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调配干部充实基本建设部门
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党委委员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刘柏罗
编者按：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坚决从生产部门抽调干部充实基本建设的工作机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在目前来说，确是解决基本建设干部问题的主要方法。
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的党和行政领导方面在最近两个月内，从生产部门抽调了干部及工作人员六百八十人充实与扩大基本建设的工作机构。其中厂长级老干部占原有总数百分之五十五，技术人员、工程师占原有工程师总数百分之七十，新抽调的各种技术人员占生产部门原有总数百分之六十二。此外还集中固定工人若干人，其中大部分是铆焊、安装、土木建筑等技术工人，占原有技术工人百分之六十。
一年以前，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领导干部根据中央指示，注意了设立副职，培养干部。西南各钢铁厂矿大部分车间提拔了三套以上的担任副职的干部，有些车间培养了四、五套副职干部，从工长，值班员一直到股长，都有副职。这种设立副职的作法，为抽调干部充实基本建设部门打下了基础。
今年八月末，钢铁工业管理局接到了中央关于扩大基本建设机构的指示以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作了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工作。首先，在党内进行了思想动员，由西南局组织部部长于江震同志在市委一级党的干部及局长、处长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中央指示，明确了基本建设第一的方针；接着市委及钢铁企业党委先后召开了厂长、党委书记会议，讨论研究具体任务，确定抽调干部的比例数字，规定由各厂、矿长提出名单，经审查后作出正式的抽调计划，并要求各厂按照计划分期完成抽调干部的工作。
在抽调干部的过程中，钢铁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干部一方面注意加强工会工作，发动工会干部积极地参加了修订定额工作，开展合理化建议，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同时，深入车间，了解车间人员的潜在力量和思想情况。各厂并实行周报制度，及时汇报调集干部的情况，以便领导方面切实地了解情况，督促检查。
在此次抽调干部中，钢铁工业管理局党委会曾及时地解决了下列思想问题：
第一，关于“抽出干部，生产要垮”的问题，经过了说服教育和事实证明就解决了。一○一厂高炉车间调走了车间主任，生产不但没有垮，而且新的干部新的代理人生气蓬勃地领导了生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设备利用率按照计划增加了近百分之九，突破了该厂历史上最高日产量的纪录。一○二厂的领导人开始也说“抽调了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我们的技术监督制度就无法建立了。”但是，经该厂党委会研究和苏联专家的指导，选拔了一定数量的干部，建立了技术监督组织和技术监督的各项制度。同时抽出了老干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建立了基本建设处的架子。产品质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显著提高了。另外也有某些厂的负责人有着明显的本位主义思想，当上级要抽调他的部门的干部时，他大喊“生产要垮，不能抽调”，但是，上级决定把他本人调离这个生产岗位，“生产要垮”的叫唤也立即消失了。
第二，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认为“其他车间可以调，重点车间不能调”。领导方面为了纠正这种强调特殊的思想，曾详细了解了车间情况，然后提出名单指定抽调。当车间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时，则采用试调办法，或给予该车间技术人员其他工作任务。一○一厂第一场领导方面给一部分工程人员以设计工作，使他逐渐脱离车间生产，然后再调到基本建设部门。事实上重点车间的积极分子比其他车间还是较多的，调走了工程师，下面的干部完全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第三，有些领导干部强调人少不能调。对于这样的单位，采取两个办法：一是经过调查研究，证明某个工厂确实技术人员少，而厂的负责人又不熟悉干部及生产情况，则决定限期培养干部，等到条件成熟，提拔了代替人，然后再调。另一个是对于某些生产过程单纯的单位，即使干部少，但是抽出了一些技术人员，对生产不致有什么影响，则坚决抽调。如一○四厂虽然技术人员很少，却仍然调出了十四名技术员以上的人员，仅留个别技术人员领导生产技术工作，结果，照常供应了修筑铁路的重要钢材新式垫板。
还有一种情况是“口调心不调”。有些领导干部在会议上满口答应抽调，但在执行抽调任务时，却表现推诿拖延，不能完成任务。这一情况，除依靠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纠正外，并采取深入检查，按照已定名单详细查点，在一定会议上再进行教育。
