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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
向城市居民进行宣传工作的经验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宣传，从一月二十一日起，已在街道居民中进行了四五次，每次下去的宣传队伍约六千人（包括党支部宣传员和学校临时宣传队）。以口头宣传为主，并运用了演戏、相声、快板、漫画、连环画、幻灯等各种文艺形式和广播电台、街头黑板报等各种宣传工具。全市基本群众对运动无不称赞，空白户基本上消灭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年居民受到了教育，开始进行检举密告。在这次宣传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初步经验：
一、在街道居民中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要明确地规定中心内容和要求。
宣传前，我们虽规定了宣传的中心和要求，编了
“宣传员讲话”，但目的仍然模糊；中心不突出。开始，在宣传员的思想上，好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都得一项一项地讲，如果放松了一项都是不对的。但是这样作的结果，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讲反浪费、尤其是讲反官僚主义，居民不大注意。我们发现这些情况，才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对街道居民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应着重宣传：第一，关于奸商的罪恶及如何勾结干部，派入内奸，盗窃国家财产及各种祸害人民的非法行为。这样可以把社会检举和机关内部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宣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同志，要宣传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和人民政府的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他们从爱护党和政府的观点出发来检举和批评不法的公务人员。第三，应在运动中灌输仇恨贪污、鄙视奢侈、热爱祖国、崇尚廉洁的新道德新风气。
二、宣传奸商危害人民日常生活的罪行，容易把街道居民发动起来。
街道居民开始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不关心，有些人还有很多顾虑。如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干部们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低头不见抬头见，街坊邻居不好办”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感到：宣传奸商的典型罪恶，最能激起群众的愤恨。如有的宣传员讲到本市奸商李寿廷如何拉拢干部盗取煤炭代销证，以坏煤顶好煤，抬高煤价、牟取暴利的事，群众便纷纷地骂起来。一个老太太说：“我费了不少劲从他那里买了一吨煤，放在炉里不起火，后来就垫道了。”群众说：“这种坏蛋，不检举他还了得吗？”有的宣传员讲“齐齐哈尔大奸商周龙川”的事情，并给群众算了算周龙川的盗窃账，老乡们一听就火了：“这小子偷了咱们多少钱财，简直应该枪毙！”这时宣传员再问：“像这样的奸商，大家说可以不管吗？”群众马上说：“要把他检举出来，叫政府办他！”宣传员又问：“若是他自动彻底坦白了呢？”群众讨论了以后，一致说：“那就减轻处分。”这样，通过宣传奸商犯罪的实例，来解释运动的意义和政策，费得时间少，效果也大。
三、在向街道居民宣传时，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宣传中的错误和片面性。
哈尔滨市的领导机关虽然也曾逐级讲解宣传要点和注意事项，使宣传员心中有底，懂得如何进行宣传；但仍须组织检查，随时发现问题和偏向，加以纠正、批判。如有的宣传员不加分析地讲“无商不奸”；有的宣传员在表扬廉洁奉公的干部时，孤立地仅举太突出的例子，说服性不大。这些问题应该随时加以解决，不然就会减弱宣传效果，或者造成错觉。
四、以宣传网为基干，结合临时宣传队，实行彻底“包干制”。
宣传员要对他的宣传对象负责到底，要对“宣传效果”负责。第二区委向宣传员提出：“一个问题讲完了不算完成任务，把一个问题讲‘对’了和讲‘透’了，才算完成任务。如果要求的目的没有达到或是讲出偏差，就要‘研究好了，重新再讲，负责到底’。”这是很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宣传员的单纯任务观点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
