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贸易部
关于一九五二年茶叶生产、收购工作的联合指示
新中国两年来的茶叶生产，在各级人民政府正确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和茶农的积极努力下，已获得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一九五二年为满足外销茶叶的需要，调剂国内市场并保证对兄弟民族的茶叶供应，全国茶叶的生产应在一九五一年的基础上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目前，茶叶的采摘季节即到，各地茶叶生产及收购部门，亟须密切配合，大力推动工作。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茶叶生产工作，目前以集中力量，普遍的垦复及整理旧有茶园为主，在原有生产基础上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去冬在各地储备的茶籽，应重点地无代价地供应茶农及时播种。凡已办春茶采制贷款地区，应督促检查贷款是否确实用于生产？尚未举办贷款地区，可由国营公司以预付货款方式，迅即把货款发放下去，配合生产贷款，搞好茶园的中耕、施肥及防止病虫害等工作，并普遍发动茶农抓紧季节，采制茶叶。同时各地人民政府农业、贸易部门应选择主要产茶区，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运动，订定各种奖励办法，培养与选拔增产劳动模范，激发茶农增产情绪。
（二）本年茶叶生产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还须努力提高质量。茶叶采摘及初制方法的优劣，是决定品质的主要关键，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加强领导，把广大茶农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与互利的原则，发展劳动互助与生产合作，实施技术指导，推广先进经验。今年茶叶采摘，推行一芽二叶和一芽三叶；初制方面推广简易揉捻机，联合烘焙，办理集中初制；制成毛茶应剔净梗朴分级归堆，集体送售。
（三）根据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需要，我们既须增产红茶，亦要发展绿茶生产，红茶应向品质较优产区发展，如祁红、宁红、宜红、滇红等中上级红茶，必须大力增产，适当提高收价，刺激生产。一九五一年浙江平水、皖北霍山及四川等改制红茶地区，应巩固去年成绩，在原有推广红茶生产区域，进一步兼顾质量，稳步前进。低级红茶，如温红、河红等，国外需要有限，必须部分转产绿茶并努力提高红、绿茶品质，以适应外销。原有珠茶、眉茶产区，亦需增加生产，并在个别内销茶区，改制一部分外销绿茶，以期平衡产销。
（四）中国茶业公司应配合合作社，分工合作，及时做好收购茶叶的准备工作。经营茶叶的合作社及私营企业，必须在国营公司领导下，首先完成国家的收购计划。中国茶业公司应在产茶区广设收购站，便利茶农出售，并和其他国营贸易公司首先是粮食公司相配合，保证供应茶农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时回笼货币，以平稳物价，安定市场。
（五）合作社为国营公司与广大茶农群众间的桥梁，已建立合作社的产茶地区，中国茶业公司应尽量委托其代办收购业务，并在业务技术等具体工作上，切实辅导协助，以扶植合作事业的发展。合作社组织茶农集体初制，是我国发展茶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改制和推广外销茶的区域，地方基层政府应辅导茶农组织茶叶生产小组或联合初制所，提倡集体出售，节省劳动力，打下生产合作社与集体经营的基础。
（六）收购价格，以保证茶农得到实际生产成本和合理利润为计算依据，以人民币为计算标准。各类茶叶品质，有高低差别，应适当保持品质差价。同级的红、绿茶品质，可以兼作内外销的，其价格应互相照顾，使茶农获得同等利益。由红茶改制绿茶，紧茶改制红茶，低级内销绿茶改制外销绿茶的地区，酌予提高收购价格。春、夏茶差价，按品质、外形等不同等级给价，防止茶价先低后高等现象。各地茶价一经订定，不应轻率变动，以免影响其他地区；如必需调整，应经大行政区贸易部批准；调整幅度如超过百分之五，应上报决定。本年继续奖励茶农出售净茶，严格执行好茶高价，次茶低价的方针。
为顺利完成一九五二年茶叶生产、收购工作，各地工商、农林部门及国营公司应在当地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加强联系，具体布置工作，立即开始行动，为完成今年茶叶增产计划并争取超额完成而努力。
第2版()
专栏：
粉碎资产阶级对国家金融事业的猖狂进攻
王静然
资产阶级对国家金融事业的进攻，远在各大城市次第解放、国家银行机构逐步建立的时候便已开始。三年多以来，这种进攻一天凶似一天，手段也日益毒辣。
