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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怎样加强宣传员的训练工作
李维光
训练宣传员是有系统地提高宣传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方法，也是巩固党的宣传网、保证宣传工作经常化的重要方法。一年来，全国各地的宣传员的训练工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根据去年十二月的统计，东北区已训练了宣传员六万三千多人，占东北区宣传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河北省受训的宣传员已近十万人，占全省宣传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山西省训练了宣传员四万多人，占全省宣传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工矿地区，也都专门举办过宣传员训练班。经过训练的宣传员，思想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一般都成了宣传网组织的核心和基层宣传组织的领导者。事实证明，认真训练宣传员，对巩固和扩大宣传网，活跃宣传工作，都有着极大的作用。目前各地党的组织对进一步加强宣传员的训练工作，都已重视并订出了计划，准备在一九五二年内把宣传员普遍训练一次或训练二分之一以上。比如东北区计划在今年训练所有宣传员的百分之六十；中南区计划训练所有宣传员的二分之一；华东区计划把所有宣传员普遍训练一次。这是今年各地宣传网工作的一个重大任务。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推动当前的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训练宣传员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保证如期完成。
必须把讲解当前任务当作训练宣传员的中心内容
对宣传员的训练，应以当前任务为中心内容，同时进行时事政策和宣传员的业务教育。山东省各地训练宣传员的教育内容有三个：（一）时事、政治教育（包括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二）当前工作任务的教育；（三）宣传员的业务教育（包括建立宣传网工作的意义、宣传员的任务和条件、怎样做一个宣传员、以及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经验等）。这三个内容一般来说，是适合于当前训练宣传员的要求的。
在贯彻执行上述训练方针和采用上述训练内容时，很多地方已获得了经验。比如对农村宣传员进行训练时，就以发展农业生产开展爱国增产竞赛为中心内容，在讲解组织起来的时候，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并说明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政策；最后再讲明如何以互助组为单位修订爱国公约，怎样组织读报组，开展地头读报工作、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政治觉悟等等。这样作的好处是既能密切联系实际、推动中心工作，又可提高宣传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因而凡是这样训练宣传员的地方，都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但也有些地方或者只讲解宣传网本身的一些道理和开展宣传工作的办法，对当前中心任务联系较少，形成训练工作和当前中心任务脱节的现象，不能更好地推动中心工作前进；或者在训练中只讲解实际工作问题，提出“做什么教什么”的口号，没有注意提高宣传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因而也减低了训练的效果。这两种偏向在东北及其他各地都曾发生过，今后应该注意纠正。
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各种组织形式训练宣传员
训练宣传员的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来确定。下列的几种组织形式，是各地常常采用的。
一、脱离生产的训练班。这种形式在农村的农闲期间可以采用，也适合于大城市和主要工矿区，一般以由地委、县委和市委、区委举办为宜。（把这种训练班附设于党的其他学校和训练班中也可。）在这种训练班中，主要应是吸收宣传员的骨干分子，如支部书记、宣传员小组长、模范宣传员等，训练时间以半个月为宜。浙江省嵊县在去年十二月就举办过一期宣传员骨干分子训练班，效果很好。
二、不脱离生产的业余训练班。这种形式适合于普遍轮训农村宣传员，也适合于工、矿宣传员的业余训练。山东省惠民地区曾由党的县委协同分区委以一乡或数乡为单位对宣传员进行了流动训练；河北省任邱等县则以宣传员传授站的片村为单位，以设有传授站的村子为中心，对宣传员进行了普训。在沈阳、天津、济南等城市是以区委或企业党委为单位，抓紧早晚的业余时间，对所属宣传员进行训练的。这种训练方式是目前训练宣传员最普遍最主要的方式。
