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
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
一、前言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委托本调查团调查美军在朝鲜违反国际法之行为。本团系由八国法律工作者所组成，名单如下：
团长：布兰德魏纳，格拉茨大学国际法教授 （奥地利）
副团长：卡瓦莱里，高等法院律师（意大利）
团员：加斯特尔，伦敦律师（英国）
贾斯盖，巴黎法院律师（法国）
柯柏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莫伦斯，布鲁塞尔法院律师（比利时）
狄布里托，里约热内卢法院律师（巴西）
华西尔考夫斯卡，最高法院法官（波兰）
当调查团在朝鲜进行调查，特别调查美国空军对平民使用细菌武器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公开控诉美国亦在中国东北各省使用细菌武器。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要求本调查团进而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指控的事实。为此目的调查团曾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中国政府当局业已获悉的美军撒布细菌的案例甚多，调查团无法全部审查，因此不得不仅限于审查发生于中国东北南部各地的十件。
调查团已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白希清处获悉各案例的事实，且已获得若干证人的证词。
此外调查团也听取了许多细菌学、昆虫学、病理学、脑系病学及医学专家的证词，他们向调查团提供了检验、化验、及实验的结果。各位专家的姓名及简历如下：
陈世骧，上海复旦大学学士（一九二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一九三四），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主任，上海震旦博物院副院长。
秦耀庭，齐鲁大学毕业（一九一四），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生物学系主任。
辛钧，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博士，东北传染病防治院总技师。
景冠华，南满医学院医学士（一九四二），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细菌学系副教授兼代主任。
陆宝麟，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副教授。
朱既明，上海医学院学士（一九三九），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
李佩琳，英国及爱尔兰病理学会会员，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
吴执中，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内科医师院院士，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内科教授。
张学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美国伊利诺大学理学硕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许英魁，医学博士，曾在慕尼黑心理研究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三八），北京协和医学院精神病及心理学系教授。
最后，东北防空副司令高鹏将军向调查团报告该部情报机构经观察所知美国飞机出现的日期及地点。他又证明当时在这些地点的上空并无中国飞机，而上述飞机已被证明是美国军用飞机。
调查团更收到一本一九四七年五月号的“免疫杂志”，内有哥仑比亚大学三位美国细菌学家的长篇报告，证实从那时起美国即已仔细研究将细菌用作战争武器。
由此所获的材料已列入本报告内。
二、事实真象
1、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傍晚，距抚顺约二十公里的旧站村某农民，在他家门前发现有虫子在雪地上跳和爬。他将此事报告了政府当局。此后数日就组织了捕灭虫子的工作。这些昆虫散布的面积长达一公里余（二华里），宽约半公里（一华里）。该村居民以前甚至在热天也从未见过此种昆虫，而这一带三月初的天气仍极为寒冷，冰雪亦尚未融化。
三位证人，包括首先发现虫子的农民刘广义，向调查团说明了昆虫被发现时的情况以及昆虫样品送交政府时的情况。
秦耀庭教授对这些昆虫作过鉴定后指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此种属弹尾目（Collembola）的昆虫已被大量撒布。
朱既明博士向调查团陈述三位专家以豚鼠作的细菌试验的结果，这些豚鼠于八日后死去，脾中发现有许多立克次氏小体，证明此种昆虫带有立克次氏小体。
美国飞机曾于二月二十九日飞过抚顺地区，另外两位证人肯定地证明当日抚顺曾发出空袭警报。
2、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本溪老官村河岸边（二月二十九日美机曾飞过该处）发现麇集的昆虫。这些昆虫散布在长约一公里余（二华里半），宽约一华里半的地区。昆虫种类甚多，其中主要者为蜘蛛和蚊子。
景冠华教授向调查团指出，施于小白鼠及豚鼠的实验，证明此种蜘蛛带有巴斯德杆菌属的细菌，而鼠疫菌即属此类。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事观察机构在本溪南部及抚顺南北曾见美机飞过。
3、防疫队队员任赞义向调查团作证称，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他曾在锦州范家村目睹数群蚊虫飞着。
三月六日及七日锦州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一条部分冻着的河上发现有大量蚊、蝇及蜘蛛。
根据景冠华教授向调查团所作之证言，这些昆虫被证明是摇蚊和粪蝇，带有伤寒菌及副伤寒菌。
三月四日晨六时，锦州地区有美机飞过。
4、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美机飞过抚顺地区。
