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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初步检讨我的崇拜英美的思想
西北工学院土木系教授 陈叔陶
我以沉痛的心情，来检讨我的崇拜英美的思想。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这里把我在英国发表论文这一件错误的事情作一个例子。
解放前的中国科学界是受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的。中国科学家，有的在英美留过学，羡慕英、美的物质文明，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把英、美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月亮是外国的圆”，就是当时崇拜英、美的科学家的思想写照。有的虽然没有在英、美留过学，但看的是英、美的书；接触的是到过英、美，和称赞英、美的人。他们能够把金门大桥，纽约的摩天大楼，鲍特高坝等胡凑一阵，而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科学成就却一无所知。这两类人，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他们侵蚀的严重程度，却是一样的。于是他们以能说英国话，看英文书，和搬弄英、美的科学技术为荣。旧中国的一套，就是原封不动的英、美的一套。而我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自然也感染了浓厚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
我父亲是前清的一个秀才，他的考中秀才是突然的，这对我的工作态度有很大的影响。他没有得到我祖父的同意，偷偷地跑到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府城去投考。当初他怕我祖父讥笑他考不中，所以瞒着祖父，后来居然考中了，我母亲常常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听。所以在我的头脑里，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向上爬的思想。有的人喜欢金钱，有的人希望地位，而我所希望的，却是一篇篇的创作，虽然向上爬的方式不一样，向上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有这样向上爬的意识，结合解放前中国科学界的一般情况，使我更深地受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在旧社会里，那些崇拜英、美的科学家，愿意把自己的论文投向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杂志发表，希望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欣赏。他所投寄论文的国家，到底是自己的友人呢，还是敌人呢？是在所不计的。所谓科学是国际性的，所谓科学没有国家的界限的，就是科学家否认他是不爱祖国的唯一藉口。他不知道科学必然也必须为政治服务，技术必须和政治结合，科学家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科学创作的种子投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了花结了果，全世界人民都遭了殃。他以为英、美的科学机关是纯粹研究科学的机构，而不知道个个科学机构的幕后，都有英、美资本家在操纵。从科学上讲，过去的中国，是比较落后的，我因为要让我的论文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欣赏，所以一篇篇地寄往英国去，而不知不觉地却中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毒计。
从一九四零年起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止，我曾经继续地把论文寄到英国去。有的发表了，有的退回了，有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时间上讲，并不算太长，从次数上讲并不算太多，可是我所犯的错误，却可能比同样的人更严重。第一、我在国内科学刊物上不论解放前后，从来没有投过一篇稿，更不必说发表了。第二、解放以后，全国人民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在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我还继续不断地做这种错误的勾当，又在英国发表了两篇以上的论文（据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两点充分地说明了我的丧失民族自信心，和为英、美资产阶级服务的奴化思想。
我曾经说过：旧中国科学界，是受着英、美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的。中国科学家在英、美发表论文，周围的人，不以为大耻辱，反以为了不起；不以种种的方法阻止他，说服他，和扭转他，反在有意或无意地去替他宣传捧场。学生中以有这样一个老师为荣，学校中以有这么一个教授为荣。我把论文发表在英国，无论在“名誉”上，在“实惠”上都沾了不少的光。我过去常常这样地想，假使我没有这几篇论文，也许还爬不到这个地位。而不知道这个地位已经是牺牲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丧失了多少人民祖国的尊严！
是非最后终要确定的，错误最后终要发现的。解放后的新中国，一般人对英、美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在外界影响下也起了变化。有一次我看到教育领导机关批评中原大学盲目称赞外国某一个反动报纸的问题，我的心里就开始起了波动，但这个波动一下子就平复了。我还自己替自己掩饰，自己替自己辩护，我依旧把政治和科学孤立起来。
