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访问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
李翼
青海同仁县隆务寺夏日仓活佛，今年三十三岁，是一位健谈的人。一九五○年他曾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到拉萨奔走过。最近他由青海来到北京参观，我到他的住处访问了他。当我访问他时，他按照藏族的习惯，双手热情地紧握着我的手。他说，他来到北京，看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看到了祖国的各项伟大建设，内心非常愉快。他说，藏区同胞把毛主席比做照进深山老林里的太阳，太阳驱散了藏族人民的深重苦难。这比喻恰切、深刻、生动地描绘了藏族人民的过去和现在。
夏日仓活佛兴奋地告诉我，同仁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在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了。藏族人民有了由本族干部领导的政府。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标志着藏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团结一致，同时标志着藏族人民有了和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权利。
夏日仓活佛说，解放近三年来，同仁县藏族部落间互相抢劫烧杀的事件已经没有了。同仁县藏族甲吾部落和甘肃夏河藏族甘加部落间三十五年不能解决的草山纠纷，经过人民政府的公平调解，在一九五○年十月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事件，给了藏族人民一个鲜明的启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藏族同胞间为着牛羊吃草、饮水的问题，西起阿吉达当尼，东至帕浪南畔赛庆河两岸的草山上，曾经遍洒鲜血。七十多位藏族人民无辜地牺牲了。现在藏族同胞懂得了：这正是反动派蒋介石、马步芳等故意制造的。反动派对于藏族同胞的自相残杀，一直是拍手叫好，称为“大喜事”。因为这对于他们的统治和敲榨勒索是非常有利的。夏日仓活佛说，这些匪帮常常在藏族同胞面前装出一付“调解”的面孔，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调解，而是在百般设法扩大纠纷。马步芳曾经给甲吾部落以枪炮子弹，嗾使他们去杀甘加部落的藏族同胞；曾经嗾使麦秀部落的一个名久塞尔的人到处打劫，以扩大各族人民间的纠纷。久塞尔每次抢劫回来，都要受到马步芳一、二千块白洋的“犒赏”。夏日仓活佛说，现在经过事实的教育，藏族同胞识破了反动派的这一套阴谋诡计，知道了他们部落间本来没有什么仇恨；一切的所谓仇恨，都是反动派制造的。由于这种觉醒，今年春天，同仁县藏族同胞已主动地提出要解决尕尔泽部落和同德县苏呼部落间的纠纷了。夏日仓活佛说，甲吾、甘加两部落间械斗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之后，现在牛羊吃草、饮水，都打破了多年的界线；到农业区驮粮、做生意，路途上也平安无事了。水草丰裕，牛羊肥壮，成了藏族牧区经济日益向上的标志。
我们的谈话转到青海最突出的羊毛问题上。
提起羊毛，过去藏族人民是有说不尽的怨恨的。夏日仓活佛说，马步芳统治时期，每百斤羊毛至多值十四、五块白洋，最少时曾降到四块白洋，而且要无条件地卖给马步芳的德兴海商店。这简直无异于抢劫。解放后，情形完全改变了。人民政府订定了公平合理的收购价格，藏族人民每百斤羊毛，可卖得一百万元人民币。这是从前藏族人民做梦也想不到的。
谈起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夏日仓活佛异常激动。他说，在解放前，同仁县藏族人民根本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那时全县只有一座汉回小学，藏族子弟是想进也进不去的。马步芳也曾经表示要给藏族同胞办学校，但藏族同胞都知道他不怀好意，一致表示拒绝。而马步芳却趁机向藏族同胞勒索了上万的白洋。现在，同仁县藏族同胞在人民政府大力协助下，正在修建着五所小学校。经过人民政府送到西宁等地学校学习的藏民，已有一百四十多人。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学习文化现在已经成为藏族人民迫切的要求了。
正当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室外传来了柔和的“撤冷”（即横笛）声。这是一位名叫祥巴丁曾的藏族农民所吹奏的一只藏区小调。这小调的第一句就是“把酒杯里的酒喝干”。这是一支很美丽的歌。今天，藏族人民在他们的帐篷里，每当月白风清的夜间，他们都要为今天日益美好的生活而尽情地歌唱，尽情地干杯。（附图片）
夏日仓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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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布伊族女民兵队长查玉先
黄林
我访问了五一节来北京观礼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团员布伊族女民兵队长查玉先。
