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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怎样阻碍了院系调整
北京大学土木系主任 陈士骅
解放三年以来，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虽然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之下，在行政和教学工作上，都有了相当的改进；但是在大多数学校中还不曾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完全树立起来，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则未加清除，以致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工作遇到了种种阻挠，使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
由于我的思想中还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污毒，用旧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新事物；因此，在教育工作中犯了很多不能容忍的错误。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经过我系师生的揭发，使我认识到我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在院系调整工作中，我有严重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宗派思想，以致给人民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解放以前，各高等学校彼此竞争，摊子惟恐不大；学校行政领导人费尽心思地、不择手段地去争经费，抢物资，拉教授，充分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特色。而各校之间因为个人利益的矛盾，就不能不闹宗派；只夸自己的瓜甜，还要违心地说别人的瓜苦。
解放以后，这样不合人民需要的高等教育，当然不能立足了。为了经济地使用教育经费，为了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师资，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院系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须加以贯彻的。但是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这样的方针以后，因为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认真执行这一方针，而是考虑自己或自己所领导的系，如被调整到其他的学校去，那简直是大丢面子、伤害个人尊严的事情。尤其耽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宗派，可能因为院系调整而受到损失。因此就产生了对院系调整的抗拒心理，并且造出了若干理由作为否定这一个正确政策的方略，企图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当时曾经提出：国家迫切地需要着经济建设人材。学校是造就人材的场所，多一个学校，就多一个造就人材的地方；并且强调各校各有其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如果硬性地把它们合并在一起，不但要影响原学校的发展，还可能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又因当时北京大学工学院有迁校的可能，我觉得我在此盘踞多年，根深蒂固，一旦环境变迁，个人的地位就可能受到影响。同时其他地区的物质条件以及子女们就学的条件，都不如北京；并且人生地疏，在社会活动上也会很受限制。因此便提出：中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在数量上是绝对不够的，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在分布上，不是沿海各地过密，而是内地各地过稀。设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还要发展的，就应当在内地多添新校而不应当把沿海各地的学校合并到内地去。这一系列的鬼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以后，因为教师间闹宗派、搞小圈子，不团结，我便利用这件事实作为藉口来证实院系合并的不当。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何等的卑鄙！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之下，旧型的高等学校已不能“自由发展”；同时，几个新型的大学，建校舍，聘教师，添设备，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了，这更使我感觉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非常苦闷。因此幻想自己所在的学校最好也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型大学。而摇身一变的方法，只有合并调整是可能的。后来又听说几位航空系主任，因为反对调整，受到了系中教师们的严厉指责，感觉到对于调整或合并，已经不能再抗拒下去了。但是合并是和自己的宗派的想法不相容的。不过宗派中是可以分出大宗派、小宗派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牺牲小宗派而争取维护大宗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两个土木系，性质相同，师资的交流，非常频繁，而教师之间大多数不是同学便是朋友。所以两系合并起来，比较地合乎牺牲小宗派维护大宗派的理想。同时通过两系的合并，教师和设备，就可望压倒一切。因此在去年四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会议，讨论院系调整以前，我便和当时的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夏震寰先生商定了两系单独合并的初步提议。这个提议在两系联席座谈会上取得教师们的同意以后，便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提出。我私下还向夏先生说：“只有我们先提出合并的方案，才能制止教育部其他可能的打算。”这就是说，我怕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土木系不能合并，而是和另外的学校的土木系合并，以致妨害了我维护宗派的可耻的企图。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土木系单独合并的方案，获得了领导方面的欢迎。