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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沙大奸商周西波杨仲凯被逮捕
两年多来诈骗国家财产九十亿元，危害铁路工程，造成命案，并曾妨碍军事行动
长沙市大奸商周西波（美华丽五金号经理）杨仲凯（美华丽五金号股东），一贯投机取巧，偷漏国税，诈骗国家财产，危害铁路工程，造成人命巨案，影响军事行动；并用卑鄙手段，腐蚀国家干部。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运动中，虽经一再动员，仍拒不坦白。长沙市人民政府根据工人群众及衡阳铁路管理局的检举，并经初步调查属实后，已在一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奸商逮捕，并将依法予以严惩。周、杨两犯和他们所经营的美华丽五金号，一贯从事不法经营。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前夕，各项建筑受到蒋白匪帮逃窜时的严重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从事恢复工作。周、杨两犯等就趁各机关、部队迫切需要五金器材的时候，投机倒把，高价出售货物。但货物出售后并不继续进货，反把大批现金抽走。另外并隐瞒反革命分子王敬之（国民党匪军师长，已逃亡）在美华丽五金号的股金，并改名换姓，据为己有。两年多来，周、杨两犯等利欲薰心，伤天害理，采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恶毒手段盗窃大量国家财产。仅据已有的材料统计，已近九十亿元之巨。至于因此使国家在军事行动上所受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如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后不久，衡阳铁路管理局为支援大军南进，日夜赶修江西萍乡流江桥。衡阳铁路管理局并由东北运来了一座铁桥，预备架设。当桥墩等工程完成后，就派人连夜赶到长沙购买钢丝，以作起重铁桥之用。当采购人员到美华丽五金号购买时，周犯等竟万恶地以价格低于钢丝三倍的铅丝冒充钢丝出售。采售人员不知道是铅丝，当夜即运回去架桥。铅丝性软，不能胜重，当铁桥起重至半空时，铅丝折断，铁桥被摔断，桥墩工程全部被毁。更惨痛的是在工地参加抢修工程的工程师陈岱，帮工程师刘金山两人当场被砸死，工人凌汇康受重伤，两条腿被打断，另外还有七个工人受伤，在长沙湘雅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才出院。这次桥梁被毁，所受损失约三十亿元以上；并使桥梁工程延迟了三个月，使大军南下和支援前线工作所受的重大影响和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两犯的其他罪行，如腐蚀工作干部、盗窃国家财产、高抬价格攫取暴利、偷漏国税等，更不胜例举。 （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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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外汇业务科科长
大贪污犯徐祖廉拒不坦白已被逮捕
徐犯勾结奸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使国家损失七亿多元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外汇业务科科长兼外汇管理科科长及易货交易所副主任徐祖廉，勾结奸商，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非法经营进出口贸易，给国家造成有形损失达七亿多元。
徐犯是商人出身，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解放前曾担任官僚资本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的襄理兼外汇主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留用，担任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外汇业务科科长兼外汇管理科科长及易货交易所副主任。
徐祖廉为了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和奸商冯真胜、石伯宣、滕名可等相勾结，办“华盛商行”。奸商冯真胜在青岛解放前夕，逃往上海。青岛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徐犯写信召冯回青岛复业（解放前就开设了华盛商行）。根据徐犯已经承认的材料，他在华盛商行的投资占百分之四十。解放以来，他几乎把每个时期的经济情报都告诉了华盛商行，并且谋划华盛商行的业务。冯真胜经常到徐祖廉的办公室里，两人鬼鬼祟祟地密谈。外界都说华盛商行有办法，本钱虽少，但消息灵通，在中国银行吃得开。