最初，资产阶级的进攻指向国家银行的接管建行工作。他们的主要猎取物，是应该归还人民的官僚资本和反动统治者掠夺走的物资。进攻的战术是乘火打劫，混水摸鱼，扩大和拖长市场混乱局势，多方阻挠人民金融秩序的建立。那时，资产阶级进攻的路子主要有三条：一是勾结官僚资产阶级，低价套购金银外币，窃取财物。二是改头换面，隐匿公产公股及战犯卖国贼的逆产。三是肆无忌惮地捣贩钞票、股票、金银外币。经过这些活动，许多违法资本家程度不一地都发了一批横财。
随着国家银行事业的逐步发展，资产阶级对国家金融事业的进攻也日趋猛烈。国家银行担负的金融行政管理及重大业务，几乎无一不遭受袭击。违法资本家的活动，与人民国家的金融政策形成尖锐的对立。他们故意扩大金银、外币或实物计价的活动领域，拖延人民币计价的行使时间，以阻挠人民币本位制度的及早建立。他们放肆地乱开空头支票，或套取一时尚未能统一的几种货币币值的差额，制造投机活动机会，破坏人民政府对澄清金融市场的努力。在对外贸易方面，违法进口商假借各种藉口，骗取外汇，或盗运金银出境，再伪装自备外汇进口，搬进国家与广大人民在经济恢复时期完全不需要的东西。违法出口商则虚报、少报结汇额度，或一再拖延结汇期限，将国家有用的大批物资拱手送人。违法的行庄经营者，以数倍于国家银行的巨额利息，与国家银行争夺营业阵地；以数倍于放款的资金，从事业外经营，千方百计地逃避国家的管理；设立一层层的后账，进行各种非法的勾当。更危险的是，不顾存户利益，实行过度的信用膨胀，把有用的资金大批贷给投机奸商。
一九五○年四月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以后，新中国的国家金融事业经过连续斗争，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资产阶级的进攻可耻地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甘心，他们很快就发动了新的攻势。而且，进攻的目标更为广泛，使用的手段更加卑鄙而恶毒。他们的战术是“穿心入腹”，进攻的主要猎取物是情报和资金。他们采取“派进来”和“拉过去”的办法，进行以下四方面的活动：（一）通过国家银行的私人业务，找国家银行营业部门的弱点和空子。（二）进出口商结合对外贸易，找国家银行外汇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弱点与空子。（三）私营金融业者通过金融行政管理工作，找国家银行金融行政管理方面的弱点和空子。（四）较带普遍性的，是透过国营金融机关采买部门和人员，对准以采购修建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印刷、总务部门，作为“杀出杀进”的路径。资产阶级对国家金融事业进攻的具体方法，多达数十种，难以枚举。其中具有银行部门特殊性的和最为主要的，大约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在国家银行之内开设“地下钱庄”。这是一种最为毒辣的办法。到目前为止，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都已先后发现国家银行内部有“地下钱庄”。其经营者披着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的外衣，跑外勤，拉存款，私自经营拆放。一手收进，一手放出，利息自得，本金转到资产阶级经营的事业上，变成了牟取暴利的力量。这些“地下钱庄”拆放的利率不仅远高于国家银行，而且高于私营行庄。这些人实质上是新的高利贷主。
（二）安置金融“坐探”，盗窃机密情报。根据各地已发现的材料，资产阶级已经派有相当数量的金融“坐探”打进国家银行机构。其中有些是在解放后经过考试混进来的；有些是被亲戚朋友拉进来的；有些是在解放以前就已埋伏下的。他们有的在资产阶级的投机企业中占有资金股或“好汉股”，有的建立了情报买卖的计价关系；有的公开或秘密地直接兼任着某种私营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他们盗窃情报的范围颇为广泛，最主要的是行情物价、金银外汇牌价的变动，利息的升降，各种业务的增办、缓办以及已决定和未决定的重大措施。
（三）里应外合，骗取贷款。这是一种较带普遍性的进攻活动。许多违法资本家在贷款之前即虚报资金，贷款之后也不按原报用途使用贷款。如天津奸商吴禹生把他儿子吴树柽派进国家银行后，里应外合，捏造徵信调查表，虚报资金，不到一年就连续骗取贷款八亿多元。至于贷款后不按用途使用而进行投机倒把的，更举不胜举。在骗取贷款上，还有许多奸商勾结贪污分子，在办公室为他们修改申请贷款的文件，使之符合用途；或根本不执行规定，无押品或少交押品即贷得巨款；也有的是名为转期，实系常年占用。
（四）合伙营商，以公养私。这是一种近乎公开抢劫的进攻。违法资本家与国家银行内的贪污分子勾结，大量盗窃国家资金，进行非法的商业投机活动。奸商们在外东撞西骗“作生意”，贪污分子在内供给资金，吃“好汉股”或分取红利。他们盗骗资金的方法有：一、非法动支国家机关、国营经济单位的存款，供奸商周转之用。二、通过掌管出纳的金融内奸分子，擅自动用库款，以白条充库存。三、轮番套用有奖储蓄存款，用下期存款抵上期上解。四、偷开汇票，冒领汇款或拖延付汇。五、涂改会计手续凭证，假造账目或改换存户的存款种类、期限。合伙谋“商”的结果，违法资本家获得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暴利，国家银行所受的损失，难以数计。
