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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彻底清除对“老资格”的错误观点
我们的革命能够获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我们的党拥有着千千万万对革命事业抱有无限忠心的革命干部，在这些革命干部中起骨干作用的是久经革命考验，在各个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老干部代表着我党的优良的传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最高荣誉。斯大林同志是这样看待老干部的，他说：“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底一笔大财富。他们拥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即领导方面的丰富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锻炼，深谙事理的知识，确定方向的能力。”（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从老干部身上大家可以学到榜样；学到经验。运用这些经验，就可以避免重复过去的教训。
我们大多数的老干部，都是斯大林所指的那样的人物。他们耐心地培养新干部。新老干部的亲密团结，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推进一切工作向前发展的保证。
但是，这是不是说一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个个都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成熟呢？应该说，大部分是的或者是接近于这样的，但也有一小部分，因为背上了“老资格”的沉重包袱，日益落伍以至堕落了。这一小部分人不是像照斯大林所说的，具有“领导方面的丰富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锻炼，深谙事理的知识，确定方向的能力”等基本条件，他们仅仅是在党内外以“老字号”的特殊人物自居，发展了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在革命胜利以后，这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蚀而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他们的错误行为，被党内外群众揭发出来，他们受到了党纪制裁和法律制裁。根据报载，现已被开除出党或依法受到惩处的老党员有刘青山（前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前天津地委书记）二人均已处死刑，戴季英（前河南省开封省委书记）、卜盛光（前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王盛荣（前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易吉光、周季方（前武汉市副市长）、邓赤（前中国百货公司东北分公司经理），韩永赞（前沈阳工商局局长）等。虽然，他们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已经足够说明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的严重性。
党的组织应当领导党员讨论报上已经发表的这些材料，认清这些人堕落蜕化的严重性质；分析这些人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从思想上划清阶级界限，这对于肃清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有帮助的。
有些同志觉得这些蜕化分子曾是“老资格”，便对他们抱有“怜悯观点”“可惜观点”。这是一种右倾的思想。这些蜕化分子在过去的确是“老资格”，但在今天他们的老资格已经蜕化变质了。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说：“经过长年革命斗争锻炼过来的革命者，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成为很好的老练的革命家。”这些人过去虽然作了不少工作，但在实际斗争中他们没有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加强自己的革命修养和锻炼，因而长期背上包袱不能大踏步前进。如戴季英虽然参加革命很久，但是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品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刘青山、张子善长期地压下欺上，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王盛荣同样也是屡次犯过严重错误而不改正的落后分子。这些人爬上了负责的位置后，便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忘记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不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保留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剥削阶级意识。革命胜利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猛烈进攻和阶级斗争更加剧烈的条件下，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更加抬头，他们恬不知耻地以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现在已到了作威作福的时候。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既然十分薄弱，自然也就经不起考验，结果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战胜，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例如东北区百货公司经理邓赤就曾说：“老子革命二十年，出生入死，好容易有了今天。”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本质的表现，表示他们的革命性的完结。因此，他们的革命历史是早已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掉了。认清这一本质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从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把他们看作阶级的异己分子。而不会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怜悯观点”“可惜观点”。
