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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编者按：中共江西遂川县委大部成员蜕化变质受到党纪处分的消息，已在一月二十三日本报三版“党的生活”栏发表。中共遂川县委会已重新建立。现在，中共吉安地委会和遂川县委会对遂川事件作了检讨和检查，并开始接受过去的教训、改进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两个文件中，都还没有把肃清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当作主要问题提出来，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遂川县委大部成员的堕落蜕化正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结果。因而这两个文件中所作的检讨和所提出的今后的办法中，多半是着重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求得改进，这虽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十分不够的。希望中共吉安地委和遂川县委着重在思想上进一步划清阶级界限，更深刻地接受遂川事件的沉痛教训。
关于遂川事件的检讨
中共江西吉安地委会
中共江西省委于去年七月在全省第三次党代表会上揭发了遂川县委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处分的决定。吉安地委的全体同志以及吉安专区的全体党员干部，坚决拥护江西省委开除焦尔恭、鲁斌、王志荣的党籍和给孙元发、韩峰的处分，并一致诚恳接受江西省委给地委的处分。遂川县委蜕化变质的事件，使吉安专区全体党员干部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并引起各级党组织的警惕。对全专区目前正在普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有极大推动作用。
遂川县委的领导机关和部分党员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受了资产阶级的腐蚀，产生了功臣自居、轻敌麻痹、享乐腐化的思想，以致形成了极端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作风，严重地违犯了财政制度；在组织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宗派斗争，领导方面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家长制代替了党的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丧失阶级立场，堕落蜕化。这些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样严重的错误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前遂川县委要负主要责任外，也由于吉安地委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我们只看见遂川县委工作成绩的一面，认为他们配合部队活捉了匪首萧家壁，群众有了好的反映；因而对其错误的一面就没有引起高度的注意。早在前年三月间地委即已发现遂川县委会及一部分区级干部的一些错误，并曾派人去堆前区检查过，但由于重视不够，遂至轻信遂川县委的意见而否定了这些材料。到五月以后县委的错误也开始暴露，但又没有及时派人去处理，一直拖到一九五一年春才作处理。
其次，是由于吉安地委同样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于在由战争到和平、由农村到城市这一巨大转变中，某些同志可能经不起这一转变的考验而骄傲自满、松劲麻痹、贪图享乐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资产阶级侵蚀的危险性也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对遂川县委的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表现了麻木不仁，没有坚持斗争。
遂川事件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做好领导工作，必须要不断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要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并随时了解干部。地委过去对遂川县的干部缺乏了解，又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缺乏思想领导，以致在遂川县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其许多错误长期隐藏在党内没有及时揭发出来，党内歪风占了优势。因此今后必须加强党委制和党内民主制度，在党内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多倾听群众的意见，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
遂川事件对我们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吉安地方党的组织以至每个党员必须深刻地记住这一沉痛的教训，响应上级党委的号召，在吉安专区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为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的战斗队伍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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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接受遂川事件的沉痛教训
