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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省华新纱厂破获奸商大诈骗案大盗窃
犯朱光华王懋询等落网
他们伙设骗局使纱厂损失七十多亿元
平原省公私合营的汲县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华新纱厂）破获了巨大的诈骗案。这个厂的私股董事王懋询、常务董事兼代经理王欣甫、副董事长陈韵浓等结伙勾结奸商朱光华，伙设骗局，诳骗这个厂的定货资金，使这个厂遭受损失七十二亿六千八百多万元。这一伙盗窃犯已分别在上海、新乡、开封等地被人民政府逮捕。
华新纱厂在一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二次董、监事会议上，经公私双方协商，决定扩大生产，增购纱锭一万锭。会后王懋询、王欣甫因事去上海。路经开封时，他们就找到奸商朱光华，告诉他厂里要增加一万纱锭。朱光华正因外债压头，到处找投机买卖。于是由朱光华和王懋询共同商定骗局。他们商定，以所谓“大毅机器制造厂”为名，兜揽这批定货。这个“大毅机器制造厂”实际上是一个既没有向上海市工商局登记，又没有厂址、机器、资金和工人的空架子。他们妄图骗得华新纱厂的定货巨款以后再办工厂。他们之间的条件是，骗局成功后，朱光华给王懋询等棉纱一百一十四件，同时允许等到他的“工厂”开工后，由王懋询推荐会计等重要职员三人。以后，他们又拉进了陈韵浓，谈妥骗局成功后，好处大家均分。
骗局布置好后，这一伙盗窃分子就开始进行活动。首先，王懋询以私股董事的资格由上海来信，推荐“大毅机器制造厂”，说什么“大毅机器品质优良，报价较廉，交货日期较早”。同时寄来上海几家厂商的较贵的纱机报单，并介绍“大毅”的“经理”秦济元到厂接洽。华新纱厂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没向上海有关方面进行调查，仅凭王懋询的介绍，就先和“大毅”订了十四台梳棉机的合同。当然，所谓“大毅机器制造厂”是并没有梳棉机的。朱光华为了骗取华新纱厂的信任，便拿某纱厂正要出卖的十四台梳棉机如期交给了华新纱厂。接着，朱光华经陈韵浓介绍到纱厂商谈承做一万锭子的问题。陈韵浓为朱光华吹擂，说“朱先生是上海纺织界有经验有声望的人物”。
华新纱厂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在和朱光华、秦济元这些奸商签定合同中，这些人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他们也不追查。签订合同时，不调查机器价格，合同订好后，不查对铺保就付出巨额定款。在合同草约上，“大毅”的负责人是秦济元，朱光华则成了所谓“保人”。厂方负责人提出疑问后，王欣甫便极力替朱光华诡辩，说“朱因欠外债过多，不便出名”。华新纱厂对这竟深信不疑，不再追究。当合同草约交平原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有关部门审查时，审查单位提出合同中规定的付款额较高，交货时间太长，应加修改，同时应严格注明质量，并提出确实保证。当时，王欣甫一面表示不满，大发牢骚；一面又同朱光华密谋把合同略加修改，在形式上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促成骗局。对于机器价格，厂方没有作仔细调查，也受了朱光华很大的骗。当时华东工业部定购上海泰利机器制造厂的梳棉机每台七千五百三十万元；华新纱厂所定的则是每台一亿零二百四十万元。其他细纱机筒子机的差价也都很大。正式的合同在去年三月十九日签订。合同包括：细纱机二十五台，梳棉机三十台（后又续定六台），筒子机二十台，共计价九十亿五千六百万元，定一九五一年九月底全部缴齐。合同订好后，朱光华以“掌握钢料免受物料价格涨落影响合同执行”为理由，要求先付定款百分之六十。这时朱光华还没找好铺保和监证；可是由于王欣甫的极力支持，华新纱厂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付给朱光华定款五十四亿三千三百六十万元。事后朱光华把保证书由上海寄来，华新纱厂也没有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并派人去对保和了解保人的情况。朱光华拿到定款后，从中抽出一亿元作为资金，准备欺骗政府，办理“大毅厂”的登记手续，但没有成功。
去年六月间，华新纱厂私股董、监事又委托陈韵浓、王欣甫到上海了解“大毅”定货制造情况，并再次向“大毅”定制了六台梳棉机，付定款百分之八十四，计四亿九千多万元。这次合同签订后，陈、王等就向朱光华索要“好处”一亿二千万元（陈、王等在上海花费及送礼在外）。这时陈韵浓、王欣甫便把老婆接到上海，住在国际饭店，大肆挥霍。而王欣甫向厂里做报告时，却说：“大毅购料问题、工作情形、工厂情况都尚好，无什么顾虑”，“交货也不至延期”。
