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怎样坚持党的原则和宋瑛、王清等进行斗争的
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医务科长 孙麦龄
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的盗款案，经过了十个月的曲折过程，终于真相大白。中共中央中南局对该案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并给予周季方、宋瑛、王清以开除党籍的处分，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本院盗款案发生以后，纪凯夫被押的期间，我也是始终被宋瑛、王清等所痛恨的，一直受到他们的诬蔑、打击，他们甚至还企图陷害我。今天切身体会起来，因为我有切身的体验，所以看到党组织对这一案件的正确处理，更深深地感觉到党的纪律严肃、是非分明和大公无私。
去年四月十二日下午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了盗款案，这时候医院正在进行整顿，并已开始了镇压反革命的学习。过去本院一向多事，这案件又十分突出，全院同志对此特别关心，都有决心要搞个水落石出。因为事件很严重，除王清以外我是本院较负责的党员干部，但因对案情了解不足，所以决定先弄清案情再说。
纪凯夫的突然被捕，一时使我迷惑。根据案情，纪凯夫是盗窃犯的可能性很小。接着在第二医院流传一种“政治性陷害”的说法。怎样来解决这一个疑问呢？我想只要依靠党，依靠组织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就去找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李之琏秘书长和中共武汉市第四区区委书记苏苇同志，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指示我要放弃一切“先入之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处理这一问题。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原则上，思想上给我许多帮助和鼓励，这样我就增加了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我首先认定，不管盗款案是什么性质的，只要先抓住盗款犯，其他问题都会解决；因此我一方面继续调查案情，一方面整理一些已有的材料，对每一件材料都加以反复的对证，有些还加以实地试验，务使件件真实，对纪凯夫的历史也进行了调查。
材料有了一些，就要找关键寻线索，研究偷钱的人可能在那里？根据各方面的人证物证以及当时现场情况，我认为王清的嫌疑最大。对于这些情况以及案件经过，我在四区委召开的会议上据实作了报告。及公安四分局第一次释放了纪凯夫，立即引起了宋瑛、王清对我的极度不满和怀恨。四月十七日上午纪凯夫第二次被捕后，王清就来警告我：“老孙！老实对你说，你向区委反映情况和保释纪凯夫，我对你十分不满，现在纪凯夫是保卫处抓去的，问题不简单！”意思是有政治问题，叫我别再管。他们的这些手段并不能阻挠我继续对此案的了解。以后宋瑛、王清突然在四月十九日召开了全院全体职工大会，组织一些人对我进行攻击，强迫我当众承认“错误”。这时我想为了对党负责，应抛弃一切顾虑进行斗争。因此，我就乘他们强迫我“认错”的机会，在大会上有系统地把盗款案全部情况作了交代，当时还有一部分当事人起来补充情况，并提出了怀疑，引起了多数群众的注意。这时王清就用 “老干部”的招牌来作掩饰，公安局的一个同志则直截了当地指盗款案是“政治陷害”，在会议总结时有人并说：“现在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王清是党支部书记，应该从党内检查一下有无问题！”企图压我，并压制群众不许讲话。第二天又召开大会，向我进行诬蔑性的攻击。会上，也有的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讲盗款案，要求“让我们也讲讲话”，但立即被打了回去。当时我想纵然宋瑛、王清等可以霸行一时，但真理是压制不了的，案情真相绝对欺骗不了群众，更欺骗不了党。后来中共武汉市委又将案件移交到公安局，宋瑛、王清更变本加厉地扩大诬蔑性的攻击，到处诬告，到处散布说我有“政治阴谋”，“孙麦龄卑鄙龌龊”等等，并散布“纪凯夫已为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处保释，现在武汉市委工作”的谣言来迷惑群众。这时候我体会到，这已经不是盗款案本身是否复杂的问题，而是对盗款案的看法问题；不是单纯的破案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我除一方面帮助来调查案件的人了解和收集材料，尽可能地找王清谈话，了解他的情况，并劝他积极地帮助破案，同时希望启发他坦白；另一方面，我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材料，除送给武汉市公安总局，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外，也送了一份给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并提出请求派人来医院发动群众进行调查处理。