中共遂川县委会
中共江西省委对蜕化变质的前遂川县党组织领导机关及大部成员的纪律处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中共遂川县委及全体共产党员完全拥护这一正确的措施。并接受和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来警惕自己。
我们检查了以前的错误，使我们认识到以焦尔恭为首的遂川县委及大部成员所以蜕化变质，犯了一连串的原则性的错误，主要因为在全国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他们没有认识和体会到毛主席告诫我们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中国革命以后的路程是更长的，工作更伟大更坚苦”。他们昏昏然高高在上，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滋长和发展了腐化享乐思想，致使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县的严重问题。
其次，遂川县委领导方面的民主生活极不健全，一直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严重地存在着宗派斗争和不团结现象。我们检查焦尔恭等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这十七个月的长时间中，没有一份县委会议的记录。县委委员之间互有意见，却不肯当面批评，而是分别在下级干部中拉拉扯扯，各拉一批干部，散布“你整我，我整你”的空气。因此，干部中则有焦、孙（即孙元法，前任县长）等派别的区分。由于县委之间闹不团结，直接影响到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各机关团体、各部门干部也互不团结；同样也影响了区一级干部不团结。
再次就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有些重大工作不经请示即擅作主张。如一九五○年的修河和修公路工作，都是焦尔恭个人决定的，既没有请示上级，也没有在县委会议上讨论。由于县委领导方面有这样严重错误作风，从而也就影响和助长了各区及各单位产生了同样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如县财粮局借修仓库名义建筑办公厅，县府动用税款作机关生产，前公安局长鲁斌对没收的银洋不往上缴，还拿到市上流通，严重地违犯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
为了挽回党的政治影响，中共遂川县委组织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处理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在政府所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布了省委对焦尔恭、鲁斌两人及孙元法、韩峰两同志的处分决定。并诚恳地接受了大会代表善意的合理的批评。过去打骂过群众的干部，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并向群众赔礼、道歉；凡侵犯群众斗争果实的限期向群众交还；凡动用公款买表及其他物品的，则决定将实物交还；凡贪污公家的东西及浪费的钱，亦已根据具体情况作了处理。因此，群众普遍反应：“共产党真伟大，不论什么人作坏事也不成。”
县委为了接受过去的教训，决定在今后实际领导工作中做到如下几点：
一、健全党委领导，形成核心力量，定期召开县委会议来研究上级指示，讨论和决定工作，有问题摆在桌上，积极地反对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
二、加强思想领导，及时总结工作。每项新的工作来到以前，都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检查和总结上一阶段的工作。充分发扬民主来检查县区乡各级领导，正确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及时纠正干部中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恶劣作风。
三、加强组织生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遇到问题及时处理。以前的教训已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组织生活，腐朽庸俗的自由主义作风就会发生。
四、要加强理论学习。过去中共遂川县委员会没有重视学习，也是使资产阶级恶劣思想侵袭到我们党里来，而产生了这些严重错误的原因之一。因此不断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才能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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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小说—“战斗到明天”
袁水拍
白刃作，中南军区政治部出版，一九五一年
从“人民日报”许多读者来信中看到，读者们是同意“人民日报”简评对“战斗到明天”中的一章“血战天门顶”的批评的，他们并对这部长篇小说本身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从那些来信里，还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部队里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读者是很欢迎这部作品的。有这样一类反映：“看过之后，交口称赞，甚至有人看两三遍。”“捧读不舍，津津有味……钻进了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深处。”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对“战斗到明天”展开严肃的批评是必要的了。
