上，我想起了父亲讲的关于矿工城市克拉斯诺顿的故事，想起了那些俄罗斯的青年男女们不屈服于敌人的故事。我，一个人，自然什么也不可能做，但是假如我们有个组织的话……
过了几天以后，我在街上听到人们说，在乡下，离我们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出现了勇敢的人们。他们和美国鬼子和李匪军们进行着斗争。
我决定了出发到这个乡下去，我决定要去寻找这些人。
（三）“少先近卫队”产生了
当我走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十一月里很早就黑了，我差不多是在路上摸索着走的。天在下着雨，混合着一点儿雪花。
我总算已经走到了这个村子，但是再往前怎么办呢？到这里来时，我没有考虑到怎样去找那些和美国鬼子斗争的人。去问谁呢？
那些小茅屋的门都关上了。在村子里的大街上巡逻兵在走来走去——是两个李承晚的兵。我跑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弯着腰蹲在那里，把下巴夹在膝头中间。
“不得不在这里坐到天亮了，”我对自己说。“到早上再去找吧……。”
天是刺骨的冷和潮湿。突然真像做梦了……
在街对面两个人在墙上贴传单。我急忙跑到他们那里去。有一个人回转身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不要作声，小女孩，不要作声，”他低低地说，“你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
另一个碰碰他的手说：“我们走吧。”
一转眼他们就要突然地消失了，像他们突然出现那样。我会被扔下了。我非常急促地说着。
“请你们不要丢掉我，”我说，“他们杀死了我的姐姐，他们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他们还要害死我的妈妈，请你们帮助我们……。”
“我们走吧，”有一个又重复地说了一遍。但是这一回是叫我一块走了。
我们走了很久，经过一个茅屋又一个茅屋，穿过了一些篱笆，挑着黑暗的小巷子走。
……我们走进了一间小茅屋，里面很温暖，桌上的微弱的灯光在摇动着。火炉上的土烟囱唱着各种的调子。不知道从隔壁的那一间房间里送过来煮饭的香气。这里是多么的好和舒服啊。我马上觉得我是多么疲倦，我真想蜷缩在哪个角落里睡觉去。
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的眼睛严厉地望着我。
“你是美国人派来的吗？”他问。
“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我回答说，并且哭起来。
“你不要哭，这里不会难为你的。”
“我不是为这个哭。”
“饿了吗？”他问，并且微笑了。
“是的。”我回答说，也含着眼泪微笑了。
我已有很久没有吃大米饭了。他们在我面前放了满满一大碗饭。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带一些到家里去——我的妹妹和弟弟，他们也很久没有吃过饭了。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突然背转身去，用手帕揩着自己的眼睛。
然后，我就和他们谈我们的全部历史。我谈了很久，他们也很注意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提问题。说完了，我抬起头来，那个人一直坐在桌子后面，动也不动，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靠在大而强壮的手上。
“你哭了吗？”我安静地问。
“没有，我在想，孩子，”他回答说，“我想，敌人带给我们家乡的这一切苦难，他们应该偿付怎样的代价。”他沉默了一会。“不要紧，你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吧，做我的女儿吧，孩子……。”
“我还要回到城里去，”我回答说。“我恨他们，我要斗争。”
“但你想怎样斗争呢？”
“您读过‘青年近卫军’吗？”我反问他。
……一直到早晨，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这里，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在这微弱的灯光下，制订出将来的斗争计划——“少先近卫队”的活动计划。这个计划的创造者和中心人物就是这坐在桌子后面的白发的老人，——过去是个农民，而现在是劳动党的地下游击队的队长。
……我回到城里来了，这时已不像从这里出去时那样，现在我已经扼要的知道了——我应当怎样去进行斗争。
