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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者
纷纷要求到朝鲜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前线、后方和我国东北境内撒布带有细菌的昆虫、进行细菌战争的罪行，引起我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和红十字会工作者的无比愤怒。他们坚决拥护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的声明，响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的号召，纷纷要求到朝鲜前线，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
旅大市千余卫生工作者于十一日集会，决积极参加反细菌战的斗争。
天津市医药卫生工作者纷纷要求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截至十二日止，向天津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报名要求到朝鲜前线及东北参加防疫工作的已有一千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细菌生物学者、医生、护士、防疫人员、化验员、药剂师及其他医务工作者等。他们并分别向该会呈递请求书及决心书，对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表示极端愤恨。正在前方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的天津市第四志愿医疗大队全体队员，因工作即将满期，要求天津市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允许他们参加第一批防疫大队，在东北或朝鲜进行防疫工作。原天津市第一志愿医疗大队全体队员及第三志愿医疗大队队长施锡恩等，也向该会要求重赴前线，投入反细菌战的斗争，予美国侵略者的疯狂挑衅以有力的回击。市立第三医院全体职工除签名要求参加第一批防疫大队外，并组织起来进行有关细菌学、防疫学及战地救护学等知识的学习，同时组成宣传队，将赴各工厂、学校、街道进行反细菌战的宣传工作。
贵阳医学院传染病学昆虫训练班教授、学员共二十人，三月五日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李德全会长说：“我们坚决地为保卫和平、保卫祖国献出我们的一切，以我们的技术扑灭美国强盗细菌战的毒焰！”并表示：“我们已作好精神准备，待接到上级指示后，即准备防疫器材，迅速出发。”本月十三日该院已组成了贵阳医学院细菌战防疫队，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立即奔赴前方服务。”
常州市红十字会分会医训班全体学员两次致函李德全会长，表示：“对美国侵略者无耻野蛮的行动，我们的愤怒再也不能抑制了！”要求立即将他们编入防疫队，让他们到前方去。十日他们来电说：“已在整装待命中。”
福州市红十字会分会和中华医学会福州市分会、福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的医务工作者纷纷要求参加防疫队赴朝工作；芜湖市红十字会分会医院医务工作者二十四人都抢着签名，争取立即走上反细菌战的前线。五十岁的方颂声主任医师在签名的时候说，“我年纪还不老，我要把我的技术带到前方去，为保卫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健康而斗争！”南京市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助产士章正琴等二十五人也都签了名，要求走上反细菌战的前线。
陕西省各地医务工作者，纷纷组织起来，坚决要求赴朝参加防疫医疗队。仅据西安、宝鸡、咸阳、兴平、淳化、渭南、澄城、南郑等地不完全的统计，已达一千九百四十八人。西安市卫生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组成了“细菌战专门防御委员会”，正在积极进行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卫生工作者都自动报了名，要求参加赴朝防疫检验队。澄城的卫生工作者协会支会发表声明说：“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敌人使用细菌战，更使我们加强了抗美援朝的决心。”澄城县现已有十七名医务人员志愿赴朝。其中有一位袁翰臣老医师，今年已五十八岁了，也争着报了名。
其他如四川灌县红十字会分会医院的高文敏、天津市红十字会分会工友孟家保、浙江镇海县柴桥医院李俊、四川重庆的范济周等，都一致表示对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无比的愤怒，要求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为扑灭细菌而斗争。北京市中国建设公司干部学校朱光宇和青年出版社韩琳，他们是聋哑工作者，于三月十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参加防疫队工作。他们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们虽然听不见，虽然不是专家，但有眼有手有体力，可以担任运输防疫药品和救护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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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陈怀九是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的帮凶
