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
王玉胡
简单的房间
我走进了程悦长师长的房间。这房间的简单朴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所本来不大的房子隔成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长方形的办公桌，和几张破旧的沙发。书籍、文件整齐地分放在两个窗台上，各种报纸整齐地放在一个没有油漆的报架上。卧室更是狭小，妻子和小孩们的一张大床，和自己的一张小床几乎挤满了房间，再加上一些用具，这房间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看到这些情形，不由随口说道：“师长还是这样朴素啊！”程师长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算什么朴素，比起从前舒服得多了。战争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睡觉，跷起腿就是办公桌，那还不是一样工作。”我说：“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程师长便打断了我的话。他说：“现在的环境还是必须坚苦奋斗的环境。正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的革命才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保持坚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换得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说到这里，程师长谈起有些同志，他们从外面回来，总喜欢谈论、夸耀那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华美精巧的家具和陈设，关于那里的斗争情况、工作经验，总很少提到。程师长对这种情形感到很痛心，并严肃激动地说道：“我们这些同志，应该说他忘了本！忘了过去的战斗和今天的任务，忘了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戈壁滩上生产的战士，忘了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说到这里，他回忆着，并且讲着很久以前的
一些老战友的英勇牺牲的情形，沉痛地说：“当时，这些同志无论在那方面都比我强得多，可是他们不幸牺牲了！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大家的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现在距离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还很远，而我们就想享起福来，这怎么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程师长的话打动着我，像是又把我带到烈焰腾空、子弹纷飞的战场上，使我又一次受到战斗的考验和教育。
两条破旧的棉被
我走进了程师长的卧室，因为没有凳子，我顺便在床铺上坐下来。这狭小的房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条破旧的棉被。我看了又看，好像对它非常熟悉。我不由问道：“这还是一九四八年打宝鸡的胜利品吧？”程师长听了笑了笑，说道：“呵！你还认识它呢。”我也笑着说：“也不太认识了，这草绿被面快洗成白的了。”这时，程师长又笑着说道：
“这个胜利品快成为纪念品了，盖着它就永不会忘记过去的战斗。”这两句话好像很平常，可是却在我的脑子里打起转来；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意思。这使我联想到：一九四六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也是为了他的一条破旧的棉被，他也曾说过类似今天的话。那条被子是一九四○年由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带回陕甘宁边区的，一直盖到一九四六年；当时已经破烂不堪。供给部曾屡次说要给他补充一条新的，可是却一次一次地被他拒绝了。直到全师指战员普遍补充了一条棉被时，他才要了一条。记得，这件事情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正是日本投降以后，在不少同志的意识里，滋长着一种和平麻痹、“下山享福”的思想。程师长这种坚苦朴素的作风，曾像警钟一样，使大家清醒起来……想到这里，我不由说道：“师长，你还记得张村驿
（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地方）那条被子吗？”程师长听了说道：“记得，所以……”说到这里，他指着这条在宝鸡缴获的旧棉被继续说：“它还能盖好几年啊！”戒纸烟和其他
从前程师长吸烟很多，特别在工作繁忙和考虑问题的时候，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地吸；因此也曾使他害着很严重的咳嗽病。为了这一点，别人也曾劝他少吸一些；但是，过多吸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很难改变了。前些时候，我到程师长家里，他拿出纸烟来招待我，可是他却一枝也不吸了。我奇怪地问道：“师长不吸烟了吗？”程师长说道：“花费太大，戒掉了。”我听了说道：“吸烟能花多少钱呢？”程师长紧接着说：“可是不少啊！全部的津贴费、保健费还不够呢！”我说：“差不多少吧？”程师长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按说应该差不多少了，可是，人心不足啊。”我听了最后一句话，似乎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程师长大概也看出我有些茫然的神色，于是，便对我解释说：“你还记得吗？