宣传员和临时宣传队的活动地区，最好比较固定，这样能使宣传员熟悉宣传对象的情况，能使居民便于和宣传员接近。如第四区十条街中有七条街的宣传队就都是这样做的。只要宣传任务一下去，当天晚上就可以传达到每个居住户。
同时，要注意组织宣传员学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文件，讨论宣传要点，了解运动的意义和政策。在宣传时可采取“双人补漏”（即甲讲，乙丙傍听并收集反应；甲讲完，有偏差或听众不懂，乙丙补充）等办法来提高宣传员的水平，并加强宣传效果。
为了真正贯彻宣传工作的“包干制”，要组织宣传员及时反映情况。有的区使用“宣传员登记表”的方法，每个宣传员要把当天的宣传结果、群众反应和发现的问题等填好，送区委宣传部研究整理，次日午前反映到节约检查委员会，借以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了解情况，并对宣传员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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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切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要站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
宋琤
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工人店员群众，使他们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光荣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认识了自己对国家所担负的重任，认识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猖狂进攻和这种进攻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如果不打退这种进攻，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将会被篡夺，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这种新的认识，使他们日益自觉地走上了战斗的道路。和资本家有亲友关系的工人、店员，从前为“人情”、“面皮”所束缚，现在勇敢地打破情面，和不法资本家面对面地斗争起来了。从前把个人的生活、职业问题和不法资本家的营业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国家建设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了。从前因为自己帮助资本家干过一些违法活动而不敢抬头的，现在认识到这主要是资方的罪恶，奋起检举了。天津市的店员们组成了二百七十六个战斗小组，高喊着“跳入深山捉老虎”、
“不到胜利不收兵”的战斗口号，星夜追捕围剿工商界的大盗窃分子。甚至在除夕之夜，也通宵战斗。他们说：“前线轻伤不下火线，咱们吃这点苦算什么。”十五天内，这些战斗小组捉住了盗窃国家资财十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一百七十七个。上海市店员对不法资本家实行“阵地喊话”，指名指姓地要那些不法资本家坦白自己的罪行，使不法资本家感到无处可逃，战战兢兢地捧着材料去坦白。济南市的工人店员当面揭发不法资本家的“攻守同盟”，痛斥他们的无耻谰言，使许多在工商联合会的坦白会上无耻抵赖的不法资本家，在工人面前低了头，认了罪。尖锐的阶级斗争，把广大工人店员群众锻炼成了大公无私的勇敢机智的阶级战士。哈尔滨市的奸商冯仲元伸出卑污的手，哆哆嗦嗦地把二千万元送到店员杨洪达面前，贿赂“老杨高高手”。得到的回答是：“你真瞎了眼！你就是拿出两亿元来也买不动我！”奸商为了摸店员的“底”，想请店员们和他们一块开会谈谈。店员们看穿了这些不法资本家的诡计，回答说：“你算谁？你有你的同业公会，我有我的工会，跟你谈不着。”奸商们想讨好店员，过年时给店员吃了很多肉，店员说：“吃了肉检举更有劲！”奸商们在年底加倍给店员分红，店员说：“分红是分红，检举是检举，多给红利挡不住检举！”有的奸商给店员发了新棉衣，店员们说：“这套衣服不是资本家给做的，是毛主席给做的。穿上衣服更要积极‘五反’。”在这些自觉地为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为保护国家利益而斗争的阶级战士面前，奸商们不得不被迫坦白认罪。他们说：“瞒天瞒地，瞒不过店堂伙计。”
