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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各厂矿学习三二一工厂政治工作的先进经验
自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在八月下旬召开的工业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介绍与推广三二一工厂政治工作先进经验以后，东北区大部分省、市委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传达。中共鞍山市委首先在市委会上传达与讨论，然后召开由厂矿及建筑工地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党委对思想政治领导的认识，检查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问题。会后鞍山市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对宣传教育工作领导的决定”。鞍山市委还准备召开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关于政治工作的领导问题。鹤岗、抚顺、本溪、长春市委，除在市委会上传达三二一厂政治工作经验外，又都召开了全市车间以上的干部大会进行传达与讨论。
传达三二一工厂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后，各厂矿领导方面有以下几种反映：
一、有些厂矿已经认识到三二一工厂的政治工作经验是成功的经验，是“一整套的经验”，值得学习的。因此这些厂矿就积极地认真地学习和推广这
一经验。小丰满发电厂、东北铁路党委都选派宣传干部到三二一工厂实地学习。抚顺露天矿党委召开了全矿宣传干部及党的、群众团体的、以及行政方面科、股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进行了专门的传达。过后各支部也都结合实际工作进行了讨论。宣传干部并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查。抚顺露天矿党委还进行了重点试验，以便更好地推广这一经验。本溪各厂矿的党委委员、党员及团员都学习了这一先进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些厂矿的生产也就有了改进。例如本溪机械厂的炼钢车间，过去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在学习和采用三二一工厂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群众觉悟之后，就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这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学习三二一工厂的政治工作经验，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好方法。
二、有些厂矿还没有认识到三二一工厂的政治工作经验是先进的工作经验，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好方法，因而把推广这一政治工作经验，当作一种
“额外负担”。他们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看作对立的东西，而不把它们看作统一的东西。本溪有一个工厂的党委委员在市委布置学习三二一工厂政治经验时，对本厂的青年团总支书记说：“你只能搞生产，别的啥也不要干。”哈尔滨市三十个国营工厂中，只有十八个工厂简单地学习了一下有关文件，其他工厂就没有动静；甚至有一个工厂的宣传干部还说：“宣传工作要做得都像三二一厂那样，别的工作就不用干了，光搞宣传工作吧！”
三、有些厂矿认为本身情况和三二一工厂情况不同，因而很难学习与推广三二一厂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说：“这些经验是好的，不过三二一厂的工序简单，而我们厂的生产过程就很复杂”，“三二一厂的干部多，可是我们厂的力量不足”。长春轻工局工程公司干部在讨论中，也认为三二一厂的经验是好的，可是拿到基本建设部门推广恐怕不行。也有个别厂矿认为本厂的政治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不必再学习三二一厂的经验。这种盲目的自满情绪妨碍了这些干部继续改进和提高工作。
根据十月份前各地推广三二一工厂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看来，目前在工矿企业中党的政治工作领导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大部分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特别是广大的新提拔的车间一级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干部，还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去进行政治工作。这除了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一些模糊的或是不正确的认识外，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工作经验，不会作政治工作，所以在介绍和推广三二一工厂的比较完整和比较具体的经验以后，就普遍引起好的反映。根据辽西的报告，厂矿的基层党的组织——支部对学习三二一厂政治工作经验的劲头很大。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二一工厂第二车间党支部的宣传工作”的小册子初版三万册，刚出版就销售一空。可见基层干部学习工作方法的热情很高。东北局在关于第四季度内完成全年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计划的指示中指出：“面向基层，深入基层，培养典型，具体帮助基层总结基层工作中的经验，从而提高基层工作，各省（市）委与各管理局除具体总结已有的基层工作经验外，并需在第四季度内具体帮助总结一两个先进厂矿领导方法上的先进经验，例如：怎样做一个厂长、一个车间主任；怎样做党委书记、车间支部书记；怎样做工会主席与青年团书记等，并将这些生动具体的经验以报告、讲座等方法传播给其他厂矿”。东北各地正把执行东北局关于第四季度内完成全年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计划的指示与推广三二一工厂政治工作经验的试点工作结合起来。目前，不少地方已由党委宣传部负责干部亲自动手进行试点工作。
在这次推广三二一工厂政治工作经验的过程中，一般的厂矿党委不但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政治领导上的某些问题，而且检查了过去对宣传工作的认识和做法，以及工矿企业中宣传工作的缺点，这样就给改进工矿企业的宣传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例如中共鞍山市委专门做出了“关于加强对宣传教育工作领导的决定”。这一决定里指出：鞍山市的党过去对于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认识有模糊之处。有些党的领导干部以为党的工作就是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把宣传工作看作只是打打气，一阵风，搞些热闹的形式而已；有些领导干部以为
“任务都完不成，那能顾到宣传工作哪？”有些领导干部存在着“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以为宣传工作较抽象，多做少做没关系，因此党委会也就很少讨论和检查。宣传干部一般配备得少而弱。例如：有的党委会配备了九个组织干部、但只配备一个宣传干部；有的配备了十三个组织干部而只配备五个宣传干部。而且宣传干部的调动频繁。有一个总支在半年内就调动过五个宣传干部。根据这些情况，鞍山市委决定各厂矿党委应配备足够的宣传干部。哈尔滨市委计划在第四季度配齐基层宣传干部，健全各种宣传工作制度。沈阳市委宣传部也准备经常通过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来提高宣传干部的工作能力。这些积极地从健全宣传工作着手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做法，都是很好的，各地都可以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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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
苏联 鲁缅采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的客观法则。否认这个原理的人，事实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同志的新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最伟大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提出并解决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指示出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做了科学的探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最深刻的基础，阐明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法则，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为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正因如此，社会主义的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猛烈地和仇恨地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