宋瑛、王清等这时继续用欺骗、挑拨和拉拢的手段来打击和软化我。去年七月，宋瑛、王清利用职权派王一南借检查工作为名，无理地记我大过一次。我不服，向武汉市第四区委和武汉市人事局进行控告。人事局并未理睬。第四区委派人前来调查时，宋瑛、王清推卸了他们应负的责任。王清并对我说：“老孙，你对事正直热心，见不对就要管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不能凭党性来吃饭的！”但我没有被他们各种阴险的手段所吓退和蒙蔽，我很知道盗款案的发生已使党的政治影响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群众由于王清、宋瑛的恶霸作风感受到很大的威胁，普遍地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思想十分混乱，精神受到压抑，严重地影响了工作，不少人想离开第二医院。
因此，我认为盗款案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也就无从解决。所以我仍继续对盗款案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检查自己的缺点（主要是脱离群众），一方面重新整理了一份完整的盗款案情和其他有关问题的书面材料送给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和人民日报。我相信党会很快地处理这一个问题。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党就组织了联合检查组来到本院发动群众进行全面调查，使盗款案很快的水落石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在此案的整个过程中，我是存在着缺点的。因为我在平时作风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毛病，因此宋瑛、王清等有机可乘，可以利用一些“心腹人”，来歪曲事实，欺骗一些群众对我“进攻”。我在斗争中依靠群众，打消群众顾虑，发动他们一起向反党分子作斗争也很不够。有时候自己也存在着一些顾虑，因此斗争不够主动和有力，这些缺点说明我还没有对党尽到我应尽的责任。
此外，在盗款案发生后，我对王清的蜕化堕落，盗窃公款并嫁祸于人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但对宋瑛的错误则认识不足，自从报上公布了中南局对盗款案的决定、全案经过和王清的供词后，我认识到王清蜕化堕落应由他自己完全负责，至于嫁祸于人，拒不坦白，到处诬告等严重的罪行，宋瑛则负很大部分的责任。宋瑛由个人成见出发，始则压制民主打击批评，继而利用职权，侵犯人权，陷害好人，虽经上级严厉地指出他的错误，还是坚不认错抵抗组织，这是一种恶霸作风和反党活动。这错误的严重性还在于不是个别的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了某些组织和人员的支持和一贯的错误。因此这个错误所造成的对党对人民政府的政治损失是很大的。
整个的盗款案和中南局的决定教育了我们，在为真理而斗争中间，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从党的利益出发，信任党和倚靠党，要实事求是，并且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今后我要好好地接受过去的经验，纠正脱离群众的缺点，更积极地为党的事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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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武汉市立第二医院青年团员 纪凯夫
我是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的医务科员兼院长室文书，是个青年团员。我们医院曾发生一次盗款案件，我被诬为盗款人，先后两次被公安局逮捕扣押一共八个多月。这不白之冤终于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完全弄清楚，从而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更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盗款案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当时走廊上丢散的钞票很多。事件发生不久我到了现场，发现办公室地上有几张散落的钞票，方向是向着院长监委办公室的。我又看见靠院长监委办公室的阳台旁的墙角处有一个包袱放在铁电杆上。我和史灵慧大夫又看见本院监委王清一个人在阳台上背面站着，而且脸上的表情极不自然，有些惊慌的样子，额上有汗。这时王清又叫人把散在地上的钞票拾起来。从这些现象看，我对王清有极大的怀疑，就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四分局。他们派了人前来侦查。这时我的思想在斗争：我的怀疑讲不讲？讲吧，王清是监委；不讲吧，这是重要线索，对破案有极大帮助。后来想到自己是青年团员，应当坚持真理，并且有义务帮助公安局弄清问题，我就坚决地把发现的情况和怀疑作了报告。同时我也同样向机关团支部副书记兼保卫委员吴义勋作了报告，希望他注意王清的行动。后来听说他把我的意见向王清作了密报。我又把我的意见向党支部委员孙麦龄和团支部书记乔焕民作了报告。