去年七月三日，上海市工商界查明“大毅”没有办理正式营业手续，令它停业。七月四日，朱光华仓皇跑到华新纱厂，以某些机件改大为藉口，要求再提前交付百分之十五的货款。王欣甫虽已知道“大毅”被停业，但仍然极力支持朱的无理要求，使厂方又付给货款十二亿八千万元。到这时候，朱光华已从华新纱厂领得七十二亿零五百十二万元货款，华新纱厂对于这个骗局仍然根本没有察觉。去年八月初，上海市工商局向他们揭发了骗局情况后，华新纱厂才知道上了当，经过详细调查，把王懋询、王欣甫、陈韵浓、朱光华、秦济元等盗窃犯分别逮捕。
这次骗局，华新纱厂受到的损失是严重的。直到现在为止，所订梳棉机还有六台没有交货，细纱机上的零件也没有交全。交货延期平均一百六十二天多。原合同规定“定货之日起七个月全部交清”，
“安装试车认为合格后为正式交货”，这就是说，应该在去年十月十九日全部试车合格开纺。但实际上，第一部细纱机开纺时间就到了今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台细纱机全部开纺要到今年五月七日。由于交货延期，使华新纱厂遭受了严重损失。首先，使这个厂不能按时完成国家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少产二十支棉纱四千六百一十件。其次，因纱机延交，而积压资金和劳动力的损失，共七十二亿六千八百多万元。机器规格不一致，使安装困难浪费人工所招致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出来。当这个骗局被揭露后，华新纱厂的职工们愤怒万分。他们说，工人们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把工厂当做战场，紧张生产，一点浪费都不许有，一点飞花一点纱头都舍不得扔掉，去年第四季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好容易增产节约了九十万斤粮食。而这些资本家身为本厂股东，竟然勾结奸商，一下就使厂里损失了七十多亿元。大家要求政府对他们依法严惩，并向他们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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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贾建明每亩地产谷一千一百五十斤
他计划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继续提高农作技术，争取每亩丰产一千四百斤
河北省大名县劳动模范贾建明，去年所种的谷子每亩产谷一千一百五十斤。贾建明是一位青年劳动模范，他领导的互助组也是个模范互助组。去年春季河北省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时，贾建明决心学习著名劳动模范张希顺种谷子的经验，选择了一亩七分能浇的耕地作谷子丰产试验，结果成功了。贾建明种谷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整地、施基肥和防虫相结合：他所选择的一亩七分谷子丰产试验地，前作是花生，落叶很多。前年收花生后，他曾用七吋步犁将地深耕（约七寸）了一次，把落叶翻下土去，然后耙一次，使土块变小，更好地起风化作用。地冻时又翻耕一次，五寸深，这样不但花生叶子不致再翻上来，而且使已经蛰居的害虫和害虫的卵蛹，被翻上地面冻死。翻土后作成垅沟，便于积存雨雪。去年开春后刚化冻，他就先把地耙了一遍，耙碎土块，然后将一百五十斤豆饼、一百四十斤大粪干、十五斤谷糠和两大车圈粪混合均匀撒在地里，再耙一次。为什么基肥要普撒呢？他说：谷根和棉根不同，谷根须多，横着爬的远，将肥料撒匀，可使谷根充分吸收；撒粪后耙一遍是为了使粪和土搀匀，以免粪被风刮走。上基肥后他用去掉犁镜子的犁再把地浅耕一遍，耙两次；以后每隔十来天耙一次。他说：耙地跟人换衣裳一样，舒服松快精神足，多耙几次，能歇地保墒。在上基肥的时候，他还将八斤鸡蛋皮捣碎烧胡，掺上棉油，一同撒到地里，用来防治蝼蛄。
（二）播种和防灾相结合：他用的谷种华农四号谷，是前年在田间穗选的。去年播种前又用“两开对一凉”的温汤浸了种。这样既可防治黑穗病，又可漂出秕瘦的籽粒，留下饱满的种子。他的谷子是在谷雨后三天下种的，比当地一般春谷早种十几天。这样作的目的是使谷子的扬花期提前，躲开雨季。因为谷子扬花时赶上雨季，不熟的谷粒多，就会减产。
