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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青岛第八棉纺织厂某些行政领导干部
竟拒绝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
全厂的织布工作方法陷于混乱状态，次布率增加
国营青岛第八棉纺织厂（以下简称八厂）某些行政领导干部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抗拒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妄想自己独搞一套。结果，全厂先进工作法的推广工作陷于混乱状态，次布率增加。
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八厂开始重点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时，在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和青岛纺织管理分局所组成的推广组直接主持下，职工努力学习，曾经收到一定的成绩。但在四月初，就发现工作法有混乱的情形。四月十日，纺织工会市委员会生产部长丁文、纺织管理分局总工程师黄建华、五厂工程师王子屏、四厂代工程师陈凤鸣、四厂和七厂验布间验布老工人及一部分参加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总结工作的优秀工人孙秀贞、王秀兰、王淑美等，到织布车间作实地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他们发现如下的严重情况：（一）根据“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织布值车工应采用二比一的巡回路线，经常检查布面和经轴及处理停台。但是，织布车间工人已根本取消了巡回检查工作，而恢复了在车档乱跑的老样子。结果，因经纱疵点而出了断头和次布，或因次布卷过卷布棍而不能及时发现次布。检查人员当场发现：二七一号车有粗经三十七码，九十八号车有断疵十七寸，另一台车则有断疵二十五寸多。（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分清轻重缓急，灵活运用时间。如果某一巡回中处理停台时间多，行走速度就要快些，检查工作就要少做一些。如果处理停台少，检查工作就可多作并且作得仔细一些，这样，可以适当减少值车工的忙乱现象，使值车工感到工作轻松。但是，八厂的织布工人却不这样作，而是老一套地在车档里乱跑；那里停车，值车工就到那里去开车。参加总结“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织布优秀工人孙秀贞，拿了码表准备测定时，感到根本无法进行测定。她说：“用的不是‘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大部分是过去的一套。”（三）“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合理组织各项动作。因为织布工作是一连串的重复动作，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定来进行。部分值车工，在停台处理和剪刀不离手等方面还做的较好；大部分工人的一般动作也是照规定进行的。但也有小部分工人，还是保持着老一套的剪刀不在手、经纱接头时不用钩子穿住落片等习惯，造成停台多的现象。有一个看二十台车的工人，最多时一下停了七台。
检查人员又到整理车间去查看布的实际情况。他们把已打成包的正布，抽出五包（共一百匹）重新检验。结果，验出次布十二匹；其中尚能修好成正布的有六匹，其余六匹则是地地道道的次布。如果按照重验结果推算，次布率至少在百分之六以上。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所以不能在八厂推广，主要是副厂长杨光煦、织布车间主任丁瑞甫等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对“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采取了敷衍以至拒绝的态度，想自己另搞一套织布法，出出风头。在去年十二月间，当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和市纺织管理分局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组在八厂进行重点推广时，厂长唐伯涛、副厂长杨光煦，不但不积极负起推广的责任，反而往往藉口工作忙，不参加有关推广工作的会议；并另抽出一部分工人，去搞自己的所谓“不巡回、不检查经轴”的工作法。后来，推广组离开八厂以后，正副厂长就索性把“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翻，实行自己的一套，还说这是“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大机动”。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在“三反”运动中，大肆虚报成绩，而且不顾国营棉纺织厂的信誉，把次布混到正布中去，以掩盖次布率增加的事实。如他们在旬报、月报上报告四月上旬的次布率是百分之零点三五，三月份报告的是百分之零点三六；而根据四月十日的抽查结果，却至少在百分之六以上。
这个工厂的党委和工会，对行政领导干部公开抗拒实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事件，也应负重要责任。当纺织工会市委员会和市纺织管理分局的推广组在八厂作重点推广工作时，他们对这工作就不够重视和支持。重点推广结束后，他们也没有拟定巩固初步推广成绩和进一步普遍深入推广的计划。平日，他们藉口不懂技术，对推广工作几乎是不闻不问。“三反”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又藉口工作“忙”，听任行政领导干部把推广工作随便摆布。更严重的是，他们明明知道杨光煦等的作法不对，但却不开展斗争，不去保卫合理的先进工作法，而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因此，他们在客观上就助长了杨光煦等人的自高自大和保守思想，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目前，八厂因另搞一套工作法的结果，次布率大增，且使广大织布工人对“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为及时制止这种严重情况和纠正不良影响，有关领导机关应迅速加以处理。
（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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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同、焦作、京西、阳泉、峰峰等国营煤矿
