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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联举行第四次执行委员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十二月十日举行第四次执行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执行委员二十八人，候补执行委员九人，全国妇联部长级以上干部均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批准“关于当前妇女工作问题的报告”，讨论并决定改变大行政区一级民主妇女联合会机构和任务以及召开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等问题。
会议由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主持。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妇联秘书长章蕴在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妇女工作问题的报告，经讨论后作原则通过，并决定交常务委员会详细审查后发布。
接着由邓颖超对改变大行政区一级民主妇女联合会机构和任务以及召开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问题分别作了说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一级民主妇女联合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议一致认为是必要的，并决定于一九五三年四、五月间举行，大会日期、代表人数、选举办法等将由常务委员会议定办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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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一级民主妇女联合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
为了适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为了加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与各省、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联系，并加强地方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原大行政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一律改为大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作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驻各大区的代表机关。该委员会委员可由原各大行政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提出名单，经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批准。
各大区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统一和集中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任务为协助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督促与检查地方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及时反映工作情况，总结工作经验，并训练妇联工作干部。
原各大行政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应即根据本决定，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各大区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分工与编制，应由原各大行政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提出具体方案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批准后施行。
关于机构的改编，至迟应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底完成。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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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人材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函授教育
为了大量培养国家财政经济部门、企业组织的在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与业务理论水平，以迎接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人民大学根据苏联高等学校先进的函授教育经验，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批准，决定先在北京、天津、太原等三大城市创办函授教育。目前暂设统计、工业会计、经济计划、财政、银行、合作社、工厂管理、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等九个函授专修班计十七个专业班（工厂管理专修班分冶金、机械、采煤、电业、纺织等五个专业班，合作社专修班分生产、消费、供销等三个专业班，统计专修班分工业、贸易、农业等三个专业班，及工业会计、经济计划、财政、银行、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等六个专修班亦作为专业班计算在内）。北京、天津各设上述九个函授专修班，十七个专业班，太原只设工厂管理、统计两个函授专修班计八个专业班，各专修班专业班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正式开学。
