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苏联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体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力学教学研究室代理副主任 王光远
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经验告诉我们，苏联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根据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中的体会，我认为它的优越性有下列几点：
第一、苏联教学制度贯穿着严密的组织性。旧中国的大学普遍实施美英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制度。在这种教学制度底下，师生之间往往表现为买卖“知识”的关系。下课铃一响，教师各自回家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既不容同学过问，其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也不允许指责。在他们看来，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好像是和他无关的。这种情况虽在解放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问题仍然不少。
在苏联的教学制度下，教师们是被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教师的政治学习和日常生活，由工会及学校行政方面来领导、管理，业务则由教研室负责。教员应该严格遵守教研室的指示及决定，密切关心并参预教研室的各项工作。教研室负有帮助教员改进教学方法、检查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分配教师的工作等责任。因此，不仅教师应经常在教研室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教研室主任应经常进行课堂巡视，以便更具体、深入地了解各个教师的工作情况，并向教员提出意见。在教研室主任的领导下，教研室的成员应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批评所涉及的，不仅有教学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例如不允许教师衣着不整洁或行为怪诞）。因为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苏联教学制度贯穿着周密的计划性。以前我国各大学的一切都是缺乏计划的，教学工作自然也不会例外。教师的教学内容，往往随自己兴之所至，天南地北乱扯一通。自己熟习的地方，讲个不休，自己不懂的则避而不谈。学期一完，学生拿到了学分，教员算是完成了任务，至于功课进行了多少，成绩如何，是无人过问的。就拿我个人来说，我过去在大学四年中所学的功课，没有一门是学完了的；有的甚至只学了四分之一。那时，还有另外一种坏现象，即如果教员忘记了指定习题，学生便无事可作。一旦教员想起了这回事，题目一出就是好几十个，累得同学晕头转向，不知所从。有的学生索性就不作了。
与此相反，苏联的教学是有周密的计划性的。学期之始，教员首先详细订出自己的教学日历。他不仅要根据教学大纲详细订出每周的教课内容，而且要订出习题及家庭作业发出和收回的日期以及检查、考试的时间等。同时教研室根据本学期的情况，经过全体成员的充分研究，订出本学期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教学计划、组织自学计划、科学研究计划、培养师资及研究生的计划以及其他工作的计划等等。然后系里根据各教研室的计划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及考试等作适当的分配和安排。在进行中又经常地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这样便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保证教好学生是教学组织及教学人员的中心任务。以前在我们的大学里，一般教员的任务只是上课讲书。至于学生懂不懂、会不会，那是和教员无关的。这种教学法就好像是把学生抛在水里，让他自己去学游泳。其结果可能有三个：一是学生被溺死，一是学生中途知难而退、放弃学习，一是学生学会游泳。而要得到最后一个结果，该是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多喝多少苦水啊！
苏联的教学方法和这恰恰相反，用一切办法保证把学生教好，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例如组织多次的生产实习，制定系统而详细的家庭作业和课程设计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学生能把学到的东西和实际联系起来，并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每一堂课开始以前，教员都进行充分的准备，写好详细的讲稿。教员这样作倒不是因为对所讲内容不熟习，而是为了能仔细考虑，怎样花费最少的时间使同学得到最清楚的了解。就拿我校数十位苏联专家来说吧，他们都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对课程内容自然是滚瓜烂熟。然而他们每上一堂课都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每一个小的例题，甚至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过去，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说：“不必讲得太清楚。如果讲得太清楚了，便成了灌输式的教学。”这不过是不负责任的人在替自己解嘲而已。
学生们有了困难，教研室就进行研究，并予以协助解决。我们学校就吸收了苏联的这一经验，帮助学生解决了不少困难。例如，同学们最初不习惯于作家庭作业，时常出错返工，而在一个家庭作业上所花费的时间往往达四、五十小时之多。教研室了解了这个情况，便召集高级班同学、课代表以及所有有关教师，研究、讨论了返工和在演算、制图中容易发生错误的原因，并定出了克服错误的办法。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工作效率，使他们在十三到二十小时内即可完成一个作业。
另外，按照苏联的教学制度，假如教员病了，教研室马上找人代课。决不允许缺课。
学生有了问题，可以在习题课上问，也可在规定的答疑时间内到答疑室去问。如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便组织“集体答疑”，务使学生对所有问题澈底了解。
保证把学生教好，并不等于一切都给学生安排好，让他们不动脑筋地、被动地接受知识。恰巧相反，苏联的教学制度最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能力。例如组织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讨论专门问题，从事家庭作业及课程设计的研究，等等。
第四、苏联考试制度的优越性。以前在我们的大学里，考试对教员来说是给学生打分数，对学生来说是过关。而苏联考试制度的精神不是如此。考试是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检查学生的成绩，提高他们对课程的理解，而且是为了检查教师的工作。