查玉先是贵州西南部兴仁专区兴义县麻栗乡平寨的布伊（仲家）族妇女，今年十九岁。一九五○年春天，贵州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残匪逃窜到深山老林里，继续着残害各族人民的勾当。这时，平寨所属的乡、区都先后得到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府。只有像平寨这些靠近老林边的寨子，还是土匪盘踞和活动的地方。平寨布伊族人民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组织了两支民兵武装，用长矛、火枪、大刀，和土匪进行斗争。查玉先领导的这支民兵武装，一共三十多人，其中连她有六个是妇女。以下是查玉先所谈的这支民兵武装的战斗经历。
一九五○年五月，一个细雨的晚间，土匪约一千多人来攻打平寨。平寨的三十多个民兵开始了第一次战斗。这次他们打死一个土匪，获得了胜利，坚定了民兵的信心。八月底的一个黑夜里，当查玉先放哨的时候，她发现平寨后山的老林里有火把。她带着七个民兵赶去，正碰上六个土匪。当下抓住了五个，得了六支步枪和一些手榴弹。平寨民兵剿匪的信心更高了。查玉先说：“我们从土炮打到步枪了！”
另一次，放哨的民兵抓住了一个运送枪弹的土匪。查玉先想起上级教育她们要有勇有谋。于是她向土匪讲解政策，动员他们投诚。结果成功了。她们经过这个投诚者，从山洞里取出了土匪隐藏的几枝枪、三箱子弹、四十八个手榴弹和美国军装、毯子。
最后一次大的战斗发生在一九五○年旧历的除夕。半夜，土匪爬到查玉先家的墙上放枪。她一面叫起民兵，一面安顿着妇女和孩子们。民兵战斗到鸡叫三遍，终于击退了土匪。
平寨的民兵队经过战斗，一天天地坚强起来了。查玉先在战斗里，在站岗、放哨时，都表现了坚强和勇敢。民兵们夸耀地说：“查玉先真是我们的好队长！”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给平寨布伊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喜悦。人民解放军到了平寨对山的龙井（离平寨只两三里地），和这支久经战斗的民兵武装取得联系，带给他们以亲切的关怀。土匪从此再不敢来平寨了。为了更彻底地肃清土匪，平寨的民兵开始了新的任务——给大军侦察匪情，带路，并且配合作战。这时平寨建立了村人民政府。
去年五月，查玉先有一件大喜事。她说：“人民抬爱我，选我参加了贵州省各族各界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在会议后，她被调到兴义县委会，并参加了麻栗乡第八村的土地改革工作。
也就在这个夏天，贵州的每一个村寨，都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查玉先因为自己没有被批准到朝鲜前线，哭了一场。她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查玉先说：“我们拼死拼活地和土匪斗争，难道我们能让那些供给土匪枪弹、军装、毛毯子的美国鬼子再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么！”况且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兵曾经到过兴仁，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是深刻的。查玉先愤怒地说：“在抗美援朝会上，妇女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谁不痛恨！”查玉先告诉我：“平寨有两个青年参加了志愿军，三十多人参加了政府各项工作。”据她说，为了更好地支援志愿军，兴仁的村村寨寨都展开了农业增产运动，在捐献中超额完成了任务。接着她告诉了我平寨缴纳公粮的情况。当星星还高挂在天上的时候，村里锣声一响，男女老少就担着粮食上了路。又是唱又是笑的，每天能走三趟的都争取走四趟。村寨间展开了比赛，看谁缴得快，缴的粮食好。她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要保卫好日子，就要用一切力量来支援志愿军。”
当我问起她来北京参观的感想时，感激和兴奋流露在查玉先的脸上。她说：“我只觉得祖国真正伟大！”她停了一下说：“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我这个布伊族的女子，做梦也想不到会来到北京。”她对各首长的招待和亲切关怀表示深深的感谢。她天真地讲她从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祖国是这样的伟大。现在看到了祖国两年多来建设的伟大成就，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这使她深深地体会到工人阶级在建设祖国中的作用。民族间真正平等的事实，也使她非常感动。她说：“走到那里都像回到家里一样的温暖，都特别优待我们少数民族。”
说到这里，她痛苦地回忆起以前的日子。她谈了她的身世。查玉先十岁时，父母亲都死了，留下姐姐和两个弟弟、妹妹。地主为要霸占她家的小房子和一点薄地，抢走了她的十二岁的姐姐，并想拆散她的一家。她姐姐从地主家逃回来以后，她们就开始靠砍柴、割草、挑煤、打短工来养活自己的家。她叙述了过去的苦日子，伸直了腰，眼睛里闪灼着被压迫者获得胜利的喜悦。她热诚地表示要好好地工作，以报答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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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
苏联“真理报”专论
一
