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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毒俱全的大奸商贺衡夫
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贺衡夫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盗窃分子。两年多来，他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为掩护，组织并领导大规模的盗窃集团，盗窃国家财产据部分已统计出来的数目即达数千亿元，并将其中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去。
贺衡夫是武汉市工商界中的一个“大亨”，乾昌贸易行老板，华年实业公司董事长，庆华颜料公司总经理，汉口商业银行、裕华纱厂、大华纱厂、大兴纱厂等企业的董事，同时是武汉市私营对外贸易行业的巨头。解放前，这些行、厂绝大部分奄奄待毙或焦头烂额，贺衡夫本人也出走香港。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企业大力予以扶植，使它们迅速获得发展。贺衡夫从香港回到汉口后，伪装进步，因而取得了人民政府委员、人民代表等政治地位。当时人民政府希望他领导武汉工商界改善经营，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但大奸商贺衡夫意不在此，却大耍手段，组织并领导盗窃集团，隐匿大宗敌产，盗窃大量国家财产。这个盗窃集团的名称原来叫做“聚餐会”，包括永生、其昌、晋昌、春源、源昌、同义、乾昌等七家油行。一九五零年十月扩大为“国际贸易轮餐会”，一九五一年公开以国际贸易联营组的面目出现。国际贸易商业会成立后，这个盗窃集团又以该会油脂小组的名义，大规模地进行盗窃活动。
这个盗窃集团组织庞大，分工严密。贺本人负责所谓“上层”联系，不公开在小组出面。这个盗窃集团进攻的目标有：中国油脂公司、市税务局、中国银行、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湖北省贸易公司和海关、铁路、航运局等等。他们用“拉过去”、“派进来”的办法在这些国家经济机关中布置了坐探，例如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许钟毅、行政科长倪同甲、进出口科长严格、中国银行武汉市分行副经理陈安性、放款科长柯云程等等相当负责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盗窃集团所安置的经济奸细。奸商们掌握了这些机关的有关对外贸易，出口结汇，调剂物资，办理税票和推销入口货物等工作的要害部门，使这些机关变质成为奸商们进行盗窃垄断的机构。
大奸商贺衡夫白天披着人民代表的外衣，参加人民政府的会议，晚上就召集奸商泄露国家经济情报，商量盗窃国家财产的计划。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九五零年四月，他利用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的机会，把会上所发的限期交回的四项机密文件：“中南区纺织、卷烟、煤炭、火柴、榨油五大生产事业概要及一九五零年下半年产销计划”、“中南区粮食产销情况及调剂办法”等带回来，交给当时的工商联筹委会秘书长谢一凡（特务分子，已枪决）通夜抄写。一九五一年二月初，他又参加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会后他把全国需要木材的情况和实行木材统一调配的情报，送给竹木业奸商全裕道、陈醴等。这些奸商就在武汉和湖南产区抢购木材，造成木材市场上的涨风，据粗略估计，约使国家损失四十亿元。
大奸商贺衡夫除了直接从人民政府的经济会议上盗取经济情报外，还通过他在各机关中所安设的坐探窃取各种经济情报，布置操纵市场。这里也只举出几个例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贺衡夫派入中国油脂公司中南区公司的奸商孙光裕偷窃了我国要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桐油贸易的情报，以贺衡夫为首的奸商集团就在市场上集体抬价，当时每担桐油的价格是二十三万多元，但不几天就被奸商哄抬到二十九万元。一九五零年六月，钻入湖北省贸易公司的奸商杨孝炎偷窃了国营公司要抛售桐油的情报后，以贺衡夫为首的奸商集团又在市场上集体压价，六月十日一天内，桐油行市就从六十二万元落到五十五万元。同年十一月，这个奸商集团派在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的奸商倪同甲，窃得了人民政府决定从十二月十五日起对上海、汉口两地出口桐油另征百分之十的出口税的情报，奸商们就漏夜抢运桐油出口，贺衡夫的乾昌贸易行和华年实业公司就抢运了四千七百八十八担桐油出口。这次使国家税收所受的损失，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就达六十亿元。
大奸商贺衡夫和他的伙伴们通过盗窃网，不知盗窃了多少国家财产，榨取了多少人民血汗，据目前已查明的就十分惊人了。仅一九五一年二月至十二月间，他们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就盗卖了中国油脂公司中南区公司、湖北省贸易公司存在这些奸商的贸易行里的几十万担物资，计：五棓子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多担，黑木耳二万八千八百六十六担，白芝麻七万六千二百三十多担，生漆三万六千五百多担，发菜四千多担等等，总值约四千二百亿元。他们盗运这样大批物资出口所必需的出口签证、结汇、定税等手续完全由其安置在政府财经机关中的奸细偷盖公章予以办理。当时大奸商贺衡夫醉心于他的 “神通广大”，曾狂妄地对人说：“除了我，别人不能为，也不敢为。”