“战斗到明天”的错误和缺点是严重的，它歪曲了历史真实，歪曲了人民部队和党的领导，把小资产阶级代替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者在许多地方表现了离开工人阶级立场、人民立场、民族立场，而站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敌人立场上去的严重错误。
为什么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欢迎这本书呢？因为：它的内容是迎合小资产阶级口味的；它顽强地表现和歌颂小资产阶级，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原谅和欣赏他们的缺点；它大量地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低级甚至下流的趣味。因此，这本书，无论对于工农兵，还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都缺乏教育意义，而且是有害的。
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个支队，在鲁南敌后根据地所进行的反“扫荡”战争。书中主要人物是这支队的政治部宣传科的三五个人，他们的出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当了连的正、副指导员。从作者自己所宣布的本书的主题思想看来，他似乎要想创造几个和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典型；要想描写他们怎样经过战争的严重考验，改造了自己，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优秀干部；并且要想用这些典型人物的斗争经验来教育读者。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呢？没有。而且作者写这本小说的目的究竟是不是这样，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作者所写的鲁南敌后根据地一角，是缺乏典型意义的，它不足以代表山东当时的整个抗日根据地，不能使人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作者强调了局部的阴暗面的刻划，并错误地把抗战初期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游击队的一些缺点，搬到了一九四二年以后去，造成了历史阶段的混淆。作者所给人的根据地的印象是暗淡的，落后的，我们的部队是不够强大的，我们时常遭受敌人的袭击、进攻，时常转移、失败，而且失败得很狼狈。这些描写决不能反映出在一九四二年以后，已经大大发展了的整个山东解放区（包括渤海、滨海、胶东、鲁中、鲁西、鲁南等军区）的面貌，当然更不能使读者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在这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蓬勃成长，愈战愈强，在全国范围内开辟了十余个解放区，创造了无数光辉战绩，牵制着、抗击着日寇在中国的绝大部分侵略兵力，奠定了未来的胜利局面。读者不能够从这一个角落，看出全局的胜利形势，看出这里就是中国的最光明的地区之一，从这个以及其他相同的地区，孕育着一个新的中国。
作者歪曲了敌后根据地，歪曲了历史真实。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作者所企图表现的，他所要表现的是三五个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才是作者注意力集中的所在，他们才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历史的主人公。其他的人物，工农兵出身的军事干部反而成了配角。部队的战斗也变成了图画的背景。书中有好几章都只是在开头或结尾时简单地交代一下根据地当前的战争形势，然后以大部的篇幅着力描写这几个知识分子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小天地。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文艺作品中，都不能当作主角来描写，而是说要看作者以怎样的立场态度来描写，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是写他们怎样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呢？还是写他们可以不转变而仍旧是值得肯定的人物？白刃同志虽则描写了这些知识分子怎样经历了不少锻炼而分化：有的堕落，有的前进；但那些前进的人究竟克服了哪些缺点，怎样克服的，却很少交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敌人的监狱里宁死不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战场上英勇战斗，都没有正确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甚至还作了错误的解释，仿佛他们的顽强坚决是由于他们的天性如此，或者个人好强，而不是由于党的教育培养和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提高。非但他们的改造过程极不明显，而且他们究竟改造好了没有，也很成问题。他们的思想到最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质的改变，相反地，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的优越感、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到最后也还是没有多少改变，而这些似乎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和进步。因此，与其说作者是真的想写小资产阶级的改造，不如说作者只是想表扬小资产阶级，替他们也是替作者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放肆的宣传。
