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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
对大贪污犯薛崑山的控诉
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国畜产公司控诉大贪污犯薛崑山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
薛崑山是山西省平遥县薛香村人，地主成分，现年四十一岁，原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薛崑山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价值二百匹布资本的普通皮毛商人。一九四五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他和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合营福义和皮毛栈，当时公股占百分之八十五，私股占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九年张家口解放后，福义和皮毛栈于一九五○年六月结束，薛崑山就乘机钻进了中国皮毛公司，并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担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在薛崑山和国家合营皮毛栈时，他就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倒把，大量盗骗国家资财，经营与投资了十处皮毛栈行。
在他钻进国营贸易机构之后，继续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垄断皮毛价格，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三年来，薛崑山主要罪行如下：
（一）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年上半年，薛崑山代中国皮毛公司购买羊毛三百余万斤，在每百斤羊毛中，掺土十斤至二十斤。交货时，贿赂皮毛公司收货人马子风、朱凤鸣、吕恩荣等把这批坏毛当好毛收进，骗取国家资财人民币二十余亿元。
（二）一九五○年福义和皮毛栈结束时，薛崑山组织福义和一些职员，集体贪污人民币一亿元，白布一千二百匹，黄金四十三两，公债票一千二百余分。
（三）薛崑山在与国家合营皮毛业期间，利用国家资金，做私人买卖，将所得利润，投资于十家皮毛行栈，总计一亿八千余万元。
（四）一九五○年一月国营皮毛公司与薛崑山以合营方式，到兰州收购羊毛。薛崑山亲自写信指挥他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投资的商号，大量抢购羊毛，哄抬价格，使得在兰州买到的贱价的羊毛，运到天津，按天津的高价交给国营皮毛公司。这次合营一共获利三十五亿元，薛崑山分到了百分之四十五，计十五亿七千五百万元。
（五）一九五○年八月，中国皮毛公司决定山羊板皮每张提价二千元。在指示尚未发出以前，薛崑山令其弟由天津先以电话通知张家口他所投资的振新泰皮毛栈，大量抢购山羊板皮，当张家口皮毛分公司接到提价指示后，市场存货已被买光。
（六）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下令冻结全国国家机关的资金，包头分公司停止收购羊毛，当地羊毛价格下跌，薛崑山利用这个机会，指使其三弟，将存款三亿元汇到包头，抢购羊毛四万九千斤，获取暴利一亿二千万元。同时又命令他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经理吴仲三在兰州抢购羊毛一万八千余斤，获利八千余万元。以上两宗共获暴利两亿元。
（七）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畜产公司决定提高驼毛价格百分之二十，在指示尚未发出之前，薛崑山命令他所投资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用电话通知张家口德义恒皮毛栈将内蒙古贸易公司所存驼毛三万二千斤买走，并将市场驼毛抢购一空。
（八）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实行牛皮管制，在命令下达以前，薛崑山即指示其三弟在张家口、包头抢购牛皮四百张，急运东北出售，谋取暴利。
以上八点，是薛崑山主要的犯罪事实。
总算起来，薛崑山及其他伙犯在与国营贸易公司合营期间和钻进中国皮毛公司、中国畜产公司之后，先后直接盗窃国家财产人民币四十余亿元，仅薛犯一人，非法获得财产即达二十三亿余元。至于他利用国家机密，指挥他所投资的商号，扰乱市场，投机操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这个还要大几倍，现在还没有完全计算清楚。六年来，薛崑山吸了国家和人民的血，养肥了他自己，使他从一个只有二百匹布资金的普通商人，变成了一个投资在十九家商号的大资本家。这就是薛崑山向国家和人民欠下的血债，今天，全国人民有权利向他要回这些血债。
薛崑山是资产阶级向国营贸易机关和一切国营企业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最凶恶的典型。他利用了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中国皮毛公司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和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警惕性的错误，钻进了国营贸易企业，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活动，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薛犯曾召集他的爪牙开会布置抵赖。当我们根据已经掌握了的材料，让他坦白，但他始终拒绝坦白，反而随身带着四亿八千万元银行支票，准备逃跑，这证明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根据薛崑山以上的犯罪事实，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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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对大贪污犯宋德贵的控诉