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是因为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可能是限于预算，确有“合并是好的，但是不可能添盖校舍”的说法，既然不能添盖校舍，两个土木系的合并就不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校舍的添盖与否，并不是阻碍合并的决定条件；据说，主要是因为两系的单独合并方案，颇引起宗派主义者的反对，以致中央教育部不能不以全面考虑为理由，保留了两个土木系单独合并的建议。通过这一幕丑剧，我们可能获得了些什么呢？我想第一是钱俊瑞副部长在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就职时讲话中提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不考虑合并的保证。当下我想，设能如此，就不但可以维护大宗派而且可以维护小宗派。第二：即使合并，两系已有言在先，绝不会再和其他学校的土木系合并，那末，至少对于大宗派还是可以维护的。
北京大学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占着很高的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注视。而我对于院系调整，竟以这样极不光明的抗拒态度去对待，无疑地是影响了全国的院系调整工作的。更严重的是我还企图阻挠另外一些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例如同济大学原有迁大连之议。已经在大连看了校址。当同济大学夏坚白校长到北京时，我便告诉他说，领导方面对院系调整的指示，是要稳步前进。借此希图影响夏校长，使他对院系调整工作也加强抗拒。我又在一次会议上举出有些同济大学的名教授已经因不愿迁校而想离开同济大学的事实，想借此打击领导方面的勇气。全国院系调整，迟迟未能贯彻，是和我们这些宗派主义者的阻挠分不开的。
那末，院系调整的延缓，给祖国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呢？就只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来说，假如两校的土木系提早在去年调整，按今年可能招生数来估计，在这一年中，至少可以多招四百土木方面的学生。这样的一个数字，就等于今年暑假全国土木系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又如每班按平均五十人计算，四百名新生，必需由八个土木系才能负担。这也就是说，因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土木系的未能调整，已经在无形中使国家损失了六个土木系。
我的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地影响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毒，因而造成这样无可饶恕的罪过。幸而毛主席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拯救了我，使我彻底地清醒过来，认识了自己的丑恶。更联想到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是在怎样的艰苦条件之下，为祖国，为国际正义坚苦奋斗，而我却躲在象牙塔里，干着自私自利、危害祖国的勾当。我辱没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觉得我的唯一出路，是下决心彻底清算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痛改前非，才能重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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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旧和新的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真理报答读者问题的专论
苏联 阿·维什尼雅阔夫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对立物的斗争，旧和新的斗争，垂死者和新生者之间的斗争乃是社会和自然界底发展基础。社会生活在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经常存在着新的和旧的，新生者和垂死者。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社会生活发展的辩证法时指出：
“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有死去的，但是垂死者
不愿平淡地死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坚持
着自己陈旧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经常会有新生的。但是新生者
之降生也颇不简单，而是呼嚎，喊叫着来捍卫自
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与新的，垂死者与新生者之间的斗争，这
就是我们发展底基础。”
旧和新的斗争是一切社会经济结构所固有的法则，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
在有对抗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新和旧的斗争首先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冲突中。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是以旧的剥削制度底破坏者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底创造者的资格出现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对抗矛盾之革命解决底典型例子，就是在我们国内业已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底统治并已创造了社会主义之胜利条件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不可调和的敌对的阶级存在。当苏联已肃清剥削阶级并已取得社会道义的和政治的统一之后，则对我国说来，阶级斗争底全部锋芒即已转向世界舞台，进行两种制度之间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赛去了。
社会主义社会自有其新的发展规律。在我们国内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乃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社会主义互助和同志合作的关系。生产关系在这里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巩固生产过程底社会性质。
