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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议美国侵略者庇护和勾结日本细菌战犯、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潘震亚
美国侵略者在侵朝战争中陷入泥沼，坚持无理主张，拖延停战谈判。最近，竟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前后方连续不断地散布大批毒虫，自二月二十九日起，又屡次侵犯我国领空，在我国东北各地疯狂地散布细菌，并滥施轰炸扫射，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
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日本军阀早在我国干过了。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它吓倒，相反地，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军阀灭亡中国的幻想，协同苏军把日本侵略军队全部歼灭。中国人民已经昂头挺身站立起来了。
日本军阀不只对中国有过这样的多次暴行，它和德国希特勒军队一样，曾企图对苏联进行细菌战争。
希特勒在特莱布林克、迈丹尼克、奥斯兹姆、波兹南地方，设立了许多以活人作实验品的制造细菌武器的机关。因苏联武装力量歼灭了希特勒匪帮，才使人类避免了希特勒恶魔准备实行细菌战争的惨祸。
当苏军摧破德寇抵抗向西方锐进的时候，沿途经过上述各地方，曾发见那些细菌机关炸毁后的残遗痕迹，都成了烟雾迷漫的废墟。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哈尔滨平房站一带的“七三一”部队和在长春孟家屯的“一○○”部队，及邻近苏境的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等地方的支部，也有这样大规模的准备。他们并曾于一九四四年在苏联边界三河区各蓄水池施放过毒菌。一九四五年有一个日本的细菌队对蒙古进行过细菌军事破坏。并计划在苏境沃罗布洛夫、伯力、海兰泡和赤塔等城市使用细菌武器。由于苏军的神速而猛烈的打击，歼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关东军，才使人类免除了细菌战祸。
因此，德、日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暴行，迅速地被遏止了。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梶塚隆二、兽医处长隆笃和“七三一”、“一○○”部队细菌部长川岛、分部长柄泽、“一○○”部队细菌工作员平樱等十二个细菌战犯，企图逃往朝鲜汉城未及、都被苏军俘获就审。并缴获了关于以活人实验和计划细菌战争的机密文件多种。
日本军阀这样仓猝逃命，所有上述各细菌部队临走前都将其制造细菌的机关炸毁，欲图灭迹。有些炸毁不及，多年储积的大量毒虫、毒菌、毒鼠四处窜散。因此这些罪恶机关，遗害了我们东北的和平居民。
日寇投降缴械后，东北鼠疫蔓延。一九四七年最猖獗。十八个市、县共六百三十个村、屯的三万零三百二十六人染上鼠疫，死亡二万二千七十八人；一九四八年染上鼠疫的五千九百四十七人；一九四九年染上鼠疫的有一千九百四十九人。连年经苏联防疫队热心帮助预防和治疗，死亡率逐年大减。到一九四九年冬天才把遗毒肃清。
关内其他各省受日本细菌战祸毒害的更是无法统计。
这些用细菌来袭击人类、残杀中国和平居民的日本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在苏联伯力城举行的对十二名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充分说明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是有足够力量来扑灭罪恶滔天的战犯们的毒焰的。
据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判上述被俘细菌战犯的材料载：在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南京市伪地方法院检察处曾提出报告说：南京有一个“多摩”部队（按即“荣”字部队，也是石井创办的。广州还有一个“波”字部队），是日军中经常用活人进行凶恶实验的最秘密的机构。该部队在活人身上注射含有毒质的细菌血清，被其所害的人不可胜数。国际法庭很注意这个报告，当时要求代表伪国民党政府利益的美方控告人提供有关“多摩”部队更详细的材料。但是，美方控告人和蒋匪帮不只没有照办，就连苏方公诉人检察官侦审川岛、柄泽两个细菌战犯时该两战犯的书面供词（供词中有关于“多摩”部队的各种活动和石井在“七三一”部队内所作同样的罪恶实验，及在宁波、常德、金华一带撒播细菌的更详细材料，此项供词由苏方控告人检察官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也没有转交国际法庭。