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陈怀九，是奸商李寅廷的帮凶。他是李寅廷承制人民志愿军“救急包”时的“技术工程顾问”，他冒充“专家”，胡作非为，暗害我人民志愿军的伤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不但不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交代他和奸商李寅廷的关系，反而散布反动言论，为奸商李寅廷及其他大贪污分子作无耻的辩护，说他们做了“政治教育的牺牲品”，企图混淆群众视听，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这种反动言行，激起了武汉大学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慨。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和精简节约分会经过调查，决定先行给予陈怀九以撤职处分，至于他应负的法律责任部分，则待人民政府处理。
陈怀九于一九五○年十二月私自应聘为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救急包”的“技术工程顾问”。“救急包”的消毒、烘干、压缩等重要技术全部为陈怀九所设计。制“救急包”的工作自药棉消毒直到“救急包”装箱打包为止，他是全部参加了的。对奸商李寅廷以含有大量细菌的救急包暗害志愿军的滔天罪行的底细，他是亲临其事、完全了解的。但陈怀九非但不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揭发李寅廷的罪恶，反而为李寅廷及其他大贪污犯作无耻的辩护。陈公然说：李寅廷及其他大贪污犯是“政治教育的牺牲品”，并大叫“领导上压制民主”等等，企图吓唬领导人员和群众，使大家不敢对他的罪行进行追究，并便于他在群众中肆无忌惮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二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大学反贪污斗争大会上，陈怀九竟猖狂地以“专家”和“当事人”的面貌，向全校数千群众为奸商李寅廷“申冤”。他对于李寅廷偷走卫生部发给他做药棉的新棉花，用陈腐的破旧棉花作药棉的罪行，竟歪曲事实地为李寅廷作辩解，企图证明李寅廷偷走卫生部发给的新棉花是正当的，并企图使大家相信李寅廷用含有大量细菌的旧棉甚至用从死人身上和垃圾堆中取出的棉花作救急包是有“科学”根据的。他更进一步造谣说：“救急包制造和装箱的办法，是合同上规定的；如有问题，卫生部应负责任。”但他又说“没有看见合同”。
陈怀九在学校工作中也表现了他的恶劣品质。他极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他曾恬不知耻地对人说：“什么道德名誉，有钱就吃得开。”因此，他平日根本不好好教书，专门寻找各种机会赚钱。解放前，他曾在广州跑过单帮。解放后则想尽各种方法和私商取得联系，以便赚钱。他和私商的联系非常广泛，大奸商李寅廷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陈怀九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出发，在教学工作上则表现了极端自私的“单纯技术观点”。他对于教学工作是极端敷衍和不负责的。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只举行了一次考试，还把题目出错了。他所负责的化学实验，也只管开一开实验室的门，实验准备工作全都交给同学去作。他自己搞实验看来似还热心，但目的不是把化学实验课程教好，而是想利用学校的仪器设备及化学药品作能赚钱的实验，将来出去开工厂获专利。因此，研究出一些“成绩”之后，则密不告人，谓之“留一手”，教书时不告诉学生。他还向化学系另外一位教员焦庚辛讲：
“老焦，不要傻，你都把自己的东西摆出来，那永远出不了头。”一九五一年，他在新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生漆制造胶木的经验的文章，但他故意不把关键的地方交代清楚，把最好的方法只在附注上提了一句，结果等于没有说。在陈怀九看来，技术是用来赚钱的，为了赚钱，他可以帮助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如果赚不到钱，即使是朝鲜前线多么紧急的军需任务他也是不关心的。
陈怀九以“科学”、“技术”、“讲师”、“专家”作招牌，说什么他“不问政治”、“一向厌恶政治”、“痛恨政治”、“从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把陈怀九的历史和平日言行查对一下，发现正是同一个陈怀九在解放前，国民党竞选伪国大代表时，曾替他姐姐的朋友拉选举票，找人盖章；正是这个陈怀九，当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暂时失利，武汉大学秘书长徐懋庸在校内作时事报告，说美军必败的时候，他在化学系公开讲：“美军在朝鲜登陆，我们败了，事情明摆着，还讲什么？”也正是这个陈怀九，在毛主席号召我们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反盗窃运动的时候，陈怀九却为暗害志愿军的奸商李寅廷狡辩，破坏反盗窃运动。这说明陈怀九对于反动的政治活动是很积极的，他所厌恶和痛恨的只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领导的革命的政治。
