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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从冯萌东的贪污腐化事件检查我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 张星文
编者按：原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共产党员冯萌东，滥用职权，隐匿敌产，挪用公款，堕落腐化。一九四九年夏，冯萌东曾利用杭州市军管会政务部民政处处长的名义，隐匿已被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查封的敌产“别克”牌汽车一辆。又在杭州盗卖汽车一辆。冯萌东还向各方募捐九千六百多万元，创办民艺剧团；并用其他非法手段，为民艺剧团筹集资金。当地党委发现冯萌东这些错误行为后，立即予以教育。但冯萌东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还企图涂改账目，消灭单据，“斗争”检举他的人。为严肃党纪，中共浙江省委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浙江省人民政府并呈请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他撤职法办。这是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共产党员张星文根据这一事件的教训，所作的自我检讨。
冯萌东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实际上，冯萌东贪图个人享受的思想已存在很久。入城以前，冯萌东就注意追求个人的“地位”、“待遇”；入城以后，这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倾听群众的意见，沉醉于某些人对他的捧场叫好声中，并和那些捧场者成为“莫逆之交”。以致贪污腐化，变成了盗窃国家财富的罪人。
我们应该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记取教训：
冯萌东的堕落腐化行为发生得很早，我直到去年六月以后才发觉。虽然冯萌东一贯采取欺上瞒下的卑鄙手段，掩饰他的非法活动，使人不易发觉；但是，我的政治警觉性不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使冯萌东得以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调到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工作时，行政领导方面曾告诉我，冯萌东的“功臣”情绪很严重，应在工作中帮助他克服这种情绪。这照理已足够引起我的注意，从而设法帮助冯萌东进步；而我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这样去作。相反的，对他的错误不问不闻，听之任之。冯萌东以“分工”为名，不管局内工作，成天专心致力于“义演”“交际”以及买空卖空等等的勾当，而我没有及时发觉。冯萌东有时因预算（铺张浪费的预算）未被批准，便谩骂上级及有关部门，而我没有对他提出严正的批评。尤其在去年五月以前，因我在郊区负责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冯萌东更以为没有了约束，成天钻在民艺剧团里，根本不管局内工作，对此，当时局内很多同志都有意见，但不敢提出来。有些积极分子因为敢于提意见，而受到了冯萌东的打击。这时，干部的情绪是很不安定的。但我仍在外面忙忙碌碌地工作，不了解这些情况。本来，这些事实，已经说明冯萌东在政治上堕落蜕化；但我却把冯萌东的堕落行为当作是些“小事情”，可见我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所指示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我没有积极地并及时地同冯萌东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去年六月我回到民政局，听取了许多干部的意见后，才开始认识到冯萌东的错误非常严重。社会科科长杨雪岩给我的关于冯萌东错误行为的报告中，就有不少事实曾经被我看作“小事情”，现在看起来，那的确是贪污渎职、违法乱纪的行为。
从我和冯萌东相处一年及对他的错误行为的认识过程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严格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时时警惕地保卫党的利益，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都提高到原则高度来加以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作好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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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华电影院经理贪污犯齐振波落网记
孙世恺
公营北京大华电影院全体职工，奋勇围剿本院经理、大贪污犯齐振波，获得胜利。齐犯已被逮捕法办。
齐振波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科副科长兼华北军区所属北京大华电影院经理。这个大贪污犯远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扫荡”时，即被捕变节自首，叛变了党和人民。不久伪称被“保释”，钻入革命阵营，又在原冀中火线剧社混进党内。一九四九年十月接任大华电影院经理后，由于他品质恶劣，看到有机可乘，便拉着会计赵明华，大肆贪污。二年来，贪污灯片费、包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一亿二千六百六十九万多元。他用这笔贪污巨款，在其原籍河北省蠡县置买田地、车辆。平时和私商张宝治交往甚密，在北京合伙开设“新隆绸布庄”。并亲自去上海贩运电影机用的黑头灯泡，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齐振波二年来用狡猾的手段，掩饰他的恶迹，对上假装积极，对职工则吹胡瞪眼，作威作福；对看出他贪污马脚的职工更经常用“开除”、“辞退”相威胁。此外还用种种手段阻挠工会的活动。职工们一方面被他压制得透不过气来，一方面又因为上级领导部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群众，不得不把愤恨压在肚子里。有的职工虽然看不下齐犯的贪污行为，但不敢公开讲，只暗地记下齐犯贪污的事实。很多职工也不断地搜集他的贪污行为的线索。大家相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总有解放的日子”。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齐振波躲躲闪闪地抱着消极抵抗的态度。一月二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在华北军区作动员报告时，齐犯竟以去中国影片公司联络影片为名，带着他的老婆到北京剧场看歌舞晚会。在全院职工大会上，他迷惑大家说：“我们没有贪污，顶多有点浪费。我个人经过‘整风’、‘三查’，过了筛子又过了箩，怎么还会有贪污？”并威胁大家：提意见要有根据，不能胡说乱怀疑。大华电影院秘书兼党的小组长范哲龙，当场反驳了齐的谬论。但职工们因怕报复、怕解雇，都不敢发言。党的组织便连日召开党、团员联席会议，研究分析职工思想情况，针对群众思想顾虑，反复地传达上级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心，并提出保证。七日，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丁里亲去领导斗争，到大华电影院作动员报告，并参加小组讨论会，大大激发了全院三十多名职工斗争的热情和勇气。一向顾虑较多的工人李进德，兴奋地说：“过去就是拉六列车马列主义来我也不相信，这回我可相信共产党了。见了晴天啦！”