“当资本主义社会正苦于应付其足以造成内部
不稳定的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可
调和的矛盾时——斯大林同志指出——由剥削压
迫下解放出来的苏维埃社会则根本不知道有这
种矛盾底存在，这里没有阶级冲突，而恰似一幅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友谊合作的图画。”
在苏联展开了新的社会发展底动力：社会道义和政治的统一，各民族间的友谊，蓬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壮大和巩固。
在我们国内，由于没有剥削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一致，由于其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底共同性，因而旧和新的斗争已被原则地确定为另外的，不是敌对的性质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旧和新的斗争，同时也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底形式下进行的，后者乃是我们发展底真正的动力，是党所掌握的有力的工具。党借助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揭露并清除工作中的缺点以保证胜利的共产主义建设。在全部生活底各方面新的之能以迅速地确立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已无有仇恨社会主义的阶级来支持旧的，新的可以得到全体对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感到切身兴趣的苏维埃爱国者底拥护并巩固起来。
（二）
马克思辩证法底出发点是：生活中所发生和发展的东西是不可征服的，停止它底前进是不可能的。说到辩证法的方法，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重要的首先不是在目前看来稳固可靠，但实际已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新生的和发展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党对我们社会中新的，共产主义底萌芽是经常关怀的。列宁写道：“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新的萌芽，非常注意地对待它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它们底长成……”
共产党经常倚靠着社会上在发展中的，有前途的力量，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经常积极地支持着新的进步的力量，协助它们确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党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底政策是始终不变地倚靠着先进的、生长的力量。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底创造者——工人阶级底历史使命规定了作为革新者之党的共产党底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即创造地和有计划地建设共产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着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有把握地沿着前此无人走过的道路前进。党摒弃了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底方法并实行了新的，斯大林同志制定的苏维埃工业化的方法。党同样地摒弃了把小农经济转变为巨大的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我们的祖国凭着布尔什维克底意志——倚靠群众底无穷尽的有创造性的积极性——已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伟大的工业化——集体化的强国了。
社会主义之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性的胜利是由于我们国内已肃清资本主义底因素并坚决克服所有守旧的辩护者底抵抗之结果，而在不可调和的斗争中获得的。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历史性的演说里谈到我国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党底作用时指出：
“不只是那些经常反对一切新的，落后的人
们，而且也有很多有名的党员在内，都在经常地
把党向后拖，用尽一切方法企图把党拖到‘普通
的’资本主义底发展道路上去。右派与托派分子
底一切反党的阴谋手段，他们对我国政府底一切
措施采取怠工行为的全部‘工作’，其目的都在
于：破坏党的政策底执行并阻碍工业化与集体化
底实现。但是党既没有向这些人底威胁低头，也
没有向另些人底喊叫让步，仍然是毫无顾虑地有
信心地稳步前进。
党的功绩在于它永不迁就落后，不怕逆流前进
并经常地保持着自己主导力量底立场。”
苏维埃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底领导下正在解决着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修筑着规模宏大的水电站和运河，改造着自然界。苏维埃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胜利地克服着困难，摒除着前进路上所发生的缺点和障碍。
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进程中，新的因素和先进的因素表现在苏维埃人民底爱国主义事业中，表现在他们对祖国的最重要义务——劳动和对国家利益的自觉的关系上，表现在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对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文化的自觉的关系上。
布尔什维克党动员全体劳动人民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作到使苏联底一切物品更加丰富而奋斗。党教育苏联人民以对新事物之感觉，以不可遏止的勇往直前的志向，对工作中的缺点，对垂死的腐朽的残余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倚靠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底破坏者，即旧观点和旧习惯底代表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教育人们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劳动的有效方法乃是社会主义竞赛，后者表现出群众底事业性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竞赛底力量在于优良的实例，在于社会对落后的影响，在于发扬苏维埃人民底创造精神。
