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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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愿永远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
两年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无限信心,同时给与妄想破坏和平的帝国主义者一个致命的打击,它给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刚取得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愉快和希望,它使我们认识了苏联是中国最忠实和最伟大的友人。因此,今天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以极端兴奋而快慰的心情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对我们新中国的各种帮助。两年来,在苏联友邦的热情协助之下,我国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以飞快的速度向前突进。我们恢复和新建了许多工厂矿山;进行了淮河以及其他的水利工程建设;恢复和新修了许多铁道,并提高了它们的运转率;防止了虫害的蔓延,提高了农业上的生产量;根绝了许多区域瘟疫的流行。在这些方面,苏联先进经验给与我们的协助是异常巨大的。这些协助,是使得我国能迅速地走向繁荣富强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科学工作者日益认清了苏联科学的进步作用。当那些战争贩子正在利用科学来制造破坏和平毁灭人类工具的时候,苏联人民在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导师和最伟大的科学家斯大林大元帅的领导之下,使用着科学上一切最新成就,来进行世界上空前规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这就证明了,只有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里,科学才真正为人民所掌握,因而也才能根据人民的意志去服务于人民,以推动社会前进。
因此,两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努力地研究苏联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获得了成就,因而他们在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力量。
最近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与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个运动因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实际斗争而取得了更丰富的内容。近几个月来,有不少的科学工作者都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的过去的错误。从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大元帅关于语言学的著作以及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在我国科学工作者的这种思想改造运动中起了重大的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我相信,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将和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更加一致,因而将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为保卫世界和平、建设人类的美满社会的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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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爱苏联人
魏巍
世上,只有真诚的东西,是最难叫人忘记的。
回想起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些短短的日子,我跟多少苏联人拥抱过、亲吻过呵!年老的诗人,胡须垂上我的脖子亲着我,孩子们爬上我的膝头瞅着我。当我们握手时、拥抱时、亲吻时,我,我看见了他们的眼睛,苏联人眼睛里滴露的真诚。
临离开列宁格勒那天,诗人李季接到一封信。是一封什么信呢,是一篇被感情激动得有些杂乱的诗!这是一个叫苏尔珂夫的青年写的。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不去想,我怎么不懂你的言语,
也不去想,你怎么不懂我们的俄文,
总之,我——斯大林格勒人,
而你——来自长江之滨,……………………
我们站着,两不释手,
目光久久地相亲相投,
可是在这沉默里,
却听出一个美丽的字眼——“朋友”。
是的,正像这位苏联青年所描写的,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们,就是这样地“相亲相投”!就是这样地用眼睛传递着语言也难传达的感情!
在列宁格勒的旅馆里,有一次吃饭,老实讲我不太饿,也就没有能完成我的亲爱的朋友们的“任务”。你说呢,那两个端饭的女同志,把别人吃光的盘子哗哗地撤走了,就不给我撤。而且用那样的一种眼光看我,好像说:“你看,你不吃光就不给你撤!”她俩的真挚的热情,使她们忘记了是在招待宾客,流露了年长的姐姐对待弟弟的感情。哦,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苏联作家协会派来迎接我们的玛罗左娃。她自满洲里到莫斯科的长途中,为了察看那个人吃得少,每吃饭,她的眼睛就像机警的哨兵一样在巡逻着。你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十月革命节那天,那就不是一双而是多少双这样热情、这样真诚的眼睛望着我们!那天,几十万的游行队伍,除了在伟大的列宁墓前——在主席台前最热烈,就数我们几个中国代表团观礼的地方。当那幸福的人流涌过来的时候,一瞅见我们是中国人,就像嘻嘻笑着的向日葵一样,全朝向我们。向我们招着手,或者摇着高举着的花束,欢呼起来。特别是那些许许多多坐在父亲肩头上的孩子们,也向我们招着小手,更小一点儿的孩子,大人捉住他们的小胳膊向我们摇着。有的人甚至想从人丛里挤过来,跟我们亲近。他们高喊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乌拉!”“毛泽东——乌拉!”把纸花摇得落了一地。特别是把两个巨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喊着“斯大林——毛泽东”的时节,就激情地把花束投向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老婆婆们,她们走过去了老远,还回头望我们,望我们。我心里叨念着:老妈妈呵,我们不是没有看见,我们都看见了您是怎样地在望着我们!
