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
本报记者 田流
（续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集体农庄是农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乐园。什么人都会感到自己是集体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庄员郑述兴，在日寇侵占东北时期，是敌人工厂里的一个机电工人，是被机器轧掉了一只膀子的人。在旧社会里，这样的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依靠家庭供养——此路不通，他没有供养得起他的有钱家庭；那么，只剩另外一条出路了：去作讨饭的乞丐，最后饿死在路旁。但是，在集体农庄里，他有自己十分重要的工作可做。他是集体农庄电机制米厂的技术员。在他指导筹划下迅速安装起来的电力制米机，不仅把本农庄的近百万斤稻谷变成大米，及时向国家缴纳了水利管理费〔注〕，充裕地供应了庄员们的食粮，保证了把余粮更早地出售给国家粮食公司，还为桦川水利农场其他农庄制了数量很大的精米。他的制米厂三个月为农庄创造了三千万元的财富。一位年近六旬的郑老大娘，在集体农庄里也是个独立的人。她是那十口巴克夏种猪的养护者。每天红日东升的时候，她就在尽心尽意地清扫猪舍，烧煮猪食了。十口巴克夏种猪，被她喂得太肥，肥得不下小猪了。谈起这个“教训”来，老大娘就笑得没法，她说：“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可得按新法养猪。”
集体农庄的一切生产和工作，都是按着庄员们的特长分配的。在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了生产队、园艺组和牧畜组，设了一个制米厂和一个铁工厂。生产队有三十四名男庄员和十二名女庄员，在生产委员直接领导下，负责全农庄九十九公顷土地的全部生产工作。生产队按着农事的需要，编成若干小组，如春耕播种时分成三个小组，秋天收割时又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记工员和带班员——庄员们叫他作“打头的”。小组进行耕作劳动时，按生产的需要和每人的专长灵活地分工。如春天播种前，金根洙测看稻田“水平”最拿手，就派他专门看“水平”，别人播种。其他生产组织劳作起来也是这样。
合理地评工记分，科学地计算劳动日，是组织集体劳动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热情的重要关键。这个集体农庄把男劳动力分成七级，最高的十一“分”，最低的八“分”；把女劳动力分三级，高的七“分”，低的六“分”。每一级都是差半“分”。另外，根据各个农业季节对于作物生长的不同的关系，每个季节的记“分”标准又不一样：春天最高；以后按顺序，每个季节降低半“分”。评定庄员的劳动“分”数时，是根据很多条件的，如劳动效率、质量、技术等，是都要照顾到的。在一般的评“分”记工以外，农庄里还有近乎奖励的提高“分”数办法，如金根洙看“水平”最有把握，就给他评十一“分”半，比平常最高“分”数还高半“分”。江太岳做田里活时顶多能得七“分”，但做木工活时，提高到九“分”、十“分”，这就提高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
根据一九五一年的经验，庄员们已经感到这种评工计“分”的方法还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随着公有财产的壮大，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的增加会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分”有最高额的限制、等级差额太小和男女劳动力分开评“分”，没有同工同酬。去年秋收时，他们曾想法克服这些缺点，实行定额管理：割稻时每一百二十捆（每捆重二十四斤）算一个“劳动日”。无论男女庄员，谁做到这个标准和质量都记一个劳动日，多作多得劳动日。这是个好办法，可以鼓励所有的人——不论是男庄员、女庄员的劳动积极性。今年将尽量推广定额计算劳动日的办法。
集体农庄里关于收获物的分配，是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的。每个庄员都可以得到和他所做的劳动相适应的报酬。工作得越多越好，得到的报酬也越多越大。不劳动的人是得不到任何收入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是保证庄员在集体劳动中“各尽所能”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和鼓励庄员的劳动热情、劳动积极性的物质力量。这个集体农庄全部收入的分配办法，就是按照这个原则的。就拿慎自成家为例吧，他家三个人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他一九五一年共得二百三十四点五个劳动日（以十“分”折合一个劳动日），得到了一万一千四百九十斤稻子；他的父亲做了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得到五千八百八十斤稻子；他的妻子因为三个月前生了小孩，没有参加劳动，分娩前做了三十点九四个劳动日，得到一千五百一十五斤稻子的报酬。因为他们参加的劳动不同，也得到不同的收入。当然，如果以他的家庭作单位，那他家的收入在全庄是较多的，共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五斤。而庄员都在岩虽然在全庄是个人做劳动日最多得报酬最大的——二百八十五点二个劳动日，个人收入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四斤稻谷；但因为他家只有他一人参加农庄劳动，以户来计算庄员收入时，就不如慎自成家收入大了。
