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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奸商刘云生、安景远等
承制志愿军食品掺入大量臭蛋
丧尽天良损害志愿军同志健康，从中获暴利二十多亿元
济南私营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厂长安景远等在承制志愿军军用食品中，竟丧尽天良，毫不顾及志愿军同志的身体健康，大肆偷工减料。加上偷税漏税，共盗窃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款项和国家税款二十多亿元。
刘犯云生，一九五○年春创办了盛昌蛋厂。这个蛋厂自成立时起，就大批地承制军用食品。在承制蛋粉、肝粉、胡萝?粉时，没一种不偷工减料，骗取暴利。一九五○年曾非法牟取暴利五亿四千多万元。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七月，这个蛋厂承制志愿军用的二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一磅半蛋粉。承制之前，刘犯收购了大批鸡蛋。由于时间过长，有一部变坏。刘犯就强逼工人把坏蛋掺在给志愿军承制的蛋品中。据极不完整的统计，约掺进臭水（坏蛋）七千六百多斤，使蛋品中酸度增高，超过合同规定。刘犯并没有以此为满足，更无耻地命令工人在夜间碾压胡萝?粉顶蛋黄粉，掺进蛋品中去。这种罪行，当时曾遭到工人的反对。工人说：“这是抗美援朝的蛋品，决不能这样做！”刘犯却说：“你们不要管，由我负责！”只这一批蛋品，刘犯就获得暴利三亿五千四百多万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这个蛋厂给志愿军承制一批肝粉、豆粉、胡萝?粉等。刘犯等在承制这些食品时增加水分，肝粉的水分由合同规定的百分之一·五，增至百分之二。豆粉的水分亦由百分之四，增加至百分之九·三六。由于肝粉、豆粉中的水分加多，酸度增高，杂质又多，时间稍长，就会发生毒素，势必损害志愿军指战员的健康。刘犯在这批成品中；又获暴利二亿一千多万元。与此同时，这个蛋厂又通过植物油厂给志愿军承制熟蛋黄粉二十万零八千三百多磅。刘犯在承制这批食品后，就去他们厂的天津办事处与另一奸商勾结，从天津低价买了二十多万磅不能出口的生黄蛋粉（主要是不合标准），经加工变成熟蛋黄粉后，再高价卖给植物油厂，又从中获得暴利五亿六千一百多万元。这批蛋粉中因酸度过高，不宜食用，大部分损坏。
刘犯等还一贯欺骗政府，造假账，少报营业额，从中偷漏国税。现已查获他在一九五○年中偷漏所得税二亿四千多万元。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两年中共偷漏国税四亿八千多万元。此外，刘犯又贩卖黄金，非法牟利约值二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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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无耻盗骗国家财产
拿坏臭肉冒充好肉毒害志愿军
张徐两犯已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法办
上海市人民政府下令逮捕了两名丧心病狂以大批坏肉、臭肉和马肉混充好牛肉卖给人民志愿军的恶毒奸商。这两个奸商是联合牛肉庄张新根和徐福记牛肉庄徐苗新。他们在去年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劳运动中，竟丧尽天良地不顾志愿军战士的安全和健康，把大批坏肉、臭肉和马肉混充好牛肉卖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为志愿军制造罐头牛肉。并用卑劣手段勾引干部，派遣爪牙混入国营企业，设立据点，恣意盗骗国家财富。他们的罪行，充分证明了三年来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已到了多么恶毒与无耻的程度。
一九五一年二月，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因承制支援志愿军的罐头牛肉，需要购买大量新鲜牛肉。奸商张新根、徐苗新等经上海市防空司令部后勤司令部杨伯卿（系一贪污分子）的介绍，承接了代购牛肉的任务。由于这是一个紧急军需任务，且当时需要的数量很大，市场上供应的数量不多，张、徐两奸商就抓住这一机会向益民工业公司要挟说：“以后必须向我们买，如向别家去买就形成抢购，我们就无法供应了。”他们企图借此进行独占。同时，他们就串通益民工业公司经办人员乘机索取高价，将平均每斤三千二百元到四千一百元买进的牛肉，以平均每斤六千六百多元的高价售与益民公司，从去年二月到七月，张、徐两奸商先后共代购牛肉八十九万三千多斤，共计盗窃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款项达二三十亿元之巨。