（三）适时施追肥、适时适量灌水：他的谷地共施追肥两次，第一次是在谷苗高一尺三、四寸时，施了三车炕土，接着浇了一次大水，使苗很快长起来；第二次是在谷子抽穗前施了十五斤肥田粉，又浇了一次大水，保证了谷子开花时的肥分供应。他给谷地灌水也有分寸。为怕春旱影响谷子出苗，他在谷子下种前曾浇了一次水。当谷子出苗后天气也旱，但他没有立即浇水，等到谷苗长到三寸高时他才灌一次小水。他认为：小苗和小孩子一样，从小就应受些不妨害健康的艰苦锻炼，使根扎好，将来长起来就壮，所以，初次浇小水，接上湿土使苗旱不死就行。这次浇水后，一直要到谷子长到一尺三、四寸高时，配合施追肥，才浇一次大水，谷稞长到三尺高时，又配合施追肥浇一次大水。这两次水量要大的原因，是谷子大了需水量多，天气热蒸发快，同时水大了才能使肥料分解的快，很快地被庄稼吸收。他这种根据作物生长的需要，适当供应水分和养料的办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四）留苗是稀垅密株，锄地是深浅适宜：他是用犁开沟，用手顺沟撒种籽的办法下种的。这样作的好处是行距可以适当调节。他的谷子的行距，有一尺五寸和一尺二寸两种互相间隔，既便于通风透光，又便于中耕管理。因为华农四号谷分杈很少，所以他的谷地留苗很密，在一垅里留两行苗，株距二指左右；每亩苗数约四万棵。间苗时，他都把弱苗和叶色发黄的不健康的苗拔去，留下健康苗，同时拔去杂草。他共间两次苗，每次间苗后就浅锄一次松土。苗高三寸时，锄第三次，较前两次稍深；苗高一尺三、四寸时，锄的最深，约二寸，以后锄时就由深到浅，以免伤害谷根。谷子抽穗时，谷叶相搭已满垅，不必再锄。他锄地都在过午时分，他的经验是早晨锄谷子，因为有露水，碰谷叶后，叶子变黄，对苗不利。过午锄最好。此外，他除切实掌握了防重于治的除虫方针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病虫害的工作外，还能作到发现虫害立即除治，不使蔓延。如当他的谷子长到三尺高时，忽然发现了钻心虫，他就连忙将十几棵有钻心虫的谷棵拔去，防止了钻心虫的蔓延。
贾建明的谷子丰产办法，是值得普遍推广的，但是他的丰产还未达到顶点。首先，贾建明的丰产地是比较瘠薄的白沙土质，如能多施草粪、圈粪等腐熟有机质肥料，增多土壤中的有机质成分，就会提高地力，更好地增加生产。其次，他追肥所用的肥田粉，是氮素肥料，对于促使谷子开花结籽的效能不如磷质肥料。在谷子开花结籽以前应施以速效的磷质肥料（如过磷酸石灰），如用的是慢性磷质肥料就应早施，或增加基肥中的磷质成分，使谷子开花期间能得到充分的磷肥。第三，在检查和除治钻心虫时，因劳力调配的不好，少锄一遍，对于谷子丰产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今后如能在互助组里再加强计划性，使劳力分配得更科学，耕作技术仍可继续提高，产量也可以继续增加。
贾建明计划在一九五二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继续提高农作技术，为争取每亩谷子丰产一千四百斤，并带动全村一百四十五个青年为达到每亩增产五十斤到六十斤粮食而努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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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韩培森和奸商里应外合的大贪污大盗窃案
集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西南分处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新雇用了一位施工员。这位施工员与一般工作人员有些不同，讲究阔绰、排场、挥金如土。他常常请同志们看电影、吃小食、跳舞，以示“大方”，对领导同志更是奉承备至。该处从上到下一直认为这位新施工员有“本领”，会办事，硬是“不错”，所以很快地把他从施工员提升为工程队长。这个施工员就是有计划地打入该处进行盗窃国家财产的蟊贼——韩培森。
韩培森原是个营造厂商，一贯贪污。解放后把国民党那一套贪污、行贿、盗窃国家财产的伎俩原封未动地运用到新社会来。他来到工程处就认为这是个发财的最好的机会，千方百计地找到先前和他经营营造业的老搭挡李介文（华丰营造厂经理）、赵叔达（合兴成营造厂经理）、钟德璋（倪玉记营造厂经理）、庄茂彬（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林佛
（大成木材行副经理）等奸商组织了一个大贪污集团，准备对基本建设工程处进攻——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韩培森担任内线工作，他首先是以金钱、女色为“饵”，来拉拢、引诱与腐蚀工作人员。在这种阴谋鬼计下，一部分工作人员竟当了他的“俘虏”或帮凶。韩培森有了“基本群众”后，就进一步地施展毒劣阴谋，向领导干部进攻。老奸巨猾的韩培森一眼就看出了工程处的弱点：副处长刘泰琛是个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大权完全掌握在“能说会道”的正工程师相钧之的手中。韩培森就开始对相钧之进行了猛烈的进攻。相钧之中了糖衣炮弹仍不自觉，还认为韩培森这个人“和颜悦色”，说话也很悦耳；因之，常在副处长刘泰琛面前夸奖韩培森。刘泰琛同志也认为韩培森真是建筑工程中罕有的“人才”，凡事是百依百从。韩培森看见他的初步计划成功了，就进行第二个步骤，把相钧之和工程处得力干部许钦山、李芳伯介绍给李介文、庄茂彬等。当奸商开始接触相钧之时，还不敢大胆妄为，先用请吃饭或看京剧的办法作为试探。李、庄都是商人中的巨奸坏蛋，专门引诱干部，他们看出了相钧之是个好色之徒，就拉相钧之跳舞，找舞女、歌女陪伴。