肯南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文件提交国际法庭呢？苏联国家公诉人斯米尔诺夫在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演词说：“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力求妨碍揭破日本军阀骇人听闻的罪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四八○页）
我想：这个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阿瑟。他阻止了肯南没有把那些罪恶材料交给国际法庭。
他不只力求掩饰日本军阀的罪恶，并蓄意庇护他们，准备利用他们作今日侵朝战争的帮凶。
因此，苏联在一九五○年二月一日建议美、英各国把日本大细菌战犯天皇裕仁，“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曾继石井任过“七三一”部队长的北野政藏、“一○○”部队队长若松次郎和关东军参谋长笠原行雄五人，交付国际军事特别法庭审判。美国侵略者当时由于自己正在准备细菌战争，也置之不理。他们这样玩弄阴谋诡计，说明他们早就有了野心。
他们为什么一再庇护日本大细菌战犯呢？就是想利用他们的罪恶经验，准备进行侵略，挑拨新的战争。美帝国主义早就继承了希特勒、东条的衣钵，扩充一九四二年设立在华盛顿附近狄特里克劳区的中心细菌试验室的设备，网罗了大批德、日法西斯专家，研究并计划细菌战争。为此，并在各洲分设了许多细菌研究室。到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散布马铃薯甲虫，以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作物。
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起用漏网的和曾经为其庇护的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北野政藏三个大细菌战犯，以石井为首脑，在东京附近山区里设立了一个细菌研究所，利用他们的罪恶经验，加紧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准备实施的工作。
一九五○年冬季，美国侵略军被中朝人民部队击败南窜的时候，就散布过天花细菌。一九五一年三、四月间，美国侵略者并利用这批漏网的恶魔，在朝鲜元山港和巨济岛美国细菌登陆艇上，以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把成千成百的中朝人民部队被俘人员，作各种各样的细菌效能的试验。最近更利用细菌屠杀我们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以及我国东北的和平居民。
这一连串的暴行说明，美国侵略者不只庇护日本细菌战犯，并利用他们来做残杀人类的帮凶。它是中朝人民的仇敌、是全世界人类正义和安全的仇敌。
美帝国主义不只违背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远东委员会关于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并且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中国领空。这些野蛮行为，较之吃人生番还更蛮横；比日本细菌战犯在我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更属骇人听闻。美国侵略者对于这种鬼祟的暴行，自己也不敢公然承认，企图狡赖卸责。
美国侵略者无耻掩饰其罪恶的行为，使人更加愤怒。我们对它的暴行和阴谋，要提出抗议，号召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制止和扑灭这种滔天罪行，并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关于抗议美国侵略者挑衅的声明，严惩美国残杀人类的凶手，并追究那些帮凶的日本细菌战犯。
美国侵略者听着吧！
“今天捍卫和平安全的有千百万普通人们，有以伟大苏联为首的雄强民主势力阵营。这乃是雄强的和能于战胜一切的力量，这一力量能遏止住新战争的任何挑拨者，并能予以严厉的惩罚。”（同上材料五○五页）
这是苏联国家公诉人在伯力军事法庭控诉上述那些日本细菌战犯的时候，对新战争挑拨者的警告。那批细菌战犯，已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受到伯力滨海区军事法庭严肃的公正的判决。美国侵略者这种滔天的罪行，也将和他们一样必会自食其果。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学者的资格警告你们！赶快停止你们的罪恶行动。不然，你们就要和德、日法西斯匪徒一样，碰得头破血流，自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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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都是扑灭细菌的战士
中华医学会总会总干事 方石珊