一九五○年十二月，美金冻结，上级决定尽力催收外汇放款，徐犯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华盛商行。这时所有进出口商的外汇借款都陆续收回，徐犯却不收回华盛商行的三亿三千万元的外汇借款；到现在这笔借款也没有还清。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业务科曾要徐向华盛商行催收，徐不但不催收，反主张这笔款不收利息。这笔借款已过期十三个月，只这一项，便给国家造成三千四百三十四万元的损失。一九五○年四月，青岛市外商嘉赉洋行及其他商号争向国外出售花生米，因国外价格下跌，没有成交。后来青岛市外贸局决定调低花生米的底价，使到国外能够销售。这项决定还没有公布，徐却把这项经济秘密告诉华盛商行，华盛商行就先成交了生意，立即出口花生米二百八十五吨，净赚八亿三千万元。
一九五○年十月间，中国银行总处指示大力扶持出口，徐犯也向业务科建议今后贷款转向出口。不久，华盛商行有石碳酸进口了，徐犯却又向业务科贷款股人员转弯抹角地问：“进口贷款是否可以扶持？”回答说：“不可以。”华盛商行要贷款的事被拒绝后，徐犯却利用职权介绍冯真胜到其他指定的银行申请贷款。
一九五一年十月，华盛商行在国外买进一批商品，当时委托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向香港开出担保书计港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二元，规定货到付款。根据规定开担保书时，要向私商要五成至八成的保证金。但徐对华盛商行开的担保书只收一成保证金。这一项就给国家造成一千零九万元的损失。
徐祖廉非法勾结国内外奸商及指定银行，非法通融，向商人泄露机密，致使国家资财遭受损失的罪行很多，这里只举几个例子。青岛市外商嘉赉洋行，主要业务是经营出口花生米和花生油等。徐犯向嘉赉洋行出卖国家经济情报，从中受贿。一九五○年秋天，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根据上级指示，不办理美金打包放款。但这时嘉赉洋行大量出口花生米和花生油，利润极厚，要求打包放款扶持。徐犯利用职权，介绍嘉赉洋行到中国银行指定的外汇银行去做打包借款。恰好指定银行缺少美金，徐又利用职权答应那个指定银行把给嘉赉洋行的放款移存在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的账上；并且事先串通好了，移存的头寸不调拨，仍旧存放在指定银行；并密告指定银行扣押代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收妥的外汇抵补。这样就等于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放款给嘉赉洋行一样，使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担负冻结外汇的风险，同时又使那个指定银行利用国家资金做了放款生意。由于嘉赉洋行有了这笔外汇，便做了两笔花生油出口的生意。这笔外汇的发出，使国家遭受六亿多元的损失。徐犯也承认曾泄露进口公司外汇头寸消息给私商。此外，从私商荣成行的文电中查出有若干对外贸易消息也是来自徐处。
下面是徐犯和私商四联公司勾结的事实。徐犯接受四联公司馈赠是常事。四联公司曾替进出口公司进货，原则上应该是以货到电汇为条件，但因四联公司国外头寸不丰，徐就用介绍的办法不开购买证及保证信，竟在电报中注明保证货到电汇，这样就利用了国家银行的信用，使国家银行担负风险。既不收押品，也不收开证费及押金，更不走放款账，不收利息，这是明目张胆的和四联公司的非法勾通。查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到九月，四联公司先后共做五笔生意，用港币九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元四分，仅从国家应收的利息及手续费来说，就共损失人民币六千五百八十万元。
此外，徐犯还和青岛市私商荣成行、香港华丰公司等都有勾搭。
上述事实，还只是初步发现的材料中的一部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开展之后，徐犯顽固地采取拒不坦白、拒绝改造、破坏运动、避重就轻的极端错误态度。在民主检查开始时，他用尽了各种手段进行拉拢。例如曾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外汇业务科胡钟英等；又花言巧语拉拢外汇管理科邱朝光等；并且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请一些人吃饭。他对积极分子加以打击，并加重他的业务工作，使积极分子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余暇。此外他还到有关商号布置，订立“攻守同盟”。
虽然徐犯这样卑鄙无耻，然而领导干部和同志们还曾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挽救他，只经理邢刚明就和他进行个别谈话七、八次之多，想启发他坦白自己的罪行。然而他全都拒绝了。