为了加强函授教育的组织领导，在人民大学校长直接领导下已建立了函授部，并在北京、天津、太原分别设立了函授辅导站。在函授部领导下函授有关各系及教学研究室，已分别确定了函授系主任，函授教学研究室主任及教员。
凡思想进步身体健康的在职干部，具备自修能力，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具有二年以上的业务经验者，均可投考。现已录取函授学员二千三百三十二名。
函授教育计划规定各班修业期限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进行，每学期二十周，每周学习时间为十八小时，每学期合计三百六十小时，三个学期共为一千零八十小时。教育计划确定政治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为四百二十小时，约占总时数百分之三十九，业余课为六百六十小时，约占总时数百分之六十一。三个学期的课程分配，原则上每学期不超过四门课程，第一学期政治课三门、数学课一门，第二学期除继续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两门政治理论课程外，同时学习各有关业务理论课两门，第三学期按各专业班的具体情况学习业务课二至四门不等。
函授教材由人民大学指定或编写，学习方法按照教学进度以自学为主。学校印发教学提纲、学习方法指示及习题等，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辅导，组织讲授并检查作业。教员课堂讲授和辅导约占全部时间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各函授辅导站帮助函授学员学习，组织讲授辅导、测验及考试，检查学员完成学习计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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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电影导演彼得罗夫是怎样处理战争题材的
伊琳
在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里，战场和各种兵种、各种武器、各种战斗动作的出现，都应该有一定的目的，都应该是与作品的主题思想有关的。从我们有些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上，也能看到规模相当大的，被导演处理得相当紧张剧烈的战争场面，但这些场面究竟表现了什么思想，说明了什么问题，则往往不能给观众以明确的、肯定的答复。
苏联电影名导演彼得罗夫在北京的一次会上说：“我们的描写战争的影片，其实应当称作和平影片。”这意思是说我们表现战争，不是宣传战争，因为我们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
彼得罗夫是苏联影片《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导演，他介绍这部影片的导演经验时说：“单靠战斗的场面是不能解决主题思想的问题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要表现斯大林同志的作战计划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是要表现这个计划的战略战术的意义，要表现苏联的军队、苏军的将士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怎样体现了斯大林同志在大本营里所制订出来的这一消灭德寇法西斯侵略者的伟大计划。……”
彼得罗夫同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年轻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是有很大启发作用的，特别是对于我国电影剧作者和导演。
影片《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留给中国观众以极深刻的印象的不仅是它的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且是伟大的斯大林及其战友们和红军战士们的不朽形象。正是这些鲜明的形象和他们的活动，才使那些庞大复杂的战争画面，具有深刻的意义。战争场面在这部影片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由于它和人物以及剧情的发展如此巧妙有机地塑捏在一起，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使我们如此深刻地体会到苏联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毅力；看到斯大林同志的卓绝军事思想，推动着历史从艰难困苦中走向胜利！
同样的，在彼得罗夫导演的另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库图佐夫》（中译名：《大败拿破仑》）中，战争场面虽然不多，但那位伟大俄罗斯统帅的活生生的形象，以及他那英明的军事战略，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导演用了这样的手法结束了整部影片：拿破仑发觉自己已经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他丢下了他的所有的部下，独自坐着马车在风雪中悄悄地逃出了俄罗斯。
导演采用了如此简明的手法，有力地说明了主题。如果后面再出现拿破仑的大军怎样溃退，俄罗斯的军队又如何追歼败敌，那么，非但不会给这部完整的艺术作品增添什么光彩，反会给观众以“烦琐”之感。