社会主义竞赛在和墨守成规，因循思想以及和一切保守主义因素的斗争中得到了壮大和发展。劳动人民底积极性成为一切创举成功底基础。党在谨慎关怀地培养着社会主义竞赛底先进者们，把他们底经验变成为千百万人的财富。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底过程中，在我们经济和文化底各方面，新的在长成，旧的在死亡。随着国民经济技术革新底发展，技术熟练程度底提高，群众创造精神底增长，新的、更高的生产定额代替了那些旧的定额。劳动生产率在一年比一年地提高着。
布尔什维克党是以对技术革新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底姿态出现的，它吸收了生产创造者的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实现这种技术的革新。在技术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更加完善的技术代替了不太完善的机器、机床和设备。新的技术——共产主义底技术出世了。革新者——发明家和合理化提倡者底运动一天天地在发展着。只在一九五○年度工业企业部门就收到了来自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工作人员的六十多万条合理化建议。生产和科学工作人员底创造的友谊关系在巩固并发展着。
克服旧的、落后的和新的、先进的获得胜利，在我们社会内既不是凭着自发，也不是任其自流，而是由于有了党和苏维埃国家底广泛的组织者底活动，对新事物的全力协助的结果方能作到的。
但是创造精神，勇敢的倡导，宝贵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先进的劳动方法，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对新鲜事物毫无感觉的个别落后的工作人员底反对。
荣获斯大林奖金的镟工匠格·聂若文柯指出：当新事物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时经常会遇到困难的。“例如——他写道——说一说我们厂内高速镟工的运动是怎样开展的。两年前，我们厂内只有个别的工人幻想过高速的镟磨和切削，而现在我们已有着九十个高速镟工了。至于说到我们这些高速镟工曾不得不和那些守旧的，企图证明在我们厂底条件下不可能使用高速切削的顽固分子进行激烈争论的情形，则其实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苏联政府在科学基础上实现着社会主义计划，组织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并坚决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底原则，尽一切方法协助我国新的共产主义萌芽底巩固。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创造着一切最便利的条件，以使技术进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得到新的提高。但同时党也绝不纵容那些空洞的计划和专门编制只能使我们事业遭受严重损害的各种不能实现的设计底爱好者。
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为进步的、新事物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党坚决支持自下而上——来自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知识分子方面——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可以体现出成百万劳动群众底巨大的建设经验。
“如果我们不能像布尔什维克所应该作的那样
来诚恳坦白地指出并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与
错误，——斯大林同志指出——则结果只是自己
封闭自己底前进道路。但我们又是愿意前进的。
正因为我们愿意前进，所以我们应该把真诚的与
革命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底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否则就不能前进。否则也就不能发展。”
我们年青的集体农庄制度就是在新和旧的、衰亡的斗争底基础上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党在反对旧的残余，反对私有倾向的斗争中就倚靠着占绝对优势的、忠实于劳动并切实了解自己对国家所负之责任的集体农庄的农民群众。
苏维埃人民底特点是以主人感的爱护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底公有财产。党教育苏维埃人民对人民福利底窃盗者和对国家资产、材料底浪费者应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的人民把苏维埃国家底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财富底扩大和增强而忘我地劳动着。苏维埃人民在自己底工作中不断地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既不骄傲也不自满，不因已有的成绩而自安自慰，而主要地是以未来的伟大的任务来衡量自己底成绩。
（三）
新和旧的斗争是表现在社会生活底各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科学、文学和艺术各方面。
在我们国内社会主义生活决定着苏维埃人民底意识。但是，一部分苏维埃人仍保存有资本主义底残余。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人们底意识是落后于其经济状况的。此外，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极力想法在我们的人民底意识中复活并支持旧的残余。
布尔什维克党对劳动人民进行着巨大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它对人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采取坚决的攻势。不能彻底肃清我们人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
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愈高，则苏维埃国家底力量愈强，共产主义建设底成就也愈大。
