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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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按照干部的特长使用干部
董振玉
在苏联,几部卡车若不被充分利用,就会被指责为浪费了国家的财产。一切工具和机械都是这样。人,是使用工具的,当然就更重要了。但是,在我国,“所用非所学”的情形,目前在某些单位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人不被合理地使用,不像机器被闲置起来那样显眼。技术人员担任非技术工作,由于他的努力,看来他的工作岗位也还“合适”。但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技术人员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应当改变的。
“所用非所学”的情况,在旧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学生“毕业即失业”。有人借“门路”找到职业,也多是“用非所学”。解放以后,“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是一去不复返了。“用非所学”的情形也大大减少了,但这种现象并未消灭。
“所用非所学”的大体情形是这样:甲处所急需的技术人员,在不需此种人员的乙处被不恰当地使用着;乙处所需人员,又在甲处或丙处被不恰当地使用着。这样的情况现在仍然残存在某些单位。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是:一、分配干部时没有把干部的情况考查清楚,以致分配不当。二、某一机构在将来的计划中需要某种干部,因而预先掌握一部分干部,现在闲着没用。三、有的机构缺乏某种干部,就把现有的别种干部拉来代替。还有的单位本来用不着这种干部而硬要留下,原因是这些干部“文化水平较高”,“办事踏实”等。
在干部本身来说,有一些才出校门的学生,只学了一些书本知识,一想到实际工作,不免心虚,所以工作不合适,也不敢提意见,渐渐地也就安于他业了。有些人也曾提出意见,但领导干部常常说:“不要强调个人兴趣”,“这是纯技术观点”,“你在这里比别处更为重要”,“革命要你在那里,你就应该在那里”,“一切应该服从组织”。这些话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没有被合理使用的技术人员,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国家当前的需要来加以考虑,光是笼统地强调一般的组织原则,那是不够妥当的。那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形的但是严重的损失。
所以,在“三反”运动以后,在建立制度、健全组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早日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我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真正作到“人尽其才”。这样,我们国家的各方面建设,就会以更高的速度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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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工业建设人才调到工业建设的岗位上去
杜华庚·吴景实·李英
目前,干部的使用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工业部门中技术人员的使用问题。如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全局只有六个大学毕业的土木建筑工程人员。其中一人担任技术领导工作,一人搞结构应力分析工作,其余四人搞基本建设工程设计。但是,这四个人是很难把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搞好的。而有一些单位,目前工作并不多,却“储藏”了许多技术人员,以备迎接“将来的任务”。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有六、七十个技术人员,其中有的闲得发闷。如果组织得好一点,卫生工程局是不需要这样多的干部的。其他部门,也有把一些大学毕业的土木建筑人员,或在这方面有基础的干部,派做文书、秘书等工作的。
为了合理地使用干部,我们提出下面几点意见,供有关方面参考:一、今后要合理使用干部,避免造成不能发挥干部特长的浪费现象。二、关于基本建设,希望有关方面考虑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并合理调整使用有关干部,把其他部门的工业建设人才抽调到工业建设岗位上去。三、在基本建设部门,政治上坚强的干部很缺少。所以,对具有技术根基或具有培养前途的党团员干部,应尽可能地从一般的行政工作中逐步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到技术岗位上。一方面培养他们,一方面使他们在生产的最前线、在技术人员中起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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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浪费人才,埋没人才
 唐绍礼
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现在虽还在准备时期,可是已感到技术人才的缺乏了。在这种情形下,所有技术人员理应学以致用、人尽其才,从事他们所擅长的工作。但是,事实却不尽如此。现在有些技术人员正从事于他所不擅长的工作。如湖南某县农林科聘到的两位兽医,只会用土办法扎针放血,科学知识很少,以致不能使用上级发下来的防疫药品。但在税务局里,却有一个兽医大学毕业、并有两年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在搞文书统计工作。农林科请调几次,税务局都不给。理由很简单:因为税务局“工作需要”这个人。在粮食局也有这种情形:一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染织的干部在该局搞会计工作。他原先在专署粮食局工作的时候,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企业处就曾经调过他,但专署粮食局同样以本机关“工作需要”为理由,拒绝了。在粮食局还有两个高等农业学校肄业的工作人员。在贸易公司有会开汽车的。虽然没有机关要求调他们,但在全国来说,农业技术人才和拖拉机手是缺乏的,而他们现在却“用非所学”。他们很希望搞本行工作,但因为“工作需要”,也没有办法。
