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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助的情况
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
农村中原有的劳动互助的情况和特点
华东各地农民相互间原有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大体可分为下面的几种类型：
（一）人力互相调剂的或以大型农具为中心实行人力与农具互助的，有“换工”、“调工”、“对工”、“伴工”、“匀工”、“工顶工”、“伴水”、“靠背”、“插伙”、“打伙”、“帮工”、“合帮子”、“搭班”、“合伙”等。这些组织，一般是在播种、插秧、收割等紧张的农忙季节，单干会耽误农时，由农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有些大型农具，像脚踏的水车，不是一两个劳动力所能使用的；有水车的人家缺少劳力时，需要别人帮助，无水车的人家需要用人力换取水车使用，解决困难，于是就互助起来。
在这一类型中，比较特殊的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种是苏南松江专区的“大伴工”和皖南的“搭工”、“搭伙”、“贴工”等。因为这些地区靠近江、海，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较大，附近农民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兴修水利抗旱排涝又非少数农民所能进行，因此在生产紧张关头，农民就自动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规模较大，一般是按受益的田亩出工，田多劳动力少的出工资。
一种是苏南吴江、苏州、无锡等地的“打混作”。土地、农具还是各人的，做活事先计划好，一起耕，一起种，一起收，平时不记工，到秋收后结账，支付工资。这种组织形式，产生在太湖边水网地区。那里的农民因为地离家远，个体经营不便，就自动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
一种是浙江山区的“开山班”。参加“开山班”的农民，都是上山开荒种玉米的。因开山需要发挥更大的劳动强度，农民便组织起来集体上山。这种“开山班”除了为自己生产外，也有集体出卖劳动力，替富农、中农开山的。
（二）畜力互助调剂，或以畜力为中心，实行人牛换工的，在山东、皖北、苏北一带叫“搿犋”，南京市郊有“牛帮”的组织，一般地区叫做“伙养牛”。
“搿犋”是畜力互助的组织。在某些地区，由于一条牛拉不动犁，必须两头耕牛合拉才行，于是情投意合的有牛户，便合作耕地。“伙养牛”各地比较普遍。有的是几家合伙买，轮流喂养。在苏北和皖北叫做“帮牛腿”，一条牛四家共有就叫“一家一条牛腿”。有的是一家买牛，别的人家“贴牛草”；“贴牛草”的人家，对耕牛有一定的使用权利。也有的叫“干搭”，无牛户使用耕牛，出一定代价，但不负责喂养。
人牛换工各地很普遍，无一定名称，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牛户借用耕牛，还给人工；另一种是牛主或带着牧童与牛同来，等于有牛户替无牛户代耕，还工时则包括牛主的人工在内。
（三）集体卖工。这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劳动力调剂。由于各地农事季节有先后，贫苦农民便组织起来到需要劳力的地区去集体出卖劳动力。土地改革后，贫苦农民都分得土地，这种集体卖工的形式，已逐渐减少。
在集体卖工中，除出卖人力外，在苏北还有集体出卖畜力的。在水稻地区收割季节，旱田地区的农民便牵着大批耕牛前来帮工。这种情形，在盐阜地区很普遍。
以上是华东各地原有劳动互助的几种类型。在江南新区，这几种类型都比较普遍。据苏南估计，解放以前参加这些互助组织的农户，在松江、苏州两专区占农村总户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镇江、常州两专区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原因之一是江南工商业发达，大批劳动力流向城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要互助解决困难。原因之二是江南好多农作不是少数农民所能担任的，如车水、修塘等；尤其是沿海沿江地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灾害。原因之三是土地少，农民必需附带经营副业；为了兼顾农、副业，必须组织起来。
这些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自动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组织，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参加组织的阶层，大多是有农具但缺乏劳动力又雇不起雇工的中农和有劳动力缺乏农具的贫农，有钱雇工和农具充足的富农很少参加。因此，基本上是一种“穷帮穷”的组织。正如毛主席所说：它们“只是旧时代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因为中农有农具、牲畜，所以中农又往往成为原始互助的中心人物。
二、规模比较小，一般是二、三户，三、五户在一起互助，八、九户以上的很少。因为组织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所以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农忙时合作，农忙一过就各干各的。同时，一般都是不固定的，这个季节我和你在一起，下一季节就和他在一起。
三、互助成员的范围比较狭小，一般只是青壮年参加，老弱妇女不参加，大多以感情结合为基础。
四、这些互助组织的内部，都有不够合理的地方，例如：
?贫农多少要吃点亏；但明知吃亏，也得互助。吃亏的地方主要在先做后做和不等价交换上。贫农为了使用中农的耕牛和农具，就得先替中农做活。栽秧栽得迟的贫农，收成就没有栽得早的中农好，甚至有相差到一成二成的。在人工与牛工的交换上，往往是牛工高于人工。
?浪费现象很严重（包括费用上的浪费和人力上的浪费）。费用上的浪费表现在做那家活吃那家饭时，要吃得好。苏南有些地方规定“三茶、四饭、五遍烟”。人力上的浪费表现在没有科学的分工，人多手杂，做不出活。