“外国的反动报纸是政治性的，外国的科学刊物是科学性的，两者不能并论。”我错误地这样想着。第二次有一个送信的同志，递给我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当面还说了一句：“这是一封英帝国主义寄来的信。”他的简单的词句，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弦，我感到非常难受，我身为人民教师，大学教授，解放后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护，而我还在和英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以后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几位教授的检讨，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我。最后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运动中，听了首长的动员报告，更感动了我，我的思想就不断在斗争中，每经过一次斗争，就批判了一部分错误，使我能在今天作出初步的检讨。
科学作品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结晶，不是科学家一人的成就，科学家如果脱离了周围的事物，周围的群众，是决不能有所成就的。而我却把这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无条件地出卖给英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这一批敌人，正在朝鲜战场上做美国的帮凶，屠杀和平人民。而我却在信上称他们为“亲爱的先生”，自己具名为“忠实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花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才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而我却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这又是什么意思？祖国劳动人民自己种了树，天天灌溉、锄草，今天长一分，明天长一寸，好容易有了枝叶，开了花，结了果。而我却把这辛苦得来的果实，送给英、美资产阶级，这难道是祖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吗？
一般地说，把论文寄到英国去，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英国资产阶级，可以借此欺骗被他们所压迫的劳动人民：“中国大陆上虽然已经全部解放了，但中国科学家，却仍然是咱们忠实的朋友。”这很容易模糊英国劳动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视听。不仅如此，这一种错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阻碍祖国科学的进步，危害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请问：如果我们的科学家都像我一样，不信任自己的科学刊物，祖国的科学会受到多大的损害？祖国经济建设会受到多少困难呢？旧中国科学刊物的内容与地位，和中国科学家向外国投寄论文的事情，休戚相关，互为因果。中国科学家不相信自己的刊物，把论文寄到外国去，万一能在外国发表，即受宠若惊，否则，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改投中国的刊物。这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我们科学界发生的严重影响，英美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叫人痛恨切齿吗？由于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中国科学刊物成了附属品，没有内容也没有地位，有的时候，根本就收不到合适的稿件。因此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意识的中国科学家就更看不起自己的刊物。这样互相影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发展祖国的科学，担负起祖国经济建设的任务，首先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批判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身为人民教师，我受着周围学生和朋友的爱戴，却染上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崇拜英、美的“物质文明”，称道英、美的
“科学技术”，这一种错误的思想行动，影响了我的朋友和学生，更由我的朋友和学生，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和学生。至于利用我们的作品，直接用之于战争，屠杀我们的人民，是更不堪设想了。
新中国的科学家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真理的。当我们认识了所谓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就应该大胆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坚决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我痛恨已往的过失，保证今后决不再犯，但光是痛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行动来提出保证：第一、我今年还不到四十岁，离开就业的时间，还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中在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下错误地帮助了我们的敌人。我诚恳地保证，今后要以更大的努力，在自己祖国人民的爱护下创作更多的东西。第二、资产阶级的科学是理论和实际脱离的，我过去研究吊桥以及高屋架的风力等，而眼前祖国是否需要这些，是不闻不问的。我保证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为祖国目前经济建设而服务。第三、科学必须和政治结合，科学家必须认识科学为政治服务，科学家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这是我在这次检讨中所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一定加强政治学习，肃清国内外资产阶级加于我思想上的毒素，克服我的纯技术观点和科学是没有国家界限的反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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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普天下的母亲们都来控诉吧