大奸商贺衡夫和他的伙伴们，还丧心病狂地贩卖大宗吗啡、海洛英等毒品，盗运巨额黄金出口。
这批大奸商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很严重的。单是贺衡夫的乾昌贸易行，偷漏税款就达六十八亿三千多万元。该行一方面抽走资金，逃避纳税，另一方面又向人民银行骗取贷款，一九五一年全年贷款达二百四十亿元，这些贷款的日期长短不同，平均每天有十亿元贷款被骗在贺衡夫手中。贺衡夫将国家的大笔贷款拿到手后，即用来从事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等破坏活动。
不仅如此，这批大奸商的贼心愈来愈狠，胆量愈来愈大，他们对国家经济的破坏活动从隐蔽的逐步发展到公开的，他们甚至公然提出自己的政策来代替人民政府的政策。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蓬勃展开，人民政府为了反击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禁止桐油出口，贺衡夫竟几次到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批评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死办法，办法死”。他并把贸易商行的“大亨”们组织起来，要挟人民政府说：“不放桐油出口，我们就无法清理债务，势必垮台。”一九五一年，国营油脂公司为了掌握市场交易，稳定物价，加强了市场管理，贺衡夫盗窃集团认为这样就破坏了他们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竟在贺衡夫的指使下变相罢市七天，公开反对国营经济的领导。 “五反”运动开始以后，贺衡夫不但不幡然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利用“政府委员”、“人民代表”的地位来破坏运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晚，贺衡夫在家中召集盗窃集团的重要分子开会，他说：“三反，五反是短期的，我们过去所做的事，不能对外面讲，谁要讲了，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又是工商联主委，嘿嘿，怕大家都不好看。”五反运动深入后，盗窃分子惊惶失措，贺衡夫对他的孙子贺锡敬说：“你把香港来的机密函电放在我房里，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怕别人来查。”不久他又把这批机密函电全部烧毁了。但是不管大奸商贺衡夫等如何阴谋抵抗，这个大盗窃集团终归被人民政府破获了。人民政府已将该盗窃集团中的重要分子、晋昌油行经理叶教庵和大奸商张利生逮捕，大奸商义瑞贸易行总经理李景文在罪证面前和群众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坦白承认该盗窃集团的罪行。这个盗窃集团已被瓦解了，但是贺衡夫还企图顽抗到底，拒不坦白悔过，因而激起了武汉市工商界、民主党派、职工群众和广大人民的义愤，纷纷要求人民政府将大奸商贺衡夫逮捕法办，甚至有人责备人民政府对大奸商贺衡夫太姑息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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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泛节约用电，为国家增加工业动力
张盖楚
东北地区各厂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检查出在电力使用方面有着严重的浪费现象。东北地区电价比较低廉，因此用电单位在使用电力时都不注意节约。一般国营企业的管理干部认为“电气车间是辅助车间，电费在产品总成本中只占极小的比重，用多用少无足轻重”，因而放松了对电气车间的管理。用电多少，是否合理，都无人过问。在有些企业里，很少看见三十度以下的灯泡；有的甚至连厕所、走廊也装上一百度的灯泡。至于睡觉、出外不关灯，公共场所或警卫照明灯通夜不关的现象更是普遍。有些机器本来安装一台五匹马力的电动机就够了的，可是竟装置了七匹八匹马力甚至更大的电动机。在车间中不注意对机器的管理，常让机器空转，这种浪费更大。在居民中，使用电炉和一百度以上的灯泡的现象，也很普遍。