一月十九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职工举行反贪污大会。徐犯祖廉已被当场逮捕。 （曲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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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市糖果甜食业店员工人
打垮奸商的“反击队”
成都市糖果甜食业店员工人在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运动中，击垮了该业奸商组织的“反击队”。为首组织“反击队”的奸商已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
成都市糖果甜食业同业公会一向为不法商人所把持。公会主任委员郑大光、副主任委员梁援中等都是行贿、漏税的老手。郑大光伙同奸商赵志成一次即骗取了国家资财一亿四千多万元。当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斗争猛烈展开时，郑大光害怕店员检举，勾结同业奸商二十多人饮酒宣誓，组织所谓“反击队”，由个别的抗拒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活动。在郑等唆使下，“反击队”分子窦文俊、鄢德成等十多个奸商，在该业坦白检举大会上以假“坦白”方式捏造事实，诬告积极领导该业店员向郑大光等进行斗争的工会负责人彭敏，说彭敏曾接受贿赂，包庇他们漏税，妄图瓦解工会领导，逃避检举。“反击队”分子又用“美人计”、请客等卑鄙手段拉拢店员工人和工会干部，企图软化工人斗争情绪，窃取工会活动情报。“反击队”分子陈雨润、周钦庭等奸商竟不惜以女儿、妻子勾引工会干部。对无法收买拉拢的店员工人，“反击队”分子便采取关门停业、不发薪资、不给饭吃等卑鄙手段进行威胁。奸商陈泽中威胁店员说：“把我闹垮了，卖家具都要吃几年，你们却只有饿饭！”在“反击队”的统一部署下，七家准备停业逃避斗争的“反击队”分子有恃无恐，有的并由郑大光在同业公会安插好了位置。因此，该业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运动自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的半个月中毫无进展，一千多会员中坦白行贿、漏税、盗窃国家资财者尚不足十人。在一月二十五日由“反击队”分子操纵的所谓“坦白检举大会”上，奸商们甚至将斗争目标转向店员工人。“反击队”分子刘茂伦等竟带头高呼反动口号“同业们团结起来向店员工人开火！”并作出“对店员工人‘不法’行为进行围剿”等反动“决议”，嚣张气焰达于顶点。
糖果甜食业店员工会决心予“反击者”以反击。他们充分发动群众，接到各街店员检举郑大光等秘密组织“反击队”的材料达一百三十多件。在一月三十一日全市店员工人代表会上，糖果甜食业店员工会代表控诉了郑大光等奸商的罪行。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事实，当场将为首组织“反击队”破坏运动的奸商郑大光、梁援中逮捕法办。过去参加“反击队”的大部分奸商纷纷自首、低头认罪。奸商陈雨润、窦文俊等十多人已分别坦白了行贿、漏税和破坏运动的罪行。该业店员工人斗争情绪更为高昂，先后检举出奸商违法材料一百四十多件。该业反行贿、反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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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举办店员工人学习班
向店员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对不法的资本家大举反攻
杭州市店员工会各区工作委员会，在春节期间举办了店员工人学习班，向店员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动员店员工人大胆检举不法商人的罪行。参加学习的有杭州市私营商店各基层工会干部、积极分子、会计、跑外人员共二千二百四十七人。经过这次学习，全体学员进一步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有三十多人公开揭发了不法商人三年来窃盗国家财产、腐蚀政府工作人员的犯罪事实。全体学员共检举了不法商人的犯法行为三千多件。有一部分参加学习的会计、跑外人员等曾被不法老板拉去帮同进行过某些不法活动，因此在运动开展之初，还有多种顾虑。这一部分人经过这次学习，也纷纷表示毫不动摇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向不法的资本家进行还击。某文具店营业部主任曾被老板胁迫帮同偷税漏税，但在这次学习中，检举了老板二十四件不法行为。