张、徐两奸商不仅在牛肉的价格上钻空子，更恶毒的是在牛肉的品质上玩花样。在去年六七月间，徐、张两奸商卖给益民公司的三十多万斤牛肉中，每一百斤牛肉中至少要混杂水牛肉六十斤。水牛肉和黄牛肉每斤差价以五百元计算，他们从中所获暴利就达二亿六千多万元。他们还用马肉冒充牛肉（马肉价仅及牛肉三分之一），仅根据提货工人朱阿毛和搬运组长邵金根亲眼看到的情形估计，就有六万多斤。张新根、徐苗新的罪行还不止此，他们竟丧尽天良，用发了绿的臭牛肉来冒充好肉。他们每天要在小菜场收购卖剩下来的次肉、坏肉一千斤，连同收购来的逃税和逃避卫生局检验的坏牛肉、死牛肉等一起当好牛肉卖给益民公司。据奸商徐苗新的会计初步坦白，在去年六七月间售出的三十万斤肉中，就有三分之二的次肉和坏肉。他们把发绿的臭牛肉，先用刀将外面一层绿色刮去，放在硫酸水里浸过，放到冷藏库冰过后，就夹到好肉中，向益民工业公司所属第一第二两个厂里送。有时，该公司发现他们混用了坏肉，将货退回，他们就又在退回的肉上涂一层牛血，放到冷藏库内去贮藏一些时候，然后依旧送去。
张、徐两奸商所以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盗骗国家财产，吮吸人民的血汗，是因为他们收买了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的经办人员。在这些经办人员中，从业务科长到过磅员，大部分都受过他们的贿赂，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奸商张新根并介绍了十二个亲信到益民公司的厂里去担任切肉工作，帮助他们将臭肉混充好肉，窃取国家资财。
奸商张新根、徐苗新原来是只有几百万元资本的牛肉摊贩，自从承接了代购牛肉生意后，就一变而为大老板了。他们并用从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款项中盗骗来的钱和其他商人合伙盘进了华府饭店，作为引诱腐蚀干部和进行不法勾当的“大本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掌握了徐、张两奸商的犯罪材料后，曾予以机会，促其自动坦白。但奸商张新根等仍然执迷不悟，并企图和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拒绝坦白。上海市人民政府当将张、徐两犯逮捕法办。购买牛肉的主要经办人、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供应科科长李宗莲也已由华东工业部撤职查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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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口市的一伙奸商破坏抗美援朝的罪行
沈石
当着全国如火如荼地推进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当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英勇地打击敌人的时候，武汉市一伙奸商，在承制和承购支援朝鲜前线的军用物资中，却疯狂地进行破坏。全国人民将从这伙奸商的罪行中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罪人和帝国主义的帮凶。
除了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奸商李寅廷用烂棉花制造“救急包”，盗窃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款项十八亿元，结果坑害了许多伤员的事情（本报二月十五日第二版消息）以外，还有许多令人切齿的事：
去年夏天，武汉市各机关和学校，担任了一项给志愿军赶炒军米的紧急任务。成千成万的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昼夜不停地汗流浃背地把生米炒熟。许多天真可爱的儿童队员担心坏分子在米里放毒，有的抱着米袋一道睡觉，有的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让她走近炒米的地方；他们睡觉时还把炒好而还没有送走的米抱着。他们是这样热爱他们最可爱的人。他们那里会想到奸商把坏米盗换好米这一回事呢？大兴米厂副经理、奸商彭锡承，把已经发热、边缘生虫、营养料减去四成的坏米，盗换了准备加工后用作炒米的好米共二千斤。
