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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果小传
编者按：今天是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一百五十周年诞辰。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本月十九日发表了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要求全世界各民族人民联合起来，纪念世界文化巨匠雨果、果戈里、芬奇、阿维森纳。在纪念雨果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的今天，我们特从苏联小百科全书中节译了雨果的小传，发表在这里。
维克多·雨果（一八零二—一八八五年）是著名的法国浪漫派诗人，是拿破仑的一位将军的儿子。他很早就以诗和批评论文步入了文坛。他创立了法国浪漫主义第一个机关刊物 “法兰西诗神”。雨果最初是一个王政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变。他的政治观点的转变，反映出一大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变化。这些人过去反对布尔邦王朝的复辟，接受了腓力普的君主政体，但是又离弃了它，随后又对拿破仑主义表示同情，最后则热烈地迎接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革命时期，雨果站在动摇的地位，但是后来则坚决反对冒险家拿破仑第三的侵略政策。雨果在被迫逃亡时，住在翟尔赛岛，后来迁居盖纳赛，直到第二帝国颠覆后才回到祖国。雨果看到了祖国的破坏和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他激烈地反对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同时保卫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罪的人，因而招致了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他的殡葬（一八八五年）是诗人兼民主主义的社会活动家的礼赞。
雨果所享的盛名，不仅和他所遗留下的丰富的诗的遗产相联系，而且还与他的自由主义和博爱主义的信念相联系着。他一生从事反对死刑的斗争，拥护永久和平和欧洲联邦。雨果是多方面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有抒情诗、讽刺诗、史诗、戏剧、小说和政论等。雨果的抒情诗（“东方集”，“秋叶集”，“心声集”等）不仅亲切地表达了诗的曲调，而且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问题。（争取政治和民族自由的斗争，争取各民族的和睦等。）雨果的诗创作，在他被放逐的年代达到了高峰。“惩罚集”（一八五三年）是一本充满愤怒和悲痛的严正的讽刺诗歌；这本书是反对可鄙可恨的篡夺者（拿破仑第三）的。抒情诗集“静观集”（一八五六年）是一部哲学深思的作品。长篇抒情史诗“诸世纪传说”是人类发展、“人类由昏暗上升到理想”的一幅象征图画。他临终前所写的一首诗“魔鬼之死”（未完成），是“诸世纪传说”的一个总结。
虽然雨果的文学创作中，戏剧占有大量地位，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只保存着历史意义。“克伦威尔”（一八二七年）的序言，是浪漫派与伪古典主义斗争的宣言；“欧那尼”的初次上演（一八三○年），是与墨守成规的文人的斗争，随后则有“国王取乐”、“绿依·伯拉”和“中世纪武士”等剧作。
在雨果的创作中，小说占着更重要的地位，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一八三一年）是中世纪后期的鲜明图画，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一八六四年）描写了巴黎十九世纪前十年的激动的生活。在“海上劳工”中则描写了与自然力的斗争。在“笑着的人”中描写了人类的残酷和贵族的傲慢。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九十三年”（一八七三年）中，雨果描绘出法国革命时代的内战情景。
雨果对于解放和丰富法国的诗歌语言，有许多贡献。他的词汇以丰富惊人。雨果所喜爱的文体是对比、对照和隐喻。这赋予了他的语言非凡的浮雕性和表现性。雨果的语言虽然有时不免失于夸大，但是他的想像的丰富和力量仍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君强节译自苏联小百科全书）（附图片）
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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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我们喜爱雨果的作品
茅盾
罗曼罗兰、巴比塞、巴尔札克、莫泊桑、佛洛贝尔、雨果……这些法国文坛上的巨人，我们中国人对他们是熟悉的，而且是很爱好的。
雨果为中国人所知，约在五十年前；他的杰作“哀史”（即“悲惨世界”）略后于卢梭的“民约论”被介绍过来。这是用文言译的（那时候，一般译作，还以文言为多），而且是节译。稍后，诗人苏曼殊打算用白话把这部巨著完全翻译出来，可是，由于这位诗人的早死，他这工作没有完成。这也是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事了。在这四十年中，不但“哀史”有了新的全译本，雨果的其他著作也陆续有了比较好的译本，——这就是说，一部著作常有两种以上的译本。例如“巴黎圣母院”就有先后两个译本，小说“九十三年”和剧本“昂芝洛”亦然。