资产阶级害怕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法则做真正科学的阐述。它要求自己的御用学者们不要揭破客观真理，而要创造适合于他们并有益于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要用各种方法为资本主义辩护，抹煞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并传播有关社会主义的谎言。列宁曾指出说：“也决不能期望这个科学持另一种态度，因为在建筑于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页，俄文版）
资产阶级企图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它曾试验过一切“消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过去和现在都试图借助于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雇佣代理人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活真理摧毁了资产阶级在它的道路上所设置的一切障碍。
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列宁和斯大林给予了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敌意企图以致命的回击，保卫了革命理论的纯洁，并继续发展了它，使之适合于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共产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列宁主义的其他敌人的紧张斗争时期。建立空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社会，要求我党深入地科学地领导建设，善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阶段正确地给群众指出方向，揭示给他们这一建设的明朗远景，加强他们胜利的信心。一
争取共产主义斗争的每个新阶段，须要对已获得的成就有深刻的理论阐述和确定实现既定目标的正确道路。共产党及其领袖当顺利完成新任务的必要条件成熟时，便会提出新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五年时便写道：“……某
一阶级的理论家不能创造其因素是在生活中不存在的思想，他只能看出将来的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理论地创造某一阶级在实践中将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赶过了阶级，比它早看出将来的萌芽。”（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一一七页，俄文版）
斯大林同志在其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内，发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形中的将来的因素。他提出有关苏维埃社会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纲领性原理。
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指示说：“……党关于未来的计划即决定我们的前途以及我们在前进中所要遵循的道路，就是依据经济法则的知识，依据斯大林同志所阐明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而制定的。”
为斯大林同志所探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对于共产主义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已为斯大林同志异常清晰地拟制出来。
斯大林同志对于一些人的主观的唯心论的概念，给与了极严格的批评。这些人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作用，它便能废除、消灭现存的法则，制定和“改造”它们、创造新的法则。斯大林同志在指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这种看法的严重错误时，赋予了科学的法则，即政治经济学法则以经典性的定义。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是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斯大林对于科学法则的客观性的分析，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法则的理论原理出发的。如所周知，科学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系统知识，其中也包括关于社会的知识。科学使我们知道世界的正确情况，即客观现实在我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科学的目的和任务是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找到它内部固有的发展法则并使这些法则为人类服务。
每一种真正的科学的法则，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都是为人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本质上的联系的反映。
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表现着内部的本质的关系即现象联系的客观原因。科学在认识这些关系和联系时，便发现出客观的发展法则。
列宁写道：“世界是物质的合规律的运动，而且我们的认识，既然是自然的最高产物，所以只能够反映这个规律性。”（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五六页，俄文版）
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客观的法则。斯大林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存在于我们身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法则是在物质生产的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种生产是作为人的生活的自然需要而实现的。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时时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只有在社会生产表现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统一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实现。在这种统
一之外，社会生产一般是不能存在的。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生产力不能在社会之外存在和发展。人们如果彼此孤立地、不为了共同活动而联合起来、不在自己之间结成一定的联系和关系，便不能生产物质资料。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每一代都从他们的先辈获得现成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便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人们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有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怎样，生产关系也是怎样。包括在生产关系之内的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经济制度、组成社会的基础。
客观的经济法则是社会生产本身的法则，而不是我们意识的法则。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法则，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法则。”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它的使命是发现社会生产和物质资料分配的法则，以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知识武装人们。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中，斯大林同志解释出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制订出关于经济法则的特点及其与自然法则的区别的重要理论定理。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