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底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和自然界发展规律底科学，是被压迫被剥削群众革命底科学，是关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科学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布尔什维克党以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底残余和各种成见及迷信决不调和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群众。党同时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苏维埃爱国者的创造思想和革命的民族自尊心来教育苏联人民。
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下培养起来的苏维埃爱国者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底思想表现，并极端憎恶对腐败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节和俯首逢迎。党领导着先进的苏维埃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为树立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反对无思想原则和无政治原则的表现，反对使异己的反爱国主义观点侵入苏维埃思想体系的各种企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联共党中央对文学、艺术问题之有历史性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发起的对各种知识之有创造性的自由辩论，乃是列宁—斯大林的党经常关心着巩固并发展思想体系中共产主义底新事物的鲜明证据。布尔什维克党底措施在于坚决克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底影响，摒除科学中的保守主义的陈旧的，而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的科学和艺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各种意见的斗争和批评自由乃是各种科学之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对于苏维埃的科学——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说来，则更是如此。苏维埃的科学是和生活密切联系着的，它无情地摒弃一切陈旧的传统，不能忍受那些守旧思想、因循习惯以及对新的萌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党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以求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现在条件下，教育劳动人民，使之合乎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随着群众对共产主义觉悟程度的提高，更可以胜利地克服陈旧的、衰亡的并加速我们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事业。
（常彦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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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副市长、工商联主任委员胡子昂撰文
揭露重庆资产阶级向国家政权进攻的罪行
重庆市副市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胡子昂在三月十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重庆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进攻。他说：两年来重庆资产阶级对人民国家开辟了两条“无形的战线”，一条是“明攻”，一条是“暗斗”。胡子昂说：记得解放后不久，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成立伊始，工商业者一再宣称“资金困难”，要求政府贷款；工商联在两年中先后将这些要求反映给政府，都得到政府的相当照顾，先后由政府贷予重庆工商界的几次专案贷款即达三百亿元以上，一般贷款的数字更大。同时解放两年来，重庆资产阶级不惜屡次藉口维持生产，不断要求政府给予加工定货和收购，工商联也曾向政府一再反映，得到政府大批加工定货。总计两年来经工商联盖章签证的加工定货合同共计三千五百件以上，全部加工定货及加工工缴达到人民币三千亿元以上。其余由政府及国营企业直接向厂商办理的加工定货和收购，为数更大。当资产阶级装模作样要求贷款，要求加工定货收购的时候，他们伪装得是那样老练，那样逼真，使人不得不坠其彀中。可是，两月来反行贿等五方面的斗争，把他们的一切鬼蜮伎俩都暴露无遗了。事实证明，所谓“资金困难”不过是某些违法资本家向政府变相敲索资财的恶毒藉口，今天初步统计出来的逃避和隐匿的资金，比起政府贷出的款子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这些资金全都投入社会生产事业中来，其对人民作用与贡献将是多么重大。可是违法资本家们一面逃避和隐匿自己的资金，一面却反而振振有词地装穷叫苦，向政府索取贷款，这种用心，这种公开的进攻，何等险毒！同时，人民政府投出的大量的加工定货，挽救和扶植了重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对工商界尽其仁至义尽的帮助和照顾。重庆的违法资本家们不但没有感激人民政府这种深厚的恩情，反而把加工定货当成肆行盗窃的暴发机会，一再以“不能维持生产”为藉口为掩护，提出无限制地供应他们加工定货的要求。两年来的罪恶事实业已充分说明，重庆违法资本家们之所以这样一再要求加工定货，不过是为了遂行其盗窃国家资财所进行的公开攻势的又一部分而已。
特别严重的是两年来重庆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的公开进攻。解放以来，重庆的违法奸商们在暗地对国税进行大举偷漏的同时，曾屡次三番地公开叫嚣“税重”，一九五零年中并曾公然发生若干抗税行为。工商联不只一次地将这些情况片面地错误地反映给政府。去年秋季重庆资产阶级对税收的公开进攻最为严重，及至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讨论税收问题的扩大会议上，若干违法资本家也还散布了攻击政府税收的言论。今天，通过反行贿等五方面的斗争，事实证明整个重庆工商界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偷税漏税的行为，因偷漏而盗窃的国家财产，数字至少在一千七百五十亿元左右。实骇人听闻。难道这还能说是政府“税重”吗？今天的事实是最能教育人的，去年叫嚣“税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正是今天的大盗窃犯大奸商吗？重庆资产阶级一面暗地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一面公开叫嚣“税重”。这种对工人阶级进行“明暗夹攻”的猖狂行为，谁能否认？这是铁的事实！