另外，经过学习和检举斗争，各区店员工人中增加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骨干，将更利于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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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第一纺部细纱保全小组长董留东想：“若要增加生产，就必须加快机器运转速度，如果把皮带盘由十三吋改到十二吋半，纺二十一支纬纱的细纱车的前罗拉速度就可以转到二百四十转了，但是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点顾虑：白铁滚筒会不会发响呢？罗拉发热，车架动摇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去找老工人们商量，老工人们支持他。工会也支持他。第一部车子改装后，车子运转正常，断头率也合乎标准，第二天产量就提高到一点二磅，创造了全厂第一个新纪录。第一纺部创造新纪录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各车间。第二纺部的细纱工人马上学习他们的经验，把纺十八支经纱的细纱车的前罗拉由二百二十五转提高到二百七十五转，结果产量提高到一点四四六磅。这样，就创造了十八支纱日产量的全国最高纪录。
中长铁路管理局沈阳分局铁岭车站货物处工人和辽西省铁岭县国营棉花公司打包组工人密切结合，以一辆载重量三十吨的敞车车皮，装人力捆（先用木制打包机用人力把皮棉压缩后，再用麻绳捆）的皮棉二百三十九包，载重二十三点九吨，超过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规定的标准装棉量（十三吨）将近一倍，创造了每辆车皮装人力捆的皮棉的全国最高纪录。
东北国营第三水泥厂烧成车间的回转窑日产量在一月七日达到五百七十一吨，成为全国的最高纪录。烧成车间在去年提前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任务以后，就进行机械大检修工作，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开窑以后，看火工人在操作方法上学习了苏联的多烧快转的先进经验，使燃烧温度保持正常。
一年来国营阳泉铁厂职工努力改进某号小型炼铁炉的操作方法，自去年二月份开炉至十二月十四日已连续创造了十七次产量新纪录。这一连串的新纪录使阳泉铁厂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这一小型炼铁炉每炉的产量已提高到五三点六二三吨，超过了原设计能力（二十五吨）一倍以上。
中南某钢铁公司炼钢厂炼钢工人创造了贝氏炉二十四小时炼钢九十一炉的全国新纪录。二十四小时的产量较增产节约运动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二点八强。因此，贝氏炉的炼钢工人一年可为国家增加利润一百一十一亿二千多万元。
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南苑办事处轧花工人刘春林、李华章，以主人翁的态度、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积极钻研，耐心克服一切困难，逐渐改进轧花机，使轧花产量由每日（八小时）八千斤提高到一万二千五百斤，创全国同样机器的最新纪录。就机器本身来说，增产的关键在于使锯齿轴旋转的速度加快。因此，他们就把原来的六点五吋的马达轮改为七点五吋（原来每分钟转六百周，改后转七百二十周）。并将托花笓子坡度适当弯大；大肋骨和小肋骨间的横档由三分改为四分；再将刷子轮由六点二吋改为七吋，使旋转率加速，这样锯齿轴所削掉的棉绒就能及时刷下，吐出口外。机器经过改造后，大大提高了产量。如一年以三百六十五天算，除去例假、节日、修理机器或大风暴雨等不能工作的日数，净工作日以二百五十天计，每台机器全年生产量可达籽棉三百一十二万五千斤，较去年增产
一百一十二万五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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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申怀仁怎样突破了华北旱地棉花产量纪录
山西省赵城县候村申怀仁一九五一年共种七亩一分棉花，产量都比一九五零年高；特别是经过铺砂整地的二亩三分丰产地，产量更突出，平均每亩产籽棉五百七十七斤多，超过全村棉花每亩平均产量三倍多，突破了一九五零年华北旱地棉花每亩产籽棉四百七十斤的最高纪录。他的旱地棉花所以能够比别人收的多，主要原因是：一、他铺砂整地巧下种，保证了全苗，战胜了干旱；二、他在消灭虫害后，对棉田实行精细管理，促成棉花早熟，弥补了因虫害所受的损失。