在斯大林格勒工人特鲁森的家里,我们曾度过一个晚上。在华美的灯盏下,在一盆柠檬的阔叶旁边,他的小儿子不断地抚摸着我们送他的毛泽东纪念章,歪着头笑着,给他的父亲看。父亲跟儿子甜蜜地亲着。而后特鲁森抬起笑的眼睛望着我们:“我们就是喜欢他哟!”又说:“你们怕不知道吧,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把我们兴奋得直谈了一个月!你知道我看报最喜欢看什么?……我真喜欢周恩来、郭沫若的讲话!毛主席的更不用说。你说周恩来讲话爱怎么开头,他爱说,我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你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我真爱听这几句!”有人为了说得更清楚,补充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是包括台湾在内的,特鲁森严肃地说:“当然在内!别人的土地我们不要;可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就是这么这一点点,”他用手指甲比了那么一点儿,“也不能出让!”他又笑着说:“西藏不是已经解放了么?……现在中国的工人怎么样呵,你们看,我还有机会去中国看看我们的同行吗?”
……也是在斯大林格勒,在一次晚宴席上,酒,大家都喝得实在实在不能再喝了。有谁又去跟州作家协会主席碰杯了。这位主席,这位真挚的诗人,他端起了满满一大杯快要漫出来的沃特卡,像挑起一付难以胜任的重担一样,又放了下去,低头望着酒杯,沉吟了片刻,终于又把杯子高高地擎了起来,说:“同志们!我还,还没有喝醉。……我要说一句心里的话。说良心话,我们俄罗斯人不知道怎么那样地喜欢中国人……”
说着,他一气喝了下去,抱住了我们的老团长冯雪峰同志。大家都望着他俩好几分钟的亲吻。……
在漫天风雪中,我们访问了托尔斯泰在雅斯亚那巴利亚那的故居。这个故居的负责人波波夫同志,头发斑白,看来是一个庄严的,很不爱讲话的老头子。我们坐在一块儿,谈起俄罗斯人跟中国人的感情。当我们谈到苏联红军对于我们的重大援助的时候,我朗读了我过满洲里时写下的一篇诗:白艳艳的雪地上,立着一座新的楼房,有几个红军战士呵,也埋葬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怎样地在这儿坚决的战斗,他们的血流在了这座楼上!这儿虽曾变成了一座废墟,但白艳艳的雪地上又立起这座新的楼房。这儿虽不像祖国的江南草绿花放,可这楼房呵,好看得像花朵一样。蒙古人骑着马在这儿自由的游逛,小孩子在这儿嬉戏歌唱,
红军战士呵,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还听见他的
歌唱,
但无论谁在这儿经过,也要细看看这座楼房。
老头子站了起来,他把每个同志都看了一眼,然后庄严地、慢慢地说:“我要谈一谈我自己,我,为什么怎样地爱你们。——你们恐怕不知道,”他说:“在我们苏维埃的祖国最困苦的时期,就是内战时期,我是红军里的一个将军。”大家更沉静,更尊敬地注视着他。他摸了一下自己的白发:“那时,在我们师里有一百二十个中国人。不是其他人,而是中国人。全师里谁不称赞他们的英勇,出色的勤苦?我知道,他们怎么样跟俄罗斯人共同分一块黑面包,我也知道,他们在哪块俄罗斯土地上流过血。……”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也许中国人姓王的多吧,当时大家就亲热地,统统管他们叫‘姓王的’,同志们,今天我看到了你们,就像又看到我那些‘姓王的’战友一样……”
老头子说过,坐下,又望着我们。
同志们也望着他,好像他那感情深沉的、老年人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耳边响着。
我想着,我想着:是什么力量,把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亲密地连在一起呵,是高尚壮丽的理想,共同的斗争,共同的道路,高贵的血。就是这些,才使得我们像铁绳一样地拧在一起,更像炼钢炉里的铁,纯净地灿烂地溶在一起。以至无须通过语言,也勿须询问名字,单凭彼此的眼睛,单凭你是
“中国人”他是“苏联人”,就可以相互了解,相互信赖。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北海公园里,
一个中国人会向一个陌生的苏联人投过那样动人的笑容?为什么在莫斯科,一群苏联人会围着一个中国人那么热烈地要一个毛泽东纪念章?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在夺得纪念章的时候,投过来那样诚挚的喜悦。……这种笑容,这种眼光,就是真正可以称得起友谊的友谊。这是蹲一条战壕的人们之间才有的东西!这是可以击退任何恶势力的东西!