有些同志认为这些蜕化分子虽有严重毛病，但无论如何过去对党是有功的。因而发生了“将功抵罪”的想法。但是共产党员从来是不应当把功劳只记到个人账上的。革命是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斗争。一切胜利都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工作成果都是集体力量的创造。共产党员为党为革命作了自己应作的工作，这有什么可以居功的呢？就算他们有着一定的功劳吧，但是，事实证明：只看到“有功”这一面也还是不对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猛烈袭击下，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党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矛盾。他们正是凭着自己“有功”，作为“资本”来对抗和破坏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他们说：“老子们打下了天下，小子们享福”，又说：“别人不敢闹，我敢闹”，“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他们任意胡作非为，培植个人势力，实行家长统治，压制民主，肆意打击党内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陷害好人，压迫人民群众。发展了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并无二致的剥削阶级的作风，刘青山、张子善打击了代表党的正确原则的天津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借以掩盖他们可耻的叛变行为。周季方、宋瑛打击了孙麦龄等坚决同他们错误行为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和纪凯夫等进步群众。戴季英到处攻击河南省委，“提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因而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见中共河南省委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易吉光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期内收留并重用了曾任伪专员的中统特务和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的伪县长、恶霸、伪警察刑事队队副等，他实际上是和这些人结成了反革命的集团。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而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在资产阶级进攻的条件下，这种腐朽的个人主义必然要同资产阶级思想结成一体，成为资产阶级从内部来夺取革命堡垒的最便利的工具。纵容了这些人的错误，便是助长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就会有亡国亡党亡身的危险。这是问题的实质。既然他们过去的“功”已经完全抵不了今天的“罪”，因此，把“功”和“罪”平列起来的看法正是模糊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的右倾错误思想。
也有人认为：邓赤、王盛荣、卜盛光这些人的蜕化主要是由于生活不检点。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人在进城以后，由于他们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结果，必然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因而发生了品质的变化。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弱点来腐化他们，然后，再利用他们的“职权”，利用他们的“老资格”作为护符来组织盗窃国家资财的集团，进一步向国家和人民举行严重的进攻。罗荣春所领导的东北医药公司完全变成了私商投机倒把的机构，仅就他们投机取巧、偷漏国税一项来说，就使国家损失了前东北币四十五亿五千万元。东北区百货公司邓赤盗窃国家的铁和各种机器，伙同奸商开工厂，还以他儿子的名义向私商投资入股。蜕化分子把这些“股份”、“工厂”、“商店”作为自己将来公开叛变革命，投靠资产阶级的“后路”。王盛荣到处吹嘘“有色金属工业是摇钱树”，有色金属管理局“看一两亿元像吃饭掉下的米粒一样”。这些国营企业成了贪污犯和盗窃犯的王国，当然也就不能不改变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变成资本主义的“摇钱树”。资产阶级从生活上的腐蚀，使他们陷入资本主义无底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使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受到严重的危害和影响。能够说这是生活问题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在各方面，在自己全部活动和生活中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伟大列宁的教导。卜盛光等人背叛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因此，他们便只好堕落为资产阶级分子了。
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小部分老干部蜕化变质的沉痛教训中得到深刻的说明。每一个同志都应当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不确立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并全心全意地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到底，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可以完全腐蚀他，以至断送他的光荣的斗争历史，使他身败名裂，成为敌对阶级的一分子。
共产党员保持自己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党性，同一切错误观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迷失路途的危险。蜕化分子正像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中央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结论中所说的，是“不稳固地坐在布尔塞维克的四轮车上的人”，他们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来保持车子的平衡。结果，也正如斯大林所说：“车子一转湾，你们看，便有人跌出车外去了。”共产党员应当接受这些教训，警惕起来，在一切问题上都要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要在反贪污、反盗窃的斗争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进行思想改造。应当时刻记住：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下统一起来的队伍，党是在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有着铁的纪律的部队。因此，我们绝不能姑息、迁就以及容忍任何一个蜕化分子。蜕化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党对这些人的唯一手段就是坚决地开除他们出党，如果他们犯了法，则交由政府按其罪行给以应得的处罚。这是符合于党章的庄严规定，是符合于党、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并使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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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对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在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