?集体卖工中工头要抽头钱，等于中间剥削。
?好多地方不许妇女参加劳动，怕“破了风水”，这妨碍了广大农村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发挥。
抗日战争以来华东劳动互助
的发展过程和目前情况
华东老区（包括山东、苏北、皖北）有领导的组织劳动互助，是在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之后开始的。当时在减租运动之后，农民普遍地发动起来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可是，人力、牛力、农具都有困难。因此，经领导上号召之后，各地就由典型试验到比较普遍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各地的劳动互助由典型试验走到面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大批青壮年参军、支援前线，为了克服生产困难，进一步大量发展互助组织；苏北转入敌后战争环境，互助组织开始自流；皖北地区为敌暂时占领期间，互助组织遭受了摧残。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战争胜利，环境安定，劳动力相对地增加，加上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上升和生产条件改善，基层干部就错认为不必再组织劳动互助了；各地领导方面，由于任务较多，也放松了领导；于是，老区的劳动互助，呈现了自流状态。山东不少地区的领导干部，就有二年没有过问这事，基层干部认为“不兴这一套”了；直到一九五一年政务院发布指示后，才开始着手整顿。
由于过去较长时期内组织起来给农民的影响，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各地仍有很多互助组坚持下来。如山东的吕鸿宾互助组，苏北的陈维芳互助组等。但是，个别地区至今仍然没有摆脱自流状态。
苏南、皖南、浙江、福建以及皖北一部分新解放区，目前也有了一批有领导地组织起来的互助组。这批互助组，一般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冬、一九五○年春生产救灾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开始时很多是搞副业生产，以副业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作度荒的口粮。
一九五○年春耕季节到来时，各地灾荒还没度过，而春耕播种又迫不及待，于是在“春耕度荒两不误”的口号下，大部分互助组由单纯经营副业生产，发展到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相结合。苏北、皖北水利工程规模较大的地区，男劳动力绝大部分参加治河，留在家的妇女互助组，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九五○年秋季以后，各地领导干部集中力量领导土地改革，对互助组没有抓紧；但在生产救灾中发展起来的互助组织，仍有很大一部分坚持下来。如皖北阜阳县吕东扬互助组，苏北邳睢县董翠琴互助组等。
在上述新老地区互助组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部分地区虽一度放松领导，农村中的互助组织，仍有不少保存了下来。这说明不论新区老区，农民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有迫切要求的。
“老区农村生产水平提高了，农民生活上升了，劳动互助不需要了”的说法，和“新区劳动力不缺乏，不必组织劳动互助”的说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据初步统计，各地互助组的规模，不论新区老区，小的三户，大的十户，一般在五户左右。也有多至二十多户到一个行政村的大组，但这些大组下面，还分若干小组。分组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人多、组大，做活不便；第二是为了便于领导。这种情形，一般是和当地生产条件以及农民过去已有的互助经验相适应的。
以互助组的内容来分，大致有下面几种类型：
（一）单纯的“换工”，或单纯的“搿犋”；这基本上还是原始的互助形式，仍在各地农村大量地存在着。
（二）在人力和牛力或人力和农具上互有调剂，但单纯属于农业生产上的互助，且带有很大的季节性和不固定性，“忙时互助闲时散”，“春组织，夏垮台，明年春耕重新来”。
（三）比较固定的常年互助组。特点是：?实行劳力、耕畜、农具全面互助；?结合副业生产，不管农忙农闲，实行常年互助；?有的还和提高耕作技术以及办理供销事业结合起来，充实了互助的内容，增加了收入，使互助组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凡是坚持常年的互助组，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
（四）在部分地广人稀的农村和灾区里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山东广饶县七区万家屋子，三柳树、后董、坡家庄等村的互助组，胶东周格庄宋宗国互助组，苏北沭阳马厂区赵庄村以及塘沟区梁连必互助组。广饶县三柳树互助组实行以土地和劳力入股，“集体劳动，公打公收，按劳分红”。（编者按：入股的土地不分红，在今天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般做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已有的社如采取这种做法也不妨试行。）宋宗国组是土地合并一起，个人的牲口农具折价卖给组内，土地农具牲口劳力统一计划统一使用，按大口小口分粮。梁连必互助组则实行按各人专长分工，集体吃饭。（编者按：按大口小口分粮和集体吃饭的方式是不适当的。可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同时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按土地和按劳动分配收获物的比例，应根据社内各种成员的自愿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定。）
