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
苏联格拉特可夫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
斯大林同志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决定每个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基本经济法则，给予了解和说明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律的钥匙。
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揭发和阐明了分裂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大林同志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在被分割成为取得最大限度利润而进行生产的各个资本家的孤立企业及他们的垄断联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残酷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危机、伴随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生产和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中断。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的任何尝试必然失败的原因。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的现实，粉碎了资产阶级的佣仆们所捏造的“有组织的”或“计划化的”资本主义的万能的理论和方案。资本主义和有计划地经营业务是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是完全相对立的。
在苏联已建成的和正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着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在这里，生产资料为社会所占有，并且是人们的新的生产关系——即摆脱了剥削的工作者的同志的合作和社会主义的互助的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不知道危机和失业，不知道人民大众的贫穷和破产。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的不断高涨和繁荣。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这一进步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伟大的优越性，是由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的经济生活中的变革的结果。苏维埃政权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斯大林同志在其天才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诸经济法则便失去效力，退出舞台。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诸经济法则产生并发生作用。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产生和发生作用。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原因，排斥着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那末，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则把国家的一切企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有机体，是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条件。
现在，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是由许多彼此有机地相联系的生产部门和千百万工业的、农业的、运输的、商业的、公共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组成的。在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中集中着亿万生产基金，千百万工作者在从事工作。这种巨大的公共经济只有有计划地才能实现和发展。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使社会主义经济摆脱了使国民经济遭受破坏和给社会招致巨大的物质损失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保证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不断高涨。
（二）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因为它没有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形式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中。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的作用从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计划化是这一法则的多少真实的反映。它只有在正确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要求和在各方面适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随着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和巩固，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化也发展和加强起来。它在计划机关认识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并更正确地利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起来。苏联计划经济的增长着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日益充分地和正确地反映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法则，日益适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共产党善于在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社会发展的经济法则。
在跟经济建设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论和“自流”论、跟投降主义的“计划”、跟资本主义的复辟者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及社会主义的其他敌人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中，我党发展和巩固了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化。
由于实现了几个斯大林五年计划，我们的祖国从在技术—经济方面落后的国家，变为强大的工业和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的几个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五年计划，是共产党的政策之英明和正确的显明证明。共产党的政策是以深刻地认识经济法则并把它们用来为社会谋福利为依据的。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所武装的共产党，有正确决定方向的能力，能够认识事变的客观进程并预见它们在将来的发展。被具体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中的列宁—斯大林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这种科学预见的典范。
