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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选用优良品种，是保证农业丰产的重要条件之一。河北省冀县农业劳动模范郁洛善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分重视选种。这是社员孟喜华和刘东桥选取华农四号谷种和斯字二比棉种，正准备去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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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
我揭露美方血腥“甄别”伎俩
对美机扫射我江东俘虏营提出严重抗议
【新华社开城十二日电】十二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我方首席代表就五月十一日对方军用飞机又一次扫射我方备有显明标志的江东俘虏营，重伤对方被俘人员四名的血腥的案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你方军事飞机四架扫射我方备有显明标志的江东第八号俘虏营。据初步报告已知重伤战俘四人。这是你方继一月十四日轰炸江东俘虏营、三月十六日扫射昌城俘虏营、五月四日与五日轰炸扫射昌城俘虏营之后，又一次对你方被俘人员进行扫射的违反一切国际法规的不能容忍的罪恶行为。你们为了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在你方俘虏营中造成多次血腥惨案。你们又接二连三的狂轰滥炸和扫射我方战俘营，来屠杀你们自己的被俘人员。这就再一次向全世界揭露你方所声称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以及‘尊重战俘天赋的权利’等等，无非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与胡言乱语。对于五月十一日的事件，我向你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你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此事件。”
我方继痛斥对方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和所谓“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我方代表指出：“为了掩饰你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横暴企图，进行你方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你方在昨日的发言中再次提出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和所谓‘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我方早已彻底揭穿并断然拒绝了你方这种欺骗方案。你方在暴力与屠杀的野蛮手段下，一手制造的所谓甄别结果，无须进行任何调查，早已为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正义的反抗所揭露无余而彻底破产。对于战俘根本就不容许进行任何甄别。所谓甄别的活动本身，就直接违反了日内瓦战俘公约和一切国际公法，违反了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的自然愿望。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一一八条明确规定在敌对行为终止后，必须不加迟延地释放与遣返战俘，正是为了防止假借‘自愿’的名义，进行所谓‘甄别’来企图扣留战俘的勾当。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七条明文规定战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声明放弃公约所赋与的权利的全部或一部。无条件全部遣返是战俘应有的权利，不容许以任何名义予以剥夺。你方直接破坏你方自己所一再引用的日内瓦公约，公然在我方被俘人员中进行所谓甄别活动，企图剥夺我方被俘人员不容剥夺的遣返权利。你方还有什么资格提出‘个人的天赋权利’？你方长时期以来，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虐待、威胁、侮辱、迫害、屠杀，以实现你方蓄意已久的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你方利用蒋介石匪帮和使用李承晚特务对我方被俘人员使用酷刑进行强迫刺字、请愿、写血书、打手印的令人发指的勾当。你方战俘营中根本没有我方被俘人员表现意志的自由，只有你方使用各种方法强迫我方被俘人员的自由。你方将我方被俘人员强置于这种地狱般的暴虐控制下，而你方却还居然敢于提出‘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具有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公正机构，愿意到充满着公开与暗藏的虐待、迫害和威胁的你方俘虏营去忍受你方的玩弄与侮辱？我方已在五月二日提出了完全公平合理的折衷方案。现在会议之所以没有进展，完全是因为你方坚持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当炮灰的主张。我方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这种片面无理的主张。自从五月二日以来，你方始终采取不惜使谈判破裂的办法，企图强使我方接受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我必须坦白指出：如果你方决意破坏停战谈判，你方就应该正式宣布停战谈判的破裂，否则我方将坚持会议的经常的进行，而我方将在会议上继续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你方昨天又一次声称：你方不准备从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退让。我要再次质问你，这样做，你方是不是准备破裂停战谈判？你方应该清楚知道你方这种恫吓的手段除向全世界证明你方毫无谈判诚意以外，不论在会场上或战场上都已遭受到惨重的失败。如果坚持下去，还将遭受更惨重的失败。”对方对于我方的严正指斥，犹图狡赖，妄称其在暴行与屠杀下，一手制造的所谓“甄别结果”为“事实”，并再次提出了无限制休会的建议。我方代表严词指出：“事实是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接二连三地进行屠杀，企图强迫扣留我方的被俘人员。事实是你方连续地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扫射，毫不关心你方自己被俘人员的利益。我方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除非你方正式宣布谈判破裂，我方将坚持会议的正常进行，继续在这一会议上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不容抵赖的事实真相，揭穿你方的欺骗，继续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代表团大会定于十三日十一时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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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方蹂躏国际公法强行“甄别”的血腥行为无法摧毁我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的坚决意志
【新华社开城十二日电】美方强迫扣留十万以上我方被俘人员的大阴谋，已成为阻挠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唯一障碍。尽管我方在遣俘问题上作了不断的努力和巨大的让步，但是，美方却一贯无理坚持其以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为目的的“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美方为了达到他们这个卑劣的目的，竟不惜进一步蹂躏国际公法，使用种种残暴无比的手段，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美方企图以他们这样一手制造出来的虚构的“甄别结果”，作为“既成事实”，强迫我方接受，从而达到他们强迫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的阴险目的。
事实上，美方强行“甄别”被俘以便扣留他们的野蛮措施，是一个史无先例的暴行。它破坏了国际公法，特别是美国政府也签了字的一九四九年的关于对战俘的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整个日内瓦公约没有一条准许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相反地，它规定战俘必须全部遣返，战俘的这一权利及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是绝对不能任意予以剥夺的。关于这一点，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舆论也已不止一次地提醒美国注意了。例如，四月三日“外事报道”说：“日内瓦公约中有关的条文实际上认为：战俘依该公约规定所享受的权利不得予以剥夺。这些权利之一便是遣返。”五月八日的“泰晤士报”也承认：“两百年来，大家一直公认，在战争结束后，交战国应该遣返战俘。”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形式上使这个义务有了约束力”。而现在美国侵略者竟无耻地以所谓“甄别”来剥夺战俘遣返的正当权利，这难道不对日内瓦公约明目张胆的破坏吗？甚至美国侵略者自己也无法抵赖，他们所进行的“甄别”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四月九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曾问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乔埃：美方对朝中方面被俘人员进行“甄别”以“重新分类”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什么条款？乔埃无法掩饰地答道：“日内瓦公约中没有什么条款规定要查明被强迫征入军队的人们。”美国侵略者的“甄别”是毫无任何理由的，是彻头彻尾非法的，这再明白不过的了。