这个集体农庄的全部收入中，一部分交给桦川水利农场，作为向国家纳的税；一部分以公积金的形式留在农庄公有；其余一部分按庄员的劳动日分配给庄员。向国家纳税的数目是固定的，每公顷二千三百斤稻子，今年农庄每公顷收获八千四百三十斤，即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弱；公积金按总产量百分之十缴纳；再扣除捐献及约占百分之六的杂支，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六，完全分配给庄员。一九五一年，每一个劳动日可得到四十九斤稻子
（另外还有蔬菜、稻草等）；一个整劳动力的男庄员，最少的收入九千多斤，多的达到一万四千多斤。如果按庄员的家庭人口平均计算，收入最少的家庭，每人平均二千五百斤，多的达到三千三百斤。除了全年的消费，显然还会余剩很多的。农庄主席金白山同志说，为了扩大再生产和购买较重要的农业机器，庄员们决定一九五二年要以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作公积金。我问他，这样作会不会影响庄员的个人收入？金白山同志说：“不会的，一九五一年，每公顷收稻八千四百三十斤；今年我们要达到每公顷收稻一万一千斤。庄员们的收入，只会大大增加，不会减少的。”这个集体农庄庄员今年要由三十六户扩大到六十户，耕地面积也将由九十九公顷扩大到一百六十公顷，这样大面积的平均产量能达到一万一千斤，真是十分可喜的。今年这个农庄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要由去年的二点五公顷提高到三公顷；就是说，一九五二年每个劳动力能收获三万三千斤稻子。这比单独经营一小块土地的个体农民，要多收获多少谷物啊！
〔注〕桦川水利农场的农民，把向国家纳的税，叫作水利管
理费。实际上包括水利费、农业税等。
幸福的生活
我在这个农庄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几天兴奋愉快的生活。这个集体农庄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的农民，将逐步地走向苏联农民那样幸福的生活。
全体庄员都是丰衣足食的。每一家都住在去年才兴建起来的新房子里。房子整齐美观，向阳的一面是高大的玻璃窗。每一幢房子里都有电灯。家家屋里雪白的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像片或其他的新年画。家家都有一个书桌，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和报纸。每户庄员有一所包括四个房间的屋子，两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另一间是储藏室。
全庄所有的农民，顿顿饭都是香气扑鼻的大米饭，只是有的家庭三个菜，有的家庭两个菜罢了。农庄主席说：在集体农庄里，想吃到差样的饭要碰运气的；因为全体庄员平常的食粮，有百分之九十是大米，只吃百分之十的粗粮了。
庄员的购买力是极大地提高了，并且还在提高着。用慎自成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三个月购买衣物用品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在这期间，他买了八十四尺布、五点七斤棉花、两双手套和一双高筒长靴，还有十八册新出版的书籍、杂志。
丰裕的收入，使每个勤劳的庄员都变成富裕的人了。他们不仅衣食住大大改善了，就是日用品也一天天讲究起来，香皂、毛巾等已变成了日用必需品。
庄员们的生活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但也各有各的特点。就是在极短暂的访问中，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这种区别和差异不是旧社会里的贫富悬殊，而是庄员们的爱好、志趣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到农庄主席金白山同志家中去的时候，他家里的妇女正在织草袋。在副主席李在根同志家里，四个孩子正在学习。庄员慎自成的妻子正在作豆酱，一筐筐一团团摆满了一炕。她说：“生活好了，大酱也比先前吃得多了。”
我住在庄员慎自成家里。他家六口人：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还有一个不满百天的孩子。家事完全由他年青的妻子照管。慎自成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了，身体硬朗，满面红光，常常高声大笑。春耕、夏锄、秋收时，老人家都和年青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冬天，北满天气太冷，慎自成坚决反对他参加脱谷工作，他才勉强地留在家里。前几天老人到打谷场一看，见稻禾还是堆得山样高，他向儿子说：
