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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广西省委开除刘宏出党
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敌我不分，阻挠反贪污运动。中共广西省委已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南局批准，撤销刘宏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刘宏是参加革命二十年的老干部。入城两年来，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蜕化变质。据已有材料：一九五一年一月，刘宏授意广西省委宣传部代理秘书高以洪、会计徐仲杰涂改单据，贪污一九五零年宣传部事业费一亿零二百万元，刘宏个人分得赃款三千四百五十万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又以假转账目的方式，贪污广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事业费九百五十五万元。自一九五零年四月以来，刘宏不断向私商勒索，供自己挥霍，仅南宁市新华菸庄经理苏德新先后就给他五百九十万元。上海商人胡寄给他黄金二两。他经常和违法资本家进出饭馆、茶店、澡堂。
刘宏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生活，竟无法无天地挪用党的宣传事业费十七亿元，派人到上海、香港作生意，并在南宁开办了食堂、制冰室等店铺。在他领导下所创办的“企业化”的人民京剧团，花费了四亿五千万元，结果完全失败；他领导下的印刷厂和纸厂，发现了好些贪污分子；他领导的广西省委宣传部，浪费一亿二千余万元。
由于刘宏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搞钱来供他个人挥霍，所以对政治生活毫无兴趣，以致发生了敌我不分的严重错误。他平常所信任的和所接近的也多是些资本家和一些不正派的人。他最亲信的干部就是贪污分子高以洪，和曾在德国商行当过职员、在上海开有药房的资本家的儿子钱耀华。刘宏任命钱耀华到他所领导的印刷厂当经理，派他和高以洪携带三亿余元赴上海替他做生意。钱、高两人在上海贪污挥霍共六千万元，回来时，刘宏竟帮助他们涂改单据，向公家报销。去年，刘宏来北京参加会议，会后，他不立即回省传达会议的精神和布置工作，却到上海去游玩和做生意，并在上海结识了一些奸商。
刘宏很少关心党的宣传事业。平时他不学习，连上级的指示和文件也极少阅读。省委召开的会议，他也很少参加。两年来，他没有亲自写过指示和工作报告，也没有给报纸刊物写过文章。他很少研究宣传工作，因此对工作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对于刘宏的丧失立场、挪用公款、违法乱纪的严重错误，中共广西省委发现后，曾对他不断地进行了教育，但他只是在表面上接受批评，实则阳奉阴违，不肯改正错误。一九五一年的秋季，省委检查宣传事业费的使用时，刘宏竟用假账来欺骗组织。在这次反贪污运动开始后，他不但不向党坦白认错，反而有计划地隐瞒罪行。他的每一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并且和同谋的贪污分子订立了“攻守同盟”，妄图对抗反贪污运动。刘宏虽曾是一个老干部，一个二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但他早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政治上完全堕落变质了。因此，党必须把他清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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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电影“走向新中国”
袁水拍
“走向新中国”（编导：洪吴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通过对炼钢工程师常为梁的解放前后生活的描写，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业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和美帝国主义压迫下，怎样走向绝境；在解放后，则由于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性质的根本改变，同一工厂已从官僚资本的控制下，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党和政府在企业管理中，贯彻了依靠工人、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引导他们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使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钢铁工厂得以迅速修复和恢复生产。同时，也反映了旧技术人员怎样在工人阶级的启发和帮助下，初步改变了过去轻视工人、轻视劳动、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和单纯技术观点，开始理解工人阶级的智慧、品质和力量，向党靠拢，愿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应该说，电影“走向新中国”在反映上述的现实生活、表达上述的主题思想、描写工程师常为梁的觉悟和进步上，是有它的成功的一面的。从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影片的主要部分）——一九四九年某大城市解放后几个月，工厂从接管到初步恢复生产——来看，它的部分的成绩和教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一笔加以抹煞，以至根本否定这部片子，是不对的。
“走向新中国”通过了对人物的一些形象化的刻划，给旧技术人员指出一条出路。