这使我又想起: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的感人肺腑的友谊,不也是这样的么?……
一次,在乔治亚比利斯作家们的面前,我谈到朝鲜战场,谈到我的几个老战友在那儿牺牲的消息,席上,马上寂然无声,接着,就升起了一片深沉的悲歌。俄罗斯人,乔治亚人,阿尔美尼亚人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悼歌。歌声里夹着赞叹声,老年人点着头,女人的眼角垂着重泪。
当我们从莫斯科起飞归来的时候,我心里在低念着:真诚的朋友们,再见吧!我感激你们是那样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中国的人民!……我也爱你们。我吟味着我们在苏联彼此常说的一句话:“中苏人民的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保证”。我反复地吟味着,仔细地吟味着,我问我自己懂得了这句话的深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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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艺机关团体应彻底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各地文艺机关团体中,也是普遍地存在着。一部分文艺领导干部具有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在工作中铺张浪费,在个人生活上的享受腐化是十分严重的。据各地报纸和读者已经初步揭发的事实,证明了认为文艺机关团体,不是管钱的部门,自己用钱不多,没有什么问题的看法和论调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据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人员的检举和文联主要领导人欧阳山的初步自我检查,证明华南文联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变相的贪污现象。由于欧阳山的官僚主义作风,用家长式的统治代替思想领导,致使内部民主不能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展开。多数工作人员有意见也不敢提,听任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期存在。据初步估计,华南文联两年来用去事业费约十五亿元,其中四亿多元是属于浪费的。他们经常举行宴会,欧阳山个人生活费用也大大地超出制度。他擅自对干部增发补贴米,两年共超支八千万元。华南文联长期没有认真组织文艺创作和认真进行思想学习,而是醉心于行政事务、宴饮交际。欧阳山在初步反省中说:他进城以来,在生活上向资产阶级看齐,比在延安时向无产阶级看齐的速度还要快。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极大警惕。
南京文联的浪费现象也是严重的。仅仅八个月的统计,请客达五十九次,共花了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元。二届年会化了二千五百八十一万七千六百元,其中许多钱是化在吃喝上的。南京文工团曾接管一片农场,团员偶尔下乡浇水捕虫,来去都乘汽车,回来还要大吃一顿,耗费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劳动”所得。有一次去收割麦子,大家戴着新的宽边大草帽,夹着准备午睡用的凉席,携带了大批肉包子、咸蛋、汽水去吃喝。返城以后,认为“辛苦”一天,必需“慰劳”,于是洗过澡,吃过丰盛晚餐后,再去看一场电影。文工团团长李世仪等坐着小汽车下乡“体验生活”,但吃不来乡下伙食,另外自己搞小灶。团长李世仪和一部分文工团员参观土地改革回来时,特别举行了欢迎仪式。当李世仪等到达大门时,原来紧闭的大门豁然大开,鞭炮齐鸣,军乐大作,代理团长率领团员列队迎迓,欢呼鼓掌,历久不息。李世仪调动工作时,文工团举行盛大酒会欢送,大醉狂舞,有人竟喝到吐血,有的女同志也醉得哭泣起来。南京文工团的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同样也存在在演出工作中:追求豪华场面,玩弄新奇布景。他们在修建南京会堂剧院时,曾数次追加预算,从五亿八千万元增加到二十七亿四千多万元,务求建筑的富丽堂皇,不顾国家财产的大量浪费。有些人竟认为这样做法是“社会主义的提前实现”,这是何等的荒谬!