三、举办宣传员讲座。这只适宜于城市的市委举办。旅大市委即利用了城市集中和交通方便的条件举办过宣传员讲座。在举办这种讲座时，由党的报告员定期作报告。这种方式对提高宣传员的思想和工作也有极大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三种方式外，各地还采用了其他的一些训练办法。比如青岛市委在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中同时训练宣传员中的骨干分子，并在一些企业党委的训练班中加添宣传员所需的课程。山东不少地委还抽调宣传员参加党训班和县学进行学习。这些办法各地都可酌情采用。
密切联系实际，做到“边学边做”
训练宣传员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做到“边学边做”。各地的具体做法是：
一、讲授、讨论和总结相结合。授课前对宣传员的思想情况应作些基本的调查。如山东惠民地区对宣传员作了一般思想情况的调查以后，了解到他们
“感觉肚子里空”，“怕宣传错了”，“怕耽误生产”，另外还存在着“埋怨群众落后”和“强迫命令”的思想作风等。于是根据这些思想情况，讲解了宣传员的条件和任务以及怎样做一个好宣传员，给了宣传员以深刻的教育。在根据宣传员的思想情况进行讲授时，要掌握重点，深入讲解；讲授后应认真组织讨论。特别要注意运用好坏典型例子的对比来说明问题。如河北省邢台专区有些县把宣传网的一些典型材料在讲授中加以介绍，让受训的宣传员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的精神，分析各个典型材料，然后由领导方面作出结论。这种生动具体的教育方法，对提高宣传员的思想水平有着很大的作用。
二、组织模范宣传员作典型报告。河北省任邱县委在不脱离生产的宣传员训练班中，曾组织女模范宣传员傅大体作了关于她的宣传方法和学习方法的报告，结果大大地鼓舞了文化低、能力弱的宣传员，使他们提高了工作信心。受训的妇女宣传员都说：
“人家开头当宣传员的时候，跟咱差不多，现在却成了全县的模范。咱们应当向她看齐！”这种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可以普遍推广。
三、在训练中进行分组实习，边学边做。如旅大市化学厂党的总支委，就运用宣传员训练班的学员在各车间建立了读报组、口头宣传组和广播站等组织，使学员们作到了随学随用。河北省任邱县在业余训练中采取晚上讲课、午后讨论、白天作实习宣传的办法，很受宣传员的欢迎。这样既丰富了训练的内容，又检查了训练的效果。
四、在训练中注意整顿宣传员的组织。比如山东省有的地方对受训的宣传员普遍进行了审查工作，发现了混入宣传网的坏分子，当即加以清洗；并以此教育大家，提高警惕。这一经验值得加以注意。
五、组织图片展览，并尽可能在训练过程中使农村宣传员看到一次电影和参观一次工厂。浙江省临海县受训的宣传员在参观工厂后，对将来使用机器种地的怀疑便消除了，因而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浙江嵊县等地在训练过程中曾组织了有关婚姻法的图片展览，并放映了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的幻灯、电影，对宣传员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大的。
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党委对宣传员的训练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为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订出统一训练宣传员的计划，明确规定训练的目的、要求、内容、时间和办法。对新区和老区宣传员、一般宣传员和骨干宣传员的训练应该提出不同的要求。
二、配备较强的干部，加强训练班的领导；对训练宣传员的业务教材应该做必要的准备，最好能编印一些模范宣传员的材料或拟出一定的教育提纲来。
三、在举办训练班以前，应深入调查宣传员工作好坏的典型材料，作为订计划的依据之一，并以之充实讲课的内容。
四、做好调训宣传员的思想动员工作以及训练班的食、宿等准备工作。
五、宣传员在受训以后，应具体地给他们布置工作，以巩固训练成果。
各地经验证明，加强党委对训练班的领导，是做好宣传员训练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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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检举反革命分子时遭遇了重重阻难
赶车工人 张顺有口述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恒英笔录
编者按：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了检举归绥市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奔走于绥远、山西、察哈尔三省间的二十七个机关，费时将近半年，行程一万五千多里，遭遇了重重阻难，最后到中共中央华北局进行控诉，揭发了我们许多机关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共中央华北局为了正确地处理这个案件，并使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刻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除了派人前往有关各省市各部门详细查对事实以外，并决定调集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各机关负责的党员干部到华北局进行检查。下面是张顺有本人的口述材料和刘澜涛同志关于这一事件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同志的复信。