胡子昂说：重庆资产阶级两年来行贿总数字在二百三十七亿元以上，偷工减料至少四百二十亿元（还不计算偷工减料所引起的国家损失），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及国家资财仅钢铁机器业已超过八百亿元，这是何等惊人。更严重的是重庆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进攻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进攻，类似“星四聚餐会”的非法组织存在于二十多个行业中，名目在五十个以上。其作用都是为了集体哄抬价格，操纵市场，各以一种国营企业为进攻对象。每一非法组织中都包括了各该行业的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其进攻有布置，讲策略，十分凶狠恶毒。
胡子昂说：两个月来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中，截至三月三日为止，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联分会收到的坦白检举材料共计十四万一千余件，其中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财产的总数字达到了人民币六千亿元以上；其余未经过工商联的若干重大案件，其损失国家资财亦很大，尚未包括在内。这个极不完整的数字已经异常惊人。这笔钱可以修好几座嘉陵江大桥，可以修建五千万元一幢的工人住宅一万幢以上。按每幢住十人计算，可以解决十万以上的工人宿舍问题。如果用来建设重庆市的马路、码头、市区公园，可以使重庆整个街市完全改观。
胡子昂说：记得去年六至十二月份捐献飞机大炮时，重庆工商界提出捐献战斗机二十架，计人民币三百亿元，曾获得各界称道。至年底共捐献了三百九十余亿，超额百分之三十二强，又受到政府的表扬。到今天看来，这个捐献数字与初步统计出来的他们盗窃国家财产的数字比较，是何等地不成比例，是何等地微小！事实表明：重庆的资产阶级暗地以卑鄙无耻的手段盗窃了约值战斗机四百架左右的资财，反而冠冕堂皇，慷他人之慨，拿出二十六架，美其名为捐献，博得“名利双收”。重庆工商界这种狡猾欺诈的行为，不经过这次斗争，是不可能被揭发出来的。
胡子昂最后说：重庆的资产阶级和全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为了达利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享乐腐化的目的，两年来以隐秘的和公开的两条战线，使用极其恶毒无耻的手段，对工人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盗窃国家财产达到惊人的程度。由于这些违法资本家一贯巧妙地伪装掩护起来，兼之大批地混进工商联的各层公会组织中来，于是两年多来工商联在若干工作中备受蒙蔽，为违法工商业者作了代言人，成了资产阶级腐朽黑暗面的支持者而不自觉。这是我们引为痛心并愿深切检讨的。其次，是若干罪恶重大的违法资本家，攫取了各行业公会的领导权，把持公会，为非作歹，不仅盗窃国家财产，也侵害了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现在，问题较小的中小工商业者政府已经进行处理，希望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从此安心地积极地走上生产战线，同时加入围歼大奸商的战斗阵营。为了纯洁我们的组织，为了正当工商业者从此不再受侵害，必须坚决将罪恶重大的违法资本家彻底追查出来，搜捕干净，并把他们从各业公会中完全清洗，使我们工商联的组织永远掌握在正当工商业者的手里。我们衷心感谢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揭开了重庆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本质，暴露了他们极其严重的罪恶，从而拯救和改造了这些工商业者，为今后工商联工作铺平了顺利的道路。我希望一切从这一伟大运动中锻炼和改造过来的工商业者，必须牢记这一次的深刻教训，坚决参加到当前运动中来捕捉一切拒不坦白的大盗窃犯，彻底清除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污毒，为响应和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而积极行动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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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闻过”便“摔椅子”，还是“闻过则喜”呢？
纪初阳
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听别人的恭维和赞美，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拒绝别人给提意见，那是很危险的事。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并勇于改正错误，那便必然会使自己不断地进步。所以古人有“闻过则喜”的话。
但我们有些人是怎样对待批评的呢？这里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听说燕京大学化工系有一位教师，当群众给他提了些意见之后，他不但不加考虑，反而是“蓦然站起，摔倒椅子，愤然离开会场”。
第二个，是报上记载的：说安徽大学有几位教师，因为受到一位同学的批评，“都气得不得了”；大约因为“气得不得了”吧，便“向学校领导方面申述，要卷铺盖不干了”。说该校某系主任还把那批评教师的同学叫了去，不仅“质问”了一番，要他“检讨”，还“声言要调查他的家庭成份和他的思想情况”。
我们没有参加燕京大学化工系这个检讨会，也不知道群众给这位教师提了些什么意见，竟使得他“摔倒椅子”并且“愤然离开会场”；但可以肯定，只凭这“摔倒椅子”，也便很难使群众对他“没有意见”了。我们也还不知道安徽大学这位批评教师的同学的家庭成份，也还不能理解他的家庭成份和批评教师到底又有什么关系，但据报载，这位同学不过说安徽大学某些教授“有英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个人主义；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方法上也就有脱离实际，不能很快改进教学工作的缺点”。而这位同学的思想情况呢？又确乎不外是：“为了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希望安徽大学全体教师都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向一切的旧思想、旧影响作坚决斗争。”可是我们的这些教师是“摔椅子”了，是“要卷铺盖”了，是“声言要调查”同学的“家庭成份和他的思想情况”了。