编者按：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委员石凌鹤，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共产党员，但在他的工作中严重地表现了腐朽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本报已于二月二日“文化生活简评”栏进行了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在对石凌鹤进行了几次教育帮助以后，并于二月十日对石凌鹤的错误作出了一个初步的检查报告，这个检查报告业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并在江西日报上发表，以教育江西省文艺界。现将这个检查报告节录发表如下：
江西省的文艺工作，二年多来是有一定成绩的，这特别表现在全省的工农群众文艺运动方面。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省文联主任石凌鹤（共产党员）放弃了思想领导的责任。由于他对工人阶级的思想认识极为模糊，因此他就不能根据党的原则，严肃地对待文艺工作，没有把文艺工作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和思想工作；由于他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认真研究和学习，因此在执行中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和盲目性；又由于他自己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放弃了思想改造，因而和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阶级思想和平共居。在他的这种错误思想领导下，致使江西文艺界的思想呈现混乱，省文联机构失去了战斗的力量，其所属各个协会的工作根本没有开展。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巩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非常淡薄，闹宗派，不团结，自由主义的庸俗作风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在文艺界更形滋长，甚至在某些方面篡夺了领导地位，使党的文艺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对石凌鹤在省文联工作上的思想领导和工作作风，作了一个初步检查，现将初步检查情况分述如下：
一、忽视工人阶级思想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放弃了思想斗争
石凌鹤在文联领导工作上因对目前文艺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认识不足，所以对文艺界在日益滋长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熟视无睹，更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放弃了政治警惕和文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没有认真、严肃地看待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没有深刻理解这是一个不断的严重的思想斗争过程。而只简单地认为：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传达报告，几首歌曲的创作，即可以断定文艺工作者的“方向确定”和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确立”了。他缺乏群众观念，不使文艺工作直接面向工农兵，不相信工农兵的智慧和力量，长期满足于“通过知识分子作桥梁”的口号，不恰当地强调“必须经过各县中小学生”来“推动农民文艺运动”，而不是依靠农民来发展农民自己的文艺运动。在“江西文艺”上，也特别强调“对一般知识分子予以适当照顾”。这样，就放弃了领导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改造工作，就把文艺活动的组织工作错误地放到学生群中，把文艺刊物的对象错放到知识分子的身上了。
他从个人兴趣出发，孤立地进行戏剧改革，忽视对新文艺的领导。江西省文联二年来主要进行了两个工作，除了办文艺刊物外，就是改革旧剧。省文联在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戏剧改革的机构。石凌鹤不把整个文艺工作面向全省，面向工农，而把眼睛局限于城市，而且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小市民层的观众。他在戏剧改革政策上，也存在着右倾思想，助长了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对新文艺的主力队伍——军区文工团、省文工团，不依靠，不协助，产生了宗派主义，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不团结现象。
在文艺统一战线中，他不提出加强思想改造和展开文艺批评的必要性，却搞无原则的团结，并孤立提出“大胆创作”的口号。在这种错误思想领导下，江西文艺界的思想是非常混乱的，比如省文工团创作组吴硕昌在进行创作时，关起门来，模仿法国某作家，把衣裳脱得净光，桌上放着一盘点心，一盘糖果，一碗冷水，桌上乱堆着稿纸，一手拿糖果，嘴里喷着香烟，屋里烟雾迷漫。据说，他只有这样的创作环境，才会发生无限的“创作灵感”，这该是何等荒唐的事！而这却未受到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坚决的批判。当电影“武训传”在南昌放映后，省文联王莹写了一篇歌颂“武训传”的观后感，送给石凌鹤修改，其中曾写有：“肯定的讲，这部片子是富有思想性、阶级性和艺术价值的……”等语，送江西日报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求讨论和批判“武训传”的社论和文章后，江西省文联只召开过一次座谈会，会上石凌鹤承认王莹写的文章的内容，大部分是自己的论点。王莹对此文写了一篇检讨，又是送他改的，他却未公开用文字作任何检讨。做为一个江西省文联的负责人，自己曾写了歌颂“武训传”的错误文章，不进行深刻的检讨，不积极领导文艺界展开讨论，这和他的一贯的错误思想，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是相联系的。
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许多文艺作品思想内容发生错误