宋德贵是中央公安部原来的行政处长，也是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被检举出来的大贪污犯。他与奸商天津东华货栈赵溪桥、北京祥利木厂杨生祥等勾结起来，共同盗窃大量国家财产，先后共达九亿余元。宋德贵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
宋德贵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等相互勾结盗窃国家财产所采用的办法，是经过精心计划和周密布置的。他们很巧妙地利用了中央公安部去年四月在东北采购木材的机会，用“给手续费”的名义，第一次付给了赵溪桥七亿元，第二次又付给了五亿元。本来最多只能付给手续费五亿元，而他却在这种所谓“手续费”名义的掩盖之下，付给了十二亿元，就是说两次一共多付给奸商赵溪桥等七亿元。第三次又以托人保管木材的名义，多付给北京祥利木厂的奸商两亿元。
宋德贵达到了盗窃国家大量财产的罪恶目的之后，就完完全全地加入了奸商赵溪桥、杨生祥一伙，实际上成了东华货栈和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把东华、祥利变成他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的共同财产。他们以为这种奸诈的阴谋，是不会被发觉的，因而他们曾一时得意忘形；宋德贵把奸商们看作他的“好军师”，言听计从。奸商赵溪桥亦曾对人说：“我们只要依靠住宋处长，一辈子的享受都有了。”但是，贪污分子和奸商们的诡计终于被揭穿被撕破了，我们终于捉住了这些可恶的强盗。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为了更多地盗窃国家财产，他与奸商赵溪桥曾狂妄地假借中央公安部的名义，出入市场，招摇撞骗。并曾盗取中央公安部的公章，打算介绍奸商赵溪桥前往广州搞外汇生意，和到东北鞍山盗运钢铁。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检举和揭发，我们国家的财富还不知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宋犯德贵深深地陷入贪污和奸商勾引的泥坑之后，他的生活就腐化堕落到难以想像的程度。一九五一年的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内，他与奸商及其他贪污分子仅吃酒席、看戏、玩女招待、买衣服、吃人参、鹿茸、海龙、海马等，共挥霍了三亿元之多。公开报销的住旅馆、吃饭、杂支等一亿元以上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他们在东北住最阔气的旅馆，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每天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在采购工作结束时，也是宋德贵等达到了大量盗窃国家财富的罪恶目的时，他们举行了一次所谓“庆祝胜利”的大宴会，邀集了一批奸商和贪污分子，摆了六桌酒席，每桌竟达八十万元之巨。同志们，像宋德贵这样大量盗窃、大量破坏国家财富的罪犯，难道我们还能容忍他们吗？还能不极端痛恨他们吗？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责，他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拖他下水的办法，用来拖别人下水。他曾以盗取得来的国家财富，大批地购买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香烟、酒等，以及现金到处送人，把
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拖下水去，与他共同进行贪污。因此你们可以看到：宋德贵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前哨部队，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革命队伍的忠实奴才了。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他的贪污罪行被发觉后，不仅不坦白认罪，而且百般抵赖。去年十一月我们察觉了他的贪污行为后，即再三动员他坦白，交清账目，但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一面即开始造假账的活动。他捏造了二十余天始终交不出账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又十分严肃地、反复地向他进行教育，动员他坦白认罪，但他不仅不幡然悔悟，反而更加紧了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活动。十二月下旬，他曾经同奸商赵溪桥及其他贪污分子在北京两次秘密开会，商讨对付办法。他指示东华货栈把漏税之七亿元迅速登账，向税局报税，并迅将单据造好送中央公安部，以便对付检查账目。并指示“当中央公安部至天津查账时，只说生活有浪费，其他一概不谈”。就在他被逮捕起来以后，在审讯过程中，仍多方狡辩，避重就轻，拒不坦白，只在罪证确凿无可抵赖的情况下，最后才低头认罪。但对于他还有的一部分罪行，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贪污分子的罪行，直到现在还保留起来，不肯完全地坦白供认。
同志们，我以为上述事实，已经完全足以说明宋德贵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分子，他虽然曾经是一个革命干部，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他已经完全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给宋德贵以最严厉的制裁！我想，我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等于鼓励贪污分子继续盗窃我们国家的财产，等于鼓励资产阶级继续向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疯狂进攻，等于鼓励那些至今尚不坦白认罪的大贪污犯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仅我们国家的财产会继续被大量的贪污掉，而且中国革命都可能有遭受失败的危险。所以我恳切地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宋德贵以死刑并立即执行。我恳切要求所有到会的同志们赞成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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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