申怀仁的棉地都是梯田，经常遭受干旱威胁。在一九五零年秋耕时，他的二亩三分丰产地犁过一遍，耙过两遍。一九五一年春天，他先在每亩地里用耧耩到土里一百斤干豆饼作基肥，又犁两遍耙五遍；当地农民有铺砂防旱保墒保温的习惯，犁耙以后，他就在这二亩地上铺盖了一层三指厚的河砂。播种前，他的种籽都经过粒选、浸泡和用草木灰搅拌等方法处理。当时因天旱地干，他就实行挑水点种：他先用铲把干砂拨开一指深为容水穴，然后在每一个穴里倒一碗水，水渗下后再拨开湿砂露出土面，把铲斜插到土中开成约二指深的一条斜沟，撒进十多粒种籽。撒种后就把土埋好，盖一层湿砂，在湿砂上又蒙上一层干砂，然后用铲抹平，并捡去穴上的石子，这样不但可以保持水分，而且容易出苗。他播种后六天，棉苗就全部出齐。俗话说：“见苗三分收”。铺砂保墒，保证全苗，是他提高旱地棉花产量的条件之一。
申怀仁除了实行铺砂保墒保温，战胜干旱，保证全苗外，在植棉技术方面也有许多优点。棉苗刚出齐以后，他用小锄锄了三遍。到棉苗长出两个到三个真叶时，他就拔去弱苗，每穴只留粗壮棉苗两株到三株不等（不一次定苗），这样既可防止棉苗拥挤，又可防止意外灾害和缺苗的危险。六月中旬，棉田发生了蚜虫，他虽用棉油皂除治了两次，但棉株下部的果枝仍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治虫后，为使新生的幼芽迅速发育，他把棉株下面受重伤的果枝全部除去。但这样棉株形成了上大下小的现象，后来又遭受风灾，使许多棉株被大风吹倒，他耐心地一一把棉株扶起，这样连续做了三遍，终于保证了棉苗的正常发育。后来棉花结桃时，为了促使棉桃早熟，他按照棉枝生长情形，除去一些不可能发育成熟的果枝，摘掉一些不可能成熟的棉桃，使生长强壮的果枝和棉桃，得到充分的养分供应，迅速成长。他的棉株虽然长得很不整齐，结桃的数量也很不一致，但是棉桃却长得整齐均匀，成熟期早。当地一般农民在霜期前只收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白花，他在霜期以前却收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他对棉田实行精细管理，弥补了因虫害所受的损失，因此，他的棉花终于得到早熟和丰产。
（汪雄时、彭寿邦、边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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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家庄甘草营两村去年棉花为什么减产了
河北省磁县朱家庄和甘草营两村去年的棉花空前减产了。减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掌握植棉技术，治虫不及时也不彻底，施肥多，但施得不得法，整枝打杈和施肥也没有配合好。朱家庄棉田到十一月中旬棉铃还有三分之二不开絮，棉花大大减产；甘草营村一般的棉田每亩平均只收籽棉二十多斤，个别户每亩平均才收三斤多，和原订计划相差很远（原计划每亩产量要求达到三百斤以上）。
朱家庄农民去年在爱国丰产运动中，生产情绪异常高涨。全村共七十三户植棉户，就有五十八户订立了棉花丰产计划。他们为了实现这个丰产计划，都积极增施肥料，每亩棉田平均施圈粪一千五百斤和豆饼棉籽饼五十斤到一百三十斤作为基肥；以后又在大部棉田上施豆饼五十斤，硫酸錏十斤到二十斤作为追肥，基肥和追肥都比去年多一倍。同时还进行了种籽粒选、浸种、防治棉蚜及整枝打杈等技术改进工作。因此，全村的棉花在生育期间长的很茂盛，结的铃多而大，农民当时认为丰产计划一定可以实现。不料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还有三分之二的棉铃不开絮，有些户一点白花也没收。甘草营村也是这样。这村农民在一九五○年丰收的基础上，去年更增加了对土地的投资。平均每亩施圈肥约两千多斤，饼类细肥五十多斤，也比去年多一倍。同时这村农民在习惯密植的基础上（过去这村农民习惯密植每亩都在三千到五千棵左右），又加以整枝打杈，因此全村棉花很早便普遍结桃，当时根据棉桃数目推算，全村每亩棉田至少平均可收籽棉二百斤以上。但因棉花生育期间没有像曲耀离那样全面地改进技术，结果上粪多了，整枝打杈没有配合好，特别是棉苗生长后期大量施追肥，使棉苗到后期生长旺盛，很晚才成熟。到十一月十日（立冬后两天）才有百分之三十棉桃开絮，其余百分之七十棉桃依然是青桃，迟迟不开。一般的棉田每亩只收获二十多斤籽棉，个别户每亩才收到三斤。
朱家庄和甘草营两村的棉花为什么会减产呢？
（一）防治棉蚜不及时，也不彻底。朱家庄今年棉蚜为害较去年严重，而且为害时间也较长（约一个半月）。五月底棉苗长到三、四寸时就开始发生蚜虫，虽防治了三、四次，但因防治太晚，同时防治的也不彻底，结果棉株中下部结桃少，上部结桃多，形成晚熟。甘草营村虽然经过了一个半月大规模的治虫运动，但因除治的不彻底，蚜虫继续发生，结果到八月中旬棉苗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生长状态。（二）施肥不得当，促使棉苗后期发育过甚。朱家庄农民除治蚜虫后，因为上基肥多，棉株恢复生长很快，但因到八月初农民又在大部棉田里上了一次追肥（每亩上十斤至三十斤硫酸錏），同时这村的棉田是河水浇地，八月间雨水又较多，水分充足，再加上是稀植（每亩一千五百株——二千五百株），因此就更促进了棉株的后期发育，延迟了棉花的成熟。甘草营也是在八月初普遍施了一次硫酸錏作追肥，促成了棉株的后期成长。如这村农民王子彬三亩棉田共施了四十斤硫酸錏，王好学九亩棉田每亩施了十斤硫酸錏，结果到十一月十日开絮的棉桃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同时这村农民李琛的三亩棉花，是在夏至节（六月下旬）锄二遍时施的追肥，到十一月十日开铃率就达到百分之八十。