“江西文艺”和“新文艺”这两个刊物，都是在一九五○年六月创刊的。二者无显著分工，都办了，却都未办好，特别是以石凌鹤为“发行人”的“新文艺”上经常登有“要人行踪”，石凌鹤到那里去，都在上面发表消息，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吹吹捧捧的恶劣作风。这个刊物对石凌鹤本人的作品——“七巧姻缘”，更是大加吹捧，单是新闻前后就发表了十多条。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这个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石凌鹤个人吹嘘而办的。“江西文艺”从它出版的三卷十八期的检查中，虽然发现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这个刊物的思想性不高，刊物的编辑部未能把它看成是思想工作。因而发表了相当数量内容有毒素、有错误的文艺作品。江西省文联对“江西文艺”缺乏思想领导，“江西文艺”编辑部的工作不健全，编委会徒具虚名。刊物的方针和服务对象都极不明确。编辑部内部政治空气稀薄，无计划、无检查，未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刊物和读者联系很差。他们常把别人对“江西文艺”的正确批评当作是对江西省文联“抱成见”“有意找岔”，这样便拒绝了有益的批评。至于向工农读者征求意见，则更是从来没有。
该刊编辑部人员的工作态度不严肃。刊物成了他们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园地，工农作品很少，即有也是点缀门面。编辑人员把刊物看成了是一个小集团的工具，讲“友情”，讲面子。一个编辑改换了六个笔名来发表作品。编辑人员对于给通讯员修改稿件的任务，基本上未担负起来，却把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匆匆忙忙地去为稿费从事创作。这样，怎么能够集中精力把刊物办好呢？又怎么能避免不产生粗制滥造的作品呢？
“江西文艺”上所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多半是工作总结性的大块文章，很少针对当前文艺界思想问题来写短小批评的文字，有些文章论点非常错误。二卷五期刊登了该刊编辑王克浪“学习与运用民间语汇”一文，说什么“语言有阶级性”，经过江西日报批评，王克浪并不接受，反认为这是“江西日报与省文联有成见”，因王克浪是“江西文艺”负责人之一，便擅用职权，不顾编辑部其他同志的反对，继续又在三卷一期上发表了齐谷的一篇文章，来支持和维护他的错误论点，以图抗拒报纸批评。这些文章石凌鹤都是看过同意发表的。直到北京“文艺报”发表了批评文字之后，王克浪这才承认错误，写了检讨文字。
“江西文艺”所发表的创作中，不少是看不出任何时代特征，看不到社会和人民生活的任何发展和变化的。在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没有阶级观点，或敌我界限不分，丧失立场的。在反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作品中，如“丁大妈想通了”“镇压”“谁是敌谁是友”等剧，有的把翻身后的贫雇农写成了“保护特务”的人物，有的把群众在不了解政策时，最初产生的思想顾虑或怀疑，写成了“对抗”人民政府的思想和行动。在反映土地改革后农村的新气象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歌颂小农经济生活的美满，很少给农民指出爱国增产合作互助的前进道路。上述等作品的作者差不多都热衷于离奇故事的追求，表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在表现手法上，沿用了非现实主义的手法。人物互相间，瞒、骗、偷，写得一家人你不信我，我不信你，如同捉迷藏一般。并错认为这就是所谓“戏剧性”“戏剧冲突”“生活矛盾”，实际上这是完全歪曲现实生活的写法。在改写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中，表现了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在石凌鹤带头写的“七巧姻缘”“嫦娥”“岳飞传”三部作品中，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更为明显。这三部作品其中包含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在“七巧姻缘”
（发表于“江西文艺”）中，用陈词滥调来填写唱词，把神话故事和现实斗争生活生硬地“结合”起来，在该剧中大写天堂，把神话变成迷信来宣传。在“嫦娥”（发表于“新文艺”）中，更充分地流露了作者本人十足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及恋爱观点，满篇是：“御花园，夜深沉，凉风乱鬓，柳梢头，秋瑟瑟，天籁清音”等不堪入目的语句。在“岳飞传”（发表于“江西文艺”）中，把岳飞写成了“天生贵子”和“凡人”不同，并把当时农民起义的领袖杨么写成“湖寇”而“平”之，认为这也是他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这是非常错误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
三、工作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作风庸俗腐败，铺张浪费十分严重
石凌鹤在领导江西省文联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个人作风庸俗腐败，力求铺张。石凌鹤背了一个“老党员”的包袱，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他经常藉口“工作忙”而不出席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有关工作会议，对上级指示及政策精神，不研究，从兴趣出发做工作。很多工作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省文联政治空气淡薄，民主未发扬，批评自我批评未展开，致使党的组织生活庸俗化，党员干部也互相不团结。反革命分子陈文龙被捕后，因石凌鹤过去认识他，竟要季夫民（党员，原江西省文联秘书处长）写信去慰问或保释，季夫民不答应，石凌鹤竟批评季夫民为“不服从组织领导”，这完全是丧失立场的行为。
不仅如此，他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腐败作风。他把他的“七巧姻缘”“嫦娥”“岳飞传”三个创作，称为他的三部曲。在总结“七巧姻缘”观摩公演时，石凌鹤为自己大吹一顿。“嫦娥”一剧，唱词是用的古文，观众完全听不懂。因为内容引不起观众的兴趣，便从铺排灯光布景上下功夫。在他的影响下，南昌各剧院讲究布景的风气，一时兴盛起来。至于“岳飞传”的场面更是“宏大”，共六幕二十场，结果无法演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时，他计划演戏，戏中使鲁迅先生出台和徐懋庸等论战，并想利用灯光的变换，连续映出恐怖场面“人吃人”，经江西省委宣传部批评才未演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石凌鹤又为他的父亲作八十大寿。一方面发出启事，广征贺寿的诗文，一方面将他父亲从满清光绪年间直到解放后所写的一些旧诗词，汇印成册，分赠各界人士。此书是替封建阶级的反动思想作宣传的，其中除游山玩景、赏花弄月、复古卫道、天伦叙乐、互相唱和的诗词之外，还对石凌鹤及其弟弟极尽吹嘘之能事。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诗中曾有歌颂“中美邦交”，并向美帝献媚，诽谤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还有歌颂吉安一大地主兼官僚资本家“慈善人”康文卿的。这一举动，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石凌鹤的腐败的思想作风，和丧失立场的行为，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和具体表现。至于石凌鹤在其和某女同志不正当的恋爱中所写的情诗，更有所谓“不顾任何危险，不顾雨暴风狂，为了追求美丽的海燕，冲毁一切阻挡！”及“冲破黑暗和恶势力”等语，表现了他对组织纪律的抱怨和顽抗情绪。
石凌鹤在工作作风上，力求铺张，到处摆摊子。“江西文艺”所收回来的钱近一亿元，从未上报过，有许多报销不了和不合开支制度的费用，经他一批便挪用了，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清账。