对大贪污犯雷亚卿的控诉
大贪污犯雷亚卿原来是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的总务课长，他自一九五○年三月到站工作以来，就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同兴、润生、建平等六家营造厂，明目张胆地盗窃国家资财，从中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余万元，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对同兴营造厂承建宿舍一事，雷犯不按合同规定日期，早付工程费十天（款十亿零五千万元），第二期又早付款二十天，并多付七千万元，使该厂奸商将此大批款项投入市场投机取巧。雷犯曾私开介绍信骗购公家木材、洋灰，使奸商骗取四千九百万元。工程完竣后，雷犯又提高工程费，多给奸商二千万元。建筑工程误期一个月应罚一亿三千九百万元，雷犯竟为贪图贿赂而未罚，应还供应站的水电费二百四十万元，亦未收回。这样，同兴营造厂就前后贿赂雷犯五千余万元，黄金十七两，计合七千九百万元。其余雷犯并从润生、建平等五家营造厂接受贿赂共六千八百万元。总计雷犯共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
雷犯经手的三十亿元的基本建设中，在他勾结包庇下，奸商们就用上述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谋取暴利，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已经计算出的就有四亿余元。而工程完竣不久，由于偷工减料，大部歪斜漏雨，又反工修理，不可计量的损失更为严重。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雷犯抱着抵抗的态度，和行贿的奸商订立“攻守同盟”，开会经常不到，借故外出，躲避坦白，由于大家的启发追问，并点出一些具体材料，他才逐渐坦白出一些贪污事实。直至拿出人证物证后，他才承认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万元。他在坦白过程中，曾两度从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手中抢回其坦白材料，企图撕毁，逃避法纪，推翻原案；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这种反复无常、抢夺证据、不肯彻底坦白的大贪污分子，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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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
对大贪污犯孙建国的控诉
我控告贪污受贿分子孙建国。
孙建国河北人，贫农成份，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在人民解放军中历任团宣传副队长，文化教员，代理指导员，侦察通讯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辽阳战役时，他被国民党匪军打断了肠子，负了重伤，经营救治疗成为残废，不能继续在部队服务，上级决定孙建国到地方上长期休养。
一九四九年一月，孙建国在休养时结识了商人王龄，合开了大众油房。从此孙建国即为商人包围，以请看戏、嫖妓女等方法拖他下水，开始孙建国坚予拒绝。但商人的办法是恶毒的，卑鄙的，他们研究孙建国的思想定出对策，一面极力奉承孙建国，
一面从思想上腐蚀孙建国，说“革命军人，特别像你这样的老干部，生活上应该很艰苦，这样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但是你的身体这样坏，这样下去怎能行呢？你的肠子接了狗肠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就要你的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再不享点福，死了才冤枉呢！”这一支毒箭射中了孙建国，从思想上俘掳了孙建国，再进一步以请吃饭、洗澡、看戏、吃女招待、进跳舞厅、嫖妓女，在生活享受上俘掳了孙建国。当孙建国完全被商人俘掳之后，商人便提出了要孙建国出面走私，从鞍山贩铁到天津，从此孙建国完全变成了商人，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人民军队，背叛了人民，而成为窃取国家资财的罪犯。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到一九五○年，孙建国盗买生铁九百吨，共得五十二亿余元东北币，后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觉逮捕，没收了他的五十亿元，劝他安分守己。孙建国在这次失败之后，于一九五○年十月到了天津。但到天津后又立即为奸商李孝直所包围。李孝直为利用孙建国而牺牲了他所担任的武进土产贸易行业务主任的职务，每天追随孙建国左右，寸步不离，并将孙建国介绍给天津临记洋行担任了协理，订了一年的合同，说明孙建国可以对外用临记洋行的名义，可以使用电话，可以在临记洋行办公，并规定成交所得照四六分红，孙建国得四成，临记洋行得六成。奸商李孝直则从临记与孙建国处各得一成佣金，孙建国从此就完全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临记洋行的得力狗腿子了。
一九五○年底，总后勤营管部需要沥青油，孙建国即与李孝直等三人合伙商定卖给营管部一千吨沥青油，但实际只交了不足七百吨，孙建国从中分得了佣金二千五百万元。一九五一年，孙建国经介绍到总后勤部供应处工作，任副主任，但孙建国隐瞒了与临记洋行的秘密关系。在许多奸商包围下，孙建国利用了当时前方需汽车的情况介绍卖给供应处一百部卡车，规定两月交货，但过期两月货仍未到，使公家遭受了二十三亿元的损失（兵险费、利息、罚金等），而孙建国在介绍这批车时分得了一亿五千万元佣金，后因车没到将钱退了，但得了二百万元的利息。在另一次购买四十万条麻袋中，孙建国又分得了佣金六千万元。在成交二百吨橡胶中，孙以借跑合商人刘国胜二千万元名义得了二千万元。