当陈怀九的这些反动言行受到严厉批判的时候，他便以“领导上压制民主”作挡箭牌，叫嚣“武汉大学没有言论自由”，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自己“遭受了打击”，而不肯服从真理。在他看来，真理、正义、道德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以金钱为基础的私人关系。他不止一次地叫嚣：“图书馆应该把所有反动的书摆进去，这样才可以自由比较，不比较怎能知道好坏呢？”
陈怀九之流所要求的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那就是只许他们有散布反动言论的自由，不允许别人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有批评的自由。别人一批评，他们就认为“受了打击”，“没有自由”了；而且他们不允许群众拥护革命的言论，只准拥护他们反动落后的言论。群众不拥护他们，他们就又认为“受了打击”，“没有自由”了。
陈怀九的上述种种罪恶行为证明了他自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和代言人，是李寅廷暗害志愿军的帮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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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药业奸商谋财害命的罪行
林洪
贪婪的资产阶级的违法分子，早就把人民的生命当作了牟取暴利的对象。继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奸商李寅廷用烂棉花作救急包暗害志愿军的事件之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沈阳、广州、济南、太原、杭州、苏州、扬州、无锡、青岛、蚌埠、贵阳、鞍山……几乎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揭发了中、西药业奸商不顾人民健康制造和贩卖假药、坏药的严重罪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损人利己，而是为了谋财可以害命的。
这些药店的奸商坑害人民、诈骗钱财的方法，除了最常见的抬高药品价格，暴利达到几倍、几十倍，甚至一两百倍以外，最阴险最毒辣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制造药品时偷工减料，掺水掺杂，以次货当好货用，减低药品的效力，甚至引起很大的副作用。许多中药店出卖的牛黄清心丸中根本没有牛黄；羚翘解毒丸中根本没有羚羊角；制造乳糖皮先，根本不用乳糖，而以糖粉代替，皮先也只是搁一点就算。他们将象贝掺入川贝中（川贝比象贝贵数十倍）；将广角稍为加工，当成每两价值二百多万元的犀角和羚羊角，每两可获暴利一百九十多万元。根据沈阳市卫生局和中药审查委员会去年年底重点检查十五家中药店的结果，证明没有一家不贩卖假药，不偷工减料。最严重的，偷工减料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最少的也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减料药品，一般都是贵重的麝香、羚羊角、人参等。这些贵重药品，常常由药店经理自己保管，在配制药品时，他们又以“家传秘方”为借口，不把分量向工人宣布，以便达到减料的目的。在新药业中，这些恶劣的行为同样地严重存在着。他们制造葡萄糖针，以白沙糖代葡萄糖，以食盐代盐酸，以茶叶磨成粉，轧成片子，当作洋地黄叶末片，在亚林臭药水中掺水，在消发地亚净粉中掺消治龙，等等。此外，上海、杭州等地还发现奸商制造和出售的成分不足的药品有宝塔糖、消治龙、消发地亚净、盘尼西林、奎宁和阿司匹林等。如杭州惠尔康药房出卖的奎宁丸，标明每粒含奎宁零点一三克，实际上只有零点零一三三克，其余都是淀粉或面粉。同春药房的滴滴涕药粉，本来说明纯度是百分之一百，实际只含有百分之二十五。民生药厂出售的专治妇女子宫出血等止血用的麦角酊，其中麦角流浸膏的成分应为四分之一，而这个药厂只用二十分之一，不知道害死了多少妇女。可拉明是救命用的强心剂，每瓶进价三十万元，这个药厂在给病人配方时用水把药冲淡，每瓶还卖七百万元。这些奸商用这种恶劣的手段所得到的非法利润是骇人听闻的。如南京市培和药厂奸商周瑞芳，用二千四百磅乳糖粉稍加其他成分，轧成二百多万片消治龙、消发灭定、肠胃消炎片等成分不足的假药，所牟取的暴利在十亿元以上。杭州市民生药厂老板周师洛，在制造“矽炭银”时，用食盐代替
“盐酸”、糠炭代替牛血等偷工减料的办法，两年来仅这一种药品就获得非法利润八亿多元。此外在替病家配方时，许多药店和医生勾结，病人看病后一定要到医生指定的药房去配药。而药房则根本不给够量的药。或以次药顶替好药。这样取得的非法利润，药房拿出一部分送给医生，作为回扣。根据店员揭发的材料，一般中药店在配方时减料是普遍现象，而减料的程度往往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甚至百分之七十。