但是，一部分不法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完全低头，还不肯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甚至还在用软的或硬的手段，威胁利诱着某些工人店员。这些资本家为什么还能够保守他们的阵地呢？主要原因是目前还有一部分工人店员，特别是高级职员们，没有勇敢地站立起来，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大家都向不法资本家勇猛冲击时，他们却低头皱眉，考虑自己的心事。开会时坐在一边，一言不发，顶多有气无力地跟着别人呼呼口号。或者光喊“运动伟大”，“我们都得站稳立场”，而始终没有勇气站过来。或者是说了一点人所共知的或资本家已经坦白的事情，应付一下自己的同志。回头又怕得罪了资本家，回店以后又把工会的活动告诉了自己的老板。想讨好老板，和老板“共同过关”。甚至通夜不睡，帮助老板做假账、补漏洞，或者东奔西跑地帮助老板隐藏假账。这些人中间，有一些也许是认为跟着资产阶级去图谋暴利对自己更好一点，情愿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但更多的情形，却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思想顾虑扯住了自己的腿，不能前进。如前面所说，他们或者曾经在资本家指使下参与过一些不法活动，或多少受过些贿赂，怕检举了以后会惹火烧身；或者是和老板们有亲友关系，有多年的师徒关系；或者是害怕厂店关门，自己失业，厂店受罚，自己收入减少，等等。特别是高级职员，他们觉得熬了多少年，好容易熬到个会计或跑街的地位，一旦店里或厂里出了问题，自己老小一家，如何是好？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像绳索一样缠绕着这些人，使他们无力举步。
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店员的检举运动正蓬勃开展，斗争日益剧烈。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任何个人都不能中立的。要就是站在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里，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斗争；要就是为资产阶级的肮脏的非法利润而向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工人阶级继续进攻。此外不能有任何其他道路。为了使这些犹豫不前的高级职员们解除顾虑，各地人民政府曾一再郑重宣布，凡是在资本家指使下参与过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的，只要大胆检举，政府决不追究责任或给予处分。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等问题，人民政府和工会更早已做了保证。有困难的，并已做了实际的处理。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权之下，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问题的关键是自己有没有战斗的决心，究竟要走那一条路。
对资本家打不破情面的职员们应该想一想，你们所照顾的情面是什么人的情面？照顾那样的情面会发生什么结果？为了那点情面，难道可以任凭不法资本家去破坏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任凭他们用破伤风菌、化脓菌，臭肉、臭蛋、臭罐头去毒害我们战斗在冰天雪地中的志愿军战士吗？祖国的前途，党和工人阶级的前途，难道都不如那点情面重要吗？想沿着资本家的道路向上爬的职员应该想想：在资产阶级的手臂之下，你们究竟能有多大的“爬”头？即使“爬”上了个“掌柜”的位置，比起领导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阶级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自己不挺起腰来去做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而要卑躬屈节地吊在资产阶级的尾巴上呢？这种为自己前途的打算，事实上不正是在断送自己的前途吗？这些职员们现在应该赶快决定自己究竟走那条路：一条是立即果断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和其他工人店员携起手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这是光明大道。另一条路是和不法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继续向革命阵营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实行进攻。这就是自绝于阶级，自绝于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敌。这是自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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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资产阶级的说辞
雪峰
听得见这样的两种论调：