让我们来看作者所歌颂的男主人公沙非。一开头作者就交代他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可是到书的末尾，这个缺点并没有什么改变。沙非在最后几次接受作战任务时，还是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说他“想施展一下本事”，便是说他为了“在整个连的干部面前不愿意表示无能”，或者为了“怕别人说自己懦弱”，所以才接受任务。在描写作战紧张的时候，作者还是毫无批判地写沙非觉得“二排长不放自己在眼里”，因此“感到很大的侮辱，不禁暗暗地生气”。作者对这些错误思想或者不加批判，或者批判得十分无力。甚至有时候还采取了欣赏的态度，来歌颂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是写他们怎样神奇地单身抓获特务，便是写他们怎样英勇地使用离奇的欺骗敌人的计策，冒险攻入敌人碉堡。
在小说的终了，同样是那个应该说是已经改造了的男主人公沙非，竟为了负伤，脸上有了个疤而认为损害了容貌，十分懊恼，觉得这样就再也不能配得上和书中的女主人公林侠恋爱了。他的态度竟使林侠感到“好像可怕的魔爪，想把她的幸福夺去”。经过沙非的说明，林侠才放了心，而对沙非加以安慰，并且解释了“真正的美并不一定在外貌”，这样，我们的男主人公才被说服。这不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幕无聊活剧吗？而作者居然把这件事加以歌颂。
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不能成为好的典型，完全不能代表我们党内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虽则是非无产阶级出身，但受到了党的教育，经过了无数锻炼，已经和工农兵密切结合，改造了思想，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作者把沙非等人当作正面人物，当作典型，来加以歌颂，无疑是对中国的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歪曲。
作者的非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同样也造成了他在描写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军事干部方面的失败。
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在本书中仅占次要的或极不重要的地位。和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面貌思想的描绘都是简陋的，不鲜明的。更由于作者对小资产阶级的偏爱和对工农兵的不熟悉、冷淡、旁观和轻视，他们的形象是被大大地歪曲了，丑化了。作者完全不能够感受和写出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思想感情，他一味寻找他们的缺点和落后的一面，毫无顾忌地加以夸大和嘲弄。
例如书中的宣传科科长王川，就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牺牲品。作者一面介绍他是贫农出身，长征老干部，“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快”。可是具体的形象却是“演起剧来，台词咬不清，唱起歌来，常常变调；个子太高，两条仙鹤腿，又不适宜跳舞，只好拉拉幕布，扛扛搭台子的木棒，做一些打杂工作。即使出场，也不过是跑跑龙套”。王川当了宣传科长以后，被科里的一批知识分子看不起，作者通过他们的嘴，对他加以种种讽刺和奚落：“文化水平低”，“不大懂文艺”，“十足的土包子”。作者甚至使王川自己也觉得相形见拙，自惭形秽起来，“深深感到，自己对许多新事物的不懂。如果不急起直追，一定会落后”。所谓“急起直追”，是追谁呢？自然是作者认为比工农兵分子优越得多的王川下面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没有清除的知识分子了。在面貌外形上，作者也把他写得很丑，几次三番提到他的腿长，称之为“仙鹤腿”、“螳螂步”。与此相反的是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男的是“五官端正”的“美男子”、“古代骑士”，女的是“海燕”、“圣洁的女神”。
作者不止一次提到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的方言的可笑：“一口江西话”，“满口湖南腔”，“很难懂”。写到知识分子时，则非但没有这些形容词，反而要表扬他们如何受过高等教育，如何“一口北京话”说得“清亮”好听等等。
军事领导干部既是这样，一般的战士自然被写得更是不堪，洋相百出了。作者所写的伤员，就是一些没有政治觉悟、开口就骂粗话的人。他费了很多篇幅来写两个伤员犯纪律偷吃杏子，最后如何被知识分子破案的故事，这段描写，在这本书里，可以说是达到了歪曲工农兵形象、歪曲八路军后方医院的顶点。那个后方医院，竟被作者写得黑漆一团，领导干部被写成是一个军阀主义者，外号竟是“阎王爷”！缺乏民主，毫无工作能力。伤员们大讲怪话，把医院所属的八路军的上级机关也描写成有严重脱离群众和有官僚主义缺点的机关，“光看工作报告”，“不肯下来看看”，“在上头蹲着多舒服”。在这样一个医院里，作者离奇地捏造了偷采杏子的一个瞎眼伤员背了一个无脚伤员偷采杏子的案件。他们犯了纪律竟长久不觉悟，另一个战士被怀疑之后，竟至自杀。最后还是依靠知识分子沙非去解决问题，也依靠他才帮助了医院支部把医院整顿好，而整顿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以沙非为领导的独立在党的组织以外的所谓“进步会”的组织。这是多么严重的对党的领导的漠视！为了要表扬主人公知识分子干部沙非，并渲染他和另一知识分子林侠的恋爱，不惜把八路军的后方医院的机构百般糟塌，恣意诬蔑；为了衬托知识分子的优越能干，不惜把八路军的英勇的负伤的战士，写得愚蠢粗鲁和毫无纪律。