影片一开始就介绍常为梁是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但他的这种爱国心是超阶级的、也即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专家，他希望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富强起来，“不再受外国人的气”。抗战胜利，他从国外回来，以为从此可以埋头建设工作，但蒋匪帮扩大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他的幻想立刻被无情地粉碎了。他想炼钢，蒋匪官僚却宁愿到美国去定货；他希望不要打仗，工厂总经理却要他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他满心要实现他的工厂改革计划，可是现实情况却几乎要逼得他辞了职去教书；他爱惜机器，可是匪军撤退时竟要破坏它，甚至当他拒不指明重要机器所在地时，几乎被匪军枪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个具有事业心的技术专家的遭遇是如此。解放以后是怎样呢？他非但不愁失业改行，而且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爱护。新中国需要他，他的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过去曾经不相信共产党重视工业建设，现在的事实却使他改变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他过去曾经苦闷愤慨，现在已一变而为兴奋乐观；他向他妻子说出了“现在不同了”的话，积极地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参加了祖国的光荣建设事业。
常为梁之所以能够发挥他的工作的积极性，是和党在工业建设中执行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分不开的。
代表党的工厂接管人员留用了原来的厂长和常工程师，让他们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在工作中，十分尊重他们的意见。曾经被常工程师所开除的工人、现为工作组组长的何金栋，在接管工厂时一见常工程师，就立刻热烈地招呼。军事代表经常关心常工程师，通过常的妻弟许敏华去帮助他、说服他，说明为什么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鼓励他学习政治，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告诉他，技术人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个别工人轻视技术，在会议桌上表现了轻视常工程师的态度时，军事代表即在事后批评了工人的错误，重申了党的团结技术人员、争取他们进步的政策。在一次敌机轰炸下，何金栋更表现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扑在常工程师身上掩护他，以致自己受了重伤。在医院里的那一场戏是处理得相当动人的。何金栋从昏迷中醒来，他回答常工程师对他所表示的感激道：“你是个好工程师，你对于我们的厂有贡献，你对于我们的人民有贡献，你是我们国家的财富，我要保护你！”这场戏具体地表现了团结技术人员政策的一个方面，也生动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气概，表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
常工程师就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下，以及现实生活本身的影响下，逐渐有所转变。
影片描写了在工人试制电极时，常工程师是轻视工人的创造能力的，他轻视工人不懂科学技术。后来在发现工人已经自动想出改进烧煤的办法，使烟囱不冒黑烟而冒白烟时，他才认识了他过去的成见是有问题的。在解决钢水凝固的问题时，他更由于工人们的创造性的建议的启发，而想出了用氧气化钢的办法，因此，进一步地认识了工人阶级的智慧，认识了自己过去片面强调技术、片面依靠书本上的学理、脱离实际等等思想的错误；认识了科学理论和技术必须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并且在行动中表现了他已经初步建立起劳动观点，能够到现场中去体验实际的操作。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并向专家知识分子指出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有所成就。
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电影“走向新中国”在反映现实和刻划人物方面，是不够的，有些部分是有歪曲的；它所表现的政策思想是有片面性的；它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描写也是有缺陷的。
常工程师从国外带回来的、他所设计的一个工厂改革计划，是影片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它的被废弃和在修改后被批准采用，表现了反动政府和人民政府对待工业建设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这一点上，影片是对的。但作者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他没有足够地认识，也没有批判这个计划的内容的性质。作者曾经交代它的内容包括“实行科学管理”“改变操作过程”“增加产量”等项。既然这是常工程师到美国去留学所带回来的一套东西，它必然是按照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来设计的。那些“科学管理”之类，不可能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方法。电影虽则从侧面交代了后来被党和政府批准的计划，已经和原来的计划“完全不同”，但这一交代很不清楚，给观众的印象十分淡薄，好像这个计划基本上还是从前的一个。这个计划和原来的计划究竟怎样“完全不同”呢？它经过了那些过程而产生的呢？仅仅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交代，是十分不够的。由于这一计划在影片中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情节上、画面上对这计划的修改过程，加以适当的形象化的描写，就变得必要了。影片应该明确地指出常工程师的原来的计划是从资本主义的美国搬来的，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影片应该描写常工程师在党和工人们的教育和帮助下，怎样认识了这一事实，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吸收了工人们的意见，接受了党的领导，才把这个计划修改完成。