但相钧之另一方面又要故作“清高”，他认为玩舞女只能在舞厅里玩，若把舞女带出来会朋友就会失掉“身份”。奸商知道了后，为着迎合相钧之，就把大成木材行副经理林佛的小老婆的妹妹柯忠秀从泸州叫到重庆来介绍给相钧之交“朋友”。在介绍柯忠秀和相钧之认识时，让柯忠秀佩带着某大学的校徽，诡称柯忠秀是某大学“高材生”。这样相钧之完全解除了武装。但是奸商们还不放心，他们怕柯忠秀一个人擒不住相钧之，于是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庄茂彬让他妻子周慧英亲自出马，协助柯忠秀引诱相钧之。相钧之认为他们对自己太体贴了，也就不得不替奸商效劳，竟无耻地参加了奸商们组织的大贪污集团。其他工作人员如许钦山、李芳伯之流亦和相钧之同样遭到了奸商们的暗箭，当了俘虏或参加了这个贪污集团。
奸商们的计划是阴险的，准备对工程处人员“一网打尽”。他们麻痹了工程处领导干部，收买了一般的得力干部后，就通过这种关系在工程处内部大力布置力量。用高价雇用了大批舞女、歌女、妓女打入内部，专门引诱腐化干部。例如把柯忠秀和另外两个舞女介绍到第一工程队当了领导工人政治学习的“辅导员”；“皇后歌厅”歌女李淑华当了三晋源工程队“辅导员”，“皇后歌厅”歌女蔡天玉当了九工程队“工作员”，甚至韩培森自己的老婆也派到工程处去“工作”。奸商引诱、腐蚀干部的手段极端毒辣。如北碚工地材料员袁仲开始对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非法行为，加以阻止；奸商就雇用了一个女人专陪着袁仲玩，这样袁仲腐化堕落了，也变成了贪污分子。大批的干部就这样被奸商们布置的“美人计”腐化了。随后奸商们把自己的亲戚、内弟、老婆等都打入工程处内部，掌握着财政的收支、计划，工程的建筑、材料的购买等大权，进行大规模的窃盗活动。一九五一年工程处负责建设的西南各专业公司大部分仓库建筑工程，是由这个大贪污集团包修的。例如重庆糖仓工程、猪鬃仓库工程、粮食仓库工程、北碚某工程都是由韩培森、相钧之、许钦山在投标前把标底及工程图样偷盗给华丰、合兴成、倪玉记等营造厂。奸商们在投标时用的资本是由四明银行业务主任徐名章开发的空头支票。他们使用这种假圈套骗取了工程的承包权后，就把工程款按股分摊，用作投机倒把生意，只用少数款项在工程上应付。如建筑糖厂工程，施工前华丰营造厂经理李介文就贪污了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合兴成营造厂经理赵叔达贪污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庄茂彬贪污了五百万元，大成木材行副经理林佛贪污了三千万元，工程到现在还没完成（超过合同规定时期三个多月）。建筑北碚某工程时，工程处第一次拨的一亿元工程款，根本没有用到工程上，奸商却把工程款存在中国实业银行生利；第二次拨的一亿九千五百万元，用在工程上的还不到一亿元。倪玉记营造厂承建粮食仓库两栋，猪鬃仓库两栋，共预领工程款四亿六千多万元，这个厂的经理钟德璋（现已扣押）领款后就把款项全部盗用，亏空公款三亿多元。粮仓工程去年三月三十日开工，到四月十四日以后就停工待料，到九月底仅砌好墙脚；猪鬃仓库工程只打好地基。此外钟德璋并拖欠朝天门码头搬运工人挑运砖瓦的力资八百多万元。
奸商们在工程中更大肆偷工减料，制造假图样，盗窃国家财产。订合同使用一种工程图样，施工时用另一种图样。如建筑某仓库工程订合同的图样有油毛毡，但施工图样却没有油毛毡；仅这一项就骗取了国家财产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元。工程处副处长刘泰琛高高在上，审查各项工程时不调查研究，只是照章盖印，这更给贪污分子一个便利机会。奸商们购买的建筑材料，如木材、砖、瓦、水泥，都以劣品充好货，直接造成工程上的损失更为严重。奸商们更直接盗取国家财产或借工程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一次，李介文亏欠税款，许钦山就把工程处公款偷了七百万元给李介文，赵叔达并借着工程处名义向公私合营华固公司借了一亿元，至今仍拖延不还。
奸商们盗窃了国家财产后，尽情享受挥霍。合兴成经理赵叔达每天吸食鸦片烟二十多万元，韩培森、相钧之、李介文、许钦山经常跳舞，和舞女跳
一次舞就是一百万元。韩培森在重庆住“红宫舞厅”，出差时在船上有女人陪着；到那里，那里就有女人陪着，叫人称他是“韩皇帝”。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后，这批奸商、贪污分子企图顽强对抗，到处活动，订立
“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但是群众已发动起来，纷纷揭露贪污分子的罪恶。有的干部沉痛地述说受骗的经过，就是被韩培森介绍入该处的歌女蔡天玉也大胆地揭露了韩的罪恶。韩培森在群众压力下避重就轻地坦白了一些贪污事实。现已将韩培森、许钦山两人予以逮捕。令相钧之停职反省，并交群众管制，听候处理。人民政府已将赵叔达、庄茂彬、李介文予以逮捕，关于贪污事实现正进一步追查中。（原载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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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盲目推广稀植使棉花减产