我们研究细菌，是为人类消灭疫疠，近百年来成绩颇多，为人类谋幸福不少。反之，美帝国主义因为它侵略朝鲜的败局陷于无可挽救之势，再蹈日寇的覆辙，灭绝人性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作它垂死的挣扎。它培养病菌，使病菌饱含在适当的昆虫体内，然后用飞机把这含有病菌的昆虫投在我方地面。昆虫喜好温暖，在寒地上尤其喜好投入人体，传染它所含的病菌于人；人再相传，“疫疠大流行”在所难免了。用这种方法并可杀害其他生物。美帝国主义的企图如此，凶恶已极，实在连野兽都不如。中朝人民无不恨之入骨，全世界稍有良心的人也无不愤怒填胸。美国侵略者不顾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警告，竟敢一面抵赖，一面扩大其罪行，延及我国东北。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检其所投昆虫，证明了虫体含有病菌。因此我们自应更加警惕，严予戒备，部队以外民间住户尤须了解预防传染方法，才能保家卫国。我国国内在国民党匪帮反动统治时期，鼠疫、霍乱、天花等病年年相继发生，且都十分猖獗；解放后，霍乱绝，鼠疫罕见，天花也已大减了。我们能够这样预防传染病，是因为依靠了群众；群众组织越强，预防传染的力量就越大。所以，无论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凶恶的企图，我们都有方法粉碎它，只要群众立刻组织起来。我们——细菌学者和医药卫生及其他科学工作者——都是扑灭细菌的战士，在中华医学会总会傅连暲理事长号召之下，或已奔赴前方，或已参加后方工作，或已报名登记，没有登记的也应赶快报名；我虽年近古稀，也不甘落后，愿跟群众一同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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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违法资本家对我的陷害
南京汇文女中学生 李雯
我是南京汇文女中的学生，我控诉违法资本家断送我一生幸福，欺骗我、利用我勾引干部的罪行。我向每一个正直的人，向每一个同学控告违法资本家陷害我的罪行！
我母亲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浸透了的人，她嫌我父亲是个小职员、嫌他穷、没有名誉、地位，闹着离了婚；带着我嫁给一个开布厂的人，因为人家说他是个“很会赚钱的人”，这就是我的继父周孝田。
周孝田和我母亲看到卖鸦片比开布厂更赚钱，为了赚钱，他们不顾伤天害理，就去做鸦片生意。
在学校里读书，我知道了鸦片是害人的东西，当我渐渐知道了家里正是做这种害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为他们感到耻辱，在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但家里他们只要有钱赚，他们就高兴、就不管这是损人利己的罪行！
解放以后，他们依然干着这丧尽良心的勾当，一九五○年，饮虹园派出所发现了我继父和母亲的违法行为，我的母亲和继父为了继续进行危害人民的勾当，他们就欺骗我，暗地里利用我做勾引干部的工具。
先由我母亲和附近的户籍员苏东晋的妻子勾结好，千方百计地引诱当时饮虹园派出所所长潘炳生
（现已调职房地产管理局）到我家里来，要他认我母亲做“姨娘”，我母亲就要我和潘炳生接近，我们一讲话她就走开了。我当时才十七岁，不知道她们是利用我去勾引干部，我听母亲夸赞他为人好，是个“革命干部”，潘炳生也说自己是个党员，跟我谈政治理论，我觉得他很进步，加上妈妈为她自私的目的而加以支持，就对他发生了感情，那时，我记得母亲看我和潘炳生的感情很好，就问他：“潘所长，我们的事要你多多帮忙啊！”他说：“那不要紧，你们已经彻底坦白悔改了，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想起我在那些被利用的日子里，真像作了一场恶梦：母亲对我的态度从来没有那么好过，潘炳生说他很“爱”我，我以为家庭经过潘炳生的影响，真的是“彻底悔改”了，我感激潘炳生，信任他，把美丽的理想和他商量，希望他帮助我家里从今后好好地做正当生意，希望他帮助我进步，我争取将来参加青年团。但，过了不久，家里忽然不准我和潘炳生接近了，我痛苦，不忍和潘炳生断绝感情。他们晚上就拿木棒打我。这时，我发现家里居然还在做鸦片生意，我决意离开这个不光荣的家，我找潘炳生支持我，问他：“你对我家里卖鸦片的看法怎样？”他吞吞吐吐地不回答。我开始对他怀疑起来，我追问母亲，当初为什么让我和他好起来。
这时，我才弄明白：我家里为了怕因卖鸦片的事受到人民的制裁，利用我想进步的心情做为他们勾引干部的工具，瞒着我设好圈套，串通户籍员苏东晋的妻子，要替潘炳生“做媒”，第一步是让潘炳生来和我“互相了解”，目的是要潘炳生把这件案子压下来，等到我和潘炳生发生感情以后，他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因此就要把我“收回来”。这时，我想起母亲还送过钱给潘炳生，送羊毛衫、月饼、棉鞋、拖鞋……这不是行贿是什么？潘炳生正是在资产阶级进攻之下变成了一个贪污分子，他后来从饮虹园派出所调到房地产管理局时，也贪污了收音机等许多东西，我知道自己受了欺骗！我想起家里向我说过：“我们辛辛苦苦，还不是为了把你教养成人”。继父和母亲平时说“心疼”我这个女儿，难道利用我做他们勾引干部的工具就是教养？就是爱我疼我？我痛心我在这个无耻的圈套中，还真心真意想潘炳生帮助我进步，希望在他帮助下参加青年团！我恨我的资产阶级家庭是这样恶毒，这样卑鄙虚伪！我发生感情的对象又是这样一个堕落腐化的贪污分子，在绝望中我曾企图自杀，可是一连三次都被家中发现，他们不愿意失去一个“有效”的工具，不让我死。