在这次抽调干部中，对于专材专用，技术人员归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留有技术人员的单位负责同志不愿意把所谓得力的工程师调出来，因此尽管这些人是工业大学毕业生或是炼钢工程师，仍然留在机关里当秘书或是在普通中学里当教员。根据钢铁工业管理局内部调整干部的经验，只要打通单位负责人的思想，采取指名抽调的办法，那么被调人员自己是极愿意调动的，原机关工作也不难解决。关键就在于负责同志保留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四川涪陵中学，至今还留一个轧钢工程师当教员，这是不合理的。
目前调集干部的工作尚未结束，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虽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但某种思想阻碍在某些干部中还或多或少、时隐时现的存在着。为了进一步扩大基本建设组织机构，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领导方面拟采取如下的措施：
一、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继续增设新副职和培养提拔原来担任副职的干部，准备将来再度由生产部门输送大量干部到基本建设岗位上去；
二、大力开办中等技术学校，并在较大的工厂内附设技工学校，开辟干部泉源；
三、在各有关生产车间扩充艺徒及练习生，大量召集适当年龄的高小学生作艺徒，初中以上的学生作练习生，直接在生产中进行培养，使大批学生有学习机会，补助学校教育的不足；
四、继续选派人员到东北等先进区域学习；
五、挖掘农村潜在能力。根据调查：西南农村地方上还可能收集到一些技术人员或工人，如果经过党、政系统组织动员，可以把这些人力用到最重要的岗位上；
六、扩大工程公司，壮大土木建筑工程队。在冬季训练中，加强推广先进经验的教育，及组织机械化研究工作，以提高技术水准及生产效率，为基本建设机械化开辟道路；同时加强他们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对建设祖国的热情和主人翁的责任感。
为了完成国家建设任务，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正大力准备培养新干部、新工人，随时听候祖国调动，投入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中去。
第3版()
专栏：
帕哈太克里乡三喜临门
新华社记者 杜鹏程、王立忱喀什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同志：
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毛主席的信在十月十六日送到帕哈太克里乡时，全乡农民奔走四方报喜。很快就传遍了喀什噶尔远近的乡村。第二天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们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举行了庆祝会。在这个会上，许多翻身后的维吾尔族农民都讲了话。他们说：我们乡里今年逢了三大喜：一是毛主席来了信；二是分到了土地；三是秋田获得了大丰收。有很多维吾尔族农民说到这三喜临门的事情时，流下了幸福、感激的眼泪。
帕哈太克里乡是疏附城郊、喀什噶尔河畔的大村落。村子周围，是一片极肥沃的水田。以前这些肥美的田地，大部分为地主阶级所霸占，如该乡六百三十四户人家，其中就有二百二十六户人家没一分土地，有一百四十户人家，每人平均只有二分五厘土地。今年春天该乡试办土地改革后，每个农民都分得了三亩以上的水田，已足够维持生活了。
一天傍晚，记者在喀什噶尔河边散步时，看见一个维吾尔族妇女，抱着孩子，坐在河边地里做活。我们和她打了招呼，并和她谈到土地改革和丰收的情形，她兴奋地指着怀里抱着的孩子说：“我这孩子叫斯拉阿江（即建设之意）。”为什么叫“斯拉阿江”呢？她讲述了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年春天土地改革中，她家里分得了十多亩水田。就在全乡分配土地后的第三天，她生下了孩子。这件喜事引起全乡农民们的注意，大家给这刚出世的孩子送了个“斯拉阿江”的名字，并给他分配了一座两亩地的菜园。第二天，我们去访问斯拉阿江的家庭时，他的祖母、父亲、母亲，引导我们参观了菜园。这是一座很好的菜园！除了一片白菜外，还有很多果树，摘下来的鲜葡萄一筐筐地放在架下；成熟欲坠的梨子，挂满枝头。全家人眼看着这种情景，都感到无限的喜悦。我们到达该乡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农民们一面忙碌的收割着稻子，一面歌唱丰收的喜悦。该乡农民耕种的五千五百多亩稻田，今年都得到丰收，可增产稻谷五十万斤以上，每家人平均增产八百斤。农民们兴奋地向我们说：过去每亩稻子，打上二百四十斤稻谷就算是好收成，可是，今年全乡每亩地平均产量是三百四、五十斤，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稻田，每亩还收到四百斤。贫农吐尔逊依明，在新分到的土地上，创造了每亩七百五十斤的产量。