对于另外两部我们同样热爱的苏联著名影片《第三次打击》和《攻克柏林》，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彼得罗夫同志在答复问题时说：“这三部影片各有不同的表现方法。《第三次打击》和《攻克柏林》中的人物，虽是经过艺术家的概括、归纳、想像而创造出来的，但都是苏联英雄的典型。所以不管三部影片的样式有着什么不同，但同样都很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事件，表现了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很深刻地刻划出了红军将士和苏维埃人民的使人难忘的形象。”
这正是在艺术创作上我们应该向苏联艺术学习的地方。这里向我们提出了艺术样式的多样性问题。我们不应当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影片的作者和导演都来创作同一种艺术样式的影片。相反的，我们应当鼓励电影工作者用各种样式、各种风格来反映我国伟大革命历史和伟大现实生活。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一部历史纪念碑式的艺术记录影片。银幕上的卫国战争年史、字幕、旁白词、战争形势地图以及音乐音响等等的配合，丝毫没有什么不协调的痕迹。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配合，根据人物情节的发展和情绪的需要，顺着主题的线索被严密地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品本身的统一的独特的样式。
这部影片的导演主要地采用了真人真事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影片的很多情节，如斯大林格勒车站争夺战、巴甫洛夫大楼等场面，也都是真实的史迹。就连拍摄的工作，也是尽可能地到发生事件的当地去进行的。彼得罗夫同志当时的想法是：
“这个历史纪念碑的创造不仅是为了现代的人，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后代的人也能亲眼看到祖国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这部影片完成后不仅要经过苏联电影部的审查，而且要求苏军统帅部予以鉴定；不仅要请艺术界的同志们来提意见，而且要请红军的将领和战士们来提意见。要让参加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人看了这部影片后，都能成为影片所描述的历史事迹的见证人。”
试把《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影片和它的电影文学剧本对照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修改了剧本不少的地方。从剧本到影片是经过了很细致的再创作过程的。
彼得罗夫同志和剧作者维尔塔同志是从确定影片题材，着手收集材料之日起，一直到影片摄制完成止，都在一起工作的。苏联艺术家们这种认真负责的创作精神，以及苏联电影艺术界的科学的制度，保证了作品的不断提高。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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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柯达伊
赵沨
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刚刚欢送了匈牙利的音乐使节们——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在他们优秀的演出中，柯达伊的作品给我们以最深刻的印象。我们忘不了《考拉双人舞》曲的奇妙的合唱，它自始至终贯穿着匈牙利民歌专有的风格和节奏。这合唱中的慢板，借着爱情的忧伤表达了人民的高贵的精神品质——对于生活的热爱。而这合唱的快板，又用热烈的舞蹈节奏表达了勇敢、奔放、乐观的情操。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柯达伊出生在匈牙利科斯科美特城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里，曾在布达佩斯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七年，他成了音乐专科学校的教师。在这个时期，他和巴尔多克开始了他们伟大的合作——系统地搜集、整理、改编民歌，他们搜集的两万多首民歌，不仅具有着科学的、文献的、民俗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阐述了一个重要的音乐创作上的美学原则——使民歌作为音乐创作灵感的无尽源泉。
柯达伊和巴尔多克的民歌研究工作，给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以无限的启示。这宝贵的启示便是：学习民歌不是抄袭民歌，而是研究它的规律性，研究它的本质，以便发展和创造民族的音乐语言。柯达伊和巴尔多克研究了匈牙利民歌特有的音阶，并且根据曲调本身所包含的和声因素，创造了民族的和声体系。研究柯达伊在特殊的匈牙利调式上运用的多式多样的、富有表现力的静止法，对于我们创造民族和声体系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柯达伊在作曲上所达到的高度的民族风格和表现内容的一致性。正如苏联作曲家赫连尼科夫说的，这是“高度的自然而简洁的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的纯正”。另一位苏联作曲家沙波林说这是“内容和表现手法的理想的和谐”。这正是最好的评价。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者和策动者，柯达伊的工作在法西斯政权下受到极大的阻挠。他的同伴巴尔多克因此而客死异邦，美帝国主义者的音乐奴仆们还企图污蔑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所以，在匈牙利人民还被奴役着的时期，他们的作品中，只能反映那些为崇高目的而奋斗但却屡次遭受挫败的被压迫人民的心理和斗争。巴尔多克的名作如《匈牙利农民之歌》中那种纯朴的人民的声音，柯达伊的著名独幕歌剧《赛克利丰诺》中的那种农民的诙谐和乐观、奴役和反抗的生活的描绘，都可以说明这些。在匈牙利人民获得解放之后，柯达伊的创作生活又复活起来，写出了像《考拉双人舞》那样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操和创造性劳动的欢乐的人民的叙事传奇。
