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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生产实习
纪怀民
生产实习，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参观，又区别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单纯操作。它的任务在于巩固学生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并使他们获得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熟练技巧。这种把理论知识通过实践去印证，然后再从实践中去丰富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三页）斯大林同志也说过：“科学的原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断绝了关系，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它对于人类岂不是早已没有什么作用了么。”（“在第一次全苏联斯塔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苏联高等学校的经验，规定大学本科各系的学生在学过一定的专业以后都要进行生产实习。第一次生产实习是在学生修业届满两年或三年时进行；第二次生产实习，则在学生修业全部终了时进行。
今年六月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工厂管理系、经济计划系、财政系、合作社系、贸易系五个系的二年级学生近五百人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生产实习。这次实习是分十三个专业课程，四十五个实习组，分别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地的四十八处工厂、矿山、农场、油田、合作社和企业机关进行的。由于中央有关各部、会和各该厂矿、企业机关的有力支持，以及苏联教授们的直接帮助和参加实习师生的努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取得了若干经验。然而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在运用苏联的这一先进教学方法上还缺乏经验，缺点还是不少的。
这次参加实习的学生共四百九十九人，其中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约占百分之八十，青年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十五，产业工人约占百分之五。他们绝大部分原先文化水平较低，更无专业知识，在中国人民大学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一般地都能按照既定的生产实习纲要，比较完整地作出生产实习报告。例如工厂管理系采煤班的学生袁惠、陈志鹏，过去都是开滦煤矿的工人，在旧社会他们没有读书的机会，入校前尚不够初中的文化水平，经过两年学习，在生产实习中写出了比较完整的实习报告，报告中的技术部分，都绘制了合乎一定规格的机器构造图，并运用材料作了分析说明。合作社系有不少农民出身的学生，在实习中也都能依据纲要写出很好的实习报告。评定的结果，全校参加生产实习的学生，大多数成绩优良，并且没有不及格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培养工农新型知识分子是有成效的。从而也说明了生产实习这一先进的教学方法，切合新型高等教育的要求。
另外，从学生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生产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教学方法。许多学生说：过去在书本上学技术往往不容易透澈了解，经过生产实习，书本知识变成了活生生的知识。有的说：“生产实习把课堂上所学的进一步消化了”，“生产实习解决了理论怎样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这个问题”等等。这说明了生产实习不仅达到了通过实践去印证所学理论知识的目的，而且丰富了学生所学的课程内容。
在实习中，参加实习的师生搜集了模型、标本和资料共六百多种，充实了各教学研究室的资料室，这对教员编写讲义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通过生产实习，也检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内容，证明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内容基本上是切合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的。但也暴露了中国人民大学在编写讲义中的某些严重缺点，例如在个别技术课程中，曾把我国的某些陈旧的材料编到了讲义里面。这些缺点，中国人民大学已迅速予以修正。