去年，朝鲜前线收到了一大批铁锹和铁镐。志愿军的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拿起了远从祖国运来的军用工具，挖掘掩蔽工事或防空壕的时候，不料一踩就弯，全部不能使用。他们那里会知道这是武汉市奸商周泽信和刘福兴干出的罪恶勾当呢？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志愿军采购机关和汉口周恒顺铁工厂老板奸商周泽信及刘福兴铁工厂奸商刘文清订立合同，承制一批双用和单用的军事铁锹、铁镐。合同上原规定铁锹要用七点三厘的铁板制造；当时武汉市面这样的铁板缺货，双方同意改用六点三厘的铁板。周犯承制的四万把铁锹中，全部以糖精桶和旧汽油桶改锤成的仅五厘多厚的铁皮代替铁板，使人民支援志愿军的款项损失四亿四千万元，周犯获暴利二亿三千多万元。周犯为了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曾五次贿买派到铁工厂监工及验收的干部杨则，都被拒绝。最后，周犯又利用他的侄孙女周福荣向杨则进攻，用结婚来引诱，杨则终于当了奸商的俘虏。杨某被弄得神魂颠倒，不认真检查成品，并且拒绝其他同志的检查。这批坏铁锹就被运到了朝鲜前线。
在奸商刘福兴厂定制的三万把铁锹，已被发现有一万六千把是用旧汽油桶改制的。又合同上规定制铁镐要用方铁（好铁、二千五百元一斤），刘犯文清加了三分之一的麻子铁（杂铁、一千六百元一斤：这种铁是不能用来打镐的）；照规定应该使用蓝牌钢（一等钢，一万六千元一斤），刘犯却用竹节钢（次等钢，五千六百元一斤）代替。更坏的甚至不用一点钢，抹一点酸纳药粉或黄泻银药粉在铁上，用火一烧就和加了钢的一模一样。刘犯还贿买派去管定货和催工的干部石彬，给石彬介绍老婆。每当石彬见到偷工减料的现象时，刘犯就笑嘻嘻地说：“这还行！要改正！算了算了！走吧老石…”石彬就在这样的“糖衣炮弹”进攻下被打中了。
去年六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中南区公司和汉口东华行制订收购军用被覆线（电线）一千二百圈的合同。这批被覆线是运往朝鲜前线的，总价值二十三亿四千万元。东华行经理奸商严贵堂勾结工业器材公司中南区公司业务科科长大贪污犯郭瑢等，把一批绝缘体腐烂、线心生锈的被覆线运到汉口、严犯又活动郭瑢，主使区公司职员马兰皋等，把这批坏的被覆线加工刷油，以原价八折，卖给区公司。这批罪犯竟丧心病狂地把中国工业器材公司东北区公司派来汉口的采购人员，邀到“滋美餐厅”，用酒把他们灌醉后，谈成交易，接着就连夜把这批坏的被覆线发往东北。因为这批被覆线本来就是废品，全部不能使用，使祖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资财遭受巨大的损失，并直接妨碍了前线的军事需要。
汉口某些食品店在给志愿军承制饼干时，偷工减料，并且在饼干中掺进大量的糖稀和糖精，使饼干变质。某些帆布工厂在给志愿军做担架时，每架要偷帆布八寸。乐康药厂大量制造假药，甚至连用来止血的维他命K这样重要的药品，也都通统是假的。这些罪恶事实怎能不引起爱国人民的切齿痛恨！这些罪大恶极的奸商，一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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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奸商朱立成盗骗志愿军采购汽车材料款项
南京市人民政府已把朱犯逮捕法办
南京市人民政府十日逮捕了全球汽车材料行经理朱立成。奸商朱立成一贯盗窃国家财产，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朱犯竟诈骗中国人民志愿军军用款项，直接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去年十二月间，志愿军采购人员向全球汽车材料行购置一批汽车材料，其中化油器、断电器等材料约值一亿元左右。朱立成从旧货摊上收来了一批旧货，略加整饰后就冒充新货卖给志愿军。化油器上边已经有了裂缝，朱立成把它表面修好，也当作新货卖给志愿军。当时一般货价每只化油器只需四十八万元，而朱立成竟向志愿军索价六十万元。有人曾警告他：“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艰苦作战，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太差了，你怎么还忍心把坏东西冒充好东西卖给他们？坏的化油器在寒冷的朝鲜会出毛病的，一出毛病，车子抛锚，影响军运可怎得了！”朱犯竟丧尽天良地说：“不要紧，反正不在此地用，管他的呢！”