同日，某铁路工人在距孤家子车站十公里处发现有大批苍蝇，这些苍蝇系在五里台桥上和桥下飞着。数日后，即三月十一日，他与其他工人又至该处巡视铁轨，发现苍蝇仍在彼处，乃捕捉数只送往沈阳。此时气候甚冷，温度在摄氏零下十度。
调查团听取了陈世骧教授的证言。他研究了这些昆虫，证明是双翅目花蝇，他并作如下之说明：此种苍蝇于五月间大量滋生，但平常不能在雪上生存。其毛多，适于带菌及撒布细菌。陈教授继称，此种苍蝇与在朝鲜战线后方发现者相同。
5、自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起，鞍山及其他城市中因脑炎致死者已有多起。
三月二日晨二时，两架美机侵入鞍山地区，数日后即在城中发现大量蚊虫。
景冠华教授向调查团作证称，根据实验，将蚊子磨成细粉注射入小白鼠，均呈脑炎病状死去，其脑内发现有能损害脑组织之病毒。
调查团还听取了鞍山医师英化新的作证，他肯定在此季节城中出现蚊子极不正常，并出示其在三月十七日及十八日所作关于两位病人死前有脑炎病状的报告。
许多病理学专家向调查团报告了两位病人的死后解剖结果，断定系患一种急性脑炎。
参加解剖尸体的李佩琳教授强调病者死后脑的破坏情况与实验中所发现小白鼠的脑的破坏情况类似。
6、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及十一时，美机两次沿鸭绿江侵入安东地区，每次各四架。
当日上午十一时，北井子村居民曾听见引擎声并看见飞机自西北飞向东南。他们看见飞机抛下一物，但未能确定落在何处。后来，发现在田野中有大量羽毛，多为白色，亦有黄色的。
辛钧博士对调查团作证称，根据其对小白鼠所作实验，发现羽毛上附有炭疽菌。
7、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晨，美机八架一批飞过安东、宽甸地区。
宽甸南门内杂货店掌柜韩永斌对调查团作证称，当日正午前飞机飞过时他正在店门口。飞机飞得很高，自西向东，天气极明朗。他听见引擎声并看见机尾排出白烟。韩永斌继又看见飞机扔下一物，白色，形似长筒，约落在城的东部。
三月二十一日，参加政府号召的搜虫工作的宽甸中学学生李思俭，在城东一公里外的玉蜀黍的地里发现一四寸深的弹坑。弹坑旁有许多弹片，内为灰白色、外为银灰色，三公尺外有一钢条，钢条一端有一金属圆板。他并对调查团作证称，弹坑附近发见有鸡毛，短者为黄色、白色，长者为黑色。根据羽毛数量及不同的颜色判断，是出自许多鸡上，但附近未见有任何禽类骨骼。李思俭还看见许多不识何名的活的苍蝇，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在此地区生存。
他把弹片和一些羽毛交给了他的老师，并认为这些弹片是细菌弹之碎片。他捕捉并烧死了这些昆虫，只留下其中一部分样品送交政府。
调查团亲自目睹在宽甸发现的炸弹碎片和羽毛。对这些弹片及羽毛的检验现正在进行中。被注射的小白鼠已死，但尚未把细菌分离出来。
8、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约二十一点三十分钟时，沈阳公安部警卫队一战士在该城南区值班站岗，看到“空中闪了两下白光并有发光物体”向马路湾一带下落，相隔四、五秒钟，但未闻爆炸声。另一战士亦见到同样情况。
那次没有放警报。但该城防空情报组长告诉调查团，当时知有美国飞机飞来。此外，高鹏将军证明他于二十一点钟发现美机，军事当局并得到报告。
贸易部工会主席及该部防疫委员会主任李尚平（女）交给调查团三月十八日的报告一份。她证实该报告是她所写的。报告叙述三月十五、十六两日该部两百职工搜寻毒虫的经过。他们于大楼及其邻近地区搜集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昆虫，其中苍蝇与蝗虫特多。此类虫子在这个时期在城中出现是完全反常的。
她又指出贸易部防疫委员会系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成立，三月九日至十三日该部进行了全部消毒工作，在三月十五号晚上以前，并无发见任何此类昆虫。
关于此案有三位专家向调查团作证。
陈世骧教授证明此种蝗虫学名为Locustamlgratojia。在沈阳此种昆虫在下卵后通常于秋末或冬初死去，虫卵要至次年五、六月才孵化。据陈教授意见，三月十五日在沈阳发见的活的蝗虫不可能来自本地。
陆宝麟教授发现苍蝇为大家蝇，比家蝇较大。它是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传染病的媒介。这种苍蝇特别生存于温暖地区。专家们认为此时此地这种苍蝇大量在户外生存是不可能的。
景冠华教授指出：捕到的苍蝇带有伤寒菌。
9、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七日，四平市一居民在村外发见苍蝇，翌日即进行系统的搜查，并发见麇集的苍蝇甚多。
秦耀庭教授于检查许多这些苍蝇之后，向调查团作证说，此种蝇属家蝇类，通常不能在冬季田野雪地上生存。初步检验结果，已发见此种苍蝇带有炭疽菌。
高鹏将军告诉调查团说，关于在三月十七日或在此以前数日有美国飞机飞过该区之任何报告，他未接到。
10、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九日，铁岭车站一铁路工人在车站前面以及站房各处发现成群的蚊子飞着，那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十度。
秦耀庭教授检查一部分蚊子，证实其为高丽豹脚蚊。他对调查团说，此种蚊虫在中国东北通常仅在五月末方才出现。关于此种蚊虫是否带有细菌的试验现正在进行中。
美国飞机一架于三月十五日二十一时飞过该区。
三、结论
调查团根据其搜集的文件及证词，认为下列事实，业已成立：
1、一九五二年三月中，中国东北的南部各地（大部分距朝鲜边境甚远）发现了而且证实了各种昆虫的反常出现。
2、在所有案例中，这些昆虫的出现都是反常的，尤其是从季节、气温、及从虫子仅集中于有限地区几点看来，更显见其反常。
3、在多数案例中，出事地点也发现了羽毛，这些羽毛的出现，是不能认为自然的。
4、在大多数案例中，化验的结果及用豚鼠和小鼠实验的结果，证明了这些昆虫及羽毛带有各种病菌：巴斯德杆菌、炭疽菌、伤寒菌、副寒伤菌、立克次氏小体及脑炎病毒。
5、在调查团审查的九件案例中，美机曾于发现昆虫或羽毛的当天或前几天，飞经这些地区，是被证实了的。
6、在许多案例中，证人曾见到这些飞机投下东西，在一件案例中，找到了显然是装昆虫用的容器的碎片。
7、当局所采取之防疫措施，至今为止，虽已消除了疾病流行之危险，但仍有十七人由于带菌昆虫的传染而致死亡。
调查团认为：这些带菌的昆虫及羽毛只能是美国飞机运入这些地区来的，而美机既无权利，亦无任何理由飞入中国东北领土。