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应认真检查错误的技术指导思想
去年河北省产棉区很多农业领导机关，没有执行华北农业技术会议关于宽垅密植（即加宽行距缩短株距）的决议。这些地区的农业技术领导干部在“细绒棉不宜密植”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除号召棉农加宽行距外，又号召了稀植。如石家庄专署编印的
“植棉除虫手册”（技术训练教材）上说：“棉花弯开身，一棵摘一斤，株行距大些是比较合适的。”河北省农场在去年五月召开的农业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总结植棉密度时说：“要从密到稀。梁家瑞每亩一千二百株到一千五百株，槐底村陈洛芬每亩九百株，其他多在一千五百株左右。从密到稀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邯郸专区成安、肥乡、磁县、武安等县农民原来是有密植习惯的；但这些县的领导机关为了推广稀植，曾在去年通过各种技术训练班和劳动模范会议，错误地提倡了稀植，有的地区形成了一种以稀植为光荣的风气。
在这种技术思想指导下，河北省产棉区的许多农民都接受了宽垅稀植的办法，结果使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减少。武安县伯延村劳动模范李玉保的二亩旱地丰产棉田每亩植一千七百株，施羊粪三千斤，豆饼一百斤，香油饼五十斤，肥田粉十斤，但因株数太少，每亩平均只有三万零八百个棉铃；按
一百个铃收一斤籽棉计算，仅可收籽棉三百斤。同村贾玉云的棉花每亩植二千二百六十株，施肥料量比李玉保每亩少施豆饼一百斤，少施肥田粉十斤，其他条件相同，结果铃数、产量和李玉保的丰产棉田相等，这个村的温得时种三亩棉花，最初有一半种的较密，每亩合二千三百株，村干部说：“太稠了，稀点吧！”以后他就把另一半种成一千四百株。结果密的每亩平均有三万三千个棉铃，可收籽棉三百三十斤，稀的每亩平均二万九千个棉铃，只能收籽棉二百九十斤。伯延村今年进行生产评比总结时，农民已一致承认李玉保的棉花减收是因为稀植。这类的例子还很多。全省各产棉区在去年的评比运动中，许多接受宽垅稀植的劳动模范和村干部都说：“今年种的稀了，明年要稠点。”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纠正干部中的这种错误的技术指导思想，曾在去年秋天组织各植棉指导区主任十多人，到北京国营双桥农场参观棉花的深耕密植试验。同时又由省农场工业原料系主任许宜农和农林厅技术室副主任黄方仁等十多人组成参观团，到山西参观曲耀离的丰产棉田。这两次参观，对扭转宽垅稀植的错误技术指导思想作用极大。但因这种技术指导思想过去在河北各产棉区贯彻得比较深入，目前这些地区的干部，特别是部分县、区、村干部在思想上表现出有些混乱。如有的干部说：“上级叫稀植，咱就号召稀；上级叫密植，咱就号召密。”也有的干部埋怨上级推广的技术没有标准，如说：“以前号召稀植，现在又号召密植，叫我们怎么给农民群众去说？”为了保证今年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推广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河北省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深入检查并迅速纠正过去盲目推广宽垅稀植的错误技术指导思想。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河北省丰产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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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认真检查盲目地推广棉花稀植的错误思想
河北省产棉区因为盲目地推广稀植而使棉花减产的事例，应引起其他各地植棉区领导机关的注意。
为什么会产生盲目地推广棉花稀植的错误思想呢？大致有下列几个原因：一是原来部分种中国棉的地区在改种外国棉时，当时的植棉技术指导人员为扭转农民种中国棉的窄垅密植的习惯，曾经强调过稀植。后来某些农民和技术人员在种外国棉时，只看到稀植株大的好处，没有认识到要提高每亩棉花的产量，除要求每株多结几个棉铃外，还应增加每亩的株数以求增多每亩的总产量。二是部分新植棉地区因为地肥，外国棉发棵壮大，当地农民又没有整枝习惯和经验，他们就很自然地接受了稀植的办法。三是有些人抓住“肥地应稀、瘦地应密”的概念，以为肥地密植会使棉苗长“疯”不结桃。他们没有认识到肥地养分充足，可以供应较多棉株的营养需要；如果密植，再配合适当整枝，精耕细作等植棉技术，就可以避免长“疯”，争取丰产。