我叫张顺有，山西省崞县二区庄头村人，今年二十九岁，十四岁出外谋生，后当赶车工人。我在归绥市公营碾磨厂当运输员时，加入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受到革命的教育，觉悟逐渐提高，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拥护。去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就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积极地检举反革命分子。
我在归绥市碾磨厂当运输员期间，认识了粮贩宋郁德。当时还不知道他是逃亡恶霸地主杀人犯。碾磨厂减员后，我便从去年三月开始，给宋郁德当赶大车的工人。当时政府正在镇压反革命。宋郁德因怕被逮捕法办，要我和他每人赶着一辆大车从归绥市搬到大同，并改名孙郁德，还写了两个假路条。宋郁德在大同的朋友怕受累，不让宋郁德居住，他就又带着我搬到山西省崞县。当时我怀疑宋郁德一定不是个好家伙，心想检举他。一来我痛恨反革命，拥护人民政府；二来我想如果不检举他，自己就有包庇反革命的嫌疑。因此，到崞县以后，我就把上述情形向本村干部和崞县二区区政府报告了。去年六月底，区政府把宋郁德逮捕了。经过审问，没问出其他事实，扣押了十几天就释放了。七月初，我同宋郁德返回归绥，路过大同，在宋郁德的朋友处了解到宋郁德确实是个恶霸地主，我就带着我的工会会员证到大同县人民政府检举他。大同县人民政府的干部说：“没有介绍信，光工会会员证不能作根据，我们这里不管。”我们回到归绥时，我想我是工会会员，市工会一定给办，就到了市工会。但市工会的人也说：“我们管不了，你到宋郁德所在地的派出所去检举吧！”我又到小西街派出所，见到了户籍警张礼。他也说不管。到二区区公所，又不管。后来又到归绥市人民政府，传达室出来一个人，也说不管。没有办法，我想到宋郁德所在地派出所受公安二分局领导，就又去公安二分局检举。二分局的同志说：“你来这里检举他，第一没有介绍信，第二我们这里没发现宋郁德的材料，所以也不能管。”并说：“你和宋郁德起个纠纷吧！起了纠纷，经过派出所再到我们这里处理。”我听了公安二分局的话，就和宋郁德起了纠纷，到派出所去告：“宋郁德是恶霸地主，改名换姓，开假路条。”并且把宋郁德欠我工资七十五万元，企图解雇我的事，也同时提出来，要求解决。派出所的干部打电话请示了公安二分局以后，对我说：“你们这是民事案件，工资纠纷问题，我们这里管不了，你还是到市人民法院吧！”八月初，我到市人民法院，见了法院干部王申午。我告诉他宋郁德是反革命分子。王申午答复说：“反革命不反革命我不管，你反正是为了要工资就说要工资的事吧！”这时王申午把宋郁德拉到院外谈了一下（估计王申午一定受了贿），回来便威胁我说：“你说人家欠你钱，你还欠人家几百万哩！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这里解决不了，你到山西省崞县去解决吧！”我就回到崞县，经村、区政府写了证明，并把区政府扣押宋郁德时所怀疑和审问的材料拿着，返回归绥市法院，见了王申午。他说：“宋郁德现在不在家，无法处理。你光说他是反革命，没有事实也不行。”我请他把这些材料交给院长看看，他又威吓我说：“你这些材料错了，你得负完全责任！”后来我到归绥市工会，市劳动局，也都推诿不管。劳动局的干部说：“法院还解决不了哩，我们更不能解决。”没办法，我就装扮成买碱的，到宋郁德原籍察哈尔省阳高县四区东水地村调查他的罪恶材料。前后在东水地村和附近各村调查了半个月，并且访问了被宋郁德杀害的孙林雨的母亲，肯定了宋郁德是逃亡恶霸地主，外号叫“宋三爷”。他有两个儿子，都制造过料面。大儿子宋福金曾在大同伪警宪队当特务队长（已被政府枪决）；次子宋福多是九宫道道首。一九四八年阳高县解放时，宋郁德跑到大同城里（当时未解放），依仗敌势，将本村人孙林雨打死，还将本村一个姓戴的腿打断。我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就到阳高县四区区公所去检举他。四区区公所态度还好，并写信把我介绍到阳高县人民法院。法院说这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并非民事案件，又介绍到公安局解决。阳高县公安局不但不解决，反而把四区写的介绍信扣留不给了。经过我再三要求，才允许给归绥市公安局写公函。但我到归绥市法院、派出所、公安二分局时，他们都藉口说阳高县没来公函，不管。没办法，我又从归绥找到雁北公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干部说：“只要有崞县的介绍信，我们就可以帮助你解决。”我就又回到本县，经村、区和崞县公安局介绍到雁北公安办事处。雁北公安办事处又介绍到绥远省公安厅，公安厅又介绍到归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指示二分局，二分局指示派出所，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才把反革命分子宋郁德逮捕起来。我心里非常喜欢。可是我没想到归绥市公安局第四科在押送宋犯到阳高县公安局时，给宋犯带上了手铐，给我也带上了手铐。到阳高县公安局后，也把我扣押到监狱里两个钟头。我非常不满意。