职工们看到了上级的决心、毛主席的决心，斗争的锋芒立即集中到齐犯身上。许多职工自动出外暗地调查。工人赵维俭（青年团员）查出齐犯以他妻子苏婉荣的名义，在“新隆绸布庄”入股和存款五千五百多万元。全体职工在范哲龙领导下，推选出五人，组成了调查小组。院里三个人的工作由两个人担当起来，腾出人去调查。留院的人员，分工监视齐犯的活动，并注意和他来往的客人，里里外外，布下了严密的天罗地网。大家提出战斗的口号：坚持放映工作，还要捉住“老虎”。
职工们发挥了高度智慧，多方面去调查。调查的人每每深更半夜才回来。当晚向大家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分析；发现新的线索，就跟踪追究。不到十天，查出十多家商店、营造厂、电料行、食品店、车行，或则和齐犯贪污事实有关，或则提出齐犯盗窃国家资财后的挥霍浪费情况。院务主任杨泰也拿出他暗记了一整年的大华电影院包场费的小账本，和收集到的四个月来灯片费的单据。
职工们觉得捉“虎”要网张八面，光靠出外调查还不够，就把职工家属也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在齐犯家当褓姆的服务员金崇林的母亲，提供了齐犯寄回老家河北蠡县大批赃款，买了二亩地、一辆车，并买了四百多万元的有奖储蓄券的事实。工人武文元的老婆，从和齐犯共同贪污的会计赵明华家里，发现了准备偷烧单据的情况。家属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汇报给调查小组，使齐犯的贪污罪行有了更确凿的证据。
齐振波看到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行使威胁手段无效，心神有些不安。遂指使赵明华赶快把全部单据烧掉。他为了收买职工，把过去以“职工福利”名义贪污下来的一千四百万元拿出来，要工会干部交给工人集股成立的“小卖部”。同时，齐犯又对领导运动的秘书范哲龙说：“看你挺冷的，买件大衣吧！”他还拿出一张女人的像片，说要给范哲龙介绍爱人。但齐犯的这些鬼把戏，都被范哲龙和职工们揭穿了。
经过职工们多天的调查，齐犯贪污的犯罪事实收集齐全了。一月九日全院职工举行检举大会，把齐犯一笔一笔的贪污事实都摆在他的面前，这些真凭实据，逼迫着齐犯不得不承认他的贪污罪行。华北军区军法处在当晚依法把齐振波加以逮捕。职工们看到自己斗争的胜利战果，忘掉了连日奔走的疲劳，面上都浮现出微笑。纷纷提议写信给毛主席，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告诉毛主席要不是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工人们不知啥时才能“翻身”。
一月二十一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有八百多干部参加的斗争大贪污犯齐振波的大会。会上，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宣布党委会决议：开除死不坦白的大贪污犯齐振波党籍。并宣布撤消齐振波的职务，交军法处严惩。同时表扬了“大华”全体职工英勇围剿大贪污犯的功劳。他号召大家向大华电影院职工学习，集中火力向大贪污分子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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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山东大学副校长 陆侃如
今年元旦，毛主席祝贺我们在“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北京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其中工作之一便是“准备干部”，所以“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我们回想建国两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辉煌的远景，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迫切需要，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了。
解放后，我虽然口头上也常说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对于学习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进步的包袱”。我常常想：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单”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当代表，那里当委员，在思想上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别人需要改造，我可以放松一些，至多再慢慢地提高一点就是了。
在这里，两位朋友的榜样给了我一面镜子。一位朋友在二十年前曾参加革命，后虽断了联系，但一直为民主运动努力，解放前备受特务的迫害，所以他一向是我所钦佩的人。但解放后他参加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自高自大”起来，不再继续进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还有一位朋友在解放前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写过不少的好文章。在解放后由于同样“自满”的情绪，教书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生提意见也不肯接受，反骂学生程度低。也许别人帮助他的方式稍嫌生硬一点，但他如果真心求进步的话，一定会不介意方式的生硬，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便能提高一步。这两个例子引起我的警惕，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包袱。有时我又矫枉过正，把“虚心”和旧社会里的“世故”混同起来，遇事都不肯发表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两个老干部、老党员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显然是由于我还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集体的利害更重要。
在最近的学习中，我特别检查了一下我的立场。旧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毛病是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我自己认为早已搞明白了，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例如去年有位同乡写信来，说我的一位在纱厂里当工程师的堂兄以反革命被镇压的“冤枉”。我一面回信告诉他：根据我所目睹的几个案件来看，如确系误捕，终必被释放；如判了罪，那不会没有证据的。可是我一面也忍不住关心堂兄的下落，天天留心那边报纸上公布反革命罪犯的名单。最近听说他判罪七年，送淮河地区劳动改造，又有点恻然。因此，我想，如果我本家或亲戚中有人有反人民的罪行而躲到我寓内的话，我是否能决心毅然检举是颇成疑问的。——这是就解放以后说，至于解放以前，则丧失立场的言论和行动（如在东北大学时坐视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而没有勇气去反对）更多得不胜枚举了。怎能自命“前进”呢？