为了使国家银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首先在内部深入开展反贪污斗争，纯洁内部组织，斩断违法资本家的魔爪。首先是机密资料管理部门，这是违法资本家窃取情报的要害地方；其次是营业部门，这是骗取资金的要害地方；第三是印刷、总务部门。对于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员，除历史确实清楚者外，必须进行审查，弄清他们是不是和资产阶级有直接的、间接的、固定的或不固定的经济联系。已往的事实要彻底弄清，还要保证今后不使违法资本家的魔爪插入，使金融内奸分子无处藏身。
第二、国家银行系统工作人员，除积极进行反贪污斗争外，还应该同时积极参加工商界的反盗窃斗争，密切配合全面运动，清算违法资本家各种违法活动。在这个战斗中，也可以更全面地取得本系统所需要的资料，对自己担负的整个战斗任务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三、要在国家银行系统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国家银行系统的大批成员，除了少部分老干部和解放后新招收的学生外，绝大部分都是从反动统治者四大家族的伪国家银行系统中接收过来的。其中大多数未曾进行过有系统的思想改造。少部分人虽曾住过轮训班之类，但为时极短。因此摆在目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就是要进行普遍的思想改造工作。经过审查干部的学习和这次反贪污运动，进行这一工作已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应抓紧时机，积极准备进行。改造的重点，应以清算资产阶级思想为主，有计划、有步骤地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思想。这一工作如能进行得好，再加上工商界反盗窃运动的胜利，违法资本家纵有千条妙计，也将难能在国家银行系统中施展他们的阴谋。
第2版()
专栏：
违法资本家把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机构变成了自己的账房
本报记者 林沫
天津解放三年多以来，一直是全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为了把大量的土产和一部分农产品推销到国外，并换回工业器材及其他用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以巨额贷款扶助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商。而一些违法贸易商们却认为这是他们发横财的好机会，疯狂地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进攻，篡夺贷款的领导权，破坏国家的贷款政策，从这个缺口把大量的金钱抓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一个个像大臭虫一样，喝足了国家和人民的血。
一九五○年八月间，在天津辽宁路新开了一家名叫“松竹梅”的饭馆，股东有新丰、丰昌等五家贸易行的经理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股副股长蔡秉衡、质押组组长赵学恭。这个特别设置得很“雅致”的饭馆，就是这伙盗贼偷窃国家贷款的秘密会议场所。形式上，他们的贷款是在银行大楼的办公室里经过层层审查、盖章，才得到“批准”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的贷款是在这个饭馆里暗中议定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坐探蔡秉衡、赵学恭等，经常在这里向他们的主子们报告机密的消息；同时，还帮助那些缺少或没有贷款押品的主子们，筹划如何以少报多，或到什么地方去借押品。一些违法贸易商们渐渐探听到这里是贷款的黑市，于是通过层层介绍，带着自己的太太、小姐或者是舞女、歌女，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吃喝拉拢。他们要行贿也很方便，饭馆的经理就可以负责收转。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放款的制度和手续上，同样规定有：放款股对贷款户进行调查、复核；科长审查；经理、副理最后盖章批准。但实际决定权却操在放款股以下的人员手里。只要股里同意了，科长、经理就照样盖章。放款股的干部都是留用人员，而主要负责人员副股长蔡秉衡、质押组（负责管理押品）组长赵学恭、外勤（负责调查贷款户）杨学良等，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生活非常腐化。他们的家属、亲友都开厂设店，有的就经营着贸易行。