“再不完成，就要影响春耕啦！”不听任何劝告，又去打谷场参加劳动了。
慎自成是农庄的生产小组长。大家收工后，他还要到各处检查一番，安置安置，常常要比父亲回家得晚些。他回来后，像他父亲一样，也是洗脸换衣服。所不同的是比父亲换得还要彻底，从棉衣棉裤
一直到鞋袜，都要统统换过。最初我还以为这是他家特有的清洁习惯，后来才知道全体庄员都是如此。每个庄员都有两三套衣服，劳作时有劳作时穿的衣裳，平常有平常的衣裳。慎自成这平常的衣裳，是黑斜纹布面，里外三新。慎自成说，那些劳动好、劳动日多的庄员们，还有进城、过节、串亲穿的“不平常”的衣服。慎自成在农庄中是个中等人家，现在还只是父亲和自己有“过节”衣裳，妻子和孩子们虽然也有几件，但还不全。据几户能代表全庄的典型农户的材料，他们的被服衣物，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增多了十至十五倍。
用集体农庄几位庄员在集体农庄成立前后的经济状况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集体农庄给了农民多么丰盛的利益。慎自成一九四八年是贫农，那年他刚来农场时，只有二千五百元东北币的财产。他回忆说：“我那时的全部财产，买不到三小盒火柴。”全家四口人，那年共收获一千二百斤稻子，每人平均只有三百斤。一九五一年集体农庄成立的第一年，他家六口人共收入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五斤，连不满百天的孩子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了三千斤以上。这是这个农庄的中等人家，从这就可想见一般庄员的生活水平了。
从全庄最困难的庄员姜敬孝几年来的经济状况的变化，来看集体农庄农民经济上升的状况，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一九四八年姜敬孝刚来农场的时候，夏天没有单衣，腰里围着条破麻袋在田里耕作；那年他一家五口人收入一千二百七十斤稻谷。一九四九年他参加了第三农庄的第五组——集体农庄的前身，生活开始好转，除消费外还有了一千二百多斤余粮；一九五○年随着第五小组发展成为集体耕作组，姜敬孝的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去年第五耕作组发展成为集体农庄的第一年，姜敬孝共分得一万三千三百斤稻谷，全家五口，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多斤稻谷的收入；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十倍以上。我去访问他家时，同样看到了在别的庄员家庭中看到的新衣服；在他的书桌上同样摆满了书报。两年来，他买了三床新棉被，作了三十件单、夹棉衣，每天已能吃百分之八十的细粮了。农庄主席金白山的收入增加得最慢，只增涨了五倍多；但他家人口少，平均每人还是有三千多斤的收入。
丰裕的物质生活，直接促进和提高着庄员们的文化生活。全庄共有一百二十四个七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九个参军、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未计在内），其中有五十七个成年人参加了冬季夜校，八个青年在佳木斯中学读书，十六个高小学生、三十四个儿童在本庄的小学里学习。计算起来，全庄有一百一十五个人参加学习了，占应参加学习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我曾参观了他们的冬季夜校。因为天气冷，他们按着班次，分别在五个地方上课。第一班的妇女们，背着她们的孩子，围在电灯下，热心地认真地学着单字，高声朗诵着“我们的国家”，“爱国家”。那位四十八岁的妇女黄福顺，学习得尤其热心；当教员指定她领头朗诵时，她读得口齿清爽，一字不差。农庄主席说：“除劳动外，看书读报已成为庄员的重要生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庄员们除了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各级学校读书，自己也参加了冬季夜校以外，在劳动的余暇，在自己家中，还有着很广泛的文化生活。在全庄三十六户庄员中，订着“松江日报”“东北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三十五份报纸，订着
“学习”“新农村”“时事手册”等九种刊物共三十四份。平均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份报纸，一种刊物。庄员们对知识的追求是热烈的，兴趣是极其广泛和多种多样的。每个庄员的书桌上，几乎都有
“社会发展简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米丘林生平”“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等书籍；但在每个庄员的书桌上也都可以发现各自不同的图书。在慎自修家里，我就曾看到了“新文学教程”“婚事”“戏曲选”和歌曲集等文学艺术书刊。