咱们打榆林（地名）的时候，草烟叶找不到，只好弄来树叶子当烟吸，那时不也过去了吗？后来，能抽到纸烟，那怕是最坏的纸烟也是宝贝。可是现在纸烟多了，就挑选起来，不好的吸不上口了。前些日子，我算了算账，每个月的纸烟费已超过我应开支的数字，要再这样下去，就得违反制度。所以我决心戒掉，再不吸烟了。这样，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他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感到他在任何一个小的地方，都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这使我忆起了他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战争的年代里，每当他的伙食好一点的时候，他便告诉炊事员们：“千万不要超过供给标准啊！”有一次，他知道菜金已经超过了供给标准，可是炊事员又买来一只鸡，于是，他严厉地对炊事员说：“供给标准超过了，那里还有钱买鸡呢！”炊事员说道：“不怕，我有办法。”程师长有些生气地说道：“你有什么办法！花的钱如果记在我程悦长的名下，用我一个月的津贴恐怕也还不清。”炊事员听了，不由笑道：“怎么能让首长出钱呢，我是说……”师长不容他说完，便命令道：“还有什么说的！”炊事员本来想说明：这个月的亏空，可由下月的菜金补上。可是，程师长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的话，使他无可奈何地把鸡退给了原主。当时，炊事员似乎还有一点不高兴，可是，事后一想：程师长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遵守供给制度，为了替人民节省吗？想到这里，便由一时不悦的心情，又变成对程师长的敬爱。
记得也是在战争的时候，那是部队休整期间，他的妻子从后方带着孩子们来了。两个孩子的衣服，已经破烂得不像样子，他的妻子曾想让组织上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程师长不同意：“全师的孩子多着呢！如果都让组织上特殊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起吗？”后来，他看着孩子们的衣服实在穿不出去了，便暗自借了警卫员的一丈多布，为孩子缝了两件衣服。其实，程师长很爱孩子们，他很注意对孩子们的思想性格上的教养。比如：他常常给孩子们讲着打仗的故事。看戏的时候，像对大人
一样，给孩子们讲解着戏剧的内容，甚至像小孩子
一样地同他们打闹。但是他厌恶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特殊的照顾。特殊照顾会养成孩子们本来没有的虚荣、享乐等观念，对于培养他们上进、自立、勤劳等性格上，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和士兵同甘苦
“和士兵同甘苦”是程师长一贯的作风，也是他带兵的一条原则。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想只举进入新疆以后，在剿灭乌斯满匪徒时，我所亲眼看到的几件小事。
战士们的汽车要发动了，程师长的吉普车的司机跑来问程师长：“发动车子吧？”程师长听了，说道：“还发动什么车子，大汽车不是一样能坐吗？”于是，程师长把大衣交给警卫员，敏捷地跳上了战士们的汽车。这时，大汽车的司机跳出司机棚，恳切地向师长说：“请到司机台坐吧！”程师长说：“好了，我已经坐好了。”司机仍恳切地说：“走起来灰尘很大，还是坐司机台吧！”程师长说：“上面好，上面能游山观景，能摆‘龙门阵’，还能睡觉，关在你那小棚棚里，我可受不了。”他说着笑了，车上的战士们也笑了，闹得司机也没有办法。汽车开动了，程师长和战士们又说又笑，高高兴兴地奔向剿匪的前线。
在追歼匪徒的过程中，生活非常艰苦，特别当后方补给不能按时供应和进入没有一根草木的沙滩时，时常闹着粮荒、水荒。在这种情形下，程师长时常忍着饥、渴，把自己带的干粮和水，交给战士们吃、喝。警卫员为了这件事常常心焦，并时常瞒着程师长偷偷储蓄一点干粮和水，可是一旦被他发现，便统统拿来发给大家。有一次，上级指挥部给他捎来了一些酒和纸烟，他均分了很多份，分给其他指挥员和战斗员。他时常和战士们一同拾牛粪
（戈壁滩上唯一的燃料），寻找着野葱、野蒜（荒山中难得的菜蔬）。这一切，都对下级指挥员和战斗员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记得曾有这样一件事情：指挥部有一个炊事员，因为他是广东人，人们都以开玩笑的口吻叫他“老广”。他的动作很迟缓，指挥所的饭常常吃在部队的后面。为了这一点，也曾引起一些人对他的不满，可是他还有一点不服气，时常和一些同志顶几句。一次，因为柴草潮湿，火横竖烧不着，有一个通讯员说了他几句，他便红着脸说道：“你们有本领来试试看！”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下索性什么也不管了。别人烧了半天，也是烧不着。后来，这事情被程师长知道了，他走过来看了看，说道：“柴草堆得太多了，火坑的风向也不对头！”说着就要亲自动手。这时，炊事员很不安地站起来了，说道：“还是我来吧。”程师长笑了笑说：“好，我来给你当参谋。”在程师长的指点下，火很快地烧起来了，炊事员也高兴了。这时程师长对炊事员又凑趣地说道：“打仗要有战略战术，做军事动作要懂要领，做饭这玩意儿也得要用脑子钻研啊！”程师长虽然是开玩笑地说了这几句话，却深深地打动了炊事员的心。从此以后，他的动作迅速起来了，一方面因为他经过钻研，办法多了，一方面他总耽心程师长再亲自动手。
部队到了北塔山，暴雨突然来了。有些同志急忙躲到石洞里。石洞很小，人拥挤着。马匹、粮秣、弹药和继续到达的部队，都淋着雨。这时，程师长骑着马从后面跑来了，他决定就地宿营。他下达了命令以后，立刻跳下马来，喊来几个同志，亲自和他们一起搭帐篷。他淋得浑身是水，警卫员一再请他到石洞里避一避；可是，他仍然继续工作。帐篷很快搭好了，他又去督促部队搭帐篷。在他的影响下，躲在石洞里的人都纷纷跑出来搭帐篷。一顶顶帐篷很快地搭起来了，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避过了暴雨的侵袭。