解放后不久，一九四九年春季，违法贸易商们就开始向放款股进攻了。新丰贸易行经理孔翔生想骗取国家贷款，他就带着纸烟、糖果和一副谄媚的面孔，整天爬在银行的柜台上，软泡，硬磨。孔翔生想行贿，蔡秉衡等想贪污，自然一拍即合。蔡秉衡有一天送给孔翔生一张“捐启”，说是一个朋友的用人死了家属，请孔捐助葬埋费。孔翔生知道进攻已经得胜，第二天不但送了钱，还请蔡、赵等去吃喝一顿。当时奉陪的还有增升昌、启隆、义丰等三家贸易行的经理，这些人都是预先和孔翔生商量好了，一同来和蔡秉衡等拉关系的。从此，这个奸商集团就和蔡秉衡等勾结起来，用各种方法盗窃国家贷款。
孔翔生的新丰号解放后并没有经营对外贸易，他店里的几十个工人，是专门给中国猪鬃公司华北区公司进行出口猪鬃加工生产的。这时，孔翔生一方面买通了银行放款人员，一方面又买通了猪鬃公司的干部，就拿加工的猪鬃作押品，一笔接着一笔地向银行骗取贷款。增升昌贸易行根本没有押品，也一样可以贷到款。
一些违法贸易商探听到用这些办法也可以抓到贷款，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来和蔡秉衡、赵学恭拉关系。有人听说蔡、赵等常到舞场跳舞，就设法找到和他们熟识的舞女进行活动。新中土产贸易行就是由舞女李玉华从中介绍，得到贷款的。新中土产贸易行第一次贷款时，放款股的外勤人员到新中土产贸易行去调查，发现这个铺子只像一家棉布店，不像什么贸易行；他们进去问经理，经理却说：“你们不是玉华（即舞女李玉华）的人吗？”意思是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外气。这家已经快要垮台的贸易行就用一个舞女的名字，从一九五一年八月到十二月，贷款达十五笔，共十五亿四千多万元。
源兴地毯厂经理丁雅泉为了通过舞女拉拢放款股的人员，有一个时期也经常跑舞厅；他并把经常和蔡秉衡、赵学恭等跳舞的六七个舞女认作“干女儿”，经过“干女儿”结识了蔡秉衡、赵学恭、杨学良等，取得了贷款的方便。源兴地毯厂一九四九年时还只是一个仅有七个女工、一间小屋、一个煤球炉和一张破桌子的地毯加工作坊；经过骗贷款做生意，现在已发展为拥有二百五十多工人的地毯厂，并且置了房产。他前后共骗到贷款二百二十六亿元，现在还拖欠着二十一亿元没有归还。有的贸易商说：
“丁雅泉拉上了中国银行的干部，就不用再敬财神爷了！”
资产阶级的坐探蔡秉衡、赵学恭勾结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大奸商，差不多收买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股的全部人员。他们从对贷款奸商的调查、核批到押品的查对和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捏造和欺骗。和蔡秉衡、赵学恭等勾结的违法贸易商有二十多家。不论这些奸商是一些什么样的流氓和骗子，蔡、赵等在徵信调查表上总是写着“资金雄厚”“信誉良好”“押品充足”。
蔡秉衡、赵学恭替奸商服务是十分忠心的。曾先后骗取贷款二百九十亿元的泰丰贸易行，在开始贷款时没有押品，蔡秉衡就让他们借盛锡福草帽庄一批草帽辫作押品。后来泰丰行再贷款时，连假押品也不搬弄了。他们先从银行贷到款，再到市场上买了货作押品。有一次从银行把款贷出以后，蔡秉衡电话通知泰丰贸易行出口部经理沈尔昌，说银行要去检查押品。沈说：“先不要来，货刚到，还没装好仓库哩。”到一切办妥之后，沈才打电话说：“来人检查吧，已经搞好了。”他们就这样串通一气盗骗国家财产。曾骗到贷款三十二亿元的丰昌贸易行经理麦君麟，原是大汉奸潘毓桂的女婿、国民党匪军军官。他在上海解放前曾随国民党匪帮逃往台湾，一九四九年，又回到天津。蔡秉衡、赵学恭、杨学良等因过去和他相识，因此就由杨学良介绍到他岳父经营的丰昌贸易行去作事。丰昌贸易行这时所剩账存资金共有九千六百元，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钱付水电费，眼看就要关门。这时，蔡秉衡等就和麦君麟串通接连放给丰昌几笔贷款。麦君麟拿着国家贷款作生意，赚了钱就大肆挥霍，整天和蔡秉衡等吃喝、跳舞。他们是“松竹梅”饭馆的股东，又是惠中舞厅的熟客。据统计，两年多以来，麦君麟个人挥霍即达七亿多元。麦君麟见贷款这么方便，又和赵学恭的父亲及放款股股长李锡庆的岳父等三人合开了一个益同贸易行。这家贸易行还没有开张，就通过蔡秉衡向银行贷款。放款股的外勤人员根据他们写下的地址去调查，连去了两次，出来开门的一个妇女不耐烦地说：“我们这是‘贾宅’，不是什么贸易行！”蔡秉衡听到外勤人员的报告，就打电话对麦君麟说：“你实在太荒唐了，怎么连房子都没有就打出招牌来贷款？”麦君麟却说：
“这有什么荒唐？你先把钱贷给我，连房子带押品，不什么都有了吗？”麦君麟，这个十足的流氓和恶棍，当银行的外勤人员有时去检查他的贷款用途时
（这种检查多半是为着应付差事），他就不耐烦地说：“检查什么？又不拿你们的钱去嫖窑子！”而一转脸，他就又公开地对人说：“中国银行就是我的账房，我什么时候用款都可以，要多少有多少。”这一伙流氓、奸商和坐探们，三年来就是这样窃据国家银行的放款部门，放肆地偷盗国家的巨款。现在奸商坐探蔡秉衡、赵学恭和大奸商沈尔昌、麦君麟等已由人民法院分别逮捕，并将受到国法的严厉制裁。
第2版()
专栏：
迪化奸商勾结贪污分子破坏红雁池水库
盗窃国家水利建设费三十多亿元
在修建迪化市郊红雁池水库工程中，奸商勾结贪污分子盗窃国家水利建设费三十多亿元，使水库工程遭受巨大损害。