四月十四日深夜，公安四分局以“谈谈”为名逮捕了我，查问我的历史以及对王清的看法，后来因为没有问出什么问题，在十五日晚八时放了我。到十七日上午十时，市公安总局又以“有计划地散布钞票，陷害领导”的罪名把我逮捕了。入狱后经过数次审讯，我始终没有承认。直到十二月二十三日被释放的八个多月监狱生活中，我虽然感到冤屈和受到一些折磨，但我没有怨恨党和政府，我始终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一定能为我洗去这不白之冤，弄清是非。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去年十一月间，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组织了十一个单位的联合检查组对这个问题作了调查。检查组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大家的意见，盗案真相终于弄清楚了。原来盗款的人就是王清。他和前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密谋，在前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支持下命令公安局逮捕了我。他们所以要陷害我，是因为我曾在一九五○年秋天对周季方、宋瑛压制民主、违犯人权和法纪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并向中共武汉市委提出控告，他们把我怀恨在心。但真理只有一个，不顾国法，借仗职权陷害干部的周季方、宋瑛、王清等已被政府逮捕法办，我又重新获得自由。我十分痛恨周季方、宋瑛等的反党行为。这些败类，终于受到党纪和国法的制裁了。由此证明党和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
我出狱以后，医院的同志热情地迎接我，关心我。由于八个多月里所受到的折磨，我的血压有些高，医院领导方面又劝我住院休养。这期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同志、青年团武汉市工委组织部部长路超同志、青年团武汉市第四区工委书记田益勤同志、副书记曹贵彬同志等都先后亲自来看望我。邓子恢同志亲自面嘱本院杨光第院长免收我休养期间的医药费，照发我被捕后的薪金，使我感到党比父母还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女。一九五○年五月中旬，团的组织曾错误地停止了我的团籍。现在因盗案真相已白，团的组织已恢复我的团籍，把我编入小组过组织生活，并勉励我和不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精神。这些，都使我有说不出的安慰和感激。
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关怀，我决定安心休养，以便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弥补被捕期间的工作损失。在休养期中，我已参加医院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同时我已向院方声明，把被捕期间的薪金全部捐献，支援志愿军。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今后要在党、团的教育下，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加强群众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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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杀人犯套上锁！
袁水拍
是日本鬼子干过的，
他都干；
是希特勒干过的，
他更大规模地干！
电光射眼，
汽油烧身，
杀的杀，烙的烙，蒸的蒸，
把我们的人当细菌武器试验品，
我们愤怒！
我们控诉！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高呼：
“起来，把杀人犯套上锁！”
是日本鬼子干过的，
他都干；
是希特勒干过的，
他更大规模地干！
在布痕瓦尔德，在奥斯威辛，
草根里还留着德国纳粹烧人的骨粉；
在水原，在巨济岛，
美国强盗的杀人场更加黑暗、残忍！
我们愤怒！
我们控诉！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高呼：
“起来，把杀人犯套上锁！”
是日本鬼子干过的，
他都干；
是希特勒干过的，
他更大规模地干！
豺狼坐着飞机，摸出纸包，
投下有毒的蚊子， 苍蝇，跳蚤，
和全人类为敌，
向全人类伸出他的罪恶的血爪！
我们愤怒！
我们控诉！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高呼：
“起来，把杀人犯套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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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的是抗美援朝，作的是叛国助敌
——记北京服装业奸商史敏问的罪行
李维光
奸商史敏问是北京大众被服皮件厂的经理。仅在去年一年中，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十一个干部拖下水去，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仅偷工减料一项即达十一亿元。
史犯敏问在一九五一年的全部交易，都是和志愿军、解放军进行的。他在每一次加工定货中，都乘军需紧急、验收疏忽，大量偷窃国家资财。比如去年三月在承制朝鲜战地所用的伪装网时，原定用麻七万斤，他却偷减了一万二千斤；但他仍不满足，又用次麻顶好麻，溼麻顶干麻，高报货价，进行大量盗窃。这次定货总额六亿五千万元，他就偷工减料达一亿八千万元。据该厂副理高增缙供称：这批伪装网所用的麻绳，粗细不匀，而且原定的三股线，在制作中有的却变成了一股线，因而既不坚固耐用，更减少了伪装的作用。再如去年四月赶制抗美援朝所用的炮车輓具时，所用皮料，多是次皮、白皮和油皮，并把这些坏皮拉长，结果遇雨即松软如絮，七长八短，日晒后又大大紧缩。再加缝工粗糙，不是开缝就是断线。輓具本来该用一年，现在却只能使用几个月。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去年五月史犯在给志愿军做第一批炮套时，加工费仅八百万元，而他却钻了军用紧急、没有查验的空子，偷窃了盖布九块，并使用了坏线、次皮，同时借抗美援朝之名，降低工资，加班加点，以致偷窃的总值竟超过加工费，而达到九百万元。