从调查团在朝鲜调查时所得的事实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更有力量。在朝鲜调查后所作之报告，特别指出发现了一个特别炸弹之碎片，这些碎片上有英文字，而且证实了美军在朝鲜撒布带菌的昆虫。在中国所发现之带菌的昆虫，许多是与在朝鲜所发现的相同。
使用细菌武器乃为战争法规及惯例所禁止。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的日内瓦议定书肯定了此项禁令。当武装冲突并不存在时，此项禁令当然更为适用。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法规宣称杀害或消灭平民为反对人类的罪行，不分这是在战争状态或在和平状态时所为。
凡蓄意毁灭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全部或一部分而对该人群实行或企图实行屠杀或严重伤害者，则不论在战时或平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通过的“防止并惩办集体屠杀罪公约”都肯定地适用。
我们认为上面所报告的事实，已构成美国的侵略行为及残杀人种行为，也是一个反人类的可憎的罪行。因此，这确实已成为对全世界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威胁；其范围及其后果实未可预测。
我们的坚定意见，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些事实我们已本着法学工作之严格性及我们的责任心，而加以证实。
作为法学者，我们对于此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提出严正的抗议。
作为民主主义者，我们谴责此种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行动。
作为普通的男女，我们对于此种为罪恶的目的，而骇人听闻地利用科学的进步，表示愤懑。
此报告以法文写成，并由本调查团全体团员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在北京签字。
布兰德魏纳（奥地利）（团长）
卡瓦莱里（意大利）（副团长）
加斯特尔（英国）
贾斯盖（法国）
柯柏年（中国）
莫伦斯（比利时）
狄布里托（巴西）
华西尔考夫斯卡（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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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
刘景蔚
去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更好地培养祖国的建设人才，从我们班上，调了四位比较优秀的同学，到苏联去留学。临走的时候，我交给他们一些礼物，让他们代我转送给苏联朋友们。
我的朋友，忠实地执行了这项任务。
昨天，当我吃过晚饭，回宿舍去的时候。一进门，班上的同学就把我围了起来。他们高兴地嚷着：“你有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赶快拆开，念给我们听听吧！”我一听说是莫斯科寄来的信，真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赶快把信拆开。这封信是用俄文写的，它的背面有中文的译文。我一边拆信，同学们一边热烈地嚷着，整个的屋子都因为这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而热闹起来。但是，当我一口气把这封信念完以后，全屋立即变得异样的寂静。每一个人都为这一封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和真挚友情的信，深深地感动着：“亲爱的景蔚同志：
谢谢你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舍不得使用，我一件件地分开来，我们把它安放在教室一角的玻璃柜里。每天一看到它，我们就想起了：在东方有着多少可亲可爱的朋友啊！虽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相互的名字。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使我们结成永远亲密，永远团结的战友了。亲爱的景蔚同志：请你转告你周围的朋友们！我向他们致以最亲切的敬礼。
去年，当我们知道有几个中国青年要来到我们学校时，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兴奋得跳起来。大学教授谢尔吉多夫斯基同志，已经六十二岁了，他还是亲自开了汽车到车站去接他的来自中国的学生。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天一有空，他们就给我们讲许多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故事。刘胡兰、刘景洲……这些英雄人物，也是我们苏联青年光辉的榜样。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时刻刻都在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也和你们一样，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随时随地，都深刻地教育着我们。
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快要完工了。这真是一个雄伟的建筑物啊！它一共有三百公尺高，有两万多间房屋。整个的大楼，有一百二十五座电梯，在它的顶端，装有一颗光芒四射的红星。修建这个大学的工人，下学期就是这个大学的学生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新中国这样的大学，将来一定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
最后，让我告诉你一件很久以前我就立下的心愿。你知道我是学水利的，还有两年，我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如果斯大林同志允许我，我一定到中国来，和你们一道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命令——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爱北京，我爱淮河，我爱新中国的一切。