总括以上所举罪行，孙建国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自动脱离党、脱离组织，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供应处前的两年四个月中，除已为沈阳公安局没收五十亿元东北币外，窃取国家资财合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到供应处的八个月中又贪污受贿八千二百万元，总计一亿二千七百万元。这些钱除用掉了二千余万元外，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万，分别投资在天津、北京商店。
孙建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贪污分子。他给了国家以严重损失，应该受到严厉惩处，但念其在运动开始时，即比较诚恳坦白地交待了自己一切罪恶行为，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和其它贪污分子，并且表示愿意真诚地悔过，戴罪立功。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从轻处刑，以明法纪，并给以立功赎罪的机会。同时，也向那些大贪污分子指出，只有彻底坦白，才能找到生路，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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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军司令部代表白云
对大贪污犯王丕业的控诉
我代表空军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向大会控诉贪污犯王丕业的贪污罪行。王丕业，沈阳人，今年五十二岁，于一九五○年八月担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最高检察署逮捕的大中华窑厂的刘凤图，供出了他的贪污材料，因而予以逮捕。被捕后，他曾承认贪污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元，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之后，经过动员教育又继续坦白贪污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该犯共计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王丕业是修建方面的技术人员，因之他便利用自己的职权，与营造业、材料行密切勾结，盗窃国家资材。曾与王丕业有贪污行贿关系的营造厂就有五家，计：兴业营造厂行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永兴营造厂行贿六千五百万元，人众营造厂行贿一千五百万元，在向正阳营造厂卖洋灰时，贪污了六百四十二万元，天津裕兴营造厂行贿一百五十万元。他先后共受贿贪污一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元。
营造厂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在修建工程中大量的偷工减料，以达到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的目的。而王丕业则丧失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应有的品质，为了贪污自肥，使国家的建设受到重大的损失。如修建东交民巷二十二号西楼工程，由于偷工减料的结果，该房子修起不到一年便下沉裂缝了。在这一个工程中，王丕业即受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他与营造厂勾结，利用机关名义，替商人套买洋灰，共二千袋，这些套买的洋灰并未全部用到工程上去。在去年洋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王丕业与私商勾结，曾将套买的洋灰出卖五百六十袋，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他们还在正阳营造厂存放着四十袋洋灰，准备出卖。
王丕业另外一种贪污的方法，即是与材料行勾结。与王勾结的材料行，有义康五金行，它卖给公家钉子、油毡、铁管子等，对王行贿一千万元。天津联发成铁工厂，对王行贿一千万元。大中华窑厂，对王行贿二千万元。新兴材料行，对王行贿三百万元。裕生电料行对王行贿二百万元。北京消火器材厂卖八亿元的消火器材时，对王行贿七千万元。这六家材料行即共对王行贿一亿一千五百万元。他们因此以劣等器材冒充好器材卖给国家，使修建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此外，在王丕业被逮捕时还欠公款八十八万元。总合起来王丕业的贪污受贿达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王丕业在被逮捕之后，经过谈话教育，并由于最高检察署从大中华窑厂刘凤图的口供得出的材料作证，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贪污事实，但还只坦白了
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又继续坦白了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并向政府揭发某地国防建设工程曾被私商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亿元以上，并检举了其他两个工程人员的贪污事实。他本人并向政府请求愿将所存的贪污款项全部交出，并愿为人民戴罪立功，以自己在旧社会贪污行为的经验来揭发各种修建中的贪污行为。我们认为大贪污分子王丕业的贪污行为，使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是应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坦白比较彻底，并曾揭发了私商盗窃国家资财的巨大数字，还是可以减罪，请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予以适当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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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财政部代表吴波
对大贪污犯夏茂如的控诉