很显然，这都不是“闻过则喜”，而只是“闻过”便“摔倒椅子”和“要卷铺盖”！
同学们问了：这是一个人民教师所应有的态度吗？当然不是的。因为这些教师是连他们在为谁工作和应该怎样的工作都还没有弄清楚。在他们看来，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批评不是使每个人的工作都为祖国、为人民带来更大的益处的武器，所以他们是听到批评便“摔椅子”和“气得不得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劳动好像只不过是属于私人的事，可以不守什么劳动纪律，所以他们是受到批评便“愤然离开会场”和“要卷铺盖不干了”。
我觉得这些教师应该很好地学习一下毛主席曾告诉过我们的话，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毛主席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对共产党员说的，但是作为人民教师的人，难道不应该这样想一想吗？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二期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二期已在十五日出版。
本期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发表了题为“中苏人民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的社论。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日本共产党新纲领的基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巴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人民知识分子的教育者”；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费希尔的“奥地利的新法西斯主义”；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比林格尔的“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等。
本期的社论说：二月十四日，伟大的爱好和平的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以及一切进步人类和各国正直的男女，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中苏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互致贺电。这两个贺电深刻地说明了中苏条约在国际上的意义。它在国际关系史上表现了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伟大的人民间的牢不可破和永恒的友谊。它巩固了有悠长历史的苏中两国关系，并保证两国在和平事业方面继续加强和加深同盟和合作的关系。苏联和中国人民间的同盟和友谊，就是远东和平的中流砥柱，就是世界和平最重大的因素。社论接着叙述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影响，以及中国劳动人民过去两年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社论最后说：中苏条约加强了整个民主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种友谊是全世界的一个榜样，它能够而且应该在各国人民之间发展起来，因为它是真正为和平而努力的，是建筑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的。
斯巴修在文章中指出：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除了从旧政权继承落后的国民经济之外，还继承了极低的群众文化水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复兴和发展被战争摧毁的国民经济，就需要大量新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干部。因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战后在领导人民在各方面实行重大改革和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作，从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培养并教育人民的知识分子，训练先进的工人、工程师、农业学家与技术人员。另一方面，党也从来没有忘记旧的知识分子，它在团结他们为奠定社会主义基础而斗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斯巴修接着说：对新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教育，是党在发展人民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重大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完成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祖国、维护和平的任务的唯一思想。因此，阿尔巴尼亚的高级学校里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在广大群众中也广泛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知识分子的愈来愈坚决的自我改造。
费希尔在文章中说：在奥地利英美占领区的许多地方又可以听到希特勒式“万岁”的呼声了。顽固的旧军人们在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组织已重新出现。虽然这些法西斯组织还没有合并成为一个组织，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分歧和倾轧，但是，这些都不能推翻一个事实，就是：它们都是依附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些团体的组成导源于一个共同的中心——美国间谍组织“中央情报处”。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战争、为了替大西洋集团训练雇佣兵而从事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但是，奥地利的法西斯暗流遭到了巨大的阻碍。工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是无止境的，不但共产党员的工人如此，就是社会党的工人和无党无派的工人也是一样。奥地利共产党当前的伟大任务，就是把进步的人民力量团结起来，向危险的法西斯势力大胆坚决地进行斗争。（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