亲爱的同志！再见了，让我们永远在一起，为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吧！
你的同志索尼契夫” “你从头一字一字地再念一遍吧！”三、五个同学一道感触至深地说。
晚上，我都快睡着了，老李跑到我的床边，他说：“你起来和我出去谈谈吧！我内心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我们走到院里，老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索尼契夫同志的信，给我的教育实在太大了。它像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使我看清了自己思想深处的许多污毒。”说着，他交给我一封信。他说：“这是我二舅从前和一个美国女学生结婚时，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以前，因为我还向往那样的生活，我竟一直舍不得撕掉它。
“……………………
你的二舅已经决定不学地质学了，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动荡不安的工作，而且到矿里去干活，一定会把衣服弄脏的。我已经劝他改学经济了，上个礼拜天，我们算了算，在银行作事的薪水，一定比干地质工作要高一些。明年暑假，我们将去檀香山，我们想在那里买上一座小洋房。晚上，你二舅拉提琴，我给他伴奏，还有，窗外的月亮和蔷薇花…………”
看到这里，我实在不愿往下看了，老李这个时候，也不知想起了什么，他一把把信抓过去，撕得粉碎，激动地说：“让我们把这些‘小洋房、蔷薇花和月亮’的盲目崇拜美国生活方式的龌龊思想粉碎吧！三年来，为什么我进步得这样慢，现在，我算是找到根源了。我也是一个年青人，但是，为什么我要让自己的青春变得这样平庸可耻啊！索尼契夫同志的信，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的青年们，他们是怎样热爱着自己的青春，他们的一切努力，是为了人生最壮丽的理想……”这个时候，我手上突然感到落下一两滴水，原来是老李掉泪了。这是忏悔的眼泪，也是决心的眼泪，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原载四月四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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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和平的保持与巩固
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社论
保卫与巩固伟大的和平事业，保障各族人民的安全，这是全世界各国亿万善良的人们联合起来并团结他们的队伍所要求达到的崇高目的。
爱好和平的各族人民保卫和平事业、使战争贩子的侵略计划无法实现的决心，在由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奥斯陆开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昨天所发表的决议中，有了新的表示。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是在美英侵略集团加紧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举行的。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疯狂地扩张军备，保持并加深德国的分裂，千方百计阻止德国的统一，并且违背德国和日本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进行武装西德和日本。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正受到残暴的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各爱好和平的民族必须进行更加积极的、有组织的和坚持的斗争以反对战争威胁。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些决议为和平保卫者提出了进行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斗争的广泛纲领。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的总决议中指出：舆论已愈来愈坚决主张用大国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解决战后各项问题。六亿零三百五十七万人签名于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这一事实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数字比在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人数多一亿二千二百万。
但是，已经达到的成就不应该在和平战士的队伍中引起自满情绪。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号召进一步加强争取缔结和平公约、争取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动。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一切人民的爱好和平的力量，执行局决议在六月间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在今年召开保卫和平大会的建议。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会上做了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以及在朝鲜拥护和平委员会代表李箕永的发言中，曾列举了许多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爱好和平的人民使用了为国际公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
郭沫若指出：“美国政府的滔天罪行是人类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它违反了人类道义，破坏了一切国际公约。”