重点推广马六孩小组先进经验成功
华北区大同、焦作、京西、阳泉、峰峰等国营煤矿重点推广马六孩小组多孔道快速掘进工作法已经成功。这些煤矿的重点小组在试用了马六孩小组的经验后，都数以倍计地提高了自己的掘进效率；并证明了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都可以采用马六孩小组的经验。如果华北各国营煤矿能够普遍推广这个先进经验，并达到这几个小组在四月二十日前的平均掘进效率，将可为国家增产节约一万吨米以上的财富；掘进赶不上采煤的问题，也将随之解决。
今年一月，煤矿工会华北区委员会召开了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总结和推广了马六孩多孔道快速掘进的经验；接着，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发出了切实推广马六孩小组掘进经验的指示。从那时起，华北各煤矿就开始重点推广这个先进经验。煤矿工会华北区委员会在三月份先后组成四个工作组，分赴京西、阳泉、峰峰、焦作等矿帮助推广。现在，重点推广的小组都已收到很好的效果。
大同矿务局赵有、刘守仁、刘玉桐三个小组，进一步学习了马六孩小组的经验，实行了“循环生产图表制”，使劳动力配备合理，各种工种紧密配合，精确地掌握、运用生产时间；同时，实行了“深孔作业法”，使每次掘进深度由一公尺十公分增加到一公尺七十公分，充分发挥了机械和炮药的效力，因而连续提高了掘进效率。刘守仁小组在三公尺宽、一公尺五十公分高的巷道里，十八个工作日共掘进三百五十一公尺二十五公分，平均每工进度二公尺二十二公分。赵有、刘玉桐小组也都超额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
焦作矿务局李封矿刘九学掘进大队认真学习了马六孩小组的经验，使之适合于不同地质和不同煤层。刘九学掘进大队的掘进效率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点三，并且保证工程合乎规格。王封矿许诺小组，学习马六孩小组的经验后，创造了一个圆班进二十八公尺的新纪录（过去一般的掘进效率只有七点五公尺）。
京西矿务局城子矿十二组和三组学习马六孩小组经验已经有了很好的成就，并且向马六孩小组应了战。十二组过去平均每天掘进五点四公尺；学习马六孩小组经验后，三月份平均掘进效率为十一点九公尺，并曾创造了日进二十一点八公尺的新纪录。工人们说：“如果煤车能够供给得上，保证每天掘进十五公尺以上。”三组的全体工人在向马六孩小组应战后，四月二十五日创造了日进二十七点五公尺的新纪录。
阳泉矿务局二矿王金祥小组，在正巷上宽三点四公尺、下宽四点四公尺、高二公尺，副巷上宽二点九公尺、下宽三点九公尺、高二公尺的巷道中，掘进效率达到十六点五公尺（过去掘进效率一般在四公尺至六点五公尺之间）。四矿李太保小组试验成功后，定出了每月掘进三百公尺和全年增产节约十八万四千多斤米的计划。这两个小组也都已向马六孩小组应了战。
峰峰矿务局的试验推广工作也已成功。在试验推广中间，各矿都注意了对工人进行必要的教育，随时批判保守自满等不正确思想；同时，注意了和各有关部门联系配合。但是，互相配合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时还因为材料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或者因运搬力量不足，使已经达到的掘进纪录不能经常保持。
也还有个别煤矿，如京西矿务局的房山东矿，对推广工作很不重视，加以安全工作做得很差，以致在推广中发生伤亡事故。他们配备的三个打眼放炮的工人技术都不熟练，并且违犯安全操作规程，指示三个工人每茬打十二个眼（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一人一次放炮不得超过三个）。结果因为点炮时间过长，加上工人放炮时先点捻后装药（这个矿一般工人都是这样做，有关的负责干部竟一直没有注意），以致放炮后工人不能躲避，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的严重事故，推广工作受到很大阻碍。该矿的领导干部应该进行深刻的检讨。
（煤矿工会华北区委员会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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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必然碰壁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是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织布工作法会议总结出来的。它是集中了青岛、上海、天津及东北等地的优秀织布工人和技师、工程师、专家的先进操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经过试验、观察、测定、分析和讨论后产生的。这是我国纺织工人操作技术的优点的集中表现，是我国纺织业职工群众的伟大的创造。全国各地棉纺织厂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以后，产量质量都提高了，充分显示了这个先进工作法的优越性。
国营青岛第八棉纺织厂的职工，和其他纺织工人一样，对“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是热烈欢迎的。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间，由于职工的努力学习，和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和市纺织管理分局组成的推广组的直接帮助，大部分织布工人都学会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效果很好。次布率由推广前的平均百分之六点五一，降到百分之一左右；产量由推广前每台机器平均十小时产四十二点八二码，增加到四十三点五一码。这些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要发展生产，真正摆脱落后的生产方法，只有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推广先进操作方法。可是，青岛第八棉纺织厂有些领导干部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走了一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道路，结果，把先进经验的推广工作搞得一团糟，而且严重地打击了职工创造和学习先进生产经验的积极性。
这些行政领导干部应该在“三反”运动建设阶段，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立即作出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具体计划。党委和工会也应该克服过去不重视先进经验的推广工作的缺点，协助和督促行政领导干部，切实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