这个集体农庄，对周围农村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深刻的。桦川水利农场的其他各农庄上的农民，都纷纷要求参加新农庄；农场周围农村的农民们，也学着它的榜样，开始在本村建立农业合作社。堆峰里村的农民，在中共支部书记马清山同志领导下，将有十多家也要组织集体化耕作组了。这个集体农庄，已成为附近农村的旗帜。农民们从集体农庄看到了自己的明天，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
灿烂的前程
在访问过程中，我一刻比一刻更强烈地认识到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集体农庄的庄员的劳动生产力所以能迅速提高，土地收获量所以能日益增加，是因为集体农庄制度比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任何农业经济形式具备着更多优点。虽然这个集体农庄的耕作，大部分还是运用原来的农具和简单的农业机械，虽然田间劳作还是主要靠着人力和畜力，但是，因为他们把农具联合了起来，把个体的小农经济联合了起来，便已经显示出它的各种优越性来了。这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随着耕作的机械化，一天天更加明显和发扬起来，集体农庄可以合理地使用农具和耕畜，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组织各尽所能的集体劳动；因此，也就使他们的劳动效率极大地提高起来。
普通农村中的个体农民，耕种着很少的土地，而且分散得东一片西一片。他到自己的田里工作，有好多时间浪费在走路上。加上他的每一块土地都有或宽或狭的地界，又白白荒废了不少有用的土地。这个集体农庄的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不像一般农村那样分散零碎；但没有成立集体农庄以前，同样也有个体农民的其他弱点。比方，要过日子就要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喂养耕牛，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到市上去购买和出售日用品和粮食等等，这就占去了很多的劳动时间。以购买日用品来说吧：他们住的地方距佳木斯市四十里，买一点东西也要跑到城里去。往返八十里，紧跑也得耽误一天工。现在各庄员把需要的东西告诉农庄管理委员会就统一买来了，又省工，又省盘缠。今年农庄自己的合作社就要成立起来，那时就更方便啦。
这个集体农庄是种水田的，一年收成好坏，是由灌溉决定的。没有集体以前，各农户总是因为用水的事情闹纠纷，雨水多的时候，高地要排水就淹了洼地。天旱的时候，近地抢水又旱枯了远地的稻秧。争来夺去，不是不能适时适量灌溉，就是把水浪费了。不管怎样，都影响了稻田的产量。组织起互助组后，用水的纠纷少些了，但又产生了早种晚收、早除草晚除草、收工迟早、地远地近、评工记分不公平等矛盾。集体农庄克服了这一切矛盾，全庄的生产都按计划进行，再没有什么纠纷和矛盾了。
原来农庄一带是一片大草原。国家建立农场后，才有人来耕种，但仍是人少地多。因此，前几年耕种很粗放，稻田都是用“撒播”的办法播种，产量很低。几年来，经人民政府一再提倡，才改成条播。但是，没有条播机，只是用犁耠开一条沟，然后把种子一行行播下去，七、八个人，一天才能播一公顷，效率太低。在个人耕种一小块土地的时代，农民是没法克服这个困难的。集体农庄就不同了，人多力量大，买来了播种机。在集体劳动中变得更聪明更有创造力的集体农民，去年还创造了一种条播机。它由一个人操纵，每天能播种一公顷半地，效率比买的还高，比手播快了十多倍。现在农庄播种、除草、脱谷、制米，都已初步脱离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一九五二年桦川水利农场正试用水田收割机，成功后农庄也将购买。集体农民常常炫耀地向附近农民说：“你们也快集体吧，像我们一样用机器干活，多好啊！”我曾问一个在脱谷机上操作的庄员：现在劳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他自豪地说：“如今我们干活，和工厂不差啥，电门一开，一齐动作，干得快，做得好，人也轻快。”
集体农庄这一切优越性联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庄员们的劳动效率，使他们能够扩大耕地面积，能够实行深耕细作，能够改进农业技术。这许多措施的必然结果，就给集体农庄带来了一年更比一年大的丰收。今年，农庄的全部稻种，都是经过试验适合本地生长的优良品种；农庄的全部土地，都要实行进步的“旱直播”和“水条播”，根本消除粗放的“撒播”作业。夏季要多除一遍草。还要设立
“作物试验区”，以便全面地有步骤地改进农业技术。因为有了这些措施，虽然农庄庄员的平均耕种面积由二点五公顷提高到三公顷，每公顷的产量仍然要由八千四百三十斤提高到一万一千斤。
集体农庄的好处，是它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量，使每一块农庄的土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收；使每一个勤劳的庄员，都一天天过得更富裕，永远摆脱了穷困、破产的威胁和人剥削人的制度。