我决定把自己的计划首先告诉朱黑素——我们少先队的大队指导员。天快黑时我到了她那里，我敲了她的窗子。我走进去时，朱黑素的膝头上搁着一块绣花的东西，好像完全专心在刺绣似的。但在桌上我看到一锭墨和一枝湿着尖子的毛笔。不，朱黑素不会是在作刺绣。
“我恨美国人，你呢？”我直率地问她。
“我不明白，”她说，“为什么你想起来告诉我这件事？我可以马上到警察局去告你。”
我说：“亲爱的朱黑素，我完全明白你，你什么地方也不会去，无论怎样也不会去告发我！你实在是不信任我。”于是我把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朱黑素，我们的“少先近卫队”的事情……朱黑素把刺绣放到旁边去了，我看到在她的膝上正放着一张白色的传单，上面斑斑点点的写着朝鲜文，是一张召唤人们去进行斗争的传单。……
我们两个人一块去找了所有的我们的最积极的少先队员，并和他们每个人深谈过。我们将来的“少先近卫队”总部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有一天总部的全体人员都来参加第一次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在我的小茅屋里开的。我的弟弟英索已经睡了，他的头枕在我的膝上。我们没有点灯，为了不使别人注意我们。寒冷的秋天的月亮从屋顶的漏洞里照了进来，在四周的荒地上寒风正吹扫着干枯的落叶。
我们围绕成圆圈坐了下来：穆泽苍、康伯波、齐切错、吉翁干、翁免胡、朱黑素和我——七个人，七个总部的人员。我们每个人轮流地站在圆圈中间，用小手电筒照着翻开的“青年近卫军”小说，读着誓词，我们的誓词差不多完全像青年近卫军的誓词那样。
“我，穆泽苍，参加到‘少先近卫队’队员的行列里，在我的战友们的面前，在祖国的多难的土地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我庄严地宣誓……。”——沉重地念着游击队的誓词。
同志们推选我担任队长。穆泽苍被选为副队长。他曾经是我们少先队队委会的主席。“少先近卫队”就这样产生了。
（四）罢课
……在总部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在学校里无论用什么代价都要去破坏学习。我们不能容忍那个李承晚派来的教员把法西斯的思想灌入到我们少先队员的头脑里去。我们把城里所有的十三条街分配给总部的队员们，我们每个人要做到使他那条街上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都不去上学。我们向孩子们说通了，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于是一天天的到学校里上课的学生愈来愈少了。校长想用警察来帮助整顿学校。这时我们就不得不用最后的手段——把学校里的玻璃窗全部打碎。教室里到处通风。甚至穿着大衣还觉得冷。
但是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男孩子被捉住了，这个孩子在校长办公室里扣留了很久，直到夜里才回到家来。当时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久不回来。他骄傲地声明说：
“他们狠狠地打了我，因为我打碎了玻璃窗。”
“你承认了吗？”我惊奇地问。
“少先队员从来不说谎。”
“对自己同志不应该说谎，”我对他解释说，“而对敌人却必须狡猾。你可以和校长说，因为用棍子打鸟，而误打了玻璃。”
第二天，二十五个男孩子被捉住了，二十五个人都回答说是因为打鸟而打碎了玻璃。
学校里的教师用糖果来招待他们，说服他们，又恐吓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出是谁教他们打玻璃的。
到了晚上，我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告发我呢？”
“少先队员是不出卖自己的领袖的。难道我们已经不是少先队员吗？”有一个男孩子惊奇地说。
“我们永远是少先队员。”我回答说。
城里有两个学校，罢课运动开始后一个星期，两个学校都关了门。“少先近卫队”开始活动了。
（五）一天晚上
在我们城里驻扎着：美军的团部、宪兵司令部、军需处，以及其他的机关，电线像蜘蛛网似的联系着这些机关。
每天早上，“少先近卫队”总部召集一次会议。有一次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去切断美国人的通讯联络。