稀植的思想，在目前来说，并不只是个别地方的干部和农民有，而且在很大一部分农业领导机关中和试验研究机关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现在为彻底解决关于棉花稀植密植的不同技术思想问题，各植棉地区的农业领导机关，应对当地植棉的密度进行一次认真检查比较，并认真学习曲耀离等人的密植丰产经验，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思想上完全求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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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纺织工会各级组织
必须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编辑同志：根据中国纺织工会天津市委员会的统计，华北纺织管理局所属天津各厂一月到十月共发生工伤事故四百八十四件，只医疗费和医疗期间的工资，行政方面就耗费了两亿六千多万元。青岛国棉八个纺织厂，一月到十月的十个月中，因工伤缺勤的计有三千五百六十六个工作日，也耗费了不少的医药费和医疗期间的工资。这还只是天津、青岛两地国营纺织厂的损失，如按全国纺织厂的损失来计算，再加上工人身体上所遭到的损失和在生产效率减低方面的损失，那就一定更惊人了。所以，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减少工伤事故，对增产节约运动有很重大的意义，也是增产节约的一个窍门。为此，我们建议：（一）纺织工会各级组织必须把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看成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二）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劳动保护委员会；（三）采取各种方法，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四）建立严格的劳动保护检查制度，并发动群众予以监督。对改善劳动保护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企业和模范职工，工会应及时表扬，并提请政府给以奖励；对忽视工人安全的企业或个人，工会应认真追究其责任，及时提出批评，在必要时还可以依法起诉，以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劳动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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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该彻底检查山东省文联的工作
编辑同志：于寄愚同志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领导工作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机关内部有严重的铺张浪费、公私不分的现象，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一九五零年，他们互相请客、吃喝，就有三百多次。同年春，由于上演“玉堂春”盈利
一亿多元，领导方面竟让一个姓邓的人去东北作生意，后又用高价去上海租影片，一赔再赔，亏损很大。文联仓库的情况更严重。仓库里的幕布、整匹的彩绸、整箱的红布，被霉烂鼠咬，损失难以统计。许多毛衣、大衣、西装、胶带轮胎等，都被管理者盗窃了。因无检查制度，经过数次转手后，整箱红布也无下落。
前年，山东文联机关中有人给政务院写信，密告文联秘书周中瑜贪污。文联领导方面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追究贪污分子周中瑜的贪污罪行，反而庇护周中瑜，追查写信人的动机和成份。刘知侠任文联秘书长后，在使用干部上，有搞小集团的现象。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地方令人非常不满。秘书处的工作，常常看人行事。一九五○年的干部家属救济粮，刘知侠一人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刘知侠和私商的关系很不干净。他和济南的“皇宫”照相馆来往很密切，替“皇宫”照相馆在大观电影院的太平门上，设置电灯广告，为之大肆宣传，并帮“皇宫”拉生意。这样一来，他到“皇宫”照相，洗相片，就可以占些便宜。他把他的被管制的哥哥从家里带出来，介绍到省政府去工作。这件事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他的爱人生小孩住医院时，有三个公务员，一个小姑娘，轮流买送东西；家里还有一位岳母，一位事务长作后应。他的爱人出院后，再加上
