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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工厂行政干部应该注意政治工作
沈阳三二一工厂党委委员 沈阳三二一工厂厂长 高方启
几年来，在上级党委、上级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教育下，在本厂党委的具体帮助下，我体会到工厂行政工作干部经常地注意做政治工作，对提高工人政治水平，保证国家生产任务的完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厂的企业管理，就是要组织全体职工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教育着和改变着全体职工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工作的内容。比如实行计划管理，那就要教育和组织全体职工讨论和制订年度生产、技术、财务等项计划和日生产计划及定额管理等，组织有节奏的生产，以提高日均衡率，缩短生产周期。比如实行技术管理，那就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贯彻技术操作规程、技术质量责任制、技术保安规程、技术检验制度、技术人员专责和机械设备保养检修制度等。其他如实行先进的工资制度，实行车间、小组的成本核算以及将要发展成为个别经济核算的“个人积累手册”等等，也都必须在工作中注意政治教育，要通过群众的自觉来进行。因为企业里全体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生产的好坏。一个有觉悟的人的劳动和一个觉悟很低的人的劳动，无论从生产过程或是从生产结果上看，都是有显著区别的。例如，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厂进行春季保安检查，因为没有认真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结果保安大检查基本上是失败了。今年年度生产计划的制订，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就做到了比一九五一年生产任务增加百分之四十、成本降低百分之六点八、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今年增产节约运动中，依靠全体职工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并形成群众性的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运动，使今年的增产节约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外增加五万吨粮食的财富。
企业行政干部怎样进行政治工作呢？我的体会是：第一，联系具体情况认真地研究与执行上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我们在接受工作任务时，都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认真地分析我厂的具体情况，从而订出具体计划，并在每日的碰头会上，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干部共同检查执行情况，提出改进办法。今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始，我们分析我厂的有利条件是：工人们的技术水平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去年全厂有百分之六十的徒工，今年只有百分之十了，其余都已升为技术工人了。这个有利条件，给我们制订增产计划提供了新的有力的依据。同时，也提高了全体职工对于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增产节约运动展开一个月以后，全厂就出现了一千六百多条合理化建议，这些建议现在已经大部实现。
第二，企业行政干部注意做政治工作，绝不是代替党和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更不是放弃生产行政工作。而是要抓紧企业管理工作，紧紧地依靠党与工会、青年团等组织，协同做好政治工作。
当每一项工作开始，我们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分析干部和职工的思想状况，确定政治工作的方法、步骤和要求，以保证生产任务和行政工作的完成。平时，行政工作干部经常在碰头会上，向党委、工会、青年团的负责同志报告生产上的情况和问题，使党的工作同志和工会、青年团的工作同志也能掌握生产上的关键问题，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超额地完成国家生产任务而努力。例如在质量检查时，行政上把产品质量上所存在的问题告诉党、工会和青年团，经过共同研究，找出了提高质量的六个关键。接着党和工会、青年团等组织就发动和组织群众，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要做好政治工作，行政方面必须给党和工会、青年团的工作以大力的支持。行政工作干部应该研究党和工会、青年团所得到的来自群众的各种反映，以改进行政工作。行政干部要认真执行党的指示，尊重本厂工会的意见，并经常向工会报告厂长基金的收支情况，大力解决职工福利问题。
第三，教育各级行政干部，做好行政工作，全面地完成生产任务。厂长要推动整个行政组织做好政治工作。在每项中心工作开始前制订计划时，先统一干部思想（科长、车间主任等），明确认识关键问题及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这样就有了发动群众的骨干，就可以避免行政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就能与党和工会、青年团等组织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做好行政生产管理工作。例如我厂二车间进行一种产品试制时，工长怕影响该组增产节约计划的完成，派了一个技术较低的工人去做。经了解后，即时在该组工人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工作，结果该组选择技术最高的工人进行试制工作，使试制工作如期完成，小组增产节约计划也超额完成了。
我认为行政工作干部在制订每一个中心工作的计划时，应该要各科、各车间把政治工作列入计划之内，交厂的领导方面详细审查后执行。如果各级行政干部都注意做政治工作，那不仅能加强政治工作的力量，而且能不断提高行政干部本身的政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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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
苏联 马卡罗娃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这一著作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性意义。在这个著作中，全面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生产法则和物质资料的分配法则，确定了由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问题所做的深刻的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的卓越贡献。一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正确解决商品生产问题对社会主义胜利的巨大重要性。
商品生产已存在了几千年了。它产生在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的基础上。
列宁说过：“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体系之下，许多个别的生产者创造着各色各样的生产品（劳动的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生产品在交换时彼此相等起来。”（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十三页，俄文版）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一种什么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相反地，它的性质完全决定于统治着的生产方式。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看成一样。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商品生产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它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消灭了对生产资料——工厂、土地、铁路——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并建立了公有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同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有许多中小生产者阶级——农民，这些农民是不能剥夺的。党的任务是吸引他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并为由小商品生产逐渐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道路创造条件。因此，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国内保存了商品生产，虽然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已根本上改变了。
