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湖北省浠水县徐定学互助组
徐明
湖北省浠水县巴河区纱帽乡第一自然村徐定学互助组，是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当地土地改革完成后成立起来的。在短短的一年中，它已由普通的换工组，发展成为带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性质的互助组，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办法和制度。在生产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纱帽乡的农民在这个互助组的影响下，已成立了七十二个互助组。这些才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徐定学互助组十分羡慕。如第八自然村冯朝义说：“看了徐定学互助组的好处，谁不眼热？再不互助起来，更要掉队！”李思云说：“徐定来（徐定学互助组组员）过去和我一样的穷，现在他跑到我前面蛮远了！”
一、从组织起来到逐步提高
徐定学互助组在去年初成立时共有十一户，都是贫农；其中像徐定来、叶时春、徐定连等家，过去全靠卖工度日。全组有四条牛（其中有两条老黄牛、一条小水牛；小水牛还不能犁田，两条老黄牛已在去年下半年死掉了）、五具犁、四架水车、两个耙、三个耖，锄头等农具也多不完全，像徐定来家，只有一张板锄，叶时春家也只有两三张小锄。这十一户中，有七户每户平均一年要缺两个月吃的。在土地改革中，全组家家分进了田；像徐定来、叶时春的田地，全都是分进的。新的情况给他们提出了新的困难。徐定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当时实在不晓得怎么处置好。因为往日东扯西拉做吃讨吃，春头上只是想办法餬嘴。现在分到了田，但没有耕牛农具、没有粮食吃怎么能种上田呢？”大家都为春耕生产的事急得睡不着觉。
二月间，区领导机关派王建中同志到纱帽乡来工作。他号召农民们成立互助组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于是他们十一家便很快地在二月底成立了“换工组”。当时是：那家的活来了便帮那家做，一工顶一工。这和旧式的帮工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各人在自己家里吃饭。大家说：“这样互助好，又干了活，又不费事（指不供伙食）。”但关于耕牛、农具和其他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没得到解决。
三月间，徐定学到区上开会，听到区里的同志们讲互助起来的好处和组织互助的一些办法。他回家后便向大家进行动员，并提出了自己改进互助组的一些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从三月十一日起，他们接连开了三夜会，反复讨论了“互助组要怎样组织才能更好地解决目前生产上的困难”这一问题。他们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互助办法的优点和缺点，定出了一套较好的办法和制度。
在劳动力方面，大家决定采取评分记工的办法：按照各人的工作能力（做的多少）、技术（做的好坏）和工作态度（努力不努力）评分，以十分为一标准工（早晨二分，上午、下午各四分），每一标准工作谷六升。伙食照原样各人吃各人的，以减轻负担。叶时春工作能力、技术、态度都好，被评为每天算十二分的劳动模范，其余劳动力被评十分、五分不等。妇女也同样参加了劳动。
关于耕牛、农具的互助问题，大家认为用人工换牛工和农具的办法不对头。因为缺耕牛、农具的人，多是顶穷的人；如果耕牛和农具都用人工换，不但缺牛缺农具的人还不完工，而且也不容易买起牛、置起农具来。讨论结果，决定：一、农具方面：把各家农具都以谷折价，由全组收买为公有，集中使用，损坏了公共修补。并把各种农具折了价，共折谷十石零八斗。这笔购买农具的谷，按照每家田多少均摊，秋后交付（结果在公共的副业收入内拨付了）。这一来，有农具的人家觉得既不影响生产，又可得谷，都愿意把农具拿出来；缺农具的人家更喜欢。如组内最缺农具的徐定来，他名下只摊九斗谷，全部农具便都有了份。他说：“要是自己从头到尾置买，不晓得那一年才置得齐！”二、耕牛方面：缺牛户每石田出谷五升、草一捆给牛主，谷在秋收后交付。双方也都愿意。
关于组织劳动力的问题，经大家反复讨论后，认为你帮我做、我帮你做的互助方法不大灵活，因为有些活如插秧、车水等，有时不需要一整天，如果这家做一气儿又到那家做，不但记工不方便，而且也有些耽误工夫。因此，决定把全组田地作好通盘计划，共同耕作，到结总账时，看全部田地共做了多少工，求出每石田摊的工数，再根据各户田地算出各户应摊工数，再看他实做工多少，多工的按工进谷，亏工的拿谷出来。这样，便可灵活地使用劳动力，提高工作效力。