只有通过这一类的具体的描写，才能够使观众明确地感觉到这个计划已经是一个新的计划，已经在根本性质上和旧的计划“完全不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实证明了，过去受英美资本主义教育的工程师所拿出来的一套资本主义工业建设的计划是不适用于新中国国营工业的。在我们的国营工业中所实施的计划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吸收苏联经验，结合了工人的发明创造，而制订的。影片中曾有一个镜头说明常工程师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了关于苏联炼钢工业的介绍，而发生了对苏联经验的兴趣。可是仅仅这么提到一次，这一条线索以后再也没有发展。在原电影剧本中，作者还描写到常工程师在工作中曾经吸收苏联经验，他说：“苏联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并因此对中国工业化的前途产生了无限希望。在原剧本中，也还描写了常工程师在试制电极过程中，曾经倾听工人意见，他向工人说：“你们先把意见提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在原剧本的另一处，也还说明了他所设计的计划是
“大家的计划”，并说：“其中我的部分太小了，主要的是工人。”很可惜，这些必要的描写都没有在现在的影片中保留下来。缺少了这一类的必要的描写，就使影片在反映工厂改革计划这一件事上，产生了缺陷，就是：没有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业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吸收苏联先进经验。这是我们的工业建设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常工程师本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影片中也缺少必要的批判。最突出的是他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念没有受到深刻的批判。他在解放后所呼的口号“要保卫我们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所提到的
“国家”（如有一回他说：“我恨自私自利没有国家观念的人。”又有一回他要求工人停止罢工，“要为国家着想”），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统治的国家。这两种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但在影片中，彷佛对于常工程师，两种国家都是一样，他同样地爱它。对常工程师这种错误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念，影片里只批评过一次，那就是在解放前工人罢工时，工人驳斥他说：“什么国家不国家？”“谁的国家？”但在影片的后面大半部中，再也没有提到常工程师是否已经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这一错误思想，影片也没有通过别人，对他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作过任何批判。常工程师有没有建立起正确的新的国家观念来呢？影片没有明确地解答。在原电影剧本中，倒有一些交代，常工程师在医院中听了何金栋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团结在一块儿了，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搞好工厂，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之后，他感动地说：“现在我找到了我要爱的国家。”另外一次，他更沉痛地表示对国家这一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以为自己是最爱国的………解放了，我认识了共产党，我才明白自己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我要爱的祖国。”并且痛悔自己过去做了“剥削阶级的帮凶”和“国家罪人”。可是，在影片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比较明确的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极大转变的描写。（当然，影片也有比原剧本好的地方。）
这部影片对常工程师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评也是不够的。例如他的科学脱离政治的思想，他的“工业救国”的论调等。从表现党对待旧技术人员的政策思想上来看，就暴露了片面强调团结，放松教育、改造的缺陷。旧技术人员，从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其思想上的毛病决不仅仅是“单纯技术观点”和“看法，想法，做法都不够实际”之类。作为党的代表之一的他的妻弟，另一工厂的军事代表许敏华对常工程师所下的判断——“就是有些书呆子脾气”，也是不正确的，很不充分的。影片强调了常工程师的“希望中国富强”的一面，而忽略了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今天，工业建设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部以技术人员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影片中，忽略了刻划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偏重于表现对资产阶级工程师的团结，而没有把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提高到毛主席所指示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的原则性的高度上来处理，就不可避免地会减弱这部电影的思想性。应该指出，影片的确也表现了工程师的转变和进步，影片表现了他怎样积极地工作，表现了他和工人关系的密切，彼此以“老常”“老何”相称，但这些进步、这些好的结果，由于没有深刻描写常工程师在党和工人的帮助之下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就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力量了。