以上是小地方、小机关的情况。大机关也有这种情况。邓子恢同志的一篇报告中,就曾批评中南某部不该让分配到该部的大学生搞收发工作。
像以上这种情形,并不是个别的。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在解放之初,政权部门很需要人,参加各种革命大学和训练班进行改造的旧技术人员,毕业后有许多人被分配到政权部门去了。另一个原因是人事部门没有很好地量材使用干部。第三,时间、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如甲地有工厂、缺人才,乙地可能有人才、缺工厂。在人员一旦安置好之后,再调动工作就比较困难了。有些干部本人请求调动工作,或其他机关请求调动某某工作人员,本机关的领导干部却只强调自己的工作需要,不肯放。请求调动工作的干部甚至受到批评。固然革命的工作都是光荣的,在那里都是做革命工作,革命干部不应该强调个人兴趣,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起码条件。但领导干部却应该考虑如何发挥干部的特长,按其才能适当地分配工作。本来一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做得了的事,就不要分配一个大学生去做。本机关用不了的,就给别的机关。不要大才小用,不照顾全面地浪费和埋没人才。
我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机关注意这一问题,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进行一次干部调整和普遍地发掘人才的工作,以发挥潜在的人力。我相信在没有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之前,现有的人材,如能适当使用,是可以应付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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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使用干部上的本位主义
吴言
关于干部的使用问题,我个人有些看法,想提出来和大家研究。
我觉得,有些领导干部在使用干部上是有本位主义思想的。比如有些大学毕业生,原来学的是统计会计,或是物理、化学,现在却担任文书、收发、登记之类的工作。工作很努力,成绩很好;但是如果把他们派到工厂去工作,或到中等学校去教书,起的作用就会更大一些。文书、收发、登记或一般行政工作,不能使这些专门人才发挥他们的长处。但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是觉得他们工作得很好,就不肯放走他们。
“工作需要”是本位主义者的挡箭牌。他们只顾自己一个部门工作的需要,不从整个工作的需要来看。在上级要调动干部时,有些机关的领导者也都是把些工作能力较差的、或有其他问题的调出去了。
干部对这种情形有不同的意见,但不敢提。如果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不安心工作、不从工作出发、强调个人兴趣等“帽子”,都会给戴在头上。当然,为了自己的兴趣、地位、待遇、生活条件等个人打算而要求调动工作,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意见呢?因为某些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太差,干部也就不敢提。大家都说服从组织分配,也检讨了“不安心”,实际上还是不安心。
针对这些情况,我建议加强人事机构的工作,各单位的干部都要由这个机构来统一掌握,根据各部门的工作需要,根据干部的条件作合理的分配。抽调工作人员不一定要由各单位自己提出名单,以免他们犯本位主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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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评

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合理地使用专门人才
董振玉等六位同志对于使用干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应该引起有关领导机关的注意,并采取适当的办法尽速解决。
全国解放以前,由于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曾不得不把若干经济建设人材安置在其他工作岗位上,“所学非所用”的现象是难于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胜利,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将要大规模开始的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把经济建设人才用于其他工作,而是应该调集大量的干部去学习和参加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在这种时候,如果还让学工的大学生去做文书、收发之类的事务,那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浪费人才的错误了。从全国看,由于各种原因(有许多是国民党时代所遗留的不合理现象),现在还有很大数量学工的大学生和其他专门人才留在其他工作岗位,做着不适于他们做而他们也不愿意做的工作。这对于工业人才和其他专门人才目前都十分缺乏的我国,是一种损失,这种状况是必须立即加以改变的。