丰收给维吾尔族农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从雇农吐的卡斯木家庭的生活变化，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他家大小五口人，住着土地改革中分得的两间有地板和玻璃窗子的房子。今年他种的十五亩稻子，就收了六千多斤稻谷。按照平常农家费用计算：今年他收的粮食除日用外，吃到明年秋天还能剩下近千斤稻子。吐的卡斯木把他的收入和开支计算以后对我们说：“今年我买了一头牛，还能吃上大米、白面，这是我父亲在世时作梦也没梦到的事。”他接着又说：“提到今年的丰收，可不能忘记人民解放军对我们的帮助。春耕的时候，我们因为刚得到土地，所以生产中还有很多困难。当时人民解放军某部派来了一百二十个人和五十四头牲口，帮助我们二百多户贫苦农民耕了一千七百多亩地，还借给我们选好了的五千五百斤种子和一百九十把砍土镘。另外毫无代价地送给了我们乡上十匹马。”
帕哈太克里乡丰收后，呈现一片新气象：到处是盖新房的、买大车的、买牲口的。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全乡今年新修的房子有二十二座，新买的马、牛、驴共有一百三十四头，新买的大车十一辆，砍土镘、镰刀四百五十多把。
记者在该乡住了六、七天，每天都看到翻身农民们的喜悦，看见他们围在黑板报前朗读毛主席的来信；还听到他们唱着感激毛主席的歌声。
第3版()
专栏：
介绍苏联彩色影片“顿巴斯矿工”
吴天
编剧：郭尔巴托夫、阿列克谢耶夫 总导演：茹可夫 翻译：孟广钧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出品 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
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和一九五一年国际电影劳动奖的苏联影片“顿巴斯矿工”，是一部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影片。它描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如何劳动，如何生活，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并鼓舞我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作不懈的努力。
它和其他一切苏联优秀的影片一样，杰出地表现了活生生的苏维埃人，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质。在影片里，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他们怎样为了实行生产过程的全部机械化和自动化，而作的艰苦努力，以及他们面临新鲜事物——采煤康拜因的出现时，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起了什么变化。
作者在这部电影中不仅表现了采煤这一沉重的工作的机械化，而且提出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业务、培养新的技术人员的问题。影片所描写的斯大林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以及党的省委书记柯拉夫佐夫和矿区总支书记保尔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都是这一问题的阐明。
当作者开始创作这部电影时，采煤康拜因仅在矿井中作试验，还未大量推广。作者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采煤康拜因在人们的生活里将起什么样的变化，于是紧紧地把握住这一主题，描写了在现实生活中将要出现的东西。因为作者掌握了生活发展的规律，所以他不但看到了今天，也预见了明天。这种科学的预见性正是艺术家必须具有的。
影片通过描写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聂道连的一家，有力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者刻画了一幅强烈对比的图画。聂道连在革命前所过的地狱一般的生活，正是现在苏维埃工人幸福生活的鲜明对照。
因此，聂道连的欢乐和幸福，以及他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劳动乃是很自然的事。他不仅看见自己，也看见了同辈的工人，例如矿井井长郭洛维，如何过上了好日子。他更看见了年青一代人的更美丽的将来：他的儿子当了工程师，女儿也走上了同一的道路。所有的工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改变了劳动方式，而他也就为了这个而努力。
他在矿工节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正说明了：每个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又为了什么而作不懈的努力。他们不但为自己一代的幸福，而且像聂道连所说的，是“为子孙”而努力。他对孩子们说：“这煤，这矿，我们全都留给你们，康拜因也都是你们的。这顿巴斯，幸福的美丽的好地方都给你们，你们走运哪！”
我们仿佛看见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聂道连并不是个老头，他像个充满活力的青年一样。