由于学习的不认真，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新旧思想和平共居。我发现我的思想中仍存在着浓厚的胡适的影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成了外表的点缀。三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入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误认为胡适是这运动的领导人，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第二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我觉得他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化在“整理国故”上。后来到上海教书，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特别在“左联”的影响下，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和别人的关于科学的艺术论的几部译著，我心目中的胡适的偶像开始动摇；同时他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丑态也引起我的厌恶，使我逐渐地和他疏远。可是疏远了这个人，却并没有批判了他的思想；而且相反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我脑子中混淆起来，纠缠起来，使我写了些四不像的书如“中国诗史”等，在出版界欺骗了一些读者，在大学里又欺骗了一些学生。回想起来，惭悔何及！
上月我读到李捷同志的“在文化学习战线上——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引起我极大的兴奋。她出身贫农，现在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一年前还不会作文，现在却已有过人的成就。这还不足奇，使我惊讶的是她文章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她说：“我不仅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今天，而且我也看见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那样光明灿烂，是那样幸福与美满。可是，我也想到了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然而我不怕它，因为我有刚毅的心，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今天我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一切困难都能在我面前消失。”又说：“但我清楚的知道高尔基所说的：摆在作家面前的不是玫瑰，而是大铁钉子，而我们必须赤着脚从上面走过去，过去就是胜利，就是光明。我就要从上面走过去，我有信心完成我伟大的理想。因为我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完成光荣学习任务的决心，它给我无限量的勇气，无穷的力量……”我读了真使我自惭形秽。为什么我不能有同样坚强的自信心？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学校办好”？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功课教好”？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受着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始终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也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满脑子还装着非无产阶级的腐旧思想，因此我便不能有她那颗“刚毅的心”，“火热的心”，也就没有她那种“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来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旧思想原封没动的人决不会挺起胸膛，全心全意负担起人民教师的一切责任。遇事怕麻烦，又怕得罪人，不肯多费心力，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解放后，我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已两年多了，可是不要说教职员学生工友大都不认识，连系科主任还有至今没谈过一句话的。每天只在办公楼上批阅公文，从没有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用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去领导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怎么能推进工作呢？
现在我们一面要加强抗美援朝，一面又要进行各项建设，五六年内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很多很多的。如果还是原来的一套，决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要迎接新的任务，必须大力改进教学工作；而要改进工作，首先必须彻底改造教师的思想。我们曾经长期在旧大学里工作过的人，一脑子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的思想，这是在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普遍开展，旧教育思想的毒害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在学校里大力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身也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是和改造思想，实行新学制分不开的；它不是半路上凭空加入的插曲，而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环节之一。起初我还以为学校是清苦的地方，还有何“官”可“僚”，何“污”可“贪”，何“费”可“浪”呢？事实却证明：旧大学根本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它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标本。我们学校里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精神，几位负责人带头检讨，接着就召开了民主检查大会，全校员工踊跃发言，自上午八时直至夜十一时，空气至为热烈。我们旧知识分子从未参加过群众的火热的运动，在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大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极深刻的教育。
这个大会的收获，根据同人们的初步估计，首先是批判了旧教育思想：如聘用人员只讲求资历，过分重视留学生，而忽略了德才条件；又如各院系方针任务不明确，在师生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又如不重视专修科，设系也不按实际需要，而附设实习单位还存在着营利观点，甚至暴利思想，等等。其次是揭发了惊人的浪费现象：如教授旅费超支了四千多万元，粉刷房子一亿二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开支是不必要的；又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两千多学生却有一千多员工，有些教员只开一门课，有些职员工友一天只工作二三小时，等等。至于贪污的事件，也并不太少，全校一般单位都有，就附设医院而言，还有几千万元的巨案。这些贪污浪费的现象是靠了我们几个负责人的——特别是我的——官僚主义作温床的。我们官僚主义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能掌握政策，使工作计划停留在字面上，很少去认真贯彻。办事沿袭了旧社会“推”和“拖”的坏作风，而这种坏作风是有其旧思想的根源的。