为了迅速地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把专门人才调集、使用于专门的建设事业,若干地区和单位的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局部服从全体,小利益服从大利益,这是我们的原则,任何机关首长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即令因为专门人才的调动,使本单位的工作暂时受点小的影响,遭受某些小的困难,也应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违反这一总的原则。
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员,如果自己认为自己适于做某种专门的工作,可以无顾虑地向本机关领导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以至一直提到更高的领导机关。本机关的领导人不应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阻挠他们,责备和非难他们。如果有这种情形,上级领导机关应该进行批评,纠正这样的错误。
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应该对这种不合理地使用干部的现象进行调查,据实登记所有被不合理地使用着的学工的大学生和其他的专门人才。并对有关机关的领导人说明合理使用专门人才在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使他们能放大眼光,照顾大局,把专门人才输送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如果有特殊困难不能马上调出上述干部的,须经一定的组织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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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
江还
苏联作家金罗曼(Roman Kim)的“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一〕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美国强盗在朝鲜的溃败,并以主要篇幅全盘地暴露了美、日反动派处心积虑、一贯准备反苏反共战争的阴谋,其中包括着对和平人民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计划。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洞察能力,揭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部小说中的触目惊心的血腥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和这些人类共同的死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砍断他们的血手,保卫人类的持久和平。
小说采用了日记的体裁,作者介绍说,这是一本中朝人民解放顺川时缴获的日本特务的日记。日记的主人——一个终生在中国和朝鲜从事特务活动、代号“希洛本”〔二〕的刽子手——从自己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反动立场,观察、记录了在美国扶日反苏、进攻大陆的政策下“日本帝国”和他本人的命运的变化。从日记中记载的“希洛本”和美国特务哈希伯格尔的关系中,表现了美、日反动势力从“狗咬狗”到狼狈为奸的发展过程。
在这些记载中,作者组织了丰富的历史材料,速写了许多人物的形象,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小说所列举的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的罪恶阴谋。杜鲁门一九四五年上台之后就准备迅速对日媾和,以便筹划反苏战争。蒋介石派往东京的密使缪斌,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共决心并为美、日牵线的中人。另一方面,在日本反动派也企图赶快结束战争,以便“保存实力”,在不久的将来联美攻苏,并对国内工人运动进行镇压。这样,当苏联在西方战场胜利地直捣法西斯老巢的时候,美、日的反动统治者都日益感到彼此的交战是一个“愚蠢的”、“悲剧性的错误”,而正在策划以对苏侵略来解决彼此的利益矛盾。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未熄,帝国主义已经又在暗中盘算着进攻苏联的战争。直到后来,小说的主角“希洛本”写道:他才逐渐明白美机仅仅轰炸东京的贫民窟而不触及繁华的商业区的道理,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前两天美国使用原子炸弹的意义。这里就有着美帝国主义的真正意图。
苏联出兵远东的时候,那些在垂死的疯狂挣扎中的日本军阀竟认为“帝国的武士们二十年来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对苏战争开始了!”很久以来,他们就试验着一种“秘密武器”——在日本的新潟、北海道的细菌试验所,以及在哈尔滨附近平房车站的“七三一部队”和“新京”(长春)附近孟家屯的“一○○部队”,都已能“成功地”制造石井四郎发明的细菌弹。日寇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武器上。他们用疯狂的梦幻来“安慰”自己的灭亡,他们造谣说:“在十七个西伯利亚城市中投掷了细菌弹!”他们欢呼:“天皇陛下万岁!”………然而,事实终于粉碎了一切疯狂幻想,平房和孟家屯的试验所没有来得及制出新鲜适用的细菌弹就被毁掉,强大的苏联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关东军,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老早显露出来了的;美军指挥部向日本提名的两个前去接洽投降事宜的人选——日军副参谋总长河边和前关东军参谋长竺原,都是曾在莫斯科作过“武官”的“著名苏联情报专家”。