第二、冒牌顶替。许多奸商为了使他们所制造的成分不足、成色不好的药品能够顺利卖出，骗取非法利润，常常把坏药品伪装成进口货；如果是中药，一般是在包装上盖上个北京某某堂的戳子。有的奸商把坏的盘尼西林，放在外国某某药厂出品的盘尼西林空瓶里，抬高几倍价格出售。有的把不能治咳嗽的纯净拍拉托灌进专治咳嗽的几怪拍拉托空瓶里。根据无锡市的初步统计，解放两年多来，市面上出现过的冒充日本药厂出品的假药有十六种，冒充德国药厂出品的有十九种，冒充其他牌子的有二十二种，都是一些常用的药品。
还有许多奸商，把性质相同但功效大有区别的消发灭定当消治龙出售，把消治龙当消发地亚净出售。原因是这些奸商只看见消发地亚净卖一千八百元一片，消发灭定仅卖三百元一片，消治龙卖七百元一片。本来，消发地亚净一般是给儿童治肺炎用的，它的副作用小，而消发灭定和消治龙不但效力小，并且有较大的副作用。这种骗人的罪恶勾当，无锡全市六十三家药房都干过。扬州市奸商吴彭龄和王正衷，一次就以十三万片消发灭定冒充消治龙出卖。广州市华南药房卖给某军事机关的七十四亿元的药品中，全部是冒牌货，或质量恶劣而又高于市价的药品。初步统计，国家损失在十五亿元以上。
在中药业里，这种极端恶劣的欺骗作风也到处存在。一般都是把次货、坏货或分量不足的药品盖上一个假戳子，就到处批发出售。如青岛市永乐堂中药店，就把分量不够的羚翘解毒丸、牛肉熬成的鹿胎膏以及猪骨头造成的虎骨酒等，统统盖上一个北京什么堂号的戳记。北京市庆仁堂、千芝堂等国药店的奸商，甚至以自来水冒充用羚羊角、犀角和雪水泡制成的金汁水。
第三、出卖失效药品，制售假药和毒品。他们售卖失效药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直接出卖失效药品以外，一般都采取了极卑鄙的欺骗手段，在商标的有效期限上打主意。有的把盖有限期印鉴的壳子拆掉，或者把过期的瓶签撕下，再把已经用过而未到期的空瓶的瓶签贴上；有的把盖有年月日的字样褪掉；有的在失效药品上贴上自己私印的商标纸。此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失效药品拿来，稍稍加工，仍然当好药出卖。总之，为了赚钱，他们什么下流的办法都想得出来。许多奸商不但出卖自己的过期药品，而且还专门到市场去收买过期失效的药品。杭州市惠尔康药房的老板杨春华，就曾派人到上海专门收购一切过期失效的盘尼西林针药，卖给广济医院。根据二十个月的初步统计，杨春华出卖的这种针药达一万二千瓶以上。奸商们出售的失效药品不仅是一般的药品，有许多还是救治急症的药品，如六○六、盘尼西林、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等。盘尼西林是专治急性肺炎、急性脑膜炎等病的。病人如果服了失效的盘尼西林，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制造和出售假药方面，有用酵母片伪造美尔维他命，用淀粉伪造BK奎宁丸，以及伪造盘尼西林、消治龙和消发地亚净的；有用食盐和自来水制造各种眼药的；有制造质量不纯、含有毒性的破伤风血清的。这些假药，奸商们都是大量制造，四处推销。仅天津奸商阎和纯，已被查出的私造的破伤风血清即达一万三千多针。上海奸商马聚三被捕时，在他那里查出的假药有西利汞一万多针，里面是未经消毒的士的年；圣露斯锑新三千多针，里面是未经消毒的蒸馏水，还有类似的很多假药。至于公然漠视政府法令，私造和私售违禁品，以毒害人民的精神和肉体，也是药店奸商常干的罪恶勾当。各地已经查获奸商私售的违禁品或毒品有吗啡针、可待因、雅片酊等等。
奸商们为了大量盗骗国家资财、坑害人民，还用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把公营医药卫生机关和企业的干部拉下水，或者直接派遣坐探掌握重要部门，以包庇他们的犯罪行为，使假药、坏药在检验时容易通过，而且还和贪污分子共同大量盗窃国家的医药器材，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操纵垄断医药市场，更大量地杀害人民。如杭州市民生药厂，人民政府曾极力加以扶持。一九五○年这个厂的营业清淡，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接受这个厂的请求，将这个厂的制造玻璃机械部分和浙江人民医药公司合营，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民生药厂和人民医药公司第二制造厂、民生药厂就这样在国营企业的扶植下，营业日渐好转，营业额超过解放前任何一年。但是这个厂的总经理周师洛却以怨报德，隐匿了他厂里的官僚资本十亿多元和日寇留下的大批机器，并且还派遣民生药厂发行所同春药房营业部主任俞荣鉴等三人打入人民医药公司。俞荣鉴在人民医药公司窃据了供应股副股长的职位，大量代民生药厂推销各种假药和坏药。一年多的销货总值约达八亿多元，使民生公司成为人民医药公司最大的主顾。公司本身制造的许多药品如葡萄糖、氯化钙等都卖不出去。奸商周师洛还利用俞荣鉴刺探内部情报，投机倒把。奸商周师洛还向其他机关和公营企业进攻，在将近二十多个单位中，都有些工作人员被他所腐蚀。根据他自己的不可靠的口供，利用这种阴险毒辣手段所取得的非法利润是很大的，仅一九五一年就获得毛利二十八亿元。青岛安裕药房老板赵璞之，混入公营人民药房当上副经理后，马上纠集了几家奸商成立了
一个罗灵大药房，由他任董事长。赵璞之等奸商除经常以罗灵大药房的名义低价套购人民药房的药物器材，垄断全市各公立医院、诊疗所所需的药品等外，更恶毒的是去年青岛流行白喉症，各医院、诊疗所急需白喉抗毒素时，他竟胆敢把人民药房在上海采购的药品压下不发，而先给罗灵大药房寄去