这些浪费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除直接浪费电力外，因为使电力使用不当，同是一度电，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也不同。一度电，用在生产上，可以生产一公斤铜或八公斤水泥；用在一般消费上（取暖、照明、作饭等），它的价值就小得多了。节省了电力，除用户可以节省电费、增加工业动力外，还可以减少国家建设新发电厂的投资，加速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在今天，我们的工业建设发展很快，发电能力还没有相应提高的时候，尽量地节省和合理地使用电力，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应该怎样节省用电呢？除了全面地调整电力负荷之外，一般电力用户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节省照明用电。电灯用电，除生产照明外，都集中在晚间，和工业用电时间相重叠，容易造成高峰负荷。因此，节约电灯用电，对于发电设备来说，要比节约一般用电的经济价值大得多。所以在居民中应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形成群众性的节约电灯用电运动。上海、北京、沈阳等大城市的许多街道居民小组，把节约电力反对窃电订到爱国公约中去，效果很好。这种办法应该推广。在企业和机关团体中，应该对全体人员进行节约用电的教育，并加强对照明用电的管理。在白昼较长的季节，可以把工作时间提前，尽量利用日光。
二、减少动力用电的浪费。这项工作可以和调整负荷结合进行，有计划地把全部动力设备进行一次检查，把电器设备作合理的调整，充分地予以利用。此外，还应该从加强设备利用的计划性方面节约用电。例如有计划地使用吊车，避免跑空车和跑单程；动员工人不使机器空转等。
三、节约电热的用电。除医疗机关和某些企业必须有电热设备外，应说服家庭、厨房不要使用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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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最近指示各地为了保证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肥料供应工作，打下农业增产基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迅速建立和健全各地肥料供应机构，指派专人负责。各地应即修正肥料供应和调拨的计划，如有供求不匀，各专区应自行统筹调整。肥料价格不当的地方，应反对单纯营利观点，重新审核定价，务求公平合理，及时销售，争取农民速购、预购、多购，以增加生产。
▲云南省国营贸易部门大力开展业务工作。为配合春耕生产，国营贸易公司在昆明已加工制造锄头三千把、水车一千部，在保山、武定、曲靖三个专区已收购了十五万斤铁，以制造农具，在文山、宜良等六个专区已收购一百二十万斤油饼，将不断地供应农民。国营茶业公司已开始在顺宁等产茶县份收购春茶。为稳定物价，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国营粮食公司已在全省范围内展开粮食调拨工作。
▲陕西省南部紫阳、安康、白河等十县，境内丘陵起伏，气候温和，为我国最北部的产茶区，最高产量一年曾达一百五十万斤。但由于蒋、胡匪帮的摧残，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年产量仅达八十余万斤。一九五零年秋，中国茶业公司安康办事处成立后，除大量收购外，并加强了验收和包装工作，重新恢复了陕南茶叶在西北广大地区的信誉，打开了销路。去年陕南茶叶产量就恢复到九十万斤以上。为了进一步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今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拨下贷款七千三百九十多万元，扶助茶农购置肥料和改良加工，预计今年产量可达一百二十万斤。
▲采茶季节将到，湖南各地正发动茶农对茶园翻土、施肥、整枝、除虫，争取丰收。平江汤塅乡茶农在该乡茶叶生产研究会领导下，已有八百多亩茶园进行了翻土、施肥、整枝、除虫等工作，估计今年至少可较去年增产红茶一倍。中国茶业公司湖南分公司正在训练购茶干部，准备收购。
两年来，湖南茶农先后垦复和整理茶园达六十八万多亩。全省茶叶产量已较解放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四。长沙、平江、安化等十一县并已建立有总面积达两千多亩的新式茶园。为了扶持茶农，增加茶叶的生产，两年来，湖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发放的贷款，已达一百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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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全国各地铁路职工纷纷来信
决心扑灭美国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
——读者来信摘要
全国各地铁路职工纷纷写信给本报，决心完成交通运输任务，努力支持志愿军，粉碎美国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工会全体会员来信说：“我们不能容忍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我们决心改进铁道技术，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走上反细菌战的前线，给细菌战犯以致命的打击！”山海关站全体铁路职工来信说：“我们决心努力增产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让美帝国主义者和细菌同归于尽。”青岛铁路分局列车段全体二百九十二名职工来信说：“我们在工作中坚决地消灭事故，保证运输的安全，使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物资顺畅地运到朝鲜前线，以打击发动细菌战的美国侵略者。”