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发动细菌战争的真相
【新华社五日讯】美国战俘伊纳克供词全文如下：
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发动细菌战争的真相
按：这一材料是美籍俘虏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在审询过程中坦白出来的。该俘虏军阶是空军中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一日，他所属的第三轰炸联队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他随该联队迁驻朝鲜群山基地，担任B—26型轰炸机夜间领航员的任务。他在朝鲜曾执行过三十二次飞行及轰炸任务。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及十日曾先后两次在北朝鲜黄州及中和两城投掷细菌弹六枚。在黄州投两枚；中和投四枚。旋于一月十三日在平壤西北被我击落。
下面是伊纳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的供词全文：
一九五一年八月的最后两周，我在日本岩国。就是在八月间，第三轰炸联队正往朝鲜群山迁移，最后迁移的是地面学校，它于九月初迁往群山（按俘虏口供：地面学校的任务是训练飞行地图等课程）。我在岩国的时候，大约有十五个新自美国调来的航空战斗小组参加地面学校的学习（按俘虏口供：每一小组有四人，共六十人）。该地面学校课程内容和4400战斗人员训练大队学校的课目并无两样，我们领航员所学的是领航，B—26及朝鲜的课程和问题，目的在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更好地准备作战中的飞行。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我们在地面学校领航班教室中参加了一堂秘密课。照我所记得的，共有十名驾驶员和十五名领航员出席听讲。在驾驶员中，我记得有白劳顿尉官，斯密特尉官和莱麦克上尉。在领航员中，我记得有白朗尉官，哈地尉官，戴古尉官，吉林斯基尉官，格尔文尉官，拉逊尉官和我自己。除开曾经和我一道在兰利机场工作过的之外，其他的驾驶员和领航员我都不认识。教课人员是一个非军事人员（普通平民）名叫威尔逊先生。除他之外，并无其他教官参加。
威尔逊先生告诉我们，他的课程是有关细菌战争的。他对我们说：虽然我方在当时并无计划使用细菌战，但是我们可能有个时候要使用，因此这一课程是属于秘密情报，我们不能对任何人泄露这一课程的内容，即使在我们（听课者）当中，也不许谈论。
威尔逊先生的课程的主要部分是专门讲解细菌战所用的武器。他本人并未带有标本，但他谈论到各种各样的撒布细菌的方法；或者撒布细菌本身；或者投掷昆虫及动物来传播细菌。
威尔逊先生的授课内容如下：
撒布细菌本身的方法是：
1、投掷装满了混有尘埃与细菌的炸弹，这种炸弹将在半空中即打开来，并借风力散播带有细菌的尘埃。
2、利用喷雾器装置，由飞机直接散布尘埃，因此在散布尘埃的地方，空气中即有细菌。
3、或者投掷装满细菌尘埃的容器或炸弹，这一类容器会在水中开启，也可以用会被水渗湿后启开的硬纸盒，把它投到贮水池或湖沼中，这些地方的水是人和动物都要饮用的，并且这些地方的昆虫会染上细菌并传播它们。
投掷昆虫的方法是：
1、投掷外形和普通炸弹一样的细菌弹，但这种炸弹中，装满了带有细菌的昆虫，这种炸弹触地后即开启并放散出这些昆虫来。
2、投掷盛有昆虫的硬纸制容器，这种容器触地后即行裂开，昆虫就会带着细菌逸散出来。
3、或以动物散播昆虫。
以动物散播细菌的方法是：
1、以装有降落伞的容器投放老鼠、兔子或其他小野物，这种容器触地后即放出这类动物，这些动物遍身沾满带有细菌的虱子和跳蚤。
2、或用船只把这类动物从敌人后方海岸放到陆上。
亦有其他撒布细菌方法：
1、投掷带有细菌的传单，大便纸，信封及其他纸制物品。
2、投掷混有细菌之肥皂或衣服。
3、投掷装有细菌的墨水的自来水笔。
4、或给敌军部队投掷沾染细菌之食物。
也可以从榴弹炮或迫击炮的炮弹中放射细菌，但因距前线太近，这一做法不安全。
可以撒布的细菌的类型很多。除开很多奇怪的和不常听到的细菌外，有几种比较出名的疾病的细菌，如：斑疹伤寒（注）、伤寒、霍乱、痢疾、鼠疫、天花（注）、疟疾（注）以及黄热病（注），都可使用。同时用以粘附细菌的昆虫也是各形各色，最普通的是虱子、跳蚤、苍蝇和蚊子。虱子、跳蚤和苍蝇都可以粘带斑疹伤寒、霍乱、天花、鼠疫和痢疾病菌，蚊子则能粘带疟疾和黄热病的病菌。
（注）下面的注解是钟惠澜医学博士所加的。钟氏以前是伦敦皇家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的会员，德国汉堡热带病学校的研究员。他现在是内科学教授，为中国热带病学及传染病学第一流专家。——审讯者
“斑疹伤寒的病原是立克次氏小体，疟疾的发生是由于疟原虫，天花和黄热病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泸过性病毒所致。美国俘虏因非医务工作者，所以他把这些病原与传染病的细菌混合起来谈，是在所难免的。他对于滴滴涕的用途，亦有说错了的地方。”