学生在实习中看到了祖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增强了学习的热情和信心。他们有的在厂矿中访问了劳动模范，和工人积极分子举行了座谈会，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次实习的主要缺点，是少数教学研究室在编制生产实习纲要时，没有经过仔细研究，也没有主动征得厂矿企业机关的同意，以致在实习进行中不得不临时变更计划。在和厂矿企业机关的联系上也嫌不够周密，大部分实习组未能争取到厂矿企业机关指派生产实习的领导人。个别实习组把生产实习的内容降低到仅仅是听报告或参观的水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些缺点，是由于某些实习组的领导人未严格遵照苏联先进经验的原则进行工作所产生的，给了生产实习的质量以一定影响。
我们第一次生产实习的经验，大致如下：
一、关于生产实习的准备：在苏联高等学校中，把生产实习的准备工作看得十分重要。在准备期间，要求各该实习专业的教学研究室制定全面的、科学的生产实习纲要，“并根据生产实习纲要，适当地考虑实习地点和条件，制定学生在各该企业或机关中的工作计划。计划最迟须在学生实习前一周内，由生产实习领导人制成，并征得企业或该机关的同意”（“苏联高等学校”第七章）。中国人民大学的生产实习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进行的。这一原则要求：在实习开始之前，首先进行缜密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制订生产实习纲要和生产实习计划开始，系主任和教学研究室主任就要和各该实习专业课程的主讲教员反复研究，并主动取得有关厂矿企业机关的同意，务求订出十分完整和切合实际的纲要和计划。经验证明：如果纲要和计划订得好，生产实习的收获就大，否则在实习过程中就必然遭遇困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石油班在甘肃玉门实习时，事先就把实习纲要和有关领导机关进行了研究，作了修订，实习结果很圆满，收获很大。而机械班在沈阳实习时，由于和厂方商量得不够，以致不得不临时变更计划，生产实习的效果也因而受了影响。因此在生产实习的准备工作中，和各厂矿企业机关的联系问题，对生产实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联系并不仅仅限于磋商纲要和修订计划，而更重要的，是主动取得各有关厂矿企业机关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要从企业最上层的领导机关直到下层的厂矿、车间，层层打通，使各企业把学生的生产实习工作重视起来，看作是自己的工作的
一部分，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次生产实习中有比较深刻的体会。例如工厂管理系电业班的同学在天津发电厂实习时，就因为发电厂厂长的亲身领导而得到了很大的方便。本来，在电机设备部分的实习，是必须在电厂检修时方能窥其全貌的；但电厂检修工作不是经常进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有厂长的帮助，这一困难顺利地解决了。当厂长了解到某处电机进行检修时，就在夜间通知学生前往，这样就保证了实习要求的完满解决。另外也有这种例子，厂方随便指派一个技术员或熟练工人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满足学生的实习要求。从这些事例中，不难了解，在生产实习准备工作中取得厂矿企业机关负责干部的领导和支持是极其重要的。在和厂矿企业机关密切关系这方面，我们有的系还进一步采取了和厂矿企业机关订立合同的办法，争取各厂、矿作为学校今后实习的固定地点。事实说明，这种方式，是取得企业部门领导、支持和密切双方关系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二、关于生产实习的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全校范围的生产实习工作的行政领导，是由教务部的生产实习组负责的，而系范围内的领导则由系主任负责。生产实习组的工作任务，是制订全校生产实习计划及经费预算书，并督促协助各系和有关厂矿企业进行联系，检查和监督各地生产实习的进度，及时向教务部长及校长提出生产实习工作进行的报告书等等。系主任的任务则是督促制订系范围内的实习计划和生产实习纲要，指派实习的领导教员，决定实习生名单等等。但这不过是生产实习的一般行政领导，而对各个专业实习组的具体领导，例如一般学习方法的指导以及对学生实习成绩的考察等等，则要由各该专业的教学研究室指派业务最强的教员来担任。至于生产实习的实际技术领导，则必须依靠厂矿企业中指派熟练的专门人材来担任。在苏联高等学校，“生产实习之教学方法部分由教员负责，而生产技术部分则由各企业首长及负责领导之专家负责”（“苏联高等学校”第一章），“学生的实习报告以及日记，在学生离开企业前须经实习领导人审阅及签证”（“苏联高等学校”第七章）。在这一方面，我们在第一次生产实习时未能完全做到。但经验证明，依靠厂矿的熟练专家担任实习总领导的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做，实习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技术。其次，从各该企业领导人审阅学生实习报告的评语，学校方面可以考察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程度，从而提高和改进教学质量。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所以未能完全做好，原因是：各实习组的领导教员未能大力争取，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目前中国多数厂矿企业机关对接待学生生产实习尚无一定的机构和办法，个别企业单位则强调生产任务忙，而对学生生产实习重视不够。