作者也歪曲了我们的军队和军队的领导。
我们的军队是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正确的战略战术、良好的政治工作的部队，他们和群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党所领导的部队。
作者很少写到部队的党的领导，很少提到高级指挥。只有一次，在一件琐事的叙述中忽然附带提到了一一五师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名字。但提起他，并不是为了涉及重要的政治性的事件，却仅仅是“罗荣桓坐在游戏场上”“剃光头”，来号召大家剃光头。作者一并提到的是朱德总司令，也还是关于“剃光头”的“号召”。全书写高级领导的，仅有这一句“剃光头”的话。这件事的叙述和敌后反“扫荡”战争中的部队的高级领导、党的领导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相称的。
作者所表现的我军的作战，仿佛经常不是按作战的原则来进行的，胜利并不是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来获得的，而是采取一些少数人冒险的办法来获得的。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了一些为作者所歌颂的离奇惊险的战斗。这一次是“用软的办法打”，那一次又是“强攻困难”，还是用了“旁的办法”。这种写法发展到顶点，便是天门顶的战斗。连队的副指导员辛为群竟指挥部队向敌人实行“假投降”。作者在这里严重地歪曲了我军的高贵的革命品质，荒谬地歪曲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
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被描写得非常薄弱。作者所歌颂的辛为群在连队里所作政治工作是“说笑话”“讲故事”。队伍在风雪中行军疲劳的时候，他只是重复“快休息了”这句空话，没有任何充满政治内容的宣传鼓动，以致“喊起了这个战士，那个战士又躺下”。难道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是这样的吗？部队的纪律、战士的觉悟程度是这样的吗？小说的主人公们本身都是政治工作人员，但读者却看不到他们做什么政治工作。而且他们本身的政治思想水平，就是不高的，书中很少看到他们有党的生活，受到党的领导，有党内的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书中虽然也描写了胜利的战斗，但部队遭遇挫败的情形也被作者夸大地描写着。原来并不负有战斗任务的机关，当遭遇敌人袭击时，当然不能像战斗队伍那样作战。但作者却拿这些失败来着重地加以描写。至于那些胜利的战斗，则差不多都是那几个知识分子领导的。工农兵反而被写得很糟糕。例如这样一段：“二百多个勤杂人员，个个累得抬不起腿。机关枪一响，都本能地（似乎这时候，部队没有了政治思想，只剩下“本能”——笔者）振起精神。有几个不沉着向后跑，好多人不自主地跟着跑。后卫排在原地卧倒，排长嘶声叫喊，没有阻止慌乱的人群。倒是在前方一阵急雨般的重机枪，将慌乱的人群打回来……四面八方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四面走不通的人群，登时乱七八糟地爬下，身体紧贴着地面。”也许这是写的“勤杂人员”吧，但他们不是八路军的一部分，不是工农分子吗？
在描写一个连队怎样策应营主力作战的问题上，也看得出作者对小资产阶级的偏爱和捧场，以及对工农分子的贬抑和歪曲。当营主力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时，作者把指导员沙非写成是急于要去策应的，而把工农出身的连长写成是漫不关心，旁观等待的。
书中八路军的上下级关系和旧官僚机关中的上下级关系是差不多的。下级干部乱吵乱闹，没有政治生活，作者比之为“家中没有猫，老鼠瞎胡闹”，所谓“猫”就是八路军中的上级，“老鼠”就是下级。“猫”看见“老鼠”胡闹时，不是自己“搭讪着走出去”，就是“老鼠”们“一个个溜出去”。这是多么恶劣的污蔑！
军民关系也是歪曲的，作者把我军写成对人民的痛苦是漠不关心的。在农村遭到日寇和汉奸的破坏，榨取，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部队还是征军粮，只顾自己吃，不顾人民死活。作者淋漓尽致地刻划部队的挨饿情形。好像饥饿已经压倒了一切。由于饥饿，一切工作都停止了进行，成天只等
“吹开饭哨子”。这不是对部队的严重污蔑吗？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革命军队和人民的血肉关系。这和八路军帮助农民解决灾荒问题，改善农民生活的一贯的作风，是丝毫也没有相同之处的。党的政策在这里被严重地歪曲了。
在许多地方表现了作者缺乏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热爱，缺乏对敌人的仇恨。
在提到皖南事变的时候，作者竟在小说的正文和注解中都用了“歼灭”我军多少人的字样。在注解中更用了“一举而歼灭一万人”的与敌人口吻毫无区别的用语，这是多么荒谬的丧失立场的错误！
作者在描写日寇进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的种种罪行时，竟把敌人描写得很有“良心”，会自己责备自己，爱惜自己部队的生命，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还表示了忏悔！
当日寇中队长渡边看见山下农村被他纵火焚烧时，作者这样描写渡边的心情：
“‘火！罪恶的火！大火，小火，都是我亲手造成的！’渡边懊悔地想了一下……想到每次讨伐，故国要添一批新的孤儿寡妇。”
渡边强奸中国妇女时，作者把被侮辱者写得毫无反抗，一句也没有写到她的愤怒，而对日寇反而做了这样的细致的刻划：他“不觉怀疑自己，为什么干这种行为，竟干得这样熟练，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良心在责备他”。