师长和家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部队正准备从酒泉进入新疆。程师长忽然接到一封家信。这对程师长是一件意外的事，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的两个哥哥先后被国民党杀死，房子被烧毁，母亲被逼得沿街乞讨，他以为他的家庭早就不存在了。可是这封家信却告诉他：母亲还活着，两个侄儿也长大了，家里的生活虽有些困难，但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眼前还可以勉强维持。程师长非常高兴地看着这封信，并对大家讲起故乡和母亲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使我感到：他充满着对故乡和母亲的热爱。故乡，湖北黄安县上城家村的一切，就像摆在他的眼前。特别是背靠偏僻茅山的几间小房，小房下的地窖，门前的稻田，对面高山上通向城里的大路……更使他怀恋。因为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背靠偏僻茅山的几间小房，曾一度成为革命地下活动的据点。当时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大哥还是中心村的支部书记，他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因为县委的同志经常隐蔽在他的家里进行革命活动，便在小房下面挖了一个地窖，在这个地窖里经常印着传单，讲着革命的道理。当时他经常被派到门口放哨，望着对面高山通向城里的大路，一旦有什么动静，便很快报告，好让县委同志们藏起来，或者从后面的茅山跑开。这样过了不久，“攻打黄安城”的消息传开了。一天，果然接到了上级关于打黄安城的通知，他踊跃报名参加了这次战斗。黄安城打开不久，又被国民党匪军占去。国民党匪军对四乡进行了残忍的烧杀。可是这并没有把革命的火焰平熄，大家暂时把枪藏在布条山里，等国民党匪军回城以后，便正式组成了人民游击队。当时，他也是踊跃参加的一个。这时，在游击队里经常听到红军的胜利消息，他希望亲眼看到这支革命军队。特别当一九二九年，大哥被国民党杀死，房子被烧毁，母亲流落街头乞讨时，他更希望早一天参加这支军队去报仇雪恨。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三○年他们的游击队和红军会合了，并正式改编为红军。从此，他正式成为一位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中，曾立过不少战功，特别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也是他二哥光荣牺牲使他仇恨更深的时候，他曾在一次战斗中起了决定作用。这一次上级把他由副班长提升为排长，并奖给他一套有“列宁章”的衣服，还让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因为讲不出话来，还急得哭了一场……这一切回忆，使他更感到故乡的可爱。母亲，头发花白的母亲，更使他怀念。
说到自己的母亲，程师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西安“双十二”事变以后，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红军改为“八路军”，打的旗子，穿的衣服，戴的帽徽、袖章，都要改换。这曾引起一些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很大不安，他也曾为这事伤心。可是经上级解释：“这是适应时局和政策的变化，革命军队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以后，也就心平气和了。当时，程师长曾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母亲。因为信上没有交代得十分清楚，不久便接到母亲的回信。母亲气愤地质问他：“你们为什么变了呢？真要把我气死！”信上也反复地嘱咐着：“不管怎么变，你们的心是不能变的！你们的心要永远是红的！记住，要是你们的心变了，就不要回家，就不是我的儿子！”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程师长的心里，这些话也常常像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他更加勇敢。这样坚强的母亲是多么可爱呀！现在她已经是八十三岁的人了。在这次来信中，也曾说到她怎样受尽了国民党的折磨，可是她仍然是一位倔强的老人。在解放后的今天，她并没有提出让儿子去看看她。这更增加了程师长对她的怀念和热爱。可是程师长却丝毫没有引起回家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能够和家庭通信，了解到家庭的情况，这确实是一种用战斗换来的幸福，可是他认为：这不过是幸福生活的开始，照他的话是：“嘴里总算刚刚有一点甜味了。”因此还必须用战斗来保证这已得的胜利，争取永久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很快地放下对故乡和母亲的回忆，带着队伍向遥远的祖国边疆挺进了。到达新疆以后，他收到了第二封家信。这时程师长正在北塔山一带剿匪。留在家里的袁政委，从信上看到他的家庭生活有困难，便请示组织，要求给他的家庭