有准备是预防细菌弹之最好方法。所有可能的人员均应注射足以预防所有可能的疾病的疫苗。如果投下昆虫，最好把煤油或其他的油泼在细菌昆虫的容器上，并加焚毁。如昆虫已从容器中逸走，最好在这一区域喷撒滴滴涕，能以飞机喷撒尤佳。如果使用带细菌尘埃，更应喷撒滴滴涕，所有暴露过的食物必须清除，所有暴露过的被服和物件，必须以热水及药皂洗刷；用水必须滚开过；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呼吸时口鼻必须以罩保护；诸事作毕之后，必须更衣沐浴；所有易于寄生蕃殖细菌的废物垃圾应加以焚毁。为防虫起见，夏天所有窗子应有纱窗。在任何情况下，小动物，如老鼠，因带有跳蚤，均应灭除，以减少鼠疫的危险。如投掷纸制品或其他类似物品，应立即加以焚毁。
在使用细菌武器时，为避免伤害要撒布的细菌起见，飞机的高度和速度能愈低愈慢就愈好，如果使用装有降落伞的武器，则任何高度均适宜，但亦不应太高，以一千英尺为宜，使降落伞不致从要投掷的目标区域飘远去。
威尔逊先生结束这一堂课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他从新提醒我们，不准与任何人谈论细菌武器的问题，然后才离开教室。这种课程我们只听过一次，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我就去群山了。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及十二月间，我在群山先后共听过两次（每次一小时）有关防御细菌战的课程。教官是白朗宁少校。他这一课程是经常举行的，每一个人都必需参加听课一小时，十月间与十二月间所讲的内容是相同的，这一课程经常举行的原因是由于轮换计划的关系，不断有新部队开来；而且记住他的课程的内容对每一个人也是有益的。白朗宁少校告诉我们，敌人会对我们使用细菌战并非是一无理由的推想。如果他们使用的话，他们就会使用细菌尘埃或带细菌的昆虫。他着重地说，我们应该经常和及时地注射防疫针（按俘虏口供，每六周注射一次）。他也谈到其他一些我在这份材料的第三页第二段中所涉及到的有关资料。（按为全文的第七段——译者注）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大队作战处的训令官，在我们例行的训令中告诉我们，每次执行任务后，必须报告我们所投一切“不爆炸的炸弹”（按俘虏口供：所谓“不爆炸的炸弹”意即细菌弹。以“不爆炸的炸弹”代替细菌弹旨在保密），并报告这些“不爆炸的炸弹”都落在何处。这本来就是一种普通的工作程序，并在那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顺便的提醒。这种“提醒”是由大队训令官加莱上尉在出发执行轰炸任务前给予训令时，对所有人员讲述的。这天晚上，我因头痛故未出飞。由另一领航员代替。
我的第二次预先安排好的飞行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规定我们沿八号绿色航线（平壤与沙里之间）飞行，按日程表，我们在夜间三点钟出发。执行任务的人员有驾驶员阿麦斯上尉，领航员我本人及机枪手屈西军曹。和平常一样，阿麦斯上尉和我在半夜二时，即出发前一小时，到大队训令室及大队作战处办公室报到，我们经常是在这里检测气候和获得执行飞行任务的情报。在这晚，是由一个我不认识的上尉值班官给我们作指示说：我们将飞往黄州城并投掷两枚按置在机翼上的炸弹，然后尽快地把我们所带的其他炸弹投下，并直接飞返群山。他并说，在黄州投弹时，飞行高度应为五百英尺，飞行最大速度为每小时二百英里。我们提起他注意，这样的飞行高度是否合适，因为按训令我们要装载十枚重五百磅的炸弹。但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极端秘密的，因为这是细菌弹；并说这次任务不准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告诉我们机翼炸弹已安装好了，并已经替我们检查过了，所以不要去理它们。返防后，就把装置在机翼上的炸弹当作“不爆炸的炸弹”报告即可。然后我们到中队作战科找我们的机枪手，据我所知，他并未到大队报到，也不知道这是特殊任务。当我们出来去上飞机时，看到一个军械处派来的岗哨在那里，他告诉我们翼上炸弹已检查过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我们自己检查了在弹舱里的六枚炸弹。这是六枚普通五百磅的炸弹。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飞往黄州，在城的西沿投掷了那两枚细菌弹。当时并无爆炸声，亦未看到任何特殊东西。然后我们继续向北飞了两分钟，把我们的八枚爆炸性炸弹投在距黄州北面五英里的公路上，旋即直接飞返群山。我们三点钟起飞，四点钟投掷炸弹，五点钟在群山着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投掷细菌弹的事，我们并把它当作秘密保守起来。对于我来说，这些细菌弹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五百磅的炸弹一样。在白天，可能看出一些显著的特点，但我看见细菌弹时是在黑夜里。我自己并未按装过这种炸弹，也未见过别人按装。在机翼上并无特殊设备。因此装载细菌弹时和装载普通弹一样。