美帝国主义者竟然使用了连希特勒杀人凶犯也不敢使用的武器，这种罪恶已经激起了全世界正直人民的忿怒。各国人民痛斥美国干涉者的罪行，并要求严惩发动细菌战的元凶。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发出了“反对细菌战”的特别号召。号召中说：“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的细菌战的文件以后，深感焦虑和震惊。细菌战不仅是应该予以制止的丑恶罪行，而且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我们向全世界男女的良心呼吁，号召他们要求制止细菌战和禁止细菌武器。”
执行局号召全世界人民对本国政府施以压力，以使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签署、批准并遵守一九二五年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如所周知，美国政府曾拒绝批准这一公约。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代表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要求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的决议，反映出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无疑的，它们会在各国引起广泛反应，并有助于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各国的和平保卫者和全体进步人类异常满意地迎接了昨天公布的斯大林同志对一批美国报纸编辑所提问题的答复。
美国报纸的编辑们问：“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比两三年前更临近了吗？”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不，不是这样。”对于“各大国首脑举行一次会谈有益处吗？”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可能会有益处。”对于“你认为现在是统一德国的适当时机吗？”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表示：“是的，我认为是这样。”一批美国报纸编辑问：“在什么基础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存才是可能的？”斯大林同志写道：“如果有着互相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并且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存就是十分可能的。”
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政府一贯的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新证明。这个政策旨在加强与所有各国之间的关系，获致国际间的和平合作。对于激动各族人民的问题，千百万人在这个文件中获得详尽的答复。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加强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和平事业的可能性的信心，鼓舞着千百万和平保卫者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阴谋进行更坚决的斗争。
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和平的意志是坚强不屈的。饱尝帝国主义的战争、饥饿和贫困政策后果的各族人民，愈来愈明了自己的力量和参与争取伟大和平事业斗争的可能性。和平保卫者们懂得，只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的有组织的行动，才能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计划，才能保卫和巩固和平事业。
斯大林同志曾指示说：“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忠实于爱好和平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站在争取和平斗争的最前列。苏联人民无限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在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忘我地为巩固我们祖国——世界和平堡垒——的威力而劳动着，积极地为争取巩固持久的和平与各族人民的友好而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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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
老舍
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光临北京！一百多位匈牙利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京，在历史上这还是头一次！欢迎！欢迎！欢迎！
中国和匈牙利相隔有多么远啊，中国话和匈牙利话多么不同啊，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解放了的人民，我们在思想上说着同一样的言语！在艺术上，我们虽各有各的民族风格，可是在艺术的理论上我们又说着同一的语言。你们的和我们的艺术都是表现人民生活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不懂匈牙利话，我可是懂了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表演的歌舞和音乐。岂止是懂了呢，我受了很大的感动！从那些优美的歌舞和音乐中，我看到了匈牙利人民一部分的生活和文化，可爱的生活和文化！那些歌舞和音乐是那么纯朴欢快，教我看到匈牙利人民的笑脸，听到他们的笑声。我爱那些男女演员们，也爱他们所表现和代表的人民。表演完毕，我已经认识了匈牙利人民是健康的快活的，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即使我永远没机会到匈牙利去，我也会永远敬爱匈牙利的人民。