这不是在替敌人辩护吗？这不是连民族立场也抛开了吗？作者难道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会做出无耻暴行来吗？作者在这里充分流露了他的超阶级的观点，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作者描写辛为群在敌人监狱里不屈就义的一章，也是缺乏思想性的。作者没有写出革命者对敌人的深刻仇恨，反而集中地写了敌人的离奇残忍的行为，包括美人计和把小孩喂狗等等。使读者只是感到恐怖，窒息，而不是被革命者的英勇行为和崇高品质所感动和鼓舞。
作者对敌后根据地和人民的力量，表现了不能容忍的轻蔑。他对自己部队的武器也尽情加以嘲笑，称之为“宝贝枪”、“烧火棍”、“废铁”，这难道是战士对自己武器的态度吗？作者对农村也加以许多讽刺，用了“仿佛生在中世纪”、“穷乡僻壤”、“原始人类”等等一连串的字句。老百姓家里烧火，也引起了我们干部的反感：“真讨厌，熏死人”，而这人正好是作者所歌颂的女主人公。
作者的创作方法的特点，是运用人为的虚构的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庸俗低级的趣味（甚至并不缺少色情和下流的成分）来企图迎合一部分落后读者的心理。
作者用二十来页的篇幅，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来描写敌人的女特务怎样脱光了衣服来引诱我们的被捕的干部，这种情节显然是虚构的，凭作者主观想像来捏造的。而另一方面，作者也捏造了我们的妇女也同样用美色去迷惑汉奸翻译官，取得情报。敌我双方都用美人计！
低级趣味的笑料在这本书里开着展览会，许多庸俗的笑话（包括韩复渠演讲）、许多打油诗（包括描写放屁的），被作者得意洋洋地堆砌在篇幅里。在他的笔下，干部经常开玩笑，闹无聊的恶作剧，即使在敌情紧张的夜间行军的时候也是如此。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战争的距离是相当远的。
此外就是占去冗长的篇幅的无思想的恋爱关系的描写。
主人公沙非在作战受伤，被群众冒死掩护，藏在山洞里后，竟觉得“长夜寂寞”，“没人做伴”，“日子将多么难堪”！他希望有人做伴，“那怕是最讨厌的人”。结果，经过作者的安排，“在极端无聊的寂寞里”居然出现了他所爱慕的林侠。接着就展开了这样的恋爱故事：女的下山遇雨，回到洞里，男的要她脱衣服，女的不肯。在被批评了思想封建之后，毕竟脱去了。作者用许多字句描写这一段和“香艳小说”差不多的情节。作者更竭力刻划男女双方的心理状态：女的如何“少女似的羞怯”，“两腮起了红晕”；男的如何设想这个八路军女战士忽然穿上了“时髦的服装”……“换上了旗袍”……“甜甜的小嘴，健康的身材，一定比任何女人美丽”等等。作者在描写女同志时，经常采用类似这样的陈腐字句：“双眼像两潭秋水，被微风吹起轻波”。作者要不是赞美这女干部像旧小说中的女将，便是把她来媲美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女性，再不然就歌颂她是一个“有着女人特点的女人”，“会做针线”，“会管家务”。在这些地方，作者露骨地表现了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读者决不相信这里是在写敌后游击战争，是在写革命的队伍。读者决不相信具有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共产党员，是被作者用二十多万字来歌颂的英雄人物。
也许正如前面一位读者所说的，作者是想用这些东西来“钻进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深处”，来吸引读者吧？因此就脱离政治、抛弃了思想内容，完全不顾文艺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违反了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如果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态度是不纯正的，我想也不是不恰当的。
从作品来看，白刃同志是有一些部队战斗经验的。在小说的某些部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生活片断，这些部分还是好的，但它们并不能抵销整个作品的严重缺点和原则性的错误。应该说，造成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根本原因是作者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而是保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的错误的立场观点使他不可能或不完全可能深入和理解现实，反映现实，反映工农兵和他们的斗争；也使他不能采取批判的态度来正确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使他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先进和落后的东西，很好地加以区别；也使他不能对于应该歌颂什么和反对什么，有清楚的认识。其结果不能不使一幅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的历史图画，弄得歪曲和颠倒了。
白刃同志应该深刻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并再一次地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下面这一段话，是值得白刃同志认真细读，拿来深深反省的：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与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与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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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闭门”“面壁”呢？还是面向群众？