迪化市区粮食缺乏，大部粮食靠南疆和伊犁区供给。兴修红雁池水库，就是为了解决迪化市及其附近数十万各族人民的食粮问题。这个水库修成后，预计在一九五二年可灌溉土地八万亩。可是包工奸商陈瑞山、侯贵珠等却勾结管理施工人员工程组组长蔡载福（留用人员）、工程员范宗汉（留用人员）等，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贪污分子范宗汉在一九五零年所监修的低闸涵洞、开关井、中心隔墙以及一九五一年所监修的高闸隧道工程，全不合工程标准。如国家投资十一亿元的低闸涵洞工程，规定是浆砌片石，但奸商竟以片石干砌，一九五一年春季放水时，即发现拱顶石缝中渗流黄泥水。一九五零年秋天，奸商们消极怠工，故意拖延工程进度，人民政府为抢修红雁池水库，不得不在严冬中搭盖暖棚，日夜赶工两月之久，这样，奸商们就达到了冬季赶工加价的卑鄙目的，盗窃了国家资财二亿多元。
汽车运输业奸商唐自成为包运片石，一次向蔡载福行贿二亿五千万元，向采买员唐绍华（留用人员）行贿五千万元。蔡载福将赃款投入奸商唐自成的公司入股，合谋盗窃国家资财九亿多元。其盗窃方法是：每方每公里多加装卸费一万七千五百元；藉口运输“需要”从国营贸易公司套购大批汽油，每桶再提高二十八万元转卖给小包商；运输距离每方多报二公里；蔡载福收方时，以少报多，甚至以空报实。奸商唐自成、翟福彬又勾结工程处总务组组长陈暠（留用人员）包运一万五千方片石，将每方片石运输距离多加四公里，使得奸商们在每方片石运输费中就盗窃了六万元，收石方时陈暠又多报了一千一百方，共盗窃了国家资财近十亿元。
此外木、铁、石灰行业的奸商也纷纷乘隙而入，采用种种毒辣手段盗窃国家资财。如石灰业奸商王捷叁勾结工程员王定国（留用人员），在七十万斤石灰中，就掺了七万斤石头渣子，大大地影响了工程。
奸商勾结贪污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合谋破坏，使得该水库工程危机暗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奸商们勾结贪污分子这一伤天害理的罪行，已激起迪化市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各族人民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予以严惩。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北站机务段工人，在弯路多、坡度高的路上创造超轴新纪录。最先创造新纪录的，是二三五包乘组王全有。他在一月份创造了石太线赛鱼到寿阳间（千分之八的坡度）超轴一百○二吨的新纪录，打破了坡度高、弯路多不能超轴的思想。由于王全有的带头，二三四姜佐棠小组、二三○小组都先后创造超轴新纪录。二三○小组一向是最落后的，它在二月份竟超轴五千余吨，并节省三十四吨煤。尤其是突破以赵锡三为首的盗煤贪污集团以后，乘务员的生产热忱更高了。从一月份起到二月十五日止，他们共给国家节省了一千一百吨的煤。机床组李子馨和林鸿春，一贯出废品最多，现在不但不出废品了，反而在工作中屡次创造新纪录，提高工作效率一倍。
▲国营唐山发电厂反贪污运动一开始，党、行政和工会就提出了“一面打虎，一面生产”的战斗口号。行政方面在运动中慎重地调整了人事，保证了对生产的领导。工人们自觉地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在生产中则认真执行安全工作制度，遵守劳动纪律。全厂职工在反贪污运动中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因此，保证了安全发电送电。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四日为止，汽机、锅炉已安全发电五百七十七天。一、二月份煤耗降低到每度电零点五五六公斤。厂用电和油耗在一、二月份内也都比原定额为低。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志愿军归国代表张子芳等表示
有祖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援我们定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
编辑同志：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美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在朝鲜前线和我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来屠杀中、朝人民战士和中朝人民的罪行，感到极大的愤恨。敌人拿我方被俘人员作为细菌武器的实验品，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我们完全拥护周外长的声明，和我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三团长的意见。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帝国主义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严惩美国侵略者制造细菌战争的战争贩子。