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经济法则不是长久不变的，这便决定了它们只在某一经济形态范围内的一定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例如，剩余价值法则，资本积累的普遍法则和其他经济法则，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
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它所固有的一个基本经济法则。基本经济法则不是决定这一经济形态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其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
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其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社会主义具有它自己特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其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根本区别，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基础的区别产生的，由它们各自生产方式的实质产生的。
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也产生着其他经济法则，这些经济法则决定该生产方式的个别方面和个别过程。这些经济法则的作用从属于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与其基本经济法则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特有的经济法则，便是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法则。这一法则是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社会中的一些特有的法则为其他法则所代替，并不是用依照人们的意志消灭旧法则和创造新法则的办法而完成的。这种代替是客观地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于产生了新的经济条件，新的生产关系。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旧法则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同时，不仅存在有这一或那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法则，而且还有各社会形态都有的一般法则。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法则，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法则，例如，在单一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法则，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法则。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法则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法则互相联系着。”
如果没有这些共有的法则，也就不会有各个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了。三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为社会所认识和利用客观的经济法则的可能，给与了深刻的分析。这一著作在思想上武装劳动人民从事改造世界的积极斗争。
斯大林同志批评了那些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法则的客观性意味着它们的作用无法防止，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力的。这种观点是把法则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法则的奴隶。
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在法则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同时社会在认识了经济法则之后，依靠着它们便可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
斯大林同志指出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利用经济法则为社会谋福利的错误看法。
斯大林同志写道：“在某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这样的事情也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也发生。”
然而，发现和利用客观的经济法则，不同于发现和利用自然法则，不是顺利进行的。斯大林同志指示说，经济法则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与自然科学法则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地进行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经济法则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此。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法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利用经济法则为社会谋福利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反抗这件事情。
衰朽了的社会力量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疯狂地抵抗发现和利用新的经济法则，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新的法则和他们的阶级利益相矛盾，采用新的法则是会反对旧的生产关系，触犯到衰朽着的阶级的切身利益。
为了要保证社会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给新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社会中必须有异常关怀实现这一进步过渡的社会力量，只有这种进步的社会力量才能利用经济法则，给它们以为了全社会利益所必需的广阔发展场所。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一经济法则，早已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在我国找到了工农联盟这一对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先进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还没有在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苏维埃政权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依靠着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一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们成为社会的财产，消灭了剥削制度，用新的代替了已成为社会生产发展阻力的旧的生产关系，并以此给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着工人阶级争取解决这一成熟了的任务的斗争，把广大劳动群众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并教育那一先进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的使命就是克服现代资产阶级的反抗，给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同时引导各国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历史性演说中，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指示出把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旗帜周围的正确道路。资产阶级已变得更加反动了，它已把过去的自由主义的最后残余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抛弃在一边。它已把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抛在一边，因此，它已失掉了过去与人民的联系，削弱了自己。斯大林同志指示说，这些旗帜将必须由共产党和各民主政党举起来，以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以成为民族的领导力量，并最后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能够组织反抗发现和利用新的经济法则的衰朽的阶级。因此这些法则便获得自己发生作用的充分广阔场所。