同志们委托吉翁干和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在一天晚上，我们便出发到美国人的司令部那里去，我们决定切断电线的地方就在这里。美国人恐怕没有想到我们会活动到他们的眼面前来吧。
进院子的大门旁边站着一个哨兵，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吉翁干剪断了一根粗的电线，我从电线里抽出一大段铜丝来，我们又重新把空的电线两头接起来。我们这一切都做得很精确，完全像美国通讯兵做的一样。我甚至还来得及把地上的碎皮线包起来，没有一个人发现我们。
“现在我们跑吧。”我说。但吉翁干不同意，我们就穿过了街，隐藏在隔壁一家的围墙后面。隔了十五分钟的样子，从美军司令部里走出了两个通讯兵，他们用手电筒正照着我们切断的那一段电线，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又往前走了。
过了半个钟头，通讯兵回到司令部里去了。
“我们走吧。”我拉着吉翁干。
这时突然又从司令部里走出了七个通讯兵，推着一卷电线，他们决定换掉所有的电线。直到快正午的时候，他们才最后把线路修理好了。等到天黑了，在同一个地点，用同样的方法，电线又被切断了。
我们就这样开始和美国的通讯兵进行沉默的斗争，这个斗争一直到解放的一天没有停止过。
（六）我们有了武器
我们没有武器，我们决定去得到它。在城外，大的空场上停放着载重汽车，上面盖着油布，车子里放着箱子，里面是炸弹、子弹和地雷。空场子被警戒着。绿色的地面四周是一条被哨兵践踏出来的小路。八个哨兵，每两个哨兵从空场子的两头迎面走来。他们碰头以后再掉转头分开走去。在夜里强烈的探照灯照着这条警戒线。按照穆泽苍建议的计划，我们决定当哨兵碰了头再分开走的时候，穿过警戒线。我们观察到了，他们每二十五分钟碰头一次。恰恰是十二点五十分时，穆泽苍爬过了警戒线，翁免胡和我跟在他后面爬了过去。我尽量地不呼吸……向后看看是可怕的，我好像觉得就会有人厉声地喊：“是谁？”同时哨兵的枪就会响了。但一切都平安地度过了。我爬到了靠边上一辆汽车的大轮子近边，小心地爬进车里去，钻到油布底下。这时我觉得自己很安全了。我上衣的腰带后面有一把钳子，用这个钳子我打开了箱子。啊，就是它，冰冷的子弹。我把子弹装满在短上衣的口袋里，把它们藏在怀里，尽量地拿得多一些。
突然，我仿佛觉得自己在车子里时间太久了。我们曾经约好，在夜里一点四十分钟，哨兵们又分向两边走开的时候，我们要穿过警戒线。我爬到地上来了。我看了一下四周，很静，没有人。探照灯在照着警戒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哨兵的沉重的脚步声。没看见那两个男孩子。也许，他们等不到我就走了吧？不，他们不会丢下我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不能通过警戒线的。——穆泽苍的表也许是停了，我躺在地上等着。这时，月亮跑到云彩后面去了，地上完全黑了，我失望地从车上下来，躺在水坑里，我的短上衣都湿透了，我感到冰冷的水。可是，这时我听到沙沙的声音，这是穆泽苍；过了一会又出现了翁免胡。穆泽苍不作声地向着警戒线爬过去，我们跟在他后面爬……
在早上，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们像英雄们一样受着大家的尊敬。穆泽苍拿来了二个反坦克手雷，而翁免胡除了拿了短枪子弹外，还拿来了一个地雷。按照总部的决定，以后每一星期进行两次这样的突击。这样我们就有了武器。
（七）“同志们，你们自由了！”
关于妈妈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有好几次我到城里的宪兵司令部去。你知道，每次我们都是多么尽力的准备着送一包珍贵的东西去啊！在一个小包裹里放着很好吃的食物：新鲜的饼子，这是朱黑素烤的；大米饭，这是穆泽苍的妈妈煮的；甚至还有美国的饼干，这是康伯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我走进了宪兵司令部，排在行列里。但是每次我总是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
“关于你的妈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慢慢地走回家去，回到我们那个郊外的破烂的小茅屋里……小英索跑来迎接我。并且快乐地喊着：
“姐姐，你到妈妈那里去了吗？快点给我看看，妈妈送了什么东西来了？”——于是打开了小包裹，英索很有味道地吃完了饼子、大米饭和美国饼干。
……一个星期里有两次，星期二和星期六的时候，从城里的监狱里开出一辆“司迪倍克”汽车，里面挤满了人，在车子两边坐着美国的自动枪手们。一星期两次在城外的山谷里他们枪杀着犯人们。