苏维埃戏剧创作，是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维埃舞台艺术的发展，完全要看戏剧创作的情形如何而定。苏维埃戏剧创作的进步、革新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真实的艺术形象身上反映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肯定现代最先进的思想，宣传苏维埃国家的政策。
苏维埃戏剧创作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把新的人物——自由劳动的、建立了新生活并做了它的真正主人翁的人搬上了舞台。
承继并创造地发扬着俄国古典戏剧创作的优秀传统，沿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苏维埃作家生产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创造了一些苏维埃经典戏剧创作的范例。高尔基的戏剧创作，在我国舞台艺术发展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苏维埃时代，高尔基曾写了几个经典的剧本：“耶果尔·布雷曹夫和其他的人”，“妥斯奇加耶夫和其他的人”。高尔基的作品，为我们在戏剧创作中确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铺下了道路。
特列涅夫的“柳苞维·亚罗瓦雅”，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拉夫列鸟夫的“缺口”，比里·别洛柴尔科夫斯基的“海上风暴”等剧本都获得了广泛的赞许，并帮助了苏联剧院戏目单的形成。在战后时期，又出现了这一类作品，如罗马索夫的“伟大的力量”，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拉夫列鸟夫的“美国的声音”和“祝福海上的人们”，柯纳楚克的“玛加尔·杜布拉娃”，维斯涅夫斯基的
“难忘的一九一九”，索弗罗诺夫的“莫斯科性格”，苏罗夫的“绿街”，克拉比娃的“云雀在歌唱”，亚科布逊的“两个阵营”，以及其他剧本。
我们的日益蓬勃发展的生活，不断向艺术提出新的、更高的任务。苏维埃人民的文化水平，天天在提高，因此他们对于艺术的要求，也就不断地在提高。
苏维埃作家应当把我们戏剧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也提得更高，把自己同时代人的多方面的生活表现得更完满。可是，我们的那些剧作家，对于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都执行得很差。
首都各剧院在目前戏剧节上演的戏目单中，观众就找不到以现代苏维埃为主题的、鲜明而富有重大意义的剧本。在各剧院演出的新戏中，苏维埃人今天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艺术体现。戏剧创作的状况，目前还不能适合于人民和党的要求。
绝不能说，我们并没有以伟大而重要的现代为主题的剧本。不，那样的剧本并不少。但是在我们的剧作家所创作的大量的剧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上演。从现有的剧本的量和质显然不相称这一点看来，可以说明许多剧作家的工作方向，都是不正确的。
大多数剧院的戏目单，都很少有好的剧本来加以补充。要每一家话剧院都至少要上演两个到三个用现代作主题的质量好的戏这一指定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那末，这种情形就会常常把许多具有高度才能的舞台艺术人员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就不足为奇了。
戏剧的创作落后于人民的日益提高的要求，可以从国内的几个最大的剧院上演的戏目单中看出来，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院、列宁格勒的普希金剧院以及其他一些剧院的戏目单，都不能令人满意。还有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些剧院的戏目单，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是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各地剧院的工作。
当授予一九五一年的斯大林奖金时，苏维埃戏剧创作没有一个获得头等奖和二等奖，而只有两个剧本获得三等奖，这一点不能不引起苏联人的注意。
苏维埃文学，拥有不少有才能的、熟练的剧作家干部。在我国已为艺术创作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苏维埃人的有内容的、精神饱满的生活，会给艺术家以无限的材料来创作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苏联的作家们，有克服戏剧创作的暂时的落后现象的全部可能性。
在究明引起戏剧创作落后现象的原因时，必须指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和“艺术事业委员会”两方面对排定剧院戏目单的指导上的弱点。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还是由于一些剧作家和批评家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问题，首先是对于作为戏剧作品基础的冲突这一问题，理解得不正确。