组员中有些人是村干部、青年团员或民兵班长等，他们时常要开会；关于开会算不算工的问题，也提出来讨论了。组员们认为开会对大家有益处，他们说：“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了田，我们拿什么来互助？光埋头生产不管国家大事，田怎么能保得住？”于是决定开会的也在组内记分。办法是：开一天会记工五分，开两天会记工八分，开三天会记工十分，往后每多开一天会，便多记工三分。并决定：开会的人要把会上讨论的问题向大家传达，使大家都能明白道理。
这次会上，订定了三种会议制度和五条互助公约。会议制度是：一、每晚必须碰头一次，一方面记当天的工账（谁人多少分，经大家评议决定），一方面分配明天的工作（那些人做些什么事，照各人长处分工）。二、七天开生活检讨会一次，检查生产当中的缺点，提提各人的意见，表扬生产积极的人。三、半月结算一次工账，并订出下半月的生产计划。互助公约是：一、响应毛主席的一切号召。二、每夜来开会，不要人喊。三、发扬民主、接受批评。四、服从领导。五、不随便脱离互助组；脱离互助组的不分副业红利。
那次会以后，大家的工作劲头大大提高了。但在实践中，新的问题又发生了。由于他们耐心研究，反复商讨，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在耨头道秧的时候，有些人耨自己的田过细些，耨别人的田随便些，有些半劳动力怕耨得落了后，赶着耨快，因此，田耨得花花搭搭一条条的。大家不满地说：“这好！互助组带头荒田！”经提出批评和讨论后，大家明确认识了：“互助组好比一家人，你不帮他耨好，他也不帮你耨好，结果，还不是自己吃亏？”半劳动力也都保证以后要过细耨。缺点便这样纠正过来了。
关于耨田、锄棉的先后问题，也曾有过意见，大家都想先做自己的。经讨论后，决定：田一律耨四遍，棉花锄七遍，先赶荒得很的做，横直迟早总不过三两天的光景，吃不了多大亏。大家都同意了。
在开头个把月，有的人下田早，有的人下田晚，这也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这个问题也经过了讨论。结果规定：早晨要在太阳未冒山前下田，如下田时太阳冒了头，便要扣工一分。同时又把妇女也组织起来，举林凤南为正组长，徐凤鸣为副组长，每餐由正组长打钟叫妇女们烧火做饭，副组长把饭弄好后，便问问各家，等大家饭都弄好了，再喊下田的人回来吃饭。这以后，他们下田又早又齐。
在抗旱时，大家都说自己的田干了要先车水，其实有些田是可以缓一天车的。而且大家每天忙着看自己田的水，耽误了很多工夫。经提出研究后，决定各块田的水都由生产检查员统一照看；那块田该先车，那块田可从缓，由他按实际情况决定。这一来，不但顺利地抢救了旱灾，还省了不少看水的工夫。
二、得到了丰收，给增产
打下基础
由于组织起来提高了工作效率，他们的粪肥比一般单干户下得多，秧也插得早，耕作也比较细致。尤其在夏末秋初大旱时，许多人的本来不太缺水的田，秧都干死了；他们的田过去是最干的，这年却
一直没有断水。因此，一九五一年在遭了旱灾、又遭了水灾的情况下，他们全组应收谷二百二十四石二斗五升的田，得到了二百五十七石的丰收成绩。平均比一般单干户多收了一成多。
他们在副业方面也做出了成绩。在去年春荒的时候，他们一次共抽了九个人到县农场去卖工，共赚回大米一石七斗五升；一次抽人出去卖灯草，换回小麦二斗五升。这些粮食都借给缺粮户吃，决定下年归还，使缺粮户平安地度过了春荒。当时一般农民羡慕地说：“只有他们互助起来，才能一只手捉两个鱼（意思是又不耽误生产，又找到副业度过了春荒）。”他们寻副业的办法是：出去的人像在家里做活的人一样，每天记上工分，他的副业收入除在外面吃的以外归全组；因他在寻副业的期间不在家里吃饭，所以每天要拿一升米出来给组里。除这以外，他们又种公田得谷七石、皮棉十一斤；还开了荒地种了烟，收烟叶一百二十斤（因天旱收得少）；又干堰捉鱼卖了二十四万元。因为有了这些副业收入，他们除拨付了农具谷外，还带头捐献了四十万零四千元给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一次就缴清了。烟叶一百二十斤，还存着准备办肥料。
到去年的下半年，全组的经济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各户都没有养猪的；组织起来以后，全组才只养得起一口小猪；到今年已有五家人家养了猪。今年缺伙食的情况，也远没有去年严重，只有徐兆春、叶时春、徐定连等三家还缺十几天伙食，而且组内已可帮助他们解决。
他们的冬耕生产搞得很好。他们在冬季已把麦地锄了三遍，油菜耨了两道，并且普遍施了两次肥。因此，他们的油菜和麦子都比一般单干户的长得好。附近农民谈论到那家庄稼长得好时，总拿他们互助组的庄稼打比。除虫工作也做得好，板田都翻了，田塍都铲了，春收田的谷兜儿都烧了。在节约方面，他们全组在年关确实做到了“不烧香、不放炮”。
三、退组单干的农民吃了亏，
重新入了组