因此，学期中间的检查、测验和考试以前的测验，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所学的东西获得复习的机会，并督促学生及时做完习题和作业。如果在教学方面发现问题，便设法解决，以提高教学质量。
考试时教师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从各个方面对同学提出问题。如果学生回答不出，教师就设法启发他，使他先了解这个问题的内容，然后才详细地给他解释。必要时还可以指定书籍让他在考试后阅读，务使学生对这些问题澈底了解。如发现某一学生的成绩比不上过去好，教员就得了解他成绩变坏的原因，并告诉他努力的方向。如学生虽考试及格，但他对自己所得成绩并不满意，教师可以允许他经过一段时间再来考试。在此期间，如果这个学生确有进步，分数是可以提升的。总之，教师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学生对课程的理解能力。
第五、在科学技术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在苏联的学校里，教师不仅要学生学好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使他懂得政治。这一点在苏联的教材里被充分地反映了出来。例如结构力学，在叙说结构力学的发展过程时，就充分说明了一切事物发展的相互联系。比如古代的生产力及生产知识决定了当时的建筑形式。迦利略时代封建社会的解体，商业资本及海外贸易的逐渐繁荣，以及冶金业的发展，提出了发展材料力学的要求，并为材料力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辗钢器材的大量制造，奠定了桁架理论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十九世纪后期钢筋混凝土的应用，改变了结构的形式，钢架理论乃应运而生。二十世纪由于机械更大规模的发展，结构所承受的荷重更为复杂，同时结构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因而结构动力学及结构稳定理论的加速发展便成为必需的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为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技术理论方面，同样如此。例如由于整体观念的加强，产生了按结构整体承载能力去设计和计算结构的新方法。虽然这种新的科学理论尚在幼年期间，但它将在很大的范围内代替旧的按资用应力的设计和计算方法。其他如达维金考夫——福瑞得曼新的强度理论等等的创立，也无不与一定的政治思想发生密切的关系。社会需要积累资金，节约财富，这一任务给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命题——要更进一步精确地计算应力，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就。
苏联的科学家反对理论和实际脱节。比如在材料力学这本书中，作者总是强调指出不允许把这门科学当作单纯的理论运算，它的一切问题只有在对真实的材料加以研究之后，才能解决。同时说明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一方面由实验来验证，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验的进行。作者指出有一个时期材料力学在相当的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因而造成了研究的结果和实际应用相脱节的现象。这样的理论自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作者以此警惕读者。
苏联的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它经常说明学生所学的功课是和国家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材料力学讲到资用应力的选择时，便说明不正确的选择会给人民财产造成很大的浪费，或者使结构强度受到损失。这样自然就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推动了他们的学习。
以上就是我在学习苏联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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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斯科—北京
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
苏联人民对和他们友好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是十分关心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总是引起苏联人民内心最热烈的共鸣。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解放斗争中，苏联人民把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的战线上的每一胜利、每一成就，都看做是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欢欣。苏联人民始终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民热爱自由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因此，我们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团员自然非常高兴熟悉中国人民的艺术，了解他们的成就。
我们在莫斯科非常有兴趣地看了中国的这些影片：“白毛女”，“解放了的中国”，“钢铁战士”，“中华女儿”，“无形的战线”。在莫斯科的剧院中上演着中国的戏剧：在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着“白毛女”，在讽刺剧院上演着“西厢记”。
我们读过了荣获斯大林三等奖金的周立波所著的“暴风骤雨”的俄译本。我们也熟悉中国伟大作家鲁迅作品的俄文译本。我们的儿童热爱中国的童话“刘家兄弟”。莫斯科电台并广播了根据这个童话改写的剧本。成千成万的莫斯科人参观了卓越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中国的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和杂技团去年在苏联的巡回演出给予苏联观众以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看到精巧无比的中国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陈列在莫斯科的东方文物馆和各国人民赠给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礼品展览室。
苏联艺术家创作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巴蕾舞剧“红罂粟花”，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苏联各歌舞剧院上演着。“红罂粟花”这一舞剧的音乐是苏联老一代的卓越作曲家格里艾尔所作。舞剧中女主角桃花姑娘的形象是不久以前访问过中国的巴蕾舞家乌兰诺娃艺术上巨大成就之一。
莫斯科的民间歌舞团的节目中有中国的民间腰鼓舞。我们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到中国来的很久以前，在演出的节目中就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莫拉特里作曲的“莫斯科——北京”。