一些帮助。组织上批准了，除发给五十块白洋，还给地方上写了信，请地方上加以照顾。程师长从前线回来了，袁政委很高兴地把信交给他；可是当袁政委把钱交给他时，却被他拒绝了，他说道：“我应该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钱是不需要的。家里的困难有地方政府帮助克服就行了。这是革命的分工。”袁政委说道：“当然是这样。可是组织上的一点照顾，对家里总算也是点安慰。”程师长又道：“咱们每个干部、战士都是有家的，如果都这样，要好大的开支呀！再说，地方上的照顾，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说来说去，程师长横竖不要这笔钱，他总是说“有地方上照顾，有革命的分工”。这时，袁政委又看了看信，思考了一下说道：“从信上看来，地方政府是尽力照顾了，恐怕由于当前财政困难，力量还是有限的……”没等袁政委说完，程师长便截断了他的话：“这不要紧，两个侄儿已经长大了。他们这两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要是养活不起一个老祖母，是说不过去的！”说到这里，他马上给两个侄儿写起信来，简直使袁政委没有插话的机会。过了些时候，匪情基本上平息了，生产地区的工作，也已大体就绪。程师长似乎也稍微轻松了些。上级曾向程师长提出：有机会可以回家去看看。这时，他曾激起回家的念头，对故乡和母亲的怀念更加深了，也更觉得故乡和母亲可爱了。故乡的小房、茅山、稻田、地窖、大路，以及年老的母亲的坚强、慈祥的面孔，也时常在脑子里浮现。可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第三封家信：他的母亲逝世了！这对程师长是多么不幸的消息！可是程师长没有哼声，他压制着内心的悲伤，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估计，如果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又会使组织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他暗暗地借了警卫员和两个参谋的钱，再加上自己两个月的津贴费，一共凑了一千五百元新疆币，用航空信寄回家去。这消息终于很快被大家知道了，在师党代表大会上，党对程师长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进行了表扬，这消息传遍了全师。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深深地为这件事受着感动和教育。
（原载二月二十七日“新疆日报”，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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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私营商店店员思想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朱波
经过伟大的“五反”运动，北京市各行业的广大店员群众，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明确地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坚决地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了。过去很多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现在初步解决了。
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店员明确地认识了自己是工人阶级。认识了共产党是自己的党，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党和人民政府是自己最有力的依靠，自己也对党和人民政府以至整个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许多店员说：“解放了三年，不如这几个月进步得快”；“现在我们真正是主人了。我们要拿出主人的身份来，检举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不能马马虎虎，由他们胡作非为。”在过去，有些资本家常以
“人民代表”、“工商联委员”作为招牌来欺骗、威胁店员；拿着“毛泽东选集”来吹嘘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常听彭市长的报告”等等来吓唬店员。有的甚至说：“你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谁领导工人阶级呢？我们柜上如果没有我，你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许多店员因为受教育不够，就被吓唬住了。但是，经过这次运动，店员们把违法资本家的这套鬼把戏揭穿了。他们指着违法资本家说：“你作这样犯法的事，还算什么‘人民代表’？”“破坏共同纲领的是谁？”“你领导工人，你凭什么？靠你们的‘五毒’思想吗？”以前在店员面前耀武扬威的违法资本家，现在低下了脑袋。
店员们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过去没有尽到主人翁的责任，表示从今天起，一定要严格地监督资本家，要他们按照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办事，一件违法的事都不能允许他们做。他们说：“资本家如果再不走正路，我们要强迫他们往正路上走。不这样就不行。”第一区有一个资本家，在人民政府处理了他的违法问题以后，他又干违法的事。店员们马上实行干涉。资本家说：“‘五反’已经过去了，你们管不着我！”店员们见他这样顽固，马上就把他扭送到派出所。这种情形，在“五反”以前是不多见的。
店员和老板，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呢？还是一般的亲戚、朋友、师徒关系呢？在运动以前，一般店员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不清楚。因为资本家常常用“亲戚”、“朋友”、“师徒”等旧的关系来欺骗店员，甚至有所谓“师徒如父子”的说法。资本家“教育”店员说：“你要好好干，我和你父亲是朋友，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要管教你。”对那些不满意资本家非法剥削和压迫的店员学徒，则以开除来威胁。或者说：“我是看你外祖父的情面。要不，早开除你了。”因此，很多店员受了资本家的蒙蔽，不敢反抗，不能和资本家撕开脸斗争。在这次运动中，这种情况改变了。经过斗争的锻炼，店员们认识了资本家所强调的亲友师徒关系，乃是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外衣。店员说：“什么师父徒弟？你赚钱，我们受穷！”“什么亲戚、朋友，谁有米往谁锅里下！”他们说：“亲戚归亲戚，检举归检举，这是两回事。”资本家提出“咱们柜上有些什么问题”时，马上就遭到店员们无情的驳斥。店员说：“不要‘咱们、咱们’的！你是资产阶级，我们是工人阶级，说话要清楚一些。”