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揭穿了和抛弃了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投降的建议，他们认为当资本主义还没有使全体农民破产，还没有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这些建议表示放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也粉碎了和抛弃了其他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害方针，他们提议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要着手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并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的，因为这样的道路就会摧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就会把农民长久地抛掷到无产阶级敌人的阵营中。
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使中小生产者逐渐地和自愿地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在发展着的国家工业的援助下，为集体农庄建立现代的技术基础。为了确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必须保持商品生产
（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了为列宁和斯大林所策划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条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商品生产的必需性也没有消失。
在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国家的全民的形式和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而在目前我国所有的九万七千个集体农庄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
国家只能支配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集体农庄产品的销售是通过买卖的办法进行的。斯大林指示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乃是必要的东西。
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国家的和集体农场部门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有着根本的区别。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这一切都严格地限制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代替了单独的私人的商品生产。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不同，它不是包罗一切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商品流通的范围中已除去了土地，土地已不是买卖的对象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除去土地以外，国有企业所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也不是商品。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我国的生产资料并不出售，而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同时国家完全保有对它们的所有权。生产资料仅仅在对外贸易的领域内才保存着商品的特性，它们才确实被出售。
生产资料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已不是商品，但是它们还保持着商品的外壳。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改变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简单地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简单地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机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货币、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机能并取得了新的机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它通过贸易成为社会消费品，因为在出售时其所有者变化了。国营社会主义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也是商品，它通过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系统到达居民手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本身不含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所固有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的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它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因之商品流通的性质也改变了。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三三年当说明苏维埃商业的特性时，即曾指示过，苏维埃的商业是特种商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在苏维埃社会条件下加以实行的商业。
苏维埃商业的基本的原则上的不同地方，在于这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没有大小投机商人参加的商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根本特性，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剥削制度和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它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而服务。二
为斯大林同志所探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价值法则只在有商品生产的地方才发生作用。这一法则的要求是商品的交换要按照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来进行。马克思指出说：“当做价值来看，一切商品都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
价值法则，也像其他的经济法则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一个客观经济法则。因此，如果说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改造过的”形式中发生着作用，是不正确的。经济法则是不能“改造”的，因为它们的产生和发生作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