我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奔跑了绥远、察哈尔、山西的二十七个机关，经过五个月，不仅耽误了生产，而且把过去的积蓄和衣服、被子、烟袋等都完全卖光了。实在没钱时，瞒着我父母，从家里偷出粮食来卖掉作路费，共化了二百四十多万元。当把反革命分子逮捕后，我就要求阳高县公安局叫反革命分子赔偿我所化的路费和偿还所欠我的工资七十五万元。阳高县公安局说这里解决不了，叫我回归绥解决。我返回归绥市，市公安局又介绍到市法院。法院李同志说：“这个问题拖的时间太长，反革命分子又不在此地，所以解决不了。”后来我到劳动局，劳动局又把我介绍回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判决，宋郁德所欠七十五万元的工资给了五十万元。但往返所化路费还是不能解决。归绥市公安局把我介绍到雁北公安办事处，公安办事处又把我介绍到归绥市公安局。都没有给解决，没办法，我又返回原籍山西崞县公安局，拿本县公安局的公函又到了归绥市。但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政府都不管。到绥远省检察署时，连门都不叫进。最后绥远省公安厅第一处给我写了介绍信，叫去山西忻县专署解决。我拿着介绍信先到崞县县工会，后来又到忻县专署，山西省人民政府，省人民问事处，省监察委员会，省检察署等机关，也都没有给解决。这时我就向山西省人民政府要求到中央人民政府控告。他们说：“这点小事用不着到那里去，我们帮助解决。”他们把我介绍到崞县公安局解决。公安局说解决不了，得由省人民政府解决。我于是第二次返回山西省人民政府，他们又叫我回崞县解决。崞县公安局的干部说：“现正值开展三反运动，我们没办法解决。”为叫反革命分子赔偿路费和所欠工资，我又跑了二十一个机关。以上来回奔跑，一共费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四下归绥，两去太原，奔走路程一万五千多里。最后，在没办法时，我才来到华北局控诉。
我的要求和希望：我相信人民政府是为广大劳动人民办事的政府：如察哈尔省阳高县四区区公所，阳高县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等，有的态度很好，有的在我困难时帮助解决路费。在他们帮助之下，使我终于完成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的任务。但也有些官僚主义机关，推来推去，不负责任。我最不满意的是归绥市人民法院和归绥市公安局，特别是归绥市法院的实习工作员王申午（系三青团、同志会分子、逃亡地主，现已被开除）。他对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不但不支持，反而威胁我，包庇宋郁德。归绥市公安局不但态度不好，而且在押解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去阳高的路上，给我也带上了手铐，到阳高县公安局时连我也押到监狱里。对他们这些错误，我要求登报，让他们公开进行检讨，教育他们改正错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外，我要求叫宋犯补偿我往返所化路费二百四十余万元，补齐下欠的工资二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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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同志给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同志的信若愚同志：
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归绥市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往返察、绥、晋三省二十七个机关，为时几达半载，行程一万五千余里，终于逮捕了该反革命分子。此种仇恨反革命分子和坚持正义的精神值得表扬。但在他这一英勇行动中，曾遭受到许多机关官僚主义者和破坏分子的阻碍，我们已决定逐一加以检查。经此间有关人员和张本人数次谈话及与归绥市公安局、市法院、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四次电话联系，并和归绥市公安局来人交换意见的结果，证明张顺有所述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暴露了绥远、察哈尔、山西等地许多机关，官僚主义作风已达到不可容忍的严重程度。为彻底查清此事，我们已决定派人前往有关省市各部门查对清楚后，即调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各机关负责的党员来华北局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张顺有口述材料予以公开发表，加以批判，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张顺有往返所花路费二百四十万元，暂由华北局垫支，并已介绍张顺有带款回家生产。张回家后来信对如此解决甚为满意。特告。
刘澜涛