去年秋收以后，徐兆春、叶子来二人先后脱离了互助组。徐兆春单独搞了两个多月以后，又请求加入了。叶子来也想再加入，大家因他性情和大家合不来，暂时还没有让他加入。徐兆春叙说他退组又入组的经过说：“我当时以为谷割了，现在生活不为难了。我想：我有一辆线车，在组内搞副业要归公共，不如一个人搞一个人得，所以我便下了组。下组后，首先碰到的钉子，便是车不上水浇棉花，往日搭伙干不觉得，现在我一个人车两转车的水，跳上跳下，累得不得了。以后我去推车挣了两石多谷，但油菜和麦子又都搞迟了，到现在只长了寸把高，并且没锄没下粪，真是为拣芝麻泼了油。我渐渐后悔了。我想：我去年春天缺吃的，田离水又远，互助起来，困难才解决了；今年怎么办？我埋怨自己不该退出；互助得好不过，为什么要自己翻石头打自己的脚呢？今年的春收丢了，互助组的副业也搞得没有我的份，真是自己讨的。”最后他说：“要不是重新加入互助组，大家帮忙，我田里的谷兜，怕还在竖着呢！现在，拿棍子赶，我也不出组了。”
四、总结经验，改正缺点，
互助组提高了一步
今年一月间，徐定学参加浠水县劳动模范会议回来后，又领导全组开了五夜会，总结了上一段互助的经验和缺点，研究改进缺点的办法，并且补订了互助公约，订出了一九五二年的生产计划。
首先，大家决定了实行土地入股（菜园除外）。办法是：按照全组各家的需要，订出统一的生产计划，共同耕种，共同收获；并把全组田地，按照好坏和几季收成评出统一的标准亩数，收入全部按土地（标准亩）分配。关于劳动力的记工评分和工资结账等问题，还按照原来的办法做。这样一来，有了许多好处：1、更提高了大家的生产情绪。全组田地，每个人都有份，人家的田种得好，等于自己的田种得好，去年发生过的先做后做和帮人家做活不细心等问题，都解决了。2、可以合理地使用土地。去年徐定红、徐定连等把顺水田种了棉花，徐定金、叶时春等的倒水田反而种了稻，浪费了不少的人工。现在可以合理调整了。3、可以作新的耕作技术和改良品种的试验来提高产量。过去由于怕吃亏以及人力、肥料等等的限制，不可能这么做。4、便于统一施肥料。过去有的人家肥料多，有的肥料少，肥料下得不均匀。现在各家的粪肥都集中统一使用，可以合理地按田施肥，增加总的收成。
在耕牛方面，为了使缺牛户不年年出牛谷，决定把组内私人的两头牛公买公用，计共作价一百一十五万元，每石田摊洋五千七百元。加上县人民政府奖给的一头牛，全组共有了三头牛，由徐定学、徐定金、叶球林三家的老人负责看放，每人每天记工两分。冬季草料，各户按田亩供给。
关于干部开会记分的问题，也重新作了决定。大家认为上年的办法还有缺点：1、在农忙时，别人做活记分多，干部开会记分少，开会也不安心。2、冬腊月或阴雨天生活少时，人人都没下田，如果开会的记分，也不合理。经反复讨论，决定开会记分的办法是：以开会那天下田人做活的总工分，按全组的整劳动力来评分，看每人得多少分，开会的便记多少分；如开会那天没人下田，开会的也不记分；如开会有伙食吃，每吃一餐少记工一分。并决定：夜晚开会的人，早晨误工不扣分。
搞副业扣除伙食的问题，大家也认为上年的办法不妥，采取了每餐少记工一分的办法。
他们一九五二年的生产计划，特别着重了施肥、选种、精耕细作和研究技术等方面。在肥料方面：用去年存的一百二十斤烟叶做本，在春头上抽三个人打一个月的油，连本带利，预计搞油饼三十七担左右，用八担饼施棉田，三担饼施甘蔗田，其余用来施稻田。换墙壁三块，可铺二十石田；其余每石田施塘泥四十五担。在种籽方面：种一百石田的胜利籼，三十一石田的岱字棉，旱地里全种岱字棉。在耕作方面：做到三犁两耙四耖（往年两犁一耙三耖），田至少耨草四遍，地至少锄七遍。在改良技术方面：对胜利籼和岱字棉各划定四石田为进行耕种技术和施肥等方法的试验。此外，还计划栽松苗一万株；抽一个人常年打油，搞油饼肥田。他们还建立了奖励制度，决定在副业收入内提一部分钱作为组内男女劳动模范和学习模范的奖金。
五、特点和缺点
这个互助组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组员的政治觉悟比较高。由于组长徐定学经常向组员宣传互助起来的好处和光明远景，大家都懂得互助合作是提高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都懂得只有组员的困难都解决了，互助组才能更搞得好；都懂得要经常学习政治，才能使互助组不断提高。因此，他们能对组内的贫苦户和干部特别予以照顾，如副业收入首先借给贫苦户、干部开会记分等。
二、有民主作风。组长徐定学领导大家随时随地研究改进缺点的办法。每一个办法制度，都先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明确认识了这个办法、制度的好处以后，才拿来实行；因此，实行起来，阻力很小。这是这个互助组发展较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有较先进的耕作制度和目前当地群众最易于接受的分配制度。在耕作方面，因为打破了田地的界限，统一耕种，能够恰当地发挥田地的效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收获方面采取单纯按土地分配的办法，消除了农民的许多顾虑。在互助合作还没有基础的新解放区，这种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必须注意一点，就是参加互助组的人的劳动力和田地的比例都差不多，否则就会形成田地多的人剥削田地少的人的劳动力。徐定学互助组的这种组织形式，是由常年互助组进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过渡形式。