企业领导干部应对一切责任事故负责
四月十三日，京西矿务局所属房山东矿试行推广马六孩小组先进经验的六槽西巷，发生了严重的伤亡事故，死工人一人，重伤二人。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房山东矿的矿长和保安人员竟然根本不做检讨，把责任完全推到受伤和死亡的工人身上，主张给受伤工人治好伤，然后给以批评或处分。他们的理由是：工人违犯了保安规程，因而酿成事故。事实上不重视保安规程甚至违犯保安规程的，首先是房山东矿的领导干部和保安人员。保安规程规定，每个工人每次放炮不得超过三个。但是推广马六孩小组经验时，他们配备了三个打眼放炮工人，指示他们每茬要放十二个炮，也就是说每人每次至少要放四个炮。这个责任难道应该由工人来负吗？至于工人们先点捻后装药，这确是违犯了操作规程的。但是，当时井下的工人还普遍地沿用着这种敌伪统治时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操作方法，却无人教育他们改正。这次事故发生后，有人责问领导干部为什么没有发现并纠正这种现象，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呢？”房山东矿领导干部对工人生命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作风竟然发展到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企业中的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和工程领导干部，必须对一切责任事故负责。这一点，中央燃料工业部
一九五○年发布的关于煤矿保安问题的决定中早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说，不仅是工人在领导干部指示下违犯保安规程酿成事故时，领导干部要负责任；就是工人不懂或忽视保安规程，在操作中发生错误，因而引起事故时，领导干部也是要负责任的。领导干部应当十分重视安全工作，经常地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认真地进行安全检查，以避免各种事故。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应当把保护工人的安全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之一。领导干部忽视安全工作，就是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房山东矿的领导干部完全忘掉了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把安全问题当成自己的职责。他们在向工人布置四月份的任务时，就只强调完成任务，而根本没有提及安全问题；房山东矿井下违犯保安规程的现象并不只是先点捻后装药这一种，而且是普遍的，他们却都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事故，牺牲了自己阶级弟兄的生命时，他们还丝毫不感到痛心，反而毫无道理地把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事情发生了很久，京西矿务局的领导干部也没有督促他们改正错误，显然也是对安全问题不够重视的。京西矿务局和房山东矿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进行公开检讨，彻底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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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反”简讯
“五反”简讯
▲上海市“五反”运动第三期工作已胜利结束，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五日召开“五反”工作干部大会总结第三期工作，并宣布第四期工作开始。第三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这期工作在四月二十一日开始，经过十五天的时间，已解决了六千多户大工商户的问题，处理了七万多户中小工商户的问题。连同第一、二两期已经解决问题的两千多户大户、二万多户中小工商户在内，三期共已解决了十一万工商户的问题，已占全市十六万工商户的三分之二以上；如以职工人数计算，这十一万工商户的职工占全市私营厂店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因此，随着第三期的结束，上海市“五反”运动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上海市的“五反”运动现在已进入了运动的最后阶段。这一期除继续解决五万户工商户的违法问题外，将着重对前三期已经解决问题的大户进行处理。第四期的工作是完整贯彻政策的重要阶段，现在大家已全力贯注地开始了工作，为争取上海“五反”运动彻底地全面地胜利而奋斗。
▲广州市“五反”运动第二期中，市“五反”运动委员会已处理了三万家守法、基本守法和半守法半违法三类工商户，超过预定计划百分之五十。这样就使广州“五反”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迅速形成。第二期工作进行得迅速和彻底，主要原因是：首先充分发动了工人、店员。统计直接参加斗争的工人、店员有九万多人，其中有七万多人经过诉苦和训练，提高了思想觉悟，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成千成万的积极分子。
广州市“五反”运动第二期，一方面取得了“五反”斗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在生产战线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四月份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定货的总额，为去年同期的三倍。国营专业公司拨出了大批款项收购进出口行业的存货。银行开始举办一千亿元贷款，扶助私营企业。广州最大的私营广州纺二厂的工人，在“五反”斗争中成功地推行了郝建秀工作法。广州最大的私营兴华电池厂的磨光、包装、扎线等部，都创造了生产新纪录。米粮加工业的各工厂都提高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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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改进企业管理
陈少敏