这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相信，他们的集体农庄在今后会给他们更多的谷物，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富裕起来。
一九五二年，这个集体农庄会变得更繁荣更美丽。学校、托儿所、合作社、办公室和俱乐部，都将兴建起来。庄员将由原来的三十六户扩大到六十户。耕地面积由原来的九十九公顷扩大到一百六十公顷；每公顷的产量也将由去年的八千四百三十斤提高到一万一千斤。
“欢迎你明年再来，那时我们农庄会更好些。”归途中，我久久地想着临别时农民说的这句话。我想着十多天来同庄员们一起度过的幸福生活，想着那一个个兴奋、愉快、充满自信的面影。每一个庄员都从集体农庄已有的成就中，看到了自己的灿烂的前程。
第2版()
专栏：
苏南区合作社的存实预售肥料工作
苏南供销合作总社
编者按：今年供销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供应肥料的数量很大，但肥贷资金有限。为了保证完成供应肥料的任务，除一部分肥料需要现款现购以加速资金周转外，另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是存实预售肥料，即先由农民把自己所存的多余的实物（如棉花、粮食等）交给供销合作社，作为周转资金；合作社根据农民预购肥料的数目保证按时供应。这对解决肥贷资金不足的问题将会有很大帮助。苏南区供销合作总社的存实预售肥料工作典型试验，证明这个方法是可以推广的。
上海、无锡、武进等十二个县合作总社去冬分别进行了存实预售肥料典型试验。各县合作社在十六个乡所作的典型试验的经验，证明存实预售肥料工作是广大群众所拥护的。这个工作在各地党的组织、政府的支持和农会的帮助下，很快就广泛展开。群众纷纷自觉地向合作社存实物，预购肥料。在这十六个乡实行存实预购的农户平均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典型试验工作大体上分三个步骤：一、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动员；二、群众集体认购、订约、缴送实物；三、巩固群众情绪，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积肥运动。这一运动做得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决定于思想动员工作做得好或坏。在典型试验中，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经验：
一、向农民进行存实预售肥料的动员，必须先和群众一起总结过去丰收的原因，发动群众比生产成绩，使群众知道多施肥料对农业丰收的重要作用。群众对于多积肥多施肥可以增加产量有了信心以后，又往往会产生“政府要大量贷给肥料”等依赖思想。针对这一思想情况，就必须进行抗美援朝和增产节约的教育，说明预售肥料的重要意义，使农民认识到要增产，要买豆饼，就要从节约做起。上海北桥乡在典型试验中，进行了这些教育后，有些农民当时就准备节省过年费用和少做不急需的衣服，把节约下来的、原计划卖出的粮食，拿来预购肥料。如果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直接提出要农民存实预购肥料，是会失败的。有的把施用豆饼肥料说成唯一的增产的方法，也是不合实际的，这会减低农民积肥的兴趣，对生产是有害的。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更会造成恶果。无锡东?乡有一个村长，在对全村群众进行存实预购肥料的动员的时候，没有耐心教育启发群众，只说“明年要增产，大家要多施肥料。你们（指农民）不定购，明年就买不到，由你们自己负责。”结果引起农民思想混乱，发生了抢购肥料的现象。有些农民不满意地说：“真奇怪，从没听到过明年的肥料今年就要付钱。”“合作社想弄我们的稻子做生意。”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的必要。
二、必须说明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从总结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成绩说起，还要说明合作社的资金是社员的，合作社办肥料的目的是为了扶植农业生产，给大家代办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要把合作社今年供应肥料的价格和市场上的肥料价格对比，使社员进一步信任合作社。把合作社资金的情况向群众讲明白，使大家认识到存实预购的必要。同时，在实行存实时，要坚决地执行完全自愿的原则。而且每户认购肥料的数量，不要超过其需要量。
在执行存实预售工作当中，群众是有顾虑的，他们怕因事先作价后，再因物价有变动而吃亏。为解决这一问题，要采用存实预售双方暂不作价的办法。
三、在存实预售工作中，最好做到一个村或一个合作社员小组（或互助组、生产合作社）集体存实订约，预交实物。这样容易形成热潮。但要防止强迫命令，或浪费农民劳动时间。上海北桥乡采用了以小组为单位集体存实订约的办法。在这个组的影响下，紧跟着就推广到其他小组，收效很大。这样不但工作较快，而且群众情绪也好；相反的，采用零星个别的到合作社存实订约，时间拖长了，运动也不能全面展开。