一个保姆伺候。他爱人怀孕五个月就休养，生产后开始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平均不超过两小时。
文联领导方面不注意文艺干部的使用和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这里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要求到农村，到朝鲜，参加群众斗争，接近群众生活，但实现这些要求是很困难的，即使有人能出去，也认为这是“特殊照顾”。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却从个人兴趣出发，让文联的主要力量去搞京戏，还派了专人到苏州去买行头。
直接领导山东省文联的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冯毅之同志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文联的工作作过检查。他和刘知侠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两人常在一起吃喝，他也接受过刘知侠的礼物，希望有关方面对这种情况进行检查。 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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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贾绍棠贿赂干部偷工减料
编辑同志：北京大兴铁工厂经理贾绍棠，为了盗窃国家财产，就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某部技师米毓珍行贿。贾绍棠对米毓珍说：“你们的生活很苦，我要尽朋友的力量来帮助你。”接着，他就用“借”的方式送给米毓珍二百万元。这样，他通过米毓珍承做了很多工程，进行偷工减料、攫取暴利的勾当。比如：在某部的自来水管子工程里，他用旧管子代替新管子，得到暴利四千万元。米毓珍虽然发现这种情形，但因已受了贿赂，就不闻不问。在某部的宿舍卫生水道工程里，他不按设计的图样施工，又多得了二千万元，他和米毓珍平分了。他运到工地的材料和单据不符，如弯梁、铁筋等都相差很多。他还把质量很次的弯头焊好，企图蒙蔽。米毓珍前后共得贿赂金一千二百万元，但因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有四亿元。 葛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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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大兴县三区妇联会干部关凤云
帮助贪污丈夫订“攻守同盟”
有关领导方面应检查处理
编辑同志：河北省大兴县三区妇联会工作人员关凤云，经常在她丈夫这里闲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她仍不回本单位参加学习，反而帮助她的一贯贪污的丈夫（华北军区军需部某被服部干部）王竹祥制造“防御工事”。例如：一月间关凤云和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某被服部的另一个贪污犯魏家骏的老婆，以二两黄金送给奸商结成“攻守同盟”。关凤云在一月中旬回去之后，藉口过年，又偷偷来了两次，仍是和她丈夫研究抗拒运动的方法。
我认为大兴县三区领导方面应检查关凤云的错误行为。 高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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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
应对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程负责
编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二部的全部校舍工程由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负责设计、招标和监工，共花了五十二亿元。当施工时，一切材料都经这个公司的工程师杨维新等审查，并由公司委派张秉周监工。张秉周对工程不懂，也不负责任。我校曾几次提出要调换他，但公司置之不理。校舍盖好后