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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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政法工作简评
必须肃清官僚主义
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在绥远、山西、察哈尔三省间往返奔跑了二十七个机关，费时近半年，行程一万五千余里，遭遇了重重阻难，最后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去控诉才得解决。这件事发生在我国人民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和伟大的“三反”运动期间，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这件事说明：在我们的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确有一批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恶劣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开假路条、改名换姓、进行罪恶活动熟视无睹；对于检举者则藉口“没有介绍信”或“没有材料”而置之不理，大摆其官僚架子说：
“我们这里不管”，“管不了”，“不能管”；甚至于戏弄检举者，要他和被检举的反革命分子先“起个纠纷”，检举者依照他们的命令做了，他们仍然说“管不了”。当检举者反复奔走取得了介绍信和证明材料之后，他们还是不管。甚至于把介绍信也给扣下了。我们要问问这一班官僚主义者从那里得来这种权力呢？试问他们还有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心意吗？对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如不加以彻底铲除，我们就等于放弃了革命，这是万万不能的！
这件事又说明：我们的许多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的检举和控诉等案件是缺乏制度的，或有制度而十分混乱。归绥市人民法院竟然由一个实习工作员去处理人民群众的检举案件，由他任意代表人民法院发言和表示态度！这个实习工作员胆敢荒谬绝伦地说“反革命不反革命我不管”，而在检举人要求他把材料交给法院院长的时候，他又用恫吓的语气说：“你对这些材料得负完全责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员在人民法院里，为什么竟然没有人管他，而任他把检举者吓走了呢？同样，山西省人民政府究竟能不能管崞县公安局呢？为什么省人民政府两次把张顺有介绍到县公安局去解决
“这点小事”，而县公安局竟拒不解决，仍推给省人民政府呢？这难道是上下级机关间可以容许的关系吗？如果说这是下级干部干错的，那么他们的上级领导者为什么不检查他们的工作，而一任他们胡乱处理呢？归绥市公安局第四科在最后押送宋郁德时，连检举者也给上了手铐；阳高县公安局也一并把检举者扣押了两个钟头。这又有什么根据呢？是谁命令他们这样做的呢？由此可见这些机关的无组织、无制度的情况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了，这是非彻底纠正不可的了。
这件事还说明：我们的若干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对下级工作人员是没有进行政策教育的。有许多工作人员不仅把自己担负的工作看做简单的事务，不了解这些工作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不了解自己对人民群众负有多么沉重而又是光荣的责任，他们甚至连伟大的“三反”运动究竟是要反对什么都不完全了解。因而在“三反”运动期间继续用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甚至把“三反”本身也当成了拒绝为人民群众办事的盾牌。他们之中居然有人说“现正值开展三反运动，我们没办法解决”，这是何等荒谬的话！这些机关的领导干部曾经对工作人员进行过“三反”教育没有？怎么进行的？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都必须加以认真的检查。
中共中央华北局为了使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深刻接受这个教训，清除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接受张顺有控告之后，立即用电话查对了基本事实，又派人前往有关省、市各部门进行实地查对，并将调集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到华北局进行检查，借以对所有领导干部进行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现在正值“三反”运动转入建设时期，各地领导机关正将进行民主补课，调整机构和人事，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建立合理的制度。在这样的时候，认真地彻底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检查和扫除一切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严重的典型的官僚主义分子进行必要的果断的处理，这对于巩固“三反”运动成果和推进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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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发展中的厂矿儿童福利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