美国侵略者装出一副“公正”、“人道”的面孔，一再无耻谰言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甄别”是为了“尊重个人意志”，为了决定所谓个人“真正信念”。但是，美方为了“甄别”而制造的无数血腥的惨剧，戳破了它的弥天大谎。血淋淋的事实说明：“甄别”的真相是美国侵略者用血腥的手段来妄图摧毁我们被俘人员的个人意志，来妄图强奸我方被俘人员的真正信念。美国侵略者为此并招来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匪帮的特务分子，强迫我方被俘人员接受法西斯教育和参加反动组织，并且强迫他们刺字、写血书、按血指印，有的特务分子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着被打伤的我方被俘人员的血按上自己的指印。我方被俘人员对此一有反抗，打、骂、饿、杀种种暴行随之而来。蒋匪特务并且公然对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我方被俘人员恫吓说：“你们已被刺字，回去只有死路一条。”美国侵略者在“甄别”之前就在战俘营中作了这样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勾当，其目的显然是妄图首先吓倒我方被俘人员，使他们不敢表示个人意志和真正信念。
而在“甄别”进行时，恐怖的气氛同样地笼罩着战俘营，甚至美方的声明都不能掩饰这一点。侵朝美军司令部四月二十五日的声明透露，在进行“甄别”以前的二十四小时中，侵朝美军当局首先即在我方被俘人员中制造恐怖空气，说什么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恫吓我方被俘人员“在未举行个别谈话以前不要和别人谈这个问题，也不要透露他们的决定”。在进行“谈话”时，每一个人“都被分别叫去进行秘密谈话”。在这种威胁恫吓的气氛之下进行的“甄别”，是个人意志遭到了强奸，而不是尊重。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这样的非法“甄别”遭到我方被俘人员的反抗时，美国侵略者竟狠毒地用集体屠杀的方法来消灭这些勇敢地表示要求遣返的坚强个人意志的我方被俘人员。二月十八日和三月十三日的巨济岛惨案，都是最近的例子。而当“甄别”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时，美国侵略者更悍然不顾我方被俘人员的个人意志，硬说他们“拒绝遣返”，擅自把他们从应遣返的战俘名单中删去。事实上，美方要扣留大批我方被俘人员是美方既定的罪恶计划，所谓“甄别”只不过是为实现这个计划的卑鄙手段之一而已。据美国“新闻周刊”四月二十一日透露，美方的“共军俘虏正式名单也在逐渐削减中，华盛顿希望它能够进一步减少”。美国侵略者所无耻炫耀的“甄别”实际上就是强行扣留的代名词，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美国侵略者企图利用“甄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阴谋被我方有力地揭穿以后，李奇微和杜鲁门在五月七日又急忙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停战后让所谓“适当的国际组织”，对被美方“拘留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询问”。这是美国侵略者又一个企图欺骗世界人民的阴谋。美国侵略者企图用“重新进行询问”来偷偷摸摸地使它的“甄别”成为合法。来为它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行解脱。如果容许美国侵略者这样做，那就等于毁弃日内瓦公约，而且，尽人皆知，美方的战俘营是一个人间地狱，整个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在那里，特务横行，明的和暗的威胁、迫害以至屠杀随时随地在发生着。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我方被俘人员是断无表示个人意志的真正自由的。除了美国侵略者御用的“国际机构”以外，是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国际机构愿意毁弃自己的尊严，到那里去忍受美国侵略者的愚弄的。杜鲁门和李奇微之流的“重新进行询问”的谎言，不过是掩饰“甄别”的非法性和虚伪性的花招而已。
事实是如此明白地摆着，美方所谓“甄别”或“重新进行询问”，是完全非法的，是一个卑鄙的骗局。美国侵略者决不能逃避破坏国际公法的严重罪责，决不能逃避它应得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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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来京参加“五一”节的劳动模范代表
写信给毛主席保证带头增产节约
【本报讯】各地来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劳动模范代表，离京前写信向毛主席致敬。原信如下：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从六个大行政区到首都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劳动模范。在我们将要离开北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时，我们都很想把我们心里的话告诉您，也向您提出我们的保证。
先说“五一”节那天观礼的情形吧！我们站在观礼台上，一直向天安门上观望。毛主席！当您从天安门走近我们、不断向我们招手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跳起来了，很多同志大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您这一招手，给了我们很大力量；我们能看到您，感到多么光荣啊！我们决不能辜负您给我们的这种光荣！
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能有今天的光荣，都是您给我们的；没有您和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劳动模范今天的光荣！我们一方面感到光荣，一方面也感到任务是很重的。要永远保持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的称号，就要永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大家继续不断地前进。在这里，我们全体劳动模范向您提出保证：保证今后在生产战线上进一步打胜仗，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带领大家努力完成增产节约计划，努力学习先进工作法，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更有信心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我们绝不怕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要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全体劳动模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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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普拉沙德当选为印度共和国总统
毛泽东主席致电表示祝贺
【新华社十二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电贺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当选，电文如下：印度共和国拉金德拉·普拉沙德总统阁下：
欣悉阁下当选为印度共和国总统，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人民表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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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民用航空局
减低各航线客货运价
【新华社十二日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为了减轻航空旅客负担，促进物资交流，发展空运业务，已自四月二十九日起，将各航线客货运价减低。如重庆、汉口间客票价原为二百八十万元，现减为二百三十万元，货物运价每公斤自四万二千元减至二万三千元。重庆、昆明间客票价原为三百五十万元，现减为二百五十二万元，货物运价每公斤自五万二千元减至一万五千一百元。该局其他通航地点，两地之间的客货运价和所有各线邮件运价，都已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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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美方谈判代表的无耻谬论是没有市场的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一面蛮横无理地坚持其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荒谬主张，来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一面又厚颜无耻地大放厥词，来为他们的荒谬主张进行辩护。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埃在十一日谈判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种无耻谎言的又一次集中的表现。
乔埃在他的发言中，竟然将我方对战俘问题所一贯采取的严正态度，说成是我方“不愿正视个人的固有权利”，提出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甄别”和所谓“对甄别过程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显然，乔埃是妄图以蛮横的叫嚣来颠倒事实的真相，并为他们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寻找市场。但是，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俘营中所犯下的血腥暴行已完全证明了：他们所坚持的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不过是他们灭绝人性地蹂躏人权，并大规模屠杀和奴役我被俘人员的代名词，因而乔埃之流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就不能不遭到彻底的破产。