应该指出,这种腐朽庸俗的风气和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决不止在上述单位中存在,而是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于许多文艺机关团体中。存在着这种现象的文艺机关团体中,当然谈不到什么文艺思想领导,谈不到认真的创作和学习。这种现象是不可容忍的。如同其他部门一样,文艺界必须在这次反击资产阶级思想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中,无情地揭露那些丑恶事实,彻底整顿自己的队伍,对于那些情节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文艺界的腐化堕落分子,应该把他们从文艺界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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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民族工作情况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维舟
一、西南区的民族情况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主要有藏、彝、苗、回、傣、仲家、民家、纳喜、佧佤等民族。按照目前各族自己的名称,总数已超过一百多种。各少数民族人口共约有二千万,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分布区域则占全区面积的大半。本区五千公里的国防线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邻接印度、缅甸、暹逻、越南等国。
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有的还停滞在奴隶制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各部落各支头之间,经常发生武装械斗。民族之间都有严重的历史隔阂和对立状态,也经常发生纠纷和武装冲突。
各少数民族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是历代反动统治集团,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蒋匪帮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方面都进行过长期的侵略活动。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倾销洋货,收买雇佣军,特别是通过传教、设学校、办医院,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进行特务活动,以达其奴役各民族的目的。其罪行严重到私设法庭,处理民刑案件。而蒋匪帮为推行其大民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一面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屠杀,另一方面则在民族地区发展特务组织,挑拨离间,制造是非。对帝国主义则又屈膝顺从出卖人民。因此,各民族人民长期处在受压迫、受蒙蔽,贫困到食不饱、穿不暖甚至连盐都吃不到的痛苦境地。
二、两年来西南民族工作的基本情况
两年来,西南区民族工作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具体指导之下,有了一定成绩。特别是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侵略阴谋,打下了巩固西陲国防的基础,从而使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一。这是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胜利,西南和全国各民族人民无不感到非常欢欣和兴奋。
两年来,西南民族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开始直到中央访问团到西康帮助建立藏族自治区为止;第二阶段则是从根据建立西康藏族自治区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内试行建政工作直到现在。
由于西南区解放较迟,蒋匪残余大部窜入西南民族地区,土匪、特务数目曾一度达到一百万人;土匪、特务名称有数百种。他们企图以民族地区为依托,利用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民族隔阂等条件,阴谋建立所谓“陆上台湾”,进行长期顽抗。蒋匪帮并在各民族地区布置“应变计划”,唆使土匪、特务进行长期潜伏活动,散布谣言,挑拨人民解放军和各民族的关系,在各地组织暴乱。
因此,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干部开始进入民族地区时,曾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各省、区坚决执行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首先大力沟通民族间的感情,展开广泛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人民解放军在民族地区执行了模范的群众纪律,发扬了传统的艰苦作风,以帮助劳动生产,救济灾荒等实际行动,大大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民族关系。同时,坚决争取团结了各民族中各方面和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对之热诚相待,遇事首先和他们协商,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和青年参加当地政权的领导和工作。通过各种大小会议和近百次民族的参观访问,更加加强了民族团结,孤立了蒋匪特务。在各族人民要求和支援下,人民解放军和各地公安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土匪、肃清特务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武装的土匪、特务,基本上已经被肃清了。加以调解了五千多件民族纠纷,使民族区长期存在的民族仇杀和打冤家也基本上停止了。民族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团结的新气象。这也可以说是西南民族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一九五零年七月,中央访问团到达西南,并协助建立了西康藏族自治区和各地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之后,西南民族工作又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去年一月,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民族民主建政工作。西南民族区各级人民政府都先后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民族代表会议。并积极地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到现在,已建立起来的民族自治区除西康藏族自治区外,还有二十一个县级自治区,十五个区级自治区,四十九个乡级自治区。同时在十一个专区、五十三个县、二十七个区和七十二个乡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项工作,现在仍在继续进行。
在西南民族民主建政过程中,我们曾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胜利的斗争。蒋匪特务打起少数民族的招牌,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煽惑少数民族中一部分坏分子和野心分子,以“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等反动口号制造民族分裂和混乱。甚至在云南刚解放时,煽动组织“南诏联邦”,企图达到其破坏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恶毒阴谋。由于我们广泛地团结了各族人民和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坚决而适时地进行了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从而粉碎了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
在我们的内部工作中也曾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各地有些干部对民族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无此必要”,“徒添麻烦”,顾虑“民族分裂”,“闹民族独立”,因而强调条件不够,消极拖延。我们对此曾进行了说服工作。在民族地区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后,各种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些事实,更有效地使我们的干部逐步认识了民族民主建政确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其次,在各民族中也遇到一系列的新问题。民族内部各部落、各支头之间由于打冤家,长期处于不团结的状态,这就使得在处理自治区内民族组成关系,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及有关区域界线,行政地位,民主制度,人事分配等问题方面,发生很大的困难和曲折。但是,由于我们掌握了民族政策和依据民族的实际情况,通过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和各族人民的反复协商,这些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妇女和青年的政治地位也获得适当的提高。因此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后,各族人民都表现了无比的欢欣。他们感动地说:“天下真有这样的事呀!”“等了几十代,可有了今天。”“从此我们少数民族有‘家’了。”贵州苗族在选出自己的县长以后,兴奋地说:“以前反动时期是‘包谷不上粮,苗家不当王。’如今包谷能上粮,我们苗家也能当王(按:意指当县长)了。”
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各族人民更积极地要求加强民族团结,更积极地要求外来干部的帮助,他们对在民族区艰苦工作的汉族干部,更加爱护了。许多人甚至发生了这样的顾虑:“成立区域自治是不是把事情都交给我们自己办,上级不管了呢?”