人民文工团表演的节目，都带着浓厚的民族风格。正因为这样，它们才非常可爱。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到亲切有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能了解：只有解放了的人民才有艺术创作权，才能使自己的艺术发扬光大。人民民主国家的艺术是人民智慧的美丽花朵。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是照着定货单子制造的，因为艺术品也是商品。我们的艺术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它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理想，从而使人民享受艺术生活。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让我们永远携着手前进，在政治和艺术分不开的关系中，热情地发扬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热情地发展我们的人民艺术，教艺术配合着政治任务，创造我们日新月异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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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来中国演出
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吴晓邦
一个月前，当听到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将要到北京演出的消息时，我们中国的舞蹈工作者非常兴奋。因为，这一个文工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中选出来的，是全匈最优秀的演员，其中有歌唱家、演奏家和舞蹈家。现在，我代表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们，为了加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向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表示热烈欢迎。
由于匈牙利五年计划的实施，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已普遍、热烈展开，匈牙利的农村和工厂内的歌舞活动已蓬勃发展起来。现在匈牙利有三千个业余的工农群众的歌舞团体，包括了五万以上的歌舞工作者。
在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整个匈牙利掀起了文化建设的高潮。每年全国举行文化竞赛运动时，都选出很多天才的和年青的歌舞专家来。
他们在中国所演出的节目，无论是歌唱、舞蹈和演奏都会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们用自己民族的形式，来传达匈牙利人民爱好和平和自由的情绪。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通过演出，把匈牙利人民的欢快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们自己民族优良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在伟大五年计划建设中人民的新思想新感情是完全融洽的。比如在“艾克塞婚礼”的一个舞蹈内，那是充分说明了，匈牙利的艺术家是如何热爱他们的生活（忠实地用舞蹈去反映他们在建国过程中愉快的生活）和热爱自己的民族。仅仅通过了一段“婚礼”的场面，就足够使我们看到今天匈牙利人民的新生活是多么幸福。在“献礼舞”内，他们的舞蹈家利用了古代的仪式，表现了他们今天的生活：在重大节日内，热情地去贡献出自己的财物来，作为献给他们敬爱的领袖和自己最敬爱的人物。在这一个舞蹈内，我们看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健康、忠诚、朴素和自豪的品质来，令人会对它肃然起敬。现在他们把这一个舞蹈，安排在欢迎会上演出，作为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向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献礼的舞蹈。在“瓶舞”这一个节目内，匈牙利人民的女舞蹈家们，把匈牙利某些地方的风俗习惯编成舞蹈。我们从这一个节目内，仿佛看到了新的匈牙利人民如何在庆祝他们的丰收，而天真可爱的姑娘们头顶着满贮酒浆的瓶子，无限愉快地在自由的匈牙利土地上劳动着。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舞蹈，它象征了新社会幸福生活的图景。“节奏舞”这一个节目，据我猜想，大概是匈牙利还远在游牧生活风俗中所保存下来的舞蹈，属于鞸鞑舞的一类。这种舞是当时每一个男子所必须学习的，他们为了防止在决斗时下身不致被长鞭所抽打的一种舞蹈（旧风俗中不准鞭子抽到上身去）。这一个舞蹈的技术是相当高的，看时令人兴奋。总之，在他们的舞蹈节目内，随时看到了人民中间新的生活气息和人民强烈的热爱新生活、热爱劳动的感情。
在乐队的演奏中，许多节目的音乐是十分明朗动人的。歌唱家的歌唱，也使人感到匈牙利民族所独具有的民族特色。
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在中国的演出，对于中国艺术舞蹈的建设、发展，是有帮助的。
最后敬祝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全体团员们胜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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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的演出观后感
马可