——记违法资本家毒害儿童生命的罪行
顾小岚
请普天下的母亲们都来听一听吧！让我来告诉你们，丧尽天良的违法资本家们怎样伤天害理地杀害着孩子们的生命。
鹧鸪菜的秘密
母亲们谁都知道鹧鸪菜、儿宝等所谓“儿童良药”吧，但可曾知道就在这些“儿童良药”里，奸商们一手骗取了你们的钞票，一手把你们的孩子推向病弱和死亡呢？这个曾经广销全国、深入农村的宏兴鹧鸪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原来它和上海什么百岁菜、鸡金菜、三三菜等三十多种的“儿科圣药”一样，只不过是由含有毒性的山道年和甘汞所做成的东西。这种东西虽然只能驱蛔虫，却是制做简单、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它只需一百一二十元的山道年和甘汞，搀加一些淀粉，就能调研成一包可骗卖到四五千元的“成药”了。怎样才能畅销呢？恶毒的宏兴鹧鸪菜老板张思云就施展出资产阶级固有的欺诈本领来了。他把只能驱虫，不能常吃多吃的鹧鸪菜，吹嘘成“能除小儿百病”、“无病可保健康”的“圣药”。你们看看那张仿单吧，你们看这个无耻的奸商怎样把鹧鸪菜说得百灵百效、有利无弊，甚至连一岁以内决无蛔虫的吃奶婴儿，也规定了他们的服量。当母亲们看见了“……痧子麻痘、发热发冷、下痢腹泻、急慢惊风……百病皆宜，”“有病无病每星期服一次能预防疾病，转弱为强……”的仿单，再看看包装上印制的两个肥壮小孩，谁不高高兴兴来买它呢？去年上海南市火车站的一位小儿科医师就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反映过：“在我们南火车站一带的劳动人民中，当小儿发热、吐奶，甚至发生麻疹、肺炎等时，也多服用鹧鸪菜。”并有许多母亲平时也按照仿单，每星期给孩子们服用一次。母亲们！请想想看吧，当并无蛔虫，而正在发热、发痧的病弱婴儿吃了含有毒性、只能驱虫的鹧鸪菜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当无病肥胖的孩子，经常服用含有毒性的鹧鸪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使有病的孩子们的病情增加或使健康的孩子们慢性中毒罢了。
但黑透心肝的奸商们还嫌钞票赚得不够，还把放得变了质的鹧鸪菜去毒害儿童。西药界有过这样的话：“西药界的黄金美钞是鹧鸪菜。”奸商们就囤集了大批鹧鸪菜来操纵哄抬。前面所说鹧鸪菜中有一种叫做甘汞的药，如收藏日久，或经日晒、湿气后，甘汞就变成了一种叫做升生汞的东西。升生汞毒性更猛烈，吃了以后，小儿立即口腔腐烂、作呕作吐，以致于死亡。去年卫生局取缔鹧鸪菜时，即发现各个承销店里许多结成硬块的鹧鸪菜，几次化验结果都是：“变质、有毒，不能内服。”可是杀人不见血的奸商们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说明鹧鸪菜的危害、公布取缔时，竟还敢抢购囤积起来，准备黑市贵价出售，继续毒害儿童。奸商心肝之恶毒，由此可见。
儿宝和小珍珠丸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再来看看也曾经销行二十多年的“儿宝”吧。儿宝，它除了有和鹧鸪菜一样欺骗人民的内服剂外，还有一种外敷用的东西。仿单中欺骗人们：“感冒发热、痧疹不透、应用外敷”，至于“病情复杂、症势沉重”的就内外并用，“奏效更速”。孩子们吃苦药，是要捏着鼻子灌下去的。外敷儿宝只要临睡前调敷在小儿脉息上，第二天就在皮肤上发现青瘢，仿单上就说病已“提出”了。母亲们谁不愿意自己孩子减少吃药痛苦，因此就常用外敷药，当第二天果然看见一块青瘢时，真是喜从心中来，以为孩子的病已被“提出”了。于是放下心来，不再延医诊治了。谁知就在这块青瘢下，贻误了多少孩子的生命！原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去年底检验结果，外敷儿宝无论敷在大人、小孩，无论敷在有病、无病的脉息上，都会同样的发生一块青瘢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药性刺激皮肤后的一定反应。对孩子们的任何疾病，都毫无医疗作用的！
自称化痰止咳的小珍珠化痰丸，奸商到卫生局申请登记时，却谎称药料只是一些“川贝母”“象贝母”“杏仁”等平和药物；并且利用广播电台大肆宣传。当善良的人们听信了违法资本家的谎言，给孩子服用时，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是痛极啼哭、腹泻不止的。去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得到密告，查询“发明人”叶紫堂时，他还无耻地回说：“确按照登记处方配制，未加其他药物。”可是当卫生局人员拿了一粒“小珍珠丸”试尝药味时，不仅立即满嘴发麻，喉腔还疼痛了很久。原来奸商在丸内放有毒性很大的巴豆！读者们，强健的成人试尝了一粒，就嘴麻喉痛，请问当它吞入小孩娇嫩的肠胃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斑马小天使害死人
违法资本家除了千方百计骗取金钱外，什么用药标准、健康和生命、政府法令等等一概不放在心里。马来药厂的“蓝包斑马小天使”，就是未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核准，粗制滥造，私自售销的一种药品。这个称号“最新实验儿科专药”的主要成分，也只是山道年和甘汞。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小儿驱虫药的剂量标准，一包或一粒驱虫药中，山道年只能放○．○○四公分，甘汞只能放○．○○八公分，但马来药厂的违法资本家，对毒药毫不经意，粗制滥造地在“蓝包斑马小天使”中，放上了○．○六六公分的山道年，和○．○五三公分的甘汞，比卫生局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十几倍。这样重的毒药，小孩吃下后，还有不被毒死的吗？一九五零年八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就曾接到秦皇岛市民的控诉书，控诉“蓝包斑马小天使”毒死儿童的惨事！