二
剧作家和舞台艺术工作人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映出苏维埃人的精神饱满，反映出他们在创造性的劳动和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过程中所显示的性格上的一些卓越的特征；颂扬我们祖国的伟大和威力、颂扬全世界的自由、和平和民主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及其和反动、战争以及黑暗势力的破坏力量所进行的斗争。
一个真正懂得生活、对周围一切事物能作深思熟虑的观察的艺术家，是不可能看不到：在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路上，常常会碰到一些阻碍、困难、冲突以及一些严重的、现实的矛盾，要克服这些东西，就要求巨大的努力和自己的爱国主义天职的高度觉悟。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就常常在生活中引起各式各样的冲突。没有这些冲突就没有生活，因而也就没有了艺术。
戏剧创作贫乏的主要原因，许多剧本的弱点，都是由于剧作家没有用那些深刻的、生活中的冲突来做自己作品的基础，反而放过了它们。要是根据这一类的剧本来判断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美好的，理想的，已经没有任何冲突了。若干剧作家认为，他们几乎已不许可批评我们生活中的不好的、否定的事物了。而另外一些批评家则要求，在艺术作品中只许表现理想的、完美的典型，要是作家和剧作家表现生活中现有的否定事物，那他就要大受批评。
用这种态度去看问题是不对的。这么办——就是表示怯弱，就是在真理面前犯罪。
我们并不是一切都理想都完美得很了，我们还存在着一些否定的典型。在我们的生活中，恶事还不少，虚伪的人也还不少。我们不能怕暴露缺点和困难。有毛病必须医治。我们需要果戈理和锡且德林那样的人。什么地方没有运动、没有发展，那个地方才没有毛病。而我们却正在发展和向前运动着，这就是说，无论是困难或缺点，我们都还有。
戏剧创作就应当指出生活里的冲突，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了戏剧创作。
应当指出，文学和戏剧的批评都是不称职的。近年来盛行着一种消除冲突的庸俗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害地影响了剧作家的创作工作。按照这种所谓“理论”的创始者们的意见，正是“没有冲突”，才应当是苏维埃剧本最道地的特点。
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苏维埃艺术报”竟把戏剧冲突的问题轻蔑而讽刺地叫作“轰动一时的问题”。用这种态度去对待艺术创作上极端重要的问题，应当认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苏维埃艺术报”的读者不难发现，戏剧创作上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戏剧冲突的问题，有时是如何矛盾地和不一贯地出现在这个报纸的篇幅上。这个报纸时常表示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就可以说明在编辑部里对于那些最重要的艺术作品的评价，没有显明的立场。这个报纸对于同一问题，今天是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而在这样说和那样说的时候，都又不肯麻烦自己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为自己的结论和论断找根据，提出论证。
“苏维埃艺术报”编辑部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所发表的社论“争取戏剧批评的高度水平”中，这样说道：“在我们这个报纸的实际工作中，是有过要求不高、是有过对很差的，而往往又是反艺术的作品予以肯定评价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编辑部在对艺术作品予以评价时，不坚持正确的立场呢？
就是目前，在“苏维埃艺术报”的篇幅上，也还在讨论着戏剧创作的各种问题。不过很可惜，在这个报纸上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和重要的创作讨论中，都全为一些肤浅的议论所偷偷地代替了。这其中特别是维尔达的“我们坦白地谈谈……”和塞里文斯基的“诗歌要求说几句话”两篇论文，会把读者由创作问题的现实讨论引开，而这些创作问题的解决，又正是可能帮助我们的戏剧创作克服它的落后现象的。
关于戏剧冲突的错误观点，也表现在“苏联作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里面。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有若干剧作家和批评家都企图证明，在描写苏维埃生活的剧本中，已经不应当再有现实矛盾和冲突的地位。又肯定地说，我们的整个事业，已经只剩下了一个“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了。