“不错，大部分贪污都是奸商和不法资本家的行贿的结果；而奸商和不法资本家的盗窃国家财产，也确实已严重到危害国家的地步啦。但这究竟不就是资产阶级的进攻；说进攻，是和事实不符的。这样说法于国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
“不，说进攻是可以的，离事实也不太远。但我也以为，事实虽然如此，却又何必明明白白，且口口声声说资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进攻呢？这样，置整个资产阶级于何地呢？资产阶级中也不乏明哲之士……要想想后果。”
这两种论调，好像都站在国家的立场，从大局着眼的，但其实不然，都是假的，都是欺世之论。这两种人，不管他们是谁，事实上都在替资产阶级说辞；可以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派来的说客。
第一种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产阶级进攻的事实，然而又说不符合事实；他大概以为必须资产阶级在什么地点开过全国代表会议，讨论过进攻计划，一致通过了决议，发了通电，下了攻击令，然后敲着战鼓进军，才算是进攻，才算是符合事实。
他大概还要说一种道理：奸商和不法资本家并不就是资产阶级；就算是的，也不是资产阶级全体，他们不能代表资产阶级。
这些说辞，就是要掩盖种种事实：一、资产阶级诚然没有开过全国代表会议，然而资产阶级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却是全国到处都很猖狂的，一致的，绝对地全国性的。二、资产阶级诚然没有全阶级实行进攻的总计划，然而实行盗窃和掠夺国家财物的资产阶级分子却都是有计划的，而且计划都很周密、庞大、阴险，全国到处都一样；并且各地都设立有策划盗窃和谋财害命的参谋部。三、奸商和不法资本家就正是资产阶级，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全体，但数目并不少；他们能不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呢？看你如何说法，事实上他们却已经在代表着资产阶级了。
总之，这样的说辞，是要掩盖事实。这种人，即使他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也是替资产阶级做说客。如果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那更不必说了。
第二种人呢，他更其肯定地承认了资产阶级进攻的事实，然而却主张讳言事实，主张蒙混是非，深不以不替资产阶级“留面子”为然；并且还带着恐吓的口吻，说起什么“后果”来了。可是，谁不替资产阶级留面子呢？是资产阶级自己！资产阶级中果然有明哲之士，他就应该起来跟资产阶级的违法无耻的行为和思想斗争，而不应该讳言事实。要明白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攻并且无情地举行反攻，确实不是要使资产阶级舒服；因为奸商和不法资本家固然不好受，要被惩罚、清除和改造，就是此外的商人、资本家们也应该猛然深省！但是，你问，将置整个资产阶级于何地么？谁都能够回答：置整个资产阶级于共同纲领之下！也是谁都明白，资产阶级只有诚诚实实地在发展生产和获取合法利润之下讨生活，才是道路！这后果是一定要达到的，也只有这样才有好后果。否则，适得其反。
显然，这第二种人还更有用心地在替资产阶级说辞。
我们反对一切诸如此类的说辞以及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的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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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篡夺国营经济企业领导权的一个例证
新华社记者 于生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混入中国畜产公司南京支公司的一个篡夺国家经济机构的资产阶级集团被击溃了。主犯吴如周、吴如鼎、张福堂、李春田等已被逮捕。
混进中国畜产公司南京支公司的这个资产阶级集团，是以该公司副经理吴如周为首组成的。吴如周是个干过三十多年皮毛生意的商人。解放以后，他就一心要打入国营企业，企图把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经济机关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商店。
吴如周是怎样混进国家经济机构来的呢？上海解放后，上海公营合众皮毛公司要在南京设立分庄。这个公司的经理蒋汉杰也是个皮毛商人。吴如周就通过蒋汉杰这一私人关系，趁着一切制度还没有走上正规，没有经过审查，就到南京分庄来当了主任。紧接着，他又趁着人员缺乏在南京分庄内安插下了自己的一伙。他派他的弟弟吴如鼎当内账房；派他的乡亲耿桂麟当外账房；派他的小舅子李金生当保管员；派他的同行老朋友张福堂当验货员；甚至工友中也有一些人是他的亲信。吴如周就这样混进了国营企业并组成了盗窃国家资财的集团。