人们都知道，尊重战俘“个人固有权利”的最好的办法，是使战俘在俘虏营中受到人道的待遇，保护战俘不受虐待、威胁、侮辱或毁伤身体，并且在敌对行为停止后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使他们归返家园，重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是美国侵略者不但在战俘营中违反一切人道的原则，对我被俘人员强迫刺字、逼写血书，并加以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还妄图在停战实现后大批扣留我方被俘人员，送给蒋介石和李承晚匪帮充当炮灰。事实证明，美国侵略者完全不顾战俘个人的愿望，而不断制造着人间的惨剧，这那里有什么“个人固有权利”的丝毫影子呢！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我方自始至终主张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双方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使他们与亲爱的家人得以早日团聚。而且不仅如此，我方为了进一步照顾所有的战俘都能够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愿望，在三月二十七日又曾对遣返战俘原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和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和南朝鲜军队的被俘人员，凡原籍或家庭在其本方军队控制地区内者亦须全部遣返；而双方朝鲜籍战俘之原籍或家庭在收容一方地区内者，如本人要求回家过和平生活者，可以不必遣返。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方的这个公正主张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战俘的个人利益的。事实证明只有我方是真正尊重战俘“个人固有权利”的。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俘营的黑暗和恐怖是举世皆知的；他们为了制造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藉口，在他们的俘虏营中竟对我被俘人员横加“甄别”。美国特务把我被俘人员打伤或打昏之后，拉着我被俘人员的手指蘸着血，在他们所谓
“不愿强行遣返”的名单上打指印；有的甚至由美国特务用自己的手指蘸着受伤者的血去盖假的指印。美国侵略者的这种残暴无耻的做法，激起了我方被俘人员忍无可忍的愤怒反抗，被拘在巨济岛的我方被俘人员于本月七日在激愤的情况下一度扣留了美方俘虏营长官杜德。这不过是我被俘人员奋起反抗美国杀人犯以屠杀手段对我被俘人员强迫进行所谓“甄别”的许多事实中的一件。然而这已足以说明乔埃之流口中所说的“尊重”战俘“个人的固有权利”是怎样的一种血腥罪行了。
美国侵略者对战俘强行“甄别”是根本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的，我方根本不能予以承认；而乔埃之流的所谓“重新甄别”则更是双倍的荒谬了。至于美方企图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而制造的血腥事件，早已为世人所共知，连美方记者的报道和美国空降特务的供词也予以证实了，这显然是不必要进行任何调查的。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侵略者还有什么资格提出什么“公开并共同证实甄别”和什么“对甄别过程公正证实”呢？
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荒谬主张，不管它改变多少花样，对于稍知事实真情和稍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是绝对没有市场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及朝鲜战争中的双方战俘都完全晓得朝鲜谈判的僵局是由美方所一手造成的；美国侵略者要想推卸他们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责任是决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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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
招待我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等
【新华社十二日讯】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于十二日举行酒会，招待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
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应邀参加酒会。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业部部长梁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曾昭抡，人事部副部长邢西萍，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德珩，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周建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
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张奚若、邓颖超、刘贯一、吴玉章、叶企孙、陈垣、孙晓邨、汤用彤、裴文中、严济慈、齐白石、梅兰芳、沙可夫、李伯钊等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及我国前赴印缅文化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和在京团员多人也应邀参加酒会。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以及大使馆外交人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潘迪特夫人举杯祝毛泽东主席健康、周恩来总理健康，并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表示：欢迎以潘迪特夫人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访问将更加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举杯祝尼赫鲁总理健康。
酒会后，印度文化代表团团员、印度舞蹈家劳·姗达女士等表演舞蹈和音乐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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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国工会代表
到达南京参观
【新华社南京十二日电】前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世界工联和各国工会代表团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十二日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许之桢陪同来南京参观。代表们下车后接受南京市各界代表献花。代表们当日下午凭吊雨花台烈士陵墓，晚间出席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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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文化代表团由北京到达沈阳参观
【新华社沈阳十二日电】缅甸文化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团长宇吞帕率领下，于十二日由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专员陈应陪同来沈阳参观。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及其夫人同行。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刘芝明、副部长罗烽，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车向忱，沈阳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草明，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塞克及沈阳市文化、教育界代表等多人。该团当日下午参观了中国医科大学。晚上，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刘芝明设宴欢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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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
陈伯达