这个互助组有两个主要缺点：
一、这个组的互助公约，虽是经过大家讨论同意的，但有些条违反了自愿的原则。如不准组员随便退组，退组不分副业红利；又如不准组员私自出卖劳动力，卖了劳动力就要受罚等，都是不妥当的，应该加以改正。
二、劳动力虽是按强弱、技术高低、工作态度评分，但妇女的工分评得太低。这个组有大半妇女参加了锄地、除虫、割麦、摘棉花等劳动，但评工五分的只有一人，其余都评三分、四分，这就限制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妇女和男子有同等工作能力的，就应当给以同样报酬，这样才能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另外，对所有劳动力的评分也不应太死板，应在一定期间根据每个人的变化情况重新评定，酌量升降。这样才能提高每个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据初步了解：在徐定学互助组的影响下，纱帽乡发展起来的七十二个互助组，一般的都照着徐定学组的办法把农具合拢了，有几组的田地也准备伙着种，从克服目前困难恢复生产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由于这些组经验不多，领导不强，耕牛也很缺乏，困难是很大的；就是徐定学互助组本身的困难也还很多。当地政府应在政治上、经济上好好给他们以帮助，使这些互助组能逐渐地巩固、发展、提高。
第2版()
专栏：
“星四聚餐会”对成渝铁路工程的破坏
——三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
本报记者 林里
越看“星四聚餐会”的罪恶事实，就越感到这群违法资本家对于祖国建设事业危害的严重。在承做成渝铁路工程上，“星四聚餐会”所进行的破坏性的盗窃活动，严重地阻碍了工程的进展，大大地缩短了铁路的寿命，它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损失是不可能用数字计算的。
大家都还记得，当成渝铁路动工之初，重庆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曾经再三表示“愿为成渝铁路贡献一切”。并且说：“只要是修筑成渝铁路所需要于私营工厂的，我等将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地来帮助。”然而，“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是如何“帮助”和“贡献”于成渝铁路的呢？
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看渝鑫钢铁厂的罪行。
渝鑫钢铁厂是“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之一，在炼钢总厂以下，还有炼铁场、煤炭场和两个机器场。它是西南私营工厂中最大的一个。渝鑫钢铁厂曾经包揽过西南铁路工程局道钉工程。这批道钉，原来是要交给国营某工厂制造的。渝鑫钢铁厂经理李志亲事先知道了这件事，他一面指挥“星四聚餐会”安排在国营某工厂的坐探分子周绍文，让他把道钉造价定为每吨一千七百万元；一面到铁路局挑拨说：“国营工厂要一千七百万元，我这里只要一千六百八十万元。”李志亲就这样包揽了这一大批道钉工程，并且弄得铁路局对国营某工厂极度不满。据李志亲说：签订制造道钉合同时，每吨道钉的锻制费用顶多不过三百八十万元（包括合法利润在内）。但因为西南再没有那家工厂可做，所以他就少了五百七十五万元不做。李志亲把每吨道钉的锻制费用抬高了一百九十五万元，恰比合理价格高百分之五十。仅在这个锻制工程上，他就盗窃国家财产三亿元以上。当时制造道钉的低炭钢，每吨不过八百万元；但李志亲硬要定为一千一百多万元，在哄抬料价上又盗窃国家财产四亿七千多万元。以上还只是在施工以前，单在估工估料方面盗窃国家财产的粗略统计。特别使人愤怒的，是在制造道钉过程中。李志亲既不按着工程规格施工，又用某种铁料代替了低炭钢。钢与铁的差价极大，性能悬殊。因此，做出来的道钉，有的大得撑坏了枕木，有的小得扒不紧路轨，有的钉帽一打即脱，有的一和枕木接触就弯曲。因此，每一个道钉都威胁着行车的安全。据铁路局负责人说：用这批道钉修成的铁路，假若侥幸不出事故，铁路的使用时间也要较预期的寿命缩短三分之一。渝鑫钢铁厂这种残忍的破坏，就是“星四聚餐会”对西南人民长期盼望的成渝铁路的“帮助”和“贡献”。（按：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铁路局已开始撤换这些不合规格的道钉。）