一九五零年春，上海公营合众皮毛公司改组成国营中国皮毛公司。南京分庄也就改组为中国皮毛公司南京采购处。当时上级曾派了一批干部到南京采购处来，但那时南京市工商局领导方面从单纯技术观点出发，认为吴如周懂得皮毛业务，仍然让他担任采购处副主任。一九五一年五月，皮毛、猪鬃、蛋品三个公司在南京的机构合并为中国畜产公司南京支公司，吴如周依然篡踞着副经理的要职。资产阶级插进国家经济机构的这一支吸血管，在官僚主义的温床里，安然地吸取着人民的血。
三年来，吴如周一直窃踞着国营企业的领导职位，和其他私商相勾结，里应外合，肆无忌惮地盗窃国家财产。他所勾结的私商中最密切的一个是南京皮毛商人李春田。李春田在南京解放前夕，还是一个肩挑高箩的羽毛小贩，但两年后，他已经成为流动资金以亿计的皮毛巨商了。每当畜产公司南京支公司调整羽毛、黄狼皮等收购价格时，吴如周就将这项机密泄露给李春田，使李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或抛售，从中攫取暴利。例如，有一次畜产公司决定挂高黄狼皮的收购牌价，吴如周将这一经济情报告诉了李春田，李立即在市场上以每对三万六千元的低价大肆收购黄狼皮，第二天公司挂出的牌价提高到每对五万二千元。吴如周和李春田仅仅这样一转手，就获取了巨额暴利。
奸商李春田随时都可以大量收购皮毛，操纵市场。他的资金是从那里来的呢？原来是吴如周把国家资金贷给了李春田。不仅如此，吴如周还经常在贷款前向李春田订货，定好价格。而订货后，公司就不挂牌价，停止收购，使市场毛、皮价格大跌。李春田就拿着国家的资金乘机以低价大量收进。等到李春田把货收购进来以后，公司的牌价才高高地挂出来。例如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李春田用六十万元一担的低价收进九十担羽毛，转手卖给公司，就提高到一百三十万元一担。现在已查出的，吴如周先后贷给李春田去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国家资金就有八亿元。
吴如周对李春田售给公司的羽毛，照例是估高成色，提价一成左右。例如吴如周在任合众公司南京分庄主任时，从李春田处收进八百五十担羽毛，平均每担价格提高十五万元，共使李春田获得非法利润一亿二千多万元。李春田卖给公司的羽毛，大都是不合规格的，每次都以极少数好货掩盖大量劣货，但只要他在不合规格的劣货上做个记号，并事前约定交货的时间，就总是由吴如鼎或吴如周亲自“验收”。当然，这就没有“验”不上的货了。
吴如周、李春田等这一伙奸商不仅盗窃国家资财，并且操纵着南京的羽毛市场，排挤中小商人。例如：茂昌皮毛行要把一批羽毛卖给公司，吴如周就指使吴如鼎压低价格，每担只给一百三十五万元。茂昌皮毛行忍痛卖了一半。李春田即以一百四十万元一担的价格把茂昌的另一半货全部收购了。第二天，李春田又把这批货原封不动地卖给公司，每担的价格却提高到一百四十八万元。吴如周和李春田就是这样假借国营企业的权力，排挤中小商家，操纵市场。
这些大奸商吮吸了人民的血汗，他们的生活极端奢淫腐化。李春田曾以五千二百万元现钞和十五两黄金买了一所房子，送给吴如周作“公馆”。吴如周和李春田到上海去时，住的是最好的旅馆，吃、喝、玩、乐，为所欲为。不仅如此，在吴如周的办公室内，私商竟可以吸食鸦片和赌博。
以吴如周为首的奸商集团窃踞了中国畜产公司南京支公司的重要职位后，就使这个国营企业不再按照人民政府的政策办事，不再按照人民的利益办事，而是按照奸商的利益办事，这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篡夺国营企业领导权的一个例证吗？这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的一个例证吗？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大盗窃犯吴如周、李春田等还企图进行顽抗，拒不坦白。南京市人民政府已将这一奸商集团中的重要人犯吴如周、李春田、吴如鼎、张福堂等逮捕，并将奸商李春田以盗窃手段获得的财产以及他送给吴犯如周的房屋全部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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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关于协助办好“中国少年报”及开展“中国少年报”订阅工作的通知
“中国少年报”是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全国性队报，也是全国少年儿童自己的报纸。它的任务是配合学校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少年儿童，使他们将来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自从创刊以来，“中国少年报”已获得大量少年读者的热爱，成为他们亲切的顾问和朋友。为了更进一步发挥队报对全国少年儿童的教育作用，特作如下的通知：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团委，应把“中国少年报”作为进行少年儿童教育的有力工具。为了使“中国少年报”有效地帮助全国少年儿童学习，指导他们活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青年团组织，特别是负责少年儿童工作的部门，应该把协助办好“中国少年报”及组织订阅“中国少年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经常为“中国少年报”组织稿件，提供意见，反映各地少年儿童的要求，反映他们的学习情形与活动情况。