解放以来，工厂矿山的儿童福利工作，由于人民政府和工会的关心、保育工作者们的努力，以及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协助，有了很大的发展。仅据二十六个省、市在一九五一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公私营厂矿托儿所、哺乳室就有六百四十一处，受托儿童达二万零六百三十三名。其中上海、天津、武汉三市的工厂托儿所和受托儿童就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倍。东北地区在解放前根本没有工厂托儿所，但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建立了一百一十八处，受托儿童达二千七百三十三名。
在较大厂矿的比较正规化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里，孩子们每天都能吃到一定量的营养食品了，如猪肝粥、番茄粥、鸡子面、水果等。身体不好和吃不到足够母奶的孩子，还能得到奶粉、鱼肝油、钙片等补助品。所以，孩子们的体重，一般都在逐月增加。如上海国营棉纺第四厂女工尚妙英的孩子，先天不足，出生时体重不过四磅半，但从一九五○年十月底送进托儿所，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就长到十四磅。
最近一年来，有孩子的女工也都积极参加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她们迫切要求解决带孩子的问题。为了满足她们的要求，各地的厂矿开始建立起哺乳室、临时托儿所、托儿站、家属互助变工组等多种多样的托儿组织。如上海工厂区把工人家属和家庭妇女组织起来，成立托儿站，为女工服务；沈阳铁西区军服加工厂女工，合请了三个褓姆，成立临时托儿所，照顾二十一个孩子；武汉市几个小型工厂，动员工人家属，成立了一个托儿间；上海国营棉纺第十六厂的工房，也曾组织过托儿站，使作夜班的妈妈能在白天安静地睡觉。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几个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厂矿哺乳室已建立了一百一十七处，这给妈妈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为了保护婴儿和母亲的身体健康，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较大的厂矿都设立了妇幼保健站，专为女工和职工家属服务，并进行新法接生等妇幼卫生的宣传。现在较大厂矿中的多数女工和工人家属都采用了新法接生，婴儿的死亡率已大大降低。如东北抚顺工矿区，婴儿的死亡率已由百分之三十九·四降到百分之四·六；上海国营棉纺第七厂自去年四月开过“新旧接生法”展览会以后，到八月份，采用新法接生的由百分之六十九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二。上海国营棉纺第六厂女工张秀英说：“以前我生孩子时叫老娘接生，生了三个都死了。现在毛主席派医生给我们接生，我们的孩子都很平安。”许多工厂都注意了对孕妇的保护，减轻了孕妇的工作。百人以上的厂矿也大都实行了劳动保险条例。据东北三十八个工厂的统计：去年共发出生育补助费七千一百五十一万元，有三千七百九十六名女工和职工家属领到了生育补助费。重庆市六一○纺织厂的女工们兴奋地说：“过去女工生孩子不能请假，因此我们的孩子有的生在车间里，有的生在厕所里，死的不知有多少。今天呢，孩子还在娘肚里，人民政府就发红布给孩子作新衣，产前产后还有五十六天休假。今天的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家属对着孪生的两个孩子感动地说：“没有毛主席，你俩都活不成了。”
由于摆脱了孩子的牵累，母亲们的力量是大大地发挥出来了。如沈阳被服厂有孩子的女工们摆脱了孩子的牵累后，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生产上，有的母亲超过生产定额达两倍。天津棉纺三厂在一九五一年进行劳动竞赛时，四十三个母亲得了奖。如引通部女工施宝荣，由于自己的孩子得到了照顾，安心地参加了生产。行政领导方面原计划的二·八轴，她完成了三·六轴；后来计划提高到三轴，她完成了四轴。现在，她已被推选为“郭瓦廖夫”工作者。济南仁丰纱厂女工舒美茹，由每天摇纱三十车左右，增加到五十车左右。