一批，让他们高价出售窃取暴利。直到白喉流行已过，才把人民药房的药品寄回，而这些药品已经沉淀，不能应用。鞍山健宁西药房奸商陈德山，在一九五○年勾结天津奸商三寿西药房的经理等打进了公营天津医药公司，垄断了这个公司和东北、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医药器材的贸易，一年内牟取暴利二百亿元。沈阳华东药房经理马永山、张德恒和上海永安医疗器材公司经理汤贤，在收买了抚顺矿务局医院药局部主任顾鹏志后，卖给这个矿务局医院的器材都是破破烂烂的，有许多根本不能使用。如价值四十多亿元的X光机，只能照手部，不能透视肺部和腰椎；价值八亿多元的三架显微镜，镜头是另配的，零件是旧的，根本不能用；价值四亿多元的六个冰箱，原“保证”使用两年，结果一天也不能用；价值四亿六千万元的一把电刀，刀是锈的；一台生锈的九九式外科器械，电镀一下就充新的。三年来这个矿务局的医院经过贪污分子顾鹏志支出的三百亿元医药器材费中，差不多有一半被马永山等几个奸商盗窃去了。这些坏的、假的或不合规格的医疗器材对于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危害性。只要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九五○年抚顺市小孩害麻疹的很多，抚顺矿务局医院因为在奸商那里买的血球计算器不准确，不能及时进行有效治疗，结果增加了小孩的死亡率。
解放三年以来，由于各地奸商出卖假药、坏药、毒药，操纵垄断医药市场，不知道已经害死了多少人命，损害了多少人的健康。南京市立第一医院，用奸商周瑞芳的假山道年给病人打蛔虫，不仅打不下虫子，反而使病人头昏胃痛；患心脏病的人吃了他制造的假毛地黄，不但心跳速度没有减慢，反而加快。据现已查明的，一九五○年夏天，在南京市立第一医院医治痢疾和肺炎的十六个儿童，都因为服了他伪造的消炎片和已失效的盘尼西林而死亡。南京市生产教养院也因为采用他的假药的结果，有二百零九个病人死亡。南京另一卖假药的奸商张立言，现已查明十四个机关企业中有二十六个人被他活活害死。如华东军区医院护士谢敏求害痢疾，服了张立言的假消炎片一百多粒，终无效果，拖延不治而死。永利宁厂职员强耀先的女儿害肺炎，一天打了张立言的失效盘尼西林六针，皮肉都打肿了，而病势越来越重，第二天就死了。苏北区六合县卫生院也因买了奸商夏德祥的假药，有六个不应死的病人都因而死亡。武汉市居民阮冠三的独子和屈少卿的叔父，也是被中药店奸商向文彬用假药害死的。这一些零星的死亡数字，只是各地已揭发出来的一部分，至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人民因服了奸商的假药、坏药而致死的，则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些事实已雄辩地说明了，如果听任资产阶级的进攻继续下去，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是得不到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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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天津市教育局为了大量培养工农教育的师资，以进一步发展职工业余教育，决定本着“以革命方法办教育的方针”，在全市十二个区（包括塘沽区）举办十二所工农师范学校，各校预定招收学员共二千五百人。招收的对象，主要是各识字班教员、初中程度及高小毕业或初小四年级程度的失学失业青年。各区工农师范学校分设三个班：初级班、速成班和预备班。学习时间：初级班预定三年，速成班预定一年，预备班满一年后转入初级班。初级班和速成班学员在学习期间，均将在课余实习教课。各校学员毕业后，由天津市教育局分配到各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现六区和七区工农师范学校大致已筹备就绪，日内即可正式开课。其余各校，正在积极筹备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调查发掘团，最近在长沙市郊区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该团于去年十月中旬开始工作，工作地点为小吴门外陈家大山、徐家湾及附近的杨家山和五里牌、浏阳门外识字岭，北门外伍家岭等四处，共发掘古墓一百六十二处（其中大部分是战国及西汉时期的）。出土古物有陶器、铜器、木器、漆器、玉石器等共二千多件。其中以陶器为最多。出土的漆器、铜镜、木俑等，手工极为精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战国时代的一副棺木和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簇和陶片等。这副棺木是五里牌出土的，墓中有椁四层，棺内骷髅都尚完整，墓中并有木俑、竹简（木俑胸前及竹简上均有文字）、玉璧、竹席和绢质制品等珍贵殉葬物。全国范围内曾经发掘的先秦古墓中，还没有像这样完整的漆?木棺。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簇、陶片等，是湖南第二次发现的史前古物。此外在伍家岭的西汉墓内，还掘出有汉代的木制舟、车模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
▲二月二十七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程队在广州市河南敦和乡狐狸山发现古墓一座。根据墓中字砖可断定这座古墓是永嘉六、七年所造（永嘉是西晋怀帝年号，距离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这座古墓是长形的，内有隧道、道堂、大堂等。墓面是圆拱形的，建筑颇为工整。全墓都用大火砖砌成，多数砖上有文字。现在墓中初步发现的，有大缶五件、小缶四件、陶质兽一件，都有釉。