史犯敏问在承制解放军的皮件中，同样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他用前截皮、边皮、牛头皮等坏皮来顶替好皮，工人气愤地说：“这那里是皮，简直是肉！”他把原规定的掷弹筒带的宽度缩减了二分之
一；他做的机枪垫肩根本遮不过膀背，以致现有百分之七十的定货，都因不合规格，不能使用，而堆在仓库成了废品。这样，他就在七亿八千万元的交易中，盗窃了三亿二千万元；偷盗数占交易额的百分之四十，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史犯所包揽的解放军的另外一些加工定货，也无不照样盗窃。由于盗窃了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资财，史犯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仅有二十万元资金的小商人，一跃而为现在拥有十数亿元的暴发户了。
史犯敏问这种卑鄙无耻的罪恶活动，直接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事业。虽然史犯在去年曾缴纳抗美援朝的捐献一千零四十六万元，但他偷工减料所得的非法暴利却达到十一亿元，再加偷漏税两千万元，拖欠税款七千九百多万元，史犯的非法收入便达到十二亿元。
由此可见，奸商史敏问不但没有参加到抗美援朝的行列中来，反而严重地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巩固国防的神圣事业。该厂副理高增缙对于他们自己的罪行这样供认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我们的生意逐渐加多了。我们曾假装积极地订立了爱国公约，说什么‘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但心里却认为发财赚钱的机会到了。因而在承制定货中，尽量地偷工减料。我们早就知道，这些东西运到朝鲜后，有的不耐用，有的根本不能用；但我们为了钱，就不能管这些个了。”
史犯敏问无耻的盗窃罪行还不仅于此，更可恶的是他在大量盗窃了国家财产的同时，还用欺诈的方法一度骗取了人民的荣誉。去年三月史犯在赶制志愿军伪装网时，一面大肆贿赂干部，明目张胆地偷工减料，一面又扬言赔钱八千万元，并花言巧语地说：“为了抗美援朝‘亏’一点也没有关系。”史犯经过这些无耻的吹骗之后，就骗得了某部的奖旗一面，慰问信一封。从此他就有了“政治资本”，到处夸耀这个“光荣”，借以招摇撞骗，兜揽生意。当北京市检查不法工商户的检查小组到达他的房子时，他还指着锦旗厚颜无耻地说：“抗美援朝我们也算出了力。”检查小组要他坦白他的罪行时，他反而玩弄阴谋，坚决对抗，直到证据确凿，“攻守同盟”也被粉碎，无法抵赖时，他才被迫地承认了以上的事实。
为了严惩这个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奸商，北京市人民政府已于二月十七日把史犯敏问逮捕起来。这个叛国助敌的奸商，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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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西安市少年园在二月二日正式成立。这是西安少年儿童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好地方。
少年园的管理工作，都由少年儿童队员来做，他们管理着园内的一切。园里有照片、模型、标本、书籍等十二个室。照片方面，有全国各地少年儿童活动的照片，也有幸福的苏联儿童的照片。另外有儿童自己创作的画片。创作模型方面有：建华小学的队员作了一座理想中的大礼堂，进化小学的队员作了一个“理想中的学校”，长安铁路第一小学校少年队员在老师讲解西北地理课时利用课余时间作了一个西北地理模型。还有陕北风光、水力发电站、铁路、火车、汽车、飞机、大炮、坦克、轮船、幻灯、潜望镜等六十八种模型，以及动植物标本四十多种。这些模型和标本，都是少年队员在经常的活动和学习中做的。图书阅览室内有很多连环画、画报、故事书、文艺作品，以及各种报纸杂志等。另外，少年园还经常请人给少年儿童们讲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和作各种报告。
▲“人民画报”一九五二年二月号已经出版。这一期画报的内容有第二期修治淮河的两大工程、新新疆、刘景贵、姜万寿、张淑云的工作方法等材料，共有图片一百二十余幅。