应当指出：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最留心研究的虽然是西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特别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然而为了钻研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的发展，对于浪漫主义诸大家的作品也是寄以颇大的兴趣和注意的。这一时期所翻译的雨果的作品，除了“哀史”等等的新译本而外，又有“绿依·伯拉”“欧那尼”、“吕克累斯·波吉亚”这些剧本。可以说，除了诗（因为诗是最难翻译的），雨果的重要作品（小说和剧本）大都有了中文的译本。正因其如此，所以在中国不但翻译了雨果的作品，也发表过不少研究雨果的论文。雨果是和巴尔札克、巴比塞、罗曼罗兰等等同样地为我们的作家以及爱好文艺的广大知识青年所热烈喜爱的。
但这并不是说，雨果之所以在中国拥有广大的爱好者，只因为他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不是的！在一般读者的眼中，一个作家之属于文学上的那一派别，是不关重要的；一般读者喜爱或者不喜爱的标准是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品所拥护者是什么，所反对者又是什么？作品所歌颂者是何等样的人物，所憎恨诅咒者又是何等样的人物？这一切，才是一般读者对于某一作品喜爱或不喜爱的标准。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中国的一般读者看见了作者所拥护所歌颂者正是他们所拥护与歌颂的，看见了作者所反对所憎恨诅咒的，也正是他们所要反对、憎恨与诅咒的。这就是雨果的作品所以在中国享有盛誉的根本的原因。
难道我们对于若望·法尔强（“哀史”中的主人公）的一生遭遇会漠然无动于衷么？难道我们从他的惨酷而颠沛的生活中不能看出那不合理的社会中的不合理的所谓法律是怎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警辟的古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经验中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一套压迫人民的堂皇的法律所获得的最透彻的认识。若望·法尔强这个“窃钩者”，就是终身（甚至在他屡次重新做人以后）受着那些“窃国者”所制定的法律的迫害！雨果笔下的这个“窃钩者”多么仁慈，多么好义勇为，多么慷慨；而那个代表法律的警长耶凡乐又是多么卑鄙、自私、阴险而残酷！不能设想酷爱真理、拥护正义、坚强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像作者一样对于若望·法尔强寄以无限的热爱的！
难道我们对于吉利亚（“海上劳工”的主人公）的宁可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以成全他的所爱者的幸福——这样的高贵的品性，能够不表示由衷的敬爱么？难道我们对于那坚强地追求高贵的理想——追求更合理更美好生活的欧那尼（剧本“欧那尼”的主人公）能够不赞美么？难道我们忍心嘲笑这个具有“高贵的理想”和“热烈的感情”的欧那尼的那种天真的——几乎近于幼稚的慷慨大度的行为么？
中国人民同情于雨果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中国人民也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时代的限制性。吸收其优秀的进步的成分，而批判地舍弃其不合时代需要、不合中国现实的成分，——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度。对于雨果如此，对于其他世界文化名人的成就也是如此。说什么中国人民排拒一切西方文化，那是无稽的谰言。那是别有居心的造谣挑拨的卑劣的手段。中国人民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化上交换经验，并通过文化交流而达到进一步的互相了解。我们珍视本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珍视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对于像雨果那样伟大的作家的一百五十年诞生纪念，是和法国人民同样地抱着热烈的心情的！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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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闻家驷
雨果——十九世纪法国的大诗人，大小说家，大戏剧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他的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的前夕，想起这个伟大的名字，至少有两个特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友爱与同情。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对贵族阶级原是采取敌对的态度的；长期的放逐生活和他与劳动人民经常的接触，更加激起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憎恨，因而也就加深了他对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友爱与同情。通过“为了穷苦的人们”，他向豪门富翁提出劝告；通过“海洋上的黑夜”与“穷苦人”，他替深夜在海洋上和暴风雨搏斗的渔夫向命运发出沉痛的呼号；通过“终身流放者之歌”，他亲切地安慰了为争取共和与自由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而他在他的“悲惨世界”里面则是更集中地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同情苦难深重的人类，甚至也同情丑陋愚昧的动物，蛤蟆，蜘蛛，病马……，雨果都把它们当作