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党关于未来的计划，即决定我们的前途以及我们在前进中所要遵循的道路的计划，是依据经济法则的知识，依据斯大林同志所阐明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而制定的。共产党不仅科学地规定当前的经济建设任务，而且用自己的组织工作来胜利地实现这些经济计划。
以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要求为依据并总结了人民群众的丰富经验的苏联的经济计划，决定和指导国家的经济生活，给予统一的目的，保证劳动人民的行动的统一。为了适应于先进劳动者的成就和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计划动员和组织着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创造的积极性。
在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计划不能归结为数字和任务的一览表，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这一英明指示中，揭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真实内容，强调了计划的动员和组织的力量。
（三）
列宁指出，经济的计划性即是社会生产发展中的均衡性（或者相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生产各个部分间的不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生产发展中的均衡的经常的破坏，引导至社会劳动的巨大的浪费和生产资料的非生产性的运用。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相反，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的均衡是客观的必需。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中的比例，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间的关系，工业和农业及其他经济部门间的关系，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要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均衡性）和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合理结合，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高涨。
国家经济计划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内确定的具体的经济比例，服从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和增加社会财富、巩固国家的经济上的独立性、加强国防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等主要任务。
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在共产党的决议中，作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各个阶段上各经济部门发展的具体比例的科学的和深刻的分析典范。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指出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正确比例的必要性，指出由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摆在社会主义国家某一时期面前的任务而产生的具体比例的相互制约性。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中着重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有效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原理是不行的。
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要求具有物质的、劳动的和财政的后备力量及正确运用这些后备力量。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提出和阐明了后备力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的问题。后备力量的必要性也为国防的利益所决定。
社会主义国家把巨大的物质和财政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把它们有计划地分配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证资本巨头们的最高利润，正在扩大经济军事化和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国家相反，苏维埃国家为了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正在发展着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工业接近原料来源和消费地区的办法，来合理地配置生产力，以及各主要经济地区经济的综合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法则实现了在生产力的配置方面的根本改革——在新地区内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中心，发展了商品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新基础。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
生产力的综合性的发展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建设——伏尔加河和第聂泊河、顿河和阿姆河上的巨大的水电站和运河建筑，是这种综合性的发展的典范。这些建筑中的每一个都包括着水电站、堤坝、运河、蓄水池和灌溉系统。综合性的新建筑解决着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发展中的巨大任务。这只有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征决定苏联经济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总目的和总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中得到具体的表现。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完善，是达到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这个规律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五年计划中。