夏茂如是中南粮食管理局的工程师兼工程科长，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来财政部粮食总局开会。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坦白了他在一九五○年在皖北所干的贪污罪行，同时检举了和他同案的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商。情况如下：
贪污事实：他是一九五○年二月在华东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前，他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自任建筑师，因此，他和上海的营造厂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参加工作之后，就被派到皖北，担任工程室主任。和他同去的还有金山石、郑华甫、林宝全、金镇等四人，都是工程人员。皖北的仓库工程是招商承包的。第一批工程夏茂如就介绍和他有关系的营造商——上海大中华副经理兼钮永记经理的钱宝章承包，合同订好之后，夏即接受了两千万元的贿赂。但他表面上还伪装清高，而由钱宝章暗地将贿赂送回他家，这是贪污的第一次。第二次：由于夏茂如受了钱宝章的贿赂，所以在审核下一个工程时，就多核给他二成多的利润，同时又借着这个题目，由金山石出面约同钱宝章谈判拿回扣的条件，表面上说好是三千万元，由夏茂如、金山石、林宝全、郑华甫等四人均分，各得七百五十万元，但是钱宝章另外又送给了夏茂如一千万元，实际上这次夏茂如共贪污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元。第三次是滁县专署炳辉县建仓的工程，合同已经订好，由于建仓地点不合适，需要改变计划，夏茂如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另一承包商基昌营造厂索取贿赂一千二百万元，贿赂到手，他就帮助包商用移动地址和订立补充合同的办法，把工程进行下去了。第四次，是在皖北普遍布置建仓之后，由于任务大，时间急，以夏为首的这些工程师就趁机大肆贪污。他们介绍了七、八家营造商来分别承包了五个专区的建仓工程和治淮委员会的临时建仓工程。最初曾由金山石出主意，要在包商合同中拿一成回扣，夏茂如感到数目太大，怕工程上无法交代，还不敢拿一成，结果内面由金山石外面由钱宝章分别向各包商谈判，得了共约三亿元以上的贿赂，由五个工程师在蚌埠瓜分了，金山石、郑华甫、夏茂如各八千万元（夏实得七千余万元），金镇得三千万元，林宝全得四千万元；但林宝全另外还单独贪污了四千万元未算在内。其他工程师，据夏检举亦有单独贪污，数目还搞不清楚。
这样，夏茂如前后共贪污了一亿二千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四个工程师，贪污总数约在四亿元以上。皖北建仓工程连治淮委员会的临时仓库在内总造价约一百亿元，除了工程师们用回扣形式贪污的以外，还有包商的偷工减料，估计损失约在十亿元以上。这就是说，皖北一百亿元的建仓工程，其中有十四亿元以上的款子被工程师、营造商勾结起来进行盗窃，装在他们口袋里去了。
营造商勾结工程师专门盗窃国家资财的罪恶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钱宝章。钱在承包皖北工程以前，是一个垮了台的穷光蛋承包商，由于在皖北工程中发了大财，有了资本，他又进一步承包了治淮委员会的一批洋灰和白铁皮；承包后，又用套购的办法发了一批财，因此，钱宝章就在南京、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杭州都设了分号和事务所，变成大富翁了。现在钱宝章已被逮捕，究竟盗窃了多少国家资财，还在继续审讯。
坦白经过：夏茂如参加工作后，由于他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他的思想里，对于工程师以回扣形式盗窃国家资财，原认为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到皖北之后，从思想到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但他最初还是想小干，单独干，后来愈干愈胆大，发展到集体搞大贪污，及至干大了之后，他怕露了马脚，又有些害怕了，于是他要求调到中南去工作，企图用转移地区的办法，使这个贪污巨案长期隐蔽下去，不至于暴露。但是他的想法错了。因为工程本身就会说话的，偷了工减了料的工程必然要发生问题。果然，到了一九五一年，皖北好些仓库工程出了毛病，这就增加了夏茂如的恐慌。他曾拿了一千万元叫钱宝章去补修仓库，以求弥缝了事。但他的心病并没有去掉，怕迟早有一天总要暴露，因而他曾想改变姓名逃到香港去，也想到了自杀，也想到了把贪污款项捐了抗美援朝，但这些办法都不能使他放下那个沉重的臭包袱。在走头无路的时候，他又想着埋头工作，想着拿看书来消磨时间。但一个大贪污犯的影子和法网难逃的恐惧思想仍然压着他，使他安不下心去。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他又听说有人在上海解放日报检举皖北建仓工程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虽然这件事暂时弥缝过去了，但精神上的压力是加重了，他是背着这样的亏心包袱来北京开会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他挽救了，他看到了号召，听到了报告，知道坦白可以减轻，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才请假回到上海的家里，和家属商量，又得到了家属的鼓励，他才下定决心回到北京来坦白，同时一面从上海写信给皖北粮食局，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并退回赃款五千万元。他在未坦白之前，睡觉听到汽车响就以为是案情暴露，政府来逮捕他；坐火车看见公安人员走到车厢里也以为是来逮捕他的。他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坦白之后，他还有两大顾虑：一个是还不敢把自己说的太坏，还想多说一点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好处，多说一点客观的原因；这是贪污事实虽已讲出，但还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恶；第二，坦白可以减罪，他是知道了，但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还是很耽心的。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思想斗争和大家的帮助，这才解除了思想顾虑，把自己的罪恶彻底坦白出来了。他已向我们签了字，如果将来还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甘愿加重治罪。