郑州铁路管理局万晶来信说：“郑州铁路管理局郑州地区职工和一部分家属共八千多人，一致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全体职工保证搞好生产运输任务，完成一九五二年度生产财务计划，为祖国积累更多财富，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给细菌战犯以毁灭性的打击。”衡阳站运输丙班全体铁路职工来信说：“我们决心在工作中消灭一切人为的事故，加紧学习先进调车法，超额完成运输任务，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打击进行细菌战的美国侵略者。”徐州铁路分局职工第二宿舍家属徐长凤等一百十二人来信说：“我们要在‘三反’运动中帮助丈夫交代清楚各自的问题，动员丈夫积极生产，我们自己也努力生产；我们要用这些实际行动，抗议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杀害中朝人民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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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南皮县春麦种籽没有及时贷放
编辑同志：三月九日，山东省南皮县从德州专署运来春麦种两万斤。这批麦种是中央人民政府从救济粮内拨出，准备贷给灾区群众作春播用的。但除五区孙庄乡柴庄村农民杨宝忠在三月二十日贷到一百零五斤麦种外，其余一万九千八百多斤麦种，还搁在南皮县农场里，没有贷放下去。麦种没有及时贷放下去的原因，是县的负责干部对这一工作放弃了领导。南皮县建设科长张勇同志把贷放麦种的工作布置给一位姓孙的科员，自己就到六区工作去了。孙科员没有重视这一工作。虽然专署派来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了几次意见，他仍然没有把麦种发下。贷麦种工作就这样耽误了。我认为这批麦种虽然到县较晚，但如抓紧时间，还是可以及时发下去的。我建议该县对这一工作认真进行检查，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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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说服农民不要盲目扩大棉田
编辑同志：两年来通县种棉面积已逐渐扩大。今年县区领导机关曾动员群众不要再扩大棉田，应该注意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但仍有一部分群众盲目扩大棉田。如三区咸宁候村高德林，去年种三亩棉，今年计划种五亩；七区郭家场村李仲元去年种棉四亩，今年计划种八亩；张祺去年种五亩，今年计划种十亩；郭家场村一共有一千五百亩地，去年种三百多亩棉花；根据农民准备情况，今年很可能种到四五百亩。现在离棉花播种时期已很近了，我建议通县人民政府应迅速检查棉农盲目扩大棉田的现象，并向农民解释今年的生产政策，以照顾国家的整体利益。王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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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处理机关生产采取不负责任态度是不对的
编辑同志：天津市人民政府去年三月在汉沽镇租了某私营工厂作为机关生产。该厂厂长自去年秋天去天津后，至今没有回来，整个工厂全靠几个不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支持。二月五日，该厂终于停止了硫化碱的生产，曹达部分的生产也曾停工七天。后经汉沽镇人民政府给予贷款，才能勉强维持生产。该厂曾向私营盐滩批购硝土一万多吨，因缺乏经费，只运进二千吨。这就影响了盐业生产。该厂对银行的借款无法支付，对职工的工资也不能正常支付，三月份每个职工只拿到十万元。职工都感到无法维持生活。工人们每天打电话向领导部门请示，所得的答复却只是：听候处理。
汉沽镇海兴工厂是天津长芦盐务局的机关生产，
“三反”运动后，该厂在生产上既无方向，又无计划，大部资金留在天津。即有停工的危险。
我们认为天津市人民政府、长芦盐务局应对机关生产和工人生活负责到底。任何机关都不能违反政务院公布的“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他们应迅速派员检查处理。 邵振鹏 林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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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创造了许多节约的新办法
