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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我检举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的受贿行为
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 安振英
编者按：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时，到会的全体代表，曾向大会提议：所有接受刘、张贿赂的干部，都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明书，听候党的审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并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正式决定。而河北省委委员之一的金城同志，对于自己的受贿行为，虽然已写过检讨报告，但是躲躲闪闪，不痛不痒，没有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事实及其本质。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我们把安振英同志对金城同志检举的材料发表出来，希望金城同志参照这些材料，严肃地进行检讨，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听候党的审查。
根据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材料，证明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金城是受贿最多的一个；同时也证明，刘、张的许多犯罪行为是和金城分不开的。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展开以来，金城同志一直抱着不声不响的态度，难道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么？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北日报上发表了金城同志在省府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当我看到这个报告时，立即想到：“他已没有资格作这个动员报告，因为他还没有坦白自己的问题。”凡是了解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想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金城同志必须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在报纸上揭露自己的错误。为了帮助金城同志进行检讨，现仅将我知道的一些材料检举如下：
据张子善的妻子揭发的材料，张子善曾送给金城同志价值七百万元的游泳表一块，送给金城的爱人价值五百万元的表一块，丝面雨衣一件，送给林铁、金城二人鹿茸精三十盒，价值四百八十万元。当然张子善的爱人所不知道的和没有揭发出来的还会有，或者很多。这些东西，倘若金城是当作礼物接受的，那么是否要考虑到刘、张的钱的来源？假设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请问这种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假若金城已经知道刘、张的钱的来历不明，那只能说，刘、张的贪污违法行为是金城所许可的，是他自己想从中“捞一把”。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张子善是在金城同志任冀中区党委副书记时，被金城同志一手扶植起来的。在刘、张进行罪恶活动的过程中，金城同志不仅接受贿赂，而且帮助刘、张压抑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当时，刘、张为了扩大其罪恶活动，对一部分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进行报复、打击、陷害，并对一部分尾随者任意提拔，安放在重要工作岗位上，这些事情，也都是和金城同志商讨并经过金城同志许可的。在干部问题上，刘、张不是找河北省委组织部商量，而一说就是找林（林铁）、金（金城）。事实上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就越发令人可疑了，当时金城同志仅是省委宣传部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金城和刘、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难道还不需要弄清么？
我在写这个材料时，内心里也曾作了些斗争；但正义支持着我，广大的干部、群众鼓励着我，支持着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支持着我。我认识到对这种错误（或者说是罪恶）的纵容就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我相信作为群众喉舌的党的报纸，能够很快将此材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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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爱国家财产的共产党员曹泽雷
新华社记者 万农
有这么一件小事：副科长陈世杰骑脚踏车时，一摸发现钥匙掉了，就随手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锁砸坏了。再配一把，得七万元。科长曹泽雷听说这件事非常恼火，当面批评了陈世杰。在科务会议上，曹泽雷说：“陈科长一石头，砸掉了农民两担谷子！”
曹泽雷，这个身经二十四年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在最近武汉市公安总局召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大会上，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无比尊敬、赞扬。
曹泽雷是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今年五十九岁。二十多年来，在党的教养下，他已成为一个高度热爱国家财产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零年五月间，曹泽雷被调到武汉市公安总局任管理科长。他到管理科工作前，管理科的财政制度非常混乱，办公费、水电费、杂费月月超支，水电的浪费更是惊人。仅一九五零年二月份，电费就花了三千四百万元，超过规定用电量七倍以上。曹泽雷非常难过地想：“过去在长征中，在和敌人打游击时期，我们对公家任何东西都用生命去保护它。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有些同志就这样浪费人民的劳动果实，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国家！”他决定有计划地反对各种浪费行为。首先，他制订了节约水的计划，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很快地在各个单位推行了这个计划。他买了一千多个二十五支光到四十支光的灯泡，和管理员一起到各单位把八十度以上的灯泡都换了下来，并且收回了耗电最大的私用电炉。同时，他又勤于检查；就是在酷寒的深夜里，他也经常从被窝里爬起来，到机关各处察看。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到去年六月份，武汉市公安总局电费支出已经下降到六百多万元；按这个标准计算，曹泽雷每年就为国家节省了三亿元。