另外，该刊出了一张八开四页的增刊，着重地反映了北京市各界人民热烈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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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维克多·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洪深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经通过“关于文化关系、利用一九五二年假期从事和平事业和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其中关于周年纪念的部分，“建议各国举行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茅盾提议），芬奇（按系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诞生五百周年纪念（爱伦堡提议），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多尼尼提议）以及阿维森纳（按系阿拉伯著名医生）逝世一千周年纪念（许多国家的医生共同提议）”。决议并谓，“有了这些措施，各国和平委员会就能够使得一切文化界人士和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心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的发展。”维克多·雨果，生于一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不仅是十九世纪法兰西的伟大的文学作家之一——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他是从一八三○年起就参加实际政治斗争的。在一八五二年他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帝制自为而被放逐；他于是写了“小的拿破仑”——强烈地谴责拿破仑第三的一个小册子；他从此流亡在外十八年。在公社主政的几个月中，雨果一直留居在巴黎，他是拥护巴黎公社的；在公社结束以后，雨果避居布鲁塞尔；但由于发表言论，同情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欲在他的寓所收容这些从巴黎逃亡来的共产党人，以致引起比利时政府的不满，雨果竟被驱逐出境。
雨果一向被认为十九世纪法国浪漫运动的主导者。这运动其实是一个热烈的有政治性的斗争。所谓古典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是相当地稳固的。当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受过一些古典主义的教育；他们以为自己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道德”的继承者，而古典的文艺最能与当时的共和政体调和。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法国文艺作品，几乎还是严格地古典主义的；法国浪漫运动，远落在德国英国之后。直至一八二七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剧的序言——其后又在一八二九年发表“东方集”诗集的序言，一八三○年“欧那尼”剧的序言，一八三八年“绿依伯拉”剧的序言——法国浪漫运动才有了它的独特的理论；直至一八三○年雨果的“欧那尼”剧在巴黎上演，这些理论才见之实践。
法国古典主义的内容，基本上是服务于地主贵族，僧侣和少数“资产阶级贵族”的。地主和僧侣们不仅享有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特权（例如免缴国税而自己可以向人民收取各种捐或费等等），而且坚持人格的分等（他们当时的想法：人是生来就有
一定的地位的，这是“上帝规定你这样的”；“贵族的后代，比之其它人们，生成地更高贵更优秀”等等）。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呢？他们的野心是获得同样于地主贵族和僧侣们的地位和特权；只有在他们失望的时候，才会去和“下层的人”联合在一起以推翻和摧毁这个地位和特权。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规定作品应以高贵地位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的事件”为题材为故事中心，而不许在任何文艺作品中以一般的人尤其“下层的人”为主要写作对象；规定作品必须摹仿古典的形式并严格遵守已经订立的规律，而不许作者有稍许摆脱格式束缚的自由——是符合于地主贵族，僧侣，“资产阶级贵族”们的利益的；有助于巩固他们的优越地位的。
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剧序言里，反对摹仿，反对固定的格式，反对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其实是被意大利文艺理论者曲解了的）戏剧三一律；他说，作品的优与劣，有益或无益，不应只在格律，类型，形式上来判断；他说，一切艺术是发展着的；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抽象美而是说明人生；他创出“丑奇的美”Grotesgue的说法，以为这才可以说明现代的世界，“在形式上如此复杂、多样；在创造上如此无尽藏；因此，这和古代的不变化的单纯，是直接相反的”。在“东方集”诗集的序言里，他说，就诗来讲，无所谓合适的题材或不合适的题材；他说，文艺不应与桎梏绳束有关；对于形式，种类，故事，空间，时间等，诗人应有选择的自由；他又一次攻击古典主义文艺批评者的限制作品的题材与形式。但是雨果的最重要的主张，包含在“欧那尼”剧的和“绿依伯拉”剧的两篇序言里。前者明白地提出，“文艺的自由不能不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自由底必然结果”。后者强调人物性格的重要；暗示性格是和人物所处的环境有密切关连的；暗示人物的性格，非如当时古典主义者所主张，是可能发展的。