聂道连对于使用采煤康拜因，可以减轻劳动和提高生产力这一点体会最深，他说：“掘煤机给我增加了二十年的生命，采煤康拜因却还要使我的生命增加二十年。”这句话说明了顿巴斯煤矿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意义。机械化使矿坑变成了地下工厂，使矿工历来繁重的体力劳动逐渐改变为脑力劳动了。青年人以同样的热情拥护这一生产改革，他们用自己的歌来表达热切的心情：“过时了，我的情人，还拿铁锹下矿井；快快学会开康拜因，然后再向我求婚。”采煤康拜因的出现，使矿工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部影片集中而又全面地表现了党的领导作用。该片导演茹可夫在“我的主题”一文里写道：“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党的主题。我们很清楚：如果不详细地表现出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是怎样地考虑和关心着矿工，那末这个主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不表现这点，实际上我们就不能反映出我们准备摄制影片去反映的那种现实。”
在这部电影中，从斯大林起直到矿区党总支书记，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机的党的领导整体。一级一级的领导，说明了党在人民的生活中，在生产上所起的伟大的组织、领导作用，而这一伟大作用都集中地表现在伟大的斯大林身上。
斯大林出现的一场，是全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场。在这一场前，斯大林虽未出场，但我们感到斯大林一直在注视着、关怀着顿巴斯。党总支书记保尔，曾对怀疑康拜因能够成功的瓦夏和其他的工人进行说服：“同志们，难道你没有听见这个数目字，一年出五万万吨煤，斯大林同志指示的，你们想用什么来完成这五万万吨任务？啊，用铁锹吗？用锹是办不到的，要用机器！”
当煤炭工业部长要去见斯大林时，他对省委书记柯拉夫佐夫说：“记得吧，一九四一年德寇还占领着顿巴斯，但斯大林同志哪，就叫我们认真地准备着复兴顿巴斯的问题。”
斯大林总是让我们看到胜利的明天，他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从影片中别的党的领导者身上也具体地看到了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柯拉夫佐夫——这个矿区党的代表人为了试验采煤康拜因进行动员谈话的情形，以后我们在每个关键上都看到他：从启发工人运用机器，关心并设法帮助克服故障，向斯大林汇报情况，以及新的问题的提出，解决采用康拜因后，因新的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处理井长郭洛维请求去教书的问题，一直到最后参加结婚典礼，他都亲自参加在里面。
他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剧，在每一环节中他都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和见证人。他参加每一工作，并推进它。这正说明了党和人民的不可分的关系。这正体现了列宁、斯大林的党的特质。
像所有党的工作者一样，柯拉夫佐夫善于诱导和启发群众。他有风趣、非常可亲。他为了引导工人认识采煤康拜因的作用，他就故意提议为耙犁干杯。他自我批评似地同意工人说截煤机是技术，但在大家哄笑中他却启发大家说：“同意这是今天的技术，但不是明天的。”这就教育了工人向远处看，面向未来。
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对于劳动，在“顿巴斯矿工”中有着极突出的描写。电影从最初到结束，全片充满了劳动的热潮。
我们迎着太阳前进，
让步伐迈得更坚定，
从顿巴斯的立塔上，
已看到共产主义的黎明。
我们热爱祖国，
我们给人民带来热和光明。
这歌声表现了苏维埃人民的伟大力量，它鼓舞着我们热爱劳动，热爱祖国！（附图片）
矿工们祝贺老工人聂道连在顿巴斯煤矿工作五十年纪念
第3版()
专栏：
山西临汾县部分封建残余及反革命分子向农民进攻
发生烈属张三元被打死等严重案件
阴谋分子与失职干部现已受到人民法律的严正处理
山西省临汾县的某些农村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封建地主和反革命残余势力直接或间接篡夺了村级政权、农会及青年团的领导权，为非作恶，先后发生了三起农民被打击陷害的事件。处理这三个案件的某些区、县、专区的干部，不但不为农民撑腰，严厉打击封建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反而偏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词，擅自扣押、管制被害人，甚至亲自主持“斗争会”，将被害人毒打致死；有的采取了推拖敷衍的官僚主义态度，致使案件长期不能解决，受害人继续遭到迫害。中央人民政府、山西省及临汾专区有关党政机关现已共同派人调查清楚这三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并作了严肃公正的处理。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为了通过这三个案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贯彻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结合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特于九月十八日联合召开了与这三个案件有关的干部、当事人和省人民政府各厅、局、行、委、署、院的负责同志共七十人的会议。山西省人民政府还发布了指示，要求各级政权机关广泛讨论这三个案件，从其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三个案件的经过情形如下：