曹泽雷经常和浪费国家财物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去年七月，武汉市公安总局第二处在召开会议时，要管理科买一百二十本纪念册，并且指定要买一万四千元一本的。可是曹泽雷只买了五千七百元一本的，因此为国家节省了九十九万六千元。某科只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每星期却要用五十多瓶浆糊。曹泽雷一调查，发现十四瓶就够了。
这类事情曾经引起有些同志的不满，他们说：“老科长，现在我们是住洋楼、点电灯啦！眼睛放远些，何必那样小气呢？”曹泽雷马上批驳了这种挥霍国家钱财的“大方”谬论。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看着别人浪费国家财富不管！”
在曹泽雷热爱国家财产的精神感召下，同志们终于渐渐地学会了精打细算，因此，从前年五月曹泽雷接任科长时起，直到目前为止，武汉市公安总局的办公费、水电费、杂费等从未超支，而且月月都有结余。
曹泽雷遇到艰苦困难从不退缩，总是带头干。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冒着风雪的严寒，出差到离汉口六十里的察甸去，当晚他又赶了回来。同志们问：“老科长，为什么不请首长派车子送你呢？”他笑眯眯地回答：“那得花汽油呵！”去年十一月，大批木炭运到了，他带头搬运，并且耐心地把碎炭和炭屑扫起，储藏起来。他把整块的炭发给别人，自己用炭屑烤火。
曹泽雷很少考虑到个人的问题。有一次，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把他应领的三十斤糙米换成了白面送到他那里，他立即亲自背了回去，指出：“这是违犯制度的。”有时，同志们指着他那件旧大衣说：“老科长，换一件大衣吧？”他总是笑笑说：“这是党特别奖给我的，还有什么样的大衣比它更温暖、更荣耀呢！”曹泽雷的一言一动，在同志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管理科，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在工作中做到勤俭艰苦，事事带头，好的发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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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王永东
李锺英
共产党员王永东，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技术工作干部。在察中电业局营业科当内线股副股长。工作一贯积极，生活一贯俭朴。从一九四九年入城以来，资产阶级曾千方百计地向他进攻，企图把他“拉过去”。王永东则始终站稳了党和人民的立场，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顽强的斗争，严正地拒绝了奸商们的大小贿赂五十多次，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察中电业局因为是企业机关，常和私商打交道。张家口市的私人电料行的工程，都由电业局检查，有些大工程，王永东都要亲自去检查，直接接触商人的机会很多。不少商人经常玩弄卑鄙的手腕，点头弯腰地对他谄媚奉承，企图从他身上找些便宜。有一次，王永东到一家面粉厂去检查电表。这厂的老板露出一副伪笑的面孔，硬拉他吃饭喝酒，并说：“王同志！请您把电表调慢一些，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王永东坚决拒绝了这个老板的引诱，把电表调到了正确的位数。保证了国家电费的收入。
去年二月，王永东的老婆生了小孩。张家口市大河套街荣昌电料行的掌柜季廷祯，就趁这个机会拿了一套小孩绒衣，送到王永东家里。王永东发现这事，马上把衣服送回去。后来奸商季廷祯又跑回来送给他，还说：“拿上吧！拿上吧！小意思。”这样拿回来有三次，都被王永东拒绝了，为了这事，王永东向局内做了汇报。隔了几天，季廷祯又跑到王家，这回他拿着一张沙岭子税局和几家粮栈安装电灯的草图，计划动工换线，可是因为电业局所设线路距离这个地方特别远，中间又没有电线杆，他想叫王永东从局内拿出三千米电线来，给他拉长路线，使他能赚一笔钱。王永东乘着这个机会把季叫到局内教训了一顿，说“共产党没有这一套，企图以私人贿赂达到你们的目的是办不到的，你们以后要老实点！”
还有一次，亚北电料行承作了军区的粮食仓库的电灯装设工作。完工后，经王永东检验，发现用的线号不对，送电后有失火的危险，乃责令亚北电料行换线返工。这时，亚北电料行的王掌柜满以为用贿赂的办法就可以不换线，坑骗国家一笔钱。他拿了一百多万元从会客室一股劲地追到饭厅，硬向王永东身上塞。王永东坚决地把这赃物扔还给他。王掌柜看到塞钱不行，就装出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地说：“老王！您高高手吧！批准这工程吧！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现在正等你一句话啦！”王永东知道他玩诡计，坚决地叫他返工重做。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只是王永东拒绝贿赂五十多次斗争中的几个一般的例子。有些商人因为常常碰王永东的钉子，就鬼鬼祟祟地议论，说他“真不知好歹”，甚至背地里还骂“王永东这‘钳子把’出身的家伙太可恶了，成天和他叩头碰脑的，连这点面子都不讲。”但是，王永东清醒地懂得：要损害人民利益去满足资产阶级的非法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决不作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他平素和同志们谈话，经常这样地自问自答：“什么叫觉悟提高了呢？首先就得以主人翁的态度，廉洁奉公，爱护国家财富。如果连这一点也作不到，那还叫什么觉悟提高呢！”这充分地说明了王永东的高贵品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王永东积极参加了这一战斗。他热忱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花了很大的工夫了解情况，他每天都在一、两点钟才睡觉，经过他的努力和群众的帮助，他揭发了营业科集体贪污一千二百万元的案件，使运动得以普遍深入地开展。