三、关于生产实习的工作形式：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苏联的经验，结合我国目前各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如下的生产实习的工作形式：首先，依据生产实习纲要研究和了解各有关厂矿企业机关的概况、沿革及特点，然后根据纲要所规定的项目，分别搜集资料或通过实际工作去印证学生在校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在实习过程中，要求实习生必须严格执行纲要的规定并保证全部完成。在每日实习终了时，实习生都要做日记，记载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状况。同时，为了帮助实习生完满地完成实习任务，在生产实习期间，负责领导生产实习的教员应适当组织实习生到附属车间或到和该厂矿企业有关系的单位进行参观。另外，要请企业领导干部作专题报告或解答实习生所提出的问题，并组织和辅导实习生进行理论学习以及和模范工友座谈等。实习生在全部实习终了的时候，必须提出生产实习报告，这份报告要经过企业领导人的审核并予以书面评语，以便于教员考察和评定实习生的生产实习成绩（按照四级分制评定）。在进行成绩评定时，教员还可以提出临时质疑，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程度。
在实习生离开厂矿企业机关时，还应该组织实习生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
以上的这些实习步骤，还是一般的原则，各实习组当然还会依据不同的专业特点，规定若干切合要求的活动。但必须说明，学生的生产实习，主要是要学生依据提纲去独立地完成实习任务，实习领导人对实习生只能是帮助和指导的关系，不能有任何代替或类似代替学生实习的行动。比如过多地组织报告或参观，让实习生仅仅限于听或看，而不是实际地去从事生产活动，等等，这必然会降低生产实习的质量，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生产实习中个别实习组就曾发生这种缺点。该校准备在今后的生产实习中予以纠正。
四、厂矿企业机关的选择：“生产实习须在较好的企业里和国民经济各部门里，在学校、在较好的农村和地方医院、附属医院……集体农庄、科学院等机关中组织之”（“苏联高等学校”第七章）。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进行生产实习的厂矿或企业机关时，是吸取苏联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依据下述两个原则进行的：一是尽先选择当地（即学校附近）合乎条件的厂矿企业机关；二是选择技术设备完善而且比较先进的厂矿企业机关。这两个原则是结合的，前者便于学校就近领导和节省国家经费，后者则保证不单纯受地区限制而降低实习质量。特别像中国人民大学，它在各方面都是学习苏联先进建设经验的，因此就一定要在较先进的企业中进行生产实习，因为在先进的企业或工厂中也正在大力推行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对于与专业课程的结合更具有现实意义，收获也必然会更大。比如工厂管理系的采煤班是在中国著名的煤都东北抚顺进行实习的，这里有竖井采煤和露天采煤，有全面的附属生产设备如炼钢厂、制油厂等等，这使学生容易全面了解生产过程；同时，在抚顺龙凤矿正在推行苏联先进的“周期采煤法”，这也便于实习生体会苏联的先进经验。
五、关于保密和安全问题：当学生到国家工厂或企业机关中进行生产实习时，实习的领导人要反复地向实习生进行保守国家机密的教育。因为保守国家机密是每一个国家成员必须具备的品质，特别在实习中，实习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许多属于国家机密的材料。为此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实习生不得将保密材料写在报告书或日记中，并由领导人负责予以检查。
实习生的安全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一般的缺乏生产知识，不熟悉现场情况。为了保障实习生的安全，在实习开始之前，要先请厂矿企业机关负责人作安全问题的报告，特别像矿井实习、火药场实习，更须如此。中国人民大学曾制定了学生生产实习规则，要求每一个实习生严格遵守，除此以外，还要要求学生成为服从厂矿企业机关一切生产纪律的模范。
生产实习是苏联高等教育的先进教学方法，但运用这种方法，在中国人民大学还仅仅是个开端，经验还不够成熟，需要今后积极地予以改进和提高；但这种教学方法已证明对中国人民大学是适用的，有效的，因而是值得介绍和推广的。我国即将全面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而更多地和更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乃是全国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俄为师”，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我们就一定会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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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音乐家佐尔丹·柯达伊