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也解决了。过去，很多店员认为，自己是“两肩扛着一张嘴”来的，“吃着人家的饭，跟人家学生意。学了几年以后，有了工资，年终还有馈送。如果没有资本家，这个饭碗那里去找？”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是“资本家养活着店员”。资本家也常常以“我养活着你们”来蒙蔽店员为他拚命“拉磨”。他们“教训”店员时，总是说：“你吃的穿的都是我的，脚踏的，头顶的，没有一样不是我的，我还教给你本领。如果不好好干，对得起我吗？”好像如果没有资本家，店员就一定要饿死的一样。但是，店员们在这次运动中认识了这个问题。很多商店的店员说：“资本家那几个臭钱，如果不是店员给他经营，早完了！”店员杨镇瑞说：“我过去学生意的那个字号，有三个老板，养着十二个老婆，供给三个儿子在外国念书，七个儿子在中学念书。老板们经常不在柜上，就是我们几个店员给他们做生意，赚钱。但是，我们每月只能拿到一块钱的工资。到底谁养活谁？这问题不是很明白吗？”瑞蚨祥的一个店员说：“叫资本家说良心话，翻一翻老底子，瑞蚨祥发展得这么大，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烟台、济南等地都有瑞蚨祥的字号，还不是我们给他经营赚来的？北京刚解放时，瑞蚨祥的资方说：‘买卖是不行了，完全交给你们工人吧，我们不管了。’但是，后来经过人民政府的扶助和店员的努力，生意好转了。后来又赚钱很多了，可是工人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一连干了四十六年的老店员黄寿山，今年已经六十三岁，还是一个月二百八十斤小米的工资。”店员们揭露了资本家各种非法剥削店员的行为。许多店员这样告诉资本家：“我们要和你们合力经营这个商店，是为了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执行共同纲领，执行我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现在允许你们存在，允许你们赚合法的钱。但是，你们要违反政策法令，我们就绝对不答应！”
随着运动的发展，店员们对自己的前途问题，店员应该跟着谁走的问题，也初步解决了。是沿着“老板”、“经理”的道路拚命往上爬，自求发财呢？还是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随着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呢？在过去，这个问题曾经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因为很多店员在年幼时就被家里老人灌输了“当老板、发财”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根深柢固的。一个店员说：“家里老人们从我读书时就教育我，要我好好读书，以后好去学生意，吃香的，喝辣的，以后还要当掌柜的。”来到商店里，资本家也用这种思想教育学徒。他们说：
“你要好好干，明年可以给你算上一股。”“我年纪大了，再等几年，经理只能是从你们几个人当中选。”“好好学本领，学成了就可以重立字号当老板。”因此，很多店员经常做着“发财”、“当老板”的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辛勤地给资本家工作。
现在，店员们醒过来了，他们揭穿了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有一个店员这样说：东家允许给我股份；但是从来没有给我分过钱。每次年终结账时，资本家总是说：“今年生意不错，就是没有赚了钱。伙计们好好干，明年一定分钱。”可是到了明年，还是这一套。瑞蚨祥老店员黄寿山说：“店员当了经理、协理的有几个？当经理、协理的，还不都是那些资本家？他们祖祖辈辈都是经理！就说我老黄吧，从十七岁给资本家卖命，卖了四十六年了，头发、胡须都白了，经理换了好多，都是资本家，我自己还是一个月挣二百多斤小米。”许多店员因为认识了资本家骗人的把戏，纷纷退股，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他们说：“我们不想当那不劳而食的资本家了，我们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过去我们屁股上被资本家涂上了臭狗屎
（指股份），现在我们要洗干净。”
经过这次运动，很多店员决心抛弃过去向资本家学来的一套“生意经”，树立新的商业道德。过去所谓学生意，就是向资本家学习如何欺骗顾主，达到发财的目的。过去商店中流行着一句话：“杀死人偿命，哄死人不偿命。”资本家“教育”店员，要他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要他们用“货真价廉”、“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鬼话来骗人，把落颜色的布说成“保证不落色”，把杂牌货换一个正牌的商标出卖，把假的当成真的出卖，把旧货当成新货出卖。店员如果不按资本家的意思行事，资本家就说店员“穿黑衣，戴黑帽，吃谁向谁，怎么你吃里扒外”？“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学也学不出什么来，干脆给我卷铺盖滚蛋”。怎样才算学成了呢？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能够想出各种欺骗的办法，用假货、坏货卖得高价。这种“生意经”，也是根深柢固的。在去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各行业曾订了爱国公约，提出要建立新的商业道德，门上也贴了巨幅的标语：“减低成本，为人民服务”，“薄利广销”等等。但是，欺骗还是欺骗，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一次却不同了：很多店员自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提出要彻底打倒旧的一套，建立一套新的私营商店经营的方法。很多药庄店员提出：“过去卖的假药、冒牌药，都应该取消。”有一个药庄，有四十种药品现在已经停止出卖了。偷工减料的药丸被销毁了，重新按确实的药方，加足药料来制作。有的布店也在店员监督下，把有暴利的布的价格减低下来。如“派拉蒙”防雨布，从每尺一万三千元减到八千二百元，丝绒由每码五万多元减到三万多元。