南京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后，朱犯对自己的罪行拒不坦白，并一再拉拢受贿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同时用加薪办法，收买学徒，企图隐瞒他的罪行。在二月六日举行的南京市工商界动员大会上，大会主席团根据群众的检举和要求，曾点名限期朱犯在四天内彻底坦白。到十日期限已满，可是朱犯仍拒不坦白。因此，南京市人民政府即将朱犯逮捕法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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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权，接受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
天津市劳动局贪污分子赵庆云被逮捕
天津市劳动局调处科副科长赵庆云，利用职权，接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并把贪污所得勾结私商、投资入股，进行非法买卖；更包庇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政权。赵庆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奸细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又拒不坦白，已被逮捕法办。
一九五○年四月，天津永康绸缎庄资方为了掩饰其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的罪行，曾以二十四两黄金及三百匹布分给职工。后来，资方感到懊悔，企图抵赖，即到劳动局调处科捏造事实，诡称由于自己不了解政策，在工人威胁之下被迫分掉资金；并询问赵庆云：工人是否违反政策？赵庆云立即回答资方说：工人分掉资金，当然是违反政策的。资方得到赵庆云的支持，回到店中即威胁工人说：“分掉资金是违反政策的行为。”要工人立即把布匹退回。工人不同意，资方就请求劳动局调解。赵庆云在调解纠纷时，完全站在资方立场，强调工人分掉资金的错误，强迫工人把布匹退还资方；对于资方的罪行，则不加追究。纠纷结束后，资方感恩不尽，即贿赂赵犯人民币二百万元。同年十月，英商合记蛋厂发生劳资纠纷，天津市劳动局派赵庆云去调解。赵庆云在处理过程中，完全按照英商经理的意见办事，说：
“工人要求太高，不合乎目前的政策。”他并要求厂里的党员、团员说服工人降低要求。在召集全厂工人开会时，赵庆云在大会上强调资方困难，批评工人要求过高。但他做贼胆虚，怕工人在大会上不同意资方要求，竟诬蔑工人中有坏分子企图捣乱，并通知公安局派出所派武装人员来监视，吓得工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工人就在赵庆云的威胁下，放弃了合理要求。英商的欲望得以完全满足。事后，英商马歇尔说：“中国只有一个好人，就是赵先生。”随即送给赵犯毯子、毛衣等物，作为报酬。
天津市第九区忠义厚商号资方消极经营，私自解雇全部工人。但因未经工商局批准停业，无法注销营业证，仍须照常纳税。这个商号的经理就通过赵庆云的姘妇，让赵给写了证明信，而得注销了营业证。
赵庆云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接受资本家贿赂以后，就把贪污赃款作为资金，勾结私商，进行投机买卖，并利用职权敲诈掠夺。一九五○年，他私自贩卖银元，扰乱金融市场；又仗恃政府干部身份，在复兴货栈吃“好汉股”（身份股），先后获得“红利”五千九百余万元，最后并被推为经理。一九五○年，赵犯又在天津金钢桥附近私设晒鱼场，一个月就获暴利四千余万元。他感到风声太大，怕被领导方面发觉，就把资本投入安新镇六合公鱼店和庆丰棉花店。赵犯已变成了一个不法商人，披着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衣，直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
赵庆云不仅公开地利用职权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公开地利用职权包庇、袒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期，政府逮捕了金家窑腊店的
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就托裕成理发店的经理，以银元二百个、人民币二百万元及毛衣、皮袄等物贿赂赵庆云。赵犯就利用职权帮助反革命分子家属和反革命分子见面，私通消息。天津市大张旗鼓地镇压一贯道时，赵犯又接受一贯道坛主、天泰印字馆经理五百万元的贿赂，利用职权，“证明”这个人“不是一贯道”。