美国破坏波茨坦公告和协定,独断专行地实行保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策,是处心积虑、无微不至的。“希洛本”在乡间“隐蔽”的期间,发现持着假证件的所谓“失去了记忆”的“病人”绝不止他一个,而美国宪兵对他们备加保护。及至回到东京,“希洛本”在街上更时常碰到以前军队中的熟人——一次遇见曾在平、津一带杀人如麻的繁野在卖报纸,另一次碰到以在关岛非刑拷打俘虏而著名的松屋,他正踏着一辆载着一位美国老太太的三轮车。从井伊那里,“希洛本”得知以前的空军军官联合会现在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农业合作社”,“酵母肥料公司”是石原领导的“东亚联盟”的化身,“三轮车合作社”是前陆、海军军官的组织……等等。无线电里以寻人广告之类的播音,传达各军事团体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为了防人耳目(特别不方便的是盟军最高指挥部中有着苏联的代表),日本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地下组织”——一种被最高当局批准和支持着的“地下组织”。然而,这一切的措施是不能欺瞒住人民的,国外的进步新闻社不久就揭露了他们的“秘密”。
可是,在日本以外的东方局势却发生着根本的、震撼世界的变化。在中国大陆上,不仅日本按着隅田、冈村宁次与阎锡山、何应钦的秘密协定给予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协助”没有发生实际作用,就是美国自己的“支援”,也没有挽回蒋介石的溃败。但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失败的,它明目张胆地招兵买马,企图作最后的挣扎。美国命令日本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供给陆军、飞行员、坦克手、炮兵……。但是日本反动派当局较之派部队到大陆去,更乐于接受出兵台湾的“建议”,因为他们也觉得,前者好似“从茶壶嘴里往火山上浇水”,已经无补于事,而后者则可能“收复”台湾,重入“帝国”版图。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扩大了它的“间谍网”,布置了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部小说里,详细地记载了美国罪魁和他在日本、朝鲜、台湾的喽啰们,在战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怎样完成了各方面的阴谋部署,发动了新的战争。
值得特别提起的,是这部小说中揭露的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和计划。在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前,战犯石井四郎和若松次郎的“周密”的细菌战计划就呈交了美国参谋部,而且得出“最后的方案”。“希洛本”有一次“晋谒”麦克阿瑟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石井四郎,后者据说是麦克阿瑟在伯力细菌战犯审判的时候一手包庇救了出来的。和他一同晋见麦克阿瑟的小谷将军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石井不久就要到美国去了,到华盛顿附近狄特利克营的伍尔泼特实验室去工作!”后来(美军仁川登陆后),在平壤的一个集中营里,“希洛本”发现一批美国生物学家和毒药学家在以俘虏实验几种新的菌苗,包括石井四郎的“1—8”和“1—11”液在内。他们发现注射了“1—11”液的女人要比男人晚死三十二秒钟,如果注射“1—8”液就早死十七秒钟。这本日记赤裸裸地写出了美、日战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使用为国际公法与正直人类所不容的细菌武器的灭绝人性的罪恶阴谋。
除了和盘托出美、日、蒋、韩阴谋反苏反共的罪行之外,小说也通过特务“希洛本”的记载,透露了日本、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的情况,以及反动派之间的矛盾。
“希洛本”和哈希伯格尔虽然共同干着罪恶的勾当,但是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敌意,而且不止一次像两条恶狗似地互相露出獠牙,辱骂甚至动起手来。至于对待“大韩”的傀儡与仆从,美、日新旧侵略者更是十分轻蔑。在从水原溃退的混乱中,“希洛本”抢上李承晚的“高级官员”的汽车,毫不在意地顺手就枪杀了一个“大韩”官员,这就足以说明这种“同盟”的关系。
作者通过“希洛本”这个特务的口吻,透露了日本、朝鲜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的实况。例如提到日本刚刚投降的国内劳动人民对事变的反应时,特务“希洛本”愤怒而懊丧地写道:
内部的敌人热烈地欢迎了波茨坦宣言。他们在东京和大阪的街上拿着红旗游行。警察无权向他们开枪。左翼的报刊称呼天皇时仅仅叫他的名字——裕仁,就好像称呼一个普通的三轮车夫一样!……但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却是赤色分子要求政府给饥民发救济米的示威游行。游行者冲破了几重警察封锁线,闯进皇上的内宫,跑到厨房里去视察。几个摄影师带着摄影机跟了进去,不久东京的工人俱乐部里就演出了一部名叫“我们挨饿,裕仁胀死!”的纪录短片——片子的每一寸都值得叫制片者受到五马分尸的极刑!再如关于一次反对无故解雇工人的大罢工的纪载:美国军事当局得悉约有两千罢工者,和声援他们一致行动的别的企业的工人,已经占据了电影公司,把那地方变成了一个正式“据点”。由某龟井澄雄领导的一群左翼电影导演们,设计了一系列的诡诈的圈套,作为他们的“防御工事”。如果发生警察捕人的袭击,楼房前面的按在大桶油漆上的电影扇风器,就会朝着来人的眼睛泼出油漆,锯下的大树会从上面砸他们的头,一袋袋的碎玻璃片会从屋顶和窗户里像大雨似地倾下。
在美军当局决定以武力攻占这个“据点”的那个早晨,反动派出动了装甲车、坦克、甚至一架飞机,以及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和日本警察。他们密密层层地包围了电影公司。挤在指挥进攻的军官群里,“希洛本”看见靠大门的屋顶上堆满着砖头、大车轮子、板箱,院子周围的铁丝网通了电,从墙外可以听到里面在以扩音器进行统一的指挥……。可是当罢工群众明显地看出敌人的意图是要以大规模流血事件破坏罢工的持续时,他们立刻改变了斗争策略,打着大红旗,唱着国际歌,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冲出了包围圈,避免了对自己不利的武力冲突,这样转移了阵地,保全了力量。就在这样一些简短的描写中,金罗曼表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写出了人民的力量。