由于王永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能廉洁奉公、拒绝贿赂，坚决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护了国家人民的财产。王永东的斗争成果，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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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章乃器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奋不顾身地，发挥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的疯狂侵略，取得了不断的光荣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在完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的光辉任务之后，一面正在以无比英勇的战斗，消灭土匪、特务，拱卫国防，并在战斗中提高技术，以为收复台湾的准备；另一面踊跃参加生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面有领导地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另一面发起广泛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有力地支援前线，同时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广大的青年、妇女和文教工作者，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计划，发挥了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一切，就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向着光明的大道迈进的主流。
历史上，任何光明伟大的主流，都不可避免地要随带着一道暗流。在今天，这一道暗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根源。这些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携带这些污毒到新社会来的，主要的正是我们工商界。当此全世界人民都为新中国的胜利而欢呼，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在万分感奋中献身为国的时候，工商界却出现了大批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干部的奸商，这是工商界的耻辱。
奸商们的罪行，主要的是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最恶劣的是用诱惑、勾引、胁迫等卑鄙手段实施行贿，以腐蚀国家革命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甚至破坏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则为一般的必然结果。这种人在客观上等于和美蒋匪帮里应外合，袭击中国人民。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上有这一批奸商，政府机关里就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奸商们的丑恶行为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的。“都市黑暗”，“商场污浊”：是旧中国为众周知的口头语。都市之所以黑暗，因为它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大本营；而商场之所以污浊，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所造成的。从旧的习惯来说，店家旧历新年要在门上贴“一本万利”、“日进斗金”的红纸条，要拜财神菩萨，新年见面要说一声“恭喜发财”，敬客要进“元宝茶”。这些证明了，唯利是图是工商界的“天经地义”，是丝毫不以为耻的。从由外洋进来的东西来说，反动时代的商法就明白规定：“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这是进一步把唯利是图合法化了。谁还能说唯利是图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呢？
从唯利是图出发，自然就要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都是应有文章。剥削工人是愈残酷愈好，因为损人才能利己。“同行是冤家”，因为利己就不能不损人。“生意经”教的就是投机取巧，这是普遍而分散地存在着的。集中的投机取巧的场合，叫做市场或交易所。在那里面，旧的一套是摸袖子开行情，咬耳朵定交易；外洋来的一套是前台疯狂抢夺，后台暗算操纵。那是一个极端阴险、卑鄙、丑恶的鬼世界！当少数人发了“横财”的时候，多数人便要家破人亡！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社会生活当然是少数人的奢侈荒淫和多数人的饥寒交迫。建筑在这一种基础之上的政治，当然是贪污、腐化以至公然掠夺人民。“人有良心，狗不吃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恰当的。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本质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反动黑暗的统治虽然被人民推翻了，商场上的污浊虽然也经过了洗濯，然而，旧制度的残余，却决非短时期所能肃清。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自然，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以后是有进步的；那中间也还有不少正派的和力求进步的人物：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阶级本质。这一危险的阶级本质利用一切的机会争取自由发展，这就成为种种不同方式的对人民政权的进攻。这种进攻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有一条由价格所支配的阵线；许多参加进攻的人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有其共同的唯利是图的意识。比如，在解放初期，便有倒买金银、高抬物价的进攻。在当时，那些有较大资本的投机家是有意识地发动进攻的，但是一般抱有贪购、惜售思想的人，却只是无意识地参加了这一进攻。又比如，行贿是对人民政权极端严重的进攻。但在那当中，那些为着遂行逃税、偷工减料、诈取国家财物、和收买情报而行贿的奸商是有意识的；一般商家因袭过去恶习，并不抬高货价，而送给机关采购人员以小额回扣的，则是无意识的。这种事实一面说明了那些投机家和奸商的罪恶的深重，一面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质的恶劣和可怕——从唯利是图出发，终至犯了危害国家的罪行。当然，法律对于各种不同情况的犯罪行为的处分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恶劣本质的消除，却必须是毫无例外的。