此外，石凌鹤在用人上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不通过组织手续，从私人感情出发，甚至让一些政治面貌不清、汉奸、特务、地主恶霸都乘机混进了省文联的机关里来，严重地丧失了革命立场和政治警惕性。据统计，二年来经他个人私自介绍者先后有十人之多，分别安插到省文联机关、农场、赣剧团、地方剧团和省文艺干校等处工作，其中章浩如曾当过伪县长，因有血债，已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综观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江西省文联的领导上，已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袭和腐蚀，失去了战斗力量。石凌鹤身为共产党员，又是江西省文联主要负责人，不仅没有和这种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相反地竟长期与之和平共居，这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长期在白区工作环境中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恶劣习气，未经过严格改造锻炼，不努力政治学习的结果；而解放以后，又不重视思想改造，而是以“功臣”自居，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等思想仍在发展，他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乏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不研究党的指示，不坚决倚靠党和人民群众，拒绝批评自我批评，才有这样的结果。石凌鹤必须深刻地彻底地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加以批判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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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得冠冕堂皇，干的卖国勾当
华君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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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责任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王绍鏊
三年来，资产阶级不断地猖狂地向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进攻，这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了。我们可以信手举几个例子：
一、一九四九年一、四、七、十一月间，曾经发生四次物价大涨风，其中尤以十一月份这一次涨风，范围最广（遍及全国），时间也最久。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向人民政权进行猖狂的进攻。他们当时在上海看到纱布很多，粮食不足，即以囤积粮食为手段，举行进攻；在武汉看到粮食很多，纱布不足，即以囤积纱布为手段，举行进攻，这样，就使物价发生波动。直到政府调集物资，全局布置，才把这种进攻打退。
二、一九五○年春节，资产阶级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掀起物价涨风。上海粮商竟欲将米价从每石二十七万元提高到三十三万元，政府不允许，粮商即拒绝供应粮食。好在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粮食，足够充分供应市场，才将粮价压平。但因资产阶级多方面的进攻，其他物价，仍发生一些波动。
三、一九五○年春季以后，全国财政统一，现金收支及物资出纳均已接近平衡，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市场的投机操纵力减少，使物价转向平稳。但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乃又变更方式，从其他方面继续进攻，如上海及其他各地工商业家抽提资金，逃避国外，企图造成工商业的萧条，并将这个责任全部推到人民政府身上。
四、一九五○年夏，政府为了调整公私关系及减轻税负，曾召集私营企业代表（即资产阶级），让他们参加税务会议及各种专业会议，讨论调整税则税率，并决定“以销定产”的计划，首先扶助纺织工业及机器工业，竟有参加机器定货会议的资产阶级代表，探知政府定货计划后，即电嘱上海机器业抢购五金器材，以致引起物价涨风。
五、自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并限定国营零售商业为粮食、纱布、食油、食盐、煤油及煤六种，又以加工、定货、收购、贷款等方式，扶助私营企业以后，私营企业遂日趋好转。一九五○年六月，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侵略朝鲜的战事发生，资产阶级鉴于海外航运将趋困难，乃抢购进口物资及五金器材，以致物价再起波动，幸政府早有布置，得以及时压平。惟白糖一项，存底较少，八月间资产阶级乘虚而入，以致糖价高涨，直到政府掌握了大批白糖后，糖价始得压平。足见资产阶级的进攻，无孔不入。
六、一九五○年秋粮登场，各地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购买力提高，工商业普遍好转。上海等处的资产阶级，即欲脱离国营领导，要求自由发展。对于政府的加工定货，拒不接受；或将工缴费提高，以牟取暴利。这种趋势，往后愈益明显，资产阶级竟欲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至于以行贿等卑鄙手段来腐蚀政府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及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以求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毋庸赘述。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虽然，这只是资产阶级犯法行为的极少的一部分事实），我们能说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发动猖狂的进攻吗？我们能说资产阶级没有违背共同纲领的规定吗？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是以工人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为领导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争取共同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的政治党派。因此，凡是违背或破坏共同纲领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反对。三年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进行猖狂的进攻，完全破坏了共同纲领，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全体会员，人人都有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责任，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站在反贪污和反盗窃斗争的最前线，否则就不能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也不能成为革命阵营中的干部。