我们不能平静地看着美国的刽子手们杀害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我们已有了武器。于是在一次总部的会议上，穆泽苍提议去进攻监狱，把犯人都释放出来。地下党的同志们也赞成我们这样做，并且帮助我们制订了进攻监狱的计划。
……在城外，四周围着铁丝网，远远看去，阴森森地立着一个没有窗子的狭窄、阴暗的营房——就是监狱。探照灯照在屋子前面的广场上。在监狱旁边是警卫室。那里面住着警卫。
夜里一点钟我们爬向铁丝网去……
美国哨兵站在那里，肩膀靠在墙上，四周是很寂静的……。从厚重的监狱的门后什么地方传送出凄凉的、缓慢的歌声。
吉翁干从怀里拔出了刀子，朝着哨兵那里爬去，但忽然又爬回来了。
“穆泽苍，”他激动地低声说，“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穆泽苍不作声地从他的手里接过了刀子……哨兵甚至都没来得及叫喊一声，他仅仅转动了一下就慢慢地倒在穆泽苍的脚下了。
我跑向屋子门口，用钳子夹着门上的把手，试图扭转它。门把手却转不动。刚好穆泽苍来帮助了我，——门打开了。
这时吉翁干和其他的孩子们跟在我们后面来了。他们用木柱子顶住了警卫室的门，那里面是住着警卫的。
……我记得我怎样在阴暗的屋子里一步步走进去，又怎样迎面袭来一阵强烈的窒息的气味。
“同志们！老乡们！出来吧！你们自由了！”我大声地叫着。
没有一个人出来，屋子里是死一般寂静，这里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似地。
“出来吧！”我又叫着。“出来，我们命令你们，我们是游击队员。”
于是一群影子对着我冲了过来。人们一个跟着一个的从屋子里走出来了。他们不相信就这么自由了，他们哭着又笑着。
“快，快点，到河边去，现在没有时间道谢啦！”穆泽苍催促着他们。但他们不听他的……
我站在屋子的门边，注视着沿着我面前走过的妇女的面孔，我在寻找着妈妈。已经走过了很多人了，但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突然谁抱住了我，我立刻感觉到这是谁，我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了。
“妈妈，妈妈！”
这就是她，我的妈妈。
……而在这时在警卫室里的美国兵们用枪柄敲着门，玻璃哗啦啦地打碎了。这时有人用枪柄用力地打，想从窗子上把铁窗栏打落下来。吉翁干跑去拿了根柱子把电线打断了，探照灯熄灭了。这时站在监狱前面空场上的所有的人都跑向铁丝网的门口去……
“跑呀，同志们！逃呀，同志们！”我听到穆泽苍的声音，他正站在警卫室的铁栏窗子旁边，我看到，他的手飞舞了一下，他把一扎手榴弹扔进去了。
（八）汽油库爆炸了
每天地下党的同志们收听广播，听到美国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消息。我们把这些消息抄写下来，并把这些传单贴到城里各处。每天，在我们的头上飞着沉重的敌人的“空中堡垒”。下晚时，他们就出动去轰炸，半夜里轰炸了回来。飞机场就在离城不远的地方。
依照上级同志的指示，我们通过了决议去放火烧美国人的飞机场的汽油。朱黑素、康伯波和我从飞机场的北面爬向汽油库。我们伏在飞机场周围的狭窄的壕沟里。我们必须用自动枪向汽油库开火。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用射击吸引他们的注意，美国兵就会向北面跑来，而在这时穆泽苍和别的孩子们就在南面点火烧汽油库。
……正是黑暗的十一月的夜晚，下着雪，大片的雪花落在我们的肩上、手上。雪花在脸上融化了，冰冷的雪水流进了衣领里，我的指头都冻僵了。……静静的，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的心思，我们在想着我们的孩子们，这时他们正在从南面爬向汽油库去。
“是时候了。”朱黑素说。我扑到斜坡上去。有什么东西突然碰到我的肩头。自动枪在我手里颤抖着，我看到，从抖着的枪筒里向外喷着火。我的左边和右边都是我们的同志们在射击着。我咬紧了牙齿，在黑暗中射击起来。忽然我听到什么声音，有一个人跑向我们壕沟来了……
“打枪呀，打呀，你看什么！敌人从背后绕过来了！”康伯波对我叫着。我回过头去看到离我没有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笨拙的美国兵的影子。我掉转了自动枪，于是一个美国兵挥动着双手倒下去了。
……鲜明的火光在我们前面闪耀起来了，火舌升向了天空，从南向北地烧起来了，火焰笼罩了整个汽油库。一个接着一个的巨大的汽油桶都爆炸了。……
“快，快点！现在我们退却吧！”朱黑素对我喊着。