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变成了对于革命队伍的糖衣炮弹！就是这样，在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代基本上没有贪污、腐化的革命队伍，等到革命胜利转入城市以后，却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说明了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也说明了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薄一波：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
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为着谋取利润，他们必须进行发展生产和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的工作，这对人民经济会有一定的帮助。然而谋取利润要能达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和促进物资交流要能达到公私兼顾，总之，一切活动要能真正对人民经济有帮助，那就必须严格接受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严格接受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严格服从国家的计划。如其不然，而任其自由发展，那就一定是残酷剥削人民的暴利主义，一定是公私两损的盲目发展，一定是侵蚀人民政权的丑恶罪行。
事实已经证明了，奸商们严重的腐蚀国家干部的罪行，多数就是在一年多来经济情况好转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业务特别繁荣的一些行业，如建筑、木材、五金、纸张、西药等，发展得格外厉害。何以会如此？就因为他们在想：“国家有求于我了，有地位了”；“生意好做了，用不着国营经济的领导了”；“有钱又有地位，何必依靠工人，更说得到什么工人阶级的领导”。正是这些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得他们脱离了领导，发展了暴利思想和盲目发展思想；再为着取得暴利，达到盲目发展的目的，就不择手段地做出了伤天害理的腐蚀国家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的罪恶勾当。这是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摆在工商界的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之下，在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之下，依照国家计划，遵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积极动员自己的财力和人力，为人民服务，并取得合理的利润——这是光明的大路。
一条是：藐视领导，轻视劳动，坚持资本万能，要求自由发展，向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方向前进——这是死路。
我想，工商界是愿意走光明的大路的，没有人会愿意走死路的。要走光明的大路，就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整饬工商界的阵容。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犯法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犯错误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这是改造思想、从新做人的起点。大家都要勇敢检举那些不肯坦白的坏分子，这是整饬工商界阵容的必要手段。工人、店员群众一致起来了，妇女们也一致起来了，人民的眼睛是逃不过的，不坦白的终久要被检举。等到被检举，减罪、免罪的机会就错过了；改正错误也陷于被动了。工商界在这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拿出重大的决心和勇气，以表示其坚决站在人民的一面，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旧历年终是“大扫除”的日子。工商界在这一“大扫除”的日子，把自己头脑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把整个工商界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的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这些污浊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决不可能在“大扫除”的一天就打扫干净。所以，工商界必须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最后，我愿意送给工商界两句老生常谈的话：“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规规矩矩经营业务。”我认为这样做，对于工商界自己是有利的，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也是有利的。新中国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好好地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幸福的。预祝工商界大扫除的成功，大家共同做新中国的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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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与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女青年团员卢守凡
新华社记者 岳革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卢守凡，是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的会计，她勇敢地检举了粮食局局长、副局长等集体贪污案。