（三）施肥和整枝打杈工作没有配合好。朱家庄的棉花早期受到蚜害，后期生长旺盛，结铃很多。这村的农民总希望多出一个果枝，多长几个棉桃，以致延迟到立秋甚至立秋以后才开始摘心，这样就使棉株上部枝叶繁茂，结铃虽多不能及时开絮。甘草营村的农民过去没有整枝打杈的习惯，今年有的光是打顶，打杈就不彻底。如农民刘心的三亩半棉花，除施粗肥外，还施了一百斤豆饼，七月间又被河水溢过一次（也等于上一次肥），这样他就失去了信心，停止整枝打杈，结果棉株狂长，到十一月上旬，总共只摘了八斤籽棉。
（韩益田、赵乃文、金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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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要对农民进行正确的技术指导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农民生产情绪的高涨，农民对生产技术指导的要求是越来越迫切了。例如施肥，由于农民对生产投资的增加，农民不但要增施粗肥，而且要增施细肥（如豆饼肥料、化学肥料）。但因为农民没有正确地掌握施肥技术，结果常因施肥过多反而减产。因此，如何指导农民正确合理施用肥料，是各地的农业试验研究机关必须迅速加以解决的问题。农民增施肥料后，其他各种技术应如何适当地配合等问题，也都应在总结丰产经验时提出研究，并在最近二、三年内逐步地加以试验研究和解决。这样，我们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丰产要求，才能领导农民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奋斗！
各地农业行政领导机关和农业技术研究机关，在调查丰产典型和总结丰产经验的工作中，不仅要总结典型的丰产经验，也要总结减产的原因和教训，并结合各地农场的科学试验，找出当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的技术因素，以便对农民进行正确的技术指导。对目前没有十分把握的技术，必须先由试验研究机关加以研究，不要盲目推广，以免在技术指导工作中犯错误，造成群众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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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平原省粮食公司储运科采购员
李文朝坦白贪污行为检举天津奸商杨金祥
编辑同志：我是平省省粮食公司储运科采购员。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到天津四平道私营中国消防厂买消防器材。我向这个厂的资方说明要买大批消防器材后，经理杨金祥马上就拿烟提茶来招待我，并口口声声说：“我们的东西比别家厂的好，保险用五年。”隔了两天，我到这个厂去看货，杨就弄了两个肉盘，请我吃饭。我问他“货的情形怎样？”他回答：“放心吧，李同志！第一次买卖，保证对得起你和你的上级。”并说给我百分之二的回扣。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立场没有站稳，在奸商杨金祥的甜言蜜语、殷勤招待中，就被他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我接受了他给我的六百万元的回扣。我在这个厂先后买了七辆太平洋牌消防车，一百个手摇机，三百五十尺水龙带，一百零五个灭火机，因接受了奸商杨金祥的回扣、贿赂，致使国家资财损失了二千多万元。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经过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我认识了我的贪污罪行。现在我除了检举奸商杨金祥、王家顶贿赂干部、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外，并作深入的检查，在思想上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向人民立功赎罪，并把全部贪污的款项交给政府。 李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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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天成粮食店经理张凤林
压制工人偷漏国税应受制裁