纪初阳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里，有些高等学校教师因为受到了同学和同事的批评，心里很难过，于是有的便说：“改正错误的方法很多，‘闭门思过’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在群众面前来批评或作公开检讨？”还有的是嘴里不这样说，但心里是这样想。
这是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问题。想起一个故事来：从前有一个达摩“祖师”，因为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终于“悟道成佛”。我们不是和尚，也没有下过这种修道、参禅的工夫，所以是不是“面壁九年”就能够“悟道成佛”呢？不了解。但又想起一句古话来：是“闭门塞窦”。照解释，窦是孔穴，所以如用今天的话来讲，那意思也可以说就是“关着门来堵空子和塞漏洞”那是塞不住的。
但到底是应该“闭门思过”，等待“一旦觉悟”呢？还是应该面向群众、听取意见、接受批评或作公开检讨呢？
某高等学校某系有一个经验。据说，这个系过去是“一个教师，一座山头”，开会时“你说你的一套，我说我的一套”，勾心斗角，互相打击，闹得四分五裂，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但由于他们开了一次全系师生大会，在群众面前公开地揭露了这些错误，正确地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结果是大大地增进了系里的团结，并且给系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他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打开了每个人的“门”，拆掉了每个人的“墙”，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来。而不是唯心地“闭门思过”“面壁九年”，和自欺欺人地“闭门塞窦”。
有的教师说：“我一听到别人受批评心就跳。”还有的教师说：“如果让我下午两点钟检讨，我上午十点便要打哆嗦了！”这又仿佛是一个生理问题或心理问题了。其实是这些人还没有面向群众和正视缺点的勇气。他们仍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不在群众面前展开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克服我们在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不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正确的斗争，那遗留在或传染到我们身上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就不可能除掉；不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下来培养自己，那我们就谈不到思想改造和真正地生长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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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为在苏北全面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创造条件，特利用寒假抽调了五十所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及部分教师共一百四十余人，成立苏北中学教师政治研究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并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学习周恩来副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和薄一波主任“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这次学习的要求，主要是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确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并学习毛主席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提高认识，改造思想，为今后苏北各中学普遍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打下基础。
▲“时事手册”第三期已经出版。这一期有一篇“反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宣传提纲，它从几个方面解释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有一篇资料叫做“奸商破坏坦白检举运动的各种无耻花样”，并配以插图。这一期的“宣传工作时评”有两篇：（一）报告员宣传员应积极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宣传活动；（二）向工商界的犯法行为进行斗争。此外这一期还有九幅宣传画和连环画。
这一期有两篇“时事问答”，就是：（一）美帝国主义到处碰壁；（二）谈谈物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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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友谊
冯真、乌恩、苗地 曾善庆、郝宏章合作
（十）这个最后被发现的孩子，终于被杜拉索夫和守桥战士、工人们营救上来了。
（十一）第二天开原县人民政府组织了救生船，从洪水包围的桥头把杜拉索夫、战士、工人和灾民们送到开原去。当灾民和杜拉索夫分开时，他们感动地流着泪说：“苏联同志和战士们待我们这样好，简直比亲人还亲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