我们认为夏茂如的问题，开始坦白时，虽然对自己的罪恶认识不够，但从整个坦白过程来看，他是自动坦白的，并检举了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因而全案得以很迅速的破获。他由上海回北京坦白时，又自动退还皖北赃款五千万元，下余的赃款，亦愿以后陆续还清。因此，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于夏茂如的问题，可以按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立功自赎的情节，准予从轻处理，使他今后仍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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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航局副局长唐凯
对大贪污犯杭效祖的控诉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民航局全体员工来对我局电讯总工程师兼厂长杭效祖的贪污罪行提出控诉。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后，伪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香港起义时，杭效祖担任伪“中央航空公司”电讯总工程师兼电台主任，起义时伪“中央航空公司”的电讯工作人员要求发给三个月的薪金，共港币一万八千元。此款除已发给员工港币五百元外，其余一万七千五百元（当时折合人民币共为一亿一千余万元）全为杭所贪污。另有钢丝录音机一架也为杭效祖所贪污，杭效祖这一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痛恨的，并应受到国家法纪的制裁。
可是杭效祖这一贪污事实，在一九五一年整风时已作了初步坦白，并交出了钢丝录音机。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掀起以后，他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主动地向政府、向大会作了彻底的坦白，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贪污，将过去贪污的全部赃款交给国家。
由于他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严重，他曾抱着戴罪立功的决心。在一年以来，杭效祖工作是积极负责的，按期完成了建厂和清点器材工作任务，并发明了对国家有贡献的通讯工具，更在继续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根据以上情节及人民政府对于贪污分子的政策，我代表民航局要求政府从宽处理，准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附图片）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第2版()
专栏：
胜利公债第二次还本抽签大会昨在京举行
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二次还本抽签大会，一日下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主持抽签仪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筹备委员巩天民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秘书主任秦达远两人执行抽签。监督抽签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潘震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贸易处副处长尹伯兮、上海市工商界代表项叔翔、天津市工商界代表李钟楚、重庆市工商界代表温少鹤、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表孙孚凌。此外，出席监督抽签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等团体的代表。
王绍鏊在抽签以前致词说：在目前国家财政还不很宽裕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按期归还公债本息，这说明人民政府是极端重视债信的；希望中签的债券所有人，把兑取的公债本息，运用到正当的事业上去。接着，监督抽签的各地代表项叔翔、李钟楚、温少鹤、孙孚凌等也都讲了话，他们都表示响应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并建议各地工商界把中签公债本息投资到生产事业上去，或把它储蓄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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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
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二次还本中签号码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告（52）财计第十二号
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二次抽签业于二月一日在北京由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代表监督举行。兹将中签号码拾伍个公布如下：
“零壹（01）”“壹伍（15）”“壹捌（18）”
“贰柒（27）”“叁壹（31）”“肆贰（42）”
“伍零（50）”“伍叁（53）”“伍捌（58）”
“陆伍（65）”“陆捌（68）”“柒玖（79）”
“捌捌（88）”“捌玖（89）”“玖玖（99）”
不论是一分券、十分券、一百分券、五百分券，其债券号码末尾两个数字同于以上中签号码之一者，即为第二次中签还本的债券，此项中签的债券已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凭券还本付息，希持有人按照原定本公债还本付息办法，凭券向人民银行办理领款手续。特此公告。
部长 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