我们爬到路上来，向着去城里的方向跑着，在我们的背后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我们头也不回的顺着路跑着，摔了又爬起来！再向前跑去。我快乐得真想唱歌、跳舞。汽油库烧成灰烬了。
（九）快乐的时候来了！
……快乐的时候来了，——人民军开始进攻了。美国鬼子和李匪军都狼狈地丢弃了城市。我们把路上挖了坑，我们的男孩子们，隐藏在灌木树林里用自动枪射击逃跑的美国鬼子和李匪军。
康伯波执行着“少先近卫队”总部的最后一次命令，在学校里的花园里挖出我们少先队的旗子，再爬到警钟楼上，把它高高地升起在城市的上空。
……我们站在街上，迎着我们走来的是人民军的部队，一连、一营、一团轮流的走过去，坦克轰轰地响着，炮车在高低不平的大路上奔来。女人们奔跑出来迎接战士们，拥抱着我们的解放者，吻着他们，在这庆祝胜利的一天里，人们流着多少快乐的眼泪啊！
定名为“少先近卫队”的地下的青年的组织，它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这样微小的功绩，国家却给了很高的估价。少先近卫队总部的六个同志得了战斗奖章，而我，因为是队长，获得了三级国旗勋章。（陆九如译自苏联“少先真理报”）
（附图片）
朴金素
第3版()
专栏：
速成识字法教学讲话
第六讲 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
认会两千多个单字以后，必须接着来一个总复习。因为刚刚学会的生字，如不抓紧巩固、提高，很容易忘掉。巩固识字的主要方法是大量阅读（在写字、写话活动中，或结业之后，也不应中断）。同时，阅读也是我们识字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书报上，每个学过的字反复地出现，大家和它们见面的次数多了，生字就记牢了。并且这样做，也完全符合学员的要求，当他们能从书报上读一些新闻、故事和其他文章的时候，他们那种愉快的心理是无法形容的。这样也就会更加提高他们的阅读情绪。
怎样指导阅读呢？第一，阅读的材料，必须紧紧地结合刚学过的生字。我们用的生字本，大部分是从部队国语课本一至四册中选出来的，所以要根据学员的不同程度组织他们阅读上述课本。这四本书的字体大，看得清，读起来也比较容易。但从大字到小字，从正体字到铅体字，对刚刚认识了两千字的人来说，都是不小的困难。所以在开始时不能求之过急，可向他们多介绍一些适合部队战士的通俗读物。第二，开始阅读时，学员一般都喜欢读快板、顺口溜，一来文字有韵，读起来顺口；二来句子短，读起来容易分清句读。过长的句子，意思不容易了解，往往会影响他们的阅读情绪。所以阅读不要过于求快，先要求把字读准，然后再连起来多读几遍。如果不是含意很深的句子，大体上是可以弄清大意的。对难讲的课文，教员要进行示范讲解，还要在阅读中进行具体指导。第三，阅读中，不仅要复习生字，同时也要进一步占有字音、字义，捉摸字形。汉字并不是每字只有一音，一字只有一个解释；有的字可以有几个读法、几个讲法。在突击生字时，我们不能什么都讲，但在阅读中就要进一步适当地加以解决。如突击生字时，“长”字只讲“班长”、“连长”的“长”，而在阅读中学员碰到“长期奋斗”“长江”，他们就会领会到“班长”的“长”，也是“长期奋斗”和“长江”的“长”。由于成年人的理解力强，我们可以要求学员用突击的精神，进一步大量地占有字音，占有字义。程度低一点的，在阅读中最易犯的毛病是：第一，把字读错，如把
“金”读成“全”，把“政”读成“治”，并把“更”、
“便”“使”混淆起来；第二，顺嘴溜，如把“保护我们的好生活”读成“保护我们的好生产”，有时并发生添字掉字的现象；第三，重复地读的现象也是有的，如读“一股劲往下流”时，往往读成“一股劲往下往下流”，或者在读时带上“吗”“呀”“哪”等口音。这些毛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学员读不成句。因此，在指导方法上，可以先由教员进行范读，说明读法，或者由读得比较通顺的学员领读一遍。开始时，必须特别强调“逐行指字”，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读。同时适当地教几种标点符号，如“。”号“，”号“？”号等，它对阅读也有很大的帮助。在这样大量阅读中，也能使学员把字的模样捉摸得更准，对写字也有不少的帮助。
怎样指导写字？在大量阅读以后，每个字差不多都看过许多遍数，简单的字学员已经会写，复杂的字也能拆开来写了；除了特别困难的字以外，已经不需要一笔一笔地教了。这就是说，写字也可以采取突击速成的方法。教写字，教笔顺，教各种笔道的写法，一般地都按照部首、偏旁，较有系统地进行。战士们把这步工作叫做“生字编班”。这种教法，还附带地教学员初步学习了查字典的方法。在“生字编班”以后，教查字典的时间一般都不超过一小时，只讲一讲应注意的事项就够了。等他们能够听写五百字左右，就可以开始教写话。