古墓被发现后，广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已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请示处理办法，并派人看守，暂时禁止参观者入内，以便进一步作有计划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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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是细菌战
细菌战——系指使用细菌弹形式的细菌武器（致病菌、病毒及其毒素），或者通过水撒布细菌等方法进行战争而言。这是一种为国际法所禁止、为一切进步人类所谴责的作战方式。准备细菌战，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产物。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在为保持自己霸权及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乞灵于大量屠杀人类的骇人听闻的手段。
一九四六年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公布的文件中，就载有希特勒匪徒准备进行细菌战的材料。
据伯力军事法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审判材料证实，以日皇裕仁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多年以来就曾秘密准备着细菌战。根据裕仁的手令，及日本陆军省与大本营的命令所专门组成的细菌部队，曾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危险的传染病的杀人细菌；制作了传播细菌用的炮弹及设备；训练了特种作战部队，以之大量感染及毁灭居民、水塘、住宅、庄稼及牲畜。
日本侵略者不仅准备，而且在实行他们的侵略计划时，不止一次地使用过细菌武器：一九三九年在哈桑湖一带地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就曾使用过；一九四○——四二年在中国宁波等地也使用过。这些地方由于日军撒布细菌的破坏活动，流行了鼠疫及伤寒。日本侵略者在准备进攻苏联时，就打算广泛地使用细菌武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苏联边境专门进行了侦察，而且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撒布细菌的破坏活动。
苏联法庭审判了十二个有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日本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细菌战的思想在美国反动集团中间广为传布，他们妄图以细菌战及使用原子弹的情景，来恫吓各国人民。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兹伯瑞，在一九四九年出了
一部关于生物战问题的书“是和平还是瘟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罗兹伯瑞曾参与组成专门的军事实验所，制造生物战武器。罗兹伯瑞声称：一九四一年美国在一批极著名的专家参加下，曾在一个特设的野营里，组织了制造生物武器的工作。一九四九年此项工作是在较制造原子武器更为机密的环境下，继续进行的。
美国的报刊大肆宣扬在准备细菌战方面的“成就”，其中有：发展大宗制造致病菌及其分泌之毒素的方法；把“腊肠杆菌”毒素提炼成纯质的结晶体，这种毒素是腐败食品中毒的病因，而且被认为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一切生物毒素中最猛烈的一种；研究破坏动植物及毁灭收成的化学化合物，这些东西往往能够使土壤、牧场和饲料长期中毒；研究使人类大量感染的细菌的各种传播方法；研究传播炭疽的方法；研究引起植物病及毁灭收成的霉菌、细菌、病毒的传播问题等。这里还着重指出，细菌战方法的研究，可以在研究医用细菌的合法招牌下进行，而且好多仿佛为工业醱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可以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毒品。其次还指出一个“优点”，就是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要管制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小小的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细菌武器。作为细菌战的“优点”，还提出了：进行细菌战不需化费大量金钱，不需建立如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那样笨重的大工厂。同时还指出了：如果若干年前细菌战是以传播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比如由水来传播活细菌的话，那么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了基本的改变，就是不用活细菌而改用细菌毒（如“腊肠杆菌”毒素）。美国报刊上指出，由于生物化学的研究，能以取得这样一些纯质的毒素，它们比植物毒及合成毒强烈得多。