对于战斗的朝鲜人民,作者更热烈地歌颂了他们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作品开头与结尾所描写的朝鲜游击队的乐观主义与坚苦卓绝的精神,日记中那个被哈希伯格尔日夜非刑折磨,但始终保持着沉默与庄严的女俘虏“卓娅—4”,那个在一捧鲜花中拉响了手榴弹,炸死数十个“欢庆胜利”的美国鬼子的平壤女儿……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英雄人民,使侵略者至死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着这样的坚强意志。
在金罗曼的这部优秀的作品里,帝国主义的残暴无耻和世界人民民主阵营的正义坚强之间的对比是十分鲜明的,作品同时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胜利必然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这一边。
〔一〕“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在排印中。
〔二〕“希洛本”(Hiropon)是一种含有毒素的兴奋剂,类似海洛英;这个特务因嗜好此物,在日记后半即以“希洛本”为联络代号。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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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四一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四一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二周年的社论,题为“列宁主义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伟大思想武器”。社论说:列宁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歪曲,而且在于他依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斯大林同志光辉地发展了列宁主义,使列宁主义的光芒万丈的理想一天天变成越来越广大的各国人民群众的财产,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把革命理论的意义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他们教导各国共产党人要善于充分利用革命理论的动员、组织与改造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的斗争,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论接着叙述了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无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在党内外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社论又说: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党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生动与密切的联系这个学说作为他们日常活动的指导的。经验表明:凡是在党员不脱离非党人民,不把自己局限在党的小圈子内的地方,凡是在党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密切地注意他们的革命性、研究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这种方法来检查党的政策是否正确,从而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地方,党的政策就必能取得胜利,党就能得到极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党的影响也就一天一天地扩大。社论最后着重指出:我们的时代一再清楚地证明了列宁主义的不可辩驳的正确性,预示不朽的列宁主义思想将在全世界得到胜利。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在今年四月十一日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摘录:“争取和平与争取英国的民族独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约兹维亚克评贝鲁特所作“论党”的书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与和平的胜利而斗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舒恩的“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党机构的选举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吉尼的“意大利共产党党小组长的工作经验”等。
约兹维亚克的文章说:贝鲁特同志的“论党”一书,描写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坚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争取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中所走过的道路。对党员来说,在完成目前每一个党的组织与每一个党员所面临的伟大任务的日常斗争中,这本书是一个真正的指针。“论党”这本书所以产生,是因为贝鲁特同志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波兰的情况中去。约兹维亚克的文章接着详细分析了从“论党”一书中反映出来的贝鲁特如何克服哥穆尔卡集团的破坏活动并巩固了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情形。