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成与合作办法，虽各有不同，但都是组员赞成和满意的，社外群众见他们多打粮食，也表示羡慕。
以上几种类型中，第一类第二类占大多数，第三类是少数，第四类是个别的。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上，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作用有这几方面：
一、组织了互助合作，可以有计划地克服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合理地使用人力、畜力和农具等，从而逐步地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个体农民对于收麦、锄地、栽秧、车水等突击性的农事作业，往往很难应付。组织起来后，就可以根据各家耕作时间的先后，统一调配劳动力，缓急相帮，保证耕作及时。苏北陈维芳互助组去年麦收，因集体收割，比单干户提早一天半割完。个体农户除富农外，往往很难置全一整套的农具，尤其是大型农具，如水车、大车等。很多贫农是缺乏耕畜的。组织起来后，就可以实行人力与农具或畜力互换，有农具或有耕畜的和无农具或无耕畜的相帮，并能充分发挥现有的农具、耕畜的作用。
二、组织了互助合作，可以节省劳动力，实行比较科学的劳动分工，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农民在单干时，各人劳动力有强弱，生产技术有高低，农忙时劳力不足，农闲时劳力有余。因此，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浪费劳动力是很大的。组织起来后，在农忙时可以按各人劳动力的强弱和专长适当分工，使每个农民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农闲时，也可以组织剩余劳动力、资金、工具，经营其他生产。皖北吕东扬互助组，已开始实行分工分业，使每个组员各尽所能，在农忙时，仍可进行副业生产。浙江许桂荣互助组在秋收后，大部分劳动力即投入副业生产。各地很多互助组，在冬季积极兴修水利，从事积肥，为春季大生产作准备。凡是这方面搞得好的互助组，组员们的收入都超过单干农民。
三、组织了互助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能精耕细作，也便于从政治上教育农民，培养农民的集体观念，贯彻生产政策。正如苏北陈维芳互助组所提出的口号：“锄怕三张，牛怕两犋”，只要组织得好，人多干活情绪高，互相督促，越干越起劲，二人可抵三人。单干农民因为土地有限，往往不敢轻易进行自己所没有经历过的新的尝试，组织了互助合作，人多智广，在先进分子的推动下，便于克服保守思想，发挥集体智慧，研究和试行先进的耕作方法。山东宋世坤互助组组员郭永斌，过去从来不选种，不施肥，参加互助组后，在大家的影响下，前年种苞米也施了一百五十斤豆饼，地瓜和麦子换了良种，收成很好。他祖父说：“老脑筋是不行了，今后要想多打粮，得学新办法。”去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颁布后，好多互助组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特别是爱国增产运动的号召提出来后，几乎所有的互助组都针对当地情况，从组到户订出了爱国增产计划；先进的互助组并向李顺达应战，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组织了互助合作，可以兴办个体农民所不能举办的事业，可以集体购买个体农民所买不起的新式农具，克服个体农民所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山东于松长互助组，用压沙办法改良了一百三十多亩地的土壤，并先后打了几十口井，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山东吕鸿宾互助组，目前已拥有三张七吋步犁，四架解放式水车，三架喷雾器，二架玉米脱粒机。淮河沿岸的广大农村，由于组织了互助合作，因而能抽出大批劳动力参加治淮，使根治淮河的伟大任务能够逐步实现。去年在发生旱情的地区，好多互助组都组织了大批水车，解决了缺水的困难；在发生虫灾的地区，组织了群众集体扑灭了虫害，保证了禾苗的生长。
除了上面说的几个主要作用外，组织互助合作还可以解决组员们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如山东昆嵛县宋家沟村董崇华互助组组员宋福壮，过去是单干户，前年有病，去春缺口粮；参加互助组以后，同组的其他组员借给粮食度过了春荒；去年不仅生产及时，还赚了一百四十斤粮。再如苏北陈维芳互助组内某组员家中死了人，准备将二亩上等田卖了；后来组里借给粮食，解决了殡葬困难，没有卖地。去年七月，福建建阳县葛老五互助组组员陈发婢生病死了，丢下老婆孩子两人，生活困难。葛老五号召发扬阶级友爱，全组替死者买了棺材，还清了债务，并早早地帮他家割好五亩早稻，完成了秋种秋收。
因为互助合作在农业生产中有上面这许多作用，所以凡是搞得好的互助组，组员们的农作物产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比较突出的山东吕鸿宾互助组，全组的产量不但已超过战前水平，且已接近耕一余一，吕本人已经超过耕一余一。即使是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发展上的作用，也超过一般单干户；结合副业，提高耕作技术的常年互助，作用就更为显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农具、耕畜集中使用方面，有更显著的优越性。总之，凡是搞得比较好的互助组，农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有的度过了严重的灾荒，有的已有了余粮，并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养成了集体劳动的习惯；对懒汉二流子的改造，也起了很大作用。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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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采贵互助组兴修水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姚广