为防止细菌武器的威胁，必须在卫生及防疫方面准备有效的防御。这种防御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这里包括有系统的预防工作，首先是在居民当中实行防疫、卫生及免疫措施。实验室要及早鉴定微生物及毒物的性质，这个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此外要严密地保护水源地；及时地进行饮水消毒；制订严格的饮食制度；保卫及从卫生方面监督罐头工厂、食品工厂、食堂、商店、市场等地的工作；保持澡塘、洗衣店、理发馆等的工作的清洁；向居民介绍防止传染病的方法（接种疫苗、戴口罩、设救护所）。
就国际法来说，细菌战是在禁止之列的。在作战中禁止使用“毒物”，是亘古以来尽人皆知的。一九○七年第四次海牙公约（“陆战法规与惯例”）附款第二十三条所定的禁例，今天无疑地也适用于细菌毒。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日内瓦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瓦斯、毒气及细菌武器的议定书，完全明白地确定了这一禁例。议定书的签署国，
“考虑到在战争中使用窒息瓦斯、毒气或其它类似的毒气，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质、过程，已经遭到文明世界公众与舆论的正义斥责……一致承认这一禁例，同意这一禁例适用于作战中的细菌武器，并议定彼此互守本公约”（苏联外交部出版，与外国缔结的有效条约、协定及公约汇编，一九三○年第五版，第三——四页）。该议定书的时效，是无限期的，并许可别国随时参加。当时批准和参加签订的有四十个国家：苏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大不列颠、委内瑞拉、德国、希腊、丹麦、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中国、里比利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新西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泰国、土耳其、芬兰、法国、智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阿比西尼亚、南非联邦、南斯拉夫。苏联与其它一些缔约国，提出了所谓互惠的保留条件，亦即声明：本国政府在对待任何一个敌对国家时，如果它的武装力量以及它的形式上和事实上的同盟者不再遵守构成本议定书主旨的禁例时，议定书即失其约束力。
（同书第四——五页）签了字但没有批准议定书的有美国、巴西、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乌拉圭、日本。这些国家，就是这样有意识地不参加禁止细菌战的国际行动。
日内瓦议定书，反映着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苏联提交联合国的“禁止制造与使用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及其它武器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前文里，强调指出在战斗中使用细菌武器已被禁止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
制造与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各国人民正义与良知、违背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滔天罪行。这种罪行，正如一九五○年二月一日苏联政府送交美、英、中三国政府照会文内所强调的，乃是肆无忌惮地破坏举世公认的国际法规，这早已遭受到各文明国家的谴责。
各国人民声势浩大的保卫和平运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日益巩固，——这支雄强的力量，一定能够粉碎侵略者的计划，及其使用屠杀各国人民的危险手段的恶毒阴谋。（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四卷）
第3版()
专栏：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陈兴华 作
（一）在朝鲜北部某村的南山坡上，有座新建的坟墓。凡是从这座墓前经过的革命军人和群众，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罗盛教烈士。
（二）罗盛教是湖南新化县紫山区桐子村的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优秀团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担任文书工作，在工作中他一向是积极负责不怕艰难困苦的。在他留下来的日记本上，曾经写了这样一篇短诗：“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三）今年一月二日的早晨，罗盛教作完早操从河边走过。这时，河面上有四个朝鲜少年在快乐地滑冰。有个名叫崔?的少年，忽然失足掉入八尺多深的冰窟窿里去了；另外三个少年吓得哭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