多少日子来，我把这件事埋藏在心底深处，我害怕再被利用、再受欺骗，我看到同学们活泼愉快，我总是感到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心情总是沉痛的。
反盗窃运动展开以后，经过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教育并得到同学们的帮助，使我认清了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他们为了钱，不但可以无耻地利用自己的女儿，做为勾引干部腐蚀革命的工具，他们还暗害我们“最可爱的人”。我看清了可耻的奸商，他们为了唯利是图，不惜放弃经营布厂去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我再也不能忍耐了，再也不能让违法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卑鄙无耻行为来害人了。我是毛泽东时代的儿女，我坚决检举了贩卖毒品、毒害人民的父母，检举在违法资本家进攻下变成了贪污分子的潘炳生！
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痛苦中挽救出来，要不是展开反盗窃运动，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被违法资本家陷害到什么程度！当我想到违法资本家那些损人利己的卑鄙罪行时，我痛恨！我愤怒！我要坚决站到向违法资本家作斗争的最前线去，为了报答可爱的祖国和毛主席对我的挽救，为了我和所有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们永不再受陷害，我要检举我的违法父母，我要控诉他们给予我的屈辱，我向一切正直的人们，向全市广大同学们，教师们，姐妹们，控告违法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毒害人民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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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违法资本家
方成 锺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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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除我们自己的思想污毒
金克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高等学校展开以后，揭发了不少可痛心的不合理现象，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已进一步显露出产生这些现象的思想。
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恶劣的市侩思想，在高等学校教师的头脑中还严重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已。
把学术当商品，用种种商标做广告；个个都自命“世界第一”“独步全球”；而标准又无非是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字招牌“舶来品”；贩卖知识，广求销路。这都和商人行为同出一轨。
抢先把英美新书杂志霸在手中，“零趸批发”，大吹大擂，以为独得之秘；介绍参考书独不介绍自己所依靠的秘本；搜罗材料，唯恐人知，当作
“家传秘方”。这岂不是“囤积”“独占”？
为了争“第一”，当“专家”，就钻冷门，人弃我取，然后“买空卖空”，“物稀为贵”，稳坐第一把交椅，“独占鳌头”。这岂不是怀“奇货可居”思想的大贾？
论文以“出口”为荣，揣摩资本主义国家主顾的脾味；或则东抄西袭，多多益善，四处发表，广作宣传；姓名必须显著刊登，稿费不惜斤斤计较；只顾推销，不管读者。
学术研究本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对他人的成果常隐匿不提，而对自己的补充就夸为独创；同一字号便标榜“吾师”、“吾友”，不同字号便声明“谨防假冒”；各种“王麻子”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不是在对人民的贡献上竞赛，却专爱听“耳报神”刺探别家字号“存底”；于是就有一些“跑合”东奔西走，使别家字号关门，本号扩充，广设分店。
对学生夸自己教的课程重要，就一定要指摘别人，而且把学生的职业出路当做重要性的主要证明；把学生看成顾客，把同事看做竞争销路的同业。