第五个五年计划创造了在以后的五年计划中不断提高生产的前提条件。增强重工业重要部门生产能力的任务，广泛建设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中的新企业的任务，加强水电站的能力，使古比雪夫斯克、卡木斯克、高尔基城、敏格恰乌斯克、乌斯奇—卡敏诺戈尔斯克及其他区大的水电站开动起来的任务，发展斯大林格勒、卡霍夫斯克和诺沃西比斯克水电站的任务，开始建筑伏尔加河岸的切保克沙尔斯克、卡姆河岸的沃特金斯克、伊尔提河岸的布黑达尔敏斯克和其他许多大水电站的任务，这些任务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较为迅速的提高，是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最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迅速增加使生产和消费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加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生产较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更为迅速的增长，保证整个社会生产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因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占优先地位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中得到保证。在新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年平均率为百分之十三，消费品生产增长的年平均率为百分之十一。新五年计划规定按照使技术和技术手续不断完善的方针，按照在国民经济中采用新的机器和机械、新的生产方法的方针，以及按照尽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机械化、自动化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达到更强大的技术上的进步。
在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技术基础和生产机械化的措施中，表现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和优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以便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节省劳动并减轻人们的工作，这保证着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
经济资源和社会劳动的更为生产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潜在的能力和后备力量的更充分的掘发，以及把这些潜力和后备力量变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特征。
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拥有巨大的而且是日益增大着的经济潜力和资源。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潜力能够自己变成实际的经济成果，那就错了。我们的经济机关和计划机关必须善于运用这些潜力，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些潜力，不断改善生产组织和经济领导方法。
在我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在动员和正确运用国民经济内部资源方面的主要缺点。许多企业远没有充分利用设备，而且有着巨大的浪费和非生产性的耗费。有些工业部门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和减低产品成本的任务。
为要保证整个社会生产不断提高和在我国出产丰富的产品，必须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法则的要求以及在各方面适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来彻底掌握有计划地、合理地运用一切物质的、财政的和劳动的资源的艺术。马林科夫同志在我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一任务。
为了合理地进行生产，必须正确地运用价值法则。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它的发生作用的范围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存在、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法则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而受到限制。然而，价值法则对于生产是有影响的，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掌握价值法则帮助我们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和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运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
斯大林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保证苏联国民经济的新的、强大的高涨，保证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显著提高及我国国防力加强，使全民的社会主义竞赛具有新的规模。关于伟大的工作的新计划将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用英勇的劳动来胜利地实现。
斯大林关于伟大的工作的计划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确保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保证着胜利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使整个进步人类产生自豪感。
苏联有计划地领导国民经济的经验在被人民民主国家运用着。这些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着的经济的成就逐年增多。苏联给予人民民主国家巨大的、各方面的援助。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合作和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和繁荣起来，表现出它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笼罩着残酷的竞争及一些国家被另一些国家所奴役的帝国主义阵营相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平等和互相帮助以便达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的同志般的协调一致性，是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实力增强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同志对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的揭示和论证，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把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提高到新的阶段。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知识武装起来的苏联人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需要，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将为争取经济建设中的更多的成就而进行更为成功的斗争。
（竞诚译自十一月十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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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新的南开大学在天津成立
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在天津正式成立。当日下午该校在新建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和开学典礼。中央高等教育部马叙伦部长等到会祝贺。苏联驻津总领事马铁夫亦应邀出席。会上马叙伦部长、天津市文教委员会黄松龄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杨石先副校长都讲了话。他们一致指出：全校师生应共同努力更进一步作好教学改革工作，作好教学工作。
东北各林区积极开展扫除文盲运动