奥斯得灵钙针中放自来水
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采用了各种丧尽天良的欺骗方法来毒害儿童健康和生命的。上海大方药房老板黄礼刚曾将已经变坏了的奥斯得灵钙针，用纱布滤去沉淀，再装入原瓶。药水经过滤后，装不满瓶时，奸商黄礼刚就将自来水搀进去。这种针大多是小孩肺部不健时注射用的。凡用了这种针药的小孩，打针处都红肿糜烂了。这些含有各种大量细菌又加进生水的坏药水，注射到儿童血液里去的后果，还能想像吗？
丑恶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来欺骗人民，杀害儿童的。虽然我们还无法统计出被害儿童的人数，但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的生命统计数字，即惊人地告诉了我们：一九五零年七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一年间，上海市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五个死亡者中，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就占有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七人，占全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当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药石无效”死在母亲们的怀抱中时，谁曾知道这当中有许多孩子是被违法资本家的假药伪品所延误毒害而死去的呢？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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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文艺工作者近七百人参加“五反”斗争
为进一步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奠定基础
为了使文艺工作者从伟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认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划清思想界限，从而确立文艺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上海文学艺术界已经组织了一支近七百人的队伍，参加上海市的“五反”斗争。
这次上海文艺工作者参加“五反”斗争，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使文艺工作者参加这一场剧烈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本质，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打下基础；第二是创作对违法资本家斗争的文艺作品；第三是作为“五反”斗争的宣传队伍，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工作。
截至三月二十二日止，参加这一斗争的文艺工作者已有美术工作者二十三人，音乐工作者一百零一人，电影工作者一百九十六人，戏曲工作者一百八十人，文艺作家十人，戏剧工作者一百五十六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二十二人。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联合电影厂的编剧、导演、演员，大部以深入群众斗争，锻炼改造自己为主要目的，参加了
“五反”检查队、工作队深入基层工作。戏曲、音乐、美术工作者和剧团、文工团、电影放映队等，则参加了以宣传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宣传队伍。有文艺创作经验的作家，则和从北京到上海参加“五反”斗争的文艺作家汇合，一方面参加检查工作，一方面体验生活，准备文艺创作。
中共中央华东局文艺工作委员会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这一工作，在三月上旬即在文艺界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三月十八日，召集了七百余人的动员大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作了有关“五反”运动的动员启发报告。接着各单位也分别召开会议，热烈学习有关文件，联系上海的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并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经过这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磨练，在实际考验中提高了思想认识之后，上海市和华东区一级在上海的文艺干部，将在五月间正式开始文艺整风学习。在文艺整风学习中，上海及华东的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将对过去两年多来的文艺领导工作进行深刻的检讨，对过去工作进行有系统的检查，然后联系具体情况，作出改进今后工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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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者和骗子
秋赤