有人要问：“民主党派内部，可否允许资产阶级的思想存在？”毋庸讳言，在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确还有人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我们民主党派都是接受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不问它分工在那一方面，都是负有自我改造以改造社会思想的任务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工人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必须先从内部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清除一切反动思想的污毒，然后才能够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这次反贪污和反盗窃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更前进一步。
反贪污和反盗窃运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一定要进行破坏和反抗的，他们在受到我们的猛烈反攻之后，就乱喊说：“既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为什么还要反我们？”甚至说：“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如消灭我们好了。”不错，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面，我们还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是资产阶级必须全心全意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遵守共同纲领，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和其他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就是这样）。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必须加以改造，不容许其自由发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思想，决不能容许停留或发展下去而不加以改造，否则我们的社会，非但不能前进，而且还会倒退。须知资产阶级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图的，假使他们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的话，他们是不会改造也不可能改造的。我们现在只要求资产阶级好好改造自己，并不要求消灭他们。这是用不着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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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才”
岳德安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土地上，要展开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就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干部，来担当起这个光荣的任务。这种技术干部的来源之一，就是高等学校的学生。
我们也知道，这些技术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人生观，否则就不可能负起这个责任。
可是，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某些教授灌输给学生的是什么思想？看一看他们是在怎样地“培养”人才？
别的不讲，只拿某大学的建筑系来说吧，虽然不敢说能代表全面，至少可以由此见到一斑！
这个系比较重要的课程是有关设计方面的，我们的某些教授是怎样地对待这门课程的呢？他们教学生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什么“美国标准”出发，公开地要求大家标新立异。自然，我们不反对创造，但是，那些虚无缥缈的设计，我们是不需要的。
有一回，教授要同学们设计校门。大家便根据目前的国家经济条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设计了一个简单、朴素的校门。谁知给教授一看，他却说：“如果四个柱子，两扇铁门就算是校门的话，那你就算不得建筑系的学生！”并且说这太“庸俗”、“简陋”，太没“趣味”。
既然实事求是的设计太“庸俗”，太没“趣味”；既然这样的设计者算不得他的学生；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才算“伟大”、“壮丽”呢？什么样的学生，才算是他的高足呢？
教授所赞赏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长方形的屋子里，没有整幅的墙，而用情调阴森的油画和半截矮墙隔断，矮墙上置各种石膏像，在一个角落里放一火热的壁炉，把床放在炉子和油画之间。据说这是“一边火热，一边阴森，强烈对比的矛盾心理”的体现。有个同学设计了这样的卧室：屋顶尖到三十度，而得到先生的赞扬，说这才是“富有想像力”，富有“趣味”的设计。
教授的“高足”就是这样的设计者：他们一会儿提出“以厕所为中心”，一会儿说要“孤立起居室”。就是这些使同学们感到有点“疯狂”的学生，受到赞扬，正如教授所说：“我心里很欣赏，评图时很想给他个‘A’”！
他们所追求的，不正是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标准吗？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的具体表现吗？
在这样的教授“培养”下，很多同学中了毒，他们不仅有浓厚的纯技术观点，向上爬的个人主义；而且有“享乐至上”，“唯利是图”等等的思想。某同学设计了一个圆顶居室：有很大的衣帽间正迎着进来的客人；有打着腊和奏着音乐的卧室，墙上挂着丝绒帷幕。这样，他向人介绍说：“趣味是很大的，这屋的主人可以安静地在整个‘楼上系统’里从事著作，累了，可以到阳台上透透气。”
这样地培养出来的“人才”，和我们所要求的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干部，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还有，我们的教授经常说美国如何如何。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说：“美国有个建筑权威，看见一只脚支持着的水果盘子，不是也能稳定平衡吗？于是他就设计了一座具有玻璃蘑菇顶的大厦，现在在美国成为名胜了。”在这个“故事”影响下，有不少同学为了成名，就拚命地找“灵感”，整天疯疯癫癫，弄得同学昼夜不安！
我们所要的技术干部，必须是能够和群众紧密连系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工作的人；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把自己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