只顾自己名利，不管教学结果，甚至拿学生当自己研究的实验品或助手，忘了他们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干部。看国家人民利益时都要通过自己利益的眼镜，一旦公私不能兼顾，就不惜损公利私。旧货滞销就长吁短叹，甚或乱贴商标，冒充新货出售。费尽种种心机贩来的学问只作为商品，自己的头脑只作为货栈，“自由竞争”、“倾销”、“惜售”，成了日常生活习惯，却不知世界已经换了面目。
这种种情形还不该在工人阶级大喝一声之下猛醒过来么？
资产阶级为盗窃国家财产用“糖衣炮弹”攻打我们的革命干部，而我们教师们却被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污毒所支配，也不自觉地天天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去影响未来的国家干部。这是可以容许的么？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珍惜学生，珍惜自己，快些消除我们自己的思想污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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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反贪污运动
中国协和医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热烈地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清洗美帝国主义所留下的污毒。许多教授、大夫自动报名参加了检查组；医护校同学胜利地完成了清点全院物资和账目的任务。许多人牺牲了睡眠，耐心地查完了每一笔“糊涂账”。在库房里，他们从混乱的物品堆里，把成万的试管整理了出来。外勤工作人员连夜在外边进行调查。
从目前已被揭发的许多贪污事实来看，协和的贪污现象是极端严重的。从上到下，几乎每一部门都有。贪污分子中不仅有职员，而且还有教授。某些贪污分子本身便是商店、工厂的老板或直接和奸商勾结着。
在协和的“碧瓦宫殿”下，掩盖着大量的肮脏污秽的东西，正像协和的人们所说，“协和是满山藏虎，遍地是鼠”的地方。号称旧协和四大金刚的总务长陈剑星，库房主任蓝玉田，出纳科主任张沛泉，前人事室主任王相文和庶务科主任梁人和，都
一一被群众检举出来。大老虎陈剑星，梁人和，张沛泉都已被停职反省。在协和，贪污分子可以从容地把整箱的药品从药房里偷出；可以把整百疋的布从布库里偷走。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仓库的偷仓库的物资，管器材的偷器材，管药品的偷药品，管理病人的偷病人的东西……
该院脑神经科副教授冯应琨，是一个大贪污犯，侵吞敌产（战犯关麟征房产）达二十亿元。在反贪污运动开始后，他知道自己的犯法行为是无法隐瞒下去的，便自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机务处总工程师、大贪污犯张承平，在协和任职已二十年，仅在解放后即先后偷盗了院内两亿多元的物资。他刚进协和的时候是一个没有钱的人，现在已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工厂的老板了。从他家用的抽水马桶直到工厂用的各种机器，没有一件不是协和的。并且他还一手培养了一只专修协和电气冰箱的“大老虎”沈永昌，两人以“师徒关系”为名，狼狈为奸。这只老虎爪子就偷盗了一亿一千多万元。庶务科朱清寿，三十年以前就开始在协和担任司账员和庶务科采购员，一贯有贪污行为。协和被人民政府接管以后，他毫不悔改，继续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他勒索回扣，收受贿赂，并和奸商勾结，合伙贪污。仅在一九五一年和私商成交的三十亿元中，朱清寿就从中盗骗人民财产四亿元，这还是初步统计。反贪污运动一开始，他和所有有关商店订立了“攻守同盟”之后，便卑鄙无耻地向大家具结：“若有贪污可以割脑袋”。前库房副主任林福滔，原是一个经纪商人，协和复员以后，他由库房主任蓝玉田介绍到库房工作。在蓝的扶植下他被提升为副主任，掌管全部药品和贵重的玻璃器材。林福滔于是获得了更多的盗窃机会。他利用一切方法偷盗了大批的贵重药品、生物染料、玻璃仪器、手术器械等。当反贪污运动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只贪污了二千八百元。群众围剿他的时候，他竟想用宗教的外衣来掩盖他的罪行，他说“自从我信了主就再也没有偷窃过。”但经过群众的揭发以后，他终于初步承认了偷盗价值一亿三千余万元物资的罪恶行为。急诊室护士长李维纲，是一个贪污成性的人，从纱布、绷带、注射器、体温计一直到病人尸体上的衣服，没有一件东西他是不偷的。手术室护士长杨规铮，也是协和人们所共知的一个贪污犯。在反贪污运动前，她就被人检举出来。在运动开始后，她还打着“上帝”的旗帜，硬说别人诬蔑她。以后她更装疯作傻，住到精神病房去避风。尽管她怎样狡猾，在铁的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行为。在手术室她偷盗了各式各样的物品，例如外科手术用的精致的小针、肠线和橡皮手套等。她除在主任大夫施手术时拿出一两个好针外，在别的大夫施手术时只是拿出一些生了锈的旧针，以致在给病人缝肠子时，甚至把病人的肠子弄破，但她竟不顾病人的死活，贪污了一百多个精致的小针。外科大夫施手术用的肠线，是用外汇从外国买来的。许多大夫一寸、一分的把肠线节省下来，但杨规铮却偷盗了二千三百多支肠线。大夫们对于施行手术用的橡皮手套是很爱惜的，不肯随便使用新的，但杨规铮却贪污了一百五十二付。此外更有不少护士偷病人的药。仅护士韩玉智一人从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今年一月，就用打生理食盐水针和把一个人的药给两个人用的方法，偷了三百多瓶青霉素和链霉素。