任虹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七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后台休息室里，聚集着参加匈牙利第一届音乐周开幕典礼的许多艺术家们：有匈牙利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名指挥，文学家，美术家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音乐代表。他们正在热烈地畅谈，突然被一位从门外进来的、很严肃、沉静而有学者风度的长者吸引住了。大家都以十分尊敬的眼光注视着他，并和他热情地握手，各国代表也向他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我看到一位匈牙利著名的青年指挥和一位女歌手，在这位长者面前愉快地谈着什么，他们彼此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有如子女和父亲一样地亲切。这位受着大家尊敬的长者就是匈牙利当代文化生活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二十世纪音乐史中卓越的大师，热心研究民间音乐的学者，两次柯树特奖金的获得者，匈牙利音乐家联盟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佐尔丹·柯达伊。他代表主席团宣布开幕时，很简明地说明：“……匈牙利的作曲家们是从人民中来的，他们的新作品应该交给人民来审查，这就是音乐周的意义”。他的话引起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匈牙利音乐家联盟主席，音乐科学理论家萨波奇报告开会目的时说：“……我们的新音乐过去是一个低潮，在四十五年以前柯达伊开始创作一种新的音乐语言，这种语言是人民的，是人民所熟悉所乐于接受的。匈牙利在过去只有少数几个人为这新的音乐语言而奋斗，但在今天人民的匈牙利已经有了更好的可能与条件来发展这种新的音乐语言，我们是能够得到更完美的效果的……”。的确，以柯达伊多年努力的光辉成就为榜样的匈牙利人民的新音乐语言现在已得到广泛发展了。
柯达伊今年七十岁了，在他这一生中几乎有半个世纪是在反抗匈牙利封建势力和霍尔第法西斯主义暴行的不屈不挠斗争中度过的。从一九四五年匈牙利解放以后，这位老年作曲家的创作生命力更加旺盛起来，在他毕生事业中可算是达到了最完满的地步。在这个音乐周中演出了他的三个新作品，博得大会的一致赞美，获得很高的评价。这三个作品是：为大管弦乐队及独唱而改编的民间故事歌“卡达尔·卡塔”、为年青的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合唱队所写的合唱曲“考拉双人舞”、以及为铜管乐队所写的“洪维德士兵进行曲”。每次演出都博得听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合唱队演唱“考拉双人舞”的时候，全场听众热烈地向坐在包厢中的柯达伊鼓掌。他几次站立起来致谢都停止不住掌声。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作曲家协会总书记、著名作曲家赫连尼科夫说道：“柯达伊的民歌加工掌握了民间音乐的特性——深刻，明确，清楚。用民间音乐作成完美的音乐形式是非常成功的，他的作品给人民以无限的力量，他把匈牙利人民美好的生活，生动、愉快而热烈地反映在他的曲子里。他所使用的高度的自然而简洁的风格，他的表现手法的纯正以及他独特具有的关于合唱和管弦乐的渊博的知识，使他的作品列入典范音乐之林。今天匈牙利的作曲家们有机会和这位卓越的大师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真是非常幸运。”
匈牙利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进步的艺术家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热爱和敬意在注视着柯达伊辉煌的生平事业和未来工作的。柯达伊今天的活动，显示了他突出的乐观情调和青春的活力，他参加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匈牙利而进行的艺术事业，他也以自己的创作活动贡献给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斗争。