赵犯叛变工人阶级以后，便企图把劳动局调处科变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他无耻地对调处科的干部进行贿赂收买，时常送给他们钢笔、手表、鱼虾及其他物品，并请他们到他家里吃饭，以腐蚀干部，企图把劳动局调处科彻底地变成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机关。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赵庆云百般抗拒。他起初诡称身体不好，要求医生开具“证明”，请假休养，以躲避运动的锋芒。接着，他又散布烟幕说：“劳动局没有什么贪污，只是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企图转移运动目标。这些企图都失败后，他就压制民主，威胁群众。他说：“检举必须证据确凿，对问题必须彻底了解以后再谈，否则谁谈了就对谁不利！”同时，他又和奸商订立“攻守同盟”。虽经领导同志多次找他谈话，但他仍决心背叛工人阶级到底，拒不坦白。因此，天津市劳动局在全体干部和天津市工人群众的要求下，把他送交天津市人民法院惩办。
（中央劳动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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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运城专区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工作
刘宗耀 范健民
运城专区在山西省的南部，现有水田约六十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百分之六点五。其中水井和河渠的灌溉面积各占一半。河渠多属小型渠道，大部分是利用山洪的，利用清水灌溉的面积仅占百分之三十五。现在还没有较大型的渠道，将来可在汾河和浍河修建水利工程，但灌溉面积也只有三四十万亩。因为晋南水源不足，河渠灌溉的前途并不太大。但是运城专区的大部地区，都可以利用水井灌溉。所以打水井和推广水车是发展运城专区农田水利的主要工作。
运城专区一带农民是有灌溉习惯的。但是，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农田水利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解放以后，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对旱田变水田的要求很迫切。如新式水车从去年才开始推广，最初有些农民拒绝使用，有些干部也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但经过重点试用后，立刻就打开了局面，很多农民拦着装运水车的大车争相贷用，水车立即供不应求。解县西王村一个村子，不到两年时间，便添置了新式水车四十七辆。
发展农田水利是农业丰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有些县、区领导干部，很注意一般农业生产工作，但对农田水利工作却不够重视。有些县把农田水利工作完全放在一两个水利干部身上。这少数的水利干部又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大些的渠道工程和解决水利纠纷方面，有时还被调去“配合”中心工作，这样当然就谈不到开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作了。要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只靠县人民政府的一两个专业干部去推动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县、区、村各级干部把具体的组织动员工作担负起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水井灌溉的发展，只靠农民的自发性是不够的。今后各县农业领导机关，一方面要发动农民打新井和安装水车，一方面还要设法扩大每眼水井的浇地面积。组织起来伙打井、伙贷水车、伙浇地，是发展当前井水灌溉的正确方向。否则，不但不能发挥每眼水井的效能，而且不能多打新井（因为水井水车的成本较高，农民的土地分散）。解县农民在组织起来合股打井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如三区西王村是自流井和砖井配合灌溉的地区，每眼自流井分四股至十股使用，各户按自己准备浇地的面积入股，自流井、砖井、水车等费用都按股数均摊。如全组共有十股，则每十天轮浇一次，入几股可连浇几天。全村五十眼自流井中，只一眼是单干农民所有的；五十九辆水车中，只三辆是单干农民所有的。利用浅井灌溉的村庄，有很多村也采用这种合股的办法。这种办法既合理又简单，很值得推广。有些农民迫切要求打井，但因地邻的富力不够或性情不合，组织不起来。因此，领导农民在村里组织一个核心的水利机构，负责组织和动员打井户，替打井户解决资金困难或互换土地等问题，是很必要的。