一个月，教室大楼的两头地基就下沉，自上到下裂开四条大缝，有的竟有一指多宽。屋瓦经风一吹，有一部分就被风掀起。有的顶棚已脱落。有的洋灰地发生裂缝。有的门锁用几天就坏。铜活、窗钩等质量低劣，油漆粉刷的也不好。电器和卫生工程都出了问题。我校发现这些情况后，曾三次写信给这个公司，要求处理。他们却敷衍塞责，只说没有危险，对于应该由谁负责，则不认真答复。我们第四次写信催促，他们说，现在正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没时间管这事，等运动过后再说。我们想，他们负责设计、监工等的工程出了毛病，难道不是这次运动中应该追查的问题？我们要求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迅速纠正不负责任的态度，彻查这一问题；同时也要求有关部门追查负责修建这一工程的裕升营造厂和大业营造厂的不法行为。
马奇 江山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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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新生建筑公司
为什么对第九中学工程不负责任？
编辑同志：去年五月，北京公营新生建筑公司承造北京市第九中学三十间教室的工程，工价六亿元。但新生公司竟擅自把这项工程转包给把头田象南。田象南偷工减料，工程质量很坏。现在，东面教室的地基已下沉，砖缝最大的有五公分，墙壁发生裂痕。据新生公司设计部工程师胡庆昌等人检查，类似这种毛病有十八项之多。新生公司负责人对这件事毫不重视，居然表示：新生公司承修的工程很多，你们的钱少，不是重点。虽经第九中学校长、教导主任连去三次商量，但他们一再拖延，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把头田象南也没有追究。我们以为新生公司应迅速检查这个工程，处理有关的渎职人员。
北京市第九中学节约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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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公安局应认真检查消防器材厂的出品
编辑同志：我是某灭火机厂的工作人员，我要揭发消防器材业资方的罪行。制造灭火机的奸商，为了追逐暴利，竟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而危害了国家的利益。这些粗制滥造的灭火机在出厂前都没有经过水压机的检查，所用药量也参差不一。有些奸商甚至用四氯化乙炔冒充四氯化碳，或把食盐水装到灭火机里。这种灭火机在使用时，可能因机身爆破而伤人或因腐锈失效而误事。更可恶的，这些奸商还大肆吹嘘，以达到欺骗的目的。因此，我建议：各地公安局今后应对消防器材厂的出品加以严格管理和检查试验，对奸商的非法行为，也应立刻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处理。 许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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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政府
应检查拆除丁庄村房子的错误
编辑同志：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土地改革时，河北省武强县丁庄村有地主的一套房子计二十一间，没有分给农民。因为区公所要“借住”。当时，区公所的同志对农民说，区公所何时搬走，何时由村中农民分配。区公所是暂时借住这些房子，房子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村里。一九四九年，区公所搬走了，但是这些房子没有分配给农民，而是建立了学校。一九五一年夏天，县人民政府命令我村把这些房子拆除，把砖瓦、木料送给县人民政府盖新房子用。经过村干部和县人民政府数次商议，结果仍然要拆。又经村里再三要求，留下了三间教室，其余十八间新砖房一概拆得破七乱八的。拆下来的砖瓦、木料、门窗等等，由我村负担人力、畜力，送往县人民政府。那时候，正是春耕播种时期，对生产的妨碍很大。县人民政府有一定的建设费，不知为何采取这种办法？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希望有关领导方面对这件事情检查处理。 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