今年元旦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号召以后，各地国营纺织企业的职工群众立即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胜利地清除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安置在国营企业内部盗窃国家财产、破坏祖国建设的贪污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国营企业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
企业管理中的一切问题，在这次“三反”运动中，通通被揭发出来了。我们只要从几种主要制度上，便可看出过去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许多工厂在原料、材料的收付方面没有严格的收付制度。原棉收付方面，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以前，天津实行所谓“统收”统付制，即由纺织管理局统一计算，原棉送到各厂不过磅，清花间用棉也不过磅。其他地区和一九五一年三月以后的天津，原棉入厂虽然过磅，但清花间用棉却不过磅。原棉账目极端混乱，这里以包计，那里以斤计。原棉收付数字搞不清楚，单位用棉量任意乱造，总数不对时就用调整盘存的办法来弥补。如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每月盘存竟加减二万斤至二十万斤。细纱产量以“亨司”计算，折算率每天变动，有的厂折算率竟高达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低到百分之八十八。究竟每天实际生产多少纱，工人也莫名其妙。这样，贪污分子就可以玩弄花样，大量盗窃原棉和成品。仓库管理方面既没有严格的制度，又不定期清查仓库、核对账目，领导人心中没数，原料、物料、成品任人盗窃。总之，腐朽的旧制度给贪污分子大开盗窃之门。工人群众辛勤劳动的果实，应为国家积累的财富，竟在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下，经过企业管理上的漏洞，被大批大批地盗窃去了。正如工人所说：“要不是毛主席号召‘三反’，再过几年工厂就变成不是工人阶级和国家所有的了！”
这些严重问题为什么长期存在呢？主要原因是：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各种腐朽的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改革，原封不动包下来的许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思想没有很好地改造，潜藏在管理机构中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没有及时清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派进工厂去的一些行政干部缺乏对国营企业的认识和管理工厂的经验，又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就不善于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管理。工会干部则只顾搞车间生产，不注意经营管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抓住了这些弱点，就里应外合地向国营企业猖狂进攻。
一般地说，我们派到工厂里去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工作是积极的，主观上是想把工厂管好的。但是，许多同志对于一个基本问题没搞清楚，即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努力，教育和依靠工人的力量，改造旧的技术人员的思想作风，才能把工厂搞好；他们的群众观点太差，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不善于组织群众力量、依靠群众管理工厂。他们对于采纳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改革管理制度很不重视，没有有计划地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到领导机关中来，担负领导工作，改变领导成分。相反的，对于那些未经改造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盲目地崇拜他们的“技术”，对于他们的落后思想一味迁就，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未经改造的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就千方百计地蒙蔽领导，进行盗窃。去年工会提议建立过磅制度，以过磅为主，参照“亨司”计算细纱产量，有些技术人员们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实质上，有些人反对过磅是因为实行过磅不便于他们贪污。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竟盲目地跟着一起反对。有些技术人员建议实行“原棉统收统付”，他们说这是为了“节省人力”“减低成本”，实质上是为了盗窃原棉不让工人知道。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竟不加分析便采纳实行。工会根据某些厂的经验，在一九五零年就提出各支纱统扯用棉量不会超过四百斤，但某些技术人员硬说需要用四百一十点九斤，我们许多领导干部竟信以为真。这些同志迷信“技术”，竟作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俘虏。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虽然积极，但是工作不得法，结果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整天忙于批条子、盖章子，对于改革旧制度、改革经营管理、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等等重大问题却很少研究。有些纺织厂的领导干部，三年来没有检查过会计账目，大批现金被盗窃去了，自己还不知道。“三反”运动给我们的领导同志敲起了警钟，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使他们触目心惊。有一位厂长曾痛心地说：“我当了三年厂长，实际上是给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做了三年傀儡！”