（一）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特别是对于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这一著作的主要观点，作了极其杰出的分析的工作，从而展开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问题的各个方面。阅读“矛盾论”，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毛泽东同志在从事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深刻地和如何生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而也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历来在我们党内关于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斗争中，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更深，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任何时机总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结果总是战败了论敌。
中国是一个处在长期革命中的大国。特别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它的规模的壮阔，革命与国内外反革命的生死斗争的残酷，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又联合又斗争，革命敌友的变化与重新组合，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挫折，进攻和退却，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革命斗争形式的多种多样，作为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广阔地面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多端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特别表现出激烈的矛盾，激烈的变化，也即是说，特别表现出历史事变的辩证法运动。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的指导的原理，去掌握这样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辩证法运动，不断地把这种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所提供的新东西用以丰富我们思想上的辩证法，用以丰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否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他的“矛盾论”，就是中国革命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并且是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极端复杂和极端曲折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相联系的。在这一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错。两类矛盾的斗争之间的差别及其互相联结，对立的同一性；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对立的同一性；根据不同的条件，民族斗争本身有它的多面性，阶级斗争本身又有它的多面性；各种不同的斗争状态的互相推移；局部斗争和全局斗争的互相联结；如此等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差不多把中国革命长期中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都集中起来，因而也就把辩证法问题最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泽东同志临在这样一个时期，特别用力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矛盾运动的诸问题，并把这种研究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结合起来，这就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事情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使得我们同志们处在这样极端复杂的矛盾交错的时期，能够不致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倾的错误，又避免陷入右倾的错误；使得我们终于摆脱了国内外敌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而国内外的敌人结果只好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道路上。
（二）
列宁说，辩证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没有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又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带着对现实的任何观察与接近之无数侧面的（具有从各个侧面发展成为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认识……”。（“关于辩证法问题”）辩证法是和片面性完全不能够相容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中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都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正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特点。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们就没有唯物论，也没有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
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
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
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
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
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
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
观主义的。”
事实正是如此。
主观主义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只是固定化在他们自己设想的一些僵死的公式里面。他们特别沉溺在以下的这两种公式：第一种公式：如果说那里有统
一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矛盾的东西。第二种公式：如果说那里有矛盾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统一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统一的片面，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矛盾的片面。他们不会在统一中把握其矛盾，又不会在矛盾中把握其统一。
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这些僵死的公式用在政治问题上，便完全陷于极端的荒谬，而致害于革命。例如：当一九二四——二七年间，我们党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一种，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一套。又例如：当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二种，因而在政策上又形成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另一套。
主观主义者既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只会死板地绝对化某一个突出的片面，而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又只会死板地绝对化另一个突出的片面，因此，他们就可以时而犯右倾错误，又时而犯“左”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阐发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在警告思想的片面对于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危险性。毛泽东同志着重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狂妄无知，曾经很重大地危害过革命的缘故。
毛泽东同志用了较多的篇幅，卓绝地论述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懂得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教条主义者既然不懂得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而也就剥夺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真实血肉，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实际上也即是不懂得什么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说明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特别咀嚼了列宁所指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什么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是具体地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这又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很明白，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不幸，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失掉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们离开这一切具体的分析，因而对于革命的运动，对于一切事物，就都只能类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是没有不失败的。