在运动中，协和的另一黑暗面也被揭发了。库房主任蓝玉田，管了几年的库房，但是他不知道全院到底有多少库房。人们问他的时候，他说共有二十二个。但经过这次检查，竟多出了两个库房。在库房里，有的是有账无物，有的是根本无账，乱堆乱放着。即使有账目的，也是一篇糊涂账。如有的数字多写了一个“○”，因此把十弄成百，把百变成千。许多急需的贵重物品都是和废品堆在一起。有不少物品已经被损坏，骨科有十几张木床都已经成了废物；很多蒸发性的物品，都已挥发了，瓶罐是空空的；有许多爆炸品放在易燃品内。好多物品，因为没有标明牌号，不知道那是好的，那是坏的。在药房中检查出有两千多种药品（包括二百多种贵重药品）因为保管马虎，有的药已过期失效，成了废品。据初步统计，仅外库房一处损耗浪费和积压就达七十多亿元。
协和的医学宝库图书馆，在这次检查中，发现许多珍贵的医学著作被积压起来，某些珍贵的科学杂志也被放置一边。但是在阅览室内，却出现许多黄色的、反动的书籍，如“恋爱入门”和马尔萨斯的“论人口问题”等。
在这次运动中，所谓“协和标准”和“国际水平”的黑幕也被揭穿了。该院有一个教授，为了写一篇“协和标准”、“国际水平”的论文，需要从三十头羊里分别取出三十份血液，然后根据这三十份血液来作试验。但是他的助手却从混在一起的许多羊血里取了一些血液，把它分成三十份。这个教授就用这三十份血液作了试验，写成了这篇所谓“国际水平”的论文。脑神经科一位教授检讨了过去用活人作“科学研究”对象的罪恶行为：一次是在一个中国工人身上观察抽风药的作用；另一次是在一个衰退的精神病病人的头部测验大量放射线对脑血管的渗透力的影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教育了协和的每一个人——教授、大夫、同学、员工，使他们清楚地认识了旧协和的丑恶，决心要把这些污浊的东西清洗净尽，使过去受了美帝国主义毒害的协和真正成为人民的协和。（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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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沈阳市南市区党组织在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中的宣传工作
编者按：在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党组织的宣传员、报告员应当运用已经揭发出来的关于违法资本家对国家和人民猖狂进攻的具体材料，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教育，这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鼓舞他们的斗争意志的基本方法之一。沈阳市南市区委会的宣传工作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在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沈阳市南市区党委会的报告员和宣传员动员各种宣传力量进行了宣传工作，推动了运动的前进。全南市区的六名报告员，在二十天内做了将近二十次报告。八百多名宣传员每人都做了两次以上的口头宣传。他们又通过识字教师，在一百七十个居民识字组（有三千多学员）中进行了两次以上的宣传。在宣传员的推动下，二百五十一个街道读报组（有二万多人参加），一般地做到了每周读报三次。春节前后，街道群众夜校的学员组成九个宣传大队（每队六十人）以秧歌为主，演出“你走那条路”、“王德生坦白”、“买不动”、“检举”等短剧多次。在每次演出之前，都由宣传员向观众宣传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意义。区文化馆、职工俱乐部、街道宣传站也都围绕着这个运动进行了活动。另外，沈阳市总工会南市区办事处、青年团南市区委会、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中共南市区委会统一领导下，分别召开了代表会议，讲解了政策。南市区的千余中学生也在街道行业中进行了一般的宣传。这样，全市区半数以上的人口受到了教育。一般群众对反贪污、反盗窃斗争有了初步认识，并开始行动起来。在十天当中，仅十四纬路街居民，就检举或密告资本家违法事件三百八十多件。