在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贩卖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品。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们善变，善于投机取巧。他们本来是追求资产阶级名位和生活的“学者”，是资产阶级学说的崇拜者、奉行者，有的甚至曾是法西斯主义的歌颂者。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的训练和教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里学习“迎合顾客心理”，搞金字商标，钻“冷门”，东抄西袭，独霸一家等等的本领。走出学校之后，便大施其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要什么卖什么、投资产阶级之机的伎俩。解放后，他们知道以前那一套货色是卖不出去了，但自己又不愿真心改造思想，改变立场，丢掉旧的，学习新的；怎么办呢？于是摇身一变，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继续出卖他们的思想毒品。
他们摆老资格，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他们说：“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讲唯物主义的啊！”
“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或者说：“我早年就参加过‘革命’，我对革命还有‘功绩’呢！”或者说：“你们懂得什么！马列主义的书，我是读得早又读得多，几十年前的讲义里就讲过马列主义了。”“我的主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思想，不过我不是马列主义者罢了。”“马列主义的经济学（或教育学、哲学等）只有我才能教。”
他们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他们的金字招牌，在自己的丑恶的历史里去寻找“革命因缘”、“积极因素”、“唯物主义成分”、“革命老朋友”……来骗取青年学生对他的信任。
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贩卖资产阶级的毒品。他们在讲台上，在讲演稿里，虽然充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然而实际上，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哲学分割为“列宁的教育哲学”和“斯大林的教育哲学”两个部分了，把辩证唯物论的辩证法杜撰成另外一套了，把唯物主义的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完全阉割了。讲心理学是列举心理学的六派，前五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派，第六派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把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各派学说的综合或相加，而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心理学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当谈到教育学生要适应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时，我们的“教育学专家”仍然是把人格分为生物型、政治型、理智型等等，并且断言“资产阶级如此，无产阶级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均会有此类型”，散布资产阶级陈腐的反科学的理论。一位自命为“儿童教育专家”的“学者”说“新生婴儿生下来的第一天就有把握能力”；不仅如此，“就是未出世的胎儿也有把握作用。有一位助产士在检查一位临产妇时，助产士的皮手套被胎儿抓住了”。这简直是在述说资产阶级的鬼话。另外一位“文学家”在讲“中国文学史”时，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有一个“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所谓“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底下划了一个括号，写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们就是这样来歪曲新民主主义的。
他们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因为：既然自以为是“老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不把架子摆大一些，摆高一些。“你们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们能批评我么？”“学生不如助教，助教不如讲师，讲师不如教授，教授不如教务长，教务长还不如我。”他已经是“老子天下第六了”！谁也没有放在他眼睛里。对于别人，是指手划脚，唯恐指摘不周；对于自己，则是夜郎自大，十全十美，谁都动他不得。
“三反”运动来了，这些披着美丽的外衣、贩卖着资产阶级思想毒品的所谓“学者”之流，原形毕露了。群众看清了，他们原来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学者”，却是十足的文化商人，是学术界的骗子。
现在已经是人民的中国了，旧有的那一套招摇撞骗、投机取巧的种种手法，已经是行不通了！摆在这些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路。如果还不彻底检讨自己，那么，群众是不懂得“世故”的，群众就会来帮助你们扯下那美丽的外衣，让大家和你们自己来看看你们骗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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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门市是不容违法资本家横行的
丁明
江门，是广东省的一个六万多人口的直辖市。这个城市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许多领导机关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办事机关。资产阶级进攻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违法奸商文植虞。