柯达伊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匈牙利科斯科美特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里，曾经在拉吉卓巴斯里地方求学，以后又到布达佩斯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七年他成了该校的教师，在音乐专科学校的年代中，他认识了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贝拉·巴尔多克。从那时候起，尤其是与巴尔多克做了第一次搜集匈牙利民歌的旅行以后，他为着民间艺术的发展，开始了坚持不渝的斗争。柯达伊首次搜集民歌的漫游，他的深入民间的活动，立即和这位艺术家的创造事业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了。柯达伊和巴尔多克当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种以民歌为基础的新匈牙利音乐语言，这一点到今天是不再被怀疑了。这种艺术在进步的音乐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表现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力量的信任和坚信不疑的胜利信心。当时正是匈牙利农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而反动压迫随之加深的年代。柯达伊到农民和贫民间去搜集民歌的这一事实，明显地意味着他是站在进步的方面，表示了从他的事业开始时起，就已经决定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劳动人民了。
他成了一个策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者。民歌搜集工作的开端在音乐史上所占有的重要性是和他的政治性分不开的，而政治背景又恰恰说明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历史价值。搜集民歌这件工作的本身包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伟大的匈牙利革命诗人彼得斐，曾经在给他同时代的杰出诗人杨诺士·阿兰尼的一封信中所阐发的：“当人民在文学中获得胜利的时候，那末他们在政治上获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九○五年柯达伊和他的战友贝拉·巴尔多克开始了音乐艺术战线上的战斗，一直战斗到解放。他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呢，柯达伊在“儿童唱游集”的自序中有着最好的说明：自从巴尔多克离去以后，柯达伊继续工作，他将四十年中所搜集的几千只曲子加以整理分类。而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后，他的工作就成为“自动”的工作了。这就是说，到最后完全没有人支持他了。民间音乐领域中那些鼓舞人民走向胜利的因素，柯达伊、巴尔多克以及后来几位学生所献身的那个理想，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半殖民地匈牙利和霍尔第反革命的法西斯匈牙利所一心一意要设法扼杀的东西。反动统治虽想尽一切办法来使柯达伊不要继续从事这种“叛逆”的工作，但他的魄力和信念是无法挫折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一个人“自动地”继续了他的工作，为了那个他坚决相信终将到达的将来。他的这个理想实现了，在匈牙利第一届音乐周的同时，篇幅达一千余页，内容包括一千一百六十一支曲子的匈牙利民歌集第一集“儿童唱游集”出版了，这是把巴尔多克和柯达伊五十年来苦心研究的成果加以广泛传播的开始。匈牙利民歌集共有两万多支歌曲，都是由这两位大音乐家和他们的几个热心的学生搜集起来的，它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宝藏。这次出版意味着一件巨大工作的完成，这件巨大的工作早在“自由斗争”（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准备阶段中，即一八三二年就由匈牙利科学院开始了，但只有在今天被解放了的人民的匈牙利才得以实现。匈牙利政府和人民很重视这件大事，为此特将以十九世纪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柯树特的名字命名的柯树特奖金奖给他，这个“柯树特”奖金是专为那些在艺术，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最出色的人物而设立的。
柯达伊对劳动人民和新社会的热爱，可以从他许多谈话中见到。一九三七年，当霍尔第法西斯主义愈来愈猖狂的时候，柯达伊曾经这样说：“时候到了，知识阶层从人民取来而赋以新的艺术形式的文化遗产，应该交还给人民大众了。”一九五○年当他看完他的歌剧“塞克利·斯宾奈雷”在德勃莱青地方的演出回来后，他对新闻界发表如下的谈话：“这次演出很好，它使我非常高兴。我觉得在舞台和观众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观众中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工厂劳动者的缘故。……从‘塞克利·斯宾奈雷’第一次上演以来，二十年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批观众能够这样透彻地了解这个作品中的意义和内容。人民通过‘塞克利·斯宾奈雷’喊出他们的呼声，这呼声又是人民所必须理解的。这次德勃莱青地方的千万个工人就证明我们已达到了这个地步”。
柯达伊终于尝到了解放的快乐。在这位备经考验的艺术家身上，创作的意志又复活了。现在他给自己一生的研究工作作出结论，把自己收集的大量民歌编辑起来。同时，他还以新的创作贡献给人民。他的得奖的合唱曲“考拉双人舞”——描写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的叙事诗，即是他的新作品之一。这首合唱曲表达了匈牙利人民勇敢、奔放、热情的气质，和人民无穷尽的创造性的才能。