当我们向大队情报处汇报这一任务执行情况时，我们报告说：在黄州投下两枚重五百磅的炸弹（事实上细菌弹只重一百五十磅），并在报告中称它们为“不爆炸的炸弹”，同时也报告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投下了我们的八枚好炸弹。这两枚炸弹在报告中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显然是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但是更高级的司令部能够核查这些报告，并知道细菌投撒在何处。
一月十日，不知是偶然的，抑或是有计划的，同样的任务又交给了阿麦斯、屈西和我三个人。这一次阿麦斯和我先到大队作战处报到。他们告诉我们说，四枚装置在机翼上的都是细菌弹。这次的目标是八号绿色航线上的中和城。细菌弹投下后，应尽快地把其余炸弹丢掉，然后即行飞返基地。我们仍旧要对这次任务保守秘密，并在报告中称细菌弹为
“不爆炸的炸弹”。我们投细菌弹时的最大航速为每小时二百英里。我们的飞行高度为五百英尺。仍旧由军械处为我们检查了机翼上的炸弹。我们从中队作战科里叫上了屈西，就到飞机上去。机翼上的炸弹仍旧和普通炸弹一样。一个军械处的人员对我们说，我们勿须为机翼上的炸弹担心，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了。我在弹舱里检查了其他炸弹。三点整起飞，迳赴中和城。四点十分，以五百英尺的高度及每小时一百九十英里的速率，在中和城西沿，投下了我们的细菌弹之后，我们继续往南飞去，并在黄州以北的公路上投掷了其他普通炸弹。然后折返群山基地。着陆时是五时十五分。
当我们回来汇报任务执行情况时，我们报告了在什么地方投下了六枚好炸弹。并报告在中和城有四枚“不爆炸的炸弹”，原因和以上所述相同，为了保守秘密。
上图是我们所用过的细菌弹图型。我认为，细菌弹来自于制造防疫苗那一类的医药供应处。我相信这个供应处是在日本：不在本州就在九州岛。
如果这一种我们投掷过的细菌弹被使用，它将于触地时即行开启，并把细菌和昆虫撒露于空地中，如外界天气冷，则昆虫就会蛰伏或行动缓慢，可是太阳会以其热力使它们活跃起来。
传单是由B—29轰炸机在北朝鲜投掷的。这类传单是盛在盒子中投下的，盒子在空中就会启开，并把传单撒布在很大的地区内。这类传单能用于细菌战中。
投掷细菌弹时，由驾驶员负责投掷；领航员负责记录投掷细菌弹的时间、地点和数目。投掷细菌弹是以电钮操纵的。
任务完成后，当飞行人员向大队情报处报告任务执行情况时，所有全机执行任务人员均参加这一汇报，但只由驾驶员及领航员发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汇报，全机所有人员，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向一个谍报处派来的士兵汇报。他听取汇报，并把内容记在纸上，这一记录是要呈交他的上级的。这就是细菌弹在汇报中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的原因，以便使未授予权利的谍报人员及飞行人员不知道这种任务的秘密。
据我所知，B—26型飞机是唯一用来投掷普通细菌弹的，这种细菌弹看上去与平常炸弹一样。究竟B—26并不适合用以投掷其他种类的武器。传单是由B—29型及C—46与C—47型运输机投掷，但主要是用B—29投掷。运输机最适合于投掷所有其他类型的细菌武器。例如硬纸盒，带降落伞的容器及衣服、食物、肥皂、纸张和自来水笔。B—29也能投掷这些武器。
至于说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细菌弹，大约在年初，即约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接到注意“不爆炸的炸弹”的通知的日子。大概在其他单位，如第四百五十二轰炸联队，也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进行细菌战。
当然，使用细菌弹的决定是极端秘密的。但由于这一决定的严重性，无疑是由很高级的司令部决定的，可能是东京远东统帅部的决定。
凯尼斯·L·伊纳克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
注：本文所有括号中的文句，是审讯者与译者的注解。
又：供词第一段中之地面学校，据查可能是航空科，该科所授课程为气体动力学、地图绘制、及航空摄影等。（附图片）
重量：一百五十磅
美国战俘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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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信
【新华社五日讯】美国战俘伊纳克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信如下：
一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信