我们坚信，美国侵略者用其他方法不能实现的妄想，用细菌战也是绝不能实现的。这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认识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而却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志愿军保卫和平、保卫祖国的坚定意志。这只能加深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我们的斗争决心更加坚定。
从报纸上，我们见到祖国各地人民已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声讨，并且已用实际行动来扑灭细菌。当我们在西北农学院进行传达报告的时候，当场就有兽医系、病虫害系的六十位同学，自动签名要求到朝鲜去进行防疫工作。这就更加鼓舞了我们必胜的信念。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祖国人民大力支援下，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下，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并且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侵略者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斗争，直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为止。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西北分团陕西工作组
张子芳 卢广川 王永章
徐瑞亭 张慰民 梁景新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抗议英帝国主义在香港迫害我国同胞的暴行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连日收到全国各地机关干部、战士、学生、青年与各阶层人民的来信，愤怒抗议英帝国主义最近在香港无理捕杀我爱国同胞的血腥罪行，并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
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李群等三位同志在来信中说：英帝国主义敌视中国人民，最近更“从非法逮捕陷害发展到公开地血腥屠杀我爱国同胞”。对于这种暴行，“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警告英帝国主义者，我们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再爬在我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的张春生等十二个同志写道：“我们没有忘掉历史上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我们今天更不能容忍新的暴行与血债。”志愿军荣誉军人汪祚明同志在来信中说：“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犯的”，英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暴行的严重后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广大读者在来信中一致表示誓为香港爱国同胞的后盾，并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倍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反击与粉碎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阴谋。内蒙古的读者陈绍商说：“我们决心全力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二年级全体学生在来信中说：“我们坚决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我们一定要把‘三反’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思想从人民教育的阵地中清除出去。”解放军炮兵某部文化训练班的徐墨陶同志来信写道：“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我决心在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完成一九五二年的文教工作任务。”皖南屯溪市人民政府余百川同志坚信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在祖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之下，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石景山钢铁厂