这么一来，生活发展的多样性，就都只好迁就一个公式了。其结果就是模糊、抹煞我们生活中现有的矛盾，粉饰现实。那些根据“没有冲突的戏剧创作”的方法而创作的剧本，都是没有生气的。它们不能给予苏维埃人生活，给予他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日益成熟的共产主义特征以正确的概念。它们不能武装读者和观众去克服困难，不能唤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过去的那些古典剧本和苏维埃戏剧创作的优秀作品的经验指出，它们永远都是建立在勇敢地反映现实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上的。唯其是在这种克服各种现实矛盾的过程中，人的各种性格才能够发展和表现出来。
苏维埃人的政治和道德的一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对立的阶级矛盾的消灭，是使许多旧的冲突消除了。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剧作家们，可以用安静闲逸的、甜蜜的笔调去表现人民——创造者的生活。像这种温情的虚伪，是非常使苏维埃剧作家丢面子的。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在生活的革命的发展中，描写它的真实——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第一条金科玉律。“写真实吧”，——斯大林同志这样教导我们的作家。
只有真实的艺术，才能够是真正有思想性的，才能够对千万人的心灵有影响。斯大林同志说：“假使我们传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是很危险的。可是，布尔什维克就和其他的党不同，他们就不害怕真理，不害怕正视真理，无论它是多么苦。”只有那些日趋没落的、注定灭亡的政党才害怕光明和批评。布尔什维克既不害怕光明，也不害怕批评，其所以不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日益上升的、走向胜利的政党。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
苏维埃艺术家，要站在先进的思想立场来阐明所有这些过程。他应当显示出那个能战胜一切的新的力量，应当保卫它；应当卫护、支持前进的东西，把它做成千千万万人的榜样，积极地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培养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那些优秀的特征。
斯大林同志论辩证法的一段名言，可以拿来作为理解苏维埃艺术家积极爱国作用的关键。他说，辩证法“常常感觉到生活脉搏的跳动并率真地说：既然生活在迅速地变化和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中，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现象就都有两种趋向——肯定的和否定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应当拥护前者，而摒弃后者。”我们的剧作家就应当去揭露并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的残余和不关心政治、官僚主义、因循、阿谀逢迎、骄横自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对所接受的任务抱着不老实的态度、对社会主义财产采取不爱护的态度等现象，揭露一切庸俗的和妨碍社会前进的落后的东西。
在正确地反映生活中现有的各种缺点和矛盾时，作家应当同时积极地确定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肯定的原则，帮助新事物取得胜利。对于那些剧本——其中都是由反面人物占着优势，而且对于他们的描写比起对于正面人物的描写所用的艺术方法更鲜明、更富于表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没有冲突的戏剧创作的幼稚的“理论”和根据这种“理论”而产生的幼稚的创作，已成了苏维埃戏剧创作发展的阻碍和它的所以落后的原因。我们的剧作家和批评家，现在都必须要清算这种贫乏的、直接间接主张没有冲突的戏剧创作之必要的错误理论。
苏维埃戏剧的力量，就是在于它能符合于生活的真实。
三
从最近在我们剧院上演的那些剧本的缺点来看，就可以确定，这种异想天开的没有冲突的戏剧创作“理论”，是如何不好地在影响着创作。这些剧本，其中有许多都是描写有兴趣的、重要的现代主题的。但是这些剧本的演出，却未必就真正感动了观众，未必就真正成了他们生活中一个鲜明的事件，未必就真正帮助了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周围的现实。
这些缺点，在罗目科夫的剧本“莫斯科的健儿们”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大胆地实现着技术改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先进人们革新工作的主题，并没有在这个剧本中得到应有的艺术体现。冲突、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都被剧作家用两个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对工艺学的细节的冗长的争执所代替了。作者只在企图用加速锻铁法的进一步合理化去吸引观众，但同时却没有显示出先进的苏维埃工人性格的那些特征。因此，新事物的创造者，我们的英雄，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已经成为真正的创造了，而结果他们给人的印象却是苍白无力，叫人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的圈子，被表现得十分狭隘，他们被表现得除了自己车间以外的事情，就什么也看不见。