一、张三元事件
张三元是临汾一区南席村人，中农成份，为人正派。他的儿子张磨祺于一九四六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十月解放太原战役中光荣牺牲。
一九四九年，南席村进行土地改革时，兵痞流氓张金生（为农会保管，一九五一年又窃据了农会主任职位）和张三元有宿怨，企图将张三元划为地主。当时在该村领导土地改革的工作干部马子俊，因向张三元儿媳席正花求婚未遂，也对张三元不满。他们两人便利用职权，擅自将张三元划为地主成份，一再非刑拷打，并将其财产没收。
同年冬天，在处理土地改革中的遗留问题时，经群众大会讨论通过，改订张三元为中农成份，并作了必要的补偿。
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兵痞流氓张金生又捏造“张三元不向农民低头，骂干部，讨旧债，挑拨农民团结”等谎言向区报告，阴谋进一步陷害张三元。一区原中共区委书记景明山、副区长陈宝庆等，不作调查，听信张金生一面之词，便以地主反攻罪名将张三元扣送县公安局。
六月间该县清理积案时，省检察署金长庚副检察长发现此案有误，并指出：“张三元是中农成份，且系烈士家属，应即道歉释放”。但公安局审讯股长秦国栋和局长杨生俊等，因思想上有所抵触，又擅自给张三元加上不法分子的罪名，判处回村管制三个月。
张三元回村后，张金生决心把张三元害死，便二次捏造材料，以张三元不服管制（实际很守规矩）为名向区上作了报告。十月初区委书记景明山到该村工作时，张金生又乘机进行鼓动。有些村民向景明山反映了真实情况，但景明山一味听信张金生，丝毫未加考虑，便把张金生所捏造的材料写成稿子，投到县抗美援朝小报和山西日报。之后，副区长陈宝庆和区委会干部陈思善等更共同决定斗争张三元。
十一月六日，陈思善到村处理此事，也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便和张金生、郝景山（村长，也和张三元有嫌隙）以及其他和张三元有私仇的张神记、张小猴等人研究如何开群众会斗争张三元。七日晚上便以算棉花账为名，召集群众开会。会上，陈思善宣布：“张三元经教育不改，现交给大家处理，要打死就打死，要枪毙就枪毙。”接着在张金生鼓动下，张神记、张小猴、郝有才、郝德元等上前毒打张三元。当晚张三元即因伤重身死。张三元被打死后，山西省人民政府曾指示严惩主犯，但该县人民法院在“打伤致死，不判死刑”等旧法观点支配下，将主犯张金生等重罪轻判。对主持斗争会并纵容张金生等打死张三元的区干部陈思善，决定判处徒刑，但该县领导上予以包庇，将陈释放。
二、米圪斗事件
米圪斗是临汾五区洪堡村人，中农成份，现年三十八岁。米圪斗的丈夫王登堂的五伯王璞去山东经商四十多年没有音讯，全部家产原由四伯王玉（富农）代管。一九四零年由王璞的胞妹主持，决定由王登堂承继王璞的产业。王玉的儿子王登瀛等贪图财产，便依仗伪政权势力，霸占了王登堂应承继的土地、房基和一块场面。
临汾解放后，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春进行土地改革，米圪斗向土地改革工作团提出申诉，工作团根据土地改革政策和村干部议定，将原王璞的场面一块分给米圪斗，并写有证明书。但工作团走后，村长邰克明、治安员邰云山（和富农王玉有亲戚关系），便藉口处理不当，将场面从米圪斗手中夺回。当时在该村工作的副区长吴心爱，偏听了村干部的话，将米圪斗的证明字据骗出，同时向村干部宣布：“米圪斗继承未成事实，产业应归公分配。”
一九四九年夏天米圪斗用场打麦，富农王玉的孙子王元喜便找村长邰克明、治安员邰云山前来阻挡，并将米圪斗私自在村扣押四天后送区公所。区公所秘书和米是同村人，知道这是干部徇私报复，将米放回。
一九五零年副区长吴心爱又到该村工作，米向她索要原来的证明字据。吴感到有损个人体面，便滥用职权将米押起，二次送往区公所。后仍为区公所秘书提意见放回。
米一再遭受欺压，忍无可忍，乃于一九五零年二月向县人民法院控诉。县法院存在着严重衙门作风，对人民切身利益漠不关心，抱着推拖敷衍的态度，米一连告状三次，都以没有区上介绍而置之不理。后经中共临汾地委介绍，县法院虽然受理了米的控诉，但仍以官僚主义对待，一再拖延，经米多次催促，最后却草率判决“遗产应归农会分给农民”，且对区、村干部非法扣押米的错误，丝毫未提。米不服，又上诉到临汾分院，分院官僚主义亦极严重，经米几次催判，最后却以“县已判决，这里不管”推出了之。米不得已，乃决意远道到山西省人民政府控诉，省人民政府转省人民法院处理。省法院前马林院长，劝米仍回临汾分院处理，并吩咐当时在省开会的临汾分院审判员宋光九回去认真解决。
米圪斗从太原回去，临汾分院并未过问，米又多次催促，一直拖延到十月三日，又判决仍然维持县法院原判。米不服，再找中共临汾地委，地委将判决书转回临汾分院，分院却认为米是无理取闹，将判决书归卷，再未理会。
一九五一年，米仍用场打麦，治安员邰云山又前来阻挡，并蛮横地将米圪斗打倒在地。
米圪斗事件拖延四年之久，前后向我区、县、专、省各级人民政府申诉三十五次，受尽了不少的折磨和为难。
三、翟家庄事件
翟家庄事件是反动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篡夺我村政领导权、破坏农民团结、反攻倒算、阴谋杀害贫农团长段其廷、农会常委王文富、积极分子贺鸣岐的事件。