国营企业管理中的弊病，在“三反”运动中全部暴露出来了。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群众在这一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领导干部头脑清醒了，职工群众认识了贪污分子对工厂的危害，划清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并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和工厂管理人材。这些都是改革企业管理的有利条件。事实告诉我们，“三反”运动是彻底的民主改革。我们应该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彻底改革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制度和管理方法，扫清旧社会遗留的污毒，建立新制度、新的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施经济核算制，减低成本，把我们的国营企业真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发挥它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施经济核算，大大减低成本，为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积累资金，是国营企业的管理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和全体职工群众最光荣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为了胜利地担负起这个光荣任务，国营企业的领导同志们应根据“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深刻检讨并切实纠正自己的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从思想上、制度上、机构上、管理方法上，认真地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划清界限，进行具体的改革，虚心听取职工的意见，老老实实地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民主管理。工会干部必须纠正不过问经营管理的观点，认真学习企业管理。在
“三反”运动中，许多工厂的领导干部集中力量领导“三反”去了，工会组织担负起了管理生产的实际责任，组织群众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完成了生产任务。这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走群众路线，具体钻研生产管理，是能够管好工厂的。
我们应该对管理制度切实加以研究、分析，从而制订新的科学的管理制度，代替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应该建立严格的收付制度、审核制度、原材料预决算制度、定期清查仓库、核对账目、按级负责制等等制度。棉纺织厂从原棉入厂到纺成纱一律实行过磅制度。毛、麻、丝等厂还没实行过磅的，也应实行过磅。细纱产量应以过磅为主，参照“亨司”来计算。单凭“亨司”计算细纱产量，是骗国家、骗工人的。我们再不能继续受骗，我们的劳动果实绝不容许再被贪污、盗窃。原料、材料、产量、成本要以最科学最实际的方法来计算。一切心中有数，才能实行经济核算，管好人民的企业。
在人民政权领导下的国营企业，管理工作的好坏，不仅决定于管理制度的合理不合理，而且决定于执行制度的人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必须坚决地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那些品质恶劣贪污成性的分子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必须大胆地从工人中提拔优秀干部代替他们的工作，充实行政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领导成分，密切行政管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工会组织应从自己的会员中挑选有德有才的积极分子向行政方面推荐，协助行政方面做好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纺织工会天津市委员会决定调最强的基层工会主席给行政方面做副厂长，这是很好的。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在准备提拔工人干部时，确定了提拔干部的条件，经过群众反复讨论、提名、审查，最后选拔了可以提拔的积极分子一百九十六名。行政方面将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这些积极分子的条件，提拔为行政管理干部。群众经过评选干部，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工人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当家（管理工厂）。”“我们是主人，再不能有混饭吃的态度，在生产上一定好好干！”这种民主评选、领导任命的方法，是最好的提拔干部的方法。同时，必须加强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政治教育，批判他们的单纯技术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在生产上的积极作用。
“三反”运动中，行政方面和工会密切配合，在生产和反贪污斗争两条战线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改革管理制度和行政机构，整顿工会组织，加强职工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劳动纪律，组织职工群众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对生产实行群众监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办好人民企业，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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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坚决反对美制对日和约 支持日本人民英勇斗争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读者纷纷来信，强烈反对美国及日本反动政府宣布非法的对日“和约”生效，并对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英勇斗争表示深切的关怀和热烈支持。