“星四聚餐会”的另一会员厂“上海机器厂”，素以垄断西南水轮机自居。它的经理毛毅可，是全国著名的水轮机“专家”，并因此而被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聘请为“委员”。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毛毅可曾经包揽了三十部抽水机和柴油机。成渝沿线数百个大小桥梁和涵洞，就依赖这些抽水机做架设桥梁的开路先锋。因此，当抽水机到达施工地点时，工人们高兴地跳着说：“这可解放了，可以用机器代替人工了。”有的还为迎接抽水机编下了歌词，说：“千年不干的泉水，我们要把你抽干吸尽，让我们的火车胜利地开到成都。”然而，工人们的热情期待立时被浇上了一瓢冷水。在抢修资阳段某一桥梁工程中，工人们正为排不干的泉水所困惑，毛毅可所制造的抽水机恰好赶到了。人们一致欢呼着迎接它，立刻把抽水机安装并开动起来。然而，马达刚刚发动，就在轰然一声巨响之后，庞然大物的飞轮脱轴而出，一下飞出两三丈远的地方，差一点砸着正在那里做工的工人兄弟。人们失望地把飞走了的飞轮搬回，重新装起，但转动不几分钟又脱轴飞起。三十部机器都是这样事故百出，根本不能使用。它不但不能代替人工抽水，而且把大批工人牵制住去修理机器。而“星四聚餐会”派进铁路局的“坐探”，反冷眼嘲笑着说：“工人是土包子，连机器也操作不了。”直到铁路局把这批抽水机重新收回，请机械专家检验以后，才发现毛毅可所制造的柴油机和抽水机，主要机件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用废料搭配的。其中十五部柴油机的“喷油嘴”，竟没有一个是新的。这位闻名全国的“专家”兼“委员”，就用这些废铁烂料拼凑成了抽水机和柴油机。他自己获得十一亿七千多万元的暴利；阻扰和延误工程进度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这就是“星四聚餐会”分子对于成渝铁路的又一“帮助”和“贡献”！
“星四聚餐会”对于成渝铁路的阻扰和破坏，还不仅限于个别厂的个别活动。它还派了它的“干将”吴宗楷，把九家铁作业组成“星五聚餐会”，以便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宗楷包揽了铁路局修建油溪便桥的夹板工程。油溪桥是重庆通往油溪的第一座桥梁。只有修起这座桥，才能按时通车到油溪，才能胜利完成一九五零年的筑路计划。吴宗楷被人称为“铁路通”，他十分清楚夹板对于修建桥梁的意义。他得到铁路局发包便桥夹板的消息后，立即和他的会员厂密谋哄抬造价的方式方法。当铁路局要他们承造便桥夹板时，“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一同回答说：“没有新扁铁，不敢包揽。”就在这种要挟和刁难的过程中，吴宗楷跑出来说：“我可以做，不过价钱要高一些。”结果，以高出合理价格百分之八十的工价，签订了承做八百八十块便桥夹板的合同。吴宗楷等得到哄抬造价的暴利后，又开始了偷工减料的破坏活动。他们不用新扁铁制造便桥夹板，而用废船板、烂锅炉铁来代替。他们知道这种不法行为会激起本厂工人的反对，便决定不到工厂去做，而雇用临时工，在
一个偏僻的旷野搭起帐棚施工。结果，做出来的夹板大小不一，厚薄不匀，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能用。吴宗楷挖尽心机地偷工减料，又在交货过程中进行了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他知道他所做的夹板不容易交上，就不陆续送货，而在合同期满的头一天，把几百块夹板一下都送了去。因为时间短促，验收人员一时检验不完。吴宗楷便狂妄地说：“我交了货你们不验收，违反合同的损失由谁负责？”吴宗楷还把铁路局验收不合规格的夹板拿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西南工业部，做为“控告”铁路局“官僚主义”的“证据”。吴宗楷说：“我们是手工业时代，还没有机械化，那里能保证那末多的夹板不大也不小？我坚决反对铁路局的官僚主义。”就在这个时间，架设油溪便桥的职工已经全部到达，各种材料也已全都到齐，只是因为没有夹板，几百人的工程大队不能动工。工程队一天给铁路局三个加急电报，催促夹板的长途电话终日不停，火车停在桥的这边吼叫，所有职工人员都为没有夹板而坐卧不安。然而，吴宗楷却处之泰然。他指着那些不能用的夹板，告诉他的伙伴们说：“今天交不上，明天再去交。一定要把这些夹板摆在铁路局的库房里。”于是，他们一面把那些不能用的夹板，一次又一次地搬来又搬去；一面组织舞女团，在“新都招待所”开了“房间”，让舞女们陪同铁路局的验收人员去洗澡，让他们自己的“爱人”陪铁路局人员去“吃饭”。吴宗楷就用这种卑鄙而又丑恶的下流手段，把要通往油溪的火车，阻止在油溪桥的这边。据铁路局负责人说：因为夹板而延误的通车时间不算，铁路局单是赔偿工程队的伙食工资费，就合三千九百斤大米。这种有组织有计划地阻扰和破坏，是“星四聚餐会”对于成渝铁路的又一“帮助”和“贡献”。