影片过分地推崇了工程师，特别是在结束时的一场戏中，他更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对比之下影片对工人方面的批评，就显得多了一些。这一场结束的戏写得很不好。跳舞也过多，所配的音乐也不好。
当然，影片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它的时代的限制，在影片摄制的时候（一九五零年），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但这种斗争，特别在国营企业中，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作者没有深刻发掘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矛盾，而仅仅比较肤浅地描写了一个工程师的转变，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影片“走向新中国”的根本缺点：阶级观点的模糊。从而，它的教育意义也有了一定的限制。
影片在表现党的领导上的缺点，除了上面提到的，在表现执行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的政策上有片面性外，就是在描写代表党的领导的工厂军事代表的形象上也有歪曲。军事代表缺乏典型性，显得软弱庸俗，缺乏应有的老练的作风和坚强的气魄，在对待常工程师的态度上，特别显得懦弱无能，过分迁就。这种形象损害了影片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表现，同时，也使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人阶级领导旧技术人员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模糊。
在表现常工程师从修改计划到计划最后被批准的过程中，电影没有指出党曾经起过任何领导作用。虽然常工程师最后在演说中曾表示这计划是“由全厂同志的努力得来的”，在形象上却只看见计划是他一个人做出来和修改过的，并没有看见党怎样具体领导这个工作。这种情形，是和工厂中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的。
影片的成功的一面和它的主要的缺点，我以为是这些。
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国营工厂里，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结合，比起影片中所表现的工厂接管初期的情形来，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它已经成为展开增产节约运动中的重要关键之一。在我们的工厂里，已经出现了一些经过了思想改造、全心全意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新型的技术人员，他们向工人学习，和工人打成一片，实事求是地改进工作方法，使国营工厂的生产事业飞跃地前进。在艺术作品中，反映这些新气象，描写劳动和技术相结合的、成功的典型，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我们的观众期望着文艺、电影界在这一方面能够创造出圆满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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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御细菌战的常识
中华医学会总会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最近竟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撒布带有病菌的昆虫和其他毒物，进行细菌战。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声讨进行细菌战的美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粉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
什么叫“细菌战”
要了解细菌战是什么意思，首先应当了解什么是“细菌”。“细菌”是肉眼所不能见到的一种单细胞的微小的生物，要在显微镜下放大几百倍或一千倍以上才能看见。细菌的形状有好几种，有的像小圆球，就叫做“球状细菌”，有的像细木杆，就叫做“杆状细菌”，有的像螺丝，就叫做“螺旋状细菌”。另外还有一种比“细菌”还小的东西，在普通显微镜下还不能看到它，称为“滤过性病毒”。细菌的种类繁多，其中有少数细菌对我们人类是有害的，能使我们得病，就叫做“致病菌”；其他绝大多数细菌是不能使人致病的，就叫做“非致病菌”。人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传染了“病菌”、“病毒”的结果。
什么叫“细菌战”呢？细菌战就是侵略者用人工的方法来培养和繁殖细菌，然后把细菌附在昆虫或其他东西上面撒布到被侵略的国家，来制造传染病、杀害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有的细菌可使牲口得传染病，大批死亡；有的细菌和虫类可使庄稼受病虫害，全部死去或者不结果实。因此细菌战是毁灭人类文明，违反人道的作战方法。
用细菌来作战是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所不容许的。例如，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四十四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在瑞士的日内瓦，就签订了一个议定书，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一九五○年十一月，八十个国家人民的代表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无条件禁止各种原子武器、细菌和化学武器、毒气、放射性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工具，并宣布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政府为战争罪犯。