斯大林教导说，人们能够认识客观的法则，把某些法则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为社会谋福利。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认识了价值法则的作用，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谋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价值法则的作用没有自发性和破坏性。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私人所有制，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价值法则是生产的调节者。在这个法则的基础上，通过竞争中的价格涨落的机构，发生各种企业和各经济部门之间社会劳动和资本的自发分配情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导致再生产的周期性危机，导致生产力的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不能是同时也不可能是生产的调节者。这里，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是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城市和乡村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一切都严格地限制着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
价值法则的作用，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
如前面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被限制在消费资料的生产范围内的。这便决定着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写道：“在我国，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法则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法则通过货币和价格发生作用，因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这个法则的要求，在于商品的价格基于制造这些商品时所花费的社会必需劳动。
苏维埃国家在有计划地规定商品的价格时，是考虑到价值法则的。例如，众所周知，在生产一公担棉花时所花费的劳动要比生产一公担谷物时所花费的劳动多好几倍。因此，一公担棉花的价格就应该比一公担谷物的价格高得多。
然而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却提出把谷物和棉花规定为同样的价格。斯大林同志问道：“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植棉者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价值法则影响着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在劳动者货币收入的一定水平下，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就系于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水平。然而，价值法则的这种影响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并不带有自发性。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国营的和合作社贸易中的商品流转的范围和构成，决定于计划。不论是居民的货币收入和物价，都是按照计划来规定的。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二九年时即指示说：
“在我国市场上并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各国所常见的那种自由玩弄价格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减低成本费和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同时极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市场上这样一种特殊的特别的秩序，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内根本没有的，——这难道不很明白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三—四四页，俄文版）
苏维埃国家在规定消费品价格时，是考虑到价值法则的，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出发的。这个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一贯所实行的有步骤的减低消费品国家零售价格的政策，提高着人民消费的水平。由于战后时期的五次减低物价，现在用五十卢布即可购买到一九四七年底用一百卢布所能买到的东西。
价值法则的作用，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价值法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作用，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
问题在于，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力而必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法则支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法则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耗费在产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凭借价值及其形式来计算的。因此，我们的企业就不能不而且也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价值计算，是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价值计算对于估价、对于核算、对于确定企业的收入和亏损、对于财政机关实行以卢布监督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方面，都是必须的。苏维埃国家在争取节约制度、赢利、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斗争方面，利用着价值法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来看，保证有经久的和牢固的高级赢利形式，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作用及计划化所提供出来的，因为它们使我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保证国民经济有高速度的不断增长。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为了正确地领导生产，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必须研究价值法则、掌握它。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责成一切大小经济建设岗位上的经济干部要厉行节约制度，提高企业的赢利。经济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寻找、发现和利用生产中所蕴藏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有步骤地改善生产方法，降低产品成本，实现经济核算制。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认识了经济法则，自觉地引导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这种发展有利于我国的进一步繁荣，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三
正如价值法则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法则，也都要随之消失。