“星四聚餐会”不仅在便桥夹板工程上延误了通车时间，也不仅在道钉工程上大肆破坏，而且竟然在道岔这样重要的工程上，也极尽其偷工减料的能事。由“星四聚餐会”各厂所制造的道岔，辙轨比正轨高十公分；辙轨尖端至正轨两公尺处的距离，按规定不得超过三公厘，而他们做的竟超过了三十公厘。道岔在铁路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一公厘的差数都可能招致火车出轨的危险。“星四聚餐会”各厂，曾经做了许许多多的铁路器材，但所有他们所制造的东西，没有一样不经过大量地偷工减料，也没有一样不严重地阻扰和破坏了工程的进展，或大大地缩短了铁路的寿命。凡是用“星四聚餐会”会员厂制造的道岔和道钉，都不得不再彻底拆除、重做重修。由此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还处于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只是因为成渝铁路的兴工，和人民政府在各方面的扶助，重庆的钢铁机器业才免于死亡或倒闭，而且许多工厂依靠成渝铁路恢复、发展并扩大了，许多工厂的老板依靠成渝铁路发了大财。据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调查：自从成渝铁路动工以来，重庆四百多机器厂复活了，上千户的铁作业有工可做了，与筑路有关的水泥、木作、建筑、砖瓦、运输、化工和电工器材等等行业，也都恢复发展并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因此，当第
一列火车在巴山蜀水之间驶过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也一再称赞说：“成渝铁路给西南工业生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成渝铁路实在是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好话几乎被他们说尽，坏事却又被他们全都做完。“星四聚餐会”对于成渝铁路的破坏和阻扰，西南乃至全国的人民，怎能不愤怒！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农民致函本报
要用实际行动扑灭美国细菌战
——读者来信摘要
本报继续接到广大读者的来信，表示扑灭美国发动的细菌战的决心。今将一部分农民的来信，摘要发表如下：
一九五一年度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和他领导的互助组副组长顾柏林、组员顾友根、顾富林、陈少良、薛永林、陈良财等联名写的让本报转给全国各地互助组和全国农民弟兄的信中说：“正当我们紧张地准备春耕的时候，美国侵略者竟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大量撒布细菌毒虫。美国侵略者的兽行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仇恨。我们决把仇恨变成力量，和全国各地互助组及全国农民弟兄一起，在生产战线上克服一切困难，做好防旱抗旱和春耕工作，开展爱国增产竞赛，以丰收的果实支援志愿军，给美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此外，我们保证做好防疫、卫生工作。我们希望全国各地农民弟兄们，也做好防疫、卫生工作。我们相信：我们必可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刘玉良、刘春花、李广田等来信说：“察哈尔省涿鹿县苑庄村全村农民，以实际行动抗议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决定把全村全部五百零八亩土地，提前春汇、播种；保证多锄、多施肥，精耕细作，争取每亩增产九十六斤小米；为了长期防旱，决定打新井四眼、修旧井三眼、修渠十五道，保证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完成；保证七户烈军属的庄稼全部丰收。这村男女青年农民韩良、郭玉梅等三十人已经宣誓：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直接回击美国侵略者的挑衅。”河北省获鹿县农场武连江等全体职工来信说：“为了用实际行动粉碎美国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阴谋，我们决心加强技术学习、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带头参加全县内的‘千村万组丰产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前科学普及局局长袁翰青
对仪器制造厂产品积压问题的答复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读者锦钊同志提出的关于仪器制造厂积压产品问题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前科学普及局对于该厂的领导确是非常不够的，当时只凭好大喜功的思想来领导他们。前中央文化部行政处又想把这个厂当作可以赚钱的企业来办，因此就产生了盲目生产、积压产品的错误。