在祝贺柯达伊七十寿诞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地祝福他永远健康。
（附图片）
佐尔丹·柯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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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区在司法改革建设阶段
依靠群众清理了大量积案
华东区司法改革运动建设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华东区认真发动了人民群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清理了大量的积案，并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中心工作，创造了新的司法制度和作风，为今后的人民司法建设提供了良好经验。
华东区依靠群众清理积案的工作，是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与各部门通力合作之下进行的。步骤是先由司法、公安、民政、检察、监察等政府部门及青年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联合组成清理积案委员会，再由各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审判组），分赴各区进行工作。各工作组到区后，与区、乡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共同组成清理积案的力量，由点到面地开始工作。具体作法是，先召开区、乡
（街）及群众团体的干部、群众代表或调解委员的会议，宣传司法改革的意义，检讨法院的工作，说明发动群众清理积案的必要，动员他们参加清理积案的工作。然后处理典型案件，具体交代政策。接着即将当地的积案，依地区排队，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搜集和对证案情，根据政策，进行集体调解。调解不成的案件即判决处理，并及时执行。最后和群众一同总结经验，并征求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
依靠群众处理积案的结果，使已有的积案迅速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苏州市在一个集体调解会上，一小时处理了四十六个案件。广大群众对于这种群众路线的办案方式十分拥护，对人民法院更加信任。因此，各地在清理积案中又收到相当多的新收案件。福州市在三十五天中处理的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案件中，就有新收的案件一千二百七十五件。江苏江阴县徐廷如和徐保树的田基纠纷，已经拖了六十余年，这次经过群众评议，在半天内就和解了。
依靠群众处理积案的实践，提高了干部对于办案必须依靠群众的认识，并批判了违反这一原则的思想和作风。过去许多干部片面地认为自己经过革命锻炼，办案尚难免发生错误，群众更会发生错误，因而在处理案件中不敢大胆依靠群众。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他们的看法改变了。福建省永春县在司法改革中采取单纯“坐堂问案”的方法，十三天中只清理积案二十二件；在同一时期，晋江专署司法科协助该县在一个区，依靠群众清理积案，三天中就清理了一百五十一件，且使当事人十分满意。这些事实，使干部的头脑清醒了，他们对自己那种脱离群众、不调查不研究的单纯“坐堂问案”的旧衙门作风进行了严格的批判，认识到那种高高在上的“老爷”作风是可耻的，是违反人民利益的。在这一期间，人民群众也受到了教育。原苏南全区绝大部分县、市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群众受到司法改革的教育，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群众约二百万人参加了办案的工作。许多案件当事人懂得了政策，受到了团结的教育和前途的教育。在处理案件中间，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有些自动撤销了案件，也有些案件当事人双方自动协商解决了。华东各地统计，经调解解决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地在办案中又研究了犯罪原因，对群众进行教育，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如福建省惠安县在处理婚姻案件时，研究了妇女自杀的原因，使八千余对夫妇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在八十六个乡中突破了四十九个准备集体自杀的集团，挽救了二百三十六个企图自杀的妇女。
华东各地在清理积案过程中，创造并树立了一些新的司法制度与作风。全区已普遍建立或健全了区、乡（街）的调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及时调处一般的民事纠纷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又能经常向群众进行法纪的宣传，使人民司法工作变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各地由于就地及时处理案件，执行判决，因而诉讼程序被简化了，繁琐的收案、结案的手续被废除了。各地在结案时采用了“调解表”或“结案通知书”，废除了反动法院遗留下来的那套“主文、事实、理由”的繁琐的格式。