编辑同志：我们三个工人（王恒宣、贾贺瑞、王宗义），在张凤林等开设的天成粮食店工作，常受经理张凤林等压迫。我们三个人中，一个站柜，一个送货，一个看磨。我们整日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最多睡六小时。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间，王宗义要参加工会，张凤林说：“你入工会还没到时候！”第二天张凤林还去找王宗义的哥哥，要他阻拦王宗义入工会。反行贿、反偷漏税运动开始后，张凤林不但没有自动坦白，反而变本加厉地压制工人，降低工人伙食（由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变为两顿都是粗粮）。张凤林还说：“就是这样，爱吃不吃，由你去！”他还用欺骗手段，停发工资，并说：“资金周转不灵，一月份工资照发，二月份报歇业停发。”其实，他的粮食店并不是资金周转不灵，一年来，他偷漏税就有八千八百多万元，他怕政府追查，想以歇业来对抗政府。当工人去参加反行贿、反偷漏税的会议时，张凤林还无故殴打王宗义。我们坚决反对张凤林压迫工人，抗拒反行贿、反偷漏税运动的行为，我们希望政府给他以法律制裁。
天成粮食店工友口述
（北京市总工会第十区办事处通讯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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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刘承谟、石璧臣
偷工减料贿赂干部应予严惩
编辑同志：奸商刘承谟是北京永泰营造厂的经理，石璧臣是衡德营造厂的经理。一九五○年九月，他们承建了我部某地汽车库房的工程。在施工时，他们为了偷工减料，就用“请吃饭”“送物资”的方法来贿赂干部。现在经过初步检查，发现这个库房有以下毛病：地基下沉，山墙倾斜；屋顶漏雨，地面裂缝；全部木材是湿木，现已裂缝；望板掺用杂木，部分大梁歪斜；屋面沥青受热滴流；电灯材料低劣，安装马虎，大部已坏。这个库房原计划使用三十年，现在即使重新翻修屋顶，也只能使用十年左右。据计算，由于奸商贪图暴利，这项工程使国家损失达三十一亿多元。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立刻严惩这些奸商。 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检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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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德记贸易行全体职工
拥护政府逮捕奸商乔可均等
编辑同志：我们坚决拥护政府逮捕奸商德记贸易行经理乔可均、副经理张之闻、张云峰。
乔可均等不只是大奸商，而且是汉奸、特务。解放后，他们不但不好好悔改，向人民立功赎罪，反而暗中破坏我们工人阶级的团结。例如，我们要加入工会，他们就说：“我们都是‘同人’，没有‘职工’”乔可均还对我们说：“你们吃饱了，穿暖了，就忘了本。”他常用分化、打击、利诱等卑鄙恶毒手段，破坏工人的团结。更可恨的是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底，要我们拿出酬劳金和他们共同投资，企图模糊我们的阶级意识。在这次反行贿、反偷漏税运动中，我们觉醒了，我们看清了大奸商乔可均的丑恶罪行。虽然我们知道的具体事实并不多，但我们却能够追踪查寻出不少线索和证据，协助政府派来的检查组，深入检查，揭发他们的罪行。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职工之间空前团结起来了。过去资本家对我们的假仁假义，我们也一齐把它揭穿了。现在，我们已经组织起来，协助人民政府，进一步地深入检查，并在工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站稳立场，坚决和那些不法的资本家们斗争到底。
德记贸易行全体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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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晋华纺织厂在清理资产中
发现严重积压资金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山西晋华纺织厂职工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中，发现积压资金和浪费情况十分严重。全厂每月周转的资金约十六亿元；而库存物资总值就达一百七十多亿元，够十个月用。织毯间小仓库有八盘道夫针布，每盘能用五、六年，够全厂用二十年。一年来，这个厂在基本建设、大小事故、原材料的使用等方面的浪费，据估计有三十三亿元之多。经过这次检查，职工们都认识到这些严重的积压资金浪费现象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最大障碍，因而除了自动地展开缴献物资运动外，并订出了合理的工具使用制度。现在工人们已经订立了十一种工具的使用制度，总计一年可给国家节省小米一万二千多斤。