编辑同志：当祖国人民热烈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我们在朝鲜前线发动的节约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战士们想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并且有很多节约的新创造。现在介绍如下：一、“反光镜”：战士们在加修工事时，为了节省灯油，白天利用镜子反光，把洞子里面照亮；晚间利用松树枝和割成条的破胶皮鞋点灯。二、“作洋蜡”：某部高机连，利用包子弹的蜡纸，用热水把纸上的蜡质煮下来，再经熬制，倒在制好的模型里，便成很好的蜡烛。用二十五张蜡纸，可以做三十公分长的蜡烛两支，每支可点八个钟头。三、“小铁匠炉和洋风箱”：日久天长，修工事多了，小镐便磨秃了，不好使用。现在各阵地上，普遍安了小铁匠炉。战士把自己烤火烧的炭节省下来，用来打铁；把拾回来的敌人的炮弹中的药掏出之后，做成打铁用的砧子。这样，把用秃了的镐，打出尖来再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我部战斗英雄王永章同志，还给祖国人民和毛主席带了一个这样的镐去，作为抗美援朝纪念的献礼。打铁时为了节省木炭，提高工作效率，某部班长陈山奎同志，利用炮弹箱子改作风箱，这样一来，打镐时间快了四分之三，两个钟头可打二十五把。四、“小炭窑”：为了节约烤火费，又不受冻，我部各机关、部队都自己动手烧木炭。
祖国人民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物资。这些节约的办法，只算是我们厉行节约的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 爱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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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前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副经理
对写信恐吓检举人的检讨
编辑同志：去年十一月中旬，广州市民何善写信检举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有和奸商互相串通盗窃国家资财的嫌疑。此案真相现在已经大白。我当时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检举人的检举，反而写信恐吓检举者，因此犯了严重的错误。在事件发生后，我又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不承认错误，没有认真从思想上去深刻检查自己，这更是错误的。我接到检举信以后，认为检举者所检举的个别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而就否定了他检举的基本事实，用极端恶劣的态度来对待检举者，甚至向他写了恐吓信。
产生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是由于我有着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我不是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来认真和虚心地对待检举，反而以统治者的姿态骑在人民头上进行报复。这种错误思想如任其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经过领导干部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使我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使我认识到这是严重的违反政策，违反纪律和损害人民政府威信的行为。我应对这一案件负完全责任。因此，我完全接受监察委员会对我的处分决定，并保证今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认真改造和锻炼自己，以彻底纠正我的错误。
前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副经理 萧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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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林学概论”作者接受读者批评
编辑同志：我对三月五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所载戚长顺先生的来信以及你们转来的邢仲伦、张天成、陈黎等十位先生的来信，都已读过了。他们对“林学概论”的批评，我完全接受。现在，我除已请商务印书馆将存书停止发行外，并已着手对该书作彻底的修改。 “林学概论”初版于一九四六年。该书之所以含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为帝国主义作了义务宣传，主要的原因是我受过德日帝国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思想上中毒过深。一九五零年商务印书馆拟将该书再版，要我写一再版序言。当时，我虽即表示同意，但对原书并未好好过目。我所想到的只是“名利双收”，而丝毫没有考虑到书中的错误思想，会给广大读者以极其恶劣的影响。我很感激批评者对我提出的意见。这一针正好扎到我的病根。霹雳一声，如梦初醒。今后我决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郝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