舒恩的文章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将在七月举行。党的各个支部正在举行大会以听取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改进党工作的措施,并选举新的党委员会。之后,大企业中及城、区、州中的党组织就将举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将批判地讨论各该组织中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选举新的党机构,并选出代表以便参加将要举行的党代表会议。这些大会的举行将是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些大会上,我们工业中一些最优秀的活动分子,将交换他们的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舒恩并指出:对官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是筹备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主要工作之一。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任务,党的领导机构必须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在选举新的党委员会时,从能力较强、觉悟较高及比较积极的党员中提名候选人,是十分重要的。
本期并在“中国人民的决心”标题下,刊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消息。(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文教局举办速成识字教学法讲座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为在全市工农及市民群众中广泛推行速成识字教育,在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举办了一个速成识字教学法讲座,以培养必要的师资。参加听讲的有全市各区及各工会文教工作干部、各文化馆的干部,以及全市工农和市民业余教育的专任教员共九百多人。参加讲座的学员们听了关于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基本理论和教学过程的报告,和北京市郊区高碑店文化馆在农民中实验速成识字法的经验的报告,并看了介绍速成识字教学法的展览会和幻灯。参加讲座的学员们经过三天的学习,一般都认识了速成识字法的基本精神并掌握了教学的基本方法。他们都表示有信心加以推广。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从一月起就先后在高碑店等处开办实验班二十余处,取得了较完整的教学经验。为了更进一步地应用速成识字法扫除全市文盲,文教局已决定在石景山、门头沟等工矿区,市内各区和郊区农村中选择重点大规模试验速成识字法。这一决定受到全市工农及市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北京市现有十五万工人、九万多农民和市民参加学习,他们都将在短期内获得读写能力。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云南丽江专区少数民族中开始推广新法接生
云南省丽江专区鹤庆县第六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十多个村庄,现在都有了接生员;妇女生产的安全有了保障。
过去,这里的民家族、一部分彝族和汉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过着非常贫困、落后的生活,妇女生产时全用古老的方法接生,产妇受尽了痛苦,遇到难产的妇女更是十之八九大小双亡。今年二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派到滇西北地震灾区工作的医疗队,在鹤庆县第六区办了一个助产速成训练班。当地妇女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各村妇女慎重地推选出五十四个妇女,参加助产速成训练班学习。
这五十四个妇女,都生过孩子,可是没有一个把孩子养大的。以前,她们只是含着眼泪想:“该有几个,命中注定。”现在,她们经过学习后,懂得了新法接生的道理,想起她们由于旧法接生而染病死去的孩子,便难过得痛哭起来。民家族妇女薛善英生过六胎,都没有满月就死了。她痛苦地说:“过去不懂接生法,把小宝宝都冤死了。”因此她们在学习中发挥了充分的积极性,克服了不识字和不懂汉话的困难,不分日夜地进行苦学。在举行毕业式那天,她们纷纷走到毛主席像前宣誓:“要把毛主席的恩惠带到各村去。”
她们回到村里后,积极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大同村、牛街村都接连开了四个晚上的妇女大会,参加大会的妇女挤得满坑满谷,大家愈听愈高兴。老婆婆亲切地嘱咐媳妇说:“好好听着,你们年青人现在享福了。”
牛街村的陈瑞玉、杨宜春和段瑞玉,是助产速成训练班成绩最好的几个,她们不但在妇女一般顺利生产的情况下能够接生,并且能接难产。龙门哨村段二祥的妻子难产,两天两夜没有产下,一家人哭得没法,陈瑞玉等听到后,便从十多里路以外赶来,安慰了大家,并立刻让产妇躺在床上,经过两小时的助产手术,终于安全产下。产妇的家属和来看的妇女都转忧为喜,产妇的母亲说:“没有你们,我的女儿怎能活;没有毛主席,你们怎能学到新式接生法。”
最近一个月来,这些经过训练的接生员们在全区共接生四十多次,每次都是大小安全。因此,新法接生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喜事之一。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组织起来比单干强
力群 张怀信 药恒 吉林 郝超 云挺作
(十六)庄稼快成熟了,村上的评比组到田里来参观。一看到李四小互助组的谷子,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庄稼长得真好,咱村要数第一啦!”
(十七)评比组到王全保的地里一看,只见谷子七高八低,缺苗的地方还补种了蔓菁。有人笑着说:“你们看吧,单干户的庄稼到底赛不过互助组。”
(十八)秋天,王家庄的人们都忙着秋收。李四小互助组收罢谷子收玉茭,割的割,搬的搬,大家分工合作,干得挺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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