三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二
山西省解县阎家村史采贵互助组集体开荒，兴修水利，耕地面积逐年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这个互助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的。最初只有三户，每人平均只有旱地二亩多，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很坏，每亩只产二斗小麦。全组只有两头小牛，没有大农具，小农具也不完全。他们就是在扩大耕地面积、克服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以增加生产的共同要求下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的第一年，这个组集体开荒十亩，每户分了三亩多。一九五○年二月又有两户入组，这一年共开荒二十二亩。一九五一年二月互助组发展到八户，又开荒地十亩。两年来总共开荒地四十二亩，其中收成较好的三十二亩，共产小麦二十二石八斗五。目前全组共有地一百三十一亩，开荒扩大的耕地面积达百分之三十二。
打井浇地，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
一九五○年天旱，四月到七月没下雨，大部分旱地不能下种，解县人民政府号召农民兴修水利，并贷款扶助农民。史采贵响应政府号召，领导组员开始酝酿打井贷水车。当时有的组员对打井不甚积极。经互助组多次讨论，提出了“浇活一亩算一亩”的口号，克服了靠天吃饭的消极思想，大家才行动起来。井虽打成，但因井底有流沙，水量不够应用，又修理了多年不用的一眼旧井。旧井修复后，每天用四个劳力，三个人汲水，一个人管理浇地，一天只能浇半亩，费工多，效力低。大家商议改用水车。但井深三丈六尺，贷来的新式水车八节斗子只二丈四尺，后来借了五节，克服了困难。用水车浇地，效力显著提高，一个人力一个牲口，一天半就浇了二亩半地，秋后每亩收籽棉二百四十斤，较一般旱地产量提高了两倍。
一九五一年春季，这个组正动工修第二眼旧井时，前年修好的旧井突然塌了，而且跌坏了水车压死了牛。这意外的损失，打击了组员的生产情绪。有的组员提议到秋后再修复这眼井。这时史采贵领导大家算了一算账：水车倒塌共损失粮食二十四石；如把井修好，七亩旱地都浇上水，再多施肥料，每亩可收籽棉四百五十斤，而旱地只能收九十斤，七亩地可多收二千五百二十斤，折合粮食四十二石；减去二十四石的损失，还余十八石。经过算账后，全体组员都想通了，立即向政府贷款购买了修井的砖和石灰，大家动手修起来。原计划十天修好，结果五天就完成了。接着又修好了两眼旧井。两年来共修旧井三眼（其中一眼还没有浇地），十六亩旱地变成水地，共增产六千一百九十斤籽棉，折合麦子一百零三石三斗。
由于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增加生产，互助组的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这个组已有牛三头、驴五头，水车二辆，风车一辆，耧、刀犁（中耕农具）、耙各一张，新式步犁一具，其他小农具如犁、钯、锄、?、锨等合计四十七件，超过抗日战争前一倍半还多。由于克服了牲畜农具不足的困难，精耕细作成为可能。战前棉田耕、耙、耱共六次；解放前共四点六次；一九五零年共六点八次；一九五一年达到七点八次。施肥方面：战前水地每亩平均三十担，一九五零年四十一担，一九五一年达到五十一担。史采贵本人一九五零年水地每亩上肥料三十担，旱地十五担。一九五一年水地每亩上肥料一百零五担，超过一九五零年两倍半。旱地上肥料三十七石五，超过一九五零年一倍多。因此，单位面积产量已显著提高，一九五一年全组水地每亩平均产籽棉三百五十二斤，比一九五零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旱地平均每亩产籽棉一百一十四斤，超过一九五零年百分之二十一。旱地小麦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七斗三升，超过一九五零年百分之十七，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七。
增产的基本原因
总起来说，史采贵互助组能够增产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根据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组织起来，又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克服农民的保守性，因地制宜地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事业，逐渐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二）人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大力扶持，加上组员的集体投资，初步解决了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史采贵互助组的资力，远赶不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尤其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两年来人民政府曾给这个互助组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计有水车贷款八百万元，牲口贷款一百八十万元，修井贷款八十万元，农具贷款六十七万元，又贷给黑豆五百斤，肥田粉一百斤，棉油皂二十八斤，预购棉花的粮食十二石二斗五升。特别是去年春天，这个组的一眼水井塌了以后，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不仅水地会变成旱地，而且会影响到互助组的巩固。两年来这个组的组员集资伙买了一些大农具，既适合于组内的经济情况和生产的要求，又使每个组员从经济上联系起来，加强了集体性，因而也促进了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现在阎家村要求参加史采贵互助组的农民又有八户（全村共二十一户），这个互助组准备今年扩大组织，在大组之下设小组。