杨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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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机器厂职工合作社账目不清
许毓敏应负责交代清楚
编辑同志：我厂职工合作社前任负责人许毓敏的账目，没有交代清楚。在他任职期间，职工们向他提意见，要他每月公布盈亏数字，但他始终不理。一分厂和总厂合并后，一分厂职工把分厂合作社的资金和红利一起转过来，要他负责经营；他既不召开代表会，也不向职工交代，谁也不知他是怎么处理的。以后，他便偷偷地脱离本职，担任第三区合作社的会计主任。现在，我厂职工合作社又发出通知，要职工增缴股金。但职工纷纷表示：要等许毓敏把账弄清了再说。大家对许毓敏的乱七八糟的账目表示非常不满。这事拖到现在还没得到解决。我希望有关部门协助我厂迅速予以处理。
北京机器总厂 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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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河南省上蔡县县委书记
李汝生阻碍检查工作应作检讨
编辑同志：去年我们到河南省上蔡县检查地方财政工作。上蔡县财政科王科长在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报告了一些关于上蔡县违反财政制度、铺张浪费的事情，如多报销会议费，把多余的粮食折成钱做投机生意，拆毁旧房盖造新式大楼等。会后，县委书记李汝生就大发脾气，责问财政科王科长：“你在会议上胡说什么？简直无组织无纪律。区里的事，区里负责，县里的事，应该考虑考虑再说！”这些话吓得王科长再也不敢发言了。
我认为，李汝生对这种阻碍检查工作的错误态度，应作公开检讨。
河南省信阳专署财政科 王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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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机关团体不应该无限制地采折树枝扎门楼牌坊
编辑同志：许多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工矿企业部门，每逢各种纪念节日及较大的会议，就大量采折松柏树枝，扎门楼、牌坊，每次采折的树枝数量相当惊人，城市附近的树木遭受到极严重的破坏。
例如，辽东省本溪县委员会、县法院等机关团体，因为要扎松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在该县桥头区代家堡子前山上采松枝，把树头砍掉三十多株，只剩下了木桩子。山东云台山上的松枝，不断被机关、部队采折扎门楼、牌坊，破坏很大。
现在政府号召全国厉行增产节约。这种损害林木的行为，不但破坏了国家的林木，而且给群众增加了许多造林和护林工作的顾虑。希望各地有关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矿企业部门的广大干部，热爱祖国森林，停止破坏林木的行为。如需要扎门楼、牌坊时，可改用糊纸或其他简便办法，来代替松柏等树枝。
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林政司
编者按：为了保护林木，必须纠正这种任意采折树木的现象。在重要的纪念节日，如果必须扎一些松柏门楼，也应有计划地采折树枝，不能损伤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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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在前线接到了祖国人民的慰问品
编辑同志：新年除夕，是一个雪后的夜晚。战士们正扼守在阵地上，忽然接到了祖国人民送来的慰问物品。大家看到这些慰问品，立刻振奋起来，因为每件东西上都交织着祖国人民对我们的热爱。许多同志都把分配给自己的物品，珍惜地保存在身边。我们知道祖国人民的支援，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以多歼灭敌人来回答祖国人民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戴。最后，我们共同提出：“阵地就是家乡，前沿就是祖国的边疆。守住阵地，就是保卫家乡。”
志愿军某部战地文化服务队 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