“低级的弟兄”。雨果的同情心可以说是深无底，阔无边的。而他正是依靠这种同情心，一方面理解了社会的罪恶和苦难，另一方面联系了广大读者的心灵。
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他在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已是一员英勇的战士，而他在拿破仑第三的政变以后，为了捍卫共和，反对专制，他更表现了不屈的战斗精神。当拿破仑第三颁行赦令的时候，他原是可以像许多其他的政治犯一样从海外归来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宁可终身过着流亡的生活而不愿与盗窃国家政权的枭雄妥协。他用这样几句诗来表明他的态度：
我在受难的人群中支起我的帐篷，
因为我要站起来，所以我作了逐客。
我接受了残酷的放逐，即令它是漫无尽期的，
我也不去询查，我也不去考虑是否有人已经屈服了，虽说他是不应该屈服的，
是否有人还要离开，虽说他是不应该离开的。
如果只剩下一千个人，我一定是其中之一；
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那第十个人；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一个人！
——“最后的话”
除了前面已经指出的他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友爱与同情以及他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这两个特点以外，还有他的博大精深的艺术和他对于祖国的热烈的爱，那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尤其是在今天，帝国主义者到处燃起战争的火焰，自由与正义在许多地方还没有抬起头来，和平被阻碍着，幸福被破坏着，就是在雨果的祖国法兰西，统治者也还是和当年雨果所深恶痛绝的拿破仑第三一样地荒淫无耻，制造罪恶。雨果为法兰西和人类创造了文化的财富，为了保卫这些财富，为了促进和平的实现，粉碎侵略的阴谋，我们应当更英勇地战斗。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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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
京津高等学校决深入开展反贪污运动
北京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和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十五日召集所属十六个高等学校的分会负责人，举行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并决定京津高等学校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问题。
钱俊瑞副部长在会上讲话，他指出：高等学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主要任务是在学校中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京津两市高等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虽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加以改造，但是从具体情况来看，在不少学校的院、系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居于领导地位。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工作中遇到了种种的抵抗，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次运动中，高等学校不但要彻底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而更重要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在教师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思想改造，改革教育的目的。钱俊瑞副部长代表教育部宣布：根据各校的意见，并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京津两市高等学校开学日期，决定推延到三月一日。已归校的同学，应组织其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使受到思想教育。开学以后，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继续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进行到底。
会议听取了京津十六个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各校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汇报，并做了讨论。