怎样继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根据史采贵互助组的具体情况，继续开荒和打井已无条件（因已无荒地可开，井也不宜再打了），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今后应集中力量改良土壤，增加地力，变坡地为良田，进一步精耕细作。这就需要增施肥料并结合副业生产扩大收入，以增加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这个组计划在一九五二年合伙养羊四十只，组内抽出一人来专门放羊，这样每年可收羊粪四十车，可顶圈肥八十车；既可增加肥料，又可得到皮毛的收入。此外，还计划多养猪，并向政府贷黑豆及肥田粉作为施追肥之用。经过大量施肥和改良土壤，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产量三分之一。去冬就着手进行改良土壤，到今春可完成十亩。
在提高耕作效率方面，这个互助组准备把小牲口换成大牲口。因为小牲口在耕作时效率低，如浇地小牲口一天只能浇地二亩，大牲口就可浇地四亩；准备尽可能争取今春要换上一头大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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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哈尔省万全县孔家庄防霜防冻的经验
钱章益
察哈尔省万全县孔家庄的群众，用青蒿燃烟的办法防御霜灾，已经证明十分有效。万全县去年普遍遭受旱灾以后，又普遍遭受严重霜灾，一般仅有三、四成年景；但孔家庄经过防霜后，却得到了六成以上的年景。
去年春夏两季，孔家庄曾经发生旱灾，大部分庄稼是补种改种过的，成熟期较晚，这样就有遭受冻灾的危险了。九月七日第一次下霜后，这个村的中共支部书记和村长领导群众组织了防霜委员会，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把群众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在防霜委员会领导下，全村共组织了七个大组，三十三个小组（每小组有十多户），并规定了防霜的办法。九月八日晚，全村一千三百多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进行了第一次防霜斗争。到天亮检查，周围各村都遭受霜害，庄稼垂死；但这个村的庄稼都未变色。在事实教育下，群众防霜情绪普遍高涨，一连坚持了十一夜。在有组织、有领导的防霜运动中，保证了庄稼没有遭受霜害。
防御的具体办法是用一种半干不湿的蒿草，加上些牛马粪，以三、四十斤为一堆，待守望的人看准气象，发起信号，大家一齐点火烧蒿，使蒿烟保持地面温度。为掌握时间，统一行动，孔家庄专门设立了一个司号台，由一位青年团员负责任。经过这次防霜，已获得很多的宝贵的经验。他们说：燃蒿必须有一定时间，过早过晚，都会失败；点火方向要顺风，否则烟会被吹到别处去；一般下霜的时间是在晚间三、四点钟；估计每亩每夜需要燃蒿草四、五十斤。
孔家庄防霜斗争的胜利，不但保证庄稼减轻了灾害，并打破了群众“靠天吃饭”的落后意识，树立起“人定胜天”的思想。
编者按：察哈尔万全县孔家庄的防霜办法，应该引起各地农村工作者的注意。本报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三日即曾登载过山西岚县、沁源等地用同样办法防止春冻的消息。事实证明，用这个办法防止秋霜和春冻都是有效的。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一日，本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冰雹和霜害的防止问题”的文章，现在把这篇文章中关于防霜问题的一段话重新刊载在下面：
“利用‘烽火’防霜，确是很有效的科学方法。因为近地面局部空气的温度，虽不会因此而大量地增高，然而它所发散的烟笼罩着地面，却可以阻止地面热能的发散，使近地空气温度不至于急烈地下降，足以防止霜害的发生。‘烽火’防霜的效用，并不是把结成的霜溶化为水滴或水气，而是在有成霜可能的夜晚，预先放起“烽火”（不是放火，主要是使它产生浓烟），热和烟的发散就可以使凝霜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这种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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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随时准备走上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最前线
编辑同志：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师生员工，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打击美国侵朝空军侵入我国撒布细菌的暴行。早在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撒布细菌的消息传到我校时，就引起了全校人员的愤怒。医学系二年级学生张鸣禾，悲愤地控诉了以前日本法西斯在他的家乡——浙江温州一带撒布鼠疫菌，杀害大批人民的罪行。大家对于勾结日本细菌战犯来进行细菌战的美帝国主义，表示了无限的仇恨。全校有三百多人签名要求到朝鲜去作扑灭细菌的工作。细菌学科的方亮教授和一部分讲师助教，已经参加了志愿援朝防疫检验队，前往朝鲜前线工作。今天，当大家从报上读到美国侵略者胆敢侵入我国境内来撒布细菌的消息时，许多人的愤怒更无法遏止。有的班的同学们立刻举行了座谈会。全院大部分教员学生都写了决心书给毛主席、中央卫生部和学校领导方面，要求赴朝鲜和东北去扑灭美国侵略者撒布的细菌。北大医院各科的大夫、护士和助理员等，都要求参加防疫队。北大药厂的职工们，已经准备了大批杀虫剂，准备随时运往前线。机器房的工友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随时可以制造防疫仪器。大家都在准备着：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坚决粉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