伟大的匈牙利诗人彼得斐说过：“当人民在文学中获胜的时候，那末，他们在政治上获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柯达伊曾经为了争取人民在文艺上的胜利而奋斗一生，直到匈牙利人民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他才真正实现了他的壮志：“时候到了，知识阶层从人民取来而赋以新的艺术形式的文化遗产，应该交还给人民大众了”。人民的英雄行径给年老的大师以新的力量和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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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高贵的人
——访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
齐纬
我怀着无限敬爱的心情，带着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热切关怀，慰问了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革命残废军人同志们。
这里的革命残废军人同志们，有的缺了胳臂，有的短了腿，有的内脏已经损坏。身体的残废，给他们带来了行动上的各种困难。但他们以无比的坚强意志和难于令人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克服着各种困难，愉快地生活着、学习着和工作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不能让人民养活自己一辈子，要学习本领，继续为人民服务。
他们充满着对于未来的希望，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乐观的情绪。在学习时间，你进入教室，会看到他们个个都在紧张地学习。一到文娱活动时间，就打球、下棋、玩朴克，到处响起嘹亮的欢乐的笑声。双目失明的同志拉着弦子，唱起地方戏。他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的血没有白流。革命胜利了，祖国一天天在壮大，他们怎能不高兴呢？
这些人民功臣们的学习，完全像是英勇的战斗。正规的文化学习还没有开始，他们已经创造出惊人的学习成绩。徐木同志在战场上被炮弹炸伤了头，脑力很差，经常想起这就忘了那。他在开始学习时，只认得很少的几个字，写了一张小字，缴了十五次，教员就给修改了十五次；一道二乘五的算术题就算不出答案来。但他并不因此失去信心。他这样想：“难道记忆力差就不能学文化吗？就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吗？不！只要有毅力、有决心，总有学好的一天。”他每天天不亮便爬起来，到课堂上燃起小煤油灯进行学习。白天在大门口站岗或去地里看菜，也总是带着石板、书本，边看边写。有时正在扫着地，忽然想起了生字或算题，便在地上画起来。有时在被窝里还背诵算术口诀或在肚皮上练字。这样刻苦学习的结果，他的文化一天天提高了，现在已经会写简单的日记、稿件和家信了。
像徐木这种学习的精神和成绩并不是个别的。绝大部分同志在到校以后，文化程度都提高了。最低的也认到二三百个字，高的已能写出通顺的文章来了。罗洪斌是特等残废，手脚都锯掉了，仅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留下了短短的一点，他还用这剩余的手指艰难地挟着笔写字。他的理想是：“今天学好文化，将来至少能够为国家看管仓库。”他战胜了重重困难，半个月学会了拼国音字母。赵正昌的右腿锯了，右手也残废了，他就用左手拿着笔写字。他以前只认识九十个字，经过一年的学习，现在已能写简短的文章了。双目失明的张德安和杨玉堂，也坚持学习文化，和其他同志一起上文化课。他们经常请班内文化程度较高的朱业同志给他们读书或念报。读到生字，便马上让朱业同志在他们手上写两遍，然后他们再在地上写。写对了，再记在生字本上。这样，他俩一个月内学会了一百七十多个生字，还学会四十多个新名词。他们常说：“别看咱们眼残废，嘴和脑子并没有残废，只要能学好文化、理论，将来作宣传工作，也同样能为国家出点力。”在他们这种高尚精神感召下，很多同志都提高了学习的信心，积极地投入了学习运动的热潮。
人民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生产队。革命残废军人同志们继承了这个光荣传统，在生产中做出了良好的成绩。学校教养院的同志们都残废得较重，至少是二等残废。他们二百二十人，在一九五一年生产了十七万九千多斤粮食和蔬菜。他们种的南瓜，大的一个有五十斤重，萝卜一个有八斤重。他们中间涌现出不少的生产模范和积极分子，陈法和李生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陈法（休养员）是一九三一年入伍的老红军战士，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曾为人民立了不少功绩。一九四四年他在陕甘宁边区任某部连长时，积极响应号召，率领全连开荒。他自己一个人在十七天内就开了二十五亩半，获得了“一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陈法到校后，虽然心脏病和肾脏病很严重，还是天不明就起来到地里生产。白天除学习时间外，一有空闲，便跑到地里去拔草、施肥，或者坐在凉棚下看守菜园。晚上浇菜（因水车是借用老乡的，白天轮不到浇）总是干到半夜。他常对大家说：“咱们是劳动人民出身，到什么地方也不能把劳动忘掉了。”李生华失去了一条右腿还经常架起双拐跑到菜地里锄地、拔草，什么活都干。他的右腿仅剩下几寸长，用一条腿站着锄不成地，就把残存的腿插到拐子的横格里，站着锄。锄了一片，把拐子向前一挪，再锄。坚持半天也不嫌累。有一次，中队计划开垦一块三分多的地种菜。他听说后，便在睡午觉的时间独自把地开了出来。下午大家去开地时，不禁大吃一惊。
他们在空暇时还帮助群众工作。今年教养院的同志们帮助群众收了一百五十亩地的麦子。双目失明的赵永祥、赵钦昌以及拄着拐杖的陈天林、高东川等同志也都参加了“助收队”，并保证不掉麦穗不掉队。群众赠给他们不少锦旗。