华东各地在处理积案中采取了为中心服务、结合中心工作的方针。如福建省福州市在清理积案中，实行案件“站队”，选择其中与中心工作有关的案件，公开宣判，广泛宣传，又发动群众检举了同类性质的违法案件一千余件，对中心工作有很大推动作用。惠安县在贯彻婚姻法的典型试验中，一面处理婚姻案件，一面召开家庭民主和睦会议，向群众进行劳动互助的教育，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据二十八个乡的统计，在运动中参加互助组的有二千余户。另据二十个乡四个街的统计，新参加合作社的有六千五百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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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欢迎“中苏友好报”
子平
“中苏友好报”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报，在今年十月五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三周年时创刊。它是我国唯一的以介绍苏联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报纸。解放三年来，我国出版了许多介绍苏联的读物，在帮助我国人民认识苏联和学习苏联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特别是适合工农阅读的通俗读物更形缺乏。因此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创办这样一个通俗的报纸是很必要的。该报在“创刊的话”中宣布它自己的任务是“发扬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使我国人民群众认识到两国友好同盟在我们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伟大意义；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我国人民群众深切地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处；介绍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与模范事迹，使我国人民学习苏联人民的高尚品质；传播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与介绍科学发明，以提高我国人民对于学习苏联的重要性的认识，迎接即将到来的我国的大规模建设。”此外，该报还要用一定的篇幅登载读者来信，解答读者有关苏联和中苏友好的问题，并报道全国各地中苏友协的活动和工作经验等。
“中苏友好报”是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每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出版。它利用了各种为群众喜爱的形式来进行宣传，如图片、连环画、人物故事、歌曲、鼓词、快板、黑板报材料等等；它的文字简练通俗，比较适合广大群众的阅读能力；在内容方面，也注意到了适合我国建设的实际需要。因此该报出版以来，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河北沙河县中苏友协赵禄来信说：“听说‘中苏友好报’来了，连饭都只吃了一口，就拿起报一连看了三遍。”开滦唐家庄矿机电科井上维运股有七十多人做了长期订户，占全体职工数的绝大部分。河北邢台县一个区的两个学校和一个联村社就订了一百多份。有些读者并表示要做永久订户。陕西省有的中苏友协会员说：“报上面的事多半都合乎我们的要求，能结合我们眼前做的活；把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多登上些，咱们的办法就更多了。”邢台七区曹家台劳动模范赵恒和五区龙门劳动模范袁学玉在县里开会，见到了“中苏友好报”说：“过去光说苏联好，不知道向群众宣传啥，现在有了报，宣传材料可好办了。”他便立刻去订阅。
“中苏友好报”受群众欢迎的程度，还可以从它迅速增长的发行数字看出。几乎每期都增加份数，每期都感到供不应求。第一期发行十万零五百份，后来加印六万份；第二期发行十万零五百份，加印了八万份；第三期发行二十万零五百份；第四期发行二十二万份，加印了五万份；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各发行四十五万份。它业已成为我国销路最广的报纸之一。如果不是由于纸张的限制，那么发行数量还会大大增加下去。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是多么渴望认识和学习苏联。