这个大会丰富了我们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推动了我们改进教学的工作。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新旧思想的界线，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替新学制的实行和培养建设干部的准备工作铺平了道路。在这运动里，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因为当两只船分途时，我们必然的跟着剥削阶级走向灭亡，而远离了工人阶级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在思想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地“一边倒”，倒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当然，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人说，改造是长期的，不必急躁；但我们不能藉口长期而懈怠下来，或存心憩一憩。正如吃饭一样，吃饭也是长期的，但我们不能说今天休息一天不吃饭。我们若把学习看得比吃饭还轻，那是一辈子也学不好的。愿与朋友们同下决心，立誓在这次学习中把自己改造好，来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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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六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六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显著地位刊载了斯大林致日本共同通讯社总编辑岩本的新年电报，并以“斯大林致日本人民的历史性的贺电”为题发表社论说：世界所有的进步人民都用最满意最高兴的心情来欢迎斯大林致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这个文件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了苏联是热爱和平的；它是斯大林和平政策的一个典型。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对争取解放的人民进行血腥的战争，正在准备另一次世界大屠杀，正在对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横蛮的恫吓并散布仇恨人类的谬论——在这个时候，这个贺电在日本人民的心中，在那些惨遭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国家占领的其他人民的心中，响起了和平和友好的钟声。社论接着指出：日本人民今天处境的困苦在他们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日本的全部生活，它的工业、农业、贸易和文化都受美国占领当局的支配。美帝国主义要想把日本人民推入新的侵略战争，借日本人民的手和血来达到其控制亚洲的目的。但是，日本劳动人民在黑夜之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的希望。伟大的斯大林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走向幸福和民族独立的道路。社论最后说：斯大林的贺电鼓舞了所有国家的和平拥护者，使他们能够更坚决地为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
本期发表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文科夫去年十二月在全国工业、运输业、建筑业斯塔哈诺夫式工作者和突击工作者大会上的讲演摘要：“保加利亚斯塔哈诺夫运动的发展情况”。契尔文科夫指出：保加利亚在苏联军队帮助下获得解放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以后，又在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帮助下，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业企业已经建立起来，工业及其技术装备的物质基础正在日益巩固。工人阶级在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之后，表现了极大的劳动热情。社会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已有相当大的进展，并正在变成群众性的运动。许多斯塔哈诺夫运动的代表人物和突击工人已经涌现出来。因此，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方法——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党、行政和工会的任务，产业工人以及所有劳动人民的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竞赛，使日益广大的劳动人民参加到竞赛中来；接受并广泛宣传创造性的建议、生产中的优良的范例、工作中和组织劳动方面的一切成就；提高产品质量；更有效地节省劳动力、时间、材料和燃料；以最好的方法使用机器；减低生产、建筑和装配的成本。这就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胜利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本期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贝森蒂的“意大利共产党争取和平经济的斗争”一文。贝森蒂说：正当意大利的全部经济陷于停滞和不断衰退，失业人口增加、物价猛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恶化的时候，意大利政府遵守着美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把意大利的经济转移到战争基础上去了。因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目前在意大利就不仅以和平战士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反对扩张军备和准备战争的运动这一形式进行，而且也在经济方面全力进行。贝森蒂接着叙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议员在议会讨论国家预算案时，提出了和政府的备战预算案相对的预算案，主张裁减军费、废除扩张军备计划、缩短兵役期限，并同时建议增加和平工业的投资，增加公用事业、房屋建造和消灭失业的拨款，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此外，共产党还草拟了一些议案，主张将最大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贝森蒂强调说：共产党所指示的这些具体目标，给意大利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意大利人民已经证明他们在斗争中是坚定不移的、有能力的，并且已经提出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法，把具有地方意义的行动和有关工作与和平的全国性问题联系起来。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加强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并且把一切进步力量组成的广泛的阵线巩固起来。