然而，斯大林同志指示说，这并不能铲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某种程度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能达到发生冲突，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的可能。为了克服产生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及时看出这些矛盾并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增长的方法采取措施克服这些矛盾。
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政府在采取措施以克服我们经济中产生的矛盾方面表示出卓越的范例。构成苏维埃制度的生活基础的党的政策，是依据着深刻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社会自觉地运用客观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着的。自流和自发势力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因此，那些把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和它的作用的自发性混为一谈的人，他们的观点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把客观性和自发作用混为一谈，会导致不能认识经济法则，会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混淆在一起；党早已就粉碎了和击退了这种投降分子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统治下，经济法则是盲目地、强制地、破坏性地起着作用。在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则与此相反，经济法则的发生作用是为社会所认识了的。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认识客观法则、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在新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是根本改变了。为共产党所领导着的苏维埃国家，是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巩固的强大力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着经济—组织的和文化—教育的职能，这个职能依照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程度而获得愈来愈重大的意义。
党和苏维埃国家，依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靠着对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法则的认识，组织群众来积极参加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建筑。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首先反映在我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中，反映在我们国民经济的各年的和五年计划之中。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法则，使苏维埃国家有可能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为了实现这个可能，斯大林同志说，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只有在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要求，它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一切要求相适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的各种否认，导致在经济生活中的冒险主义和对社会产生一切毁灭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社会对自己发展的客观的经济法则认识得愈深，群众在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的创造积极性也就愈高。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是我党和全体进步人类思想生活中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一著作是伟大的斯大林关于进一步全面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经常关怀的鲜明证据。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责成党的工作者、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在与实际的建设工作密切联系下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责成每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
斯大林同志的经典著作，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典范，是行动的有力指南。它们使党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前进运动的目的，更快地和更牢固地争取到和巩固胜利。
斯大林同志的新著，给人民照亮了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
（君强译自十一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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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型的北京地质学院正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地质人材
新型的“北京地质学院”在今年高等学校调整后已宣告成立，并已在十一月一日开学。它在培养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地质人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地质学院是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地质系的全部师生，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的全部教师和一部分学生和西北大学地质系的部分学生为基础加以扩充而成的。目前全院有学生一千五百五十多人，其中一千二百人是今年暑期招收的新生。此外并有若干研究生。教师有一百三十多人，并特地聘请了曾在莫斯科大学地质学院执教十九年的苏联矿物结晶学专家加里宁教授担任教学方面的指导工作。北京地质学院本科现在分三个系：矿产地质及勘探系、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以及地球物理探矿系。矿产地质及勘探系暂设有“矿产地质及勘探”“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及勘探”两个专业，其他两个系各暂设一个专业。各系学习年限都是四年。另外为了在短期中培养地质矿产勘察干部，并设有两年制的专修科，今年暑期招收的新生中有一百名新生是专修科的学生。
北京地质学院将根据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学院的先进经验并按照它的规模来建设。本科四年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都是根据莫斯科大学地质学院五年制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缩编而成，现在对一年级的学生已按照这个计划和大纲进行教学，极大部分教材将采用莫斯科大学地质学院的教材。教学时间是采用苏联高等学校的“八一五○”制：学生每周课堂学习、实习、自修时间共五十小时，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一点十五分之间上三堂课，每堂课分两小节，每小节四十五分钟；下午有一小时的文娱活动和两小时的自修，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自修。自修时间并有教师参加辅导。仪器设备方面，已向苏联订购了价值一千九百九十亿元人民币的新式仪器。为了扩大容量，北京地质学院明年将建筑新校舍。新校舍内将有物理、化学、矿物、地质、古生物、地史、岩石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实验室、还有机械工厂和幻灯片放映室。