北京大学医学院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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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学生决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反击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
编辑同志：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欠下的细菌战血债尚未还清，又在我国的国土上制造与加添新的仇恨。我们以无限的愤慨向人民政府建议，继续加强防疫工作，巩固强大国防，粉碎美国侵略军的卑鄙伎俩和阴谋。我们认为，必须严厉制止美国侵略军的无耻罪行，并追究这种罪行引起的严重后果的全部责任。
我院全体同学，誓将更紧张地行动起来，拿起我们的武器，向广大人民进行宣传，向美国侵略军进行猛烈的反击。并束装以待，准备随时献身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我们深信：美国侵略匪徒的阴谋，必在人类正义的铁拳下被彻底粉碎。
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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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加强抗美援朝力量
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
编辑同志：我们全校女教职员工同学家属愤怒地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我国东北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
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上——东北，不顾一切地进行细菌战，严重地违反了和破坏了禁止使用一切细菌武器的国际公法。我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严厉地抗议美国侵略者丧心病狂的兽行！我们要严正地告诉美国侵略者：你们这种狂妄的挑衅行为是绝对逃不出全世界人民正义的谴责和制裁的！
我们要百倍警惕美国侵略军一切可能的暴行，继续进行抗美援朝工作，做好各人岗位上的工作，在目前尤其要把反贪污、反盗窃运动搞好，为最后粉碎美帝国主义一切阴谋而奋斗！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全体女教职工家属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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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去年五月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有严重铺张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我去年五月底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九月底回北京。
我们全团五百多人，在火车上，每人每天伙食费是二万元，假若节省些，每人每天一万五千元就足够了。沿途经过武汉、重庆、南充等地，各地有关当局，对我们都大事招待。真所谓“顿顿是小筵，隔日必大筵”。餐后必有晚会。县、区各级政府也是竭尽力量，从事招待。在乡下参加土地改革期间，我们一律享受中灶或小灶待遇，外加“办公费”。而当地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却都是大灶待遇。政府为了照顾中央土地改革工作人员，有时并加发“特别生活补助费”。川西团离川西时，行署送给每人一条著名的川锦被子。当我们回来时，不少人大事采购四川土特产。从川锦、川绸、沱茶，一直买到凉席、竹篮等等。有人说：“中央土地改革团变成中央采购团”了，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有的团员向团部借钱办私事，稍不遂心，就说：“真小气，这点都不照顾。”但事实上，每人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期间，都是原薪照发的。
我觉得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应检查这种铺张浪费现象。我并建议：以后类似这样的工作团、访问团，都应当竭力简朴，以节省人民财力。各地有关负责当局，对于招待，也应该力从简单，才合乎增产节约的精神。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 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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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对王颖同志意见的答复
编辑同志：王颖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在组织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的工作中，铺张浪费的作风是严重的，特别是去年五月份组织参观团和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时候。这样，不但使国家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主要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看到这些情形后，我们在去年九月份组织秋季土地改革工作团时，就把有关人员在火车上的费用减少了。并通知各地有关部门停止一切宴会、送礼等。去年十一月份，我们并决定对参加土地改革的人在原薪中每人每月扣伙食费六万元。大部分工作团人员已在增产节约的号召下，自动改为大灶待遇。虽然如此，我们在其他方面仍有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现在，正在作严格检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朱早观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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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周季方宋瑛阴谋案的正确处理