在“中苏友好月”中，该报大力配合宣传，前后登载了一系列的讲话材料：“苏联国家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中苏友好同盟对我国、对世界人民有哪些好处”“苏联先进生产经验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苏联人民是怎样增产节约的”等，在“中苏友好月”宣传中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为了供给各地中苏友协会员以系统的学习材料，该报还特辟了“会员读本”一栏。最近的两期，又登载了很多有关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字和图画。
“中苏友好报”已成为中苏友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可以期望，在中苏友协总会和全体友协会员的努力下，它将日渐成长壮大，在巩固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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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模范司法工作者王文轩
陈一超
河南省开封县人民法院院长王文轩是郑州专区的模范司法工作者。
王文轩做过七年的乡、区政府工作，一九五零年，被调负责开封县人民法院工作。当时他觉得自己文化很低，又不懂法律，干不了。参加了党校整风学习和河南省人民法院召开的司法工作会议以后，他认识了党所交给他的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就决心要做好司法工作。但怎么做呢？心里还没有底。他觉得犯人都很会狡辩，自己是农民出身，嘴又笨，老不敢审判案件。领导同志告诉他，只有亲身参加审讯，才能很快地学会这套业务。他接受领导同志的指示，就开始了审讯工作。
王文轩在开始审讯的几次，因为抓不住问题的主要关键，常弄得犯人向他诉“苦”。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难倒。他一方面旁听别人的审讯，一方面辛勤地钻研司法文件和上级批过的案卷，经常到深夜不睡。就这样，他逐渐掌握了审讯方法。但对处理案件中走群众路线还有疑虑。他觉得法院工作很复杂，走群众路线不容易。他同时又考虑到：法院在镇压反革命时积案很多，积案压久了，又会影响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上级也指示要走群众路线。王文轩经过反复的思索，又和其他同志研究过以后，就决定先做一做看。依靠群众办案的成绩，出乎他意料之外。在审讯反革命分子孙书堂时，该犯曾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王文轩便带案下乡，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政策，讲明处理案件的经过，结果人证物证都从群众中找到了。该犯见农民赵文明出庭作证时，便说“不要证了，我承认了”。这案很快得到解决。王文轩和四个干部依靠群众在十五天内，处理案件一百六十四起。
王文轩抓住了这个规律，处理案件时时常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再不怕犯人狡赖不承认了。有一次决定处决该县张庄的杀人犯王景绪时，他听到该县马皮庄的群众说法院的材料不确实，便亲自跑到张庄周围几个村子进行了两天的调查，终于了解了事情真象，找出了见证人，正确处理了这一案件，得到群众赞许。王文轩做院长后，知道了该县马头乡群众对前任院长判处惯匪田生三年徒刑有许多意见。王文轩从过去的案件中，了解到田生有十三条人命血债，于是又亲到马头乡搜集了群众意见，呈请上级改判。结果改判田生死刑，并把他处决了。后来他又检查出过去重罪轻判的案件十四起，都一一改判，人民十分满意。
王文轩同志对待案件是十分慎重的。审判员彭维炎向他汇报一件判处蒋洪信极刑案，他反复思索了一夜：为什么会像汇报中所说在审问时，蒋洪信会对原告所告的罪状都无顾虑地承认呢？第二天他和这个审判员共同复审时，发现昨晚听到的汇报中许多地方是原告的一面之词。王文轩又让彭维炎二次携带案卷下乡就地审讯。彭维炎与群众共同审问的结果，实际情况与原告所告的有很大的出入。最后改判蒋洪信五年徒刑。王文轩在处理该县大观头乡农民周顺和打伤他哥哥案件的时候，区、乡干部和群众中有人要求判周顺和徒刑。但是王文轩觉得周顺和兄弟俩过去感情很好，因一时冲动打了起来，只教育周顺和向他哥哥道歉拿出医药费就是了。这样他们兄弟又能和好，又不耽误生产。他打通了干部与群众思想后，就这样作了处理，结果周顺和兄弟俩果然言归于好了。有一天夜里，第三区区人民政府打来电话说马头乡发现一个农民被杀死在一块地里。王文轩马上带一个法警，连夜走了五十里，赶到现场调查。经过两天深入了解，并同群众研究的结果，才知道这个农民不是被害，而是自杀的。
有一对青年夫妇到法院打离婚官司，男的叫孙本义，女的名李秀荣。男的不同意离婚，女的硬说感情不好，但说不出对方虐待的行为。女的又说：
“如不离婚，算输理了。”王文轩觉得其中一定有别的问题，第二天他就派人带案下乡调查。经过了解，才知道问题是孙本义的妈妈和妹妹阻挠他们夫妇同居而引起的。在批评了孙的母亲和妹妹后，母女三人都承认了错误。孙李夫妇俩也和好了。
王文轩这种深入群众的作风，已改变了开封县人民法院过去“坐堂问案”的旧作风。凡有疑问的案子，法院的干部都自动带案下乡深入调查。有时候天晚了，来了告状的农民，王文轩还亲自或派人帮助他们解决住宿饮食问题。
王文轩自己生活很朴素，一双鞋穿了一年零七个月，补了两次，还舍不得丢掉。碰到同志们闹情绪，不好好工作，他总耐心地帮助他们，启发他们。因此开封县人民法院的干部，不仅把他当作一个领导者，还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