由各个方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达到捉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出：必须捉住主要的矛盾，从而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又从而为继续解决其他的矛盾开辟道路。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那末，对于捉住主要的矛盾这一件事，也就只好像在海底捞针一样，是永远捞不着的。例如：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打到我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还没有看到所发生的矛盾的新变化。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去捉住这个新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并从而变化自己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就必须分别该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他说：“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能够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那末，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任何的问题。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和非主要力量，就有了完全颠倒的看法，把国民党的反动力量看成抗日的主要力量，而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看成抗日的非主要力量。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找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这两方面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同样也不可能找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教条主义的失败，恰恰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辩证法运动中的重要的地位，而谁如果再不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谁就还是只好等着失败。“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者的失败为鉴戒”。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
（三）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在世界革命的总运动中找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在每一个时期内，总是联系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的问题。他善于针对着中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发现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从而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其某一定时期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并且在各个时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国各个方面的矛盾，使得人们在纷乱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辉。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国民党的各阶级革命联盟为组织形式，形成了第一次的民族统一战线。资产阶级的人们之所以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他们那时有和国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但又因为他们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又和共产党进行领导权的斗争。共产党进行这个联合是正确的，必要的。在这个联合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曾经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对立方面的统一的可能性，即不承认联合。但在这个联合业已形成之后，便特别突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统一中的对立，即不承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从事关于革命敌友的矛盾的分析，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便一方面反对了前一类的片面性，而另一方面又特别用大力反对了后一类的片面性，因为革命规模的发展——特别是农民革命的发展，右倾的片面性已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
当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相继叛变了革命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双方的力量之间形成了新的分化，新的结合。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顾蒋汪国民党的叛变，独立地开辟了广阔的土地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更加深入了，但是由于蒋汪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却遇到了新的困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由原来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而走到否认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随又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合伙，因而被逐出党外。但另方面，在党内则重新出现了一些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的矛盾，但是他们否认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以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可以很快地在一个偶然的早上，便在全国规模上得到解决。他们看不见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内部的矛盾，也看不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朝派与中产阶级在野派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们主张的政策是“一切打倒”，以为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什么灵活的余地，甚至以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都不会有什么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们把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派都看成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甚至以为它们还是比蒋介石更危险的革命敌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分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对于推动革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进，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之下的反革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形成的继续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便是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依靠自己正确的机变的政策，而在四周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他分析了这个突出的矛盾，便得出了中国革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结论，预见了乡村革命根据地和一些小块的红色政权在长时期的斗争中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它们将成为新的大革命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占中国大片的领土，使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当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向华北侵入的时候，就更加突出了这种变化。