东北林区自五月中旬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来，东北森林工业工会委员会曾先后举办了两期速成识字法干部训练班，共训练了一百九十四名专任教师、十八名文教干部、二十四名扫除文盲工作组人员；并组织了三百七十八名专任或兼任教师在森林铁路、制材厂等三十一处试点地区进行了实习，参加试点班学习的有七千零九十八名学员。
林区的扫除文盲工作开始后，受到职工的热烈欢迎，并得到领导上的注意和支持。如吉林、辽东、佳木斯林区，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工作开展都比较顺利。但也有个别地区的各级领导，思想步调还未取得一致，因此造成长期缺乏师资、没有教室或时间得不到保证等等现象，甚至有些试点班中途停课。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和加强领导力量，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东北森林工业工会委员会于九月上旬共同抽调干部，组成东北林业扫除文盲委员会办公室，并联合召开了各林区管理局的人事科长、工会文教部长、教育工作组长、妇女委员、文教委员等有关干部的会议，各单位党委、团委的宣传部长亦出席参加。经过这次会议，有关干部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东北七大林区均先后成立了扫除文盲运动委员会，抽调干部，积极训练师资，大力开展推行速成识字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各林区到今年年底可训练出七百名教师，参加今后的大规模扫除文盲工作。目前，各林区正按照由点到面、稳步发展的方针，制订计划，逐步开展扫除文盲工作，争取到一九五四年末，全部扫除现有的固定职工中的六万文盲。
广东省文教厅等单位召开扫除文盲座谈会
为了传达中南扫除文盲工作会议的精神，初步总结广东省推行速成识字法试点的经验，和讨论广东省今冬明春的扫除文盲工作，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广东省总工会筹备会、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特在十一月五日至十日联合召开了广东省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揭阳、曲江、宝安三县和汕头、湛江二市人民政府和工会文教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鹤山、江门等试点县市的代表共二十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南扫除文盲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对这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了几天的讨论和研究，并交流了试点工作的一些经验，代表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南区规定的扫除文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会议确定了以汕头市、湛江市、揭阳县、曲江县和宝安县为展开扫除文盲工作的重点，准备在这些地区创造开展群众性的扫除文盲经验，做好训练师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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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要忠实地服务于人民
——访苏联著名作曲家查哈罗夫
叶遥
记者访问了苏联著名的作曲家查哈罗夫，并听了他在北京的报告。他是一位对音乐问题有精辟见解的人。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样，为苏联人民所熟知。他是苏联著名的皮亚特尼茨基国立俄罗斯民歌合唱团的艺术领导人，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之一，斯大林奖金委员会的委员，苏联电影部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他以他的著名作品：“雄鹰”、“小径”、“有谁知道他”、“克丘莎”、“雾呀，我的雾！”以及他领导皮亚特尼茨基国立俄罗斯民歌合唱团的卓越功绩，荣获三次斯大林奖金。
俄罗斯是个音乐、舞蹈艺术极其丰富的民族。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俄罗斯人和歌曲一道生下来，当他死去的时候也不离开歌曲”。查哈罗夫是在俄罗斯民歌的哺育下长大的，他熟知许多俄罗斯民歌，他的歌曲是在俄罗斯民歌的基础上提高了的创作。他不仅复制了俄罗斯的合唱曲，而且他研究和掌握了民歌的特点和民间演唱的特点，用新的主题、新的韵律、新的生活感觉革新了这些民歌。所以他的歌曲为苏联人民所热爱，并广泛地流行。有些歌曲也流传在国外。像“克丘莎”这支滑稽歌曲，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写成的，它辛辣地讽刺德国匪徒如何害怕克丘莎武器。歌子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活着的德国兵当然很害怕克丘莎，就是死了的德国兵到另一个世界里，听到克丘莎的声音，也要钻到地窖里去”。这支歌子在红军战士中很流行。查哈罗夫所领导的民歌合唱团曾演唱这支歌子，当他们到德国演唱时，每到一个城市，德国人民便热烈要求他们唱这支歌子。“雾呀，我的雾！”不仅在苏联流传很广，在美国、瑞典、挪威、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也很受欢迎。他的许多歌子如“有谁知道他”等，中国人民也很熟悉。
他的创作道路并不是没有曲折的。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他的父亲是顿巴斯煤矿的技工，他小时候和矿工们生活在一起。在沙皇时代，顿巴斯的矿工多是从外地来的，煤矿工人的苦役般的劳动，使那些矿工们在工作之余，思念他们的家乡，他们常唱自己家乡的民歌来怀念故乡的亲人。查哈罗夫从矿工那里学会了几千支民歌，并学会了民间的各种乐器，如手风琴、俄罗斯三弦琴等，因此，他在矿工中很受欢迎。他上了中学，上了罗斯托夫音乐学院后，便被征入伍，当机关枪手。在部队中有许多哥萨克子弟，在行军里他们常唱哥萨克民歌，他又熟悉了许多哥萨克民歌。他的同伴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便请他写歌曲。有一次他写出了一支歌子，但大家不喜欢唱，因为大家不懂。大家要求他写得简单些，他于是写了一支很简单的歌，大家仍不喜欢。大家要求他写出真正振动人心弦的歌。这时，他是非常苦闷的。他说：“我是一个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为什么写不出让人喜欢的歌曲呢？”他开始探索着创作的路，他立志要写出那种振动人的心弦的歌来，但直到退伍，这支歌也没有写成。当他到俄罗斯民歌合唱团时，最初三年，他专心一意地作民间歌曲的记录工作，把合唱团所唱的歌曲都记录下来加以研究。他说：“这三年，等于我上了第二个音乐学院。”从这些记录工作中，他摸到了民歌的特点，找到了创作的钥匙。他在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曾写了一支歌曲，在群众中很流行，这支歌曲是具体证明他的研究的成功的。从此以后，他写的每一支歌曲，便广泛流行开来。但他说：“这样的创作是很困难的，一年只能写三、四支，而这三、四支也便为群众喜爱，并广泛流传。”现在他的创作已经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评价，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每当他写出一支歌曲时，许多歌唱团、出版社、广播电台都向他要乐谱，甚至连他自己的一份底稿也留不下。他到中国前，曾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写了两支歌，他说：“我不知道回国后能否找到底稿。”他的歌曲就是如此受欢迎的。查哈罗夫说：“在苏联，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不是一种娱乐，艺术是一个大的力量，以它去鼓舞人们创造奇迹，创造幸福生活的。”查哈罗夫就是以自己的音乐才能，忠实地服务于人民的。