店员们提出：“现在我们不能按照资本家搞‘五毒’的违法思想办事，我们要对人民负责。”“把过去用‘哄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来拉拢主顾的方法全部取消，要以‘信用’‘对人民负责’来取得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店员们普遍地认为：新的商业道德的建立，会使商业更趋发达。
广大店员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提高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特别是中小商店的一部分店员，在“五反”斗争中所受的教育还是很不够的。他们的觉悟虽有提高，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若干糊涂观念还存在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工会和人民政府继续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耐心的教育。商店里的旧作风和陋习的改造，更是长期的斗争过程。目前的“五反”运动，只是提供了实行彻底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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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出版物的优良传统
——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社论
布尔什维克出版物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所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它把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每日在宣传着构成苏维埃制度的生活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我国的报纸、刊物、图书积极地帮助党解决经济文化建设上的巨大而复杂的任务，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
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由于它的思想性和与群众的联系而有力。苏联人民在报纸刊物上交换思想和生产经验，获得关于国内外生活的迫切问题的解答，并对改善我国公共事业提出意见，对各项缺点进行批评。新的著作者——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写成的书本的数量逐年增加。任何一个出版机构的写作积极分子包罗的范围愈广泛，它的业务就愈有成果，目的性也就愈明确，它和生活的联系也就更加巩固。
列宁早在创办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时候，就曾特别有力地强调过：“只有在每有五个领导的和经常写作的作家，就同时有五百个和五千个非作家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出版机构就将要活跃起来，富有生命力了。”劳动人民广泛地参加报刊工作，是列宁—斯大林党所创造的新型出版物的特征和优良传统。
多方设法扩大写作积极分子的范围，和他们保持工作上的经常联系，这是每种报纸、刊物、图书提高质量的必要条件。编辑部吸收了卓越的宣传人员来参加工作，才能大大地提高它所发表的材料的思想理论水平；只有当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的积极分子正规地参加出版机构的工作时，出版机构才善于更好地阐明党的生活；宣传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的成功，有赖于编辑部与工业和运输业的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社会主义农业技工及科学工作者的联系是否密切。很显然，共产主义建设参加者及其先进人物自己写的有关共产主义伟大建设者的劳动功绩的著作，是可以叙述得很生动有趣，很有教育意义的。
事实证明：只有依赖积极分子的帮助，中央及地方出版物才能更好而充分地满足读者的需要。现在斯达哈诺夫新工作方法的首创者在许多报上经常发表意见：他们的经验是在报刊的支持下成为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财产。在农业经济方面，关于先进经验的宣传也得到了改善，我们的报纸开始更多注意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组织上的问题，更多注意到提高农田收获量和发展公共畜牧业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有数千种报纸，数百种不同的刊物，有出版政治、艺术、生产技术、科学、教育等书籍的许多出版局。每一出版机构，每一出版局都有它们的工作特点，但无论如何，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牢不可破的原则，那就是：依靠写作积极分子，广泛地吸收他们参加编辑业务。在准备出版各项重要材料时，不仅应估计到个别读者的经验和意见，而且也应估计到集体的、广大读者的经验、知识和意见。