但我们党内原来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曾经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这种变化，随后承认了这种变化，却又由“左”的方面的片面性转到右的方面的片面性。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只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民族的矛盾，而完全抹煞其他的矛盾，抹煞了中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抹煞了美英帝国主义除了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外还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因而否认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方面力量的差别，否认了在那作为美英帝国主义工具的蒋介石国民党与我们党之间对于抗日问题有反人民的路线和人民的路线的差别。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些同志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的错误。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他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说，因为有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所以我们党便能够重新提出并从事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正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但同时又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以及蒋介石的被迫参加抗日这一件事在实际上是反映了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就必须鉴戒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覆辙，而在统一战线中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坚定地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力求推动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人民，使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发展为人民胜利的结局；那些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而放弃斗争的，也正是犯了极其严重的片面性的错误。
在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的矛盾。他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中国人民原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已变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从这个具体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预见了全国人民除了继续斗争再无出路，人民解放军将由防御转到进攻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蒋介石则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样地批判了从右方面来的和从“左”方面来的两种片面性。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把这些叫做“软弱无能的思想”。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在乡村中损害中农和破坏工商业。毛泽东同志揭露了资产阶级中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但同时指出了：
“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因此，就使得一些同志纠正了“左”的片面性的错误。
当一九四九年春间，蒋介石匪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全国正接近完全解放的时候，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矛盾根本变化的新形势，即指出了二十几年来中国革命以乡村为重心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代之而起的，乃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所将存在的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由这些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同时指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巩固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规定了关于这些方面的种种政策。
在政治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而所要反对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右的迁就主义，另方面就是“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在经济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也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片面性。他这样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反对各种片面性而规定这一切正确的政策，同时便已警告了我们党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必须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正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捕捉当前特殊的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的指导的原理，一个一个地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它，由此引导我们伟大的人民不断地克服无数的困难和阻碍，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准备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总是驳斥那些或者只看到统一而没有看到矛盾、或者只看到矛盾而没有看到统一的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而随时根据革命生活的发展，从统一中看出矛盾，又从矛盾中看出统一，因此就正确地保证了党的政策的极大机动性。
历史同样又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矛盾的特殊性当做孤立的东西。他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充分地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之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他不论在分析任何一个具体的矛盾或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都不曾忽视矛盾的普遍性，而总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伟大的导师的学说，从矛盾的普遍性中看出矛盾的特殊性，又从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矛盾的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他从世界矛盾的全局来观察中国的矛盾，同时他又从分析中国的矛盾而看出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力量所包含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著作正是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模范地处理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并由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是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个理论。
然而不只是像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这样的大问题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范围中都会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就战争这一个问题说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接着他就详细地说明了全局性和局部性的互相关系，一方面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另方面又指出：“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的情况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很明白，如果只是限于笼统地看看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具体地揭露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如果只是笼统地看看全局的东西，而没有具体地揭露局部的东西——特别是揭露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东西，那末，便会犯片面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反之，如果只限于表面地看到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密切地联系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说，如果只是限于看到局部的东西，而没有密切地联系全局的东西，那末，便也会犯片面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析方法，随后即作了以下的概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