合理的灌溉方法，可以扩大每眼水井的浇地面积。西王村的农民，因为按股轮浇，用水的时间有限制，在浇棉季节，养成了合理用水的习惯，普遍采用隔沟浇水（就是按棉花的行株，隔一行浇一行）。根据这村农民的经验，隔沟浇水可以把灌溉面积扩大二分之一以上，同时对产量没有一点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合理用水的灌溉方法。植棉区中很多利用井水灌溉的农民，只浇棉田不浇其他作物。因此，一年之中，除了一个多月的浇棉季节外，其余时间，水井水车便搁置在田里不用。在解县伙打伙浇比较有基础的村庄，每眼水井可浇棉田二十多亩；如能动员农民灌溉麦地和秋季作物，再增浇二十亩是不成问题的。
每辆水车浇地多少，受畜力的影响也很大。事实证明，用牛牵引的水车一昼夜只能浇二亩半地，用骡、马或驴牵引的水车可浇到三亩半到四亩。在灌溉季节，农民往往因为找不到伙用牲口的对象，不能换着牲口日夜汲水，便不能把水井水车充分利用起来。可见发展水井灌溉和发展牲畜是分不开的。目前运城专区的牲畜饲料已渐感不足，动员农民多种苜蓿，不但可就地解决饲料问题，还可以改良棉田的土壤。组织农民伙用牲口和购买新牲口，在发展井水灌溉中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自流井和浅水井配合灌溉，是运城专区农民从多年经验中创造出来的解决盐水灌溉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因打自流井的技工少，技术低，失败的事件常常发生，使自流井的发展遭到了阻碍。虽然土法打井的发展前途不大，但在浅水井含盐较重或水量不足的地区，利用土法打自流井或深井灌溉，在目前仍是发展水田的唯一出路。现在可以训练一批土法打井的技工，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打井；等到条件允许的时候，这批技工便可转业到机器凿井方面去。运城专区打自流井的方法，和河北、平原两省凿井下泉的方法相同，有关领导机关应该分配一部分力量，把这些地区技术工人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研究改进。例如打自流井时因锥翅被卡而落锥的情形发生最多，如果设计一种在锥管内部能使锥翅脱落的装置，打井失败的事件便可以减少很多。
在河渠灌溉方面，旧的封建水规已渐被摧毁，闻喜县试行按照各种农作物的需水季节分配用水，绛县试行挨次轮浇一轮到底的方法，曾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一般干部和农民，对兴修新的小型渠道热情很高，成绩也较大，对改善旧有渠道和加强管理则注意不够。在一部分农民中还有浓厚的水权特有思想，如稷山县红化峪村仍有不合理的分等轮水办法。民主管理机构还没有普遍成立，征收水费制度也没有实行，控制水量的水闸等建筑物很少，浪费用水的现象有些地方仍很严重。去年十一月一日召开的运城专区水利会议曾决定由闻喜、安邑、猗氏、夏县联合成立“涑水河水利委员会”，负责解决上下游用水问题，征收水费，改进管理方法及工程设施，以扩大浇地面积。其他小型渠道，也可以沿着这个方向逐渐改进。
华北区每年受着旱灾的威胁，为了达到农业丰产的目的，在运城专区，和在华北其他地区一样，一定要重视发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为防止旱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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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要求严惩暗害志愿军的奸商李寅廷
编辑同志：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汉口奸商李寅廷用烂棉花装救急包暗害志愿军”的消息。师范大学全体同学对于奸商这种滔天罪行，一致表示无比的愤恨。当天，学生会就收到同学们许多来信，要求人民政府把这些丧心病狂的暗害人民志愿军的奸商处以极刑。
教育系二年级同学翁世盛等在信中写道：“我们在去年暑假慰问过一次志愿军伤病员，我们很难写出我们看见为了保卫我们的和平幸福生活而受伤残废的志愿军同志们时的感情。过去，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杀害我们最可爱的人的凶手中，除了美帝国主义外，还有中国的奸商！奸商们损害志愿军伤病员的健康，使很多伤病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我们要求政府对这些害虫蟊贼处以极刑，同时我们也保证一定把工作做好，争取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完全胜利。”
化学系新生楼七号全体同学说：“解放以前，工商界受国民党匪帮和美帝国主义的搜括打击，陷入绝境。解放以后，我们的政府尽力扶持了他们。想不到其中的不法资本家竟恩将仇报，向我们下这样的毒手。”