同时，要注意采取由点到面、骨干带头的工作方法。应当从群众基础较好、容易推动的地方着手，然后向其他地方推广。动员的骨干，要选真正积极的先进分子，他们要能积极劳动，在群众中有威信。存实预售工作完成后，还要说明只靠豆饼也是不够的，有了豆饼再加上别的粪肥就更好；应提出积极积肥的办法，使运动转入积肥增产。另一方面还应向尚未实行存实预售的个别地区的农民进行启发教育，并通过群众的各种关系向临近地区推广。
第2版()
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新疆省各地冰雪渐融，南疆吐鲁番盆地的农民已开犁春耕。新疆省农村去冬今春曾普遍实行减租，农村中封建势力已被削弱，农民增产热情提高，而且各地在减租运动中都得到了一部分极为需要的生产资料。现在，农民纷纷把分得的斗争果实留做种籽或换买农具，组织互助组扩大生产。为了争取今年每亩地平均较去年增产二十斤至三十斤粮食，全疆各族农民都普遍订了增产计划。
▲华东合作总社及各地合作社准备的化学肥料和饼肥，已超过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五以上。农民春耕所需肥料已可充分供应。华东区今年肥料贷款及全部肥料供应工作，由国家委托合作社统一经营。华东区合作社今年供应肥料方法以存实预售为主；同时，在现售肥料时，又规定以人民币或实物作价，以免积压资金。赊销订购以推行短期赊销业务为主；例如，农民赊购施用于棉田的肥料时，将来不一定以棉花偿还，而可以菜籽或其他早收作物偿还，这样做可以减轻合作社的负担。
▲苏北各地合作社积极供应肥料给农民进行春耕。苏北区合作社今年经营的肥料，以每亩耕地施肥四十斤计算，足可供给一千五百万亩耕地施肥的需要，这比去年增加了三倍以上。全区合作社今年上半年经营肥料的资金，比去年增加近三倍。
▲中国粮食公司中南区公司正向区内区外大量调运粮食。一、二月份中南区调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的大米、小麦、面粉，完成原定计划百分之九十。各省国营粮食公司也已把大批粮食运到工矿区，棉、茶、烟特产区去，湘米正源源地运到广东省各地和广州、武汉两市。全区粮价基本上稳定。
▲河南省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大量加工制造农具和肥料。农具、肥料加工工作，大都以就地收购原料、就地加工、就地供应为原则，以便于适应各地农民的需要，因此，加工制造的成品，很受农民欢迎。河南省各地合作社，已完成全年肥料收购计划的一半以上。许多地区现正采用现售、预售、订货、实物交换等办法，把肥料供应农民。
▲为了争取今年的大丰收，湖南各地正在继续兴修水利。蓝山县自去年十月开始，就在一面进行土地改革，一面紧张地兴修水利。这个县大同乡劳动模范唐士林（植棉模范）和他的儿子唐郁文（清匪肃特模范）积极带头从山谷里找出一道地下水源后，蓝山县人民政府便贷给他们二百万元，进行开发水源的工作。经三个月的努力，唐家父子和当地群众把岩石炸开，山水汹涌而出，可灌地八百多亩。现在他们又在开掘一条一千多公尺长的渠道，修成后可增产粮食十多万斤。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负责干部
萧汎波等压制群众检举受到处分
编者按：本报在去年十二月份收到读者何善揭发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负责干部威胁检举人的来信，即将此信抄转广州市人民监察委员会调查处理。本月十二日广州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来信说，他们对此案已作处理。现把读者原信和广州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对此案的处理经过摘要发表。
这一事件，说明了任何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官僚主义分子都将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所有收到群众检举信的机关，必须对检举人负责，对于他们检举的事情，加以负责的处理，并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凡泄露检举人，或把原检举信交给被检举的机关及本人的作法，都是极端错误的。
原检举人的来信
编辑同志：我在去年十一月间，曾写信给广州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检举广州市宁通行经理奸商李绍湘有串通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人员盗窃国家财产的嫌疑。因为监察委员会把我的检举信发交被检举人答辩，我的姓名和地址被信托贸易公司知悉，我因此受到了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在去年九月间，为了增设药材服务部，曾觅得该市抗日东路四十七号为办公地址，并向宁通行经理奸商李绍湘购买杉木床板、框围、货架等家具三十多件。对这些残旧杉木家具，李绍湘竟胆敢昂索两千三百万元的巨价。而信托贸易公司又不审查所买的家具数量、品质，贸然如数照付。像这些普通残旧家具，到处都可买到，信托贸易公司为什么不向明码标价的家具商店购买，反而以高出市价数倍的价钱和李绍湘私人交易？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舞弊的行为。