文植虞原来是一个勾结日寇、贩卖钨矿、鸦片、枪枝的投机商人；当过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情报组长；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恶霸。一九四九年华南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便跑到香港，钻进了中国民主同盟。江门解放以后，文植虞纠合了一班地主、恶霸、奸商如刘锦沛、冯永康、谢南等，组织了江门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由文植虞任主任委员，谢南任副主任委员，其余均任委员。这伙人伪装进步，篡夺了中国民主同盟江（江门市）会（新会县）分部的领导职位。
以文植虞为代表的江门市违法资本家集团，两年多以来，用“派进来”和“拉过去”的无耻手段，向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在江门市人民政府里，他们起初是派了何直做工商科副科长，余镡锳做民政科副股长，史鹏远做卫生科副科长兼仁济医院指导员，并在市税务局各科安插了七个“干部”。何直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余镡锳每周把江门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情况和国家贸易机关的商情向文植虞等做书面报告。随后，他们把江门市人民政府秘书主任兼工商科科长黄子彬拉下水去。黄子彬甚至把公文也送给文植虞“批拟”。文植虞自称工商联为“小市府”。随后，他们又把江门对外贸易分局局长孙一之拉下水去。他们从孙一之得到了批准某项物资进口的情报，便立即到香港、澳门大量套购这项物资，赚得巨利。
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个盟员在二月二十一日的控诉大会上控诉：“文植虞混入民盟，窃取了江会分部的领导职位，就进而腐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春节、国庆日，他以民主同盟的名义请江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聚餐，跳舞。头一天夜里，他们就商量好用什么酒菜，请那个舞女来实行进攻。”这个盟员又揭发出：“文植虞等还准备从澳门请一批舞女来开训练班，训练班的地址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江会分部的礼堂！”
文植虞等为了加强进攻，专门建筑了所谓“工商界文化宫”。里面有千人大舞池。这个文化宫的建筑费达十八亿元。这笔钱是文植虞在各行业的税收上附加千分之三得来的。商人因为加了税，就用抬高物价的方法把这项税款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而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工商联搞的
“明码实价”，其实也是明码高价。单米业一行，去年十二月一个月就额外剥削了市民五亿四千三百万元。
为什么江门市人民政府能容许文植虞等违法之徒胡乱收税加价呢？这是因为市长罗哲民、市府秘书主任黄子彬和税务局长贾志勇等负责干部也被他们拖下水了。他们被拖下水之后，罗哲民曾批准用四亿多元建筑五座“洋厕所”，但只拨几百万元去“扩充”工人子弟学校。黄子彬则经常随文植虞去广州住大酒店，跳舞，大吃大喝。黄子彬要多少钱，文植虞都可以在广州支付。文植虞等则领导工商业户偷税漏税。三年来初步统计，全江门市工商业户偷漏国税达一千亿元。但是，税务局长贾志勇却赠给文植虞一个“护税模范”的称号。文植虞除了领导全市工商业户偷漏国税以外，他自己还大量贪污税款。税务局的代表控诉说：“我们去查账，文植虞便骂：‘没有问准我，你们以后还想收税不？’去问他，又被他的警卫员（文植虞有两个警卫员！）赶走，说：‘文主任睡觉呢，没时间’。”
不仅如此，去年江门人民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钱，文植虞也私吞了一亿二千五百八十二万元。前年我军解放海南岛时，他还把掺水的汽油卖给人民解放军，直接做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的帮凶。此外，文植虞等还帮助过新会县农民所要逮捕的大恶霸张文英，使他从银行提取了五亿元全家逃亡。
文植虞等资产阶级违法分子以民主同盟江会分部为立脚点，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件，最近在中共粤中地委深入检查中共江门市委工作时发现了。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支部在经过详细调查以后，决定撤销江会分部委员会，开除原任江会分部委员文植虞、刘锦沛、何直、余镡锳的盟籍，并建议人民政府加以逮捕，依法严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在三月一日举行的第五十一次会议，同意了广东省支部的决定。文植虞现已被政府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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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派出的援兵”
周路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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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批女航空人员
苗地 赵志方画
（根据张文“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的报道而作）
四、坚强的信念，使她们在学习航空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高度的刻苦钻研的精神。她们虚心地静听教员讲解飞机的构造，以及各种航空技术和原理。
五、强壮的体格是学习飞行技术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她们每天都做各种运动，来锻炼自己的体格。
六、飞行技术是相当复杂的技术，如座舱外的气象和地形，在座舱里蹬舵、拉杆、看仪表、管油门……各种情况和一连串的动作都需要照顾到。初学飞行的时候，往往顾此失彼，手脚忙不过来，有时把在地面上已经记住的各种动作在实习飞行中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