他所领导的皮亚特尼茨基国立俄罗斯民歌合唱团，原来只有十八人，他到合唱团后，以他全副的精力和才能贡献给它，发展了它，现在有二百二十人。他们的演唱是苏联第一流的演唱。苏联人民非常喜爱这个合唱团，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曾数次到国外演出，也获得了很大成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团内的团员，都是来自俄罗斯中部的民间歌手，没有一个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的舞蹈队也是由民间优秀的舞蹈家组成的。这些歌手和舞蹈家，都是民间艺术的花朵。
当记者询问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如何关心和帮助音乐工作者进行创作时，查哈罗夫谈到一九四八年苏联音乐界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音乐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他说：“在苏联，像在中国一样，我们的人民非常喜爱自己的作曲家，当作曲家有错误的倾向时，人民的反应是明显的。”那时的音乐厅，听众不去，因为人们听不懂、也不喜欢那些奇怪的音乐。人们是希望从作曲家那里得到渗透着人民的理想、鼓舞人民为党的事业而战的音乐，但热衷于形式主义创作的音乐家，却对于噪音和不和谐音一味偏爱，把没有思想内容的、奇奇怪怪的声音塞给人民。人民不喜欢，不接受，有形式主义错误的音乐家们还为自己作辩护，说他们的作品到百年以后，人们就会懂得了。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查哈罗夫说：“百年后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人民不喜欢，我们知道的最清楚。”
苏联共产党中央注意了音乐创作中的这种有害倾向，便召集了一个会议，批判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号召音乐家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一批判，获得了很大成功，把形式主义的作曲家，从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下救了出来，解放了他们的创作力，把音乐创作重新交还给人民。
苏联人民对于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反应极其热烈，许多高级学校、工厂、机关中的人们，给报刊写信，感谢党把音乐创作归还给了人民。
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曲者却叫起来，说什么：“苏联想把音乐创作性给掐死，几个形式主义的作曲家被流放了、被毁灭了，……”查哈罗夫说：“这完全是胡说，因为创作是不能命令的。我们苏联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人禁止过写形式主义的作品，但就是这些作品没人演奏，没人去听。”
谈到这里，查哈罗夫又谈到了苏联作曲家的学习情况。他说：“我们的作曲家都深深知道，如果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便会落到人民的理想、人民的思想后面，便要犯错误。”所以，苏联全国各地的作曲家协会都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经常请科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给作报告。现在许多作曲家家里都有无线电传真器，坐在家里可以看到各地的演出，看到电影，听到音乐会，看到足球赛，……作曲家热切地注意着这些群众的文化生活活动。除此之外，他们并注意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作曲家协会还组织了创作旅行，组织作曲家分头到农庄、工厂或到共产主义建设工程地去，认识生活，进行创作。作曲家进行创作时，可以到创作大厦去，那里有优美的、良好的创作环境。这些都是作曲家协会的工作。
查哈罗夫曾在北京看到中国戏曲“打渔杀家”等节目，当他谈到对中国戏曲的观感时说：“我看的节目很少，但我明确地说，中国的艺术不是一百年、一千年的艺术，而是几千年创造出来的。精练、集中，具有惊人的表现力。”他盛赞“打渔杀家”中的父女划船的动作的优美、完善。他说：“男的蹲下，女的起来，这样精简的动作，给你画出了一只船。让任何观众看起来都是船，而不是汽车。这种表现方法，是天才的民族创造出来的。人民用想像画出的船，你用纸是画不出的。这只船比真船更真，比真船更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只船。当然，这只是我看到的中国民间艺术美的因素的一种。”他说：“中国民间艺人所以唱的很好，也是几千年声乐文化教育的结果。人民的创造是这么完善，应多看几次才能了解它的特点。”他说他很理解中国观众为什么一个戏看好多次也看不厌是什么道理：“因为每次它都给你新的东西”。
他认为中国的戏曲在舞台上很少布景，只靠演员的演唱来表达全部所要表达的东西，这是很杰出的。他嘲笑那些只靠装模作样，用外部动作作粉饰，而不从歌唱本身表达情感的职业歌唱者。他认为：“人民的创作在所有民族都是健康的、严肃的。假如人民歌唱自己的悲哀和痛苦时，他们的歌也不是用脸上挂泪的唱法唱出的，有些职业歌唱家是专用泪水吸引人的。”他说：“西欧和美国的许多职业艺术家就是如此。他们的歌唱会使你的肌肉松弛下来，做梦都做恶梦，看完后，人像生病了一样，这是他们的艺术特色。”他认为中国戏曲演员的演唱是健康的、严肃的。
他认为中国的乐器样数不多，但每种乐器都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好的。但他觉得中国的乐器比较古老，表现新的生活、新的感想是不够的。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善乐器，增加乐队的人数，使它更适宜于表现今天人民的生活。
关于音乐学院如何训练歌唱的问题，他认为有人说只有音乐学院才能把人的声音训练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音乐学院的责任不是彻底把人的天然嗓子丢掉，而另来一套。是除去给人以音乐文化教育外，最重要的是使歌喉最好的人，能把歌唱中不正确的发音加以修正，把歌唱中的丝丝的声音去掉，使发音更清楚，每一个音都能使观众听清，但有些坏的音乐教育家，往往在学生毕业时，把他的好嗓子给毁掉了。
关于歌曲中的人民性问题，查哈罗夫说：凡是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作品，便具有人民性。一支好的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歌曲，它能在民间流传几百年或几千年。一个作品的好坏，不是在音乐会中获得几次鼓掌就能评定的，而是要看它在人民中能流传多久。有人说民间歌曲有许多是古老的，唱这些歌曲会将人往后拉，这是对民族遗产的不正确了解。人民所以喜爱那些古老的民歌，因为那些歌曲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人民歌曲的创作，也是不断随生活的发展而不断有新的创作。在苏联音乐的创作是以民间歌曲为基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在搜集、记录民间歌曲的工作上作了许多工作。查哈罗夫的创作道路，就是从民歌中探索出来的，这一点对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是一种启发。（附图片）
查哈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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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怀念着苏联同志
苗地 赴志方作
十、在工作中我向达拉索夫同志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原理，比如说：修补锅炉上的罐洞，我认为用电焊补住就可以了，但是，达拉索夫同志说：罐洞坏了一定要在电焊后再打“补强板”，或者用其它的苏联的先进经验，来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
十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般的机械技术方面的名词我也渐渐学会了。所以每到晚上，我们俩人就在一起研究问题，他还介绍一些科学书籍给我。
十二、达拉索夫同志非常善于接近群众，工友韩树枝的妹妹结婚，我们买了些礼品，达拉索夫知道了，他也要去吃喜酒，并且还买了些礼物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