最后，由北京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乐光对今后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具体布置。他说：高等学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必须围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在反贪污方面：要组织精悍的“打虎队”，学习经验，遵守纪律，根据政策和具体情况，围攻大贪污分子。反浪费方面：现正筹备举行全北京市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组织参观和讨论，对师生员工进一步加强爱护国家资财的思想教育。在反官僚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号召大家来“洗澡”，但要根据不同的思想和作风，采取不同方式（如召开系师生会、中型会、院会或全校大会等），严肃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高等学校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加以清除。在组织领导方面，各校要依靠群众，要集中力量，抓紧主要环节，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到底。
（袁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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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西北农学院教职员政治学习第一小组
西北农学院教职员政治学习第一小组的成员由于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坚持了经常学习制度，一年来在思想改造和工作改进方面得到了初步成绩。
这个小组是由西北农学院各部门十四个负责人员组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解放以前参加该院工作的。他们的思想中旧的思想意识比较浓厚，过去往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因立场、观点不正确而产生某些不团结的现象。一部分人自视“清高”或存在“面子问题”等顾虑，工作中有了意见，嘴上却不说。如一九五○年下学期该院进行各项工作改革的时候，有些人曾在调整工作问题上、待遇问题上和领导方面所提出的反对纯技术观点等问题上，有过一些分歧意见。这些意见严重地影响了西北农学院的工作和教职员中间的团结，甚至有人要辞职不干。
当时，为了改变上述现象，该院领导人曾召集教务、总务、办公室和农事试验场等部门的负责人举行“谈心会”。会上，首先由该院教务长康迪（共产党员）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中不考虑实际情况过早提出反对纯技术观点和联系群众不够等缺点，并欢迎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在康迪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副教务长王振华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过去因为康迪同志在工作上很少和我商量，我就觉得自己的地位不如人，因此要辞职。但是，听了康迪同志的检讨，我觉得自己也错了一半。”他也要求大家对他进行批评。接着，其他的人陆续提出了许多原来不肯轻易吐露的意见。这样，便打开了负责人中间相互批评的道路。他们在五、六次的谈心会中，不仅解决了不团结的现象，而且认识到过去所说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思想问题；要解决工作问题，必须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因此，在前年年终该院总结工作时，许多负责人就提出成立一个学习小组的意见，以便相互帮助和推动工作。经过大家酝酿和同意后，这个包括全院负责人员的学习小组，便在去年上学期成立了。教务长康迪任小组长，领导全组学习。
小组成立以后，首先仿照“谈心会”的形式，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学习环境，使大家便于交换意见而不感到拘束。全组拟定了学习计划，决定先学习“实践论”和“大众哲学”，并规定每周学习八小时。但在当时有些人心中还存在着顾虑，恐怕“经常的学习会影响工作”，或怀疑“政治是否能指导科学”。小组会便针对当时大家共同感到需要解决的“课程如何联系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森林系主任牛春山没有调查学生实际程度，把一门“普通化学”课取消了，造成教学上很大困难。经过小组讨论后，他便认识到这个缺点是由于他一贯缺乏群众观点所造成。通过这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全组学习情绪就慢慢高涨起来。