“如果外来干部真不帮助,我们就不实行区域自治了。”
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各族人民对于政府的大小事情,非常关心,看成是自己的事。某些人原来认为参加政府工作是给汉人作事;这种思想现在也改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一般都大大地提高了。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首先是各族人民对于伟大祖国和人民领袖毛主席表现了无限热爱和拥护,对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云南、贵州、西康等地各民族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联防,到处掀起剿匪竞赛,男女老少自动搜山捉匪,出现了不少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
西昌专区彝族罗正洪等在礼州、甘相等地捉回土匪连、排长三十七人,缴获报话机二部、枪一百七十多支。彝族的李沙马在龙头山脚亲手击毙“西南反共救国军十一纵队司令”诸葛绍武。贵州苗族自动组织了游击队配合剿匪部队作战。普定县苗族张泽良领导百余人和土匪、特务作战,被包围好多天,虽和部队断绝联系,仍单独坚持战斗。
云南耿马区本人族杨姓老人在剿匪斗争中,一个人打死了十二个土匪、特务。澜沧县倮?族李光保领导人民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和从国界外窜入的蒋匪特务进行斗争,苦战八日,终于击败了十倍于己的敌人。有四名倮?族青年民兵,赤手空拳,用木材打死五名土匪,缴获五支卡宾枪。佧佤族岩竜是一九五○年参加国庆大典的民族代表,回去后积极宣传,最近在和窜入的蒋匪特务作战中,虽陷重围,仍坚贞不屈,最后脱下毛主席送给他的礼服,高呼“保卫祖国”、“保卫我们毛主席”口号,英勇自杀。少数民族这种保卫祖国边疆的英勇事迹到处都有。他们给美蒋匪特的破坏活动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巩固了边疆的革命秩序和祖国国防。
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后,各民族热烈响应,纷纷订立爱国公约,踊跃参军,增产捐献。许多青年因不得参军而痛哭流涕。西康藏族自治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区都建立了本民族人民的武装——藏民团和彝民团。在各族人民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中,康定的喇嘛寺的喇嘛也订立爱国公约,游行示威。青年喇嘛以打柴所得的收入,捐献购买飞机大炮。在支援入藏部队中,许多妇女参加了运输工作。此外,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了三自革新运动,驱逐了假借传教师名义作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事实证明,各族人民这种反帝爱国的高涨热情,是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分不开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仅是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好组织形式,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巩固国防、对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也给各民族人民的经济、贸易、卫生、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营贸易公司在各民族地区已设置了一百八十多个贸易分、支公司,组织了三百多个流动贸易生产小组。仅在西康收购藏、彝两族地区的土特产,即值一百四十多亿元。今年运往西康的茶叶,据估计将超过五十万包,约当解放前每年输入的三倍。土产价格,一般的提高到一倍至四倍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十倍;而税收比率,则一般的予以适当降低。此外,各地人民政府并发放大批救济粮和农业、牧业、副业的贷款,同时,兴修水利和交通,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西康省土特产,如羊毛和药材较解放前已增加百分之一百到二百;而药材中的大黄则增加百分之五百。群众的生活因之获得相当的改善。各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中,出现了要求多纳税、多缴公粮等许许多多的爱国事迹。
此外,各区恢复和创设卫生院和卫生所一百六十多个,并组织了二十九个巡回医疗队,减费甚至免费为群众治疗疾病。西康藏族自治区在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迅速扑灭了传染达二千里地区的牛瘟,并医治检查预防牛马达二万多头。全区创立民族中学七所、民族师范一所和民族小学近七百所。少数民族现在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有十三万五千多人。
为了宣传民族政策,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出版了藏汉文对照的西南民族画刊(已出版五期)及“西南民族通讯”(已出版四期),译印了藏、苗文的各种文件。为了宣传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每周特别举行藏语广播一次。此外并派电影、幻灯队等去民族区放映,效果良好。
人民政府所进行的这些工作,各族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各族人民从实际的经验中,逐渐相信了自己的力量,也更加懂得汉族人民的援助对本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决定作用。
最后,随着民族民主建政工作的推进,各民族的干部也大量涌现出来。据初步统计,参加区以上人民政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八千多人,先后参加过政治学习的各民族青年不下万余人。今年在西南区创立了三个民族学院、两个民族学校和各种民族干部训练班,共已训练三千多干部。这些干部和学员,由于和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得到了提高和锻炼,都成了推动西南区今后民族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经验证明:民族民主建政,固然需要培养一部分干部,但随着建政工作的开展,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就会涌现出大批的干部来。