北京市教育工会十区委员会赵家举来信说：“美日反动派宣布美制对日‘和约’生效，最有力地说明了美国政府正在加紧准备新的侵略战争，使日本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这是我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北京师范大学阎金铎来信说：对于美帝国主义妄图利用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挑衅行为，我们绝不能坐视不顾。
读者的来信一致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长期占领、反对重新武装和争取独立自由的英勇斗争。北京图书馆苏联研究室徐健国来信说：我们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和吉田反动派：你们这种法西斯的暴行是逃不出世界人民的裁判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援着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日本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必定获得最后胜利。北京市第三中学高一甲、初三甲全体同学来信说：我们以全力支援日本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并向为正义斗争而牺牲的烈士家属和受伤的人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我国工人和学生对于日本工人和学生为反对美国殖民地奴役的罢工、罢课，表示热烈的支援。天津太平橡胶厂工人张诚给日本工人的信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经常注视着你们英勇的斗争。你们的罢工使我们更增加了对吉田政府的仇恨。我们对日本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支持。”清华大学机械系四年级同学给日本学生的信中，对于日本学生反对美制“和约”生效和反对“防止破坏活动法案”的运动，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信上说：“我们深切地关怀着你们和全日本人民在一起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不断的斗争中，你们的队伍已日益强大起来，而吉田反动集团却是越来越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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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奖励优抚工作模范和模范烈属军属
编辑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奖励了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爱国丰产模范，这对一九五二年的爱国丰产运动发生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我联想到关于奖励优抚工作模范和模范烈属军属的问题。
自一九五一年“八一”建军节检查优抚工作之后，由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全国各地的优抚工作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改进。有些地区的优抚工作是突飞猛进的。农村代耕工作方面的进步更大。在广大群众中出现了不少“代耕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许多烈属军属因为受到群众的热烈爱戴和照顾，深受感动，积极参加劳动，克服了单纯依靠政府和群众的思想，在缴纳公粮等工作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军属们给在前方的亲人写信，鼓励他们保卫祖国。许多地方出现了模范烈属和军属。
为了巩固和提高群众对优抚工作的积极性，为了继续鼓舞烈属军属在生产上发挥积极性，我建议有关领导部门，根据全国优抚工作的情况，制订对优抚模范和模范烈属军属的奖励办法，并希望能在今年“八一”建军节之前，颁发第一批奖。这样，一定会使全国优抚工作迅速地向前推进一步。
方 庆
编者按：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认为方庆同志的建议很好，将准备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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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三反”运动的伟大成果
南开大学教师教学态度正在转变
编辑同志：伟大的“三反”运动以后，我校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教师们为了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时学习文件，最近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组。教师们对教学都认真起来了，纷纷订立教学的制度，成立研究教学的机构。机械系主任孟广喆过去教书时，满足于自己的十九年教书经验，从来不好好准备教材。他对同学的学习不关心，轻视成绩低劣的同学，使同学不敢和他接近。现在他在上课以前，对教材必有准备，讲书有条有理，对成绩不及格的同学，也给以帮助和鼓励。会计统计系杨曾武教授在讲“统计制图”时，不再搬洋教条了。他开始在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用解放后中国劳动人民生活逐步上升的情况，作为“统计制图”的教材。他又领导了一个“初步统计学”教学研究组，发挥了集体教学的精神。教师们各人专讲一章，分工合作，作到了各尽所能。
“初等统计学”教学研究组的教师，在正式讲课以前，先在教学研究组试讲一次，“初等统计学”的全体教师和部分同学都去听讲。听讲后，大家对主讲人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提出意见，主讲人加以修正，才正式对学生进行讲授。讲授理论化学的朱剑寒教授，由于在“三反”运动中批判了自己那一套唯心论的观点，曾经觉得没法继续工作下去了，对教学失去了信心；理论化学教学研究组的教师们就一起和他编辑讲义，讨论讲课内容；理学院院长邱宗岳并亲自听他讲课，找出教学中的缺点，加以讨论。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朱剑寒教授的教学信心。