南市区除进行了上述一般的宣传工作之外，市区检查工作组本身也就是宣传工作组，他们在重点行业里对职工群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创造了“团圆会”“说理检举会”等教育方法，通过清算资本家违法攫取利润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工人和职员。宝合铁工厂在未算账前，工人不了解资本家到底牟取了多少违法利润，经过初步揭发和细算，就查出违法资本家牟取暴利达人民币二十亿元以上。使工人和职员具体地认识了违法资本家的丑恶。南市区在进行检查工作中，同时向职工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如工作组在宝合铁工厂曾着重讲解了下述问题：第一、为什么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第二、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说明工人阶级的前途是光明远大的；第三、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就是向着猖狂进攻的违法资本家进行反攻。经验证明，凡是经过这种教育的地方，工人斗争情绪格外高涨。
但是，南市区的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宣传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基本的缺点是宣传工作落后于运动的发展，声势不大，没有达到“大张旗鼓”的要求。例如：在多数行业里，职工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在一部分职工当中仍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他们不愿意检举，幻想违法资本家自己坦白；有的工人顾虑检举之后，“资本家就要找别扭”，因而勇气和信心不足。基层工会干部的思想也相当混乱，有的提出不适当的口号。街道宣传有一般化的现象，宣传形式也呆板。因此街道居民中，不少人对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政策不摸底。上述情况，说明了要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
南市区宣传工作的缺点，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中共沈阳市南市区委还没有抓紧领导，及时检查、总结，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宣传力量。过去这一个阶段，区委宣传部没有主要干部负责领导，因而对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宣传工作，也就缺乏具体有力的指导。
宣传工作是开展反贪污、反盗窃斗争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一定要统一筹划，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提出明确的宣传内容和口号，把各种宣传力量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宣传工作和实际运动紧密结合。工作布置之后，要定期检查，纠正偏向，总结经验。因此，今后沈阳市南市区委在具体工作方面应该：第一、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检查工作组的力量，教育每个工作组同志，要认识到他们不仅是工作队，同时也是宣传队，就是说，不仅要揭露资产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同时要在运动过程中，从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此，在布置检查任务同时，也要指示宣传内容和方法，及时总结推广斗争经验。有计划地经常召开一定的会议，抓紧对工作组同志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第二、要抓紧对报告员和宣传员的领导。他们有的参加了工作组，应该抓紧这个有利条件加强对他们的思想领导，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供给他们宣传材料，使他们在这一运动中，真正发挥宣传教育工作的骨干作用。另外，要注意培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也是一批应该倚靠的宣传力量，区委应该通过群众团体以训练班等形式大力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充分运用全区的宣传力量和宣传工具，创造更多的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如喊话站、广播站、画片橱窗等等），以便使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意义家喻户晓。如此，才有可能使贪污犯和盗窃犯无处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