本期还刊载了自由奥地利青年联盟书记斯坦纳的“奥地利青年维护和平与他们的权利”等文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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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挽救了我
夏茂如
编者按：夏茂如是在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被审判的大贪污犯之一。他因为自动彻底坦白并立功赎罪而被免予刑事处分。下面是他被释放后所写的感想。
我是一个建筑工程师，解放以前，曾在旧社会干过十六年的建筑事务，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我是从旧社会里带着满身污垢走到新社会里来的，因而参加工作后不到五个月，就干起违法乱纪的勾当，最后成了盗窃国家资财一亿二千多万元的大贪污犯。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我从绝路上拉回来，使我得以重生。
我在一九五○年二月参加华东区粮食管理局工作。当我被派到皖北粮食局进行仓库工程修建时，就有在工程中捞一把的思想，事实上后来也这样做了；并且由单独贪污发展到和同去的工程人员进行集体的大贪污。及至营造厂商向我进行种种要挟、要我在工程中给予特殊优待时，我才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为了避免露出马脚来，于是要求调动工作，希望以转移地区的办法，来掩盖贪污的罪行，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但是事实却完全与此相反，调到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作后，接连地听到皖北粮食仓库因营造厂商的偷工减料而发生了下沉、裂缝等问题，这样我的思想负担便一天重似一天。我害怕我的罪行会被人发觉，因而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曾想到匿名逃跑，也想到自杀，也想到把贪污的款项捐作抗美援朝。可是，这些想法都不曾使我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有丝毫减轻，我依旧被恐惧的思想压制着。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开始时，我奉派来北京粮食管理总局参加仓库设计工作。这时我更加惶惶不安，坦白呢？还是不坦白呢？这两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起初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我觉得我是没有出路的了，及至听到了首长们的苦口婆心地动员报告，知道了自动坦白者可以减轻罪行时，我的坦白和不坦白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最后我决心选择坦白的道路，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我向领导方面坦白了全部贪污事实。在运动中，经过领导方面多次的鼓励多次的启发和教育，使我认识到我的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觉得像我这样的贪污分子，是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同时我也认识到必须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把我所知道的大贪污犯和几家盗窃国家资财的营造厂一一检举，以求立功赎罪。但是关于我的处分问题，只知道“自动坦白者可从轻处理”，“立功可以赎罪”，至于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放心不下。我曾经这样想：我的罪行是严重的，减轻罪行，也得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但我已是四十一岁的年纪了，如果徒刑十年，一切都完了。但是这些顾虑终于在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以后一扫而空了。
现在我已认识到领导方面和同志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给我的帮助完全是为了拯救我，证明人民政府对于自动坦白悔过并能检举立功的贪污分子，采取从轻论处的政策是一定兑现的。现在我已开始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人民政府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大贪污犯还免予刑事处分，给予自新之路，使我感激零涕。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于我的宽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现在才认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工作人员：一种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员；另一种是自私自利钻进政府机关盗窃国家资财的人员。昨天的夏茂如就属于后一种人员——最可耻的贪污分子。我深感自己过去的罪恶太大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今后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要彻底抛弃技术人员的臭架子，进行思想改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加百倍地努力工作，以求戴罪立功。重复一句：我感谢毛主席给我的光明，今后一定努力改造自己，下决心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尚未坦白或未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特别是工程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下决心卸掉自己的包袱，不要继续错误下去。事实证明：只有彻底坦白，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政府对我的宽大，就是铁的事实。希望你们迅速坦白自己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坦白期限只有十几天了，你们不能再迟疑下去，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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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 冯真 邓澍 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庆 梁玉龙 韦其美
黄均 作
（一）刘正明是某无线电行的店员，今年二十七岁。家有母亲和妹妹。他是个旧社会里所说的“面软的老实人”，嫌自己嘴笨，怕人笑话，不大参加工会的活动。他过去爱看旧小说，解放后虽爱看“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新书了，但有时借不到新的，还是看“三国演义”。
（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刘正明从广播里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消息。他见经理徐仁德听了这些消息以后，坐立不安，唉声叹气。他就想起柜上的一些毛病来了。
（三）刘正明想起：过去卖货，徐经理常常不让开发票，不让上账——这当然是为了逃税。记得有一天晚上，徐仁德还叫会计周先生把一大堆账本拿出来，抄抄改改，也不知搞些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