我国有着极丰富的地下资源，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都依赖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从不注意培养本国人材来勘探和开发本国的资源。所以在解放以前，虽有些大学设有地质系，但教学内容远离实际需要，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一般的理论地质方面的知识；同时设备简陋、师资缺乏，学生寥寥无几。据曾在清华大学地质系执教多年、现任北京地质学院副教务长张席禔教授说：清华大学地质系一九三六年毕业生大概是五、六人，一九三七年毕业生仅四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更少。所以现在我国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地质人材为数极少，有些地质人材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找不到工作，早已改了行。解放以后，大学的地质系改进教学、扩大招生，毕业生较前增加，但由于原来的基础太差，还是远远地落在实际需要的后面。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地质工程师，毕业出来的学生经过短期实习后就能胜任地质勘探以及解决矿山中各种地质方面的问题。专修科毕业的学生，也能担任资源的预查及普查工作。适应着这个培养目标，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学内容不但在巩固的理论基础上高度专业化，而且注重生产实习，本科第三学年的生产实习时间占七周，第四学年占十周。专修科第二学年的生产实习时间占八周。
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师们为了不断地改进教学、保证完成教学计划和提高业务水平，现已组织了地质、岩石矿床、化学、物理等十一个教研室和两个教研小组。为了便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教师们决定从十二月十日开始，用速成办法突击学习俄文二百小时，要求达到能阅读专业俄文教科书的程度。
为了解决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能掌握工程技术的大量地质人材，北京地质学院将逐年扩充，预计四年以后在校学生可扩充到八千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就可以有成千的地质人材从北京地质学院培养出来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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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摄影师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徐肖冰
当着我们以无比热烈的心情欢迎斯大林同志的使节之一——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到我们祖国的时候，我立刻回忆到二年前，斯大林同志曾派了许多苏联卓越的电影工作者来到我们祖国，切实地指导并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可歌可泣的历史，鲜明地、正确地雕塑在“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二部影片中。我自己荣幸地参加了以苏联电影艺术家——格拉西莫夫同志为首的摄制组工作。我和苏联电影工作者在一块儿将近一年的工作中以及我二次访问苏联期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于新中国的无比真诚的热爱。
我永远记住摄制“解放了的中国”这部彩色纪录影片的每一个苏联电影工作者忘我的工作精神。他们经常因为工作的紧迫或者为了把他们的先进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介绍给我们，就整天顾不上吃一顿饭，甚至连续几十小时不睡觉。有一天，美制蒋机滥炸上海，那时候我们谁也挡不住苏联电影工作者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容地拍摄了炸弹在爆炸，房屋在燃烧、倒塌，被难的无辜的人民躺在血泊里的场面……。
苏联电影工作者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事迹，时时刻刻在鼓动着我和我的战友。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到我们祖国，这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的发展，更是中苏两国电影工作者友谊的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在首都的电影摄影师会见了苏联著名的摄影师——巴甫洛夫同志，感到格外亲切而兴奋。尤其是他和我们一起座谈了有关摄影方面的一些问题，使我们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与切实的教育。
巴甫洛夫同志首先谈到：“苏联电影工作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中，不仅起到了很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同时，他们也是建设人类新道德、新生活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把这样崇高的使命，成功地贯彻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他荣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工作者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接着，巴甫洛夫同志开始解答我们对于苏联摄制音乐戏剧片的问题。他说：“在苏联，不是任何一个电影导演，都有导演这种片子的才能。因为，这种片子的导演，不仅要有高度的音乐修养，还要善于精确地计划演员的说白和细致的动作、节奏结构上的统一性，同时必须完全掌握高度的全面的制作技巧。如‘幸福的生活’影片中的毕百灵坐在马车上的一段歌唱，音乐是在录音棚内先期完成，在外景拍摄中，演员逐句地对着口形表现角色的情绪，然后从技术上非常正确地把它合成起来。”
他谈到苏联电影摄影师，“那不是一般的技术人员。一个艺术片摄影师，不只是按照导演的意图工作，而且是每个画面的组织者和创造者——是一个画家。摄影师的责任就是把主题的情节，艺术地表达给观众。
“新闻摄影师，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他不仅是事件的见证人，而且要通过自己的头脑，把自己的情感贯串进去。‘我们坚持和平’这部纪录影片中，摄影师在许多妇女行列中挑选的几个特写镜头，那就是通过她们的形象集中表现了德国妇女要求和平的情绪与意志，本质地表现了事件，因此它能够感动观众。这是新闻摄影师的特长，这种特长对艺术片摄影师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们坚持和平’这部纪录影片的拍摄中，我们在创作方法上曾展开了严肃的斗争，并严格地规定：禁止新闻摄影师在拍摄时用重新表演的手法，这种做法不但破坏了纪录片的风格，更重要的是破坏政治威信。
“一个新闻摄影师应该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把生活中最重要的反映出来。他应该是一个十分敏捷的特等射击手，如果错过一个敌人，那就不能重复射击那个敌人，也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谈到“我们坚持和平”这部巨大的影片的制作：那是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民主德国的德发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的。这部片子的作者——培利耶夫同志在莫斯科就完成了剧本。参加这部片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在事先都认真地熟读了这个剧本。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了明确的、统一的主题思想，而被这个主题思想所鼓舞。
巴甫洛夫说：“这部影片的摄制，基本上是按照剧本的意图进行的。然而在拍摄美好生活的方面，在揭露战争贩子罪恶行为方面，在现实中不断地得到宝贵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部片子里，表现了全世界青年的愿望，表现了全世界青年英勇的反侵略斗争，表现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者斗争中的胜利，也表现了越南人民在反抗法国侵略者斗争中的胜利，这些场面使这部片子更加充实和充满了光彩。
“拍摄这部片子的技术装备和设计及其组织工作，都是极庞杂的。我们可以在那里随时冲洗底片和拷贝出来，使剪接导演立刻把片子编辑起来。这样，对提高影片艺术上、技术上的质量，都有了可靠的保证。”
巴甫洛夫同志对于在五彩片的性能上所积累的经验，是最丰富的。他在“西伯利亚交响曲”“幸福的生活”“我们坚持和平”等彩色影片中，都表现了独特的精确性。
巴甫洛夫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极广泛、系统而周密的发言。我们的座谈，从中午直到深夜，在座谈结束的时候，巴甫洛夫同志重复地向我们声明：“我在访问中国的期间，我的时间、行动和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虽然这是一句似乎简单的语言，可是它所含蓄着兄弟般的高贵的友谊，是无比深厚的。中国人民电影工作者将为这种友谊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