侵略者是怎样准备细菌战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本法西斯就曾经对中国人民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国领土时，曾在哈尔滨、长春、黑龙江的安达等地方，成立许多细菌杀人工厂。其中规模最大、罪恶最重的两个叫做“七三一部队”和“一○○部队”。日本侵略者在这些细菌杀人工厂中大量地培养病菌和传染病菌的昆虫、老鼠等，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试验工作。他们更惨无人道地用活人来做实验，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仅在“七三一部队”实验下牺牲的就有三千多人。一九四○年日本侵略者曾用飞机在浙江宁波撒下大批小麦、面粉和粟。这些东西里头有大批比普通跳蚤略小的小毒虫，带有鼠疫病菌。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进行防御细菌战的工作，以致造成浙江、福建、江西三省鼠疫流行，死了好多人。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者更进一步地在湖南的常德，用飞机撒下带有鼠疫细菌的谷、麦、豆粒和棉花等东西。一星期后这一带就发现死老鼠，再过一星期就有鼠疫病人，结果在常德和桃源两县流行开了鼠疫。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在浙江金华、内蒙古等地区撒布过鼠疫病菌。日寇投降时，它为了消灭罪证，破坏了细菌工厂，放出了大批带有病菌的老鼠、跳蚤，又害了我国的许多同胞。直到今天，这些血债，在我们脑子里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美帝国主义和日本鬼子一样，很早就开始细菌战的准备工作，而且比日本鬼子更毒。早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政府就在陆军部下面设立了“生物作战委员会”，并且在马利兰州的狄特里克兵营、印第安州的伐哥、密士失必州的巴斯古拉、犹他州的德格威等好几个地方，设立了细菌杀人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大批害人的传染病细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存心发动侵略战争的美帝国主义不但没有像苏联一样，审判德日法西斯的细菌战犯，它更利用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细菌战犯来帮助他们制造细菌武器。
为了在远东进行细菌战，美国又和日本细菌战犯勾结一起，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细菌战研究工作的“中央总部”。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试验细菌武器的杀人效力，曾经不止一次丧尽天良地用活人来做实验品。其中最凶恶残暴的是把我们中朝人民军队的被俘人员做试验。去年三月，美军的一只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曾秘密开到朝鲜元山港，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做细菌试验。又据亲眼看到的美国反动记者自己供认：去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南部巨济岛上，把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做大规模试验，岛上十二万五千多被俘人员中，百分之八十都传染上了疾病，其中有许多人病得很厉害。这真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
至于美帝国主义撒布毒菌害人，也已不止一次了。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就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撒布马铃薯甲虫，来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作物，美国在朝鲜被中朝人民部队打败以后，便想用细菌来挽救它的失败。当一九五○年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北部败退时，就曾将天花细菌撒布在那里，七八天后就有很多人生了天花病，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出天花的达到三千五百多人，其中三百多人在他们的毒手下死去。最近美国侵略者更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使用细菌战。从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美国侵略军接连地在朝鲜前线和后方用飞机和大炮撒布病菌。从二月二十九日起，美国侵略军又疯狂地出动大批飞机在我国东北地区撒布细菌。
美国侵略者从飞机上投下来的东西有带有病菌的跳蚤、苍蝇、蚊子、蚂蚁、蜘蛛、虱子、蟋蟀、白蛉子和一些当地从未见过的小虫子，也有带有病菌的老鼠、鸡毛、棉花和树叶等。这些东西有的是直接撒下来的，有的是装在纸包、纸筒、布包、木箱等容器内投下来的，有的是装在炸弹内投下来的。此外，还有一种细菌炮弹，里面装有带有细菌的昆虫、棉花、鸡毛等，敌人想利用适当的气候条件，使病菌繁殖起来造成疫病，来杀害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以及牲口、家畜和庄稼等。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滔天罪行，已引起中朝人民的一致愤怒声讨，已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斥责和抗议。
细菌战是可以防御的
美国强盗进行细菌战和它的飞机大炮一样是不能挽救它的失败的。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美帝国主义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并且越来越得不到他们国家人民的支持。再说，细菌战是完全可以防御的。