怎样指导“写话”？“写话”教学，是学员对字音、字义、字形加以综合复习，并进一步提高的过程。用战士们的话来说，那就是“调兵遣将，要听我指挥”。开始“写话”时，一般学员往往感到没啥可写，思路打不开。克服的办法，除了说明什么是“写话”以外，提倡说啥写啥、猛打猛冲。在具体辅导上还可以采用：（一）利用学员的话练习听写；（二）你说我写，大家说大家写，这样可以避免“话想出来了，字忘了；字想起来了，话又忘了”的毛病；（三）自己说自己写，边想边写。另外，“写话”还可以和阅读结合起来，写心得，写大意，这样不但丰富了“写话”的内容，还提高了阅读效率。
开始“写话”，错别字是难免的，因此纠正错别字就成为一个艰巨而细致的工作。这一工作，要取得效果，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群众讨论，教员指导”的办法，由教员把作业中的错别字圈出来，交小组讨论；或把比较普遍发生的错别字，印成改错作业，交学员修改。经过这些步骤以后，错别字就会慢慢地减少。
总之，指导阅读、“写话”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它是巩固速成识字成绩的重要关键，时间也较长。上面的讲话只能简单地提到这一问题，今后我们打算分成专题向大家作较详细的介绍。
（本讲完，全文未完）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帮助工农兵看电影
我国人民电影和苏联电影，日甚一日地吸引着更多的工农兵观众。据统计，去年全国电影观众较前年增加一倍多，计三亿六千万人；其中工厂、农村、部队的放映队观众达一亿四千万人。他们热烈欢迎人民电影，主要因为他们把它看作一种扩充知识、提高思想水平、鼓舞生产和战斗热情的教育工具。正因为这样，他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了解电影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它所传达的政治意义。
但是由于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还没有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熟悉；加以一部分影片的镜头变动太快，画面形象停留时间过短，事件发展的线索交代不明，以及回叙故事的编剧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使观众看不懂，甚至误会它的意思，使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损失。一部好电影，由于一些工作上的可以避免的缺点，以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这是多么值得惋惜的事！
如果电影事业机构，包括制作和发行机关，以及电影编导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并设法改进，那么以上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认为电影工作，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改进：
一、在影片编剧和摄制工作方面，必须向通俗化、民族化的方向努力，使工农兵观众易于接受。
二、在影片放映工作方面，必须纠正一部分影片发行人员和电影院的单纯营利观点。他们应了解，帮助观众充分理解影片的内容，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华语对白翻译片，特别要加强解释和宣传工作。因为群众对于外国人民生活的不够了解，是自然的事。例如，苏联片“阴谋”是极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之一，可是有不少观众反映，他们不能完全看懂。发行和放映机构应选择采用印发说明书，打幻灯字幕，放映前派人讲解片子内容等种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翻译片在配音的时候，增加故事梗概的录音，在放映时播送，也是值得加以采用的办法。至于报纸刊物及时刊登通俗的电影介绍和批评，当然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