过了一个时期，大家又渐渐感到“平淡无味”，有些人以为“思想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为了破除这些思想障碍，小组便组织大家参加订立爱国公约、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和附近农村镇压反革命、斗争恶霸地主等群众大会，使大家到实际运动中去考察自己的思想水平。森林系主任牛春山在参加了斗争恶霸地主刘应武的大会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我今天才认识到过去同情某些地主阶级亲友的感情，是完全错误的。今后应该努力加紧学习，改造自己。”其他的人也在参加实际活动中更感到加紧学习改造思想的需要。小组便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订立了“遵守时间”、“集体阅读”、“集体讨论”和“每一阶段写学习心得一次”等制度。这些制度，很多人都能自觉遵守。即使因事缺席，他们也能自动补课或采取“包干”制办法完成学习计划。如植物病虫害系主任周尧在去北京开会途中，还写了学习心得寄回小组。
一九五一年夏天，全组已顺利完成了“实践论”和“大众哲学”的学习。每个人都写了学习总结。在院长辛树帜积极带头下，他们都联系自己的历史、立场、工作态度等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并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去年下学期该小组又在学习西北高等教育会议的各项文件时，联系各种实际问题展开了反对忽视政治、忽视思想的学习与讨论。
在将近一年的学习中，小组成员不仅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而且工作也有了改进。植物病虫害系主任周尧过去个人成名思想很重，他有三十多种著作。他现在才认识到那些著作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很少关联。于是他决心放弃十多年脱离实际研究“粉蝶”和飞鸟身上寄生虫的工作，走向农村去考察农作物的病虫害。他已先后发现培养寄生蜂、防治小麦吸浆虫和用麦芒防治地蚕等方法。这些都是经过学习后得来的成果。这些收获更鼓励了他们继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当西北区各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后，西北农学院教职员政治学习第一小组，首先热烈响应。他们表示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加强自我改造学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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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虎”随笔五题
臧克家
“虎”比虎
我们呼贪污分子为“虎”，就其凶猛一点讲，这比喻的意义是深刻的。但将“虎”比虎，这括弧里边的“虎”却比山林里的虎危险得多了。
山林里的虎，它要吃人的时候，先张牙舞爪，呼啸逞威：“我要吃你！”吃过之后，口吻上留下血肉的残痕，作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标志。
而“虎”呢，却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以“人”形出现，有的隐藏在干部的服装里，胸前挂着徽章，腰里带着出入证，出入革命的机关、团体，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作着危害人民的勾当，作得那么“干净”，那么心安理得。
当人民指着它大喊打“虎”的时候，它随机应变，立刻又成为一条“狐”了。狡猾、抵赖、发誓、甚至叫眼泪来证实它的“真实”，不论是由于心肠软或是由于情面关系听信了它的这“真实”，那它丑恶、犯罪的真实就被隐瞒过了。
对于老“虎”只有发动群众，穷追猛击，悯怜就是错误。我们把它曾经作过的勾当一桩一桩如实地摊在它眼前！这些材料当然没长口，但它却有一张铁面。
“风”从“虎”
“风”从“虎”。我们往往从“风”里可以追出“虎”来。
大贪污分子——“虎”，虽然有大小之分，但它们身上带着的“贪”却是一样的：那便是吃、喝、玩、乐，腐化堕落的一派歪风，真正把贪污的资财买成金条，埋在地底下留给他几代子孙在社会主义时代去花销的恐怕很少。
我们打“虎”，须有从“风”里听出“虎”来的本领。他的收入是有数的，而挥霍得却很大度，对于一只警惕的耳朵这就是一阵“风”声。这种“风”是从一个“空穴”里来的，这“空穴”便是资产阶级思想。
打了“虎”，必须塞死这“空穴”，否则后祸无穷。
“不至于吧？”
口里讲着“大胆怀疑”，但当这理论按在具体的人身上时，便不再“大胆”，而且在自己的“怀疑”后边加上一条怀疑的尾巴：他“不至于吧？”听了贪污分子的“坦白”，就认为已经“差不多”了，
“不至于”再有什么了吧？这种恐怕冤枉了好人的厚道想法，十足地表现了战斗性的低弱，这一个“？”号对于敌人就等于网开一面。
对处在可疑地位上的人，我们要有“大胆怀疑”的精神和勇气。事实不止一次给我们证明了：大量经手钱财的人而手上不沾上铜臭的很少，很少。
金钱的硬度
莎士比亚借“雅典人台蒙”的口诅咒黄金的那些诗句，是极为有名的，意深语切，铿锵动人。如果莎士比亚活在今天的话，他可以凭着他的正义和愤懑把诗句更丰富起来。
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金弹打到一向被认为清高纯洁的文艺领域里来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也被熏成了黑色。管弦乐对于杨培一定没有金钱的叮咚声悦耳舒心；刘岘的思想，在和金钱一碰之下，便被粉碎了。如果今天我们再把梨木板子和钢刀送给他，不知道他将如何掌握它。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警惕呵！在我们灵魂深处的角落里，可能就有只“虎”伏在那里。
面子问题
许多贪污分子不坦白或不彻底坦白，顾虑在“三丢”——丢命，丢财（追赃），丢面子。
对于一部分贪污分子来说，丢面子比丢脑袋虽略胜一筹，然而实在痛切切地舍不得：面子就等于第二生命。
“人没脸，树没皮”，面子当然要紧，然而，事到如今，面子已经不成问题，因为它早已丢完了。