这些新气象的出现，正说明了人民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开始向新的方向转变，这是“三反”运动的成果。 南开大学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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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推荐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 公园教授群众唱歌的方法
编辑同志：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载张守铭的来信指出：北京新歌合唱团和沈阳文艺界在群众场合教授群众唱歌，使新歌曲能在广大群众中迅速传播，这种办法是很好的。为了使群众性的音乐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我愿意推荐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教授群众唱歌的办法，作为音乐工作者推动群众音乐活动的参考。
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为了培养群众欣赏音乐的能力，经常举办音乐演讲会，由专人负责，向各种不同程度的音乐听众们讲解、分析俄罗斯古典作曲家以及苏联现代作曲家的优秀作品。有时还举行音乐问答晚会，邀请群众最熟知的作曲家出席答问。当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出现在群众面前时，群众总是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地对他欢呼。作曲家有时亲自教授群众唱歌，或自己弹奏歌曲，这给群众学习音乐以很大的兴趣和鼓舞。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在公园的许多重要地方都装置了大的幕布，上边写着群众所最爱好的歌曲，随时有人教唱。有时还请著名的乐队或合唱团的指挥者来指导，这对于群众音乐活动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我建议北京新歌合唱团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劳动人民集聚、游览的公共场所，装置大幕布或用大黑板抄上优秀的新歌曲，由专人担任教授。这种办法还可以慢慢推广到农村的庙会和集市上去。
赵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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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希望人民电影工作者们多出产描述祖国建设的影片
编辑同志：我看了苏联电影“山野的春天”，心里十分高兴。我在影片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建设在苏联每个角落都在进行。被沙皇收税官一笔勾去的与世隔绝的萨根，正在共产主义的光芒照射下和整个苏联一道前进。从这部影片中，我联想到我们可爱的祖国也在不断出现类似的奇迹。像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座新城市的诞生”一文所报道的森林区新建城市伊春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四年前，还是一个野兽出没、罕有人迹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各种设备俱全的繁荣的城市了。如果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把像伊春这样的地方的建设过程，拍成故事影片，我想，它会鼓舞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从事建设的热情。我们渴望着人民的电影工作者们，能更多地出产描述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影片。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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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爱读五月号“人民文学”
编辑同志：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号“人民文学”以后，我兴奋极了。这里面，有我们最可爱的人的嘹亮的、战斗的歌声——包括十首诗的“志愿军诗辑”；有我们祖国的领导阶级——工人兄弟创作的小说、报告及四首诗篇；有来自广大读者群——部队、机关、学校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红花朵朵开”的评论；还有来自读者的书评。这里面，除了几篇译作而外，几乎全是工农兵群众的作品。我愉快地一次又一次地读着它们，感到这些作品有无穷的力量。“人民文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容纳工农兵群众的作品了，尤以这一期（五月号）质精量多，最为特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这说明人民文学事业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更加紧密了。就“人民文学”刊物本身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然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竭诚希望“人民文学”编辑部永远继续并发扬这一优良的、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作风。
达英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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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沈策
对迷信和浪费行为的检讨
编辑同志：四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载周芹、宋执权、张鼎文三同志对我回家扫墓时的迷信和浪费行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原批评信中提到的情况，都是事实。我的那种迷信和浪费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失，这是很不对的。我是一个革命干部，地方上在反迷信，我却去提倡迷信；政府号召节约，我却在浪费。这实在是十分错误的。我接受读者对我的批评，我保证不再重犯类似错误。沈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