信托贸易公司发觉此事被我检举后，不但不?自检讨，反而派人找我，并到我处进行威胁，叫我承认“错误”，还要我立即撤销“诬告书”，此后，又写信催我按照限期准时到公司“商谋解决办法”，并以“否则惟有依法办理”，“一切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等语进行威胁和恐吓。
根据以上事实，我希望你们支持，以便使广大群众打破顾虑，敢于向一切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 何善
广州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对压制检举事件的处理
编辑同志：本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接到市民何善来信，检举广州市信托贸易公司向宁通行商人李绍湘购买家具时，有互相串通骗取国家财产嫌疑。本委将该案责成广州市工商局人事室调查处理，然后具报。十一月三十日市工商局人事室转来市信托贸易公司关于此案处理经过及检讨书一份，内称：“因为了解情况不够，以致被宁通行顶让铺产进行欺骗，本公司已向法院申诉，追回被欺骗的顶让费，听候判决，并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检讨”。但该公司副经理萧汎波、马志贵，并没有对此事进行深刻检讨。不但如此，他们反而追查检举人的检举动机。他们首先函约检举人来公司谈话，因检举人没有去，便两次派人、写信进行威胁和恐吓。数日后，检举人去公司会见萧副经理时，萧就把原信读给检举人听，并责骂检举人伪造事实，强迫检举人撤销原案。
广州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证明：宁通行奸商李绍湘未经业主同意，私将铺址出顶，并瞒骗原告，这是严重地违犯政府法令的欺诈行为。据家具工会前往重估，顶给原告的全部财产总共最多只值一千万元。信托贸易公司经办人不深入调查，不了解情况，无原则地信任奸商，致使国家财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是非常错误的。该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到市民何善的检举信后，竟数次派人和写信进行威胁和恐吓，这一错误更为严重。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委曾召集市信托贸易公司有关人员讨论写恐吓信的责任问题，并责成该公司萧副经理、宋志行秘书作出书面检讨。但他们的检讨极不深刻，他们不是认真检查自己，而是有意模糊问题的实质，想把写恐吓信的事实解释成不过是
“词句上严厉些”，是为了解决“租赁问题”，“虽有恐吓词句，但无恐吓思想。”
我们认为：市信托贸易公司副经理萧汎波身为领导干部，对市民的检举不但不虚心检查，反而知法犯法，写信恐吓检举人，事后又推卸责任，避重就轻，不承认错误，是一种严重地违犯纪律的行为，这使人民政府的政治威信受到损失，因此，对本案应负全部责任。除本人应在报章公开检讨外，并给以撤除信托贸易公司副经理职务之处分。副经理马志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对本案主张采取报复手段，助长了萧等的错误，应负重大责任，而且他在事后又不承认错误；除本人应作公开检讨外，并应给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该公司秘书宋志行，是本案参与者，也是恐吓信的执笔人，对本案应负部分责任，除本人作深刻检讨外，应记大过一次。市工商局人事室主任章璇，对本案敷衍应付，把检举信原文交被检举机关，泄露了检举人姓名，致使检举人受到威胁，应负泄露秘密全部责任，除作公开检讨外，应记小过一次。
广州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健全各地的人民监察机构
编辑同志：自从反贪污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以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已被大量检举出来。我们知道，贪污、浪费现象所以这样严重，正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结果。但是，某些地方的人民监察机关，没有健全起来并充分发挥作用，以防患于未然，也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拿我们川南区乐山县来说，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去年五月间就成立了。但由于领导方面对监察工作不重视，致使监察机构流于形式，半年以来，一个专职干部也没有配备。监察委员会只是被动地在事情发生以后，才被动地处理一下，而没有主动地、全面地展开工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巩固反贪污运动的成果，我建议没有设立人民监察机构的地方，应该迅速设立；机构不健全的，应该加以整顿或充实；把反贪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为人民监察通讯员。我们必须使人民监察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使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永无立锥之地。