三年来，新中国的工矿儿童福利工作，虽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距离实际需要是很远的。为了更广泛地解决女工们的实际困难，各地厂矿的儿童福利工作领导部门需要进一步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革命的办法，扩大哺乳室、组织临时托儿站等托儿组织；加强医务室工作，在女工中普遍地进行妇幼卫生宣传教育，开展清洁卫生运动，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各地民主妇女联合会以及有关领导部门应继续大力协助工会组织，共同把厂矿儿童福利工作搞好，使有孩子的女工能安心地参加增产节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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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革命的办法做好学校托儿间工作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郎洁华
根据现有的材料统计，全国共有学校托儿间二百零九处，受托的儿童有二千四百十八名（不完全的统计）。这从全国女教师的要求来讲，托儿间显然是不够的；不过就一年来学校托儿间工作的发展情况看，这种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凡在已经举办托儿间而且办得较好的地区或学校，不但女教师的业务工作有了显著的提高，她们的学习要求也提高了。过去因为要照顾孩子而不能参加社会活动的女教师，都积极地参加了各种活动。广东省执信女子中学的李崇威和龙春英两位教师说：“在学校未成立托儿间以前，我们人在课堂上，心却在家里，老是提心吊胆地怕孩子出乱子。放学回家后又被孩子闹得头晕眼花，学习和准备教材固不可能，就是要安静地休息一下也很难，整日感到疲劳不堪。自托儿间成立以后，怕孩子出岔子的心事没有了，也有时间进行学习和准备教材，或者休息一下了。因此，上课时思想容易集中，讲课时精神也饱满得多了。”武昌第十九小学女教师殷美琴，有一次去听报告，不得不在早晨四点钟起床安顿孩子，为了照看孩子，在这一天接连过了四次江。而在该校成立托儿间以后，女教师的这种困难就解决了。
托儿间不是专靠几个人便能办好的，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同时争取行政方面的重视和帮助以及当地人民团体如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的支持。我们对托儿间也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如果房屋要富丽、设备要完善，还要训练良好的褓姆和经验丰富的医生，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在目前有的地方还不可能办到。
武汉市曾在一九五○年举办学校托儿间三处，但事先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困难，也没有和有关部门取得密切的联系，只凭市教育工会几个干部东奔西跑地捐募基金，而干部和女教师们又对托儿间有过高的要求，因此到一九五○年底基金即全部用完，三个托儿间便相继停办了。武汉市教育工会根据以上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失败的原因是对托儿间的要求过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用自己的力量来及时解决问题。于是经过充分的宣传动员，批判了母亲们要求过高的思想，在取得行政方面的帮助后，在现有的条件下，以武昌第十九小学为重点，有计划地进行了试办托儿间的工作。结果在三个月中，继第十九小学之后，以学校为单位，先后成立了十八个托儿间。武汉市的经验证明，办托儿间要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地发动群众，不怕因陋就简，要从无到有，从简陋走向完备。已经办起来的托儿间必须建立民主的管理制度，领导人要经常征求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改进工作，只有这样，托儿间才能巩固。
举办学校托儿间是十分迫切的，不论在目前或今后，它都是解决女教师的工作困难、提高她们的教学效能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若干困难，但只要群策群力，发扬革命的精神，学校托儿间是可以办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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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劳动模范高贯斗
李桦 于学信作
七、高贯斗在改进生产中的最大创造，就是变碱地为好地。大护驾庄的碱地有三种：黑碱地、白碱地与活碱地。除了活碱地上能种抗碱的植物如棉花、北瓜等外，黑、白碱地，都用换土的方法（在碱地上挖八寸宽深的坑，换上好土）加以改造，三年后就变成了好地。过去每亩最多产三斗粮的地，现在已经能产一石多了。
八、高贯斗为了鼓励大家改造碱地，增加生产，发起了碱地合作社的组织，用合作代耕的方法改造碱地。现在全庄没有一块碱地是荒废的。
九、高贯斗改造碱地的方法试验成功以后，四周乡村的农民都来学习。现在这个方法已经在深县农村中普遍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