应检查供应课楼房工程
编辑同志：我们检查福隆营造厂时，发现该厂奸商有偷工减料、套购物料、偷漏税款等行为。其中石景山钢铁厂供应课楼房工程是被奸商盗窃最大的一个。但石景山钢铁厂领导方面在反贪污运动前后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在该营造厂的墙上，挂着一面石景山钢铁厂基本建设处赠送的锦标，上面镶着这样几个字：“提前完成任务，为新中国增加财富！”对盗窃国家财富的奸商竟加以表扬，可见石景山钢铁厂某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当我们派人和石景山钢铁厂供应处联系时，该处一位姓马的同志竟说：“我们的摊子大，没有功夫顾及这样‘小’的问题。”但据我们检查的结果，证明这绝不是“小”问题，只奸商在这个工程中偷工减料一项，初步已查出的就在一亿元以上。我们希望石景山钢铁厂领导方面切勿轻轻放过所谓“小”问题，应迅速予以检查处理。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二一六三检查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海伦县被服业有些奸商残酷剥削学徒
编辑同志：黑龙江省海伦县被服业有些奸商残酷剥削学徒。这些奸商抓住学徒要求学习技术的心理，创造了“教快徒”收钱的办法。春林洋服店经理崔凤阁，以三个月教会学徒为钓饵，让学徒孙文秀付了三十万元“教快徒”费。但孙文秀作了很多天的零活后，就被崔无理地开除了。还有几家商店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几家商店的学徒，学习已快满，但没有学会做衣服。有的奸商违犯劳动法，损害学徒健康。同意祥号经理张守增，经常令学徒常殿魁工作到晚十二点钟，有时一直作到天亮。有些奸商限制学徒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被服业工会曾召集学徒开会，店主们提出各种藉口阻止他们参加。奸商于永江竟说：“你们学徒不是工人，怎能参加工会，你们参加后开会一多，我就不要你们啦！”他还不让学徒休息，使学徒无暇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要求政府处置这批奸商，保护学徒的利益。丁克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人民银行平原省鱼台支行干部
违法盗卖救济粮应受惩办
编辑同志：一九五零年平原省鱼台县春荒严重，省人民银行单县中心支行为了支持灾民生产，在二月间曾拨给鱼台支行贷粮豆子约六十万斤。但这批粮食运往鱼台时，中途遇着大雪，等运到鱼台后，也没倒晒就入了仓。这事被坏分子董希言知道后，他就勾引鱼台支行通信员王荫明（现任该行出纳）同谋盗卖，对王说：“豆子经雪一打，又没翻晒，准涨秤，咱们从中弄两个花花吧！”结果盗卖了一万斤，得款一千万元；王分得五百五十万元，董得四百五十万元。到三月间，董希言又勾引该行经理戴恩朗（现单县中心支行发行库主任），同谋盗出豆子约二万三千多斤，投入鱼台东关吕兆文油坊作资金。他们怕事情泄露，又分给了王荫明三百五十万元，叫王保守秘密。此后戴、董还盗出豆子约三万一千多斤运往谷亭镇变卖，得款三千多万元，由戴、董、王三人平分。等到灾民来领生产贷粮时，戴恩朗就乘机用减少份量、掺杂霉烂豆子等方法来欺骗灾民。我建议严惩这些贪污分子。
郭信民
第2版()
专栏：
山西省崞县供销合作社
忽视防旱抗旱春耕工作 盲目制订春季供应计划
编辑同志：山西省崞县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盲目制订供应计划，不关心防旱、抗旱、春耕工作，引起社员群众极大不满。该社事先不作深入调查，又不和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就盲目地制订了春季供应计划，因而不能满足社员的实际需要。如全县共需小麦拌种酒一万三千斤，但只预算一千斤。原来只准备供给果木区用的湿性滴滴涕，他们却分配给全县九个区。在全县水利代表会上，群众要求供给二百一十辆水车，但在计划中只订了六十辆。玉米脱粒机、打稻机等现在根本用不着，但他们却把它列入春季供应计划中。更严重的是，政府已把药械、肥料由省拨到专署，崞县供销合作社还不知道这回事。他们对帮助群众推销土产工作，也没有很好注意。
以上事实，说明崞县供销合作社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很严重的。他们既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又不了解具体情况，这将严重地影响春耕生产，应该立即纠正。
张波涛 郭良栋 关仍吾 徐丙炎 张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