雨果自己的人格就是不断在发展中的。最初他是正统主义者，拥护法国布尔邦王朝的复辟。后来他成为君主立宪主义者；在一八四五年还曾领受路易·非利普的“资产阶级的王朝”所赐爵位。后来他反对当时专为“资产阶级贵族”服务的政府的措施而成为极端开明主义者。而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后，雨果当选为立法会议的议员，他从此成为拥护都市无产者、农民以及其它“下层的人”底利益的民主共和主义者。直至一八八五年逝世时为止，他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的。尤其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坚持了他的政治立场。虽然，诚如恩格斯所言，参加巴黎公社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只是由于革命的和无产者的本能”；只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曾有较大程度的了解；只有少数人懂得德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雨果不在少数人之内。因此，雨果的政治斗争，有时不能收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小的拿破仑”小册的毒骂，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雨果不从当时法国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形势去了解拿破仑第三的窃国而只看作个人的暴行，于是竟非本意地将他写成一个极有才能的伟大人物了。尽管如此，雨果的正义感始终是坚强的；他反对国际间的侵略；一八六○年英法帝国主义的联军攻破北京，焚掠圆明园；雨果写信给一个英国人说，“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放火，一个劫掠”。一八七○年雨果从比利时回至巴黎，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但不久就辞职退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方面打击地主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压迫无产阶级；而后一举的凶暴，远甚于前一举的坚决。保护巴黎公社而光荣牺牲的，几及八万人；城破后立即被逮捕的，三万五千人；军事法庭延续至一八七六年，凡是在公社时期留居巴黎的人，不论是男的，女的，小孩，都有受军事审判的危险——总计有三十五万人受控告，五万人被审问，一万五千人被判刑。在这样情况之下，雨果退出了实际政治，转而致力于诗歌，为穷苦的被压迫的人民作呼喊——这是雨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还在雨果的流亡时期，一八六二年，他写成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小说“悲惨世界”。这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巴黎的穷苦，不幸的人们；其中贯串故事的发尔若，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由于环境的作用，他始则可成忘恩负义的窃盗，后终成为自我牺牲以帮助别人的善人。在这里，雨果实践了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在题材与人物方面，更在人物性格的发展方面。回国之后，雨果目睹祖国同胞在第三共和政府之下仍然过着苦难日子，一八七二年写了“凶年集”。虽时届晚年，依旧不停写作。“诸世纪传说”二集及三集等，都是七十岁以后的作品。法兰西人称他为“诗的父亲”。但是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想像丰富或描写深刻，用韵精巧或词句优美，而更在于他的作品洋溢着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在雨果八十岁的诞辰，法国曾有六十万人为他庆祝。他死于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停柩于巴黎胜利门之下一日，受法国人民的悼吊而后安葬。他的亲友遵从他的遗言，以“穷人的棺木”Paueer’s Coffin入殓——这是雨果对于当时法国不合理的社会所作的最后抗议。
雨果曾是推着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动力，博得了“和平，自由与进步的著名传播者”的光荣称号。他在法兰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传统，不仅是法兰西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目前仍不断地把雨果的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出版。他的最著名小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以及剧本“欧那尼”等，都早有中译本。人民的世纪已经到来，伟大作家的著作，必然要受到崇高与正确的新评价。（附图片）
雨果自画像（一八三一年左右）
雨果和他所喜爱的孙女琼、孙子乔治在一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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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思想病 叶浅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