翟家庄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民和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思想，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该村富农分子张文奎、贺彦龙等便利用本地户与外来户的矛盾，乘机勾结高如岳、张富、贺彦瑛（贺彦龙弟）和高如龄等反动分子，窃据了村政权。曾在阎匪太谷县公安局工作过的张富任民政委员，曾是阎匪同志会会员兼敌情报员的贺彦瑛任翟家庄剧团团长，曾是阎匪同志会会员、伪临汾县政府科员并在胡匪宗南政工队工作过的高如岳任义务教员，曾任伪国民党临汾县党部委托商行经理的高如龄任农会副主席，富农张文奎之侄张俊成任闾长。他们把持了村政权以后，便进一步腐蚀青年团村支部书记邢高继和中共区委书记景明山等。一九五一年八月景明山到该村工作时，常在张文奎等家吃喝，完全被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所包围。景明山和张富、贺彦瑛等密议，通过邢高继召开青年团会议，将农民席珍等所保管的武器收回，交给邢高继等掌握。接着便召开群众大会“纠偏”，在景明山的威胁之下，在张富等操纵之下，宣布改订富农反动分子贺彦龙、张文奎为中农成份。景明山并在大会上宣布撤销王梦九、贺鸣岐（军人家属、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的义务教员职务，并限该村群众在第二日将土地改革时没收张文奎的土地、牲口和窑洞退出。随后贺彦瑛等就威逼土地改革时的贫农团长段其廷等在雨天腾下窑洞，他们便只好住在山上的破窑洞里。
富农反动分子张文奎等反攻倒算夺回财产后，并不满足，还企图把贫农团长段其廷、农会常委王文富和积极分子贺鸣岐等害死。他们继续挑拨本地户与外来户的团结，并捏造贺鸣岐与特务勾结的罪名，由区委书记景明山将贺押送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以贺并无反动事实，又送回区上。景明山竟目无纪律，于阴历九月三日到村召开群众大会，将贺绑跪会场，令其坦白认罪。张富等人在会上挑拨和贺有成见的数人打贺。最后，景明山擅自决定将贺管制六个月。他们捏造贫农团长段其廷破坏青年团组织，在十月初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张富等人又一连十五、六夜非法审讯段其廷，威逼段其廷自订八大管制规则，把他无限期管制，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阴谋将他折磨致死。贺鸣岐、段其廷等被管制后，张富等便积极酝酿准备斗争农会常委王文富，计划要将王文富打死。此后高如岳等又继续陷害贺鸣岐，捏造贺鸣岐有三条人命的血债，报告县公安局，于今年一月又将贺扣起，一直管押五个月之久，到六月才放回。
翟家庄封建和反革命残余势力如此猖狂的向农民进行反攻，但该县领导方面因有严重官僚主义，一直没有发觉。而且虽经被害人段其廷、王文富等数次向县长和中共县委组织部长等反映，请求立即解决，但他们仍然不予理睬。直到今年中央派人到临汾调查张三元事件时，王文富等又来控诉，中央检查团才派人前去调查，弄清事件真象。
这三个案件被揭露后，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在会同有关机关调查清楚基本情况后，便联合召开了与这三案有关的干部和当事人等的会议。会议由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副主席王世英、邓初民、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和组织部长卫恒等主持。根据裴丽生和陶鲁笳的分析，这三个案件本质上都是阶级斗争，反映出晚解放区土地改革之后，封建残余和反革命残余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的爪牙钻进了我们的某些基层组织，篡夺了政权，利用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挑拨破坏，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腐蚀和引诱我们的干部。裴丽生主席等号召把地主封建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下去，坚决清除革命内部的坏分子，克服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和宗派情绪。在会议进行期间，受害人及其家属米圪斗等控诉了地主和坏分子的反攻罪行，揭露了有关机关的官僚主义。犯错误的干部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当场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并要求党和人民政府给他们以处分。最后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卫恒宣布了犯错误党员的党纪处分，省人民政府王世英副主席宣布了有关干部和破坏分子、反攻分子的行政处分和法律处分。总计与这三案有关的二十九个党员中，开除党籍的六人，留党察看的一人，撤消工作的一人，当众警告的三人，当众劝告的四人。受行政处分的四人，其中降职的二人，记过的二人。给予刑事处分的十五人，其中打死烈士家属张三元的主犯张金生判处死刑，其他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一人，五年以上徒刑的二人，五年以下的十一人。会议还决定张三元的家庭应享受烈属待遇，并由省人民政府拨给五十万元抚恤金。米圪斗除原土地改革工作团分给她的场地仍归她所有外，在控诉过程中所受的一切损失，由该案主谋犯予以补偿。翟家庄贫农段其廷等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土地、房屋应无条件归他们所有。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坚决镇压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进攻