斯大林同志号召我们敏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我们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还应当向群众学习。斯大林同志说：“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着，生活着，奋斗着。他们并不是白白生活着，他们生活奋斗时，当然也就积蓄着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忽视这种实践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作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么？”
布尔什维克出版物是新型的出版物，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满足人民精神上的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之下进行自己的全部业务的。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编辑部门缺乏和积极分子的联系，不是一般性的缺点，而是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原则的。
如果说有许多出版机构的业务已经取得成绩的话，那就是由于它们和写作积极分子取得了广泛的联系。而另外一些出版机构及出版局工作水平之所以低，就是由于缺乏和广大读者保持联系。例如，土库曼共和国作家协会文学期刊编辑部的工作就是脱离了青年作家，于是才感到小品文、小说及书评文章的非常缺乏。卡累里阿·芬兰共和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在国境上”的工作人员对于材料的缺乏经常叫苦，然而在这些共和国内是有大批的文学生力军的，那里有成百成千个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专家和科学家，他们是有材料向读者们叙述的。
我国人民是富有天才的。不限于在职业文艺工作者的圈子里可以找到写作的人。只要有适当的帮助，就会顺利地找到报纸和刊物的撰稿者，图书的著作者——城乡先进生产者、劳动者、各民族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编辑部和出版局工作者的义务是发现这些人物，关心并注意对待他们的提议，在创作活动中帮助他们。
真正地帮助作家们并不是要把任何文章很快地都给刊印出来，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拙劣的、写得很粗糙的文章。编辑部和作者的相互关系应当以经常关心准备出版的作品的高度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及科学水平为准则。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对作者提出高度的要求，要坚持地富有创造性地和他们联系。
很惋惜，有一些编辑部对于和著作者保持经常的工作联系这一点，不够注意。例如，白俄罗斯的教员们为什么停止给他们自己的刊物“苏维埃学校”写稿呢？这首先就是由于编辑部和作者没有调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缘故。该刊编辑部曾给予作者以形式主义的、难以理解的回答，同时不得到作者的同意，就擅自删改他们的原稿。
改善和作者的工作关系是提高报纸、刊物及出版局全部业务水平的保证。同时也必须吸收广大读者来参加讨论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问题。文化工作者、科学家、作家、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及集体农庄的革新者都是编辑部门的理想人物。当讨论计划时，他们能提供宝贵的意见，提出新的题材及生活上的重要问题。当讨论原稿，确定编辑工作的基本方向时，他们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有许多刊物的编辑部，尤其是各出版局，和科学界及作家们没有取得密切的联系。例如，塔什克国家出版局工作的基本缺点是脱离国内的广大读者；它在讨论出版计划及各个作者的原稿时，几乎从来没有召集过当地作家、科学家及生产工作者开过会。塔什克出版局编辑委员会的活动早已停止了，评论家及翻译家对出版事业也就失掉了兴趣。
国内建设工作规模的宏大，人民创造性的高度发挥，这对于宣传一切新的、先进的事物给了无限的可能性；党组织的职务是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以期在各个编辑部及出版局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和作家积极分子取得工作上的联系，认为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党组织经常关怀的是：一切报刊、各出版局在其业务上一定要依靠广大读者的帮助和支持。
巩固和积极分子的联系，把工业、农业、科学和艺术的先进人物团结在编辑部及出版局的周围，是更进一步推动思想工作、提高我国出版物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的作用底重要的条件。（启迪译）
第3版()
专栏：
吕家庄优良品种出了名
彭彬 任迁乔 彭翰春 作
（七）谁见了好种谁欢喜，
都选好种来种地，
这家种了四亩二分玉黍米，
每亩收成七百五十一斤一。
（八）吕家庄出了名，
来换种籽的人们挤不动，
优良品种撒出去，
爱国增产是一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