当然，当贪污分子的黑手在满把抓的时候，他不但没忘掉他的面子，还想竭力维持它。因为赃在腰包里，而面子却露在外边。这样，他以为面子和罪恶可以互不侵犯。既有“革命”的面子，又有资产阶级生活的实惠，一举而两得。
偏偏来个反贪污运动，硬要把过去所作所为和面子连在一起。于是，面子开始成为问题。
实际上，这种面子丢了倒好，戴着肉的假面具，不但滑稽而且是一种痛苦的担负。
坦白吧！把脏腑里的肮脏东西倒干净，里表亮堂堂，新的人，新的面子，用为人民服务的劳绩给它一点一点地添光彩，人民会用另一副眼光来看你。
丢掉面子才能找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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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北京市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
石越
有人说：“在学校中没有大贪污，也没有大浪费。”“浪费是无意的，所以是无罪的。”或者又说：“浪费虽然造成损失，到底和贪污不能相比。”但是北京市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告诉我们：据初步统计，仅仅北京的十所高等学校积压、损失、浪费物资总值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五百零八亿元。这证明在学校中不但有浪费，而且所浪费的并不是一个微小的数目；证明浪费给国家、人民所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站在一堆堆损毁了的贵重的仪器和药品面前，站在布满灰尘的巨量积压物资面前，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感到愤怒和痛心。
展览物指出：官僚主义不但是贪污的温床，也是浪费的直接造成者。北京农业大学的一片林场，培养有树苗二十九万株。当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在该处进行一项工程时，本来只需移去一部分树苗就够了；但由于双方不可饶恕的官僚主义，这二十九万株树苗被全部砍掉了，损失了十亿元，并推迟了祖国战胜灾荒的护田林带的建设。北京工业学院在建造延安大楼的工程中，官僚主义者闭着眼睛签名、盖章、批准，结果一百七十亿元的建筑费中被奸商虚报成本骗去了二十三亿元。在实际工程中奸商又盗窃了二十五亿元。剩下的钱盖成的“钢筋水泥”建筑是这样的：在砖灰剥落的砖缝中，可以看到外边的旷野；天气不好时，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外边刮大风，里边刮小风。
借着实物、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各学校所特有的“全国第一”的仪器和机器。一件是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一个完整的无线电台装备。它对电机系的教学工作并无任何帮助，反而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向我们进攻的工具，使该系大贪污犯陈阅德得到了贪污的方便。清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有一个高压实验室，这套装备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在清华大学所起的作用，只在国庆时曾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了一次。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华北国营窑业公司要求和该实验室合作时，他们竟要索取十五万斤小米的合作费。一些新兴的大学的某些负责者也早已把自己陶醉在“全国第一”的幻想中了。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作下了一百五十亿的庞大预算，并要求空军司令部拨交飞机八十架，而当时同学才共四十余人；物理系实验室仪器只需要添购一套就够了，但当一知道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有六套时，就赶紧买足六套，后来一听沈阳工学院有十五套，这些腾云驾雾的教授们的肚中又盘算着买十五套的计划了。争经费这曾是北京各学校院、系间的一件大事。争得经费愈多，就愈显示出自己院、系和个人的特殊地位。学校领导方面向教育部虚报、浮领，领来之后，院和院争，系和系争。每当分配经费的时候，各院各系都计划周密，派遣“能言善辩”的“大将”出马，用“如簧之舌”来击败对手。当场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闹意气”、“掼纱帽”、“拂袖而去”，什么都有。这样领来、争来的经费是怎样用去的呢？展览会有很好的答复。北京师范大学用三亿七千万元买了机器，办一个教育用具制造厂，可是机器买来后就一直被搁置着。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存有试管一万个，但需要的时候仍旧到外面去买。北方交通大学京院在报销经费时，把多余的钱买了三个扩音器、八个喇叭。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因为“外国货少，恐怕以后买不到”，囤积了大量电用仪器。这种手段已和囤积居奇的商人相差无几了。
展览的各学校“仓库”的照片，它说明：一律的杂乱，一律的无人管理。“仓库”的用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把东西放进去：自己不需要（包括装璜门面）又不肯给别人的东西；自己虽需要而可以争到经费去另买的东西。所以在北京工业学院