我们知道，敌人所撒布的带有细菌的昆虫和其他毒物，是可以消灭的；而且人类的疫病也是可以预防的。我们每年种牛痘、打防疫针，就是为了防止天花，不害伤寒、霍乱。医生护士每天和传染病人接触，微生物研究者整天生活在细菌和寄生虫周围，仍然可以避免传染，保持健康，就是这个道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的任何武器，也能够战胜敌人的细菌战武器。从前在国民党反动派时候，反动政府不管人民死活，防疫是官样文章，所以疫病蔓延也就愈来愈凶。解放以后，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人民和人民政府打成一片，许多传染病都得到了控制。例如一九四九年前后东北和内蒙自治区流行的鼠疫，广大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很快地扑灭了。大连附近流行过的大脑炎也在广大人民的努力下很快地防止了。过去常常大流行的霍乱，解放以后三年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第一，我们要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广泛地向群众宣传。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动员大家加强各方面的工作，支援前线，更沉重地打击美帝国主义。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细菌战是可以战胜的；宣传防御细菌战的卫生常识，克服群众中可能产生的恐惧或麻痹思想。
第二，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提高警惕。防备反革命分子乘机活动、造谣、散布毒虫或毒物。组织群众性的监视网，一发现敌机撒布毒虫或其他东西，就报告当地卫生机关或防空机关，紧急处理，自己不要接近，以免危险。
第三，要加强防疫机构，组织防疫训练班，训练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大家应该积极学习防疫常识。
第四，要做好预防注射工作。大家都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到卫生机关去打防疫针。
第五，要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作。人人动手，户户动员，把街道、房屋打扫干净，不让跳蚤、虱子有躲藏的地方。除去污水，随时清除垃圾，扑灭苍蝇和蚊子。勤捕老鼠，堵死鼠洞。无论大人小孩，都不要吃生冷食品，不喝生水，这样可以避免肠胃传染病。此外，更要常洗澡，勤换衣服，增进身体健康，增强抵抗力。
为粉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而斗争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在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强盗军队。我们中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美帝国主义撒布细菌，不是因为他强大，而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它为了挽救其军事失败，才使出这种灭绝人性、违反国际公法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也同样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做好防御工作，为粉碎美国扩大细菌战的阴谋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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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贪污分子在人民司法机关中的罪恶活动
李坚
资产阶级对我们国家司法机关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这是由于人民司法机关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为篡夺领导权，维护其违法所得的利益，必然要对它加紧进攻和破坏。其进攻方式也不外“打入”“拉出”，但它的特点却是和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部分未经改造的旧法官、旧律师等）互相勾结，为非作恶。从贪污分子的坦白和各地的检举材料来看，贪污分子在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中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司法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不少原是“地头蛇”，在当地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利用人民司法干部的身份和职权，到处招摇撞骗。有的冒充共产党员，甚至冒充“特差”出来“私访”，通过其亲友、旧同学、旧同事，勾结黑律师、讼棍、奸商、流氓等，进行贪赃枉法的活动。在法院内部则用请吃饭、看戏、借钱、分赃等方法，拉拢或收买一些工作人员，受贿卖案子或肆行敲诈勒索。综合他们的犯罪活动，大体上有下面几种：
（一）卖放案犯。如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关东平（贪污犯）曾放走两个盗窃国家财产的奸商，受贿东北币五亿余元及德国照像机一架。广州市人民法院学习审判员李自强受贿港币一千元，将贪污犯刘孔儒放走。
（二）盗窃和出卖审判情报。如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因同生土产行违反了订购汽车轮带的合同，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同生土产行，最高人民法院判令担保人万华铁工厂等负连带赔偿责任。万华铁工厂申请再审，并贿买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刺探审判情报，史犯一次即得赃款一千一百七十万元。
（三）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盗窃国家财产。例如某奸商隐匿公产，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令如数赔偿，并处以徒刑。这个奸商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经办此案，受贿四千六百余万元，竟判决这个奸商无罪，不赔偿，不处刑，使国家损失二亿五千万元以上。又如某工厂拖欠公款，顾裕尚和该厂约定，以判决少还部分的二分之一给顾作酬，因而他的判决较北京市人民法院所判大为减轻，致国家财产损失四万余斤小米，顾得赃款五百万元。