当然，商品流通和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在目前是被有成效地利用着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也在给我国社会带来毫无疑问的利益。它在最近的将来也将带来利益。但是要注意到我们发展的前途。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如果看不出这些现象现在已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因为它们正在阻碍着由国家计划化来完全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包括农业。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商品生产和因而产生的价值法则是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不相容的，并以此给予把价值法则说成是历史以外的现象，说成为一切历史发展时期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致命的打击。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高涨，必将要求在全部国民经济范畴内设置一个全人民的所有制形式。当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而是直接地以花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和钟点数量来计算的。斯大林同志指示说，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必须以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种社会经济中心能够为社会福利来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
斯大林同志指出：“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列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间的产品交换系统中。”
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产品交换这个实际任务的问题，这个任务在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代应为共产党所解决。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强大发展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在巩固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完善化为改变集体农庄产品的销售形式，为逐渐缩减商品流通和代之以产品交换制，创造了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在现在某些农产品的采购制度中，在农业生产品“换货”形式下的产品交换制的萌芽。
那么怎样实现“换货”呢？在定购技术作物——棉花、亚麻、糖萝卜和其他作物时，集体农庄把农业原料供给国家不仅从政府那里取得货币，而且主要是取得比一般零售商品有显著更低价格的必要的制成品。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举出明确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产品交换的存在会促使集体农庄的经济巩固和集体农庄庄员物质幸福的高涨。与国家订有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会比没有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获得更多的利益，现有的产品交换的萌芽将发展成为广大的产品交换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产品交换制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产品交换的实行，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并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包括进全民计划化的总的系统中去。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用社会发展法则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干部，使我们能预见到事变的进程，教导我们认识和利用有利于胜利地建设共产主义的经济法则。
（君强、刘竞合译，原载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联
“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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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捕五千多只老鼠的小姑娘
——全国甲等卫生模范刘俊英的故事
夏详瑜
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期间，我访问了全国甲等卫生模范刘俊英。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是黑龙江省洮南县第四区民治村小学的学生，是个青年团员。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她创造了新的捕鼠方法，一个人就捕鼠五千一百四十九只，又带动同学捕捉了六千零七只老鼠。她的捕鼠工作不但不影响学习，而且在学习上还经常考第一名。
今年二月，当民治村小学的孩子们听到老师讲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消息后，大家气愤地议论开了，有的说：“美国鬼子比日本鬼子的心肠还毒呀！”有的说：“他就是狠心不叫咱们念书和过好日子。”刘俊英听了特别气愤和伤心。因日寇过去在东北设立细菌工厂、撒布鼠疫细菌，刘俊英的爷爷、伯父、伯娘、叔叔和婶娘先后感染鼠疫死去，害得她家七零八落。刘俊英听到美帝国主义又在我国进行细菌战时，她的眼圈就红了。
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村里开展起来了，刘俊英喜欢得跳起来向同学说：“有毛主席，咱们根本不怕美国鬼子的细菌战！”她每天热心地去听村干部宣传“讲卫生，爱国家”的道理；仔细地看贴在墙上的扑灭老鼠防止鼠疫的宣传画，自己一面想：“一只老鼠到秋天就会繁殖很多只小老鼠，一只老鼠一年要吃八斤粮食，算算这些老鼠一年要蹧蹋咱们多少粮食，传染多少鼠疫细菌呵！”在老师动员大家作好卫生工作、努力捕鼠时，刘俊英积极地担任了卫生检查小队长。她在上课时专心听讲、做功课，中午休息时和放学后就捕老鼠。
她的母亲见她每天很迟回家，满身是汗，还带着一大堆老鼠，就埋怨她：“挺大丫头老在外边疯啥？捉了耗子还能当饭吃？”刘俊英反问她：“妈妈，你忘了爷爷他们是怎样死的吗？捕鼠是为了反对美国鬼子的细菌战呀！我要做到学习又好，捕鼠又多，气死美国鬼子！”母亲听了就不阻难她了，还答应她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捕鼠。家里的老鼠捉光了，她就带着弟妹在烈日下或是淋着雨跑到屯外几里、十几里的地方去找。一次，她的鞋子跑坏了，她就光着脚带着妹妹出去。苇草划破了她的脚，她痛得直想哭，但当她数到已捕了八十几只老鼠时，喜欢得连脚痛都忘了，笑着朝妹妹喊：“你看，我又捉到八十几个美国鬼子！”她虽然脚痛，但仍然坚持到校上课，从不迟到或缺席。孩子们都说：“刘俊英真是好样的！咱该学习学习！”有些孩子还编了许多快板来唱，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刘俊英，真能干，学习捕鼠总在先！咱们也得加油干，打败老美的细菌战！”
老鼠很狡猾，又跑得快，开始时刘俊英捕得很少。“怎样才能捉得多呢？”刘俊英常常翻来覆去地想办法，细密地观察、研究。根据她逐渐累积起来的经验，她能从鼠洞的大小、足迹分辨出鼠的种类和数目；知道各种鼠的不同的活动时间，想出不同的捕鼠方法。家鼠用夹子打、掘杆套或用吊坯压。野鼠多，活动范围广，她就想出挖洞的办法。第一次挖开鼠洞时，一只老鼠也没有捉到。她奇怪地想：“为什么洞前老鼠的脚印很多，洞里却是空的呢？”她并不灰心，又继续留意察看，终于发现在鼠洞侧壁有三条光溜溜的小道，直通到附近地面上。于是她断定老鼠是从这些小洞跑掉的。以后挖鼠洞，她总是先找附近的小洞，用泥土堵死后再挖大洞，这样没有一只老鼠能跑掉。在碰到深而弯曲的，名叫“大眼贼”的鼠洞时，她就用水灌，等它跑出来再用棍子打。她用这些方法捉了许多只老鼠。
老师见她一个人捉得多，就对她说：“要团结大家一齐动手，人多力量大！”刘俊英听了老师的话后，就带动同学组织捕鼠小组，亲自教他们捕鼠的方法。这样，三十六个同学很快就捕了六千零七只老鼠，使他们住的屯子变成无鼠区。刘俊英年龄这样小，捕鼠这样多，引起附近的屯子的人都积极向她学习，一个大的捕鼠热潮就掀起来了。
（新华社）
（附图片）
全国甲等卫生模范刘俊英（前排左）和鲁大妈（前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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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著名艺术家在北京表演（速写画） 叶浅予作
塔马拉·哈侬的“采棉歌舞曲”
卡拉巧娃和普奇岑的柔软体操