卢守凡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由江西省立财政经济学校介绍到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担任会计。一九五零年六月，粮食局局长刘德敏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下开始他的犯罪行为。刘德敏告诉卢守凡不要把二万二千二百斤公产粮和一万五千斤库存余粮上报。刘并欺骗她说：“局里面开支大，经费不够用，这些粮食留下来作为局里添置设备的费用，这是上级允许的，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卢守凡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对他的话并不怀疑，就没有将这两笔粮食报上去。以后，她看见局长刘德敏、副局长刘孝国、仓库主任鹿士义和主办会计邹扬生（留用人员）经常在一起大吃大喝，并且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用钱挥霍无度。这时卢守凡开始怀疑他们这些花费的来源，一九五一年三月，卢守凡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参加全省粮政会计会议时，她认识到刘德敏不将公产粮和库存余粮上报是一种不合制度的“打埋伏”行为。她就把这些情形报告给上级。卢守凡回到铅山县不久，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就派人协同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纪律检查组来进行调查。刘德敏马上纠合刘孝国、邹扬生等贪污分子秘密开会，伪造假帐。当时卢守凡只知道他们“打埋伏”，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中贪污的。因此，这次检查就被刘德敏等使用欺上压下的卑污手段矇混过去了。
经过这次检查，刘德敏等猜疑是卢守凡在南昌检举他们的，刘德敏就找卢去问话。卢守凡承认她在上次粮政会计会议时曾反映过这一情况，刘一听说，马上就无耻地威胁她说：“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对你自己不利的，你这样做法，影响了上下级的关系。”刘并利用青年团支部书记的职权，强迫卢守凡承认反映情况是错误行为，叫她“反省”。卢守凡因检举的是事实，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反省。这一批贪污分子于是在局里采取拉拢压制的手段，说什么“卢守凡这一次反映情况，把整个粮食局的‘好评’都搞垮了。”，“反映情况是‘小广播’、‘自由主义’”等等。他们企图在局里造成群众对卢的不满。他们又恐吓其他人员不要学卢那样越级汇报。对落后的群众，就用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他们，企图把卢守凡孤立起来。卢守凡虽然受到贪污分子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向贪污分子妥协。她认为上次检查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自己掌握材料不够，同时没有团结其他会计人员来共同收集他们的贪污证据。以后，她就注意团结局里的会计和出纳人员，请他们随时注意刘德敏等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她把刘德敏等每次虚报存粮和挪用公款的贪污帐目都在暗地里记下来。同时，她就计划着如何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这时贪污分子对她的攻击也愈来愈恶毒了，甚至暗中监视她的行动。卢守凡去寄发写给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和铅山县人民政府的三份控告书的时候，被贪污分子邹扬生发现了，邹扬生就报告刘德敏，刘竟假借职权，组织“斗争会”，威胁卢守凡说出写信给谁和信的内容，并且诬蔑她有“政治问题”，威胁她如不“坦白反省”就送到公安局去。但是这样并没有把卢守凡吓倒。刘德敏等贪污分子更加恐慌起来，竟公然到公安局诬告卢守凡，要求公安局把卢逮捕。公安局因为没有确实证据，拒绝了刘的要求。
这时，卢守凡的思想上虽然感到很痛苦，但是她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局里几个会计人员紧紧团结在她的周围，积极地收集贪污分子的罪证，这使她得到很大的鼓舞，因此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卢守凡的控告，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首先得到铅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修章的支持。王县长亲自找她去谈话，安慰她，叫她继续收集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县人民政府一面把这些情况告知中共铅山县委员会，一面报告上级领导机关。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知道这一事件后，立即派人前来调查。调查结果和卢守凡检举事实完全符合。这个案件有关人员共计五人，他们盗卖仓库存粮、勾结私商少报加工米以及虚报开支，共贪污人民币一亿三千多万元。现在这些无耻、阴险的贪污分子已分别受到了制裁。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德敏、刘孝国、鹿士义等三人党籍。人民法院已将此案有关的贪污分子逮捕，将依法惩办。坚决和贪污分子斗争到底的卢守凡得到上级的表扬，并受到群众的热烈爱戴。现在，她已被青年团铅山县人民政府支部评选为模范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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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口市反行贿运动中的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
管子明、杨锦庭
青年团员梁光灿，是张家口市恒源永皮毛行的店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他听了首长的报告和上级团委的指示，心里非常高兴。他下定决心要向损害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里，许多店员和青年团员，对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的坦白检举运动，有着很大的顾虑。摆在面前的这种困难，并没有使梁光灿灰心丧气，因为他想到了毛主席的号召，想到了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忘我战斗的精神。于是，他决心要解除这些青年团员和店员的顾虑，发动他们投入运动。梁光灿主动地协助基层工会召开了一个五十多名青工店员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他自己首先检举了本店经理的行贿行为，并传达了青年团张家口市委的报告。但会上只有两个青年团员——褚明亮、武长祯检举了本店经理向税务局干部刘光裕行贿的非法行为。大多数店员没有说话。第一次检举大会失败了。
这依然没有使梁光灿泄气。他主动地和褚明亮、武长祯共同研究，分析了这次大会失败的原因，这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发动青年店员参加斗争，不但要解除他们的顾虑，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因此，他首先团结了青年团员褚明亮等四人，组成了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分析了一般店员的思想情况：怕“失业”，怕“经理打击”，怕“买卖垮了分不上红利”等等。针对这些顾虑，他们进行了宣传。如青年团员武长祯最初因为自己有行贿行为，不敢积极参加运动。经梁光灿动员坦白后，丢掉了“包袱”，积极性很快提高了。大部分店员认识了奸商用行贿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财产，是破坏祖国建设事业的犯罪行为。