在贵州和云南的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人民都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这些地区,在民族团结的总方针下,根据本民族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并取得和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同意,依靠本民族自己的干部,采取协商调处的方法,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贵州全省四百万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中,已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云南、西昌等地减租退押运动的规模也很大。在斗争和分配果实中大大发扬了民族间尤其是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团结互助精神,壮大了各族农民的声势。因而,各族雇农、贫农、中农的政治觉悟,生产情绪,空前提高。各族人民从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深深体验到民族内部的这种适当改革,对本民族发展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这是少数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总之,西南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当前民族工作的中心是民族民主建政。
三、对今后西南区民族工作的一些意见
西南区的民族工作虽已获得上述成就,但这仅是工作的开始。因为至今还有大部地区没有实现民族民主建政,没有满足各族人民迫切的政治要求;各种工作长期处于摸索阶段,盲目性很大;若干干部对民族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仍认识不足,存在着轻视、忽视和消极拖延的现象,甚至在建政后,仍有潦草从事、形式主义、不善于和各族中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团结合作等错误倾向;加以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对各地及时的思想领导和经验指导十分不够,使工作走了不少弯路。今后我们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大力纠正和克服这些缺点。
今后西南区的民族工作将继续遵循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这次大会关于民族民主建政的各项正确指示,结合西南区的实际情况,作好如下工作:
一、继续大力推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已建立民族自治区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应认真加以巩固和充实,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未建立民族自治区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则应积极推行,尤其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更需要大力贯彻。
二、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发展生产、贸易、卫生、文教等事业。目前拟进一步开展贸易工作,并有重点地开发水利和建立农场等,逐步向民族区推行先进的生产经验。
三、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加强对现有民族学院、民族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工作的领导。目前民族干部仍应大量培养。拟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的或临时性的、人数多少不等的训练班,大批培养男女青年干部,以应民族工作的急需。而在民族学院中,则须有计划地培养翻译、师资等人材。
与此同时,在汉族地区的学校中,应注意招收少数民族男女青年入校学习,并须对他们尽可能地加以照顾。根据工作需要也应培养和选派适当的汉族干部参加民族工作。
四、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继续出版和译印民族画刊和各种文件,充分运用幻灯、电影、广播等有效的宣传工具。组织民族参观、访问,以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和相互学习。
五、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这是我们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当然,要做好以上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具体指导下,依靠西南各兄弟民族坚固一致的团结,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获得新的成就和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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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 冯真 邓澍 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庆 梁玉龙 韦其美
黄均作
(二十二)刘正明回到了铺子里。徐仁德见他回来,还特意从沙发上站起来,笑嘻嘻地和他假客气。他不由得想起过去常常挨他的打骂,现在他却假仁假义起来了。
(二十三)徐仁德又拿出钞票来发给工友们,说是“年终双薪”。刘正明想起了解放前直到旧历年三十,徐仁德还不发薪,工友要求他发下欠薪,他硬说“没有钱”!
(二十四)刘正明进去找会计周先生。周先生本来身体不好,加上收下徐仁德的钱以后,思想上有了包袱,于是就病倒了,开会也没有去。刘正明就动员周先生一起检举柜上漏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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