“仓库”的“废铁”堆里清理出了价值一亿二千万元的大水表三只；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仓库”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八万张做实验用的玻璃片。中国协和医学院的“仓库”中，有半仓库药品毁坏了，从陈列品中可以看见这是一些红、白、棕、黑各色的粉末，再高明的医生也分辨不出这原来是什么了。这些东西并不是刽子手洛克菲勒的恩赐，是祖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啊！更荒谬的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有一个“仓库”五年来居然未被发现，现在打开之后，九台没有用过的机器已经锈得面目全非。
浪费的另一条路就是追求“美国标准”、“国际水准”。北京大学工学院卫生工程系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按“美国标准”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在二亿二千万元经费中，浪费数字达六千三百万元。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不是用最少的经费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材，而是处处追求“漂亮”，“大方”，不愿用三百万元买一只普通冰箱，宁愿化一千八百万元买一只旧的电器冰箱。木凳、水龙头都要合乎“美国标准”，但是每台一千万元的实验台，还没有用过一次中间就已经裂开一条大缝。
陈列品的一部分是在“宗派”的倾轧中被粉碎了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所谓三大“山头”。这些“山头”解放以来一直压在文科研究所的古物上，彼此不可逾越，谁也不能管谁。在这种情况下，在“研究”的美名下，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引为民族骄傲的文化宝藏——元代的壁画在地下室被水浸坏了；唐代的古碑被风化了；清代的史料变成了“化石”；古代的魏碑上做着狗窝。北京农业大学由于有“北大”、“清华”派的分裂，他们眼看着大水淹没地下仓库，眼看着劳动人民起早睡晚积累点滴劳动创造的财富毁坏在水中。这是谁也不能容忍的粗暴行为！
最可痛心的，是严重的积压现象，看了真能使人流泪。在关系千百万人民性命、财产的治黄工程中，我们缺少马力巨大的柴油机。但在这里——北京大学工学院机工厂的角落里却弃置着一台一百二十匹马力的柴油机。祖国对青年神圣的要求——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可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某些脑筋休息着的先生们把一千册政治书籍积压了三年，而让那些黄色、反动的书籍放在书架上，散布着资产阶级堕落、腐化思想的毒素。一切为生产，当工人同志冒着高热爬进炼钢炉去修理的时候；当工人同志用高度的智慧把废料变成机器的时候，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的教授们却正在“巧妙”地把完整的造纸机、制革机、肥皂机、油漆机上的零件拆下来，“骄傲”地把它安到别的机器上去。每个看过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图片展览的人，都为志愿军同志伟大、崇高的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把铁铲用得几乎只剩一把木柄；他们把一尺长的镐头用到只剩三、四寸；他们把快板诗写在树叶上。但我们的高等学校里却积压着许多志愿军所必需的物品：北京大学，积压着二百九十六个高空飞行所必须的氧气筒、十九件精确的瞄准器、六个喊话筒、五部军用收报机；中国协和医学院，积压着价值三十亿元的维他命B三百公斤、消炎片一万三千二百盒；清华大学，积压着磁石电话机一百多台；辅仁大学，积压着白报纸五百十令！
展览会告诉我们：必须用憎恶贪污分子的心情去憎恶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展览会告诉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清除盘踞在学校里的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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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自反贪污运动以来，先后编写和演出了“我坦白了”、“此路不通”、“重新作人”、“马上去检举”等独幕剧和快板、单弦、相声、鼓书、歌曲。人民艺术剧院自上月十三日起分成四个宣传队，先后到工厂、学校、机关、街头及反贪污运动展览会会场公开演出，截至本月二十日止，据初步统计已演出了一百九十四场，观众达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余人。
▲“时事手册”第四期已经出版。这一期有两篇宣传员讲话资料，一篇是号召全国妇女参加反贪污运动和反行贿运动，另一篇是号召店员更猛烈地向奸商开火。有两篇资料，一篇揭露不法资本家暗害志愿军的事实，另一篇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奸细的罪行，两篇都附有插图。此外还有关于反贪污运动的八幅连环画和一首歌曲。
这一期还有两篇“时事问答”：（一）关于目前的朝鲜停战谈判；（二）关于联合国第六届大会。
第3版()
专栏：
贪污分子赶快坦白吧！ 彦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