再一次说明共产党是真理的坚持者
编辑同志：对周季方、宋瑛等错误的正确处理，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永远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与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作无情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真理的坚持者。不管什么人，如果违反了人民利益，违犯了国法党纪，一定要受到严厉处分。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必须根除资产阶级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坏影响。 鲁敬
编辑同志：从周季方、宋瑛陷害案中可以看到，在我们革命阵营中，在我们党内，还有少数无法无天的坏分子，他们担任着革命工作的要职，做着类似反革命的事情。这些坏分子走到那里，那里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失。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把隐藏在我们革命阵营中和我们党内的一切坏分子清除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我们的人民政权。 遥
编辑同志：周季方、宋瑛案件说明，资产阶级的毒素，一旦侵蚀到党员干部身上，就会破坏革命内部的团结，降低党的战斗力量。同时更说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无孔不入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一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绝不能放松我们的战斗。
李婴
编辑同志：吴德峰和谢邦治等一贯地缺乏民主作风，又加上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致庇护了不法分子，这是极恶劣的。因此，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务，也是完全应该的。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坚持党的原则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习纪凯夫、王世勋等同志那种坚持原则斗争的精神，把反贪污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北京工业学校通讯组
编辑同志：我们认为纪凯夫同志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团员，为了人民利益，他在各种无理的诬蔑和陷害中坚持原则斗争，丝毫没有消极和动摇。我们每一个参加反贪污运动的青年团员，应该学习纪凯夫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彻底消灭贪污现象。
军委某部三十三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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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山西日报编辑部
对忽视宣传“抗美援朝”影片的检讨
编辑同志：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中发表的王世吉同志对我们忽视宣传“抗美援朝”影片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保证在今后工作中避免重犯类似错误。
我们检查了一下，我们不论从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对“抗美援朝”这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影片，没有重视起来。在放映前，我们并未准备有意识地去宣传这部影片，组织更多的群众去看；在放映期间和放映以后，也没有对该影片作应有的宣传。在处理有关这个影片的新闻时，没有放到报纸版面上应有的重要位置，负责广告工作的同志，把“抗美援朝”影片的广告挤下来，换上其他广告。尤其严重的是，当人民日报读者对我们这种错误进行批评后，我们并未迅速进行检查，有些同志还认为这只是“美中不足”，对这部影片，比对其他影片的宣传已经是“强的多了”。这种说法，证明某些同志对待批评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这些缺点应迅速改正。
“抗美援朝”影片，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许多观众看了这部影片都感动得流泪，它对抗美援朝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但我们由于政治热情不高，所以对于这一影片的宣传就采取了冷淡的态度，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失。我们一定接受这个教训，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为提高报纸的思想性而努力。
山西日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