我们像盼着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地迎接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的到来；我们又以异常的兴奋和满足看完了他们的第一次演出。虽然这还没有包括他们将在中国演出的全部节目，但已毫无疑问地肯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卓越的成功。
我们常常感到：人类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是不受时间、地域、语言和肤色的限制的。当我们看到了匈牙利朋友们的演出后，更明确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两个相距万里的民族、忽然变得这样亲近？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见了面觉得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为什么民族风格迥异的作品会引起相互间的共鸣？这是因为我们两国的劳动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决心。它像一条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匈牙利朋友们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贯串着这样一种精神。当我们听到他们的合唱团以雄美的声音唱起保卫和平之歌和“拉科西颂”，或是以中国字的发音唱起“东方红”时，我们感到那也就是我们心中的呼声。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民间歌舞，听到一曲又一曲的民间管弦乐时，心中充满着对于劳动人民智慧创造的崇敬，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于人类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
匈牙利朋友们的演出节目中，贯串着极为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它们。我们在民族语言上的隔阂，现在因为有如此生动、如此丰富的音乐来表现其民族的生活、思想、情感而得到了补偿。我们听到的很多民歌合唱曲给我们的印象便是这样。其中特别是“巴多斯·拉约土”，这个采自四五百年前匈牙利边防兵中流行的舞曲而编成的合唱组曲，给人的印象很深。浑厚的曲调、雄壮有力的节奏，表现出匈牙利人民的矫健、勇敢和奔放的热情。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曾在去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的管弦乐队，这个乐队保留了匈牙利民间管弦乐队的优点和绝技，发挥了匈牙利的民族风格，创造了，同时也提高了民间管弦乐的表现方法和技术。听了这个乐队的演奏，觉得我们不是在“听音乐”，而是进入了音乐所启示给我们的生活境界。所有的乐队队员，看来他们都在相信自己不是在“奏音乐”，而是在忠实地表现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我们甚至觉得，像李斯特的“第二狂想曲”这样宏大的作品，经过这个数量并不庞大的民间管弦乐队的演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令人信服：李斯特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而且正是这样的理解，才能更发挥匈牙利人的热情；从他们的演奏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队员都不怀疑这一点，他们都相信自己是最理解李斯特的。
诚如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团长歇勒西·纠腊同志在演出前所讲的：“我们的团员原来是来自民间，我们的节目也是广泛搜集各地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予以加工，使它变成全人类的财产。”他们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成功的。他们解决了旧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旧时代的艺术家们也有许多人企图采取民间艺术的营养来丰富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们总是在这样的矛盾面前徘徊：是把民间艺术的生动内容去装饰从资产阶级美学观出发的创作方法呢，还是让创作方法去服从表现人民的生活？只有天才的、为人民的艺术家解决了这个矛盾：他们忠实于表现人民生活，在加工提高的过程中不是绞杀民间艺术中生动活泼的部分，而是发扬光大了它。这样的作品真正是把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变为全人类的宝贵的艺术遗产。这样的作家，我们称他为现实主义者。李斯特、巴尔多克、科达利等伟大作家的许多作品都具有这种显明的优点。今天我们从匈牙利朋友们的演出中也清楚看到他们是继承了匈牙利音乐的优秀传统，并且予以发扬。他们的每一节目，都充满匈牙利人民强烈的生活气息，这些更因他们在艺术上的加工，而更加集中，更加饱满了。他们的成绩说明了只有在人民当权的国家里，才能够当做人民文艺发展的方向来继承这种传统。他们的成功，使我们坚信现实主义的人民艺术的必然胜利，形式主义、世界主义的反动艺术的必然失败。
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向我们指出过文艺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他的思想光辉照耀下，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向人民学习了不少东西。但今天看到匈牙利朋友们的演出，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们从丰富无比的人民生活和艺术中所学到的还不过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愿从我们的嘉宾和挚友那里学习他们宝贵的经验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敬祝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全体同志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