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
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
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
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为矛盾
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
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
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
证法。”
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乃是毛泽东同志的贡献。
（四）
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列宁讥笑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万分迂腐，因为他们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完全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必须有极大的机变性。（见列宁：“论我国革命”）
列宁在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字来断定全部通信集的集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么这个字就是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们对之有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进步的地方，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方面。”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写道：“科学底历史表明着：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辩证法的精神贯通全部现代科学。”
由此可见，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因为有一个东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贯串起来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同样地，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要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同志一切著作的思想中，有一个东西贯串起来的，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不但一切著作都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不但写了“矛盾论”这个专门的辩证法著作，而且还在他关于各种问题的许多著作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常给我们作直接的启示。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现象和实质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问题，又如前面本文所引述的关于全局性和局部性的辩证法问题。在“论持久战”的著作里，他直接地提出了关于唯物的全面的认识论一系列的辩证法问题，而批判了主观的和片面的认识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学习”的著作里面，他写道：“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正是直接地提出了辩证法的问题。如此等等。
毛泽东同志平日不论在任何场合，总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完全忠实于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道：
“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底展开（注意）等于辩证法的认识之本质。”毛泽东同志许多著作，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等等著名的论著，其特点也正在善于展开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先分析事物矛盾发展的最初状态，随而一步又一步地，一层又一层地深入暴露现实的一切方面、各个方面的互相交错和互相推移，而达到关于解决矛盾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所以能够吸引中国的人心，使无数的中国人在困难与迷途中看到自己的光明，就是因为这些著作展开了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对于当时具体的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种关系，给予了天才的分析与综合，从头至尾地交织着革命的生活的辩证法，因而使得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是不可抵抗的。
在整个抗日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关于政策问题的那些论著，纵横屈伸地分析各种矛盾，并根据对方的各种矛盾的方面而提出各种差别的对策，完全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非常出色的活泼泼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那样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很明显地，那是因为他是在战斗中过生活，他为人民的斗争而研究辩证法，并用辩证法去和各种论敌作坚定的斗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上曾提到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辩证方法“在实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同时指出：“列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都为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所贯注的”。斯大林在
“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上说到辩证法这一个字的原来含义就是进行论战。他指出：“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借助于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贯串的辩证法精神就是斗争的精神。没有斗争就没有辩证法。因此，任何学究决不可能懂得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经历，就是他应用唯物辩证法去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以及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历，而他在斗争中又随时吸引人民斗争的力量以增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面说到“自觉的能动性”。毫无疑问：凡是在革命中能够高度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便是他能够和当前具体的斗争结合起来而高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战斗的著作，它的发表，对于我们有伟大的新的意义。它将使得我们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它给我们以工作的尖锐的武器，将使得我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分析具体的问题和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促进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新胜利。
“矛盾论”的发表，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力量不足和生气不足的学术界，给予了一个当头的批判。我认为我国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熟读毛泽东同志这个著作，从那里得到启发。如果他们中还有如像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的作风，那就应当抛弃这种作风，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动自己的脑筋，在思想战线上和学术上认真地有所作为，以符合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