由特里洪诺夫和迈斯赫切里合写的那个目前正在耶尔莫洛娃剧院上演的剧本“青年时代”，也得不到一点能令人折服的体现和一贯的发展。这个剧本没有统一的情节的中心。由作者所刻画的性格，并没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和现实的冲突中表现出来，那些性格多半都是软弱无力，很少富于表情。
没有冲突的戏剧创作的错误的“理论”，正把现实的描写，引向反现实主义的、歪曲的、片面的道路。没有生活冲突的艺术体现，是绝不可能深刻地、全面地表现人的性格的。在大多数的剧本中，人物都是没有个性的，彼此常常是那样地相似，以至使人难以分辨。我们的剧作家们，必须深刻地描写人们生动的性格和个人的特点。
把主人公深刻地个性化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之一。对于人漠不关心，企图把他们一般化、均衡化，这都是和苏维埃制度精神背道而驰的。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
“社会主义不能撇开个人的兴趣。能给这种个人兴趣以最大满足的，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行。不但如此，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保护个人兴趣的唯一牢固的保障。”
只有那些真实的、生动的性格才能够吸引观众，才能够把作品的思想传达给他们。但是现在倒还有多少这样的剧本在上演：在这些剧本里，都只是一些没有个性的、很少出色之处的、没有智慧、没有才能、不会感悟以及没有鲜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性格的人们，在冒着先进的苏维埃人的名义活动！
里弗希赤，剧本“大学生”的作者，从表面上看来，他倒是想写一部关于我们极端可爱的青年们，关于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作品。但是观众并未能从这个剧本里看到大学生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观众都被在剧本中占了太多篇幅的乡村煤气炉制造方案的谈话所隐蔽了。作者未能够把每一个人物都处理得生动而富有典型的特征。剧中的人物，竟使人不能记忆。
对戏剧抱着巨大兴趣的苏维埃观众，对于那些公式化的、浅薄的形象，是怎样也不能满足的，因为这些形象给人的印象，和苏维埃人的内容丰富和多方面性格的概念相差得太远。
观众的要求，是想在苏维埃剧本中看到自己同时代人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我们戏剧创作弱点的原因之一，就是只片面地描写苏维埃人的生活。
近来出现了一些剧本，它们所犯的毛病，也正就是许多描写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农民的散文作品所犯的毛病。在这些作品里，只描写机械、谈竞赛、谈完成生产计划。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却不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描写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世界。
可是苏维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都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并且用一种跟以前不同的方式生活着了。他们都是有文化地、丰衣足食地生活着，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要求而显其特色。但是在许许多多作品中，他们却都只是片面地被表现着，除了生产——技术之外，就毫无其他任何兴趣。
剧本“松林飒飒的地方”的作者希切格洛夫是拥有全部的可能去表现卡列里亚伐木工人日常生活的特点、自己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和兴趣以及他们各色各样的，广泛的生活的；但是剧中登场人物的全部思想，都为伐木一件事情所吞没了。他们互相作客也好，同桌吃饭也好，忙着办婚姻大事也好，——总是离不了伐木、拖树的拖拉机以及工作过程的合理化。
例如剧中女主人公之一——卡特琳娜，人们这样问她：
“卡加，为什么你这样少到我们这儿来？简直就见不到你呀！”
卡特琳娜（耸了耸肩）：“干吗要常到你们这儿来呢？当托伊沃·伊万尼赤叫唤我们的时候，我就走进办公室，听他向我们解释……关于森林的工作。”
列姆比：“只是单纯地那样吗？就不坐一坐………”
卡特琳娜：“列姆比妈妈，没有时间呵。”
列姆比：“现在你就是在森林里，也不和安卡谈话。”
卡特琳娜：“在森林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列姆比妈妈。我们只是转来转去地忙着。”
这个剧本里的人物，真地都是除了森林，就什么都不谈。甚至连一个少女，当她在等候着和心爱的人见面的时候，也是这么想：“也许，他只是那样……只想谈谈工作，谈谈关于森林的事？”还有在举行婚礼时，新婚的夫妇和客人们，也要讨论伐木竞赛的号召和这个竞赛的指标。作者未能洞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生活，只是虚伪地、贫乏地、表现他们的兴趣的圈子。