山西省临汾县所发生的烈属张三元被打死等三个案件，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勾结反革命分子对农民进行反攻。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值得引起高度警惕和严重注意。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就曾经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但是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却忘记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他们看不见封建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篡夺了他们领导下的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在那里秘密地甚至公开地打击和陷害农民。他们对于人民的申诉和控告充耳不闻，找寻各种藉口推拖敷衍，长期不予处理，听任阴谋分子横行；甚至以阴谋分子捏造的事实作依据，给受害人加上不法分子的罪名，擅自扣押，管制，以至打死，帮助地主、富农抢夺农民分得的土地、房屋。这样一批恶劣的工作人员和恶劣作风的存在，就是张三元被打死等严重案件所以发生、发生以后又长期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严厉地惩罚了这批恶劣的工作人员和向农民反攻的阴谋分子，并专门召开会议来总结这三个案件的经验教训，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规模建设的重要保证之一是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都应该从这三个案件中再一次吸取教训，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不调查不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扫清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保持国家机关和一切群众组织的纯洁性。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出版新年画六百多万张
为迎接一九五三年新年和春节，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同组织了新年画的创作及出版工作。本年度出版的新年画共四十多种，其中再版的有二十六种，都是今年年画评奖中的优秀作品，现已印制六百多万张。今年新创作的十五种年画中，有邓澍的“丰收”，侯逸民的“工人当了矿长”，黑浪的“卢森科帮助农民改进植棉技术”，晒亲拉西（内蒙画家）的“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运动”，王叔晖的“西藏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等。这些年画大多是运用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表现了富有意义的主题，并比较成功地刻划出新中国工、农、兵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画家们多能采取严肃的创作态度，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题材，并把作品拿出来互相观摩，反复修改，然后定稿。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学文化”第四十二本内容介绍
“学文化”半月刊第四十二本已经出版。其中“必须重视工人速成识字成果，用一切方法做好巩固工作！”一文给我们说明了速成识字法的优点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指出纠正偏差巩固识字成果的几个方法；“讲时事”着重地介绍了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谈谈无线电传真”一文给我们介绍了北京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真的事实，和无线电为什么能够传真的道理；任弼绍、刘莱夫和刘德珍几位从苏联参观回国的同志分别写的“幸福的顿巴斯矿工”、“我参观了苏联劳动保护博物馆”和“工人当了留学生”等文章，介绍了苏联工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中国工人在苏联专家培养教育下所得到的优良成绩。另外还有多篇文章和八幅连环画，分别介绍了苏联人民的高贵品质，和他们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帮助。本期继续刊登“矿工喜事”和“我是怎样消灭错别字和学会写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