随着运动的发展，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的组员们，活跃在皮毛业商号里，进行深入的调查。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成了检举行贿、偷税等非法案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分头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梁光灿小组的组员，根据每家商号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一般的是：发动群众，访问店员，寻找线索，直接向商户询问调查。在访问调查中，他们对劳方是采取团结、友爱、教育的方式；对资方是采取讲解政策、动员坦白和坚决检举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实例进行教育，打破资方的顾虑，如怕“丢脸”、“坐监”等。遇到顽固不化的行贿分子，便向附近店员进行侧面了解，摸着线索，逐步深入，进行围剿。如振丰皮毛业经理李锡安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坦白了自己的行贿罪行的。皮毛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的检举运动所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是和梁光灿小组的活动分不开的。
梁光灿小组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在党、团、工会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已成为张家口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的一个突击力量。这个小组从一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三天时间就访问、调查了五十五家商号，发现行贿、偷税等案件一百五十六起，计人民币五千三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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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应清除自己的坏思想坏作风
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委员石凌鹤，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共产党员，但去年在他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竟大事铺张地为他父亲作寿。广发通知，征集祝寿的诗、词、书、画等；并将他父亲为反动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作宣传的陈腐诗词刊印成书，其中有歌颂寡妇守节的，有宣扬嫖妓的，有为其儿子石凌鹤等吹捧的，等等。这种反动的、极端腐朽的诗词，不但不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石凌鹤等人所深恶痛绝，而且被他们奉为至宝；不但刊印成书，并且把这本书到处送人，请别人为他父亲写祝辞，作赞诗。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作风和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
石凌鹤的这种坏思想、坏作风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和他整个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他为了替自己吹嘘，自居为重要人物，在江西省文联出版的“新文艺”上，时常刊登他的行踪新闻；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并且乱搞男女关系。他的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的作风，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他对于江西省文艺工作的领导，也是很糟糕的。他不理解什么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平时只是沉醉于旧的东西，对于新文艺的领导完全忽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于缺乏领导，在江西文艺界也没有认真展开。在斯大林同志论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后，江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江西文艺”上，还发表过关于语言问题的错误言论，而那些文章是经石凌鹤看过的。这一连串事实，说明石凌鹤在思想作风上严重地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侵蚀，以致不能坚持党的立场和违背了党的文艺路线。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石凌鹤必须深刻检讨，彻底清除自己的腐朽的、恶劣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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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 邵国寰 作（附图片）
（十）当他还过着供给制生活的时候，他父亲忽然来看他。有人劝他买些东西送他父亲，可以由公家报销。他说，“我有什么资格支公家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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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改了工薪制度，他被评给八百多分。可是他仍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每月有很多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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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人劝他不要太刻苦，把那床破棉被换一换，他说：“从前吃什么，穿什么，我觉得这样已经满好了。”因为他时刻也没忘记，他从延安去东北时，党给他的指示“从农村到城市以后，要保持党的坚苦朴素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