中共川南区乐山县委员会 牛文彬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商号开发票要把字写清楚
编辑同志：我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现不少发货单据字迹模糊或太潦草，使人不容易看懂，对起账来很困难；也有的单据上写丢了字；更有的单据不写日期。这样不但使审查单据工作增加了困难，而且也给贪污分子造成了冒报、涂改单据的好机会。
在数字的写法上也很不一致，特别是小商店及摊贩写的单据更为复杂，有的用“阿拉伯”字码，有的用大写的字码，这两种字码是比较难涂改的。但仍有用极不科学的老字码的，这种字码最容易涂改，如：“丨”字填上一笔就成“刂”字，“丄”字填上两笔就成了“?”字，并且在涂改后很不容易看出来，使贪污分子钻了空子。为了杜绝贪污，希望各公司、商号、摊贩在发货单据上，一定要把品名、数量、单价、合计、总计及年月日等写清楚。 龙麟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川江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
应纠正对工程不负责的态度
编辑同志：川东川江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主任何啸风，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所承建的一○三厂基本建设工程。去年十一月，因该处在修建电解房回水池工程上偷工减料，新华日报曾提出批评，但何啸风丝毫没有纠正错误。二月下旬，该处浇反射炉烟囱的洋灰地脚时，所用的石子不干净，还夹有泥砂杂草，尺寸也不合规格。电解房大梁工程在一月底全部完成。但不到一月，已发现其中一根大梁向下弯曲了。一○三厂检查小组以书面通知该处要求修改，但该处竟不予答复。
该处经手设计的锅炉房、引擎房、电解房及电机房的全部梁架螺钉，六分粗的有五百根，每根均超过需要长度，无法拉紧。川江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应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汪洗遗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安徽大学森林系主任吴清泉
检讨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保证努力改造思想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一月九日和二月十二日先后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对安徽大学某些教师提出了批评。因为这一批评涉及森林系的问题，所以我愿检讨这些错误。赵兴梁同学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系内的教师只是采取“一团和气”的态度，而不是“有原则有斗争地去团结”他们，某些教师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信以后，就发牢骚，而我自己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反而责备赵兴梁同学。这完全是一种丑恶的“家长制”作风，是错误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
解放以来，我只知争经费，添置教学设备，而忽略了思想改造和思想领导，因此教学改革的工作，在我系里一直都没有做好。我们的课程内容，还多半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的教学方式，仍旧是“填鸭式”的旧教学方式，我们没有注意同学们的接受能力。对教师的思想改造，我们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国家逐步实现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的政治意义，过去也认识不够。更错误的是，我以抗拒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改造学习。今天，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害性。我已向安徽大学全体人员保证，从今天起，我要老老实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肃清我的各种错误观点和不正确思想。我诚恳地接受安徽大学全体人员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安徽大学森林系系主任 吴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