这样，我们虽然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着，却对中国已经有了许多印象，使我们能够初步认识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他们的艺术天才。当然，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印象就更加无限地丰富起来。首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及其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深切的热爱。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我们受到友谊的欢迎，受到热烈的招待，这是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对苏联军队和斯大林同志的友谊和热爱的表示。在歌舞团的演出中，在群众大会上，在欢迎和欢送会上，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对我们祖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感到我们两大国人民间的团结的巨大力量。这种兴奋的心情鼓舞着我们热烈高兴地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演出。
中国演员、歌唱家、舞蹈家、音乐家和民间艺人为我们表演的技巧使我们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了中国的古典戏剧，这些戏剧以艺术的形式体现出中国人民渴望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幻想。这些古代传说的歌剧中的那种动人的情感和英勇的形象引人入胜。歌剧主角为反对黑暗的恶势力、愚昧无知，为正义和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遭遇是为我们所熟悉和了解的。
在歌剧演出中，演员把歌唱、动作、道白和表情十分和谐地结合起来。演员栩栩如生的姿态、飘洒的步法、打动肺腑的歌唱、使人兴奋的演技，是每一出戏的特点。
在演出节目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歌唱家和器乐家所演奏的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曲调。中国男女歌唱家宏亮和清脆的歌喉使我们的感情为之激荡。
天赋的优美和灵活性，以及高度的技巧，是中国舞蹈家的艺术的特色。我们非常喜欢中国的民间腰鼓舞。在这种民间艺术所特有的朴实而美妙的舞蹈形式中，显示出人民摆脱了长期奴役桎梏的胜利者的雄伟步调。红旗歌舞团舞蹈队指挥，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巴维尔·维尔斯基拟在莫斯科完成他新的创作计划——创作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舞，他正在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很多文工团，这使我们特别愉快和兴奋。每一个这样的文工团都是我们刚满二十四岁的红旗歌舞团的亲弟弟。我衷心地祝贺我们的弟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文工团，在创作中有进一步的成就。让我们中国和一切新民主主义国家部队文工团的大家庭成长和巩固吧！红旗歌舞团是永远乐于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帮助我们各兄弟国家部队艺术发展的。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古代建筑——北京的颐和园、故宫和天坛，南京的中山陵，杭州的许多名胜。我们看见了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创建了这些杰出的建筑、木刻和石刻，在各种器皿上雕刻了美丽的、精巧无比的艺术图案，而这种器皿充满着中国的每个博物馆。
回到莫斯科后，我们将立即组织一个展览会，陈列中国人民赠给我们的大量礼品，以便将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介绍给苏联人民。红旗歌舞团将要在苏联演出中国人民的歌曲和舞蹈。我们相信我们歌舞团演出这些歌曲和舞蹈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正像苏联的歌曲和舞蹈在中国人民中间受到热烈欢迎一样。
最后，我代表红旗歌舞团全体人员衷心地感谢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殷勤的招待；感谢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从中苏友好协会和部队来的中国同志们，因为他们很好地组织了我们的演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我们工作的成功。
红旗歌舞团在中国一直是怀着极度愉快和高度创作兴奋的心情进行工作的。我们全体同志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劳动来进一步巩固我们苏中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
我们苏中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强大的同盟万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光荣属于全体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人民的最好的朋友约·维·斯大林大元帅！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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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舞人心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 吕新初 张丽君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了。陈列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的一千几百件展览品清楚地绘出了九个月来规模空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面貌，显示了新中国人民粉碎敌人细菌战的伟大力量。
会场入口处，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展览会首先以实物和照片揭露出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全国各阶层人民为反击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随即通过照片一幅幅地显示在观众面前。广大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以后便可以创造出无数奇迹：如以每一节列车装三十吨货物计算的话，那么，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中扑灭的苍蝇，可以装满二百三十三节列车；扑灭的蚊虫，可以装满一百九十五节列车；捕捉的老鼠可以装满五百节列车；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中修建的下水道如果联结起来就有十二条运河那么长；疏通的沟渠如果联结起来比长江还要长五十五倍；清除的垃圾堆积起来比万里长城还要长一倍。