物理系三年级郭孚僧等同学说：“从这个狼心狗肺、丧心病狂的奸商李寅廷身上，我们十分清楚地看见了奸商腐朽反动透顶。他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向志愿军进攻，作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我们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下去。”
北京师范大学通讯组
建议人民政府公审罪大恶极的奸商李寅廷
编辑同志：我切齿痛恨奸商李寅廷。他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样丑恶。我认为凡是新中国的人民，是绝不会容忍奸商李寅廷所犯的罪行的。谁都知道：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为了保卫全世界人民和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在朝鲜前线英勇地艰苦地打击着敌人，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是如何敬爱他们！我们应该是如何尽一切的力量去支援他们！可是，奸商李寅廷却只顾他发横财，攫取非法利润，竟残酷地、丑恶地从中南区人民支援志愿军的医药（救急包）订货中，偷工减料，用废棉盗换好棉，毒害志愿军。毒害志愿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毒害中朝人民，就是毒害世界和平。请看，奸商李寅廷的罪恶是多么令人痛恨！李寅廷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我们的凶恶的敌人。我坚决拥护志愿军归国代表的建议，要求严惩暗害志愿军的奸商李寅廷，并建议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审这个罪大恶极的祖国叛徒。
枯 森
奸商李寅廷罪不可恕！
编辑同志：我们每个同志都切齿痛恨奸商李寅廷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通过这一血的教训，我们进一步地认清了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他们用尽一切最卑鄙无耻、最阴险毒辣的手段，摧残、腐蚀着中国人民一滴血、一滴汗建设起来的新生的祖国。他们为了填满那贪婪的肚子，甚至向为了保卫新生的祖国，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而忘我地和敌人英勇搏斗的最高尚最可爱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无耻的进攻。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资产阶级这种猖狂的进攻，尤其是对那些丧失了人性的、唯利是图的大奸商的罪恶，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坚决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李寅廷就是不法资本家对我们进攻的一个典型，就是那些金钱迷住了灵魂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爱祖国”“爱人民”的奸商的典型。
我们要求汉口市人民政府公审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李寅廷。并请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给李寅廷以最严厉的制裁！
高椿生 那 芬 汪治中 邓敬宣
蒋有容 罗雁辉 熊明清 欧阳悦
建议政府严厉制裁奸商刘承谟等
编辑同志：北京永泰营造厂奸商刘承谟、董卓超、韩宗智、刘艺专门向机关干部行贿，以便承包工程。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某部几个单位的修建工程，大多由他们承担。他们神通广大，一个单位的修建预算报出后，就知道批准与否和批准多少。施工时，他们偷工减料，然后用贿赂手段堵某些干部的口。某部总务股长黄文建就是被糖衣炮弹击中的一个。因此，某部大仓房的修建工程就出了很多毛病。他们曾保证一年内不漏雨的铅铁顶，竣工没有几天，下了一次雪，就比没有修时更漏得厉害。修建的洋灰地，冬天一冻就高了起来，夏天一热又降了下去，不久就裂了。石板瓦一刮风就掉地，所用的砖一动就掉面。花了多少亿元修建的工程，就这样胡乱地缴了工。营造厂监工员李智曾说：“就这样修建，说真的，连五成工都够不上，但柜上对我还加批评。”一九五○年，北京的洋灰一度很缺乏，他们就利用时机，从太原运来了一批货，一转手之间，获得暴利二、三亿元。现在，他们已被人民政府逮捕了。我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这些罪大恶极的大奸商。
某部一仓库工人 李寿恒
应追查奸商手中的逆产