我的名字叫凯尼斯·L·伊纳克，是一个来自俄亥俄州杨斯顿的美国人。我生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今年二十七岁，我读完了高中，并在大学念了两年。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我被征入空军。现在我是第五航空队第三轰炸联队第三轰炸大队第八轰炸中队的一个中尉领航员，驻地是在朝鲜群山。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至三点，在日本岩国地面学校，我曾听了一次有关细菌战争的秘密课程，该课程是由一个平民威尔逊先生讲授的。我们有二十五个人参加了这课程，其中十名驾驶员及十五名领航员，按级别区分，有四个上尉、十五个中尉、六个少尉。在驾驶员中我记得有莱麦克上尉、白劳顿中尉和斯密特中尉；在领航员中我记得有哈地中尉、戴古中尉、白朗中尉、吉林斯基少尉、拉逊少尉、纳尔逊上尉和我自己。这次课程是讲授有关进行细菌战争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或投下沾附细菌的昆虫的炸弹，或利用炸弹或喷射的方法散播细菌尘埃，或以降落伞降落沾附细菌和昆虫的小动物如老鼠之类，或在湖沼及水源中施行细菌传染，或投下传单、纸张、笔、肥皂、食物、衣服和其他带有细菌的物品。这类细菌如斑疹伤寒、伤寒、疟疾（注）、黄热病（注）、痢疾、鼠疫、霍乱、天花（注）和其他许多疾病的细菌都可以被使用。跳蚤、苍蝇、虱子、蚊子和其他的昆虫可被利用以散播细菌。老鼠和其他的小动物也可以被用以沾附昆虫和细菌如跳蚤和鼠疫细菌。蚊子能沾附疟疾和黄热病细菌，苍蝇、虱、跳蚤能沾附其他疾病的细菌。细菌弹最好从低空掷下并应以低速飞行，最快速度是每小时200英里，最高度为500英尺，以低空水平轰炸，而不是滑翔轰炸。这一课程被列为极端秘密。
（注）下面的注解是钟惠澜医学博士所加的。钟氏以前是伦敦皇家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的会员，德国汉堡热带病学校的研究员。他现在是内科学教授，为中国热带病学及传染病学第一流专家。——审讯者
“黄热病和天花的病原均为滤过性病毒。各种疟疾的病原为各种不同的疟原虫。因为美国俘虏缺乏医学知识，他把这些疾病的病原和各种细菌病的病原混为一谈。”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在给予例行的训令时，大队作战处训令官加莱上尉以顺便提醒的方式给予我们命令，必须密切注意“不爆炸的炸弹”。实际上，毫无疑义的当开始使用细菌弹时，为了保守秘密起见，他们告诉我们将细菌弹称为“不爆炸的炸弹”。因为我患感冒，所以那一次任务是由另一领航员哈地中尉来代替的。
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晚上，我与驾驶员阿麦斯上尉和机枪手屈西军曹一道飞行。我们照常驾驶B—26型的飞机。我们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上午三点钟起飞，四点钟我们在北朝鲜黄州投了两枚细菌弹，五点钟飞返群山，并到空军大队情报处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我们向军曹报告在黄州投了两枚“不爆炸的炸弹”。这不过是为了保守秘密而已，事实上上级已经明白这都是细菌弹。
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的晚上，我又同阿麦斯上尉和屈西军曹驾驶B—26型飞机于三点起飞，四点十分在北朝鲜的中和投掷了四枚细菌弹，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五点十五分回到群山。为了尽可能的保守秘密，我们在向军曹作的报告中说我们曾经在中和城投掷了四枚“不爆炸的炸弹”。
现在，我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他们待我像朋友一样。我吃得很好，穿得很暖，接受着医药的照顾，有烟抽，有糖吃，还受着许多其他的仁慈待遇。从民主中国的报纸上，我看到了真情；所有这些真情和仁慈的待遇更清楚地显示了华尔街无线电与报纸的谎言和不真实的战争宣传，他们把中国人描绘成了野蛮的罪犯，他们使美国的军队相信说被俘后是会被枪毙的，甚至受到比这更坏的遭遇。我现在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谁是和平的爱好者，以及谁是应对这个惨无人道的战争负责的战争贩子。我已下定决心为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为和平而斗争，来洗刷我良心上的过失。我满怀决心要加入爱好和平的阵营并决心做一个新人。
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附图片）
美国战俘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亲笔所写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信原文制版（排列次序自左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