广大城市和农村，经过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好像洗了澡一般，特别是有些原来极肮脏的地方，成绩更为显著。展览会中许多照片和巨大的立体模型把这些地方的今昔作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一张令人厌恶的照片——北京南城陶然亭在爱国卫生运动以前的情况：这一带全是苇塘、洼地和水坑，野草丛生，垃圾遍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由于市政不修，南城一带污水流入该区，加之附近工厂的废水污水停蓄，致使陶然亭一带成为蝇蚊的温床，夏天臭气四溢，谁都不愿意走近那里。但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陶然亭完全变了样。接下去的几幅照片显示出陶然亭已变成了一个风景区。臭水塘和潮湿的洼地被疏通掏挖后变成了清洁的湖泊，周围并修建了大型的下水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明年还要绿化陶然亭。这里的彩色模型表示着陶然亭的绿化计划：它将变成一个美丽的公园，中间是一个清澈的池塘，周围种植着树木花草，放着许多椅子。花园内还修建了精致的亭子、假山和运动场。
少数民族经过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变了过去不卫生的习惯。展览会上用很多幅照片反映了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区雨玉村苗族人民生活的今昔：雨玉村共一百多户，都居住在高山顶上，交通很不便。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残酷压榨，吃穿都顾不上，那能讲卫生。村里没有一个厕所，居民随意在山上或村旁大小便。饮水全靠山上自然的流泉，泉旁有人洗衣，也有人洗菜；周围都是染布的靛桶。人和牲畜同住，猪屎牛粪更是遍地皆是。人们生了病，只有求鬼神，等待死亡。解放后，人民政府很快地派来了卫生工作队，向居民讲解卫生常识，同时进行医药治疗工作。在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中，大苗山苗族自治区雨玉村人民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人民普遍地养成了洗澡、洗头和换洗衣服等卫生习惯。他们不再喝生水，上山做活时都背着盛有开水的竹筒。环境卫生也大为改善：现在全村已普遍修建了厕所；清除了村边杂草，刷洗了竹制水槽。人民政府并帮助苗族人民训练了自己的种痘员和接生员。雨玉村人民经过这次爱国卫生运动的教育后，已不再迷信，他们普遍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要使卫生工作经常进行下去。
今年四月到六月，在伟大的荆江分洪工地上，三十二万人（包括民工和解放军）紧张地工作着。在这个季节里，这样多的人稠集在旷野里是很容易染病的，但由于工地的卫生工作做得好，保证了工人的健康。工人们经常保持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出勤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来到工地参观时，对工地的卫生工作赞为大奇迹中的小奇迹。画片和图表告诉我们，工地上建立着极细密的卫生组织：在工程的总指挥部卫生部以下，逐级有卫生组织，有医院、休养院、医疗站、医疗小组、民工环境卫生工作队等共九十九个机构。每一千个民工中就有五个卫生人员。工棚都增设了窗户。为了避免潮湿，工人睡的都是高铺。为了保障饮水安全，工地上到处设有开水站。在工地上处理三十二万人的便溺是一个大问题，特别在热天，粪便是极易传染肠胃病的；但那里对粪便处理得很好，不但建筑了大批厕所，而且发动附近居民每天将粪便运走，保持了工地的卫生。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解放西藏，攀登了拔海四、五千公尺的雪山，进入以世界屋脊著称的康藏高原。展览会上以巨幅照片叙述了卫生工作如何保证了进军西藏的战士们的健康，使他们能胜利地完成高原行军的任务。他们在行军途中，自建了砂滤井；为改善营养，他们自己晒牛肉干，采野菜，磨豆腐，用废腊肉箱泡豆芽……。为防止丙种维生素缺乏病，他们采集野生醋榴果子，制造大量供服用的醋榴汁。高山雪光耀眼，容易引起雪盲，战士们自己创造了“牛毛遮光镜”，可以预防雪盲。这充分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卫生知识水平的。
广大人民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创造精神。展览会用照片和彩色的连环画形象地介绍了许多卫生模范人物和单位的事迹。展览会上并陈列着群众创造的各种扑灭病媒动物的工具，以及许多合乎卫生的厕所、砂滤器、渗水井、厨房和饭厅的模型。
展览会最后一部分以中国史料上的记载和古墓出土物，说明了爱清洁讲卫生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在三千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许多关于卫生的记事。我国古代对于个人和环境卫生就是相当重视的。在后汉书华佗传和医宗金鉴等书中还记载了我国预防医学思想的史例。从陈列的战国、汉、唐等时代的出土物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重视下水道的修建和井水卫生、厕所卫生等。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压迫和摧残，才造成人民不讲卫生和疾病流行的严重情况。解放以后，由于人民政府的重视，人民的卫生状况已根本好转。展览会并扼要地介绍了三年来卫生工作各方面的成就。
在会场出口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爱国卫生运动，打击了敌人，提高了自己，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个展览会以生动的形象体现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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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派人来了 韦启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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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哈尔滨“基本建设文化服务队”活跃在工地上