由于违反生活的真实，所以正面人物在许多作品中就都时常被表现成眼光狭小的、片面性的人物。如为先进的苏维埃人所特具的那种深远的思维和远大的眼光，在现代的那些剧本中的主人公身上，就常常都表现得不够。
应当着重地指出，仅仅只是人物的生产——技术活动的片面的描写，这是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简单化、概念化了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要求对生活及其全部复杂的现象，多方面地、充分地予以艺术的描写，首先是要求对于人的精神面貌的丰富予以艺术的描写。
片面地描写人的生活，忽视他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这都充分表现出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不够深刻。描写技术，叙述竞赛，都可以在几次有关的车间或是集体农庄访问之后，根据从主任办公室拿来的材料就行了。但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要想很好地描写苏维埃人的日常生活、文化、精神上的要求和兴趣，那他就要做得更多：他就得深刻地研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深刻地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剧作家们都务须用一切方法去发扬苏维埃文学的出色的、卓越的特征：对于描写苏维埃人——我们所有的胜利的创造者——所持有的爱护而关心的态度。
不善于在行动中表现主人公，用高谈阔论的台词和废话以代替行动，对剧中人物的语言、剧本的结构以及它的强有力的情节发展的处理都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这都会使剧本的质量受影响的。因此提高表现现实矛盾和性格的艺术技巧，目前已成为苏维埃戏剧创作进一步上升的最主要的条件。
四
苏维埃剧作家的任务，在党的许多指示中，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各剧院演出的戏目及其改进的办法”的决议中和另外一些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决议中，都早就规定得详尽无遗了。党号召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工作者都要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去建立现代苏维埃演出的戏目，在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是描写苏维埃社会生活、描写苏维埃人的有充分价值的作品。
人民正在期待着那些能够牢固地、长久地和古典作家们的作品共同排列在剧院演出的戏目单上的剧本。这些剧本，应当以主题和现实材料的新颖以及高度水平的写作技巧去吸引剧院和观众。
学习写作技巧，认真地，顽强地、不断地学习——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创作家目前主要的和极关重要的事情。应当在我们戏剧创作中发展其体裁的多样性，更大胆地去创造一些还未为作家们予以应有的注意的讽刺剧和美好而使人愉快的喜剧。
苏维埃舆论界有权利要求“艺术事业委员会”和
“苏联作家协会”对于建立各剧院的高度艺术的戏目单予以更大的注意。“艺术事业委员会”和各剧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戏目单创作计划。应当广泛地运用真正富有创造性的辩论和新戏剧作品的公共讨论。
重要的是用各种方法加强剧院跟作家们的联系与合作。剧院和剧作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原则性的、求全责备的。这样的事情不能不使人注意——演员们，舞台艺术工作人员们，就常常和剧作家的工作不接头。
戏剧界的批评，还没有把艺术技巧问题，把剧作家们创作剧本时能和生活的现实完全适应的描写手腕等问题，放到自己注意的中心上。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各剧院演出的戏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定中所指出的缺点，还未能彻底根除。在我们的报刊上还继续不断地出现那些浅薄的、随随便便写的，很少能有助于苏维埃戏剧创作发展的论文和评论文章。
必须展开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提高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的决定性的条件，是和粗劣作品作斗争及预防创作工作中发生错误的重要工具。
党号召要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愈益娴熟自己的写作技巧，提高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作家和戏剧工作者的奋发的劳动，为实现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而进行的斗争，一定能保证苏维埃戏剧创作，苏维埃舞台艺术的更进一步的上升。
（蔡时济译自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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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澜、章伯钧、何香凝发表书面谈话