科学普及局接管仪器制造厂后，曾经给该厂分配了生产五十套中学仪器的任务。但这批产品，一时销不出去。鉴于制造教学上用的仪器，并不是文化部的任务，而发展幻灯工作，却是文化部的重要任务，因此，即令该厂改制幻灯机。当时估计各地工会、部队需要幻灯机一、二千架，就决定该厂于一九五零年制造五百架。但制造出来以后，没有销出去。科学普及局未了解全面情况，即布置任务，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前科学普及局的领导同志应该检讨的。
在中央文化部没有接管该厂之前，中央教育部曾想加以接管。但前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却争着接管了，但是仪器制造是与文化部的任务不合的，以致造成后来的错误，这是应当深刻检讨的。希望该厂新的领导机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对该厂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作通盘的考虑。前科学普及局局长 袁翰青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铁路工会绥化分区委员会
检讨积压慰问品的错误
编辑同志：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对绥化铁路工会委员会乱用慰问品和慰问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虚心接受批评。在一九五零年年底，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击败美国侵略军的胜利消息传来时，铁路职工万分兴奋，大家热烈捐献慰问品。我们把首批收到的慰问品送到了有关部门转送前方。以后我们又继续收到了许多慰问品。这时，我们认为，慰问品这样多，朝鲜战场还会有更大的胜利消息传来，等那个时候再慰问吧。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就把慰问品堆存到仓库里，也没有指定专人负责，好好保管。我们不及时处理，已经是很大的错误，更严重的是我们肆无忌惮地把慰问品、慰问金随便使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只在群众大会上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检讨。后来齐齐哈尔铁路局检查组到分区委员会来检查，并通报批评，人民铁道报也对我们提出批评，这时，我对错误才开始有了认识，同时把剩余的慰问品、慰问金，以及被污损的、动用的、借出的慰问品一律按数偿还，全部送到负责机关处理。
现在，我已认识到积压和浪费慰问品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不但抹杀了全路职工爱国的热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最可爱的人接受祖国人民对他们最崇高的热爱。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是我平常忽视政治所造成的恶果。我除虚心接受批评，并愿意诚恳接受上级给我的任何处分外，我要继续检查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认识，并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便在这伟大的运动中提高一步。
中国铁路工会绥化分区委员会副主席 郭廷来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给报纸写信写稿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张天生同志写的“平舆县两路口合作社经理薄文广贪污巨款应严厉惩处”的来信。张天生所揭发的事情完全是真实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错误：他把“薄文广”误写为两路口合作社经理了，其实薄文广是两路口镇工商业联合会的会计。当时合作社是委托工商业联合会代购芝麻的。我们认为张天生同志写稿时不认真调查，以致“张冠李戴”，破坏了两路口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了合作事业的发展，这是很不应当的。希望你们迅速给以更正，张天生同志对党报不负责任的态度，应在报上作公开检讨。
王一峰 吴国栋 周丕典 王国文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张天生的检讨