编辑同志：南昌市汽车同业公会主任——奸商郭德邻，在解放前几日从伪海军部仓库偷窃各种汽油、机油、柴油等一百三十多桶，及洋锁等物三十箱。上饶市某汽车行奸商周觉在将解放时，以贱价买到汽车四辆，汽油四百多桶。这些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最近都被工人们检举出来了。从上例可以看到，有些奸商在刚解放时，曾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隐藏、分散、变卖逆产。因此，我建议在这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应彻底追查奸商手中的逆产，使人民的财产真正重归人民。 慕 雷
绥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陈质文
贪污浪费并阻碍反贪污运动
绥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陈质文和他的爱人仇育民（绥远省人民法院秘书科长）贪污浪费严重，一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陈质文压制民主、阻碍运动。现在只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材料检举如下：
一、陈质文托人从广州买游泳手表两块、自来水笔两支，并且把价值四十多万元的物品送给代买人。去年十二月，陈质文又派人到广州借买汽车之名，买皮箱两个、钢笔数支、绒衣六打及游泳手表等大批物品。请问这些钱是从那儿来的？
二、一九五一年，只陈质文一人即化用招待客饭费四百多万元。某人每天去法院，每天吃客饭，陈质文自己还陪着吃，以便省下他的“包干费”。陈质文大量动用没收的财产，布置法院的法庭，任意挥霍、浪费。陈质文并把没收的反革命犯的手枪，私自送给绥远省交通局局长吴步渊。仇育民生小孩时，接受留用人员的大量礼物；小孩满月时，大设筵席招待送礼的人。请问这些钱从何处来？陈质文曾以院长资格给和他关系好的干部武文彬领自行车一辆自用。
三、陈质文现在还在领导省法院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我认为：陈质文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不但不向群众交代自己的问题，反而压制民主，使省法院的运动搞不起来。有人向他提意见，他反说：“你政治气魄不足。”中共绥远省委统战部召开统战会议，法院同志反映该机关真实情况时，他威胁这个同志说：“有意见应在内部提，为什么跑到外边乱说？”很多同志说：“这是陈家法院。”我觉得：他不只没有资格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并且已成为运动中的拦路虎了。我希望有关领导方面赶快调查处理这件事。 景辉
何春芳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武光华
对接受华北区中国石油公司招待的检讨
编辑同志：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读者张振芳的来信，指出我们在检查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油库爆炸案中所犯的错误，我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
毛主席早已号召我们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我们没有深刻地认识这一指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还有资产阶级的“人情”观念。我认为石油公司既然殷勤招待，拒绝似乎不合“人情”；而且听说这次菜饭由公司招待处自办，花钱也不多，因此，当天津市人民检察署同志提议大家不要去参加宴席时，我就没有加以重视。赴宴后，我们才知道菜饭不是招待处办的。这次浪费的情况比张振芳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接受被检查者的招待的行为，是有失监察人员的立场的，使人民监察工作在群众中遭受了不良影响。我是检查组的组长，应负这次错误的主要责任。我没有听天津市人民检察署同志的提议，也是十分错误的。我除了作检讨外，愿在大家的帮助和监督下，努力改正错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武光华
编者按：本报发表了读者张振芳对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的批评后，还没有收到该公司负责干部的检讨。这种忽视批评的态度是错误的，应迅速纠正并立即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