指出美俘供词证明美国侵略者对其细菌战罪行的狡赖完全破产
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再次暴露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黑幕。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章伯钧、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为此发表书面谈话，痛斥美国侵略者抵赖进行细菌战的无耻行为。张澜说：美国侵略者在我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早已为我国人民所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所派遣的调查团，在朝鲜前线和后方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实地进行调查所得的大量罪证所证实了。五月六日报上公布的两个为美国华尔街所奴役、训练、派遣到朝鲜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更加充分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使用细菌武器的杀人犯。供词中暴露了美国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罪恶计划，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的。罪证已铁案如山，卑鄙无耻的美国侵略者虽欲狡辩抵赖也无可施其技了。
章伯钧说：当美国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美国侵略者所制造的许多罪恶的事实，证明它所发动的细菌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同时，我们曾断言，美国侵略者使用违反人道的细菌武器，正是暴露了侵略者的日暮途穷。现在，我们从两个亲身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里，更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断言是正确的。
美国侵略者现在仍旧是百般无耻地企图狡赖它在中朝两国所进行的细菌战的罪行，并曾指使着奥地利反动政府，禁止了布兰德魏纳教授报告美国侵略者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美国侵略者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是掩饰不了铁证如山的血腥事实的。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不仅给华尔街的大亨们一个无情的回答，而且对美国侵略者发动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真相和经过提供了很完备的补充。
美国侵略者在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早已是铁证如山了。在铁的事实面前狡赖永远只是狡赖而已。人民日报五月六日的社论说：“裁判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日子临近了。”诚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曾一致声言予侵略者以严厉的制裁，这个日子已经是不远了！
何香凝说：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早就铁证如山，激起了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民的公愤。最近，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人员伊纳克和奎恩两人，又亲笔写了供词，再一次提供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证。至此，美国侵略者那些疯狂的野兽，更加无法抵赖他们的滔天罪行了。
我生平是不愿轻易骂人为野兽的。但是对于美国那些灭绝人性的侵略者，除了“疯狂的野兽”一语，我实在找不到更适当的形容词。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不但要虐杀中朝的士兵，还企图虐杀中朝的妇孺，这比任何野兽还更凶暴，而且任何野兽断不像他们的狠毒，也断不像他们的卑鄙！
在国内的华侨眷属们！大家要和全国人民一道，用实际的行动，加倍的努力，加紧抗美援朝，注重防疫卫生工作，来回答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暴行！
在国外的侨胞们！大家更进一步地认清了美国侵略者的罪行之后，要更加巩固和扩大华侨爱国大团结，还要加强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友谊，和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民共同保卫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