（四）恐吓欺骗，敲诈勒索。他们常用的手法之一，是对已判或将判胜诉的案件，在未宣判前，故意以败诉恐吓当事人，诈骗贿款。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经办某案，于受贿五百万元后，因当事人不愿再出钱，顾即以“你在解放前有两件贩毒案被通缉过”相威胁，企图勒索更多的钱。他们敲诈勒索的手段异常凶恶，甚至逼得一些人连棺材和大衣都出卖了。他们并常以“钱不是我花，我给你运动运动”，“是老干部要这么多的钱，少了不成”等吓骗当事人，破坏人民司法干部和法院的威信，以达到敲诈的目的。
（五）利用调解的机会，索取贿赂。他们常用的手法是：对上诡称“双方自愿”，蒙蔽领导同志；对当事人则恐吓欺压，强迫人家和解，借以达到索取贿款的目的。如北京市吴伯纲（曾任伪北京市典狱长）和牛汉章为赎房案涉讼，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令牛给吴面粉六十袋赎回。吴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受贿三百零五万元，开庭和解，迫令牛汉章出了二百袋面粉。
（六）利用职权，偷盖印章，营私舞弊。如天津市福源池澡堂经理桂永祥和天津市生产教养院为房屋纠纷涉讼，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受桂贿赂一千一百万元，竟偷盖组长名章，骗盖民庭印章，向天津市人民法院调阅该案卷宗，并擅令天津市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对该案的判决。
（七）和行贿当事人互相勾结，编排供词，甚至伪造证据，借以颠倒是非，为行贿人安排有利于“胜诉”的条件，从中贪赃受贿。如北京广茂营造厂老板高志广为私人债务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代为策划，教以状子如何写，庭上如何说，企图混淆视听，获得胜诉。顾受贿三百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章世良代人伪造遗嘱，受贿一百五十万元。
（八）侵吞、盗卖没收的赃物（黄金、白银、烟土等），克扣囚粮，贪污监所生产款。
至于替当事人出主意，代写或修改状子，从中收受贿赂和礼物的，更是不胜枚举。而且有不少场合是采取“借钱”或“买东西”的方式，来敲诈勒索，实则借钱不还，买东西不给钱。
除审判人员能贪赃卖法外，事实证明司法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能进行贪污。如广州市人民法院即发现执行员在案件执行时，因贪赃而故意拖延时间或不去执行，使国家资财不能追还。检验员在检验尸体时颠倒是非，将被杀的验为自杀，贪赃受贿，包庇杀人犯。给犯人看病的医生，接受犯人贿赂，叫犯人装作病势沉重，经他批准，或送到医院而逃走，或保释出狱而放走。法警在拘捕案犯时，因贪赃而将犯人放跑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
因此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应该在反贪污运动中实行人人交代，普遍清查，分清敌我，围剿贪赃枉法的分子，彻底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
第3版()
专栏：
在高等学校里“拉骆驼的人”
纪初阳
“老残游记”里的老残行医是“手摇串铃”，我想，那大约就像在北京地方“磨刀磨剪子”的人“吹喇叭”和“收买破烂”的人“敲小鼓”一样，都不过是用一种器具的闹音来代替“吆喝”，并用它来区别自己的行业的。但在我的故乡从前有一种走江湖卖假药的医生，他们是手里拉着一匹骆驼。因为在我的故乡不出骆驼，故乡的人们也很难看到骆驼，所以这种走江湖卖假药的医生就不惜费尽心机，跋山涉水从远远的出骆驼的省份里弄一匹骆驼来，然后就把这骆驼当作一种幌子，拉着它招摇过村，用它来招诱群众。照这种江湖医生吹嘘，他是用了什么“法宝”才在什么“荒山古洞”里“降伏”了这匹“金骆驼”的，这匹“金骆驼”在吃了他的“仙丹妙药”之后，可以“不饮不食”，而且仍能健行如素。如此，这骆驼就被看成“宝贝”了，这江湖医生也从而成了“半仙之体”或“非凡之人”。又如此，这江湖医生不但可以拉着骆驼卖假药、牟损人之利，而且是可以到处吃住，备受恭敬。但假药治不好病是不用说了，还有的病人吃了假药是轻者转重、重者就“呜乎哀哉”了的。所以久而久之，这种江湖医生终于被故乡的人们识破，就说他们是“卖当的”，或通称为“拉骆驼的人”。那意思也就是说：这种走江湖卖假药的医生，是拉着骆驼做“幌子”、“卖当”的骗子。
在我们的高等学校教师中，据说有不少人都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留”过“学”或得过“学位”的，但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由于同学们的大胆揭发，在这些“留”过“学”或得过“学位”的人们当中又发现了这样一类教师：他们过去所以不惜用种种办法，跑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去“留”一下“学”或弄一个“学位”回来，主要是为了拿这个“留学生”或“学位”之类的“洋字招牌”当做一种“猎名取利”、“骗人吃饭”的工具。因为我们的国家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能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得到“学位”的人毕竟不很多，所以这“留学生”和所谓“学位”之类的“洋字招牌”，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特别是在不少青年学生们的眼里，那它也就会像在我那不出骆驼的故乡的人们眼里的“金骆驼”一样被看成“宝贝”了。如果这些人再拿着这“留学生”和所谓“学位”之类的
“洋字招牌”，敲打敲打锣鼓，指天划地、吹擂一番，当然就更不难使人感到他的确是一个“满腹珠玑”的“学者”和“专家”，而不胜令人
“仰慕之极”和有些人要“闻声而至”了。但实际上，这类教师并没有什么“学”和“术”，在他们之间，有的讲起书来不过是胡诌乱谤，甚至还有的是低级、反动到极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类教师，也不妨就说他们是在高等学校里“拉骆驼的人”。也许，这种“拉骆驼的人”要比那种拉着骆驼走江湖卖假药的医生对人民更有害一些。因为他们是在“为人师表”，他们的工作是思想工作。他们已经给我们的祖国“培养”了不少“废了”或“半废了”的“人材”（如有的同学控诉时所说），虽然他们是已经被识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