哈尔滨市总工会会同全市各文艺团体和文教部门组织的“基本建设文化服务队”，正活跃在全市所有较大的基本建设工地。半年以来，他们的工作已给工人的生产热情以很大鼓舞。这些工地的工人，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他们反应：今天建筑工人吃的穿的都不愁了，住的也比伪满时代强得多，就是缺书看，缺玩的。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这支文化服务队经常给他们放映电影和幻灯，排演戏剧，演唱曲艺，流动地供给他们书报，展览各种图片，供给球类、棋类等游艺用具，组织各种座谈会、故事晚会、游艺比赛等活动。工人们在这些活动里，不仅恢复了一天的疲劳，并且受到了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都感动地说：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筑工人才能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敬。工地的俱乐部工作在文化服务队的帮助下也已广泛展开。现在大部分工地建立了俱乐部、图书室和流动图书箱，每个小组有一种以上的游艺品，有一份以上的报纸。有的工地还自己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文化服务队有十二个文艺干部经常在各工地进行组织领导工作。
抚顺文工团深入工地创作和演出
抚顺文工团在整风以后，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们在工地上，深入工人生活，进行创作，并及时排演，向工人演出。他们在一个月中创作了“完成任务有信心”、“加速进度，保证质量”、“群英会”、“建筑工人四季歌”、“说唱劳动模范”等二十几个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他们的演出受到工人热烈的欢迎，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某工地红炉组工人韩振轮看了“群英会”后说：“看到文工团演出咱们的事，一下把我提醒了。过去我不知道各个工种还有联系，今后一定把本身工作做好，决不影响别的工种。”抚顺文工团在这次创作和演出中，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唯有这样深入实际，才能改造自己，正确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创作和演出为群众欢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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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
继今年三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第一批作家深入生活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最近又组织了第二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共三十多人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这一批作家除陈学昭、康濯、李之华、孙犁、束为、俞林等已先期分别出发外，其他作家在今年十一月间集中到北京，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后，也已分别出发或即将出发到工厂、农村和朝鲜前线去。其中到工厂的有周立波、李季、鲁煤、徐迟、邵子南、罗丹、谢挺宇；到农村去的有艾青、秦兆阳、卞之琳、思奇、万力、谷峪、张万一、崔璇、白危、陆地、林漫、莎蕻、孙峻青、邢立斌、戈壁舟、王丕祥；到朝鲜前线去的有路翎、李维时、汪明。
在出发以前的短期学习中，他们首先学习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又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马林科夫的报告。并着重地研究了马林科夫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他们还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联系我国当前文艺工作的状况和各人的创作思想，深入地讨论了创造新人物、创造典型与运用语言等问题。
在学习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曾召集作家们进行座谈，并根据作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思想问题”的报告。他说明了目前我国文学艺术工作所处的环境及其任务，还结合文艺创作的现状阐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要求作家创造出积极的、光辉灿烂的、值得全国人民仿效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他并着重指出只有作家首先站到工人阶级的先进行列中，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职责。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在和这批作家举行座谈时，曾就如何深入生活和接受民族遗产等问题详尽地发表了意见。
此外，在学习过程中，作家们还听取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组织的关于工业生产、工会工作、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贯彻婚姻法等问题的报告；举行了关于体验生活和诗歌创作等问题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交流了经验。
经过这次学习，作家们创作的热情和信心大大提高，在出发前都订立了深入生活和准备创作的具体计划，努力争取创作出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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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塔斯社将时代出版社移交我国
苏联塔斯社已将该社在中国所创办的时代出版社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移交手续已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办理完毕。代表塔斯社办理移交者为塔斯社驻华分社代理社长边缅诺夫，中国政府方面由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黄洛峰代表接收。
时代出版社于一九四一年在上海成立。在十一年中，先后出版了中文“时代”杂志、“苏联文艺”、“苏联医学”、“时代日报”、俄文“时代”杂志、英文“每日战讯”、“每日新闻”、“苏联周报”等期刊和报纸，并出版社会科学、文艺、语文、自然科学、医学等书籍四百零二种，在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文化方面作了重大贡献。时代出版社的出版物，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接收该社后，决定委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领导该社工作，以继续发展该社在十一年间所努力不懈地介绍苏联文化的事业。（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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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陶然亭变成了风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