学校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革命残废军人。他们都能埋头苦干。第八中队长王泽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连长，在战场受伤后锯掉了双腿，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工作有任何懈怠。他经常拄着两只小拐在地上拖拉过来，拖拉过去，从这班到那班，从厨房到操场，领导工作和学习。有少数同志因自己残废了，曾发生悲观失望情绪，但有了这样一个队长领导，都增加了信心和勇气。
但他们并不居功或自满。他们都这样说：“我们对人民的贡献，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今后还需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他们这种高贵的品质，使我在访问归来以后仍久久不能忘却。多少个“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最高贵的人的形象，活跃在我的脑中，使我不断地想到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的革命工作者应该如何奋发努力，为人民而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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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记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徐英德的模范事迹
杨治诚 联和
安徽省滁县人民政府在十一月三日召开的革命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及优抚工作者评选模范会议上，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共产党员）徐英德当选了一等模范。这是他第二次获得模范称号。去年冬季他也被评为模范，出席了前皖北区第一届革命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及拥军优属模范代表大会。
徐英德是滁县孤山乡人，从小给地主家放牛、种田，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三岁的那年，参加了革命武装新四军。先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负伤四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淮海战役中，他带领突击排冲锋，手臂受伤，还坚持指挥。后来大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才下了火线，入院冶疗。一九四九年六月出院时，他成了一等革命残废军人。一九五零年五月复员，回到家乡。
徐英德受了党的长期教育，在革命部队里英勇地战斗了六年，如今残废了，但他不愿意做一个吃闲饭的人。他回到家乡，便毅然参加了农业劳动。对于一个断了一条腿、伤了一只手臂的人，这是非常困难的。开始时他只能做些轻活。但后来他就学着做田里活——贴田埂了。他一回贴二尺远，扶拐移两步再贴，累了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下。后来就学耨草。他把一条断腿插在拐档子上，两手操着四尺多长的草刀，把周围的草耨光，然后换一块地方。在旱地里锄草比较容易：他带一张小板凳坐在田里锄，工作效率和一般人差不多。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想：我只能做这点活吗？种田最主要的工作是耙田、犁田，我不能干吗？能！一定学会它！他找了条步子慢的老牛，开始学耙田：把拐子放在耙上，坐在耙上驱使着牛。犁地时，他一手扶拐，一手扶犁，慢慢地向前耕。转弯的时候，他呵住牛，把断腿插在拐档上，两手使力把犁摆过来。时间长了，他一只手也能摆弄犁了。但是，耕田对于手和腿残废了的人终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为了学耕田，曾无数次地跌倒在泥田里。跌倒了，他又爬起来。有一次跌得很厉害，伤口都重新发炎了。但伤口一好，他马上又扶起了犁，在田里叱喝着老牛。他从没有叫过苦、喊过困难。坚强的毅力，终于使他学会了农业劳动，并达到了熟练的程度。在爱国增产运动中，他以模范的行动推动了全村的生产。农民们在生产中常说：我们要看看徐英德同志呀！同时，农民们的生产热情也鼓舞了他。他想：我是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能落在群众后面。今年他积了四百多担粪，作到了耕三、耙四和三耨、三锄。在抗旱时，他调剂了用水量，并把田埂增高来蓄水，战胜了旱灾。这样，今年他家的九亩二分田收了三十四石粮食，超过了常年产量二成。
徐英德热爱劳动，也热爱人民。他从来没有摆过“功臣”架子。他说：“我过去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现在还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今后永远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按照他的情况，本来可以享受全部土地包耕的；但是他每年只享受二、三十个人工。他说：“我能做还是我自己做，何必要麻烦群众？群众也都很忙呀！”连“八一”建军节时群众帮助义务劳动，他都不要。他说：“去帮助比我困难的烈属、军属吧！”群众有什么事情，他总热情地帮助解决。一天夜晚，朱长有和老婆吵嘴，老婆投水自杀。他得讯后，立即扶着拐杖动员群众下塘把人救了上来。以后又帮助开了会，使他们夫妇和好起来。由于他的耐心教育，附近的群众都非常团结。他也经常检查群众生产，看到什么缺点就告诉群众，看到谁家的田漏水，就下田修补好。
徐英德现在是本乡党支部的委员。在乡里主动团结干部，研究工作。在各种工作中，他都起了带头作用。但他一点都不骄傲。在这次评选模范大会上，他说：“我要永远地‘保持光荣，发扬光荣’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我要贡献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