二、教师和辅导员应随时利用“中国少年报”以充实教学和活动的内容，并组织及指导学生读报和讨论，以培养学生经常读报的习惯，充分从队报中获得教育。
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团委少年儿童部，各初级中学及小学的教师、辅导员，各校少年儿童队队部，应将“中国少年报”列为少年儿童的主要课外读物，组织初中学生及小学生订阅。各中学及小学的阅览室、图书馆，应普遍并经常地订阅“中国少年报”。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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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凤九怎样被毒害的
李翼
北京市东四牌楼北大街二百十一号，有一间坐东朝西的门面。门上涂着醒目的“注射清血药针”六个红字。里面挂着“医术精奇”之类的匾额。这是“光明诊疗所”。大夫邹瑞田，现年四十一岁，吉林省长春人。他兼任着七个学校的校医，好像是一个不坏的大夫。但在实际上，他却干着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恶勾当，并且是一个大房纤。
在北京解放前后，邹瑞田自制并出售吗啡共达三千多瓦。为了在房屋交易中诈骗和盗窃国家财产，他不仅像其他不法资本家一样用各种卑劣手段拖革命干部下水，并且不断地用吗啡毒害革命干部。用七百多西西吗啡液毒害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局总务科长乔凤九，即是显明的一例。
邹瑞田和乔凤九相识，是在一九五○年四月乔凤九托他给机器局买房子的时候。邹瑞田领着乔凤九看完了金鱼胡同一所要出售的房子以后，乔凤九的胃有些痛。他看到邹瑞田给他的印有“光明诊疗所”的名片，就问：“有办法医治吗？”邹瑞田回答：“有，我有止痛的药。”邹瑞田所说的止痛药，就是吗啡。
乔凤九在打过六针吗啡之后，终于上了吗啡瘾。每天不打针就过不去，甚至一天要打两针。这样一直继续了三个月之久，乔凤九就完全被吸引在邹瑞田的身边了。
为了注射吗啡针，乔凤九就不得不让邹瑞田在和公家进行房产交易中任意提高价格，窃取大量佣金。邹瑞田共向乔凤九介绍过房屋八十余所，成交者六所。据邹瑞田自供，他共获非法佣金近三千万元。他和乔凤九约定：佣金的四分之一归乔凤九。但都存在邹瑞田处，供乔凤九打吗啡用。每当一所房屋买成之后，邹瑞田就向乔凤九说：“打针吧，没关系，你还有存钱。”在较长时间不能成交时，邹瑞田就向乔凤九表示：“你的存钱没有多少啦！”这样，乔凤九在吗啡瘾的逼迫下，就不得不用大价钱收买邹瑞田介绍的坏房。如机器局新开路宿舍，院小房坏，买价一百零五疋细布。按当时市价，至少高出二十疋。
乔凤九本人在注射了七百多西西吗啡以后，现在变得面色灰暗、体格消瘦，不成人样子了。他作了吗啡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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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广州市各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七千多人，组织了寒假学习班，由二月一日起分别进行有关反对贪污浪费等文件的学习，其中有五千多人曾出动参加宣传工作。领导他们学习的是中共广州市委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广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广州市总工会筹备会、广州市教育工会筹备会、青年团广州市工作委员会联合组成的学习委员会。
▲新观察杂志今年第四期已经出版。这期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中心，登有刘宁一的“勇敢地、坚决地和不法商人作斗争”，谢觉哉的“公审老虎”等文章，还有店员工人自己写的揭露和控诉不法资本家罪恶的文章七篇。
此外，这一期还登载有刘格平的专文“中国各民族空前大团结”、夏光的朝鲜通讯“阶级友爱产生的巨大力量”、张啸虎的农村通讯“韩恩互助组走上农业合作社的道路”、徐光耀的“寄苏联人”、臧克家的书评“可喜的收获”、以及吕日生等的生活小故事六则。这期的封面是邵宇的速写“志愿军战士和慰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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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之后 华君武 苗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