编辑同志：来信收到。平舆县合作总社王一峰等同志对我写稿不负责任提出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写稿时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弄成“张冠李戴”，因而影响了平舆县合作事业的发展。这完全是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克服马虎作风，并树立起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 张天生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皖北凤阳等地合作社霉坏烟叶
有关部门应即检查处理
编辑同志：皖北凤阳、定远地区盛产烟叶，去年这一带的烟叶普告丰收。过去，这个地区的烟叶是由土产公司和合作社分别收购的，现在合作社决定把收购的烟叶统一交由土产公司经营。在交接过程中，发现刘府合作社霉烂了一万三千四百多斤烟叶，另有六千七百多斤变质了；炉桥合作社霉烂烟叶五千斤，变质的烟叶有五千斤；凤阳县合作社变质的有一千斤。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形。烟叶霉烂变质的主要原因是负责收烟的人员责任心不强，欺骗领导，偷将坏烟叶掺在好烟叶里打包。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及时进行检查，以致长期不能纠正这种错误。我建议当地合作社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并对失职人员予以应得的处分。
皖北合作总社 李庸特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唐山工学院部分教师
应当彻底批判崇美思想
编辑同志：我们学校里的部分教师，还有严重的崇美思想。我校土木工程系一位教授，去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航空测量学”。他这种行为直接帮助了美帝国主义。有一部分教师直到现在还和美国某些反动的工程学会勾勾搭搭，而且介绍同学参加这些组织。有的教授在课堂上还大肆鼓吹美国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更可耻的是，有的教授把已从德文译成中文的教材，再翻译成英文来教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居然还有教授在鼓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恬不知耻地自称他有“美国人的性格”。我希望这些教授彻底清除崇美思想，认真改造自己。
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朱沼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前科学普及局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
造成仪器制造厂积压产品的现象
编辑同志：前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使该局所领导的仪器制造厂积压了大批的资金。科学普及局未经过任何调查研究，即令该厂制造大量的插电式幻灯机。这种幻灯品质精细、成本很高。该厂职工接到这个任务后，发挥了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生产任务。但是，这批产品只销出了百分之四十。该厂冯厂长曾经几次向科学普及局反映这个情况，但科学普及局的负责干部却置若罔闻。
后来科学普及局以“头痛医头”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命令该厂改制汽灯式幻灯机。但是，改变生产计划需要半年的准备时间，为了避免第一季度发生无活做的现象，经该厂职工要求，科学普及局又命令该厂在第一、第二季度继续生产滞销的插电式幻灯机。汽灯式幻灯机都是钳工，用不着生产插电式幻灯机用的车刨铣床，在该厂生产汽灯式幻灯机时，厂内百分之八十的机器都得闲起来。我们曾多次反映了这个情况，但科学普及局都不作处理。
仪器制造厂原是一个专门制造中学理化仪器的工厂。文化部因其不需要仪器，而改造幻灯机，这是不应该的。该厂存有大批仪器，但科学普及局因为“不需要钱”，竟指令该厂“不出售”。这也是错误的。
科学普及局对该厂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两年来，科学普及局只派人到过该厂三次。科学普及局只是起了中央文化部与该厂之间的传达作用。
我们希望科学普及局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彻底解决该厂这些问题。
仪器制造厂工人 锦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